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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紀律部隊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香港警务处（英语：Hong Kong Police Force，缩写：HKPF）成立于1844年5月1日，是香港最早的现代警察机关之一，现隶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为编制最庞大特区政府部门（2014年占20.2%）、纪律部队[5]。2013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统计香港平均每100万人有4,500名警察，警民比例居全球第5名，次于俄罗斯、土耳其、意大利、葡萄牙[6]。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驻守，但解放军并不能随意离开驻地军营。其他不少国家、地区部分由军队担当的职能，在香港均由警方负责，如防守海岸、边界巡逻、反恐行动等。现任警务处处长为萧泽颐，在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名、建议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21年6月25日任命[7]。
| 香港警务处 | |
|---|---|
| Hong Kong Police Force | |
| |
| 简称 | HKPF |
| 格言 | 服务为本 精益求精 （We serve with pride and care） （1999年－2019年11月18日）[1] 忠诚勇毅 心系社会 （Serving Hong Kong with Honour, Duty and Loyalty） （2019年11月19日－）[2] |
| 成立时间 | 1844年5月1日 |
| 司法管辖权 |  香港特别行政区 |
| 性质 | |
| 驻地／总部 | 中国香港香港岛湾仔区湾仔军器厂街1号香港警察总部 |
| 管理机构 | 保安局 |
| 监督机构 | 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
| 组织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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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 | |
| 处长 | 萧泽颐 |
| 副处长（行动） | 周一鸣 |
| 副处长（管理） | 陈俊燊 |
| 副处长（国家安全） | 简启恩 |
| 高级助理处长 | |
| 助理处长 | 17名 |
| 人员装备 | |
| 年度预算 | 251.6亿港元（2021年至2022年度） |
| 警务人员 | 正规编制：33,928名（2015年至2016年度）[3] 正规员额：30,857名（至2019年1月31日） 辅助编制：4,500名 辅助员额：4,500名 |
| 文职人员 | 4,569名（至2019年1月31日）[4] |
| 区域 | |
| 处所 | |
| 羁留室 | 0间 |
| 车辆 | 约2500辆 |
| 装甲车辆 | |
| 轮船 | 55艘 |
| 舟艇 | |
| 趸船 | 6艘 |
| 警犬 | |
| 其他信息 | |
| 辖区面积 | 2,754.8km² |
| 辖区人口 | 7,500,700人（2019年） |
| 网站 | www |
香港警察在1950至60年代由于港英政府奉行放任自由政策且管治政策偏向“以华制华”，导致警队“流氓化”，贪污受贿之风盛行，市民对警队的印象甚差。六六暴动、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于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对包括当时几乎无人不贪污受贿的警队在内的政府各个部门进行改革，后来香港警察素质大幅提升，市民对警察的印象也全面改观[8]，香港警队一度被誉为“亚洲最精良的部队”[9]。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2020年5月4日至6日（2019年3月起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电话访问1,004名香港居民，对香港警队的满意度达4年来新低为36.8，逾4成市民评0分，评分亦继续为9个纪律部队中最低[10][11]。此后满意度持续回升，至2022年10月8日同所民调显示，满意度已经回升至56.4[12]。
香港开埠初期，香港政府未有顾及华人社区需要，因此官方文件只会使用英文，视乎每次负责翻译的人员，警察队的中文名称而有所不同，未有统一；例如早期的《香港辕门报》（即后来的《香港政府宪报》），警察队有时译为总缉捕署，有时译为差役；在一些警察队的官方文件，亦有使用香港警察司署。在一些私人著述里，警察队曾经称为巡捕厅和大馆；英文名称则为Hong Kong Police Force，在一些警察队的官方文件，亦有使用Police Department，基本上除了获封时期以外，前者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935年，警察队正式定名为香港警务处，同时使用香港警察队、香港警察及香港警队为副名。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1月18日，香港经历三年零八个月日占时期，期间警务处被改名为香港宪兵队（Hong Kong Kempeitai），直至香港重光为止。
1969年，英国政府认为警务处处理香港亲共人士发动的六七暴动有功，获封皇家名衔，从而成为皇家香港警务处（副名皇家香港警察队；英文副名：Royal Hong Kong Police Force），直至香港主权移交随即恢复原名并更换新的徽章[13]。
警务处处长（英语：Commissioner of Police）是香港警务处的最高指挥官，所有香港警察的长官，由行政长官提名，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8（薪级与决策局常任秘书长一样），为纪律部队首长之首。处长就警务处的管理及效率向保安局和行政长官负责，由三位副处长协助，其中一位主管行动，辖下设有两个处级部门──行动处和刑事及保安处；另外一位主管管理事务，辖下分为三个处级部门：人事及训练处、监管处和财务及政务及策划处[14]；最后一位主管国家安全，辖下一个处级部门：国家安全处。
2020年7月1日起实施：
| 警务处 | |||||||||||||||||||||||||||||||||||||||||||||||||||||||||||||||
| 警务处处长 | |||||||||||||||||||||||||||||||||||||||||||||||||||||||||||||||
| 警务处副处长 | 警务处副处长 | 警务处副处长 | |||||||||||||||||||||||||||||||||||||||||||||||||||||||||||||
| （行动） | （管理） | （国家安全） | |||||||||||||||||||||||||||||||||||||||||||||||||||||||||||||
| 行动处处长 | 刑事及保安处处长 | 人事及训练处处长 | 监管处处长 | 财务、政务及策划处处长 | 国家安全处处长 | ||||||||||||||||||||||||||||||||||||||||||||||||||||||||||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首长级乙一级政务官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 | ||||||||||||||||||||||||||||||||||||||||||||||||||||||||||
