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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页的主题是清朝政治家、军事家左宗棠。关于左宗棠题材电视剧，请见“左宗棠 (电视剧)”。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注 1]，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著名湘军将领、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外交家、实业家、改革家、诗人。一生亲历了讨伐太平天国、洋务运动、陕甘回变、新疆之役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然在中法战争马尾海战后，以钦差大臣之名重整湘军督办福建、台湾海疆防务期间，壮志未酬病逝于福州，享寿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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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棠少时屡试不第，功名止于举人，在醴陵渌江书院主讲二年，转而遍读群书，留意水利、农业，钻研舆地、兵法。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轻车都尉，封二等恪靖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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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棠，父亲左观澜，母亲余氏。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以教书为业。从小左宗棠跟随父亲耳濡目染，后进入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湖南大儒贺熙龄，受到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求学期间，结识了胡林翼等同窗好友。道光十二年（1832年），20岁的左宗棠参加乡试，中举人。同年左宗棠与同乡富商千金周诒端结婚，入赘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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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道光六年），左宗棠参加湖南湘阴县县试，得到第一名。[1]:411827年（道光七年），左宗棠参加长沙府试，得到第二名。[1]:41
1829年（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阅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精研大清历史、地理（包括水利）、军事、经济，并且做了脚注和笔记，当时的八股文学子对他“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1]:41
1830年（道光十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因为丁忧而回到长沙府，他曾请魏源编辑了清朝开国到道光的社会现实和经世致用的论文书《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前去贺长龄家请教，贺长龄“以国士见待”，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去他家借书，贺长龄亲自登楼梯取书，并且不以为烦，每次左宗棠还书，贺长龄询问左宗棠心得体会“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厌倦”，贺长龄劝告左宗棠“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1]:41
1831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进入南宋张浚、张拭开办的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教书的人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贺熙龄教书讲究“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认识了罗泽南等人，贺熙龄评价左宗棠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1]:42
1837年（道光十七年），左宗棠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到醴陵渌江书院讲学，书院有学子60余人，收入微薄。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途径醴陵，到安化省墓，醴陵县官吏请左宗棠写对联迎接，左宗棠写下“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到对联极为高兴，于是邀请左宗棠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次日，陶澍带着左宗棠周游醴陵，成为忘年之交，后来成为儿女亲家。[1]:42-43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左宗棠离开安化，来长沙府开馆授学，女婿陶桄跟其学习，黄冕的3个儿子、周振的儿子周开锡也跟着左宗棠学习。这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回福建养病，林则徐的船从洞庭湖到湘江，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到长沙，林则徐派人去湘阴柳庄邀请左宗棠前来，胡林翼担任贵州安顺知府时，胡林翼给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当时林则徐听说后写信请左宗棠担任云贵总督幕府，但是由于左宗棠长兄的遗子办婚事，同时还要给陶家孩子上课，因此没有前行，“西望滇池，孤怀怅结”。[1]:45左宗棠接到林则徐手下的邀请后写了“湖南举人左宗棠”大红拜帖，匆匆赶到林则徐在湘江的船上，在过板时，一脚踩空，落入湘江，换完衣服，两人乘船在岳麓山下一个僻静的停泊处喝酒畅谈天下大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1]:45左宗棠后来说，“伉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应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1]:45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全部给了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1]:45临别时，林则徐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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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陕甘回变是于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事变。[2]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满清政府偏袒打死两个“偷竹子”的回民的汉人。激发长久以来回民被满族官员歧视压迫的怒火。同治回乱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10余年后才被清廷完全镇压。
叛乱在1862年开始，左宗棠在1867年接任陕甘总督前清军处于劣势。左宗棠首先派刘松山进攻陕北，1868年十二月，刘松山军击败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汉人武装董福祥军，董福祥遂率领部众逾十万人归降，刘松山择其精锐编成清军三营加强兵力。然后左军进攻陕西回军马正和、白彦虎等部，至1869年五月肃清陕西境内的回军。陕西回军向甘肃北路回军马化龙部的根据地金积堡撤退。左军刘松山部等部队继续向金积堡进军，表面上归顺清廷的马化龙代陕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粮尽援绝的马化龙最终于1870年十一月向左宗棠投降，于1871年正月被处死。[3]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1872年四月河州回军头目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3]:117-1181872年十月，清军收复西宁城。[3]:119-120白彦虎与陕回残军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后来又逃至沙俄并最后死于俄国。1873年九月，甘肃西北部肃州回军首领马文禄在坚守肃州城两年后也接近粮尽，向左宗棠投降。左宗棠在同月处死马文禄，同治陕甘回变就此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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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
“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
“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钜，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宗棠亲自去找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当然了这种奉承话只可一听，甲午战争前大部分西方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将获胜。 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李鸿章等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
左宗棠力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新疆，则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新疆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以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绝不可行。
