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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抗倭将领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17日），字元敬，号南塘、孟诸，山东登州人，明朝将领。戚继光出身军户，奉命戍守浙江和福建十多年，招募士兵组成戚家军，练兵严格，军法严厉，创立新战术，注重武艺训练，多次击败倭寇，肃清闽浙的倭乱，战迹彪炳，从参将多番转迁，升任福建总兵。后来戚继光受命镇守北方边境防范蒙古，得到首辅张居正和兵部尚书谭纶的信任，担任蓟州总兵十四年，重修长城，建造塔楼加强防务，官拜左都督，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地位显赫。张居正过世后，戚继光屡次被参劾，退休回乡，晚境凄凉。
戚继光兵书著称于后世，著有《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详细记述其行军练兵的经验与战术。后世也将戚继光誉为抗倭功臣、一代名将。
戚继光出生于军户家庭，六世祖戚详是安徽定远县人，跟随朱元璋作战，1382年左右战死于云南，追授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父亲戚景通承袭祖职，1528年55岁时生下戚继光，1535年升任京师神机营副将。戚继光弟弟戚继美也从军，1582年任职贵州总兵。[2]:307、311
戚继光年少时自父亲戚景通学习诗书礼仪和兵法战略，1544年父亲过世，戚继光承职父职。1548年至1552年间，他奉命率领登州卫所士兵远戍北京东北的蓟门，春去秋归，每年一次。1549年，他考中山东武举，次年入京会试落第，因事暂留京城。当时正逢蒙古入侵，进逼北京，戚继光参与守城，并上书明世宗，陈述与蒙古作战与防御对方再次入侵的方略[2]:307。当时戚继光获计士元、刘瑶、阮鹗等多位官员举荐，颇孚众望[1]:134-135。1553年戚继光26岁时，获任命为山东都指挥佥事，负责防范山东沿海的倭寇。他严格执行军纪，严惩不听令的部下，以纪律严明著称。[2]:307-308
1553至1566年，是东南沿海倭寇为祸最烈的时期[3]:17。当时浙江倭寇肆虐，朝廷选派有才能的将领前往浙江，增强当地军力[2]:308。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担任浙江都司佥书，负责屯田事宜，次年受浙江总督胡宗宪赏识，升任参将[1]:128，负责防御钱塘江以东地区，并支援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他与台州知府谭纶一同训练当地军队对抗倭寇。谭纶很赏识戚继光，从此一直把戚继光留在左右。戚继光计划训练乡勇以抵御倭寇，得到胡宗宪批准后，他开始招兵，1557年，在绍兴招募了三千多人进行训练。1558年，戚继光在舟山群岛抵抗王直养子[4]:545，没有成功。他发现将城市人训练为精兵实在困难，决定只训练农村青年[2]:308。1559年，官兵进攻浙江岑港的倭寇巢穴，久而无功，戚继光和俞大猷虽然没有参与战斗，却被降职，受令限一个月内荡平岑港，否则带至京城问罪[1]:128-129。之后戚继光受命负责训练来自义乌的三千多名志愿者，创立新的阵形“鸳鸯阵”[2]:308。戚继光有感当时官兵漫无纪律，犹如乌合之众，旗号犹如儿戏，练兵特别注重军纪、战术、战技、侦察及培养士兵的战斗精神[3]:180、186、188。这支军队后来以戚家军闻名，有效打击倭寇[4]:546。
1560年3月，戚继光恢复参将职位，统辖台州、严州和金华三地军务，继续训练士兵。次年，倭寇大举入侵台州沿海，戚继光领兵抗击，一个月内九战九胜，倭寇几乎全部歼灭，而戚家军伤亡极少。立功后，戚继光升任为都指挥使，名声大震，江西官员向朝廷要求派他前往江西镇压叛乱。1561年11月，他率兵前往江西，不出一个月就凯旋，江西人见识到一支纪律严明、给养充足，领导有方、作战有素、富有默契的军队[2]:309。1557年倭寇首领王直被捕后，馀党由舟山群岛南迁，为祸福建和广东[3]:152。1562年6月，戚继光率军援救福建以抵御倭寇，多次战胜后返回浙江。12月，倭寇援兵大量抵达，攻陷福建各地，包括平海卫城和兴化府城[2]:309。倭寇之乱以来，这是第一次连府城也沦陷，远近震动[3]:204。次年初，戚继光获任命为副总兵，负责福建北部沿海防务；谭纶获任命为巡抚，提督福建军务。二人齐心协力，重挫倭寇，在5月时收复平海和兴化[2]:309，并摧毁倭寇在福建沿海最后的基地[4]:547。
