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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战又称为城市战（urban warfare）、巷战（street battle），是指以城市、集镇甚至是更大的都会区等人口密度较高、建筑物和街道较多的聚居地作为主要场所来进行的战斗，是现代战争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18世纪以前，因为城墙尚且具有物理阻拦陆军通过的防御效用，军队多以占据城郊乡村来包围并切断城镇交通的方式进行作战，因此通常就把当时直接用步兵和攻城武器对城镇发起的攻击行动称作攻城战（siege warfare）。但随着火器的普及以及打击力越来越强的火炮开始投入战场，城墙逐渐失去了大多数过去能有效协助防御的功效。而且随着19世纪末期以来世界各地城市蔓延的趋势越来越大，有效控制能影响整个地区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现有的码头、机场、铁路站/转运站、桥梁、电厂和水厂）和当地重要的行政机构对进攻和防守双方的战略必要性都急剧增加，而这些设施许多都位于人口稠密的城镇附近甚至就在城镇内部，军队也因此必须要能够确保清除指定城区甚至单个街区内任何能够制造威胁的敌对力量。到了今日，城镇战多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军事行动，原因在于今日城镇战得面对更加复杂的城市地形与建筑，以及更多的一般平民。[注 1]城镇战往往使得进攻方得付出较为昂贵的代价来占领该座城镇；而对于防守方来说，则往往在作战中拥有了一定的优势（如基地地点、补给来源等），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攻守两方军事实力悬殊时会更加的明显。
一般军事人员在遭遇城镇战时，大多时候会因房屋的配置无法立刻得到己方军队或装甲车辆的掩护，而对方军事人员和一般民众又可能十分难以分别。除了可能遭遇穿着平民服装的敌方士兵外，还包括有民兵、黑社会等这些单纯想保卫自己家园，而提起自己的武器（也有可能是政府提供）袭击入侵军队的民众们。[注 2]在许多资料交流和长程武器大范围使用的现代战争中，城镇战却不同于大部分典型且位在宽阔处的军事行动，它反而让敌我双方的距离快速拉近，双方皆只能在极短的距离接触交火。
城镇战被归属于复杂的三维空间战斗模式，军队时常因为建筑物、强化过的掩蔽物等阻隔视线，只能拥有极其有限的视野以及火力发挥空间[注 3]。而熟悉战场的敌军却可能在掩蔽物甚至是地下基础设施（如地铁或下水道）中躲藏，[1] 并以放置陷阱、爆裂物或者是安排狙击手的方式，消减对方的实力。[注 4][2][3]
早期在美国军事术语中，以MOUT（Military Operations in Urban Terrain）来称呼城镇战。之后，美军改采较短的UO（Urban Operations）称呼，不过MOUT仍然有持续采用。[注 5]英国军队对城镇战的正式术语为OBUA（Operations in Built-Up Areas）和FIBUA（Fighting in Built-Up Areas），不过一般士兵大多用俗称的FISH（Fighting In Someone's House）或FISH and CHIPS（Fighting In Someone's House and Causing Havoc In People's Streets）。[注 6][5] 除了一般专指城镇战的术语外，英美两军还同时采用了另一术语 ─ FOFO（Fighting in Fortified Objectives），这是指在经历城镇战后击破包括敌方碉堡、战壕、要塞等，且将敌军人员完全清除并清除障碍物、地雷区，成功于过去敌方占有地处建立了我方滩头堡。[注 7][注 8][6]
以色列国防军则将城镇战的代号为לש"ב（发音近似于LASHAB），这在希伯来语中为“在城镇地形中战斗”之意。其中，לש"ב对于城镇战包含了许多范围，从大规模的军事战术行动（包括利用重型装甲运兵车、装甲推土机、无人侦察机等）到个别作战部队的室内近距离战斗培训等。以色列自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中，于贝鲁特的陆陆续续的冲突了解到城镇战对其的重要性；以色列国防军在近几年参与多次城镇战役且累积了大量的经验，并持续加以发展相关战术和武器的使用。到了2000年爆发的阿克萨群众起义中，以色列凭借着它对城镇战丰富的经验，决定派遣军队进驻巴勒斯坦人的城市、村庄和难民营中。直至今日，以色列国防军拥有一系列庞大且先进的相关设施单位，用来训练士兵更加熟悉城镇战的战术。