| 行动部 | 刑事部 | 人事部 | 资讯科技部 | 财务部 | 国家安全处 | ||||||||||||||||||||||||||||||||||||||||||||||||||||||||||
| 支援部 | 保安部 | 警察学院 | 服务质素监察部 | 政务部 | |||||||||||||||||||||||||||||||||||||||||||||||||||||||||||
| 公共关系部 | 策划及发展部 | ||||||||||||||||||||||||||||||||||||||||||||||||||||||||||||||
| 警察总区 | |||||||||||||||||||||||||||||||||||||||||||||||||||||||||||||||
警务处架构由以下6大部门（即处）组成：
香港警察职级分为3级，即宪委级、督察级及员佐级，共15个警衔，实际为13个职级。总警司及以上属于首长级公务员。
| 所属职级 | 职位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及缩写 | 肩章 | 人数 | 岗位 | 备注 |
|---|---|---|---|---|---|
| 宪委级（高级警官） | 警务处处长（Commissioner of Police，CP） |  |
1名 | 香港警务处最高指挥官，政府主要官员之一，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8。 | 需要由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
| 警务处副处长（Deputy Commissioner of Police，DCP） |  |
3名 | 分别领导“行动”、“管理”及“国家安全”事务，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5。 | 2019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委任前警务处副处长（行动）刘业成担任警务处副处长（特别职务）任职3个月，现已完全退休 2020年7月3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委任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刘赐蕙为警务处副处长（国家安全） | |
| 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Senior 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Police，SACP） |  |
正规:5名 辅警:1名（辅助警察队总监） |
分别出任行动处、刑事及保安处、人事及训练处、监管处及国家安全处处长，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3。财务、政务及策划处处长是由一位与高级助理处长相等职级的首长级政务官担任，固不属正规警务人员，近年由首长级乙一级政务官担任，属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4。 | ||
| 警务处助理处长（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Police，ACP） |  |
正规:17名 辅警:1名（辅助警察队副总监） |
10名分别领导行动处辖下行动部和支援部、刑事及保安处辖下刑事部及保安部、人事及训练处辖下人事部及香港警察学院（作为院长）、监管处辖下资讯系统部和服务质素部，以及出任国家安全处的两名助理处长；其余6名分别出任水警总区指挥官及5个陆上总区指挥官，包括新界南总区、新界北总区、西九龙总区、东九龙总区及港岛总区，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2。在2022年3月，警队特别加设助理处长（特别职务）（支援）职位，属有时限的首长级编外职位，负责就社区和传媒关系事宜，向警务处处长和高级官员提供建议，以及联系警队不同部门，对外作为官方发言人，代表警队向传媒和公众传递重要信息等。财务、政务及策划处处长辖下的政务部及财务部则各自由一位助理处长相等职级的文职人员担任警察政务秘书（政务主任或行政主任职系）和财务总监（库务会计师职系）领导部门，财务、政务及策划处处长辖下的策划及发展部则由一名总警司领导。 | ||
| 总警司（Chief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CSP） |  |
正规:47名 辅警:5名（5个陆上总区辅警总部） |
1名出任策划及发展部部长、20名驻守警察总部、6名出任六个总区副指挥官、19名出任24个警区中的19个警区指挥官，职级相当于首长级公务员薪级D1。 | ||
| 高级警司（Senior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SSP） |  |
正规:94名 辅警:9名 |
分别出任警区副指挥官或者部门副主管。辅助警察高级警司出任高级警司（行动及训练）（辅警）、高级警司（人事及支援）（辅警）并驻5个陆上总区总部。 | ||
| 警司（Superintendent of Police，SP） |  |
正规:270名 辅警:20名 |
分别出任单位主管或者分区指挥官。 | ||
| 督察级（警官） | 总督察（Chief Inspector of Police，CIP） |  |
550名 | 分别出任单位副主管或者分区副指挥官。 | |
| 高级督察（Senior Inspector of Police，SIP） |  |
逾1,900名 | 出任小队指挥官。 | 薪俸不同，实际上是同等层级。 | |
| 督察（Inspector of Police，IP） | 
| ||||
| 见习督察（Probationary Inspector of Police，P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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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佐级（初级警务人员） | 警署警长（Station Sergeant，SSGT） |  |
逾1,300名 | 出任小队指挥官或者小队副指挥官。 | |
| 警长（Sergeant，SGT） |  |
近5,000名 | 负责分段或车辆指挥。 | ||
| 高级警员（Senior Police Constable，SPC） |  |
逾20,000名 | 薪俸不同，实际上是同等层级。 | ||
| 警员（Police Constable，PC） |  |
香港警务处的处所具备层级系统，视乎各种因素设立，在系统中的最顶级者为香港警察总部，旗下每个总区均设立一个总区总部，而旗下每个警区均设立一个警区总部；在警区总部下，均设有警区警署，大部分再下设分区警署。此外，视乎社区情况需要，可能尚有警岗、警察服务中心及警察社区联络办事处设立。过往，在此系统中，更出现过流动警署、派出所及流动报案中心。
警察报案中心（英文：Police Reporting Centre）为警务处处所层级之一，其设立为方便及有效率地处理公众的报案[22]。1970年代，在多条香港公共屋邨附近都设有一座流动报案中心，其面积及体积不大，仅具备办公室的基本设备[22]。1973年，位于彩虹村、首座以玻璃钢强化塑料建造的流动报案中心启用。使用此种物料制造，方便居民报案，并且对匪徒能够产生起阻吓作用[22]。
警察社区联络办事处（英文：Neighbourhood Police Office，缩写：NPO）为警务处处所层级之一，主要作为报案中心用途，其设立为方便及有效率地处理公众的报案，同时加强警察与社区之关系，提升防止及打击罪案的效能。1974年，皇家香港警务处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开始在地区派出所，以求与居民建立伙伴的关系，加强巡逻及迅速地对求助采取行动。后来因应香港人口迁移和犯罪模式等等香港社会的改变，派出所系统于1984年6月起取消及更改为警察社区联络办事处[23]。于实行派出所系统年代，各派出所由一名警署警长领导，由一名警长带领4名警员组成一支小队，人员分为3个更份当值。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及打击罪行，警方交通部会对违反法例的车辆扣押在车辆扣留中心，以作调查，取证及检验之用。
