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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學者、思想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注 1]、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1],湖广衡阳县人,明末清初大儒,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晚年隐居于石船山麓,世遂称船山先生。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读通鉴论》等,后汇编为《船山遗书》[2]。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出身于太原王氏,但因战乱,元代至正年间之前的家谱已经失佚。王夫之的始祖王仲一是江南高邮州人,因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功劳,授予山东青州左卫之职。王仲一的一个儿子王成,在永乐年间,因为担任衡州卫指挥佥事,迁往衡州府。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万历年间两度中副榜,王夫之的母亲为谭氏,谭时章的女儿。王朝聘还有一前妻綦氏,是綦文佳的女儿,生子三岁早逝,万历甲午年綦氏也过世[3]。
王夫之出生于万历四十七年 (1619年) 九月初一子时,出生地为衡州府城南回雁峰王衙坪[注 2]。此时父亲王朝聘已经五十岁,母亲谭氏也有四十三岁[4]。王夫之为第三子,有长兄王介之和次兄王参之[3]。王夫之三岁时,父亲王朝聘第一次中副榜,赴武昌省应乡试,继而入国子监。因为父亲在京城,王夫之五岁起,跟随年长十余岁的长兄王介之学习。九岁时,才跟着从京城回来的父亲学习[4]。
崇祯六年 (1633年) ,十五岁的王夫之跟着两位兄长去武昌府应乡试,当时的主考官为钱谦益。十六岁时,湖广提学佥事水佳允在衡郡举行岁试,将王夫之列为一等第一名。十九岁时,王夫之娶陶万梧的女儿为妻[4]。
明末求学于岳麓书院,并师从吴道行,吴教以湖湘家学,“以朱(熹)张(栻)为宗”,与旷鹏升等结“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赴武昌参加乡试,落第。是年十月,和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设“匡社”,意指互相匡正。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乡举第五名,以《春秋》试卷列第一。十二月到南昌等候北上会试。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已进入承天(今湖北钟祥),张献忠取黄梅。会试被迫延期,王夫之由南昌返衡阳。
清兵南下时,王夫之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亲均死于战火,崇祯十六年 (1643年) 张献忠攻占衡州时,招贤纳士,王夫之隐匿衡山,拒不受聘[5],大顺军攻入北京时,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6]。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闻明安宗在芜湖被俘,续写《悲愤诗》一百韵。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研读《周易》,后来编为《周易稗疏》。
王夫之曾经和管嗣裘、管嗣箕、夏汝弼和南岳僧人性翰、造纸工人、农民等近百人在衡山方广寺参加抗清活动,被湘谭人尹长明击败,方广寺被焚,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难,性翰受重伤,王夫之事败逃亡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堵胤锡荐为翰林院庶吉士。又结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春,离开肇庆,赴桂林暂居。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十八日,任永历政权的行人司行人。
永历四年朝廷深陷党争,吴党得势,为营救楚党,夫之和董云骧上疏,谓“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永历帝以王夫之“职非言官”而奏事,严词加以指责[7],鲁可藻又奏请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愤激咯血”[8],幸好焦琏、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等上疏反对大兴党狱,由于焦琏等人握有兵柄,永历帝只得将金堡、蒙正发、丁时魁等人除罪,改为削职远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与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9]。兵败后潜回广东、广西。李定国收复衡阳时,派人招请王夫之,“进退萦回”,始终未去成[10]。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清军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带,变姓名为瑶人,授徒著书,“为常人说《周易》《春秋》…常宁文士来者益众”,这期间著有《周易外传》,《老子衍》。
日后王夫之多往来长乐、库宗桥、新塘等地。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今船山乡湘西村)筑茅屋,名“败叶庐”。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终未剃发。康熙三年 (1664年),在“败叶庐”设馆讲学。又重订《读四书大全说》。晚年贫病交迫,连纸笔都靠朋友周济。吴三桂称帝,请王船山写《劝进表》,遭严辞拒绝;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事后,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对吴三桂表示深切蔑视。[1]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衡州府知府崔鸣𬸦受湖南巡抚郑端的嘱咐,携带粮食和钱币会见王夫之,请求王夫之“渔艇野服”与郑端“相晤于岳麓”,并且希望能够得到王夫之的著作刊行天下,王夫之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拒绝,但是看到郑端心诚,接受粮食,但退回钱币,且致函表示感谢。[1]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终身没有剃发。
王夫之生前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14]。但他的著作只是手稿,未曾刊行。王夫之说过:“吾书两百年后始显。[11]”
邓显鹤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著名诗人,他博涉群书,还乐于搜集湖南本地的文学作品[15]。王夫之的六世孙王世全在长沙城南书院探访了邓显鹤,开始同邓显鹤合作整理王夫之的手稿,于1839年在长沙刊印《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11]。
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首的湘军集团推崇王夫之的思想,继续主持刊刻王夫之遗著,1865年《船山遗书》刻竣,共计56种288卷,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船山著作汇编[11]。
民国后,刘人熙搜辑散佚,又有补刻本。1930年,谭延闿、胡汉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遗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凡七十种,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台北船山学会重印《船山遗书全集》,为二十二册。岳麓书社有《船山全书》十六册。
王夫之继承了以前思想家的唯物思想,并加以发展。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其发展变化有规律可循[2]。
王夫之的研究领域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地学,专精于经、史、文学。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𬘡蕴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心学“以知为行”和禅学“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1]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1]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
王夫之笃信程朱理学,但不赞成“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王夫之思想没有超出时代的范畴,他坚持维护集权帝制,他认为阶级制度不能变,能变的只是手段,又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后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船山学。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16]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17][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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