早在公元前500年时，中国军事家孙武便提出攻陷城市的困难，以及其他相关的理论。他在《孙子兵法》中指出若不得已开战，最好选在自己熟悉的地形，以逸待劳最佳；其次是在平地上一对一的决战，最下才是攻城。[7] 但尽管有“兵圣”称呼的孙武这般说道，在中国之后的历史中攻城战仍是时常发生。
欧洲早期的城镇战，则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引述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所描述。在当时大多是采围城的方式逼使对方投降，较少在人群聚集的城镇内发生战斗。如果有城镇内的战斗，也多是武力镇压人民组织性地反抗为主——譬如于66年到70年的犹太战争中，罗马皇帝尼禄便曾派兵镇压耶路撒冷的起义平民。
之后在欧洲的城镇战，又以中世纪时期的攻城战最为兴盛。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为城镇盖建城墙的好处：一来领主可以于城门设关卡强制征收过路费，再则领主只需要拥有少数军队，就能有效抵御试图侵犯的大军。这些于四周兴建防御措施的城镇，往往能让防守方占有一定的优势，并使攻城战成为一个十分艰辛的战斗过程。不过到了15世纪，这样的防守优势因为以火炮为代表的热兵器投入战场的缘故而瓦解。
火炮的出现使得攻城战变得更加迅速，整座城镇被突然占领的例子屡见不鲜。如1597年，西班牙成功以计谋占领了法国亚眠。当时西班牙军队假扮成农民，故意在该城镇的门口制造骚动，随后趁乱突袭城镇并占领了港口。另一个例子是在1702年，奥地利军队借由通往意大利克雷莫纳的高架渠，快速攻入该城并占领之。
在过去，时常见到攻城军队攻破城镇时，对平民强行掠夺及杀害。特别是若在攻城阶段耗时许久，因不再受纪律控制或者是出于对敌人的仇恨的影响，最后会在攻入城镇后进行毫无人性的烧杀掳掠，如三十年战争中的马格德堡之役。1631年3月，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突袭了马格德堡，但是两个月的围城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内粮食不足，因而逼使指挥官下达了最后一次突击的指令。在两个小时的激战后，神圣罗马帝国终于成功攻占了整座马格德堡，且于该城强行征收粮食并制造了大屠杀。在这场耗时三天的“马格德堡洗劫”中，约20000到40000名的居民被杀害，整座城市也被大火焚烧，夷为平地。到战事结束后，这座几乎全被摧毁的城市里仅剩下了约400名的人口。
由于在火炮的威力下，城墙早已毫无意义；战场也从城镇外围的“攻城战”，转变为城镇内的“城镇战”。因为以火炮逐一摧毁建筑是毫无意义的，使得城镇战无可避免。随着建筑材料的发展，许多新型且现代化的城镇建筑改以更加坚固的材料建造。最后，这些建筑使得攻入的士兵如同在一座拥有数百个防御措施的城镇中战斗，且守军又往往能透过交错火力来相互掩护，严重削减了攻击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于城镇的军事行动往往先依靠大量的火炮攻击，以及包括地面攻击机、战斗机、重型轰炸机的近距离空中支援。[注 9]而在一些战役中，特别是如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华沙起义的恶劣环境下，为了能够速战速决，往往是不论后果的大规模攻击形式，来企图瓦解对方反抗的意识。
然而当军队正在面对城镇战时，往往在敌方占领处仍有重重的战术应用限制。例如，如何有效歼灭敌人并保护无辜百姓便成了严肃的课题。如在加拿大军队于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奥托纳战役和格罗宁根战役中，就以避免火炮使用的方式来减低市民的伤亡和避免破坏建筑物。[9] 而在1945年美军反攻菲律宾马尼拉时，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最初也禁止空袭和炮轰，以保护平民的生命。不过在如同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的情况下，两支军队皆发觉要完全撤出平民是不切实的想法。[10] 此外，也有非主动撤出平民而仅以警告的方式要求撤离，如在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的格罗兹尼之战中，俄军决定使用大量火炮以进攻车臣共和国的首都格罗兹尼，并在炮击前警告平民人士赶快离开该城。[11]
