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人质事件
2010年菲律宾一起旅游车被劫持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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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人质事件,菲律宾政府称为黎刹公园人质事件(英语:Rizal Park Hostage-taking Incident)[3],香港政府称为马尼拉人质事件(英语:Manila Hostage Crisis)[4]或菲律宾人质事件[5],是一场发生于2010年8月23日的劫持事件。菲港两地政府在达成解决方案的联合公报,英文统称为基里诺大看台事件(英语:Quirino Grandstand Incident)[6]。中国政府称为8·23香港人质事件。[7]
2010年8月23日菲律宾马尼拉时间上午约9时半,被革除的菲律宾国家警察前高级督察罗兰多·门多萨强行登上一辆属于香港康泰旅行社旅行团的旅游巴士,挟持车上包括游客、司机、导游、领队和摄影师,共25名人质,要求菲律宾政府恢复其职务。绑匪先后释放了9名人质,另外1名菲律宾籍司机人质成功逃脱。事件持续近10小时后,匪徒与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爆发枪战,救援行动多次暂停,后者进攻逾1小时后,最终由狙击手击毙绑匪。事件持续12小时后,以15名人质中7名受伤、8名死亡,及匪徒死亡告终。[8][9]
事件造成菲律宾共和国与香港关系紧张。香港先后向菲律宾发出黑色外游警示,暂停菲律宾外交或公务护照持有人14天免签访港安排作为制裁措施,直到港菲两地政府在2014年4月23日达成最终方案,始降低警告级别。[10]
事件发生后逾七年半,在2018年4月12日,菲律宾总统杜特蒂第二度访问香港期间,首次以总统身份正式向香港及全体中国人道歉[11]。事件中的康泰旅行社表示希望伤者及家人释怀、重新生活,又指考虑到其他的因素,故此直到2022年结业也没有重新开团。[12]
罗兰多·门多萨毕业于菲律宾大学犯罪学学士学位;于1981年加入菲律宾警察部队分部(马尼拉警察分局);于1991年加入于同年成立的菲律宾国家警察,并且获得3级高等警官职衔,后来升任高级督察,于1986年被国际青年商会选为菲律宾十大杰出警察[13],先后获得“国家警察局效率奖”、“国家警察局功勋奖章”及“国家警察局服务奖章”等共17项荣誉[14]。
1990年代,他涉嫌持械抢劫及强奸而被起诉,但是由于受害人无现身指证,案件最后不了了之[15]。2008年,他涉嫌勒索而被停止职务,次年被菲律宾国家警察革职,同时被剥夺了原来将于2011年1月获得的一切退休福利,亦不再具有担任任何公职资格[14]。门多萨坚信自己最终会被复职,事发前两年菲律宾国家警察3次去信要求他归还M16自动步枪不果。而涉案的另外一支点45口径曲尺手枪也被证实为失枪[15]。
涉事旅行团为香港康泰旅行社在马尼拉的一组4日3晚旅行团,编号为PMK04-100820-PRO,于2010年8月20日出发,事发当日为该旅行团的最后一日行程,原订当晚返回香港[16]。他们所乘坐的车牌TUU-799旅游巴士共载有23人,包括20名团友、1名香港领队、1名本地导游和本地司机,团员年龄介乎4岁至72岁,包括17名成人和3名小童,共12女、8男。
旅游业是菲律宾的重要产业之一,惟治安长年欠佳,而且政府贪污腐败,枪械管制宽松,加上失业和贫穷等社会问题严重,针对外国游客及华人的抢劫及绑架罪案长年不息。由于富人集中于马尼拉大都会居住,因此该处的绑架案件几乎日日发生,被称为“绑架之都”[17][18]。
根据法例,每名菲律宾公民均可以经注册后拥有一把手枪及一把霰弹枪,但监管的制度很薄弱,估计在菲律宾市面上有约两百万支枪械流通,从黑市购买枪械及枪牌转让情况随处可见,也有不少警察在离职或退休后会继续持有警察枪械[19]。
年份 | 记录在案的 罪案数 |
记录在案的 绑架案数 |
绑架案 受害人数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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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62,148[20] | 135[21] | — | 每个月均有绑架案发生。[22] |
2009 | 101,798[20] | 138[21] 自1995年有记录以来最高 |
143[21] | 138宗绑架案中,79宗要求赎金,另外59宗与叛乱、恐怖主义等有关;82宗发生在棉兰老岛,29宗发生在吕宋岛,马尼拉都会区有24宗,另外3宗发生在米沙鄢群岛;受害人之中至少116个为菲律宾人;143个受害人中,46个仍然被绑架,38个已获释放,31人被救出,13人被杀,10人死于绑架失败,5人逃脱。[23] |
2010 (上半年) |
— | 56[23] | 73[24] | 绑架案多数发生在棉兰老岛。[24] |
2010年8月23日上午6时10分,身处塔里扎伊尔市的枪手门多萨,请求他的好友梅莉西亚·冈萨雷斯(Melecia Gonzales)陪同他前往马尼拉,向警方交还枪械。她曾询问门多萨为何身穿警服及迷彩服,他借词称交还枪械须穿著制服,两人于6时30分驱车前往马尼拉。门多萨在车程中曾向她表示,枪械由马尼拉当局发放,必须到当地交还[3]:12。两人约7时半抵达马尼拉岷伦洛区(唐人街)吃早餐,约8时10分抵达圣地牙哥堡停车场,两人下车到古堡游览片刻,其后驱车两度经过古堡200米外的安达回旋处(Anda Circle),该处为外国旅行团参观古堡的上落车地点。最终两人在附近的前西班牙总督府(Palacio del Gobernador)外停车,门多萨从后车厢取出背包及长枪,并叫她驾车回家,自己则在附近徘徊[3]:12。
康泰旅行团在9时前抵达古堡,原定于9时40分离开,但因团友罗锦芬和李滢铨迟到,旅游巴士未准时开车,当时附近有两辆分别接载日本旅客及菲律宾的广告摄制队的旅游巴士[3]:12[25]。门多萨曾向古堡一名女导游询问旅游巴士是否到烈士墓园,并自称是护送人员[a][3]:12。
不久,门多萨走近康泰旅游巴士,首先向菲籍摄影师尼德路询问旅行团的目的地,尼德路回应指旅行团准备前往机场,门多萨答道:“多幸运,我会跟你同行”,随即登车表露警员身份。尼德路及菲籍导游林友兰曾拒绝他登车,又打算向古堡守卫求助,但被他命令关上车门及后退,门多萨要求司机卢邦把旅游巴士驶至黎刹公园。当旅游巴士驶经安达回旋处,门多萨向团友宣布:“对不起,你们现在是我的人质!”林友兰即以广东话向团友翻译[3]:12-14。
门多萨当时允许人质联络亲友及警察,林友兰以手机短讯通知接待旅行社发生挟持事件,而领队谢廷骏致电康泰旅行社[3]:12-14,先后向香港区客户服务部职员王敏仪及助理经理陈小冰报告,指:“依家有咗好大镬嘅问题……有个军人上咗我部车挟持咗我哋成部车,佢有两把枪(现在有了很严重的问题……有一个军人上了我的车,挟持了我们整辆车,他有两支枪)。”陈小冰让谢廷骏确保团友冷静,以免触怒枪手,通话时间共1分29秒[26]。门多萨随后要求林友兰收起所有手机,并在9时30分致电好友冈萨雷斯告知她已挟持旅游巴士,叫她收看电视后挂断电话[3]:12-14。
当旅游巴士驶至黎刹公园附近的马尼拉酒店,门多萨要求司机卢邦驶至公园内的基尼诺大看台(Quirino Grandstand)前,并于9时50分左右抵达。门多萨用手铐把卢邦左手铐在驾驶盘上,命令把车横放于马路中间,令该段行车线全线封闭。林友兰向接待旅行社发送短讯“Host.ge in mnl rizal park”,指被挟持到黎刹公园,旅行社助理经理卢尔德斯·阿曼锡(Lourdes Amansec)其后联络到尼德路,并有简短交谈[3]:12-14。
门多萨从背包中取出一些纸张,命令林友兰贴在旅游巴士的挡风玻璃上,向团友讲述自己被警方开除,声称是下属犯错,自己无辜,又要求人质合作,指会在15时前释放他们。其后门多萨要求林友兰致电接待旅行社,自己则致电一名以“Pare”称呼的人,期间门多萨对电话称:“现在你看到自己做过甚么,我单人匹马就在大看台……我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3]:15-17。
接待旅行社助理经理阿曼锡与职员驱车经过康泰旅游巴士,确定旅游巴士遭枪手挟持,于是到马尼拉酒店附近的警岗报警,但当值警员不相信,于是她带警员到现场附近的一家餐厅,其中一名警员透过无线电汇报事件。其后,司机卢邦致电阿曼锡报平安,并把电话交给门多萨,他向阿曼锡表示只要求复职及取回福利,不会伤害人质。偕同她的警员获知枪手身份,要求增援,警方谈判专家罗梅罗·萨尔瓦多(Romeo Salvador)及奥兰多·耶夫拉(Orlando Yebra)在10时许抵达现场,马尼拉警区首长马格提贝亦于10时10分到场指挥。马尼拉市长林雯洛在10时许的例行会议获悉事件,要求副市长莫雷诺赶到现场善后[3]:15-17。
约10时30分,团友李徐凤群举手称感到肚痛,门多萨命令林友兰陪同她离开旅游巴士找厕所,他对林说:“你下去报警,我也会跟他们说我挟持了这旅游巴士的人质。”警方及传媒其后接触获释的两人,而阿曼锡亦将司机卢邦的手机号码提供给警方,试图联络车内的门多萨。李徐凤群、林友兰及阿曼锡其后被带到警岗,但只有红十字会人员向他们索取人质姓名,并无警察向他们查问[3]:18。香港入境事务处1868热线在11时许接获旅游业界通报事件,当局即时致电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要求支援;保安局亦致电菲律宾驻港总领事馆,要求菲律宾政府以旅客安全为首要考虑及妥善处理事件[27]。
谈判专家萨尔瓦多在11时前透过卢邦的手机联络门多萨,获准走近旅游巴士司机席旁的窗户,展开谈判。门多萨向他要求即时复职,若当局答允愿意自行锁上手铐自首,又要求他抄录玻璃上给申诉专员的陈情书。萨尔瓦多提出以提供食物及饮料交换人质,但遭到门多萨以担心食物被下毒为由而拒绝。谈判在11时许由耶夫拉接手,门多萨向他递上文件要求亲身送到司法部长德利马,并汇报给现场危机小组。随后耶夫拉被命令到黎刹警岗汇报,副市长莫雷诺建议把文件送交申诉专员公署较为合适。
12时许,门多萨同意释放团友曾懿丽及其两名子女(10岁的傅泽贤及4岁的傅颂贤)[b]。当曾懿丽走到第3、4排座位,见到杨绮华回头望她,故她望向杨的儿子汪政逸,门多萨见状问她,汪政逸是否是其儿子,曾诈称对方是亲戚,于是也让她把汪政逸带下车,当时汪父汪子林一度站立问道:“做咩带走我个仔?(为何带走我儿子?)”曾轻声问汪政逸︰“跟唔跟阿姨走?(跟阿姨离开吗?)”汪政逸点头,曾见汪太没有异议,遂将他带走,此时其丈夫傅卓仁亦站起来,但被枪手两度喝止,她要求丈夫坐下后带同3名小童离开旅游巴士[28]。此时,神父罗贝托·雅歌乔(Roberto Agojo)到场要求与门多萨对话,被萨尔瓦多拒绝[3]:19-20。