1563年，戚继光升任为都督同知，年底被召回福建，升任总兵，统领闽浙两省军务。次年追击在福建与倭寇勾结的寇贼吴平，一直追至广东[1]:125-126。戚家军是长胜部队，胜利纪录无出其右。其他官兵几个月都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戚家军可以在几小时内攻克[5]:155、157。戚继光平倭有功，不仅取决于训练精良，还在于守备有方，能与其他官员齐心合力。他从受倭寇侵略的地区招募乡勇，并在当地知县支持下，给予乡兵丰厚军饷。由于训练有素，士兵勇敢作战，不会胆怯退缩。戚继光和福建巡抚谭纶和监军汪道昆密切配合，到1567年，已将福建沿海倭寇肃清[2]:309。
明朝开始重视北方边防，戚继光被召到北京，负责到京城北部训练军队。离开闽浙前，他把自己出色的旧部皆委以军事重任。1567年戚继光到达北京后，获任命为禁军神机营副将，这是他父亲曾担任过的职位。他自觉无用武之地，请求负责蓟州、辽东、昌平和保定地区的防务。谭纶比戚继光先入京，担任蓟辽总督，极力推荐戚继光。1568年5月，戚继光受命总理蓟州、昌平和保定三地防务，次年又兼任蓟州总兵。1570年，谭纶由蓟辽总督转任兵部尚书，戚继光则仍留守蓟州，其后辅佐了四任总督。戚继光训练一支作战有方的军队，在张居正和谭纶辖下严密布防[2]:310。张居正对戚继光十份信任，指示他要保持边境和平，不要主动进攻[4]:567，而戚继光自己则其实想采取攻势[5]:164。1571年明朝与蒙古订立和约。与在沿海平定倭寇相比，戚继光守卫长城抵御蒙古人的十五年间，可谓平静许多。他从一名战略指挥转型为一位军务管理者。他请求征调一些他在浙江时的旧部[2]:310，朝廷批准把他在浙江训练的士兵调到蓟州，最初员额为三千人，后来扩充至二万。由于北方士兵质素极不理想，戚继光还是主要信赖来自南方的旧部[5]:159、161。1573年，蒙古土蛮与俺答曾侵犯边境，戚继光领兵截击。蒙古人因畏于戚继光守边，此后不敢再进犯蓟州[1]:126。
戚继光屡受封赏，1570年，他获任命为右都督，1571年长城塔楼基本竣工，他接任世袭登州卫千户。1574年，升任明朝最高军职左都督，七年后加封锦衣卫百户、少保兼太子太保。戚继光到任前，蓟州十五年间换了八任总兵，而戚继光担任蓟州总兵则长达14年之久，除了因为他有军事才干外，也因为他在朝廷有兵部尚书谭纶及首辅张居正为后盾。[2]:310-311
1582年张居正逝世，戚继光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而得罪明神宗。大臣提醒明神宗，戚继光是宫门外的猛兽，只听命于张居正，别人无法节制[5]:142、168。张居正逝世后不到六个月，戚继光遭受弹劾而被罢免，回到登州[2]:311，后来调为广东总兵，官阶依旧，但失去了拱卫京师的重要地位。1585年他被参劾，被明神宗免职[5]:165。戚继光罢官居家后，很少朋友仍然和他来往。他积蓄甚少，晚年一贫如洗，甚至医药费不继[5]:165-166。1588年，有监察御史上疏建议重新起用戚继光，受明神宗驳回和责罚。3个月后，[5]:142戚继光在登州家中辞世，死后汪道昆为他撰写墓志铭[2]:311。
戚继光在浙江建立戚家军，建军方案有条不紊，他宣布招兵方法，规定月饷数额，拟定职务分配的原则，确定官兵的职责，统一武器规格，颁发旗帜金鼓以便通讯等等。他确立严厉军法，实行连坐法，一人退却则一人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斩首[5]:144。士兵由此培养出同生死、共胜败的精神[2]:308。士兵擅自离开小便会被罚以割去耳朵。戚继光治军赏罚分明，其部下每人年饷银10两[5]:151、171，军饷大体与农村短工收入相等，但另设重赏，一个敌人首级赏额白银30两。他只招募农民而不收城市人，因后者多狡猾无赖，不能奋勇杀敌，往往临阵逃脱。凡脸色白晢，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5]:155。