为了保护平民的生命财产，军队受到许多战争法的限制，只能在战术有其军事必要性时才得闯入早已被确认有平民居住的地区。[12] 到了1970年代时，城镇战被沿用国际习惯法的海牙第4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条文（特别是从第25条到第26条）所规范著；而在日内瓦公约的第一附加议定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以及第二附加议定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中也有明确的规范。[13]
城镇战无论在战略与战术上都与一般开阔地战场不同，城镇内有着许多居民及各式各样的建筑物。部队往往难以从居民中辨识出何人为战斗人员或游击队，且也难在三维空间中轻易辨识出敌方袭击的方位。[14] 而在反击这种关键时刻时，尽管有较为技术优良的士兵仍难以有效地发挥优势火力。换句话来说，城镇战可为对方防卫实力较弱得战斗人员或游击队带来些许的优势，他们可单纯借由伏击的方式来歼灭部队，逼使攻入方得投入更多的人力于该城镇中。但尽管有大量的军力进驻，地面部队在面对城市建筑布局仍不得不分散成各自独立单位进行作战，且多仅能以步兵的轻型火力交战，大大限制了军队原本的战斗力。而由于空间有限，短距离的交火甚至肉搏时常发生，这也造就了巷战的死伤。最后，城镇战极有可能造成进攻部队长期身陷其中作战的；而对于防守部队来说，这是拖缓敌方快速进攻的有效方式，如遏止二战德军以不停移动进行机动战的闪击战战术。
在城镇战中，建筑物林立限制了部队观测范围；这也对装甲部队的活动也构成限制和威胁，装甲部队可能面临突然的袭击且动弹不得，无法反击。不同的建筑物以及公共设施（如地铁、栏杆、公园）也意味部队将会大幅降低其活动能力，就算移动也有更高的危险性潜伏着。相对的，城镇战对防守者而言，则拥有很多良好的隐蔽掩蔽空间（如地下道、下水道、地铁等地下设施）及火力发扬范围，也更容易布署爆裂物、陷阱、地雷以及狙击手。守军守备的方式极多，如利用沙包及铁丝网强化窗户，在各入口处安装各式陷阱，甚至于各房屋地下室挖出一条秘密通道，以在地面战火猛烈地时候能安全地支援友军或撤退。而对于狙击手来说，城镇战极适合他们进行观察、狙杀以及撤退。不过就条件来说，防守部队同样必须面对城镇战中各种致命点。如由于围困和双方不断在城镇内的交火，城市设施往往会被破坏、运输受阻，届时无论是军队和平民都将面临补给和物资缺乏的困难。
城镇战也使火炮和空袭的地毯式轰炸作用相对降低，在面对建筑林立、目标不清晰、不精准的轰炸时，不但可能会造成平民伤亡，更有可能伤及友军。而经过大量轰炸的城市，尽管其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将会因猛烈轰炸而摧毁，但并无法完全“湮灭”这种建筑物；相反的，倒塌的建筑和废墟可能会让己方军队无法顺利地前进移动，并提供更多掩护给敌方。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红军要求尽量长时间地在所有地段坚守，以掩护工厂持续生产兵器并撤至战线更后方处，因此大量战斗在每一个废墟、街道、工厂、住宅、地下室及楼梯间进行。而轰炸也难以摧毁位于地下或者戒备森严的建筑结构，包括碉堡和公营事业的隧道等处，而这些也往往是双方极力占领处。如在1944年布达佩斯围城战中便于下水道处爆发激烈冲突，因为身为轴心国的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皆是以此来行动的。
因此，试图攻占该城镇的军队，其在战术运用上并无许多选择。通常军队是以一个排的兵力进入战场，并于行动中分成个小队交互掩护行动。他们得试图组织一个强劲的防守火力，且士兵应要能善用枪炮火力、炸药以及近身格斗等技巧。而当部队遇到一个极为空旷的场地时，往往不会直接强行通过，而是利用炸药于墙上制作连接的通道。但这过程往往是极为缓慢且昂贵的，原因是一队的士兵并不能携带很多的弹药及炸药，但这些昂贵的东西又往往是在扫荡未知情况的房屋所需的。如果可能的话，军队往往还得一一扫荡所有的建筑物，这从上到下彻底的搜查也会浪费许多时间。
当正在移动的军队遭守军埋伏时，敌人的猛烈进攻往往会逼使巡逻队赶紧寻找遮蔽物；但之后的反击仅能压制敌方火力的出现，对于歼灭躲在房屋内的守军往往效果不佳，因此得另外派小队进入该栋建筑并歼灭之，通常这类突击小队是由3到4人所组成。当小队从门口或窗户成功进入房屋时，必须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扫荡。在攻入房间时，往往会先投掷一颗闪光弹，在爆炸后立刻进入房间准备交战，接着在回报给小队。
