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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學者、思想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1]，湖广衡阳县人，明末清初大儒，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晚年隐居于石船山麓，世遂称船山先生。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读通鉴论》等，后汇编为《船山遗书》[2]。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出身于太原王氏，但因战乱，元代至正年间之前的家谱已经失佚。王夫之的始祖王仲一是江南高邮州人，因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功劳，授予山东青州左卫之职。王仲一的一个儿子王成，在永乐年间，因为担任衡州卫指挥佥事，迁往衡州府。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万历年间两度中副榜，王夫之的母亲为谭氏，谭时章的女儿。王朝聘还有一前妻綦氏，是綦文佳的女儿，生子三岁早逝，万历甲午年綦氏也过世[3]。
王夫之出生于万历四十七年 (1619年) 九月初一子时，出生地为衡州府城南回雁峰王衙坪[注 1]。此时父亲王朝聘已经五十岁，母亲谭氏也有四十三岁[4]。王夫之为第三子，有长兄王介之和次兄王参之[3]。王夫之三岁时，父亲王朝聘第一次中副榜，赴武昌省应乡试，继而入国子监。因为父亲在京城，王夫之五岁起，跟随年长十余岁的长兄王介之学习。九岁时，才跟着从京城回来的父亲学习[4]。
崇祯六年 (1633年) ，十五岁的王夫之跟着两位兄长去武昌府应乡试，当时的主考官为钱谦益。十六岁时，湖广提学佥事水佳允在衡郡举行岁试，将王夫之列为一等第一名。十九岁时，王夫之娶陶万梧的女儿为妻[4]。
明末求学于岳麓书院，并师从吴道行，吴教以湖湘家学，“以朱（熹）张（栻）为宗”，与旷鹏升等结“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赴武昌参加乡试，落第。是年十月，和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设“匡社”，意指互相匡正。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乡举第五名，以《春秋》试卷列第一。十二月到南昌等候北上会试。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已进入承天（今湖北钟祥），张献忠取黄梅。会试被迫延期，王夫之由南昌返衡阳。
清兵南下时，王夫之上书明朝湖北巡抚，力主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亲均死于战火，崇祯十六年 (1643年) 张献忠攻占衡州时，招贤纳士，王夫之隐匿衡山，拒不受聘[5]，大顺军攻入北京时，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6]。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闻明安宗在芜湖被俘，续写《悲愤诗》一百韵。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研读《周易》，后来编为《周易稗疏》。
王夫之曾经和管嗣裘、管嗣箕、夏汝弼和南岳僧人性翰、造纸工人、农民等近百人在衡山方广寺参加抗清活动，被湘谭人尹长明击败，方广寺被焚，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难，性翰受重伤，王夫之事败逃亡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堵胤锡荐为翰林院庶吉士。又结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春，离开肇庆，赴桂林暂居。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十八日，任永历政权的行人司行人。
永历四年朝廷深陷党争，吴党得势，为营救楚党，夫之和董云骧上疏，谓“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永历帝以王夫之“职非言官”而奏事，严词加以指责[7]，鲁可藻又奏请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愤激咯血”[8]，幸好焦琏、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等上疏反对大兴党狱，由于焦琏等人握有兵柄，永历帝只得将金堡、蒙正发、丁时魁等人除罪，改为削职远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与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9]。兵败后潜回广东、广西。李定国收复衡阳时，派人招请王夫之，“进退萦回”，始终未去成[10]。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清军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带，变姓名为瑶人，授徒著书，“为常人说《周易》《春秋》…常宁文士来者益众”，这期间著有《周易外传》，《老子衍》。
日后王夫之多往来长乐、库宗桥、新塘等地。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今船山乡湘西村）筑茅屋，名“败叶庐”。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终未剃发。康熙三年 (1664年)，在“败叶庐”设馆讲学。又重订《读四书大全说》。晚年贫病交迫，连纸笔都靠朋友周济。吴三桂称帝，请王船山写《劝进表》，遭严辞拒绝；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事后，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对吴三桂表示深切蔑视。[1]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衡州府知府崔鸣𬸦受湖南巡抚郑端的嘱咐，携带粮食和钱币会见王夫之，请求王夫之“渔艇野服”与郑端“相晤于岳麓”，并且希望能够得到王夫之的著作刊行天下，王夫之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拒绝，但是看到郑端心诚，接受粮食，但退回钱币，且致函表示感谢。[1]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终身没有剃发。
王夫之生前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14]。但他的著作只是手稿，未曾刊行。王夫之说过：“吾书两百年后始显。[11]”
邓显鹤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著名诗人，他博涉群书，还乐于搜集湖南本地的文学作品[15]。王夫之的六世孙王世全在长沙城南书院探访了邓显鹤，开始同邓显鹤合作整理王夫之的手稿，于1839年在长沙刊印《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11]。
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首的湘军集团推崇王夫之的思想，继续主持刊刻王夫之遗著，1865年《船山遗书》刻竣，共计56种288卷，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船山著作汇编[11]。
民国后，刘人熙搜辑散佚，又有补刻本。1930年，谭延闿、胡汉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遗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凡七十种，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台北船山学会重印《船山遗书全集》，为二十二册。岳麓书社有《船山全书》十六册。
王夫之继承了以前思想家的唯物思想，并加以发展。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其发展变化有规律可循[2]。
王夫之的研究领域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地学，专精于经、史、文学。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𬘡蕴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心学“以知为行”和禅学“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1]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1]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
王夫之笃信程朱理学，但不赞成“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王夫之思想没有超出时代的范畴，他坚持维护集权帝制，他认为阶级制度不能变，能变的只是手段，又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后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船山学。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16]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17][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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