目前警方在鲗鱼涌，九龙湾，大榄涌及小蚝湾设置车辆扣留中心。
香港警队为全世界之次、亚洲之首个拥有现代警察制度以维持公共安全的警务机关，香港警察历史超过180年，经过多番脱变和转捩点；从首阶段的殖民地警察部队、于1970年代起现代化，至1990年代初期起进入第三阶段，发展成为服务型的警察队伍[24]。香港警察被誉为是世界上最专业及优秀的警察机构之一[8][25][26][27][28]。
双十暴动事发于1956年10月10日至12日间，事发源于徙置事务处的职员移走一面中华民国国旗所致，警务处派出防暴警察及出动装甲车，并且施放催泪弹镇压，最终于驻港英军的协助下，事件才告平息。事件造成59人死亡，逾300人受伤，逾1,000人被拘捕，是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暴动，亦因此促成了警察训练分遣队的成立。
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发生于1966年，事件源于天星小轮有限公司增加票价，香港市民上街抗议，后来演变成为骚乱，包括针对警察的暴行。警察训练分遣队需要施放催泪弹、木弹及实弹镇压，驻港英军介入，最终平息事件。
于1967年5月6日，“左派”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下，将文革的影响力扩展到香港，展开对抗殖民地政府的暴动。斗委会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及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29]，由最初的罢工、示威、纵火，得不到普罗市民响应后，却将暴力提升为暗杀、炸弹袭击、抢枪及枪战。在事件中，所有人员取消休假候命，多次与暴徒对峙，作出驱散、镇压和拘捕行动，左派组织将暴力升级为无差别炸弹袭击，左派报纸则辱骂香港警察是白皮猪[30]、黄皮狗[31]。7月起，左派阵营开始在香港、九龙及新界街头到处放置真假土制炸弹[32]，又驱使左派学校的学生参与制造及放置真假炸弹[33]。警察疲于奔命，期间有多名无辜市民被炸伤或炸死。当时警务处尚未成立爆炸品处理课，需要由驻港英军派出军火专家拆弹，但因为每天发现的真假炸弹达到数以百计，军方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到场拆弹[34]，由于斗委会企图使用炸弹浪潮瘫痪香港交通，左派凶徒将不少炸弹放置在渡轮码头及电车轨，警队有人员尝试自行移除炸弹，但曾经发生意外。六七暴动期间，合共发现8,074个怀疑爆炸品[35]，当中有1,167枚真炸弹，凶徒更在炸弹中加入大量铁钉及玻璃碎加强杀伤力[36]。1967年的炸弹恐怖袭击浪潮造成包括1名驻港英军军人、1名消防队长和2名警务人员殉职──包括了华籍警员杜雄光和英籍高级督察麦基云（Ronald John McEwen），他们分别于香港岛告士打道及怡和街处理炸弹期间被炸死。
1967年7月8日，沙头角一带发生枪战，近百名中国共产党民兵越过香港边境禁区，与军装巡逻小队于沙头角爆发枪战，最后造成5名人员殉职。同年12月警员李观生被左派凶徒抢夺佩枪杀害。
六七暴动期间，最少造成包括10名人员殉职（其中5人殉于沙头角枪战中、2人殉于炸弹、3人被杀害，是有纪录以来，香港社会冲突中最多名警务人员殉职之一次）在内的52人死亡，包括212名人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香港警务处在暴动中的忠诚及勇敢表现备受赞赏，于1969年获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赐予“皇家头衔”，称为“香港皇家警察”，并由雅丽珊郡主出任荣誉总监。
1977年发生警廉冲突，数以千计的警务人员游行往香港警察总部举行聚会，同时请求时任警务处处长施礼荣向香港政府反映问题。期间，一批激进警务人员冲进位于金钟夏悫道和记大厦的廉政公署执行处捣乱，其中5名廉政公署职员被警务人员殴打至受伤，事件一发不可收拾，在香港总督宣布特赦部分警务人员的部分罪行后方能平息。1979年，警察队从英国警察服务视察组邀请3名高级警官来到香港，全面检讨警察队的组织、警力调配、沟通机制及薪酬表等。经过数个月的研究，警察队及政府接纳了调查委员会的全数建议，作出了大规模的重组及一系列的改革程序[37]，包括为人员定下可以维持生活的薪酬、福利及待遇、成立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以改善管理层与员佐级的沟通等。[38]在这为期5年的变动后，警务处架构及制度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改革，纲纪获得重大整理。
1985年5月1日发生忠信表行械劫案，一个由7名匪徒（包括后来被列为头号通缉犯的季炳雄）组织而成的犯罪集团，持械行劫位于弥敦道46号的忠信表行，期间3度爆发警匪枪战，双方开火合共逾百响，犯罪集团凭借挟持人质及强大军火而成功突破警察重围、满载而归。经过逾4个月的追捕，最终由特别任务连策划攻坚行动，一枪不发，成功生擒全数7名疑犯，并且起出3支枪械，以及寻回9成贼赃。
1995年7月6日，一艘货轮于青衣外600米的海面上起锚时，意外捞起了一枚直径14英寸、长44英寸及重500磅的美国制造M64型空投炸弹。爆炸品处理课出动，耗时个半小时解除危机。是次为香港历史上发现最大型的炸弹案件[39]。
叶继欢涉嫌于1984年10月策划及参与连串持械行劫尖沙嘴景福金行及中环置地广场迪生表行后，警务处根据叶继欢好赌的性格，认为其需要急速地将贼赃出售以偿还赌债。同年12月，跟踪支援队警长李光明被上司委派乔装为买家“接赃”，带同24万港元现金与叶继欢接洽购买逾260只名贵手表，李光明与3名同僚同行，到达湾仔中环广场地盘，按著身上左边腰间佩枪示威的叶继欢只是容许李光明一人登上其货车进行交易。为了使到叶继欢的双手离开手枪，李光明掏出了10万港元的一千元面额现金钞票，乘叶继欢点算之机表露身份及制服他，但是遭遇猛烈反抗，叶继欢又拔出手枪指向着李光明，李光明当时紧捉着手枪的机板使叶继欢没有能够开枪。后在同僚协助下，成功地拘捕叶继欢[40]。
1989年8月4日，叶继欢于赤柱监狱服刑期间讹称腹痛，被押往玛丽医院检查时使用武力威吓，最终成功逃离医院押解，并且骑劫一辆停泊于医院门前的客货车，然后辗转逃避[41]。匿藏两年后，叶继欢于1991年6月涉嫌与同党持械行劫位于观塘物华街的5间金行，掠夺市场价值1,000万港元的金饰，期间手持AK-47突击步枪于马路上疯狂扫射，又与警察爆发枪战逾42响。1992年3月7日，叶继欢再次涉嫌纠党持械行劫位于弥敦道的谢瑞麟金行，掠夺市场价值100万港元的金饰，又与警察爆发枪战12响。3日后，叶继欢再次涉嫌与7名同党手持两支AK47突击步枪及多支手枪持械行劫位于大埔道的两间金行，掠夺市场价值逾700万港元的金饰，并且向警察射击逾60弹，挟持人质，又向救护车开枪，导致3人受伤。其后叶继欢被列为头号通缉犯，香港警务处悬红100万港元将其通缉。
1996年5月13日，叶继欢与两名同党携同大批枪械与三硝基甲苯潜逃重回香港，于西环登岸时因为遇上两名军装巡逻小队警员，两名警员见其形迹可疑于是上前查问，未几叶继欢急步向船跑去，然后又向警察开枪一响，爆发枪战，于枪战中叶继欢身中3弹致半身不遂，被两名警员拘捕。
2002年9月8日清晨，在时任主管欧阳照刚警司领导下，20多名特别任务连人员掩至湾仔摩利臣山道南洋酒店，其中6名人员登上9楼，向目标房间发射了4枚破门钢球及投掷震眩弹，强攻进入其中14号室房间，成功拘捕案中主脑──曾经持械行劫一名浅水湾银行大班，及于1993年1月2日与3名同党持械行劫一间油麻地太平馆及引发警匪枪战的省港旗兵首领（后来被特别任务连拘捕、被判处以入狱10年），因为腰间两边经常佩有黑星手枪而有“双枪王”之称的潘銮彬，和其两名党羽[42][43]，并且起回当中的40万港元赎金、一批贼赃[44][45][46][47][48]及大批证据[49]，整个过程不足10秒钟时间[50][51]。