在占领一个陌生的城市时，要完全掌握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进攻部队往往得优先确保主要干道周遭的建筑物，以及其他为在城市的重点建筑。对于有居民居住处，大多采将其撤离并封锁该处。而重点建筑包括能确保控制人民的行政大楼，以及掌握民生需求等的设施，包括有医院、宗教与文化机构。自来水厂、变电厂、各式发电厂以及重工业厂区等。
但即使是在今日强调联合兵种作战的时代，城镇战仍对其有不利之处。因为负责联络的无线电，在城镇中往往会被建筑物阻挡其电磁波的传送，这对重视资讯交流的联合作战极为不利。相对的，防守方的各部队仍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方式，他们可利用现有的通信网络，甚至自行架设有线的野战电话。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进逼德国时便曾发生过，盟军在相互联络上便显得极为薄弱。相对的，德军利用其原本的连络线路和电话线，仍能顽强地抵抗。
在城镇战中，士兵所遇到的地形是多样化的，包括了高楼大厦、狭窄小巷、污水排道，甚至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等多样建筑设施。这些皆可让原本驻守此处并知悉此地的军队拥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单单从军用地图并无法提供城镇战所需的完整资料，如房屋内部的布局以及周遭的小径等不会于一般的地图中出现。
城镇中拥有极佳视野的建筑，往往在城镇战中便提供狙击手埋伏处；而在小巷或因布满瓦砾而难以通行的街道上，也非常适合放置陷阱以及爆裂物。而驻守于此的军队也可借由尚未发现的地下通道，对敌对的队伍埋伏突击。而对于进行城镇作战的进攻方部队来说，其本身防守能力将会比身在其他战场还低的多，这除了是因为军队被迫只能走固定且开放的街道外，还有无法预测的伏击和可利用的隐密通道也是一大主因；而当挨家挨户的进行扫荡时，除了房屋内未知的敌人外，士兵们还得暴露于街头上，这些都为参与城镇战的军队带来许多风险。
蒙特雷战役是美军第一次遭遇到的重大城镇战。1846年9月，美国陆军在扎卡里·泰勒的带领下决定进军蒙特雷镇；但在这之前，美军并没有做过与城镇战有关的训练。相对的，墨西哥军队下达指令要士兵躲在屋顶，或者是于隐密的射孔来歼灭敌军；他们并将火炮移至城镇中央，以有效提供各处火力支援。同时，由于蒙特雷镇的建筑多以厚实的土砖盖成，辅以坚牢的门与数个窗户；更甚者，平台式屋顶还有约两英尺的墙足够提供墨西哥士兵掩蔽。这些建筑对于美军来说，可说是一栋栋的的堡垒。
1846年9月21日，美国军队透过城镇的街道试图攻占这城镇，这其中包括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学生以及受过一定训练的士兵。但是他们仍被墨西哥军队的火力下被迫停下脚步，墨西哥士兵躲在厚墙旁、枪孔后，或者是屋顶上强力反击。尽管美军仍企图在大街上迅速移动且反击，但持续且激烈的火力逼使得他们在附近的建筑物动弹不得。泰勒之后试图将火炮往前推往该镇，但由于不能保证击中隐藏的墨西哥军队，甚至有误伤友军的可能，而放弃了这一计划，美军最后放弃这次攻势。两天后，美军兵分两路再次袭击这座城市，并改用另一种“独特的”方法。[15]
在此之前，由于不想重蹈覆辙，威廉·J·沃思采纳了德克萨斯顾问们的意见。这些顾问在美墨战争前便有城镇战的经验，如在1835年的贝克萨尔之役以及1842年的迈尔之役等。这些顾问相信美军需要从一栋房屋到另一栋房屋的通道，来与墨西哥军队近距离交战，他们并戏称这通道为“老鼠洞”。[16]
沃思的部队开始利用镐头在房屋跟房屋的墙壁处挖出通道，以歼灭屋内以及屋顶上的墨西哥军队；或者是直接利用梯子，爬至屋顶解决埋伏的敌军，并于屋顶上快速移动。一支典型的队伍会有一位负责拿着锄的士兵，在火力的戒护下设法在房屋与房屋间挖出通道。而当墙壁即将碎裂时，3到4名士兵会拿着左轮手枪预备可能出现的室内枪战。透过这一新的战术，美军在仅损失数人的情况下成攻占领蒙特雷镇。[16]
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的作战群是一个约八十人且混合各式武器的作战单位；其下的突击队则由6至8名的士兵组成，并紧密与苏联军队的野战炮相互支援著。透过这些战术单位，苏联能够有效挨家挨户的战斗，并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到柏林市战役持续使用这一战术，且更加精进之。[10]
在柏林市区各处，大都拥由宽直的街区大道与数条下水道，以及公园和铁路调车场等。大部分地区地区极为平坦，只有如克罗伊茨贝格地区有高约66米的低矮小丘。当时市区建筑多为19世纪下半叶建筑的公寓大厦，因法律规定而没有设置电梯，而房屋也因此仅五层楼高，公寓周遭则由庭院所包围。