1559年，戚继光在浙江练兵时创立“鸳鸯阵”，每队由12名士兵组成[2]:308，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在不同战情或地形下，一队可以一分为二。每队队长一人，伙兵一人，战士十人，其中四人操长枪，为攻击主力，前面有四名士兵，右方士兵持大而长的藤牌，左方士兵持小而圆的藤牌，之后有两名士兵手执狼筅。长枪手之后，有二名士兵带镋钯。右方持大藤牌的士兵，主要任务是保持既得位置，稳定本队阵脚，左边持圆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而进，在牌后掷出标枪，引诱敌人离开有利防御的位置。如果引诱成功，后面两个士兵以狼筅扫倒敌人，然后让手持长枪的伙伴一跃而上刺死敌人。手持镋钯的士兵则负责保护本队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支持前方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鸳鸯阵同时配备长兵器和短兵器，接战时，长12尺的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但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距离，如果敌人已进入枪杆距离之内，长枪即形同作废[5]:152-153。手持狼筅的士兵不需特别技术，只要臂力够大就胜任[5]:155。当时明军士兵的长枪常被倭寇用倭刀砍断，戚继光为了对付倭刀，便采用以竹竿所制、坚硬的狼筅，效果甚佳。此后明军开始普遍使用这种兵器[6]:105。戚继光很重视倭刀的威力，也给自己的军队装备了倭刀[6]:44。
戚继光训练的部队，分为营、总、官、哨、队五级，十二人为一队，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四总为一营，一营将士3072人。实战时，视乎敌人多寡强弱，随时调整，有时四级，有时三级[1]:136。他严格训练士兵的武艺，要士兵互相切磋，练习跑步以锻练体力；训练时要士兵操持较重的武器，使他们上阵时使用兵器更为纯熟[1]:147。他深知倭寇战斗力强，要以五对一的优势迎敌。戚继光为部下配备少数火铳与火炮[2]:308-309，他知道火器的威力，但在实战中不依赖火器。当时明朝所造的鸟铳品质太差，铳管常会炸裂，以致士兵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铳以作瞄准，有的铅弹与火炮口径尺寸不合，有的火炮导火线无法燃点。因此戚继光只把火器应用于有限范围。后来他为每队步兵配备鸟铳二枝[5]:153-154，规定铳手必须出发前领取足够弹药，临阵时假称用完弹药，以畏敌论罪[1]:148。
明朝官员对应在陆上还是在海上迎击倭寇意见分歧，戚继光倾向在陆上迎敌，他建立三层防御体系，在福建沿海小岛建立哨站，大军戍守主要城市，他自己则指挥一支高度机动的军队，一闻警报便立即赶赴[2]:309。他在城镇四面重要路口设下哨兵，每处三或五人，日夜值班，遇有敌情，以火铳和火把作出警报，警戒严密，使敌人无法突袭[1]:139。戚继光作战时顾虑精密，临阵前两三天，戚继光就派兵侦察敌情，要每两小时报告一次。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有时甚至用泥土塑成地形模型。他以一串740粒珠子的捻珠计时，以掌握准确时间[5]:156。
在蓟州防守时，戚继光引入战车以对付蒙古骑兵。这种战车的车箱没有箱板，而是有八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15尺（5米），平时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或圆或方的防御据点。一辆战车装备大口径火枪“佛朗机”两门，以青铜或铁铸，长三至七尺不等，口径小于二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二千尺（大约600米）。佛朗机和鸟铳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开火，屏风开洞作为铅弹出口，敌军进入250尺或500尺范围才开火[5]:161、173。士兵20人配备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战车，施放佛朗机[5]:161，另外10人是“杀手”，以藤牌、镋钯和长刀迎敌。