2003年12月24日，于香港、中国大陆、加拿大及美国多处干犯过罪行的季炳雄，雇用“省港旗兵”准备于该年圣诞假期及翌年新年期间策划及（于金钟太古广场或中环一间珠宝金行）进行连串持械行劫罪行，被香港警务处于2001年7月创下香港历史上最高悬红纪录（200万港元）[52]及被国际刑警组织出示红色通缉令的“末代贼王”季炳雄[53][54][55]及其党羽被特别任务连拘捕[56]，结束自1980年代起，香港无间断由省港旗兵策划及参与的持械行劫罪行，为2000年代以后的香港治安奠定了基础。
由于季炳雄涉及多宗严重罪案，刑事情报科一直锲而不舍，由跟踪组长期监视与季炳雄有接触往来的亲友或当年犯罪的同党，包括于惩教署服刑中的有关人物在内，同时与惩教署联络，监视即将刑期满出狱的积犯，亦密切注视数名被视为与季炳雄有联系的积犯。2003年8月，刑事情报科发现一名刚出狱的目标人物非常活跃，四出联络一批匪徒，怀疑密谋有所动作，跟踪组遂奉召加入协助监视，至12月中旬发现一度于香港匿迹的季炳雄露面与上述人等接获，并且迁入油麻地渡船角文汇街文景楼上摆下巢穴。期间跟踪组一直有固定监视，至12月底发现其有大批相信为藏有军火的行李分批从中国大陆运到。刑事情报科相信季炳雄集团正在策划一连串的持械行劫罪行，于是联同多个部门先发制人[57]。24日凌晨两时许，在主管欧阳照刚和副主管郭荫庸领导下，特别任务连连同刑事情报科跟踪支援队以及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在油麻地渡船角文汇街文景楼部署，Z队及跟踪支援队将目标建筑物周边的6条街道封锁，并且重重布下防线；S队则于文辉楼及文景楼外墙棚架上摆下埋伏。凌晨3时半，A队以几秒钟时间，对12楼29室进行爆破及强攻进入[58]。A队先以定向炸药炸开铁闸[59]，再以霰弹枪发射一粒重钢珠击毁门锁，然后以大铁锤击毁木门。A队一拥而入，极速以大铁锤击毁屋内三道房门，于靠近文英街的一房间内，将欲擒向前拿取一支已经上膛的曲尺手枪的季炳雄制服；季炳雄的党羽吴振强（曾经与季炳雄一同参与持械行劫罪行，曾经因为一宗持械行劫罪案而被判入狱13年，于同年8月出狱后随即与季炳雄再度会合）于另外一间房间内被制服[60][61]。事件中起获了近30年来最大批的军火，包括1支AK-47突击步枪、两支霰弹枪、一支0.45口径手枪、6支54式手枪、882发子弹及7个手雷[62][63][64]。整件案件中特别任务连不费一弹、无人伤亡，疑犯亦被活捉[65]，备受赞赏[66][67]。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于同日下午亲身前往香港警察总部高度赞扬参与行动的警务人员[68][69][70]；事件被比喻为最平安的平安夜，提早给香港的圣诞礼物[71][72][73][74][75]。
2005年香港反对世贸游行冲突源自在香港主办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引来世界各国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反全球化运动的示威者齐集。会议举行前夕，警察机动部队总部制定了一套为期20周的体能训练计划予人员进行[76]，并且特别研究发展出以三排为编制的新阵式（平常为四排），最前排为“拘捕排”、第2及第3排分别为“催泪排”及“射击排”，而射击排平常所装备的实弹则改为橡胶子弹及布袋弹，以有效地控制作风强悍及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韩国农民，并且确保伤害性为最低。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举行前、中及后时期，全体警察机动部队出动，联同各警区合共9千名人员在湾仔北布防，海陆空全方位戒备，部分海上船只亦需要被搜查。
发起游行及示威的主要是韩国农民，自12月11日开始。起初示威游，引起零星冲突，至12月17日，韩国农民在湾仔区浪接浪地冲击警察防线、袭击警务人员，并且企图闯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以阻止会议进行。会议举行期间韩国农民激烈地抗争，警察机动部队一度需要穿着盔甲，组成防护性极强的阵式护卫，并且成功抵御韩国农民的冲击。会议闭幕前夕，韩国农民失控，由初期在各处小规模冲击提升至集中全体力量的大规模骚乱，部分示威者突破警察防线，占领湾仔区多条街道，并且企图攻进会场，与警察机动部队爆发攻防战，最终警察机动部队需要施放催泪烟及发射布袋弹平息骚乱，至清晨时分才开始平静[77]。事件中910人被拘捕，做成包括61名人员在内的141人受伤。纵然游行冲突最终仍然演变成为骚乱。
会议闭幕后，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对警务处表示衷心感谢：“警队对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作出了慎重而适当的反应，警队以最专业化的手法执行任务，维护公共秩序，保护香港市民。警队赢得我们的感谢、称赞和坚定的支持。”。工商及科技局局长曾俊华对暴力示威作出严厉谴责，并且高度赞扬警务处的容忍、克制和专业精神。12月18日，曾荫权在保安局局长李少光与警务处处长李明逵的陪同下，到湾仔运动场慰问和鼓励人员，并且再次肯定警务处的功劳：“辛苦你们了！全香港市民都能看到我们每一位雄纠纠的警员，不分男女，克尽己能尽一切的能力，保护香港，维持治安，维护香港的财产，维护香港的安宁，且在完全克制的情况下对付突如其来、不讲理的暴徒。我对你们衷心敬佩，非常感谢你们，让大众看见香港文明的一面。昨天所使用的武力，香港所有人都能看到是使用最少、最为适当、伤害最小，而且能够控制场面，是应该的，香港人一定会感谢你们。”他续称道：“警队根本有充分的能力应付挑战，而且今次正好让我们的有素的警员舒展出训练成效。我谨代表香港所有公务同事，以及香港市民感谢你们，你们是香港真真正正骄傲的一面，可以让全世界看见。”[78]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亦赞扬香港警务处在维持社会秩序上表现专业。
此外，多份报章都赞扬香港警务处的表现。由香港18间媒体联合主办的“特区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评选”中，大会为表扬警务处在世贸会议期间的专业表现，特别颁发金盾奖予警队[79]。香港社会对人员于期间的出色表现普遍作出正面评价，不少机构及团体致送锦旗予警务处及赞扬人员的表现[80]。部分香港市民认为警务处处理是次衡突的方式相当克制，纷纷到告士打道为刚完成任务的人员致敬，部分市民更向人员送上开水。有中医馆东主亲拜警署，赞扬人员表现专业，并且慷慨地表示愿意向行动中受伤的人员赠医施药。事后，大批市民向警务处致函和致送心意卡和慰问卡，赞扬警务处在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举行期间的出色表现；此外，亦有市民自发创办网页集合公众的感谢信予人员[81][82]。
徐步高枪击案发生于2001年至2006年年间发生的3宗涉及警员徐步高的杀人案，受到香港社会极高度的关注，3宗案件合共造成1名警卫、2名警员殉职及徐步高本人死亡，以及1名警员严重受伤。事件促成军装巡逻小队重新检讨其架构及指引，包括规定日后登门处理案件及晚上8时以后，徒步巡逻必须至少两人。
2006年4月8日，有地盘工人于深水埗长沙湾东京街进行渠务工程期间发现了大量认为于1940至1950年代期间由驻港英军遗留下来的爆炸品，包括弹壳、手榴弹、迫击炮和火箭炮等多种威力巨大的爆炸品，炸弹仅藏于路面下1米深的泥土中，其中最巨型的炸弹长60厘米，最小型的是蛋形手榴弹。警务人员需要疏散附近居民，港铁长沙湾站A2出口亦需要被关闭。消防搭起两个帐篷，向着目标不停射水为到炸弹降温。至傍晚6时许，爆炸品处理课共挖出588枚爆炸品，其中手榴弹逾200枚，而且巨型炮弹不少，排列路上。警务人员需要扩大封锁范围至周围约200米，不准任何途人接近。晚上7时46分，爆炸品处理课于坑内进行引爆；其后爆炸品处理课继续挖掘，及以化学品镁燃烧坑内已经被引爆的爆炸品所遗留下来的残余火药，随后移走572枚炸弹，带返爆炸品处理课基地化验[83][84]。
香港反高铁拨款警民冲突发生于2010年1月16日，约1,700名反高铁运动示威者包围立法会，要求与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直接对话，最终演变成为警民冲突，造成5名警务人员受伤。