副市长莫雷诺在中午抵达事发现场与警方开会,并自愿到15公里外的奎松市申诉专员办公室,亲自与专员交涉。门多萨透过谈判专家向莫雷诺道谢,并于12时30分与莫雷诺有简短的电话交谈[3]:19-20。总统阿基诺三世在13时许听取菲律宾国家警察及内政部简报后,下令派遣特别行动部队到场戒备,同时派遣救护车到达现场候命。身处现场的马格提贝被告知有关命令,于13时许首度与担任危机处理小组主席的市长林雯洛接触,林于13时30分向阿基诺三世电话汇报人质安全及谈判进展[29]。14时许,门多萨接过电话后,询问车上是否有糖尿病人,团友李奕彪示意后,以两名在纪念公园为游客拍照的摄影师作交换人质而获释,期间团友罗锦芬一度以协助他下车为由起身跟随,但遭门多萨阻止[3]:19-20。
14时30分,由旅行社提供的饭盒送往车上,但门多萨未有与人质一同进食。警方应门多萨要求为旅游巴士加油,成功换取释放菲籍摄影师利哥·告鲁斯。团友陈国柱曾与坐在旁边的谢廷骏商讨使用太平门逃走的可行性,最终担心枪手会伤害其他人质而放弃,英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及香港旅游发展局人员到场了解事件。枪手先后在旅游巴士车门或车窗贴出以下3张字条:
门多萨任职警员的弟弟格雷戈里奥·门多萨其后到场,擅自走近旅游巴士,被萨尔瓦多强行没收配枪[30]。门多萨在旅游巴士大叫道:“这是我的弟弟,他还是警察,为何夺去他的配枪?”要求谈判人员即时交还。15时,门多萨要求GMA电视台女记者苏珊·恩里克斯(Susan Enriquez)到场,并走到车尾位置[3]:21-22。副市长莫雷诺再度致电门多萨,问他是否希望与申诉专员交谈,并安排他与副申诉专员古铁雷斯通电话,门多萨向他怒斥:“你这个混蛋,你就我的案件索款15万披索,这里有人死的话都是你的错!”[c][3]:21-22。门多萨其后获保证重新审视个案,而莫雷诺亦要求他再释放5名人质,门多萨表示会考虑,并再度要求食物与水。16时许,门多萨释放曾以照顾团友为由,拒绝离开的菲籍摄影师尼德路,莫雷诺再度与门多萨通电话,不满对方只是释放多1名人质[3]:21-22。
17时,门多萨拒绝谈判人员要求在旅游巴士外访问的要求,而马格提贝亦不准许记者登车,随即要求女记者依安立奎及摄影师离开现场。市长林雯洛在17时10分首度抵达黎刹警岗,并与格雷戈里奥会面。包括狙击手等16名特别行动队队员于17时30分抵达看台南端待命[3]:23。副市长莫雷诺其后亦抵达警岗,并在格雷戈里奥在场下阅读申诉专员发出的信件,格雷戈里奥认同信件能解决事件后,偕同两名谈判人员带同信件走近旅游巴士。
门多萨在18时03分起接受电台棉兰老岛广播网(Radyo Mo Nationwide,简称RMN)的电话访问,表示希望收到申诉专员的复职信,主持人其后访问司机卢邦。谈判人员耶夫拉于18时14分向门多萨递上申诉专员回信,并应主持人要求即场宣读,门多萨听罢直斥信件是垃圾,他需要知道专员是维持抑或推翻决定,而非重新审视复职申请,一直拖延他的个案,又道“我不是要这些,我要的是(复职的)命令”。萨尔瓦多回应与耶夫拉再度商讨,又要求事件尽快落幕,门多萨称以后再谈。耶夫拉听取了萨尔瓦多的报告后提出,可以向市长林雯洛或马格提贝申请批发一份临时复职令,门多萨答应可以以此作为妥协方案[30]。此时格雷戈里奥突然向门多萨指称,自己的配枪仍未被交还,又向他说:“哥哥,若他们不交还我的配枪,别达成协议”,门多萨斥责耶夫拉是骗子,要他离开,耶夫拉只好带着格雷戈里奥一同回去,门多萨于18时20分向谈判人员开枪,但无击中[3]:25[31]。
耶夫拉其后斥责格雷戈里奥,“你在做甚么?你只关心你的枪。你说过可以帮我们,结果你就在乱事”,并向马尼拉警区首长马格提贝指格雷戈里奥是共犯,要求将他拘捕,其后市长林雯洛下令对格雷戈里奥扣上手铐,并带往警察总部问话。另一方面,市长林雯洛在与警方高层开会后,并没有就签发临时文件的问题达成一致[30]。18时45分,林雯洛与马格提贝等人前往附近一间中餐馆用膳,又称“这根本是场等待的游戏,等一下吧,可能他疲倦,缺乏睡觉,就会弃械投降”,在场待命的特别行动部队未有接获行动命令,而被告知马格提贝将行动交由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接手[3]:25[30]。
18时许,门多萨要求领队谢廷骏从车尾走到车门,并将他锁上手铐,系在车门的扶手上。门多萨在18时30分恢复接受RMN的电话访问,期间威胁谈判破裂会杀害谢廷骏,称社会不公义,期间应主持人要求,曾经给团友杨绮华接受访问[3]:26,杨以简单英语表示“OK,but afraid(很好,但害怕)”,又指自己15岁女儿汪绰瑶仍在车上[32]。
约19时15分,格雷戈里奥由警署押往警察总部被在场传媒发现,他在镜头前跪地喊冤称:“他们会杀我!他们会杀我!我不是共犯!”他的子女及妻子亦一同声援,双方激烈拉扯,场面混乱,尽管警方要求停止录影,但片段仍然被实时直播。门多萨在旅游巴士车头位置收看电视新闻,见到亲人被捕,情绪转趋激动,威胁说:“释放我的弟弟,他是无辜的!如果不释放他,我会杀害所有人”,并对着手机大喊“LAST 15 MINUTES!(最后15分钟)”及“LAST 5 MINUTES!(最后5分钟)”,团友较早前已经意识到枪手可能动手,曾经计画如何反抗和自保,领队谢廷骏、团友李滢铨、陈国柱及梁锦荣曾商讨合力制服枪手,但各人商量后认为门多萨“侵略性不算大”,担心行动失败会累及团友而未有行动[33]。梁锦荣向陈国柱称必要时试图制服匪徒[3]:26。
19时21分,门多萨对电台主持人威胁指警方若带走格雷戈里奥,会先杀死在车头的人质(即领队谢廷骏);主持人迈克尔·罗加斯(Michael Rogas)要求他冷静,并称会将其要求向警方转达,随即传出枪声及哭叫声。此时,门多萨先射杀车门位置的谢廷骏,再走向前排的易小玲开枪,易中枪后一直保持姿势,合上两眼坐在座位上装死[34]。傅卓仁及梁锦荣随即扑向门多萨,傅卓仁推开枪嘴,大叫“唔好!(不要!)”枪手立即后退一步,并向距离约十呎的傅连开两枪[35],他胸腹中枪倒地,接著朝扑向他的梁锦荣开了一枪,梁锦荣胸口中枪即时倒地,一同冲出打算制服匪徒的陈国柱被逼退回座位[36]。
门多萨其后从车头走到车尾,一左一右以瞄准头部的方式向团友开枪,先后射杀梁颂诗、汪子林、杨绮琴及杨绮华。门多萨最后向车尾的陈国柱开枪,他本能举起装有水瓶的尼龙袋背包挡子弹,结果尼龙袋被炸飞、双手重创躺在座位上[35]。梁颂仪欲爬往受伤兄长梁颂学身边,结果被枪手开两枪打死[3]:28-29[37]。
门多萨其后走到旅游巴士第6排准备向车外迎击,期间他透过电话向主持人要求警方放人,威胁会杀害更多人质,在19时30分挂断电话。门多萨命令司机卢邦把旅游巴士前进,但警员击中轮胎,旅游巴士移动一段短距离后停下。卢邦要求门多萨释放他,获对方同意,并利用指甲钳打开手铐成功逃脱,由司机席旁边的门窗跑向警方,宣称车上人质全部被杀。谈判人员尝试联络门多萨,但直至20时仍未接通[3]:28-29。
马格提贝确定枪声后命令进攻,由3个小队组成的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于19时35分包围旅游巴士,门多萨以M16自动步枪在车内开火,而攻坚部队以铁锤企图击破车窗的强化玻璃不果,并于20时09分报告未能从缺口进入车内[3]:28-29。他们向巴士投掷自购的萤光棒[38],又试图用警车和绳索强行拉开在车前方的推入式车门,但是绳索在拉扯下绳结松开,攻坚行动直到20时11分仍然胶著。指挥官其后命令特别行动部队联合攻坚,20时16分以梯子接驳成功开启的太平门,但是警员进入即遭到门多萨伏击开火,警察踏入一步后即被连开4枪,子弹打在防弹盾上,持盾警员急忙逃退[39]。其后,马格提贝被撤销现场指挥官权限,特别行动队全盘接手行动[30]。
期间枪手突然用M16突击步枪向车外乱枪扫射,至少射击20发子弹,留下1至2排共逾20个子弹孔。在现场采访的香港无线电视新闻部工程人员温明及一名当地小童均被流弹击中,分别擦伤腹部及被击中腿部。在特别行动部队施放3枚催泪弹下,门多萨走到旅游巴士前方,在20时41分被狙击手射击击中致命,尸体跌出旅游巴士的正车门外。此时,警察登车要求轻伤者从旅游巴士后门跳出,重伤者则留待救护人员登车处理,人质挟持事件终告结束[3]:29-30。
另一方面,警察总局在当晚19时许签署了门多萨期望的正式复职令,然而萨尔瓦多将其带往劫持现场时,因为严重交通堵塞而耽误了时间。萨尔瓦多曾经多次拨打门多萨的手机,惟由于一直忙音无法接通。最终萨尔瓦多赶到现场时,门多萨已经射杀人质[30]。
菲律宾警察的解救行动缓慢,没有主动协助车上的乘客离开,反而要求对方自行步出旅游巴士。首名离开旅游巴士的人质是陈国柱,接着是李滢铨、其母罗锦芬、汪绰瑶和梁吴幼媛。受伤的梁颂学及易小玲被抬离车厢。所有人质于晚上9时30分左右被救出[40][41]。所有人质获救之后,现场一度混乱。大量记者和围观者涌入现场甚至进入旅游大巴车厢。约十分钟后,警方在内政部长林炳智(杰西·罗布雷多)的建议下开始封锁现场[30]。
事发后死伤者陆续送往多间医院,但是过程相当混乱,手部中枪的陈国柱,与李滢铨和罗锦芬被安排登上一辆无篷的吉普车,一直被雨淋了近20分钟,才被安排登上救护车,但是车上没有任何的基本救护设备,当陈国柱向护士索取绷带,对方则让他自己按着伤口。送抵医院后,亦得不到即时的护理[42]。伤者杨绮华被送到崇仰总医院,但是医院保安员指出,该医院不能够再接收任何紧急伤者,结果她被转为送到2公里外的马尼拉市立医院(Ospital ng Maynila),但在中途无心跳,可能因延误导而失救死亡[43]。事发后,香港医院管理局派出由8名人员所组成的境外医疗支援队在8月24日到达马尼拉,协助当地医疗支援。
在事件中获得释放的团员李奕彪夫妇在8月24日跟随另外一个提前结束行程的康泰旅行团返回香港[44]。其馀大部分死伤者及家属则由香港政府包机在8月25日傍晚接载返回香港。菲律宾政府及香港政府分别在马尼拉机场及香港国际机场为8名死者举行哀悼仪式,受伤团员陈国柱和汪绰瑶其后被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理[45][46]。下颚遭到重创的易小玲在保险公司安排下乘搭医疗专机在同月25日晚间11时抵达香港,亦被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救治[47]。至于头部遭到重击而昏迷的梁颂学与幸存的母亲吴幼媛则获得安排搭乘医疗专机,在8月27日返回香港,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手术[48]。第一批医疗专机其中包含由医疗专用私人飞机及国泰航空公司的专机在8月25,26日接载病人回香港后,到梁颂学需要紧急返回香港时,由于医疗专用私人飞机前期已执行几趟任务接易小玲等病人,医疗专用私人飞机机组人员必须休息以符合航空安全法规[49],导致梁颂学回香港时在香港没有可即时遣派的医疗专用私人飞机,幸而最后在中国北京有其他医疗专机可用,最后医疗专用私人飞机零晨2时由北京调到菲律宾接载梁颂学回香港。
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于8月27日宣布,在家属同意下,决定安排死者永久安葬于景仰园[50]。香港政府解释,遇难者虽然经历了极度恐惧,但是在危难中展现了大爱精神和人性光辉,有关家属成员则承受了无比伤痛,因此特别安排遇难者可以永久安葬于景仰园[51]。最终谢廷骏的遗属要求安葬于钻石山坟场以方便拜祭[52][53],梁锦荣与两名女儿则安葬于长沙湾天主教坟场[54][55],日后可能运往加拿大永久安葬。另外4名遇难者则安葬于景仰园[56]。遇难团员傅卓仁在2010年9月5日安葬于景仰园,成为首名安葬于景仰园的安息者[57]。