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慈禧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迪化”。如果迪化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迪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1876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150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今酒泉），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迪化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迪化。阿古柏部队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3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慈禧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慈禧太后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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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设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比较虚弱，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迪化、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迪化、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里瓦几亚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摄政的西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从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4]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5]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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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塞防、海防政策之歧见，与长久相识的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两人意见就完全相反。
1884年6月，左宗棠入北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并以新疆的前车之鉴，力谏台湾建省。
1885年3月（农历正月），黑旗军[注 2]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然后以一千多人死亡的代价击退法军，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6]以表明绝不退让。中国方面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7]，同时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进行密谈，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最终双方在同年6月9日（农历四月廿七日）签订《中法新约》，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法国和越南签订的《第二次顺化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
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的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注 3]，并诬告台湾道道员刘璈，弹劾诬告刘璈十八款，使他们失去兵权并丧命[8]。
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但自己却在一个月后的七月廿七日（阳历9月5日）病逝福州。左宗棠系的湘军人马自此一蹶不振，而李鸿章的淮军在派系斗争中压倒湘军，控制了清廷军事大权，一直到北洋军，都是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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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的学者对左宗棠的评价各有不同，没有统一意见；20世纪80年代之后意见逐渐统一[9]，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左宗棠是晚清的伟大人物，为民族存亡和中国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是一个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人物。[10][11]
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史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12]
梁启超评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清朝人在著作中评价左宗棠说：“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13]
1983年8月，王震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9]
不过另一方面，左宗棠以铁腕手段严厉镇压回民暴动，甚至对叛军手下进行报复性屠杀[14]，因此当时回民直斥其为“左屠夫”。[9][15]
左宗棠年轻时自比为诸葛亮（孔明），常以“今亮”、“小亮”、“老亮”等自称，还在灯笼上题上“老亮”两个大字，后听闻林寿图以诸葛亮之“诸”（意指“多”，系当代太多人随意以诸葛亮自比）来讽刺他，之后便不再以孔明自喻了。[16]尝跟胡林翼说，希望自谥为“忠介先生”，心愿就满了。[17]左宗棠自知有“气质粗驳”的缺点，便以“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时，当年主考官来到他手下任职。当年落榜的左宗棠记恨不已，将主考官叫来，自己将应试文章背出来。每背一段，便恶狠狠地问主考官：“这篇文章哪里不好了？像左老三（左宗棠在家中排行第三，人称“左老三”）这样有才的人，你都不录取为门生，想录取甚么人？”又叫来左右：“他曾经在河南当过官，你们去河南，调查他干过甚么坏事？”该主考官有自知之明，称病辞官[18]。
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后破格御赐“进士”），在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总兵樊燮来访，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行礼：“吾二品总兵，与汝四品幕僚请安？岂有此理？”左自认为骆秉章的代表人，相当有气焰，对轻慢于他的樊燮非常不悦，大骂“王八蛋，滚出去！”[19]，樊燮气极而向咸丰帝弹劾，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樊燮反而被朝廷罢黜。左宗棠也因此离开了骆秉章处，推荐刘蓉代替自己。
樊燮大怒：“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如此！”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边，写下“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并聘请名师教导其两子，要求两子在超越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为父报复。且命令两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穿女装，以作激励：“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后樊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焚烧洗辱牌以告慰当时已作古的樊燮，已有后人在功名上压倒左宗棠。
由于钱庄大亨胡雪岩支持左宗棠，李鸿章在1883年趁胡雪岩囤积大量生丝滞销之机，命上海道员邵友濂故意拖延胡雪岩的饷款二十日[20]，胡雪岩缺乏现金，无奈之下从自己的钱庄调现银五千万两周转。消息传出，一时市面大传，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并挪用钱庄的存款，故杭州府存户开始挤兑[21]，于是胡氏杭州的“泰来钱庄”倒闭，接连各地皆发生挤兑风潮。童元松评论说：“1883年爆发的金融风潮是19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积生丝投机失败引起的。”[22]1883年12月3日，京师阜康分号关闭。接著，镇江、宁波、杭州、福州、金陵、汉口、长沙等分号亦相继倒闭，至于破产[23]。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清代诗人萧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颂“左公柳”而作：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濬，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为两江总督时，常用将领等级的高阶军官当副官。一次命一位“材官”（副官的俗称）亲手送信给江宁布政使（藩台，从二品），“材官”送信时，坐到这位藩台大人的炕上，与藩台“侃侃而谈”。第二天藩台面见左宗棠，也向左抱怨材官无礼。左宗棠当场把那位“材官”叫过来骂了一番，说，我的炕“由尔睡，由尔坐”，藩台大人的炕，你怎可以随便坐呢？藩台大惊，因为左宗棠表面上在骂材官，事实上在骂藩台，连总督的炕都可以随便坐，藩台的炕又如何呢？藩台于是去询问旁边的巡抚，才得知，这个“材官”官居“一品提督”头衔，而且身受黄马褂、当过总兵，比二品的藩台还大。还有另一位藩台去见左宗棠，发现辕门的戈什哈（卫兵）都坐著，没人向他行礼，所以很生气，向左宗棠告了一状。左宗棠于是下令，等会藩台出来时，所有卫兵“站队恭送，赎先倨之罪”。藩台仔细一瞧，这些卫兵都是“红顶花翎”，全是二品以上军官，使他吓得魂飞魄散。[注 4][24]
| 左宗棠家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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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祖父：左逢圣
- 曾祖母：蒋氏
- 祖父：左人锦
- 祖母：杨氏
- 父：左观澜（1778－1830年）
- 母：余氏（1775－1827）
- 妻：周诒端，字筠心（1812－1870年），湘潭黄荆坪辰山人
- 长兄：左宗棫（1799－1823年）
- 二哥：左宗植（1804－1872年）
- 长女：左孝瑜（1833年生），字慎娟，适陶澍之子陶桄，著有《小石屋诗草》。[25]
- 次女：左孝琪（1834－1873年），字静斋，著有《猗兰室诗草》。
- 三女：左孝琳（1837年生），字湘娵，适湘潭黎福昌，著有《琼华阁诗草》。
- 四女：左孝瑸（1837年生），字少华，适湘潭周翼标，著有《淡如斋遗诗》。
- 长子：左孝威（1846－1873年），字子重。
- 次子：左孝宽（1847年生）
- 三子：左孝勋（1853年生）
- 四子：左孝同（1857－1924年），字子异，官至河南布政使，清亡后隐居为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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