2011年9月16日，毒品调查科于屯门蓝地福亨村回收废料货仓内破获香港历史上最大宗的毒品罪行──六亿元可卡因案，由特别任务连强攻进入案发现场，并且成功拘捕4男2女，其后留守现场与狙击手队戒备，掩护进行搜证的同袍。另外亦于疑犯被扣留的警署及存放毒品的警务建筑物一带戒备[85]。
2014年2月6日下午3时许，工人于湾仔丽都酒店附近一处地盘发现一枚长67英寸、直径约24英寸、重2,000磅的美国海军AN-M66型炮弹，为香港历史上第二大型被发现的炮弹，爆炸品处理课出动到场处理，先行疏散附近逾2,000人，再以水力磨砂切割方式，穿透炮弹身上两处，将当中重量约1,000磅的火药抽出，最后于翌日凌晨4时许以摄氏400度将其燃烧耗尽[86][87][88]，至朝早7时5分完成[89]；炮弹的两个引信分别于清晨5时48分及6时54分被引爆[90][91]。
2014年，在雨伞运动其间共使用了87枚催泪弹，是香港史上较为震撼的一次。雨伞运动前后共1,003人被捕，但根据法庭资料，至今只有124宗案件被起诉，成功定罪比率约三成半，其余大多因证据不足获撤销控罪，或警方证供被法官质疑，裁定罪名不成立。香港警察在这次大型群众运动当中，所使用的武力被市民、传媒非议，包括殴打示威者、粗暴语言（如声言把女示威者捉入警署强奸）、不礼貌之言语、借驱赶示威者非礼女性、包庇“反占领人士”等，令警队形象大为受损，令仇警情绪高涨。
2019年，香港发生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风波，出现多场抗争运动，先后引发6月9日过百万人[92][93]及2019年6月16日200万人的游行示威和其他游行集会，亦引起国际关注[94]。2019年6月11日晚上，大批警员在地铁金钟站及附近商场截查年轻人及搜身，被市民斥责是欺负少年人[95][96];令市民不敢参加和平集会[97]。6月12日，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占领行动中，示威者一早即出现并占领街道，但直到警方暴力驱逐前，现场并无任何暴力行为，然而警队高层不仅快速将事件定性“暴动”，更发射约150枚催泪弹和20发布袋铅弹、数发橡胶子弹，造成多人头部中枪，2人伤势严重。其中一名香港电台外派司机怀疑因被催泪弹击中头部受伤。事后警方虽称“当天只有5名暴徒”，但相关说法被指再度印证警方使用武力极不合理（150发催泪弹用在5名暴徒身上）[98][99]。6月21日，抗议者发起多元抗议行动，希望透过围堵包括警察总部在内的香港政府主要建筑物，配合在外围道路集会，以阻止政府部门运作及逼使政府回应“释放被捕示威者”等诉求。[100]
6月21日，国际特赦组织确认香港警队在6月12日大体和平的示威中，使用不必要及过分武力，违反国际人权法[101]。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在香港立法会内进行破坏，然而不少市民在认为他们别无他法，是政府一直不肯对话或让步，该次冲击得到较多公众意见同情示威者[102]。
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风波期间，香港警方被指滥权，当中包括“滥用暴力”，如攻击合法和平集会[103]、过度使用武力、有示威者和市民被暴力对待、报复性搜查拘捕[104]，执法时不佩戴编号、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制造寒蝉效应。[105]
此外，政府声称现行监督机制运作良好，故无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然而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已指出，向监警会投诉者可能反被警方检控，市民也因为警方以往的滥捕表现而难以信任和运用这一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向监警会投诉极其困难。如2016年旺角冲突期间发生的明报记者被香港警察殴打事件，在拥有视频证据、目击证人及殴打时表明身份的情况下，等待3年的处理结果依然是“无法追查”和“无法完全证明属实”。此外，有前监警会委员澄清，监警会只能处理《警察通例》有关事宜及投诉，如警队有关游行示威的安排是否合适，6月以来的这一系列事件牵涉复杂，实质上远超监警会权责。故有声音批评，单靠现行机制无法保障程序正义[106]。
长期关注人权和警权议题的沈伟男认为，在系统性包庇之下，警队内部对示威者的敌视态度和滥权的警队文化日益弥漫，这种不良风气与警队一贯封闭而重纪律、权威、人情、派系的环境有关。[107][108]有前警员表示，部分警员担心被排挤下，为了工作而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109]也有人认同与警队高层需靠拢特首和中央以获任命、警队基层普遍学历偏低有关（根据过往民调显示，学历较低的市民立场会比较倾向政府和警队[110]）[111][112]，也与2014年七警案之后的警方动员密不可分[113][106]。警队高层透过支持七警集会和2019年6月30日的支持警队集会，将情绪困扰转嫁到示威者。民权观察员沈伟男认为相关集会更是对司法机关判决的公然藐视。[114]著名华人记者程翔和民间组织认为，警方在6月12日的滥权行为，刺激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以及导致民众的抗议诉求由一变五（五大诉求分别为：撤回对6月12日及其后抗争活动的“暴动”定性；要求政府释放所有被捕抗争者，撤销其控罪；撤回逃犯条例、全面落实特首及立法会“真普选”，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方滥权）[115][116]
国际特赦组织等22个人权组织对联合国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公开信，提到香港自由的系统侵犯和香港警方行暴[117][118]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亦重挫警队评分，2019年8月初，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随机访问1000多名18岁以上的市民。市民对香港警务处的满意度评分由6月初的61.0分跌至39.4分，是201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分[119]。在使用武力方面，58%的受访者认为警察在最近警民冲突中过度使用武力[120]。2019年10月《明报》的民调显示，七成受访的香港市民认为必须要大规模重组及整顿香港警队[121]，其中有五成受访者认为他们对香港警察的信任程度是零分。
香港主权移交前曾被誉为“亚洲最精良的部队”，现时警队高层则被指靠拢中国大陆当局，不再维持政治中立[9][122]。2019年《逃犯条例》草案修订争议期间，警方处理手法备受争议，国际特赦组织批评香港警队在2019年6月12日大体和平的示威中，使用不合法武力，违反国际人权法[101][123]。2019年11月，曾于伊斯兰国前线工作的德国记者Enno Lenze更形容“我曾在伊斯兰国前线工作，但比较更怕香港警察，因为他们难以预料。”[124]
此外，负责监察投诉警察课工作的监警会，因其职能只是“观察、监察和复检”投诉警察课的调查，自身没有调查权、处分权和定案权，故被称为“三无”的“无牙老虎”[125][126]。
不少警队高层退休后转投商界或非政府机构如机场保安有限公司，当中不乏新鸿基地产旗下公司（如帝国集团、载通国际）及城巴有限公司或港协暨奥委会。有声音批评有关聘用有“延后利益”之嫌[127]。
警务处不时作定期检查其装备的制式及成效，并且时常更新其装备，包括自身研制以及从外国引进先进的科技；其装备及科技均为世界上最先进及完善之一[129]，从2019年起更多次大幅添置装备。
香港警察车辆为隶属于警务处的官方陆上交通工具，至2014年共有约2,500辆。车辆的更换是基于使用量及状态；一般警察车辆的使用年期为7年，而一般警察大型摩托车的使用年期则为5年[130]。