正如苏联军队在陆陆续续的战役中学到了许多关于城镇战的战术，德国军队也于此有了一些心得。如武装党卫队不再单纯于街道的角落架设临时路障，因为这些路障在开放且笔直的街道上，仅能提供单调且无效率的火力射击。相反地，德国军队把狙击手和机枪架设在上部楼层和屋顶处，这也是因为苏联的坦克并无法抬高枪管反击。德军只需手持反坦克榴弹发射器Panzerfaust于面对街道的窗口伏击，往往能成功击毁经过的敌军坦克。而这些战术，也很快被希特勒青年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组成的国民突击队所采纳。[10]
为了对抗这种战术，苏联军队要求军队善用坦克炮塔的附属机枪或自行携带的冲锋枪，对准可能的窗户以及门射击，但这时车辆便不能行进过快。也意味着苏联军队只有在遭德军攻击后，才能有效进行反制。另一种解决方案是依靠重榴弹炮（多为152毫米或203毫米）事先对开放性的重点建筑物射击，透过爆炸为苏联士兵提供掩护，并利用高射炮紧盯德国枪手可能躲藏的较高楼层。[10]
苏联的战斗队伍也取消直接在街上快速移动的方式，而是挨家挨户地移动。他们透过连接公寓或地窖间的因爆破而产生的通道（随后苏联军队发现德军弃置的Panzerfaust对这极为有用），从一栋建筑一栋到另一栋建筑物；其他方法还有在经历可能于屋顶上的近身战斗后，借由阁楼快速移动。而在某些时候，透过火焰喷气器或手榴弹直接强行破坏侧翼的建筑，也是一有效的方法；但由于柏林的市民并没事先撤退，这方法也无可避免会带来平民的大量伤亡。[10]
1991年，时任的车臣共和国总统的焦哈尔·杜达耶夫发表了独立宣言；隔年车臣共和国一分为二，西部的印古什地区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1993年，除了印古什以外的其他车臣地区再度宣布独立。此后，车臣政府大举压迫境内的俄罗斯人，导致大量俄罗斯人移出车臣地区。1994年12月11日，鲍里斯·叶利钦决定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88条，派遣俄罗斯军队向车臣发动进攻。俄罗斯计划自俄罗斯本土直接推进，先掌握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的总统府、电台和电视台，最后稳定整个车臣地区，并接管该地的政治权力。
在当时，俄罗斯估计车臣武装部队应有10000人左右，相对的俄罗斯则派遣近38万的大军进驻，其中除了一般的步兵部队外，尚有90架直升机、80辆坦克、208辆BMP-2以及182门各式火炮投入该地；部队的素质则从训练优良的特战部队，到刚结束训练课程的新兵都有。在战争的初期，俄军以火箭炮和战斗机不断对城内设施进行轰炸。但由于车臣武装部队善于匿藏在民居之中，空袭反而是带来大量平民死亡。1994年12月31日，俄军的地面部队开始向格罗兹尼城内进攻，但遭车臣武装军的顽强抵抗，在这一夜内便有超过1000俄军阵亡。
车臣武装军早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前，大部分的车臣武装军人员多是接受俄罗斯军队的培训。车臣武装军将每10到12人组成一独立运作的突击队伍，不过他们仍要求个队伍要向总部报告情况。这些队伍中会有1名的反坦克炮手以及2名的狙击手，其他人则手持各式枪械。除了常规的武装军外，还有约15000的非常规军加入防御，这些战斗人员分成由15至20人组成的战斗团队，其下又以3到4人组成了基本小队。一支基本小队内有反坦克炮手、一个机枪手和狙击手，其中反坦克炮手通常会装备有俄制的RPG-7或RPG-18。此外该小队会依战斗的需求，另外安排弹药补给员和辅助炮手加入。[17]
为了有效歼灭驻守于格罗兹尼的俄罗斯装甲车辆，车臣武装军会同时在地面上部署五到六组的作战小队，他们可能躲藏在第二和第三楼层，或者是在地下室整备其装备并准备埋伏。当俄罗斯车队前往伏击区时，狙击手和机枪手将会牵制前来支援的步兵，而反坦克炮手将瞄准较为脆弱的装甲车辆顶部、后方和两侧，以有效歼灭整支部队。[17][18] 在成攻歼灭俄罗斯的车队后，这群车臣反抗军便依靠其对城镇的熟识，往往又能成功撤出该地。
如在一场战斗中，一批俄罗斯军队自车臣西方进驻，并没有受任何反抗进入该城。他们向总部回报已达成一项进占目标，并决定提前达成下一项战术目标。这些俄罗斯步兵并不知道他们的车队已经被车臣反抗军做为目标，当他们抵达下一向做为目的地的火车站时，仍是没有受到反抗。由于该火车站主要是车臣中央市镇联络西方的重要路线，故俄罗斯军对被要求对此处进行军事占领。然而，由于一直没有遭遇反抗势力，这群俄罗斯军队仅是将装甲车部署于车站外，象征性地进行防卫。不久后，自北方政府行政大楼南下的车臣武装军包围了该车站，反抗军并对车辆发射RPG-7。俄罗斯部队立刻反击，但很快弹药便感到不足。当他们向其他部队要求支援时，却因天色变暗为由遭到拒绝。
