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19世纪末中国与日本之间爆发的海陆战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日甲午战争，又称甲午战争或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指公元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间中国（清朝）与大日本帝国之间的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海陆联合战争。战争由日本策动，以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为导火线，以丰岛海战为爆发标志，之后由清朝政府对日宣战。战争中的陆战主战场位于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海军的主战场位于中国黄海。开战前中日双方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西化，清朝主要采购西洋战舰和炮弹，当时西方也多看好中国，而日本则以国产战舰和速射炮为主，配置更为灵活。最终清朝战败，于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对日割地赔款，放弃藩属国并开放经贸资源。由于1894年是中国旧历的甲午年，故这场战争在华被称为甲午战争。
| 甲午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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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中国（清朝） |
 大日本帝国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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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 慈禧太后 李鸿章 刘坤一 宋庆 左宝贵 † 依克唐阿 长顺 丁汝昌× 刘步蟾× 林泰曾× 邓世昌 † 林永昇 † |
 明治天皇 伊藤博文 山县有朋 儿玉源太郎 野津道贯 大山岩 伊东祐亨 桂太郎 川上操六 东乡平八郎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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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50,000人 钦差大臣刘坤一统一指挥奉军、吉林靖边军、黑龙江镇边军、毅军、淮军、湘军各营，依克唐阿、长顺守盛京方向，宋庆守山海关方向丁汝昌提督北洋水师 |
240,616人 陆军第1军 陆军第2军 联合舰队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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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64人阵亡 21,840人伤亡 除镇远、济远等舰艇被俘获，北洋水师几乎被全歼 |
1,132人阵亡 285人伤残 11,894人病死 3,758人受伤 被清军处死间谍若干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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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大获全胜使其初步跻身世界列强行列，西方列强始以平等态度对待日本。从中国获得的巨额战争赔款极大加速了日本的发展，并推动了其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壮大，日本继续扩军备战，于十年后再次战胜亚洲地区的另一强国——俄国，正式成为世界强权之一。而清朝的国际声望则一落千丈，被彻底视为“东亚病夫”；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琉球群岛也不再被声索；清朝的洋务运动及其影响下产生的北洋海军宣告失败，以李鸿章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失势；国内民众群情激愤，社会矛盾激化，激发了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救国热情，导致了后续维新变法运动的发生。清王朝的统治因战争失败而受到强力冲击，其衰亡过程加速，反清革命势力开始行动，西方列强也纷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