第三代指挥及控制通讯系统于2004年12月8日起分阶段启用，为资讯系统部近年最为突出的资讯及通讯科技进展，就是设计、发展和持续地分阶段推出新系统。第三代指挥及控制通讯系统包含无线电波、999 (紧急电话号码)、指挥及控制电脑和手提电脑和自动车辆位置显示系统，造价为5亿4千万港元。单警普遍配备由motorola专为港警制造的MTP750，该无线电最具象征性的是天线肩咪。后来因为停产而逐渐引进MTP850及MTP3150，至今已经全部退役。车载无线电则为MTM5400。此系统为警务人员提供多个创新的资讯及通讯科技应用系统、容易使用的器材及无缝运作模式，提高了警务处回应香港市民的紧急求助电话的效率[131]。
而在2020年12月，香港警队行动部和资讯系统部分三个阶段推出第四代通讯机（CC4通讯机）。单警配备的无线电为ST7500，车载无线电则继续沿用CC3的MTM5400。而最新一代的CC4通讯机较上一代轻巧、电池更耐用，亦新增了不同功能，如语音查核警务处姓名索引电脑系统功能，人员可直接透过人工智能系统作查核。有关系统亦新增通话群组，使人员跨区工作时能使用该区的通话群组，提升沟通及行动效率。此外，因应行动及新增部队的需要，系统亦新增了六十三个通话群组[132]。
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系统属于刑事及保安处刑事部刑事支援科，掌管一套电脑管理系统，用以调查重大事件及支援灾难的资料分析及身份比对的电脑系统。此外，亦协助有关于灾难事故中的死伤者的身份确认及查询[133]。重大事件调查及灾难支援系统由一名总督察负责，由一名高级督察辅助。
1960年代以前，警队制式手枪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军队所配备的韦伯利手枪，为防走火，当时人员只会装上5发子弹，而非满装的6发。
其后，警队更换制式手枪，采用柯尔特警用转轮手枪，直至1981年转为使用现时的史密夫韦森军警十型转轮手枪，1986年全面换装，及后在1990年代初期，更采用了发射威力更强大的中空子弹[134]。
2009年，刑事部侦缉部门将制式手枪更换为SIG P250 DCc手枪以取代停产的柯尔特点三八警探型转轮手枪。
2022年，由于香港警察于2019年反修例示威后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并实施武器禁运，导致警队无法再购入一直以来使用的西式枪械及其零件，同时考虑到一般单位现役的史密夫韦森M10HB转轮手枪性能已相对落后和零件短缺，港警有意从中国内地采购手枪取而代之，初步考虑包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公安使用的92式手枪[135]，并已在2024年7月确定采用其衍生型CF98A及CS/LP5[136]。另外，为配合中式步操，警队的仪仗用步枪自2023年开始也由自港英时期开始使用的AR-15半自动步枪更换为各种中国制步枪。
现役枪械：
退役／现况不明枪械：
| 型号 | 使用部门 | 产地 |
|---|---|---|
| 威伯利RIC转轮手枪 | 军装部 |  英国
|
| 威伯利WG转轮手枪 | ||
| 威伯利MK IV .455转轮手枪 | ||
| 威伯利MK IV .38转轮手枪 | ||
| 威伯利MK V .38转轮手枪 | 军装部、水警总区 | |
| 柯尔特正警察转轮手枪 | 军装部、刑事部 |  美国
|
| 柯尔特警探特装型转轮手枪 | 刑事部 | |
| 史密夫韦森M10转轮手枪 | 军装部 | |
| FN Hi-Power Mark III半自动手枪 | 特别任务连、机场特警组 |  比利时
|
| SIG Sauer P230半自动手枪 | 要员保护组 |  德国
|
| 斯登MK II冲锋枪 | 军装部、水警总区 | 英国
|
| 史特林L2A3冲锋枪 | 军装部、水警总区、特别任务连、机场特警组 | |
| 马提尼-亨利MK I步枪 | 军装部 | |
| 马提尼-亨利MK I卡宾枪 | ||
| 马提尼-恩菲尔德卡宾枪 | ||
| 李-恩菲尔德No. 1 MK III步枪 | 军装部、水警总区 | |
| 李-恩菲尔德No. 4 MK I步枪 | ||
| M1卡宾枪 | 军装部 | 美国
|
| 柯尔特AR-15 Sporter I半自动步枪 | 警察机动部队、特别任务连、机场特警组、水警总区 | |
| 柯尔特M733卡宾枪 | 特别任务连 | |
| FR Ordnance MC-51卡宾枪 | 英国
| |
| HK53卡宾枪 | 德国
| |
| KAC SR-16 M4突击步枪 | 美国
| |
| HK G36KV突击步枪 | 德国
| |
| 鲁格Mini-14半自动步枪 | 跟踪支援队 | 美国
|
| L42A1狙击步枪 | 特别任务连 | 英国
|
| 雷明顿700步枪 | 特别任务连、机场特警组 | 美国
|
| 精密国际AW狙击步枪 | 特别任务连 | 英国
|
| 精密国际AWP狙击步枪 | ||
| SIG SSG 2000狙击步枪 | 德国
| |
| HK G3SG/1狙击步枪 | ||
| HK PSG1狙击步枪 | 特别任务连、机场特警组 | |
| 维克斯机枪 | 水警总区 | 英国
|
| 布伦MK III轻机枪 | 军装部、水警总区 | |
| 勃朗宁M2HB重机枪 | 水警总区 | 美国
|
| 忌连拿警用枪 | 军装部 | 英国
|
| 贝内利M1 Super 90半自动霰弹枪 | 特别任务连、机场特警组 |  意大利
|
| 韦伯利No. 4 MK I信号枪 | 军装部、水警总区 | 英国
|
香港警察在执行防暴任务时，有特有的警告制度，在对示威者广播的同时，会高举旗帜进行预警。警告由轻至重分为四个等级，以蓝、黄、红、橙色表明，警告无效则采取相应措施。
一种一面为黑色一面为橘色的警告标识则预示警察将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2020年7月1日起，新增双面双语的紫色警告旗帜，提醒示威者可能触犯《港区国安法》。
在香港授勋及嘉奖制度下，香港警务处的各级警务人员按其级别、资历及功绩，可获特区政府颁授不同等级的勋章、奖章或嘉许。专属警务人员的奖章包括：
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后，警务处在2020年经过咨询保安局及公务员事务局意见，宣布设立“香港警察特别行动奖章”，容许警务处处长联同首长级高级人员，决定为参与某一警队特别行动的成员，颁授特别行动奖章，而“踏浪者”行动奖章则是第一枚此类奖章。
“踏浪者”行动奖章的正面是警队警徽，背面是一名穿防暴装、手持防暴盾的警察，奖章绶带分别绣上橙色或紫色横纹，橙色代表勇气，紫色代表智慧，彰显人员在行动中所担当的独特角色。“踏浪者”行动奖章的颁授条件如下：[142][143]
| 名称 | 条件 | 绶带 | |
|---|---|---|---|
| “踏浪者”行动奖章
Operation TIDERIDER Medal |
所有职级人员符合下列任何一项条件，均可获推荐授予奖章：
|
橙色横纹：在2020年3月31日或之前担任第一、二或三梯队，或身为总区应变大队／总部应变大队岗位的人员，并在有关岗位工作最少30天 | 
|
| 紫色横纹：在其他岗位对“踏浪者”行动作出贡献，并累积相关工作30天或以上 | 
| ||
正规（至2015年2月28日：28,741名）、辅助（4,500名）和文职（包括交通督导员在内）4,566名，合共近38,000名人员[4][144]。
香港警务处的编制及形成之警民比例均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及首几位，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每10万名香港人口中有约450名警务人员，警民比例在全球主要国家及地区中排名第5，为亚洲第一[145]。
警务处投诉及内部调查科处理市民投诉，而监警会乃复检投诉结果之法定机构，由大律师或律师出任主席。[146]投诉警察的指控逾88%关于“疏忽职守”、“言行态度不当”和“殴打”，2011-12年度226宗指控查明属实（substantiated，平均每周4.3宗），61项指控未能完全证实（not fully substantiated）监警会，因而向警务处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提了2,427项建议，促使警方更改了286项指控的调查结论。[147]