中文名 | 英文名 | 年龄 | 性别 | 伤势 | 身份 | 国(本)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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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荣 | Leung Kam Wing, Ken | 58 | 男 | 两枪打穿胸部,右臂中1枪 | 团友/Stadium Asia董事总经理/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副会长/香港大学工业及制造系统工程系校友[60]/天主教伍华中学校友/慈云山天主教小学校友[61] | 加拿大[62] |
梁颂诗 | Leung Chung See, Doris | 21 | 女 | 后脑右背部中1枪 | 团友/梁锦荣、吴幼媛长女/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分校英文系学生 | 加拿大[62] |
梁颂仪 | Leung Song Yi, Jessie | 14 | 女 | 左胸和腋下各中1枪 | 团友/梁锦荣、吴幼媛幼女/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学生 | 加拿大[62] |
汪子林 | Wong Tze Lam | 51 | 男 | 右背部中1枪 | 团友/港铁车务策划及支援主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杨绮华 | Yeung Yee Wa | 44 | 女 | 左边颈骨中1枪,打碎了右边三条胸骨、右边肺部也受破坏 | 团友/汪子林妻子/杨绮琴妹妹/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校友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杨绮琴 | Yeung Yee Kam | 46 | 女 | 头部中1枪 | 团友/杨绮华姊姊/香港消防处助理文书主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傅卓仁 | Fu Cheuk Yan | 39 | 男 | 左边身躯中2枪 | 团友/建银国际综合发展部行政及综合事务行政经理/香港城市大学商业学高级文凭校友 [63]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谢廷骏 | Tse Ting Chunn, Masa | 31 | 男 | 颈部中1枪[64] | 香港康泰旅行社领队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中文名字 | 英文名字 | 年龄 | 性别 | 伤势 | 身份 | 国(本)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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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幼媛 | Ng Yau Woon, Amy | 53 | 女 | 轻伤 | 团友 梁家 梁锦荣太太 |
加拿大[62] |
梁颂学 | Leung Song Xue, Jason | 18 | 男 | 头部受硬物撞击[65] | 团友 梁家 梁锦荣、吴幼媛儿子 彼德堡市川顿大学学生 多伦多宝迪学院 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校友 |
加拿大[62] |
汪绰瑶 | Wong Cheuk Yu, Tracey | 15 | 女 | 脚部受轻伤 | 团友 汪家 汪子林、杨绮华女儿 汪政逸胞姊 荃湾官立中学学生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陈国柱 | Chan Kwok Chu, Joe | 46 | 男 | 双手手腕中枪 | 团友 易小玲男友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易小玲 | Yik Siu Ling | 32 | 女 | 下颚中枪碎裂变形,右手两指折断 | 团友[66] 陈国柱女友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罗锦芬 | Lo Kam Fun | 66 | 女 | 轻伤 | 团友 李滢铨母亲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李滢铨 | Lee Ying Chuen | 36 | 女 | 轻伤 | 团友 罗锦芬女儿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中文名 | 英文名 | 年龄 | 性别 | 身份 | 获释或逃脱时间 | 国(本)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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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友兰[67] | Diana Chan | 32 | 女 | 菲籍导游 | 上午11时正 获释 |
菲律宾 |
利哥·告鲁斯(音译) | Rigor Cruz | 19 | 男 | 菲籍摄影人员 上午11时交换人质 |
下午3时半或4时半 获释 |
菲律宾 |
丹尼路·美德路(音译) | Danilo Medril | 64 | 男 | 菲籍摄影人员 上午11时交换人质 |
下午3时半 获释 |
菲律宾[68] |
阿贝托·卢邦(音译) | Alberto Lubang | 38 | 男 | 菲籍巴士司机 | 晚上7时半 趁乱逃脱 |
菲律宾 |
李奕彪 | Li Yick Biu | 72 | 男 | 团友 李家,患有糖尿病 |
下午1时半 获释 |
英国[69] |
李徐凤群 | Li Fung Kwan | 66 | 女 | 团友 李家 李奕彪妻子 |
上午11时正 获释 |
英国[69] |
曾懿丽 | Tsang Yee Lai | 40 | 女 | 团友 傅家 傅卓仁妻子 九龙医院护士 |
下午12时半 获释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傅颂贤 | Fu Chung Yin | 4 | 女 | 团友 傅家 傅卓仁、曾懿丽女儿 |
下午12时半 获释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傅泽贤 | Fu Chak Yin | 10 | 男 | 团友 傅家 傅卓仁、曾懿丽儿子 启思小学学生 |
下午12时半 获释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汪政逸 | Wong Ching Yat, Jason | 12 | 男 | 团友 汪家 汪子林、杨绮华儿子 汪绰瑶弟弟 海坝街官立小学毕业生;准备升读荃湾官立中学 |
下午12时半 由曾懿丽向枪手讹称为其亲戚而获释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事发后旅游巴士被送往国家首都警察总部的一座货仓,旅游巴士内外安装闭路电视,警方表示欢迎国内外专家参与调查,并且会于3周内完成调查报告[73][74]。香港警务处根据国际警务合作原则,透过联络事务科联络,在得到菲律宾国家警察同意及协助下,先后4次派员到马尼拉搜证,包括在案发巴士取证、枪械测试及枪械弹道取证工作、会见部分案发时目击证人及参与行动的菲律宾警务人员。菲方亦提交宣誓供词、报告及其他所需资料予香港警务处[27]。
香港调查人员于8月29日试图登上旅游巴士,然而被拒绝。翌日香港当局与菲律宾司法部长、内政部长、国家调查局负责人及警方代表会面,会后司法部长承诺,并且叮嘱国家调查局主管协助香港调查人员搜证。期后香港调查人员成功登车,连续16小时通宵搜证,在车上调查分析血溅形态、玻璃碎裂状况、座位纤维、弹孔位置等法证[75]。香港警方在11月5日完成验尸、弹道和化验等调查报告,并且呈交死因裁判法庭[76]。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命令司法部及内政部联合调查事件,于2010年8月30日正式成立事故调查及检讨委员会(Incident Investigation and Review Committee,缩写为:IIRC),由司法部长德利马担任主席,内政部长林炳智担任副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当地华人、菲律宾统合律师公会(Integrated Bar of the Philippines)、菲律宾广播协会(Kapisanan ng mga Brodkaster ng Pilipinas)等代表。委员会的工作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是调查人质事件经过,评估警方行动与官员责任,并且提出建议;次阶段是检讨行动规划与程序、相关部门的训练与装备、警方处理涉及警员行政个案的程序等,并且作出政策建议,完成最终报告[3]:5。
委员会于2010年9月3日至9日举行公开聆讯,先后传召内政部副部长里科·普诺(Rico Puno)、马尼拉市长林雯洛、副市长莫雷诺、副申诉专员冈萨雷斯三世(Emilio Gonzalez III)等官员作供,而参与行动的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及谈判专家、与门多萨接触的RMN电台主持人、门多萨胞弟格雷戈里奥和旅游巴士司机卢邦等人亦先后于聆讯作供。委员会派遣两批由检察官、警官上校、律师和鉴证专家等代表团在9月6日至10日到访香港,为李奕彪夫妇、李滢铨、陈国柱和梁太等生还人质录取口供[67][77],并且收回早前错误交予香港警察的3部手提电话[67]。他们带同涉案枪械及检获弹头弹壳资料,以及500多粒子弹证物来到香港,利用香港警务处军械法证科的先进器材鉴证弹道[78]。
初步报告原订在9月15日提交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审阅,最后83页长的报告延迟两日完成[67]。经总统审阅后,报告在9月20日公开前会先交给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菲律宾总统府指原因是想小心地处理此敏感问题[79],避免误传而造成误会[80]。报告详细交代挟持事件经过,枪手门多萨由起初平静谈判,至最后发狂开枪扫射过程,以及当局营救经过。报告尾段点出了事件中8大关键错处[81][82]:
报告确定事件中8名死者是被枪手门多萨所杀,枪手前后以M16自动步枪开了62枪,但车厢内却共有65个M16弹壳,报告未有评论多出的3个弹壳是否来自警方,加上弹道测试仍未完成,未能证实死者身上的子弹孔是由哪支枪造成,和死者衣物上为何没有近距离开枪的火药痕迹[83]。调查报告列出12名人员包括警察、政府官员及传媒工作者要为事件负责[84]。
虽然报告最后20页的建议在公布时被抽起,但阿基诺三世在2010年9月20日于总统府举行的记者会透露,报告建议对12名事件中失职官员、记者及3家广播机构提出刑事与行政起诉。他解释要先谘询法律意见,已责成行政部长及其首席法律顾问审查报告建议,待他9月28日完成访美行程,才决定是否处分或起诉失职者[85]。他在10月2日再强调,报告大部份建议都会采纳,但对于惩处,则认为要了解他们触犯了哪些法例,该有甚么惩罚,和应按照哪些程序执行,但赞扬林雯洛在改善贫穷问题上表现出色[86]。
经过多次延迟,阿基诺三世在10月11日公布复检报告,但处分决定却远较报告建议的惩处宽松,负责指挥营救人质行动的前马尼拉警区首长马格蒂贝、首都地区警察首长圣地亚哥、负责谈判的警员耶夫拉,及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指挥官帕斯夸尔等4人遭到起诉。负责领导危机处理小组的马尼拉市长林雯洛,只以“工作失当及轻微失职”作行政处分,负责管理警队的内政部副部长普诺,总统府指他在事件中表现差劣和判断失当,但不认同委员会指他犯下重大过失。副市长莫雷诺虽在事件的关键时刻离开现场,委员会认为应控以疏忽职守之罪,但最终遭总统府拒绝。至于申诉专员古铁雷斯及副申诉专员冈萨雷斯,则分别交由众议院决定处分,以及下令对其“怠忽职守和严重失当”作出行政处分和调查。阿基诺三世亦批评RMN电台两名主持人不负责任,移送司法部调查法办[87]。
事故调查及检讨委员会在2011年3月4日,公布第二份报告,内容涉及检讨相关部门处理危机的行动计画与程序、训练、装备配置;菲律宾警方就涉及警员行政个案的处理程序;对政策及制度的改革建议等。委员会将长达59页的报告上载于菲律宾司法部的网页,但菲律宾政府并无知会香港特区政府,亦未有向港府提交报告副本[88]。
报告建议在现行的和平及秩序委员会(Peace and Order Council)或国家危机管理委员会下,成立工作小组专责制订统一的危机处理手册,并成立专责政府部门,透过宣传及监督,确保危机处理手册的程序在全国、区域及地方层次落实。在危机管理组织方面,报告建议明确界定各级危机处理组织内,政治及军警领导的职能与责任,明确指明主席与相关机构的职责,并且事先按照不同危机制定标准作业程序。报告亦建议,建立专门部门及衡量标准,界定危机属于全国抑或地方性,赋予和平及秩序委员会指挥、监督及提升危机级别的职能,并让国家危机管理委员会有权处理涉及外国人的危机。
报告质疑警方人员的谈判水平不足,建议交由专责部门属下的危机事件管理委员会(Critical Incident Management Committee)指挥谈判专家工作;就人质挟持等威胁作更仔细的分类;要求警方就处理人质挟持事件,有强制性的训练;危机事件管理委员会须设有专责人群管理的工作小组,并设立明确的警戒线与拘捕程序,以防公众与传媒擅进;就行动策略及计画等须备案,以便事后评估与检讨;就通讯方式建立标准作业程序;在人权公署参与下,重新评估战术选项与谈判阶段行动的行动程序;重新评估使用特别行动部队的政策,包括尽快成立专责处理人质挟持的特别攻击小组;在警方内设立小组以评估警察在行动期间有否遵守基本守则。
在行动后续处理方面,报告建议制定标准作业程序,让罪案现场搜证专队在行动期间已经参与危机事件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小组,以部署好行动后的搜证工作。报告并要求制定拯救伤者的程序,包括警方在医院的戒护、医院与拯救人员的预先合作与计画、规划紧急送医路线等。事后亦需要作出检讨报告,对违反程序者作出制裁。
对于训练及装备方面,报告要求菲律宾公安学院协调警方的训练,引进公私营合作的训练模式,又要求警员任职队长时须派往外海交流集训,设立海外执法机关协助培训的持续机制,并研究菲律宾国家警察学校提供警员持续进修的发展目标。报告亦要求警方须合理分配装备,并因应需要采购新装备。
报告亦建议增设独立的警察操守监管机构,并成立内务处(Internal Affairs Service)受理所有涉及警察操守及渎职的投诉,以取代人民执法委员会(People's Law Enforcement Board)及国家警察公署(National Police Commission)重复的职能,并限制其他调查机构针对警察操守及渎职的功能。报告建议为警员提供法律意见服务,各级法院与行政部门亦须列明法涉及警员犯罪未判决案件、行政及民事个案。报告亦提出一些立法建议,为上述各项建议提供法源[89]。
香港政府在2010年9月20日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收到首份报告,当晚发表声明,重申事件是“令人感到非常难过的悲剧”,并且完全可以避免,期望菲律宾当局对失职官员严正追究责任,竭力完成馀下的调查工作,对事件有公正处理,并且对死伤者作出公道的交代。声明指,香港政府肯定调查委员会的首份报告对关键问题没有回避;认为在紧迫时间和有客观条件局限下完成首份报告,显示出努力和诚意;报告仔细地交代了事件经过,并且对主要官员提出严厉批评和斥责,亦建议了作出处分和追究责任,认同调查委员会处理认真。至于报告对于8名死者的死因,以至7名伤者致伤的原因,香港政府表示仍然需要跟进调查,两地政府将会就双方进一步调查、鉴证及弹道测试等后续工作作出跟进及沟通。香港政府亦表明菲律宾当局的首份报告将会与香港警务处的独立调查报告,一并提交至香港死因裁判官考虑[90]。
2010年10月12日,香港政府就菲律宾政府发表复检报告,缓减了调查委员会首份报告就多名涉事官员所建议的处分发表声明,指有关决定“令港人,特别是受害者及家属,感到难以接受”,香港政府对此表示失望,要求菲律宾当局严正跟进追究和处分行动,强调“必须兑现其向公众问责的承诺”是对死伤者最重要的交代,香港政府会经过适当渠道向菲律宾当局表达香港人的看法[91]。
当日分别身兼危机处理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林雯洛及莫雷诺,在首份报告公布后翌日(2010年9月21日)召开记者会,林雯洛承认处理失当,但质疑报告失实及欠缺根据,辩称在关键时刻往酒楼吃饭,距现场仅500米,反指前马尼拉警察总长马格蒂贝失职,更一度含泪拍台说:“警察将他们(人质)置于危险边缘,但我们承受着。”副市长莫雷诺亦指自己做足本分,对被列建议起诉名单感惊讶,又认为当日自己将申诉专员信件送往枪手门多萨,是救了九条人命,没理由要受处分[92]。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亦表明,对于调查委员会的首份报告结论及建议,未能让他百分百信服,认为需要再跟政府详细讨论,以免对12名报告建议处分人士提出不必要的控告[93]。
阿基诺三世在10月12日公布复检报告后,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司法部长德利马,曾向传媒透露有意辞职,但其后改称身为内阁成员,不会因与总统意见分歧而辞职,并会支持政府。马尼拉市长林雯洛则表示,任何情况都不影响他做市长,会一直做到任期结束为止[94]。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在10月13日呼吁港人不要轻视总统府的调查报告,强调报告经过律师讨论和研究,又表示理解死者家属的失望,但指出委员会的调查纯属建议,总统最终不按委员会建议刑事起诉个别人士,是根据事实的决定,因为官员不涉及刑事疏忽,提出起诉亦不会成功,“最重要的事实,是警方错在行政疏忽,没有按程序做事,但他们的错并没有造成死亡,这是门多萨的责任”[95]。总统阿基诺三世在10月14日召开记者会,强调最后决定不刑事起诉部分官员,是法律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果,亦以菲律宾人民的利益为首要,不会因为香港政府不满意而作出修订[96]。
香港警务处在2010年11月6日向死因裁判法庭呈交包括弹道分析、验尸及化验等三份调查报告[97]。死因裁判法庭在2011年2月14日至3月23日,就本案在高等法院科技法庭死因聆讯,聆讯共28日,呈上170件证物[98],由陈碧桥担任死因裁判官。聆讯前,死因裁判法庭向116名菲律宾证人发出传票,但是没有任何菲律宾证人正式答应会来香港[99];至于香港证人则传召了34人,包括李奕彪夫妇、李滢铨、曾懿丽、汪绰瑶、陈国柱、易小玲等7名生还人质,以及心理学家、权威急救科专家、法医、政府化验师和香港警务处军械法证科的弹道专家等。由于大部分菲律宾证人缺席聆讯,死因聆讯亦读出了18名证人的陈述书,以了解案发经过[100]。
死因聆讯首次透过三维电脑图像,分析死者剖尸报告、弹道报告及旅游巴士内的各种证据,并且透过庭内的50吋高清大电视播放,取代一般血淋淋的证物照片,以免引致公众不安[101]。死因聆讯亦首次采用了“叙事性裁决”,要求3男2女组成陪审团,除了裁决8名死者的死因外,以陈述方式指出菲律宾当局对处理胁持人质事件的不当之处,如何造成人质死亡[102]。
2011年3月23日,死因裁判法庭裁决8名死者,包括谢廷骏、梁颂仪、梁锦荣、杨绮琴、傅卓仁、汪子林、杨绮华及梁颂诗,全部死于“不合法被杀”。陪审团裁定8名死者的死因,是当局未能够及时和有效地答应门多萨复职的要求;谈判人员向门多萨撒谎,讹称已经将佩枪归还胞弟,令到谈判终止;门多萨从电视看到胞弟被捕的新闻直播,致情绪失控而开枪杀人;警方长达1小时20分的攻击行动令谢廷骏及梁颂仪未能及时获得医治等[103]。
然而,陪审团对多项事发经过作出“存疑裁决”,包括不确定门多萨是否约于14时向人质表示将会于15时释放他们;马尼拉市长林雯洛和总指挥官马格蒂贝等指挥官是否在门多隆开枪时到高级餐厅颐和园用膳;谢廷骏和梁颂仪在及时获得急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存活;谢廷骏于20时55分置身于车门外,是否无人上前对其急救检查,以及当时其是否仍然有生命迹象等[103]。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2010年11月在日本横滨出席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曾向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明确表示菲律宾政府会为死因研讯提供协助[104]。不过,香港死因裁判法庭向116名菲律宾证人发出传票,结果开庭当天却无人确定来港或视象作供,菲律宾司法部转告71名证人拒绝来港作供。
2011年2月15日,死因裁判官陈碧桥罕有地传召菲律宾驻港副领事瓦尔·西蒙·罗克(Val Simon Roque)出庭交代,但他只表示两地司法机构有直接对话,总领事馆一直扮演沟通角色,拒绝作出任何承诺,又对陈碧桥要求他出庭汇报进展表示感到惊讶[105]。2月28日,6名生还团友及殉职领队谢廷骏的兄长谢志坚发表联合声明[106],要求菲律宾政府实现协助香港调查的承诺,安排证人来港作供[107]。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在3月3日召见菲律宾驻港总领事柯明,促请菲律宾政府采取必要措施,配合死因研讯[108]