最初，俄罗斯军队对这种战术感到措手不及。在原本的预想中，其装甲部队本来应该是会轻易地占领该地，就如同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中坦克进驻的状况一样。但车臣的反抗，反而更让人联想到1944年的布达佩斯围城战。这些反抗导致俄罗斯部队在城市的行动陷入瘫痪。在事后许多文章报告中许多俄罗斯的官员指出这有很大的原因在于许多部队仍尚未完成其训练，且匆忙组成队伍所导致的。
面对这一强烈的反抗，俄罗斯如同当时苏联军队进攻柏林市一样，下达了临时指示 ─ 每个于车臣的战斗部队都得部署高射炮（包括ZSU-23-4以及9K22），这也是因为俄罗斯的坦克并没有足够的仰角来警戒车臣武装军地埋伏及反击。面对俄罗斯军队的高射炮，车臣武装军改变战术，改由五到六组的作战小队同时开火来让高射炮无从射起。俄罗斯军方也知悉仅单纯部属高射炮难以改变战局，于是自俄罗斯调来更多的步兵。俄罗斯也开始有系统的通过城镇，在步兵与装甲部队的相互合作下，一步步扫荡所有可能的房屋。甚至，俄罗斯开始主动地设置自己的伏击点，接着利用装甲车队引诱车臣的战斗部队前来追击，进而遭到埋伏。[17][18] 而受到1945年柏林市战役中，有苏联装甲兵为避免坦克受Panzerfaust的攻击轻易被破坏，将弹簧床绑于炮塔两旁的构想，苏联军也为了面对车臣军的RPG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俄罗斯军队立刻以距离装甲车车体约25到30毫米处，安装了笼状的铁丝网以诱导RPG提早引爆。[10][17][18]
此外，双方对应传播媒体的策略也有显著不同。俄罗斯拒绝记者进入采访俄罗斯士兵，只以开记者会的方式报告战况；相对的，车臣武装军则邀请记者前往采访，并告诉记者们当地的现况；而许多由当时媒体所摄得的彩色图像，多是由被车臣武装军邀请的记者所拍摄的。随着时间推移，俄罗斯开始重组车臣的警察，并试图说服车臣武装军放下武器投降。1995年1月15日，拥有重型火炮支援的俄罗斯部队决定封锁整个格罗兹尼市，将车臣反抗军限制于包围网内。1月19日，俄罗斯军队攻占了总统府行政大楼等重要建筑。但早在此时，一部分的车臣武装军即其物资，便与当地的难民共同退往南部山区。
俄罗斯的援军在占领格罗兹尼后也陆续赶来，并继续以空袭方法进占车臣南部其他乡镇。1月24日，俄罗斯当局于车臣组织一个文官政府，并从1月26日时改由其进行掌管。到了2月上旬，俄罗斯军队已控制车臣地区近80％以上的城市，但车臣武装军及游击部队仍不时在夜间的街道上出没，这导致俄罗斯军队不敢于夜间进行移动。到了2月份终，俄罗斯军队才将旧车臣共和国的势力逐出车臣境外。
在实际面临城镇战前，士兵得先通过扎实的训练，才不会于实战时因慌乱而错失攻击的机会。因此，各国大多打造一座相关训练设施，并于此培养人才。这些训练设施必须盖得坚固，以免在高强度的训练过程中轻易毁损。
目前在各国与城镇战相关的训练设施中，又以挪威国防军的瑞纳营最为庞大。该训练设施自2002年开工，在花费近4200万美金后于2004年完工。整个训练营由12栋建筑组成，并分别模拟了一般住宅、交通车站以及监狱等设施，总楼面面积达4000平方米。这些房屋大多是由挪威陆军工兵营亲自测量地基和特别设计，以混凝土所建成的。该训练设施也有为专门课题所盖的训练设备，如在其中便有一栋建筑是专门为训练士兵使用小型炸弹而设计的；而建筑也部署成像小镇一般，甚至在地底还有长140米的下水道。
美国陆军的主要训练设施位于路易西安纳州波克堡。该训练区总占地面积约7×8公里，内包含有29栋建筑物以小镇的样子部署，该小镇是以第三世界的小镇形象为范本建成。此外，该训练设施还能模拟机场、八层楼大楼以及军事基地等五种特殊建筑设施。
英国陆军方面，他们也建筑了一座名为“德国村”（Tysk landsby）的训练设施。这栋训练设施始建于1986年，建有近80栋的建筑物，以及2000间的各式模拟房间。由于该训练设施是于冷战时期建筑，由于当时英军预期一旦不幸开战时，英国即有可能要马上前往增援西德，故这些建筑物多为德国地区的长件建筑形式。近年来，由于冷战的威胁已经消失，这些建筑透过更换路牌标志以及部分重新装横整修，改成近似于南斯拉夫当地的村庄形式。
对于一个城镇战的主要使用武器，有各式各样的基本要求：
- 对近距离的目标与移动中的目标仍拥有较高的命中率。
- 有优秀的阻挡力，来阻止于附近中弹的敌人试图做出其他反击的举动。
- 在密闭空间内拥有良好的操控性，以便能快速扫荡敌人。而当一只手正进行其他动作时（例如开门），能单手操作的武器便有一定的优势。