2011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出席香港大学百周年校庆期间，因警察在大学的布防惹起极大争议，有便衣警察未表明身份而握着镜头阻挠采访。投诉及内部调查科调查尚未有结论，警务处长曾伟雄抢先在立法会保安委员会为涉事警员辩护“警员误以为记者是一个黑影，故用手挡了一下”，辩词做作惹来舆论调侃，监警会主席兼大律师翟绍唐批评“曾伟雄向投诉及内部调查科施压，打击调查信心和公正”。投诉及内部调查科后来查明指控属实，认为事态严重需要纪律聆讯，监警会亦认同调查结果，令曾伟雄极为尴尬。[148][149]
然而监警会仅有审核而没有主动调查的权力，一直为社会诟病，以致有时内部调查科拖延多时未有议决，监警会亦无从复核，而外国如英国的监警组织就有主动调查权。监警会前委员张达明律师赞同可引入适量调查权。[150]
香港记者协会在2014年斥责香港警务处在清场时对于支持香港行政部门的示威者（俗称“蓝丝带”）袭击异议示威者视若无睹，又以威吓、不必要的武力阻挠记者采访示威，令公众不知情，无异于针对政治立场的选择性执法。相关一连串媒体的报导录入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2015年年度报告。[151]
香港主权移交初期，香港警队一度被视为是世界上最专业及优秀的警察机构之一，市民对警察普遍有良好评价。2005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约八成受访市民支持警方[152]；2010年，市民普遍对警察的印象在经过一些警民冲突后转差[8]。2012年以来，警方在处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方面的手腕愈趋强硬[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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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民意研究在1997年7月首度访问市民对警察的满意度，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香港不久，满意净值有75%。2001年，香港大学访问市民，80%认同999紧急报案电话接线警员工作效率高并能体谅报案者的心情[153]。2002年8月，盖勒普国际进行了一项名为民众心声的调查，结果得出警队为最受香港市民信任的机构。70%市民认为警务处以香港社会利益为依归，远高于全球平均率的20%。同年9月，香港青年协会作出青年对公营机构的信任程度调查，结果得出警队被委同以最高[154]。调查显示，最为使到受访者对警队信任的原因为廉洁、个人操守和诚信[155]。
2006年，扑灭罪行委员会委托政府统计处进行2005年在香港发生的罪案及罪案事主的独立统计调查，调查结果反映了香港市民对警务处的表现高度满意。同年，香港大学犯罪学及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合办的联合国国际罪案受害人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警务处的表现极为满意，满意度高达近95%[156]。2007年四次调查的满意净值皆达75%以上，为历年首次。2008年探员在旺角警署强奸报案少女案轰动社会，年底的满意净值仅47%。
2011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香港大学百周年校庆期间发生的警察布防惹起轩然巨波，便衣警察未出示警员证而紧握记者的镜头阻挠采访[157][158]，满意净值创新低仅37%，同年对香港消防处和香港海关的满意净值却高达87%和75%。自此至今，市民对警务处的满意净值一蹶不振，每况愈下[159][160][161]。自2012年6月起，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调）每半年调查一次香港市民对纪律部队表现的满意程度。2014年，港大民调显示市民对警队的评分在2014年由12月起62.3分，至6月下跌1.3分至61分，满意率持平于56%，不满比率上升8个百分点至27%，对警队的满意率净值亦只有29分，以满意率净值计创1997年7月以来新低[162]。
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警方被指与黑社会勾结，且有警员滥用私刑，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2014年进行的民调，香港市民对警队的满意度创1997年7月以来新低[162]。雨伞运动后，香港中联办比以往更积极地与香港纪律部队联络，包括经常出席聚会晚宴、邀请纪律部队人员往中国大陆参与国情班等，以确保他们“爱国爱港”；于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日前夕，中联办曾派员接触纪律部队员方协会代表，希望他们投下“明智一票”[163]。 2018年5月22日至25日，港大民调透过真实访员以随机抽样方式访问1,009名市民，以调查市民对纪律部队表现的满意程度，结果显示香港消防处以84.1分评分排名首位，香港警务处则以评分63.7，为九个纪律部队当中最低，其满意净值为26个百分点[164]。
2019年6月，港大民调于3至6日（即69大游行、612冲突、616大游行前）进行调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1,006名18岁或以上操粤语的香港居民。结果显示香港消防处评分为83.1分排第一，警务处则排名第九，评分为61，是9个纪律部队当中最低[165]。2019年8月初，香港民意研究计划以电话访问1015名市民，当中对警务处满意度评分只有39.4分，较6月初反修例运动爆发前的61分急跌21.6分，数字为2012年有纪录以来最低。同年10月，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就反修例议题做民意调查，当中受访者对警方的信任度平均只有2.6分(以10分为满分)，高达51.5%受访者给予0分，即“完全不信任”[166]。2019年《逃犯条例》草案修订争议期间，警方的处理手法备受争议，亦有声音批评警队高层靠拢中国大陆当局，不再维持政治中立[123][9]。2019年7月元朗袭击事件中，警方被批评与无差别袭击市民的黑社会人士勾结[167]。国际特赦组织则确认香港警队在2019年6月12日大致和平的示威中，使用不必要及过分武力，违反国际人权法[101]。
2019年8月13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检视可信证据，证实香港执法人员使用“低致命武器”时违反国际标准及规范[168]。由于香港人权状况恶化，欧美多国已将香港警队列入武器禁运的制裁对象[169][170][171][172]。
据2019年10月香港明报委托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进行民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香港民众对警方信任度创新低，有过半数给0分（完全信任为10分），该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对警方的信任度不同，15岁到24岁的受访者中89.3%倾向于不信任警方，25岁到39岁的受访者中83.8%不信任警方，年纪越大者，越信任警方；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56.7%不信任警方[173]；而据2019年12月统计，警队民望处众多纪律部队之末，被40%受访者给予0分，可见香港警察不受市民信任[174][175]。
2020年5月，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在5月4至6日访问1,004名市民，警队满意度评分为36.8分，继续在九个纪律部队中包尾，有超过四成市民给予警队0分。 [176]
2022年10月8日，香港民意研究计划民调显示，满意度已经回升至56.4[12]。