3月9日,菲律宾驻港总领事馆通知律政司有一名菲证人愿意视象作供[109]。香港警方派员随同高级政府代表律师,前往到马尼拉一商业会议中心安排视象作供[110],原定率先传召5名讲述验尸及处理证物的菲律宾警方人员,在3月15日均缺席视象作供[111]。直到3月16日,门多萨弟弟格雷戈里奥成为聆讯中首名视象作供的菲律宾证人[112][113]。
3月17日,两名菲律宾证人再度缺席视象作供,曾荫权在当天致电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要求外交部向菲律宾当局转达本港的强烈要求;唐英年亦致电菲律宾驻港总领事柯明,再促请菲当局全力配合聆讯工作[114]。7名生还人质及死者家属在3月18日与曾荫权会面,向政府提出诉求[115]。几经交涉,菲律宾司法部批准9名国家调查局法医及法证人员作供[116]。
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在3月19日举行特别会议,有议员要求行政长官曾荫权提升外交层次,向中央政府反映,促请菲律宾政府协助香港死因聆讯。出席会议的时任保安局副局长黎栋国表示,对菲律宾政府的不合作感到失望[117]。菲律宾司法部在3月20日再度通知香港律政司,安排4名证人视像作供,包括一名绘图员、两名化验师及一名法医,但死因裁判官陈碧桥认为有关证供对聆讯没作用,直言“等到现在?你们不用来了!”,直接进入结案程序[118]。
香港政府于2011年3月23日发表声明,指死因聆讯是“公开、公正和专业”,尊重有关裁断,并且向作供的生还者、受害人家属、专家等证人致谢,强调会继续在能力范围内,向生还者和死伤者家属提供协助。对于研讯只有10名菲律宾证人透过视像作供,政府表明与及国家外交部一直尽最大努力,循各渠道要求菲方全面配合死因庭研讯,安排证人出庭作供,指大部分关键证人最终没有答允出庭作供,“实与我们的期望有很大落差,我们表示非常失望”[119]。
菲律宾外交部在2011年3月24日发表声明,认同香港死因聆讯裁决8名死者“不合法被杀”,与菲方独立调查报告结论一致,对人质死伤深表遗憾,会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亦会继续改善紧急事件应变能力。声明强调,菲方根据当地法律及国际公约,向本港死因庭提供一切可给的支援,包括确认115名菲籍证人收到死因庭传票,并协助同意出席研讯的证人,但菲律宾是民主国家,尊重及保障个人权利,包括有权选择是否在海外司法程序作供;又指菲方的调查公正公开,香港对事件的调查证据充分,菲方的配合也是关键之一[120][121]。
康泰旅行社在事发当晚,公布已为旅行团购买保险,死亡获30万港元赔偿,其中有15人透过康泰向美亚保险公司购买旅游保险,每人保费159元,若身故会额外获赔50万元。至于伤者的医疗费用,最高可索偿额为100万元。另外,紧急救援不设上限。至于没有财物或身体损伤的团友,可循行程延误索偿,最高可获1万元[122]。旅游业赔偿基金管理委员会亦为参加旅行团外游的旅客提供最高18万元的特惠赔偿[123]。
美亚旅游保险公司在8月25日表示会特别酌情处理,将事件由其他意外,改为视因乘搭交通工具而导致意外,而4名透过康泰购买美亚旅游保险的遇难团友,每人意外赔偿由50万元升至达100万元,另外每位将获发2万元的恩恤金;而伤者若于回港6个月内因创伤后遗症接受治疗,如看临床心理学家,覆诊费可达10万元[124]。而有关幸存者陈国柱和易小玲,美亚保险公司以两人伤势并非永久伤残为理由,拒绝提供保费赔偿,后来经过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和陈健波介入后,保险公司愿意以信托基金形式,向两人提供为期2年的生活费合共50万元,其中陈国柱可获得15万元、易小玲则获35万元,但强调不是赔偿,二人拒绝[125]。最终美亚保险在5月与两人达成和解协议,把援助金额提高至100万元,换取两人放弃索偿[126]。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2010年8月27日透露,政府有意向人质事件中香港遇难者家属及受伤者,作出经济赔偿,但无说明具体赔偿金额[127]。菲律宾旅游部长阿尔伯托·林在2010年12月访港,代表菲律宾政府再向受害者致以深切慰问,并表示政府愿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者提供慰问金,形式包括金钱、医疗与奖学金等,但强调不是赔偿[128]。菲律宾有民间组织在2011年向身故及重伤团友的家庭发放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慰问性质捐助。[129]
在香港死因聆讯结束后,部分遇难者家属及幸存者表示考虑向菲律宾政府索偿[130]。殉职领队谢廷骏的兄长谢志坚及生还人质李滢铨,在立法会议员涂谨申陪同下于2011年7月22日前往马尼拉,向菲律宾政府展开民事索偿,及追究责任作准备[131]。谢志坚与生还人质陈国柱、易小玲在8月11日向法律援助署申请法援,计画在香港法院入禀向菲律宾政府索偿[132]。然而,谢志坚在2012年拟在港入禀控告菲律宾政府疏忽导致惨剧,申请法援被拒,理由是菲律宾或会以“主权豁免”剔除诉讼,官司胜算不高,他遂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33]。
2013年8月22日,事件中的伤者易小玲、陈国柱及死者谢廷骏母亲李美珍,入禀高等法院提出民事索偿,控告菲律宾政府及8名涉案官员,包括马尼拉前市长林雯洛、马尼拉前警察总长马格蒂贝、马尼拉市警局前指挥官圣地亚哥、菲律宾前总警长维尔佐萨、菲律宾内政部前副部长普诺、马尼拉前副市长莫雷诺、谈判代表耶夫拉、特警前指挥官帕斯夸尔。易小玲及陈国柱同时入禀,要求康泰旅行社赔偿,但未透露赔偿金额[134][135]。11月19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指派内阁部长,透过香港特区政府向急需接受手术的易小玲转交慰问金,慰问金由菲商捐助,未有对外披露金额[136]。
港菲两地政府在4月23日发表联合公告,菲律宾政府在声明中表示“向受害者及家属致以最悲痛的歉意和至诚的慰问”,同时追究需为事件负责的人员,并以弥补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损失为由向其致以额外的慰问金[137]。虽然两地政府未有交代具体金额,但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据报计划向事件受害者及家属提供合共约2,000万港元的财政援助[138]。
事件发生当日16时许,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以便亲自向对方要求保障被挟持的香港人的生命安全,但截至深夜仍未能联络上。曾荫权于凌晨时分与菲律宾外交部长通电话,要求全面交代挟持人质事件,全力协助惨剧受害者和前往当地的香港人员[139]。阿基诺三世在8月24日傍晚回复曾荫权电话,亲自向他致歉,解释在事发当日忙于指挥人质营救,才没有接听其来电[140]。菲律宾总统府其后解释,致电给总统属于高层通话,通常需要经外交部安排,但是次没有经过外交部的安排,故总统助理没有把电话传送给总统,而致电到外交部长罗慕洛办公室,告知他们曾荫权曾经致电总统,但是外交部一直未回复来电[141]。
事件发生后,香港迅即蔓延仇菲情绪,有菲籍家佣团体声称,有佣工因事件遭港人雇主恶劣对待、无理解雇[142];更一度谣传指有菲律宾人在港遭人迁怒袭击,甚至被杀害,港菲官员均有分别澄清[143]。
曾荫权于8月28日在香港电台节目《香港家书》中,再次为事件死难者致哀,并强调他于8月26日已经致函菲律宾总统,要求对方严正调查,而调查报告至少要交代几个重要问题,包括事件发生经过,当局与枪手谈判的详细过程,特别是为什么菲律宾政府未能够答应枪手的要求来换取人质安全释放;以及警方的行动详情及背后的考虑;和死伤者致命和受伤的成因。曾荫权强调,调查报告必须有足够事实支持,让香港市民得悉真相,还死伤者公道[144]。不过,阿基诺三世在9月9日召开记者会指港府的信件措词“将我们应该做的事详细地列出来,令我们觉得有点受侮辱”,“我们不喜欢信中的语调,所以不接受也不回应”,只会要求中国政府跟进。他又表示“如果菲律宾的省长突然要联络奥巴马或胡锦涛,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会容许”[145],并解释“我已经代表菲律宾人民致歉,因此如果我每一次(受访问)都要道歉的话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146]
2010年12月16日,菲律宾旅游部长阿尔伯托·林率领包括司法部、外交部与旅游部官员的代表团,来港与特首曾荫权、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及本地旅游业界代表会面,代表菲律宾总统向受害者、其家属及港人致以深切慰问,并转达菲律宾人民的同情。期间向曾荫权保证,菲政府会全力跟进对涉事人员的惩处行动,又会推出措施,包括设立一支由150名警察组成的特别队伍,在马尼拉等地主要景点巡逻,并建立一支专责队伍,保护到马尼拉以外景点旅游的外国游客。曾荫权则回应称,“香港市民期望公义得到彰显,并希望菲律宾当局严正跟进所需行动。”[147]。
阿基诺三世在2012年5月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时,认为“如果我们说对不起,就代表是政府为他们带来了伤害,但事件是源自一名立场飘忽不定的枪手。我们都希望事件没有发生过,我们也希望当时的表现可以更好,但这件事情是出自一名单独行事和疯狂的枪手,根本没法阻止。”“菲律宾人不应该为此而受到排斥。一个心理上有问题的人并不代表整个民族。枪手态度瞬间改变令我们缺乏应变时间,在这个严重的限制之下我们也没有办法做更多。”[148][149]
2012年接任香港行政长官的梁振英,对跟进事件的态度曾备受质疑,他上任后曾拒绝死难者家属要求见面,仅答应在2012年8月24日(即事件两周年翌日)派特首办主任邱腾华及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见面[150],邱腾华在会上向家属承诺,梁振英可能在9月俄罗斯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双边会面,直接提出死者家属的道歉、赔偿、问责和改善的4点诉求[151]。不过,因应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连日在政府总部集会,梁振英突然宣布取消出访行程,改由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席[152]。曾俊华在9月8日下午的第一轮高峰会议短暂聚会,向阿基诺三世表达受害人及家属的诉求,当日傍晚亦与菲律宾外交部长艾伯特·德尔·罗萨里奥双边会面,重申受害人及家属的强烈感受,并敦促菲方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153]。