此战对东亚外交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朝鲜半岛正式脱离中国的藩属国地位，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解体，朝鲜国逐渐沦为日本的傀儡，直至被彻底吞并。满洲（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俄两国势力冲突的地区，中国在此的主权始遭到侵蚀。台湾也从此开始了与中国大陆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异化与分离，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名称
历史背景
19世纪50年代，仍处于封建幕府统治下的日本遭受美国的叩关示威，被迫签订《神奈川条约》（1854年），开放国门，逐步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外部的武力威胁动摇了幕府统治的根基，国内尊王攘夷势力崛起，并在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后推翻了幕府。1867年，明治天皇即位并掌控了实权。1868年，日本发动明治维新，实施一系列西化改革，涵盖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领域。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日本国力大增，军事实力迅速扩张。然而，作为岛国的日本资源有限，领土扩张成为其谋求大国地位的重要路径。地理上最接近日本的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琉球群岛、台湾、库页岛及俄国远东地区等随之进入日本的视线，“征韩论”等思潮逐渐开始发挥影响。
“征韩论”可追溯至日本古代关于神功皇后征讨朝鲜的传说，此后成为部分政治派别的主张。在江户时代，随着国学兴起，这一思想在水户学派及吉田松阴等尊王攘夷派学者中得到进一步发展。1868年，吉田松阴的弟子木户孝允向朝廷重臣岩仓具视建议推行征韩政策，但因戊辰战争爆发，该主张暂被搁置。明治维新后，日本废除武士阶级，引发部分旧武士的不满，其中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来转移国内矛盾。1873年，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保守派主张派遣使节赴朝鲜，借机挑起冲突，但遭到大久保利通等改革派的反对。1873年，岩仓使节团归国后，认为日本尚未具备对外扩张的实力，于是发动政变，驱逐政府中的征韩派，继续推动国内改革。此后，日本内部发生多次武士叛乱，其中1874年的“佐贺之乱”正是因征韩政策受挫而爆发。同年，日本开始对外行动，借“牡丹社事件”为由出兵台湾，最终在《北京专条》中承认台湾归属清朝，并获得赔偿。1875年，日本制造“云扬号事件”，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获得在朝鲜的通商特权，同时迫使朝鲜承认其“自主独立”地位，为进一步渗透朝鲜创造条件。这一条约不仅削弱了清朝在朝鲜的影响力，也使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开始与清朝展开正面竞争。1877年，西乡隆盛因征韩未果，发动“西南战争”，但最终兵败自尽。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标志着明治政府内部激进改革派势力受挫。然而，“征韩论”的影响并未消失，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原征韩派人士开始推动自由民权运动，日本政坛对朝鲜及中国的态度自此日趋强硬。
1885年，日本政府制定十年扩军计划，加快对朝鲜的渗透，同时积极备战。1886年，清朝北洋水师舰队到日本长崎军港保养，期间因士兵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引发“长崎事件”，激起日本国内反华情绪。此事件促使日本加速海军建设，特别是针对北洋水师旗舰“定远”、“镇远”级铁甲舰，其雇佣法国海军工程师设计新型战舰。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征讨清国策》，提出在五年内完成军事准备，并详细规划对华战争目标，包括攻占北京、长江流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及台湾，并将中国分裂成若干附属于日本的分裂政权。1890年，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国内矛盾加剧，统治阶层急于通过对外战争转移注意力。同年4月，日本皇族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在军事考察报告中指出，日本海军在舰艇数量上远不及清朝，因此应优先发展海军。明治天皇认可这一观点，决定加速海军扩建，以期在未来战争中确立海上优势。同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施政演说中首次正式提出“利益线”概念，主张朝鲜、中国东北及台湾对日本安全至关重要，必须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他强调，为维护国家独立，日本必须确保“利益线”安全，并宣称保卫该区域是“国家自卫之道”。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十年扩军计划，形成一支以清朝为假想敌的现代化军队。此时，日本陆军常备兵力增至63,000人，预备役兵力达23万人；海军舰艇总排水量达72,000吨，包括战舰31艘、鱼雷艇24艘。日本在军事演习中模拟对朝鲜和清朝的作战，同时派遣间谍潜入清朝与朝鲜，搜集军事情报、绘制海陆地图。至此，日本的东亚扩张政策和军事准备已基本成型，为发动甲午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1863年底，朝鲜国王哲宗去世，神贞王后立宗室成员兴宣君李昰应之子李命福为王，即李熙（高宗）。由于高宗尚年幼，生父李昰应被尊为“兴宣大院君”，实际掌握朝政。大院君在执政期间奉行闭关政策，并大力打击天主教势力，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和外交危机。1873年，高宗成年，王妃闵氏（后来的明成皇后）势力上升，促使大院君下台，闵氏一族掌握朝政。闵妃主张对外开放，但立场与日本存在对立，倾向于依赖清朝支持。