杀手和战车距离保持在25尺以内，杀手前进，战车也随之推进。其他步兵仍使用鸳鸯阵，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匍匐前进斩砍敌人马脚，长枪手则挑刺敌军使之堕马，竹制的狼筅部份已改为铁制。迎敌时骑兵先在前方阻挡敌人，让战车有充裕时间组成作战队形。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军中也可能携带大炮，俗称“大将军”，重一千斤，以骡车装运，放炮时须用大木楔入地面加以固定，不用弹丸，而是以小铁球和石块充填，作用是近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火器发挥威力后，步兵就从战车后冲出攻击，以喇叭声音协同动作。当敌人攻势受挫，队形散乱，骑兵就从战车后出击。这套战术因明朝与蒙古人议和，实战经验无多[5]:162。1571年，戚继光上奏请求设立车营，四人推车一辆，作战时结成方阵，骑兵步兵处于其中。他又制作拒马器，轻巧便利，可遏止敌骑的来袭[1]:126。
戚继光提议修筑长城。北京一带“边墙”原本为明初大将徐达所筑，戚继光建议增造堡垒，最初计划以250人组成一营，每营一年内要建造堡垒70座，蓟州全境共建造三千座。后来朝廷批准施工1200座，工程绵延十载才竣工。堡垒标准规格是三层，台顶方12尺，可驻守30至50士兵，建筑材料砖石灰泥主要由北方士兵自制，筑成后，主要由南兵把守。[5]:163
1560年戚继光在浙江时，将练兵方法写成《纪效新书》18卷，1562年由他本人初刊。在筹备蓟州防务期间，他编纂了《练兵实纪》9卷及《练兵杂记》6卷，总结他在蓟州练兵和守边的经验，1571年初刊。戚继光文集《止止堂集》于1580年左右刊印，除了收录他的兵书外，还包括其杂记《愚愚稿》2卷和诗文集《横槊稿》3卷[2]:309-311。其《纪效新书》及《止止堂集》都得到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作序。戚继光的诗歌给人拘束和平庸的感觉，以当时武官标准来说，其文章造诣仅次于俞大猷[5]:164-165。后来戚继光的兵书多次被删节或修改，以别名刊印，如《莅戎要略》或《长子心钤》。他的一些重要奏章收录于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另有些奏章和诗词收集于其子戚祚国为他所编的年谱[2]:311-312。
戚继光在1545年结婚，相当惧内；其妻性情豪迈，1561年曾率兵守卫一个被倭寇包围的要塞。婚后戚继光一直没有子嗣，1563年后他瞒著夫人[2]:311，娶妾三人，生子五人，直到儿子长大成人，其夫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戚继光去世前，其夫人离弃了他[5]:166。长子戚祚国生于1567年，三子戚昌国生于1573年，曾任职京城锦衣卫[2]:311。传说戚继光第二子因违犯军法而被他处死[5]:151。
戚继光被视为明朝当时最有才能的将领，和他同时的将领，没有人能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5]:142、165。他获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在明代，只有四名武官获得比他地位更高的太傅头衔，他也是在明代唯一一位获封少保的布衣官员。戚继光卒后30年，朝廷追谥他为“武毅”，在他任职之地都建有祠堂以示纪念，在兴化府就有三所。1630年，戚继光儿子戚昌国上书请求为台州戚公祠赐名，明思宗赐其名为“表忠祠”。戚继光肃清福建的倭寇，当地人在福清县修建戚公祠。1733年戚公祠重修，1937年日军侵华时再次重修[2]:309-311。《明史》以他和俞大猷相比，认为他的操行不如俞大猷，但更为果敢刚毅[5]:166。袁世凯推崇戚继光为中国军事英雄。戚继光的兵书被视为兵法经典，多次刊印，曾国藩和蒋介石都强调戚继光兵书对行军打仗很重要，蒋介石称其书是孙子以后最好的兵书[2]: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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