2013年5月发生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政府向菲律宾实施两波制裁,其后阿基诺三世派遣私人代表向家属道歉及赔偿。港菲就人质事件周旋多年,仍未能取得成果,再次引起外界关注,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5月16日承认港府的跟进工作“进展并不理想”[154]。梁振英在8月18日在观塘出席地区论坛,被事件中的殉职领队谢廷骏兄长谢志坚,当面要求交代何时为死难者取回公道,质疑为何台湾用三个月已处理“渔民被杀”问题,香港却三年还未处理好。[155]梁振英回应称,当局跟菲律宾驻港总领事召开了23次会议,相关官员每次都会向他汇报,对家属的四项要求,包括要求菲律宾当局道歉、赔偿、追究涉事官员及保障前往菲律宾旅客的人身安全,一直铭记于心,两度表明有决心跟进事件[156]。
至于菲方,菲律宾驻港领事馆领事罗克(Val Simon Roque)在2012年8月26日接受《星岛日报》专访,反指死者家属和幸存者不懂原谅别人,呼吁港人学习菲律宾人懂得原谅的态度[157]。翌日向该报澄清指,有关言论旨在解释他所理解的菲律宾人在事件的心情[158]。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在2013年8月代表总统阿基诺三世会见到访的中港传媒,称菲律宾政府事发后已派旅游部长向港人表示歉意,强调过去三年已落实措施保障旅客安全。记者多次向陈显达追问,为何台湾在三个月后就得到菲律宾的正式道歉,香港却只获一句遗憾,陈显达回应指人质事件与广大兴28号事件性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又形容当年派遣旅游部长来港,“层次较台湾的总统私人代表更高”[159]。
在选举中击败争取连任的林雯洛,成为新任马尼拉市长的前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2013年8月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公开表示愿意代表马尼拉市政府亲身向死伤者家属道歉,又批评前市长林雯洛领导失责,早该为事件道歉,但埃斯特拉达以涉及法律问题为由,不能就赔偿问题作出承诺[160][161]。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2013年10月7至8日在印尼峇里岛举行,梁振英上任后首次参加会议。此前举行贸易部长会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在梁振英要求下,与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于10月5日举行双边会议,向对方反映事件死难者家属包括菲方道歉及赔偿等4项要求。菲方承诺与事件伤者及遇难者家属接触,但对梁振英要求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APEC领袖峰会期间会面未有回应[162]。
10月6日,包括香港电台、商业电台及now新闻台共4名记者及摄影师,在峇里会场追访阿基诺三世,三名记者分别喊问“先生,你会会见梁振英吗?”[d]“所以你就是在忽略香港人,对吗?”[e]“你会道歉吗?请回答问题!”[f],但他并未回应[163]。大会女职员即场直指记者不准高声呼叫,以不符礼仪为由,喝令他们立即离开。期间有职员自行夺取记者采访证,并用手阻挡镜头。另外两名不在场的now新闻台记者及工程人员,亦被大会取消采访资格[164]。阿基诺三世的助理其后表示“记者的行为过了界。他们已经从提问变成了刁难,因此印尼当局采取了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事件。”[165]印尼当局事后批评香港记者“行为不当,像是在示威一样。”[165]
经过多次协商,梁振英在10月7日下午与阿基诺三世就事件首次正式会面,是人质事件发生三年以来,首次港菲最高层的正式会面。阿基诺三世当晚会见传媒表示会面持续了20至30分钟,“我们再次致上最诚挚的慰问,并表示我们最深切的遗憾。因为事件与我们国家平日接待游客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对于传媒质问他为何不道歉,他解释“当我们道歉,这代表著我们承认整个政府、国家和人民都有过错,但是我们已经指出事件的元凶是一个枪手(门多萨)。如果错处不在我们,那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也不能够道歉。”[166]。他又提到梁以南丫岛撞船事故为例,解释港府亦曾经为不幸事件道歉,但阿基诺三世回应指,“这是你们的文化、做法和制度,在我们的制度里,我们不能为他人所犯的错道歉”;他已答应港府安排菲律宾驻港总领事或司法部部长德利马,与死者家属和伤者会面,解释法律制度及案件处理进度[167]。
梁振英延至10月8日早上始向香港传媒交代与阿基诺三世会面,指会面历时约40分钟,转达了事件死者家属、伤者、香港社会、特区政府与他个人的看法,并转达死者家属及伤者的四项要求,他引述阿基诺三世指菲方认为事件已经解决了,但他并不同意,认为目前状态将继续影响港菲关系。会面上要求菲律宾派出部长级官员,与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就事件展开正式商讨,并得到阿基诺三世同意,梁振英形容会面在事件上有“小小的进展”,但强调外界不宜期望太早[167]。
由于会议闭门举行,衍生不少议论。菲律宾报章《Manila Standard Today》在2013年10月10日刊登报道,引述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指,阿基诺三世与梁振英在会面中,已同意将事件放下[168]。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在10月11日10时及16时30分两度发表声明澄清,后者更批评有关报道是“断章取义”[169]。梁振英傍晚与事件伤者及死者家属会面后见传媒,澄清会面当日郑重向菲方要求解决事件及道歉,不存在主动约见阿基诺三世提出将事件放低。“两地的关系要正常发展,如果我们要把这件人质事件‘放低’的话,双方一定要就这件事商谈和找出适当的办法去解决好这件事,满足死者家属和伤者他们的要求,即道歉、赔偿、惩处和保证日后旅客的安全”,随后阿基诺三世才提出有关不会代他人的过失道歉的论述。对于外界指会面安排不符合外交礼节,令港方被菲方矮化之嫌,梁振英解释双边会议安排紧迫,双方只能在一个空档时间会面,强调机会只有一次,作为特首须权衡,“如果我看到当时的情况,我不满意、我走开的话,我们就没有今日大家达成的协议”。他表示港府已向菲律宾总统府发出电邮,安排双方高层官员展开商讨[170]。
印尼会面后,马尼拉市议会通过决议案,授权马尼拉市政府就人质事件向香港道歉,并派市议员洪英钟代表马尼拉市长在2013年10月24日赴港,与保安局官员会面商讨[171],并于10月29日及31日与代表人质事件家属和幸存者的立法会议员涂谨申会面[172][173]。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在10月29日致函菲律宾参议院议长德里隆和众议院议长贝尔蒙特,批评菲政府拒绝承认在人质惨剧中的责任,及未有回应家属诉求,是不能接受,促请菲国会敦促菲政府积极回应,否则港菲关系将受影响[174]。菲律宾内阁部长阿尔门德拉斯先后在10月21日及11月19日,到港与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邱腾华部长级商讨,两地政府在11月19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有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流”,菲方向港方陈述了跟进受害者家属提出四项要求的进展[136]。
双方谈判一度胶著,行政长官梁振英在11月5日宣布,除非在一个月内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特区政府会采取必需的制裁行动。他强调港府先后与菲律宾政府和马尼拉市政府代表商谈,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与圆满解决事件仍然存有一段距离,促请菲方或及马尼拉当局尽快提出适切具体的方案,回应死者家属和伤者的要求[175]。香港立法会在11月7日通过议员动议,促请政府考虑暂停对菲旅客免签证安排,及收紧对持菲护照人士的商贸及工作签证(外籍家庭佣工签证除外)发出的安排,作为制裁菲律宾的手段[176][177]。梁振英直到2014年1月29日宣布向菲方实施第一阶段制裁行动,由2月5日起暂停菲律宾外交或公务护照持有人14天免签访港安排。他解释双方取得阶段性进展,但菲方一直未能满足向死伤者及家属正式道歉的诉求,双方存在实质分歧[178]。其后,双方继续商谈[10]。2014年4月22日,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马尼拉市议员洪英钟访港,菲律宾总统府内阁部长阿尔门德拉斯同日低调来港,准备就人质事件最终方案协商[179]。
港菲两地政府在4月23日发表联合公告,指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同意就人质事件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菲政府向受害者及家属“致以最悲痛的歉意和至诚的慰问,并对他们蒙受的痛苦表达最诚挚的哀悼”。国家警察总长已就此致函所有受害者或其家属,并向受害者或其家属致以额外的慰问金,而菲政府已向港府保证采取措施追究须负责的人员,并尽早完成馀下的程序,并承诺会向港府交代进度。菲政府已向港府保证会致力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并实施一系列措施,保障访菲旅客的福祉及安全[180]。
埃斯特拉达亦转达了马尼拉市议会通过的两项决议,分别是就人质事件道歉的第115号决议,以及把每年西历8月23日及农历七月十四日,订为哀悼事件中亡者“祈祷日”的第147号决议[10]。梁振英宣布随着事件解决,港菲关系将回复正常,港府即日起取消对菲制裁[10]。
香港保安局在2010年8月23日21时45分向菲律宾发出黑色外游警示[181][182],虽不被港府视为制裁措施,但事件发生后首两个月,菲律宾损失约4,000万披索的旅游收益[183]。不过菲律宾旅游部长阿尔伯托·林表示取消来香港旅游的菲律宾人相对地比较多,事件可能对香港影响更惨重,可是无提供相关数据。虽然菲律宾来港旅行团大约减少50%[184],而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2010年全年菲律宾到访香港人数为56,111人次,比较2009年下跌13.8%,但是菲律宾仅占全球各地到访香港旅客的1.6%[185],而东南亚市场全年保持稳定增长,对比2009年更录得双位数字升幅[186]。