在过去城镇战中，军队大多是以手枪、冲锋枪、手榴弹等武器来应战。到了今日，一些稍做修改的突击步枪（如HK G36突击步枪、M4卡宾枪等）也被用于城镇战的枪支行列。尤其是冲锋枪及后来盛行的突击步枪，能在遭遇敌人时提供尽管持续时间较短但于近距离时极为强大的火力，因此广受士兵的青睐。
在二次大战期间，士兵仍多是使用子弹仅有5到8发的栓式枪栓步枪，使用这些步枪的士兵往往在城镇战中较为不利；这是因为当使用栓式枪栓换子弹时，所需时间极为费时，这对连射的枪械便是一大机会。但为了于狭窄的环境下方便应战，这些枪支往往采用如HK G36突击步枪的折叠式枪托，或者是M4卡宾枪的伸缩式枪托。
机枪十分适合用于空地和街道上，利用绵密的火网来压制对方火力点或掩护己方进攻；而当机枪有效地使用时，可以透过封锁街道的方式，有效让敌方部队间彼此孤立。除了攻击有生目标之外，机枪也可以射击其他无装甲防护或薄装甲防护的目标。但相对的，机枪的强大火力以及重量，并不适合士兵拿来攻坚建筑物。
其他专门提供火力支援的武器还有榴弹发射器或肩射式火箭推进榴弹（包括有FGM-148标枪导弹、M72 Law、铁拳三型、RPG-7等）等，在城镇战中往往是遭埋伏时，提供立即的火力支援。早期的一些城镇战中还会使用火焰喷气器，但到了今日这类武器已逐渐被其他枪械取代。
一些工具是为了协助士兵于城镇中顺利作战而使用的。如斧头、撬棍、破门槌、绳梯、飞锚、炸药等，这些让士兵有多种选项进入房屋。而烟雾弹、闪光弹这类武器，在攻击与移动时提供掩护。当军队决定与敌方在下水道近身肉搏时，往往得携带气体侦测器，这是因为下水道中极有可能有毒气的出现。而防守时，还可使用杀伤人员地雷以及带刺铁丝网协助防御；而在某些时候，这些也可拿来强迫队伍转向，引导其进入伏击点并歼灭之。除了地雷外，也可利用手榴弹制作拥有类似功能的诡雷。
迫击炮常于城镇战中提供间接的火力支援，它的炮弹能制造炸弹碎片、爆炸，并能另外引起火灾、烟雾、气体或眩光等。此外，自RPG-7火箭弹头延伸的燃料空气炸弹也被广泛的使用着，这种炸弹利用高挥发性燃料浮质与空气混合，在目标区引燃产生爆炸，同时大量消耗空气中之氧气，造成爆炸区短暂缺氧状态。由于混和物是气态物质，因此其影响能轻易穿透建筑物，而它所制造的压力差和高温也对建筑物内的人员有所影响。
炸药、手榴弹和其他间接射击武器在城镇战中有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们故障的几率极为的低，另一方面它们使射手可以不用面对敌方的直射火力，却仍能提供一定的杀伤力。拥有雷管的炸药除了拿来作为杀伤敌人的武器外，对于要从建筑物中开出通道时也十分有效。其他做法还有直接破坏建筑、桥梁、燃料库等，来避免敌军使用之；以及炸毁重型车辆的车轴，来阻挡敌人的行径，逼使他们得一一清除之。
在近身肉搏战上，士兵除了空手搏斗外，往往军队会提供其战壕刀或者格斗刀等武器。
即便在使用上存在重大争议以及严重政治后果，严格来说核武具备短时间大量摧毁建筑物跟消灭城市内部人口与防御工事的能力，同时制造其他敌对城市内守备方极其巨大的心理压力，避免己方正面进攻所需遭遇大量小规模战斗的伤亡，也可以算是一种城镇战的武器。美国在二战末期对日本广岛与长崎两大都市使用核弹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为了避免登陆日本所必须面对的大量城镇战伤亡。
二战期间，德国把一些车辆的原始设计进行修改，制造出许多提供步兵火力支援的战斗车辆。其中第一辆便是在以三号坦克的底盘作为基础，加装75毫米步兵炮的三号突击炮。1942年，这些战斗车辆被大量用于德苏战争中，包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1943年之后，陆续又有以四号坦克的底盘为基础所制造出来的灰熊式突击炮，以及以虎I坦克的底盘作为基础的突击虎式。这些被称做“突击炮”的装甲载具，尽管能以使用锥形装药技术的弹药穿透装甲，但它最大的功用仍是以炸药击毁对所掩护部队的威胁，包括能掩护敌军步枪手及机枪手的石制或混拟土制掩体。
1965年到2000年时，美军曾使用一部分自M60A1坦克改装的M728战斗工程车。该车除了装设一门英国皇家兵工厂生产的L9A1 165毫米爆破炮（美军制号M135），亦拥有A型吊架和绞盘在炮塔前方。车体前方另装有M9推土铲；有时会依任务需求，于推土铲前另外再装除雷犛。M728战斗工程车除了能清除路障外，也可以拿来对付有威胁性的建筑掩体。
除了装甲战斗车辆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十，以色列已经开始将经改装的推土机投入城镇战中。近年来，装甲推土机时常用于前线，军队经常使用这些车辆来清除路障和推毁房子。除了以色列外，美国陆军也购买了类似装甲推土机投入伊拉克战争中，并参考以色列过去的经验分配其任务，例如推毁内可能藏有狙击手的建筑物。