2001年，“政治及经济风险评估”顾问公司访问各国经商人士，比较各国“警察质素”，调查显示在亚洲12个地区中，香港警察在2001年居首[177][178][179][180]，该调查共分三部分，“法制公正程度”、“司法素质”和“警察质素”，香港的亚洲总排名则不及新加坡。
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竞争力报告》里警察服务的可靠度细项，于2011至2012年度，在142个受统计地区中，香港警务处排名第9[181]。于2012年至2013年年度，在144个受统计地区中，香港警务处排名第10。于2013年至2014年年度在148个受统计地区中，香港警务处排名第4[182]。
凭借维持香港为世界上其中一座罪案率为最低的地区及最高的破案率，香港警务处于1960年代起被国际刑警组织及国际评定及评价为“亚洲最佳”（Asia's Finest）的警务机构[183][184][185][186][187][188]，曾经是世界上最专业及优秀的警察机构之一[189][190][191][192][193][194][195]。
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警察的形象急剧恶化，在曾伟雄任职警务处处长期间尤甚，亦出现“香港警察公安化”的问题[196][197][198]。
以下是盖洛普2014年年终的民意调查，当中有问及全球不同人士对警察、法官、记者的信任度：[199]
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期间，国际组织人权观察评价香港警察“明知故犯，反而不断增强使用武力”，认为他们应停止过度使用武力，并应自我克制[200][201]。另一方面，在中国政府角度，“人权监察”属于中国实施制裁的5个非政府组织之一，其他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自由之家”等，批评这些组织“表现恶劣”[202]。
2020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并公开其个人资料，被制裁者包括林郑月娥、香港警务处时任处长邓炳强及卢伟聪等人[203]，相比其它部门及单位只有一位首长被制裁，香港警务处因有两名首长被列入《SDN黑名单》内而成为部门之冠。分析指香港问题上被美国制裁者除了美国资产会被冻结外，其海外及香港银行服务亦极可能会被取消[204]。
根据警务处的官方统计，2008年至2011年3年间，40%投考人为满足招募基本成绩要求的香港中学会考（包括中国语文及英国语文在内的5科E级或以上成绩）或者香港中学文凭考试（5科第2级或以上成绩）学历，其余均为更高学历的持有者。
2011年5月1日起，招募组修订了警员遴选程序，在小组面试阶段增加了实务事件处理测试，于首部分要求投考人模拟事实搜集评估，于20分钟内以中文及第一身角度将其所述事件记录；于次部分要求投考人模拟案件记录评估，于10分钟内以英文记录一份简要警察报告[205]。此举致使仅满足招募基本成绩要求的投考人的成功率大幅度地下降[206]。
为鼓励更多有才干及卓越的人士加入警队，警方表示自2022年4月1日开始，调整警员、见习督察及辅警警员的居港年期入职要求及在招募的遴选程序中加入尿液验毒测试。[207]根据政府新闻公告指，自四月一日开始，警员、见习督察及辅警警员入职要求中“在港居住七年或以上”的居港年期规定将会取消，申请人只须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要求便可投考。而有关尿液验毒计划则属配合警队的诚信管理策略。
警方发言人指出：“警队一向采取积极主动的招募策略，并定期检讨有关政策，以吸引质素卓越的人士投考警队。是次调整使警队的招募工作及入职要求与其他纪律部队看齐，以保持警队在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力。”[207]
2022年10月31日，警队今年4至9月投考督察及警员的人数，分别为1816及2654人次，均较去年同期下跌超过一成，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表示，警队现时有5千多个职位空缺，在招募上面对挑战，他认为，少了人投考警队，涉及多方面因素，包括整体人力市场、社会、政治及经济等因素影响。[208]
自1999年4月1日起，全数新入职的见习督察均至少持有学士学历[209]。
根据香港警务处回应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核开支预算管制人员的公布资料中，自2004年至2008年度间，新入职的见习督察的学历分布为：13%为硕士或以上，其余均为学士；新入职的警员的学历分布为：23%为学士及硕士、15%为文凭或高级文凭、26%为香港高级程度会考，其余36%则为满足招募基本学历要求的香港中学会考（包括中国语文及英国语文在内的5科E级或以上成绩）[210]或者香港中学文凭考试（5科第2级或以上成绩）。
曾荫培出任警务处处长期间积极提倡终生学习，鼓励人员不断进修。自此，人员学历节节上升，于员佐级，硕士及博士学历持有者大有人在。[211]截至2009年年底，员佐级中有5,000名人员（即1/5）拥有学士或者以上学历。[212]
2014年7月7日，警务处对内公布一份备忘录，要求人员将全部于入职后所考获而未申请及报告之持有学历资格接受学历认证。如果相关学历资格并非由已知的认可机构发出，则必须自费向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申报，才可能输入在入事资讯系统之内；部分衔接学士不被承认资格[213]。
截至2008年年底，新入职的警员平均年龄为23岁，新入职的见习督察为26岁。
2009年至2010年年度，有逾18,000人投考加入警务处[214]，当中逾40%投考警员者持有学士或者以上学历；投考警员的成功率为18%。投考见习督察的成功率为1.4%，投考见习督察笔试的及格率为25%，延续面试及最后面试约40%及格[215]。2010年至2011年年度，有逾20,000人投考加入警务处[216]。
2010年至2011年年度，警务处的整体流失率（包括退休以及辞职）为4.86%。另外，督察级的退休年龄前流失率为1.43%[217][218]；当中不少本来就拥有相关专业学历、牌照或资格的人员于拥有10年年资后辞职，转投法律、银行、医学及航空等业界发展[219]。
2008年为警务处的流失率高峰开始，至2012年往后未来5年更为顶峰。预计于2013年起未来5年，员佐级及督察级的流失率为1/4。原因在于1975年起，警务处连续数年举行了大招募，促进了警察员额在数年间急速增长达一倍至两万人。惟受到警务人员的退休年龄限制（55岁），于该年期召募的人员于踏进2010年代起临届退休年龄[220]。
由1945年8月31日或者以后存有纪录中的殉职人员共有300名，最新的一名殉职的人员为水警总督察林婉仪，于2021年9月25日在沙洲进行反走私行动时被走私大飞恶意撞翻水警快艇后坠海殉职，于9月27日在大屿山二澳寻回其遗体。[221][222]
警队博物馆为由香港警务处管辖以香港警察历史为主题的博物馆，现时馆址座落于1939年落成的前湾仔峡警署──位于香港香港岛山顶甘道27号，于1988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总楼面面积约570平方米，展品数目约1,200余件。
市民对警察的称呼随时代及社会整体观感改变，包括“阿Sir”、“阿蛇”、“毅进仔”、“忠诚契弟”、“香港城管”、Popo[223]及黑警[224]。
HKSOS是香港警务处系统部研发的一个紧急救援手机应用程序，专为不同的海陆空户外活动而设计，让用户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一键直达999报案中心。该应用程序能够自动侦测意外事件，并具备地图、行山路线和定位功能。即使没有流动通讯网络，也可以配合Signal Radar，让搜救人员在最短时间内提供协助。
2022年10月成立。该联盟邀请区内不同的公私营企业和机构加入，并透过成员的协助向旗下员工和客户发放防骗讯息，实践“全民防罪·守护万家”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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