据菲律宾旅游局资料显示,2011年首4个月到访当地的游客有近130万人次,比较2010年同期升13.33%,但香港游客却下跌逾17%,只有不足40,000人次[187]。菲律宾政府为了挽救当地旅游业,在2011年3月向香港公关公司公开招标,展开名为“重拾香港公众信心”的一年期推广计划,预算款项约为470,000港元,中标者需要有覆盖香港及中国大陆市场兼且进取的推广计划,但是大部分公关公司认为计划实在难以接手,是故招标反应不踊跃[188]。
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在2011年8月23日(即事件发生一周年)表明,香港政府等待菲律宾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障香港旅客的人身安全,让香港市民到访当地旅游有信心时,才会考虑调整黑色外游警示[189]。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刘建超表示,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不会要求香港解除对菲律宾的黑色外游警示,尊重及理解特区政府的决定,但是他希望双方尽快回复正常交流[190]。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在2013年8月代表总统阿基诺三世会见中港传媒表示“不明白为何港府把菲律宾,与叙利亚等内战国家同列为‘黑色外游警示’地区”,但强调决定权在港府[159]。随着港菲政府在2014年4月23日达成解决方案,包括菲律宾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旅客安全的措施,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即时解除对菲律宾实施的黑色外游警示[10],香港保安局于当天17时恢复到事件发生前的黄色外游警示级别[181][191],持续长达1339天。
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在2010年8月24日播出的节目《新闻今日谈》中指曾荫权没资格致电阿基诺三世,“香港特首不是国家元首,何况胡锦涛也不可能打,这小题大做”,又谓“要菲律宾提出责任报告,谁有责任,关你香港什么事?这个报告出来,保险公司可以赔多一点吗?”然而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沈旭晖反驳,香港作为次主权地区,行政长官致电菲律宾总统处理涉外事务合宜,更同时提醒了世界香港为次主权的地位,“曾荫权的电话、他将议题主动交给公众的策略,捍卫了一国两制的尊严,巩固了香港的国际空间,值得久违的掌声”[192][193]。
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批评阮次山食古不化,他指香港是国际奥委会、世界卫生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及亚太经合组织等独立成员,成员之间的领袖联络很平常,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是授权肯定香港有此国际地位,“曾荫权是把香港旅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合情、合理、合法。《基本法》也规定香港可以在中央授权下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194]。不过,“次主权”却衍生了香港涉外权的政治讨论,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于9月8日在报章撰文,指“次主权”虽然为近代学术界讨论国际关系的新名词,但是未有统一定义,亦未正式用于法律或者国际法层次,批评沈旭晖用词不当,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政治争论和摩擦,更可能造成“有人有意将香港搞成为独立政治实体”等猜疑。刘兆佳认为,曾荫权直接致电阿基诺三世只是利用“亚太经合组织香港代表所建立的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人际关系”,是特事特办的行动,与“次主权”无关。沈旭晖其后同意“次主权”宜在学术层面作讨论[195]。
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派遣工作组赴菲协助使馆善后,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致电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表达不满,要求菲方彻查事件,尽快通报有关详细情况,全力抢救受伤人员,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并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在菲中国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196]。回国述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大使刘建超在8月24日赶返马尼拉,与香港派往当地善后的保安局副局长黎栋国,与阿基诺三世、副总统比奈及外交部长罗慕洛见面,就事件提出交涉,刘建超向对方表达中方对事件感到震惊,强烈谴责这次暴力事件,又要求菲方彻查事件、安排死伤者尽快返港、交回他们所有私人物件。会后,刘建超引述菲方已作出道歉,并承诺会尽快完成调查报告,而阿基诺三世亦表示在最终调查结果报告公布后,会派遣副总统及外长到北京及香港,向中方提交调查报告[197][198]。
有报道指比奈及罗慕洛计画在8月26日前往北京,27日转到香港访问[199],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8月26日中午回应记者提问回答:“关于香港游客在菲遭劫持事件,外交部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一直与菲方保持着密切联系,多次向菲方强调中方立场……双方保持着联系。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此事件调查清楚。”菲律宾外交部在当天下午发表声明,指副总统比奈、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和内政部长罗布雷多原定当日启程前往北京,但因仍未收到中国政府的确认,最终取消行程[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孙毅在8月31日澄清,中方没有拒绝菲副总统访华,菲方推迟访华主要因最终调查结果没有得出,强调不能将事件政治化,中菲两国不希望事件导致两国民众的情感受到影响,双方希望将事件对两国影响降到最小,促请菲方能够给予遇害者和当事人公正的答案[201]。阿基诺三世在9月8日单独与中国驻菲大使刘建超会面,强调菲律宾政府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菲方在处理人质事件问题上将与中方继续通力合作,抓紧时间调查,不袒护,不隐瞒。刘建超则促请菲方作出客观全面公正的调查报告,还事实真相,告慰死难者,并为今后处理类似事件积累经验,妥善处理事件,化挑战为机遇,使中菲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发展[202],但中方在9月9日发稿当天,阿基诺三世在记者会表示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在来信中教导他如何每件事要怎样做,感到被冒犯[203][204]。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与27日发表书面声明,抗议凶手棺木覆旗之举。声明指出,只有英雄以及人格高尚者才有资格在辞世后覆盖国旗。中国大使馆对于“冷血”枪手门多萨的棺木上覆国旗这一“令人愤怒”的行为表示“强烈愤慨”,并指此举玷污了菲律宾国旗。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稍后在广播节目中表示,在门多萨家乡市长的命令之下,门多萨家属已于下午5时移除棺木上的国旗。[205]
菲律宾政府在9月20日将人质事件的首份调查报告副本,交予中国驻菲大使馆,香港特区政府同日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收到报告[206]。不过,菲律宾政府把报告先交给中国的做法却引起国内争议,菲众议院议员兼多数党领袖冈萨雷斯批评,此举等同放弃菲律宾的主权,而众议院兼少数党领袖拉格曼亦指政府没有即时公开调查报告,违反了菲律宾人民对透明度的需求,做法极不妥当。身兼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司法部部长德利马解释,指把报告交给中方,是两国高级官员同意的安排,并指报告是同步向菲律宾人民及中方公布,而阿基诺三世亦强调向中国提交报告副本,是避免出现误传及误解,亦希望修补与中国政府的关系[207]。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10月11日公布复检报告后,菲方曾透露副总统杰约马尔·比奈及外长罗慕洛在10月18日至20日访问北京及香港,解释人质事件处理的结果,但报道指中方以无法在双方事先确定的时间内会见或接待为由,再度婉拒菲方代表团访华,加上中菲两国在南海主权争议针锋相对,令两国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事件的意欲不大[208]。12月10日,菲方未有派员参加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阿基诺三世其后表示,是考虑副总统杰约马尔·比奈正准备到北京说明人质事件的调查结果,而菲方正营救在中国大陆被判死刑的5名菲籍毒贩,在考虑国家利益才认为不宜派员出席颁奖礼。最终,菲律宾旅游部长阿尔伯托·林在12月16日访问香港,但行程不包括访问北京,只代表总统阿基诺三世向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就事件表达歉意和极度遗憾。至于副总统比奈则于2011年2月18日抵达北京,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和国务委员戴秉国会面,为即将被执行死刑的3名菲籍毒贩求情[209],3人最终在3月31日被处决[210]。