到了今日，城镇战也不在只是由步兵担当主角，而是另外结合了步兵坦克和主战坦克、火炮和空中力量的联合兵种作战才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战术。然而，无论是坦克和步兵坦克也很难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活动。敌人的士兵只要使用反坦克武器攻击坦克脆弱处，包括后面和顶部较薄的装甲。为了应付这些一击便可能丧失战斗能力的埋伏，这些装甲车辆也开始强化其装甲以及火炮能力。如美国依据其在伊拉克的经验，为M1艾布兰主战坦克开发出一种专门为城镇战的强化元件 ─ TUSK（Tank Urban Survival Kit）。为了对抗单兵携带式反坦克武器发射锥形装药弹，因此在装甲比较脆弱的部分加强防御，例如在侧裙加上爆炸反应装甲及在车体后部加上栅栏，透过这些防御措施来使锥形装药弹“提前”引爆。另外于炮塔上的车长使用12.7毫米重机枪上加了遥控操作设备，使其能于舱门关闭的状况下射击；装填手使用的7.62毫米机枪，则是加上具有夜视瞄准仪的防护盾。此外，坦克另安装了车上电话，让车外的步兵透过电话与车内人员通话。这些改良加大了M1艾布兰在近战中的存活性，这些性能限定的M1A2还出口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而改良过的M1A1则出口到埃及和澳大利亚。
总的来说，装甲车辆在城镇战可以提供步兵一个活动掩体，以及装备步兵不能携带的大型火炮跟光学侦测设备，可以协助步兵单位破坏敌方藏匿的建筑物或是提前发现远处埋伏的敌军，具备有看得远以及打得狠的优势，妥善的步战偕同作战可以收到互相掩护支援的效果，因此装甲车辆在城镇战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由于全球普遍的城市化以及都会城市的扩大，同时已有一大部分的人是居住于城市地区，尤其是在经济正快速起飞或已十分发达的城镇中。对此，未来的战争将会经常出现在城镇之间，这意味着城镇战不但无法避免，还将成为很重要作战行动模式。在未来，城镇战的成败将很大成为左右整场战争成败的因素。城镇战也渐渐成为一重要的战术，甚至有其专门的学说出现。
在21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首次将高科技带入巷战中的成功作战。美军设计出针对城镇战的高科技武器与产品，让原本会使进攻部队面临死伤惨重的局面改变，将伤亡风险降至最低。如进攻部队透过侦察卫星监视、无人侦察机和各种电子传感器对军事目标进行全时监控，使敌方无法如同过去安全地藏身于城镇中；而利用反狙击手和机器人技术，对付原将面对的各种风险与陷阱。此外，美军于其战斗准则中指示搜寻藏匿在建筑中的敌方狙击手，并在发起攻击行动前歼灭之。而单兵作战的装备与防护得到改进，使巷战内的步兵作战得到快速且伤亡低的优势挺进。
新的装甲防护技术，也使得装甲部队能够进入城区进行有效作战。原本对地毯式轰炸有顾虑的火炮和空袭，在投入高科技的精准定位，便能使用精确制导武器轰炸敌方目标，将有效准确的利用轰炸优势打败防守城镇的敌方部队，同时降低对无辜平民的波及。如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中，美军便使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得到十分有效的作用和效果。
除了美军外，另一个对城镇战经验丰富的军队当属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为其带来许多经验与心得。同样的，以色列为应付日趋频繁的城镇战的情景，其军事技术发展的也多以此为基本条件。如使用经大幅改进的感应器、增加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的使用等。同时也对大型的坦克和轮型装甲车辆搭配合适的装甲以及火力，以应付瞬息万变的城镇战战场。
此外，在成攻管控该城市之后的管理工作，也成了另一个严肃的课题。最明显的例子为伊拉克战争后，萨达姆政府倒台后对伊拉克实施军事占领。但尽管战后美国不断草拟计划重建伊拉克，包括把大量重建计划交给美国各财团，同时委任当地人任临时政府官员。但由于当地不少派别的政治组织并不支持美国，其重建计划并没按照美军的规划顺利进行。更甚者，针对美英的军事占领而进行的伊拉克游击战反而不断发生。这些由伊拉克各地反抗军、共和国卫队以及民兵，造成美军的惨重伤亡，如在2006年12月31日时，美军在伊拉克死亡的人数已达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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