1875年，日本军舰“云扬号”在朝鲜江华岛沿海以测量海域为名停泊，并以补充淡水为由，未经朝鲜政府许可试图登陆。江华岛炮台守军将其视为入侵，遂开炮攻击。日舰猛烈还击，炮轰江华岛炮台，攻陷永宗城，并大肆杀戮朝鲜守军，掠夺军械而去。这一事件被称为“江华岛事件”，被认为是朝鲜的“黑船事件”。1876年2月，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在江华岛签订不平等的《江华岛条约》。条约规定朝鲜承认日本为“自主独立国家”，并开放釜山、元山、仁川为通商口岸，同时允许日本船只测量朝鲜海岸。这一条约标志着日本开始动摇朝鲜传统的“事大外交”体系，企图使其摆脱清朝的影响，逐步将朝鲜纳入日本势力范围。条约签订后，朝鲜国内形成了两大政治派别：保守派（以兴宣大院君及部分儒生为代表）主张维持以清朝为宗主国的“事大交小”传统外交政策，抵制与日本及西方国家交往；维新派（后来的开化党）则主张改革，摆脱清朝的宗主权，与欧美国家结交，以推动朝鲜的近代化。然而，尽管《江华岛条约》声称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但清朝仍然在朝鲜政府内部保持影响力，控制着保守派官员和贵族阶层，试图维持其藩属体系。
1882年，朝鲜国内新旧党争加剧。以闵氏一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继续推行亲清政策，而兴宣大院君势力则受到排挤。为扭转局势，大院君煽动“壬午兵变”，指使士兵袭击日本使馆，焚毁馆舍，并杀害日本中尉堀本礼造。事件发生后，日本立即出兵朝鲜，清朝也派遣吴长庆、袁世凯等率军进入汉城镇压叛乱。事后清军逮捕兴宣大院君，并将其押往中国保定囚禁，直到1885年才将其释放回国。“壬午兵变”后，清朝在朝鲜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不仅控制了朝鲜政府，还派驻袁世凯长期驻汉城（今首尔）以维持清朝的实际控制。然而，日本不甘失去影响力，积极扶植维新派势力，为日后进一步干涉朝鲜事务埋下伏笔。此后，1884年爆发“甲申政变”，日本支持的开化党企图推翻清朝控制的朝鲜政府，但政变失败，清军再次干涉。1885年，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双方同意同时撤军，但如果双方接下来再要派兵入朝则必须互相知会，这一协议未能解决朝鲜问题，反而使成为未来中日战争的导火索之一。至此，朝鲜的主权逐渐被各国觊觎，成为清朝、日本、俄国等列强竞逐的焦点。
面对日本国力的迅速增长与军事实力的膨胀，清朝政府的反应消极且无力。此时，清朝的统治者是光绪皇帝，但由于其尚未成年，国家实际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掌控朝政大权。1889年，光绪皇帝正式亲政，标志着慈禧太后表面上退出政坛。然而，慈禧并未真正放弃权力，而是通过亲信和利益集团继续在暗中影响国家决策，朝廷内部权力斗争依然激烈。清朝朝廷虽察觉到日本的扩张趋势，但长期低估其侵略意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来，一度成为东亚最强的海军力量，使得清政府产生了“以海制日”的错觉。然而，随着日本持续扩军并积极引进西方最新军事技术，双方军力差距迅速拉大。
北洋海军的建立者李鸿章虽意识到日本的威胁，希望增购新式战舰，但受到朝廷政治斗争的掣肘，难以推行有效的军备扩充。尤其是在1890年代初，负责海军事务的醇亲王奕𫍽（光绪皇帝的生父）为了迎合慈禧太后，挪用本应用于海军扩建的巨额军费，用于修建颐和园，以供慈禧“归政后休憩”。此举直接削弱了北洋海军的发展，使其在装备更新方面停滞不前。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北洋海军，但因害怕战争爆发导致自己赖以立足的北洋军队受损，同时也担心激怒慈禧太后，因而未能积极争取军费拨款。他对经费挪用问题采取默认态度，最终导致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再未添置新舰和武器弹药，训练和维护资金也被削减。同时，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慈禧对此重视有加，朝廷也为此细致筹划，耗费巨资，也使得政府多数财力无法有效投入海军建设。