阿基诺三世在2011年8月30日至9月3日首次访问中国,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月1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阿基诺三世提出,希望菲律宾政府高度重视香港特区政府和民众就人质事件的要求,并妥善处理相关问题。阿基诺三世回应则指出,菲政府和全国人民对惨剧深表遗憾,指菲政府正在认真处理善后事宜,愿与中方继续保持沟通,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就事件向菲方公开表态[211]。阿基诺三世的访华行程不仅取得总值70亿美元的经贸合同,更成功争取中方开放更多人员赴菲旅游,两国亦同意将2012年至2013年定为“中菲友好交流年”[212]。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后,2013年10月6日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会见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梁转达了事件死者家属和伤者的想法和要求,习近平即场指示国家有关部门跟进事件[213]。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翌日在例行记者会,透露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菲方表达立场,“敦促菲律宾政府高度重视受害者家属要求和关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早拿出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214]。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9日在汶莱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时,与阿基诺三世简短交谈,期间阐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提及马尼拉人质事件拖延已久,牵动中国人民、特别是香港同胞感情,希望菲方高度重视并严肃处理事件,尽快合情合理解决。但菲律宾传媒报道有关会面时,则指两人仅谈及南海主权争议问题,只字不提人质事件[215]。
马尼拉警区首长马格蒂贝在2010年8月25日上午口头请辞,总统阿基诺三世接受他的辞呈,成为首位就事件负责下台的官员[216]。虽然阿基诺三世公布的复检报告,决定起诉负责指挥营救人质行动的前马尼拉警区首长马格蒂贝、首都地区警察首长圣地亚哥、负责谈判的警员耶夫拉,及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指挥官帕斯夸尔。不过,传媒却发现4人在事件发生一周年仍留守警队,马格蒂贝被调派到警队的项目管理办公室、圣地亚哥则调任警队行动组的主管、耶夫拉则调派到反绑架组,而帕斯夸尔仍驻守马尼拉警区[217]。
菲律宾总统府在2011年4月1日宣布,革除副申诉专员冈萨雷斯的职务,指他处理革职警员门多萨的复核申请延误长达9个月,并涉嫌借复核为名,向门多萨索取15万披索,属严重疏忽职守和严重行为失当,最终导致门多萨挟持及杀害多名香港人质,成为事件后被追究责任要求下台的首名菲律宾官员[218]。时任申诉专员古铁雷斯一直以“内部确认没有错失”为由,拒绝执行有关命令,但他于3月29日在国会弹劾压力下辞职下台,接任的署理申诉专员奥兰多·卡西米罗在4月13日正式命令冈萨雷斯停止职务。冈萨雷斯扬言会就革职令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219]。
事发之后,大陆民众对事件发展给予广泛关注,绝大多数大陆民众表达了对遇难香港同胞的深切哀悼和对菲律宾警方营救不力的强烈悲愤,在各家微博中都有网民自发的悼念、祈福活动。而有个别网民反应负面认为遇难者死不足惜,甚至因人质没有全部死去而感到失望,引发多数中国大陆网民强烈抗议。其中一名女子因在新浪微博上发表对被挟持者未有全部死亡的感受言论,激起香港和大陆网民愤怒并展开人肉搜索,所得到的资料在各大网站被转载上千次,亦有人在Facebook上开设专页,贴出该女子和更多人的负面言论记录[220][221]。
菲律宾布拉干省政府网页,在8月27日被声称来自中国大陆的黑客入侵,背景音乐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又留下两行字句批评菲国政府轻视中国公民性命,要求作出严正道歉。[222]两日后菲律宾新闻部网页被黑客攻击而不能运作,画面只有被7z1黑客攻击字样,未知是否与事件有关[223]。
影星成龙在2010年8月25日在社交网站Twitter,以英文表示愿意在人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向菲律宾人民伸出友谊之手,“香港是多元种族的社会,别担心,我们没有憎恨”,又为菲警方营救人质解释,“如果警方一开始就击毙挟持者,人们会说,怎么不先谈判?但如果警方先谈判,人们又会问,怎么不早些杀了挟持者?令人难过。”菲律宾总统府旋即回应,称希望香港民众也能像成龙一样,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事后成龙被网民批评为“力挺菲警”及“没资格代表香港人”[224][225]。成龙在8月27日发出声明解释,指文章内容是美国助手曲解所致,强调自己认为事件是“令人伤心的悲剧”,但不会因此仇恨菲律宾人,并指菲律宾警方指挥不当必须追究,但应留待专家去做,最后为自己“在网站上表达的感想不完整”造成公众误解和不满致歉[226]。
2011年8月23日,阿基诺三世在事件发生一周年坚拒道歉,香港歌手黄贯中在其微博中声言:“那残杀港人事件是凶徒一个的责任,他是不会向家属道歉的,我操你妈的,那个人就是你!”,又语有所指称:“谁要暗杀你,我出钱出力!第一个报名!有种就来香港,你敢吗?”,事后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言论可能构成刑事恐吓[227],而黄贯中亦表明无意收回言论[228]。
2013年11月7日,超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维萨亚斯群岛,造成逾千人死亡,呼吁香港人捐钱筹款,但由于当时“马尼拉人质事件”中尚未解决,结果大部份香港人不愿意帮助,甚至在街上看见有捐款的义工都给其他人高声斥骂,还想报警控告那班义工“非法行乞罪”。[来源请求]
2018年4月12日晚,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香港访问时向公众表示[229][230]:
菲律宾并没有就2010年8月发生的这一事件发表正式道歉……请允许我对中国人民表示,从我的内心深处,我作为菲律宾的总统,谨代表菲律宾人民,就此向你们正式道歉,我并尽可能地在此承诺,这绝不会再次发生。
香港多个社福机构特别设立支援热线,为因事件而感到情绪困扰的人士提供服务,当中包括灾后心理辅导协会及香港红十字会与香港心理学会的联合热线[231],香港明爱九龙社区中心亦于2010年8月29日举办情绪健康讲座[232]。社会福利署亦安排了临床心理学家为康泰职员,包括主管及部门经理50多人举行专题讲座,并为康泰员工提供辅导专线,8月30日及31日为前线员工安排心理辅导讲座,讲解纾解情绪的技巧[123]。
香港教育局在8月27日首度为学校提供创伤评估量表,供教师及家长评估是次事件对学生的影响,又提供辅导建议,协助他们处理学生的不安情绪,包括为亲友或同学遭遇不幸的学生提供特别支援,协助他们面对创伤;对于大部分受到传媒广泛报道而影响的其他学生,当局则建议学校可参考当局提供量表,评估学生的生理及心理状况,例如会否经常想起灾难场面、反复闪现创伤情景等,作出适切的辅导[233]。
马尼拉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在事件上的差劣处理手法引起其他地区的军警机构关注,被列为反面教材之一。
多个香港警察单位(包括警察谈判组、刑事情报科跟踪组及跟踪支援队、机场特警组、反恐特勤队及特别任务连等等)将马尼拉人质事件列为反面教材[234]。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四川省总队在2010年9月16日举行的年度反恐竞赛闭幕演习中模拟挟持巴士事件,武装警察设置了一块貌似康泰旅行社旅游巴士的纸牌,在车窗及车门等位置设有6名持枪劫匪纸牌。6名在150米外的狙击手各开一枪,全部击中纸牌的“头部”,旁边的人质纸牌没有丝毫损伤[235]。广东武警部队在2010年10月为广州亚运会举行安保演练,以事件作为训练项目,突击队员研究了4种破窗突入车厢方法,分别是爆破切割、钨钢突击梯破窗、破窗锤破窗和攀登突击车破窗,整个破窗进入过程不到10秒钟。四川总队司令部参谋黄晓平指出,马尼拉人质事件是“全球反恐案例中最失败的”,指出现场指挥混乱、当地警察质素亦太差劣,“铁锤砸窗是让人印象最深、最不可饶恕的低级错误”[236][237]。
2010年11月23日,厦门市公安局特警大队模拟马尼拉人质事件举行表演练习。模拟两名歹徒劫持了1路公交车,在释放部分乘客后,驾驶前往泉州方向逃窜。经过多次谈判,歹徒拒绝释放其馀人质,情绪激动。支队一支大队在接收到命令后,一组前期侦查小组利用车辆及防弹盾为掩护,接近公交车尾部。队员在掩护下,破坏公交车的气压系统,使车门解除闭锁状态。指挥部下令大队强攻,击破车尾车窗及向车内投掷眩晕弹,突击队员迅速利用攀登梯及人梯从多个位置快速进入车厢,将歹徒控制,人质安全获救;整个过程只有几十秒钟。此前,大队为了明确公交车的内部构造,寻找有利处攻击点,到访过公交及客车等相关公司,并到访玻璃工厂,将玻璃带返基地分解及试验,了解车窗玻璃构成及抗打击力[238]。
中华民国宪兵司令部在2011年1月13日预演全民国防营区开放部庆战力展示活动,在操演中,当两部宪兵警备车发现了一辆游览车遭到歹徒劫持时,立即展开追逐拦截,在成功迫使旅游车停下后,立即与车上的歹徒谈判,在答应歹徒要求赎金后,由宪兵特勤队乔装成为付款人员接近旅游车车门,等候歹徒开门,同时另一队特勤人员亦在车后待命。当歹徒一开门,狙击手掌握机会将歹徒一枪毙命,同时也在游览车左侧引爆炸药引开车上其他歹徒的注意,一部运兵卡车从后方迅速驶到旅游车右侧,一整排以十字锤破窗,进入车上制伏其他歹徒,完成解救人质的行动[239][240]。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2010年10月15日为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的反恐演习,亦以今次事件作为蓝本[241]。
8月24日,加拿大外交部长劳伦斯·坎农(Lawrence Cannon)发表声明,代表加拿大政府和全体国民向事件中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表示加拿大驻菲律宾大使馆人员将与菲律宾当局合作以确认事件是否牵涉加拿大公民[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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