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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历史学家（1918–2000）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黄仁宇（英语：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长官，后赴美国求学并取得密西根大学历史博士学位。以身为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及倡导“大历史观”而为人所知。毕生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作品。
黄仁宇于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宁乡，[1]其父黄震白出身于地主家庭，后来家道中落，到处游历，入读福建的省立军校，受校长许崇智招揽，担任其下属，并加入同盟会成为基本成员，认识戴愧生等人，后期淡出。一家与杨开慧、向钧等为远房亲戚。父亲因熟悉革命，对民初政局相当失望，并不希望儿女参与政治。弟弟是黄竞存，妹妹是黄粹存。黄仁宇早年在湖南家乡生活，1936年考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当时该已被改编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就读一年后，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黄仁宇希望参军，因而辍学[2]。父亲担心战争可能很快结束，故要求他等待至1938年中再作决定。
黄竞存后来同样出走美国，于史丹佛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辍学后，黄仁宇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负责编辑、采访等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廖沫沙等人[3]。后来《抗战日报》停刊，黄仁宇进入了国民政府成都中央军校，成为第16期步兵科的一名学生，受训两年，同学中有作家田汉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在田汉的协助下，田海男与黄仁宇同样被分发到14师及驻印军。
毕业后获分发至陆军步兵第14师，成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于1941年驻守云南边界，于艰苦的物资条件中生活。同年，父亲过世，黄仁宇获准回湖南治丧，并脱离前线，改为于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黄仁宇深感无聊，当新一军设立时，他便自愿加入。
到达印度后，担任新编第一军上尉参谋，跟随郑洞国将军。驻印军的物资由美军管理，较为充裕。黄仁宇亦借此机会学习驾驶汽车等技术，并成为前线观察员。同时，他也向《大公报》投书，讲述他在前线的生活经验。其间曾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右大腿受伤。抗战胜利后随郑洞国改调为汤恩伯属下，先到上海接受日军投降，并监督第61师团维修沪杭公路的工程，1946年2月跟随郑洞国再赴东北。1946年考取赴美留学资格，赴美国德州莱文沃思堡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九个月，1947年夏天，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负责将美军文件译为中文。1948年底，改调往国防部第二厅（军事情报），1949年5月调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因涉嫌与中共来往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政界，远赴美国。前后参军共十二年。
凭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于1952年9月获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间半工读，当过售货员、电梯操作员、洗碗工、绘图员等。由于言语上的局限，黄仁宇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先由惠特·尼霍尔指导，后成为学者余英时于密歇根所指导的唯一博士生。1956年取得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但没有成为公民。由于他国民党员的身份，美国人普遍视他为流亡者，对他并不太友善。他毕业后先在南伊利诺大学当助理教授，并在此遇到未来的妻子盖儿。在余英时介绍下转往纽约州立大学的新帕尔茨分校任副教授（自1968至1980年）[注 1]，任教“亚洲文明导读”等中国史相关科目及带领教育学的研究生。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在这段时间，由于他需要向学生讲课，介绍中国历史，他养成以大历史介绍人物和事件的技巧。他逐渐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失败，源于中国缺乏现代社会所需的组织，这点无法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
1972年，他们一家搬到剑桥，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其间与李约瑟意趣相投，合著数篇论文，日后二人仍有合作。他亦在此期间决定归化为美国公民，1973年搬回美国，1974年正式入籍。1970年时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明代财政部分的写作。然而，编写明代财政史时，他与提供研究经费的哈佛大学发生冲突，于是改为联络剑桥大学的崔瑞德教授，最后于1974年底出版，题为“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然而，另一书稿《中国并不神秘》则因被出版社拒稿而无法出版。
1979年，由于纽约州立大学经费缩减，他被迫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注 2]。《万历十五年》原稿由于并非以传统学术论文格式写成，曾遭美国的出版社多次退稿。他于是自行将书稿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大受欢迎。其后出版《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因之他后来经常到台湾的大学演讲作学术交流，并曾在《亚洲周刊》、《中国时报》撰写专栏。
黄仁宇在1966年与盖儿·贝茨（Gayle Bates）结婚，并育有一子黄培乐（Jefferson Huang）。有两名继子马克和穆瑞（Mark and Murray）。
黄仁宇提出“历史上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数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强调技术，以实证主义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这种观念被称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与英美常用的微观剖析历史方法不同，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生涯探究和单一历史事件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社会结构特点。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主张不探究历史人物之善恶忠奸，不应该批判历史之善恶，尽管其本身难免流于翻案文章，他与李约瑟将这一主张称为技术辩证；黄仁宇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社会框架中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大历史观”指出，时代之宏观走向及发展状况，是由无数社会和物质上各种因素共同堆积起来，历史舞台上某一“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一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为众人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舞台，坐上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历史人物的作为也无法超出地理、科技、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技术性”条件。在《中国大历史》中，这一观点尤为鲜明，例如谓中国版图架构形成，“当中无可避免有其地理历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
政治方面，他主张中美开展贸易，以促进互相了解，但贸易不应成为刻意影响对方的工具。他相信，全球化的力量不可阻挡，随着中国完成对下层村镇社会的改造，中国将可融入国际体系。他亦支持国共和解，放下意识形态的歧见。
黄仁宇于1980年开始写作《黄河青山》作为自传，唯向编者林载爵交代，必须于他死后才能出版。他依从遗愿，于2001年出版此书。
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亦受到学者评价或批判其观点，中文的著作主要包括：江政宽撰写的《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收录于卢建荣主编的《文化与权力─台湾新文化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1年）一书中）孟祥瑞的著作《到“西方”写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的微观经验与他的中国学社群》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9）、倪端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2012年）及王忆城著、撒利伟编辑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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