尽管光绪皇帝亲政后希望有所作为，但由于手中权力有限，难以推行改革。其身边的“帝党”势力（如翁同龢等）虽支持加强国防，但因受到慈禧太后及其支持者的掣肘，无法推动实质性变革。清朝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北洋势力等各方利益交错，使国家战略无法形成统一共识。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围绕“利益线”战略积极扩军备战，并有计划地准备对华战争。清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与腐败问题，使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缺乏有效应对措施。至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的军力和国力差距已十分悬殊，清朝因内部矛盾重重、军事改革停滞，最终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此时的世界正处于帝国主义扩张的高峰期，列强纷纷越洋争夺殖民地，划定势力范围，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日益加剧。同样位于东北亚的俄国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觊觎已久，与日本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然而，俄国此时正与英国围绕中亚（大博弈）和远东的势力扩张长期对峙。为了避免激怒英国并促成日英联合抗俄，俄国在过去二十余年间对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和干涉采取了放任态度，以示拉拢。视俄国为劲敌的英国对其在亚洲的扩张心存戒备，遂将日本视为制衡俄国的潜在盟友，默许甚至暗中支持其在朝鲜半岛的行动，以牵制俄国势力的发展。由此，日本在英俄两强的对立中找到了战略平衡点，既充当列强角力的棋子，也为自身的侵朝、侵华企图扫除了巨大障碍。1894年7月，日本更与英国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并提高英国商品进口日本的关税税率，使日本得以摆脱旧有的不平等条约束缚，同时换取了英国更大程度上的外交支持。这一举措不仅显示出日本在外交上的成熟运作，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提供了外部保障。
与此同时，其他列强亦在东亚局势中各怀算计。德国虽在1890年代尚未正式确立其远东政策，但已对在亚洲获得殖民利益有所企图，因此鼓励日本积极备战，期望在中日冲突中渔利；法国此时在中国西南地区扩展势力，尤其是在越南殖民地的基础上加强对云南的渗透，为避免东北亚的战火影响自身利益，亦有意促使日本与清朝开战，将国际注意力引向东北亚；美国则正在扩张其在美洲及太平洋的影响力，虽在1890年代尚未全面介入远东事务，但其对东亚市场及太平洋航道已存野心，因此对日本的崛起采取扶植态度，希望其成为未来进入东亚市场的桥头堡。至此，国际主要列强几乎都倾向于日本，使其在甲午战争前免除了主要外部威胁，而清朝政府却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之中。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曾紧急奔走于俄、英等国，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促使列强介入调停，以遏制战争的爆发或缩小冲突规模。然而，由于列强各有算计，对清政府的支持态度暧昧，李鸿章的努力最终收效甚微，清朝只能单独面对日本的全面进攻。
战争过程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是19世纪中期朝鲜社会在面对西方宗教传播及国内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形成的本土思想运动。其教义融合儒、佛、道三家思想，并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忠君护国，因而迅速吸引大量信徒，尤其在庆尚道、全罗道一带影响尤深。至19世纪80年代，东学党不仅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还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组织体系，并与朝鲜政府在地方势力范围上发生冲突，遂被朝廷视为逆党，屡遭镇压。自1892年底，东学党因不满朝鲜政府优待天主教却禁止本土的东学党活动之举纷纷集会陈情，要求解除党禁。然而，朝鲜当局始终未予理睬，反而加强对东学党的打压，甚至采用诱捕手段，大量逮捕教徒，使双方矛盾日趋激化。
1894年初，全罗道古阜爆发一起涉及水利工程和粮食的官员贪腐事件，引发民怨沸腾。东学党首领全琫准遂借机号召信徒起义，史称“东学党起义”。起义军以“征讨日寇、肃清贪官”为口号，迅速在全罗道及周边地区扩展势力。由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起义军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战斗力大增。至当年5月底，全罗道府全州陷落，朝鲜政府大为震惊，遂通过清朝驻朝公使袁世凯请求宗主国清朝派兵援助镇压。然而，朝鲜政府在求援时存在顾虑。根据《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日双方约定如果朝鲜发生内乱，任何一方出兵必须提前通知对方。朝鲜担忧一旦清军入朝，日本势必以相同理由派兵进入，届时局势将变得复杂且难以控制。同样，清政府也意识到日本国力经过明治维新后已今非昔比，军事实力大幅增长，而自身长期未曾进行有效军备升级，如若因朝鲜问题与日本直接开战，胜算并不乐观。
不出中朝所料，日本一直密切关注朝鲜局势，寻找着与中国开战的契机。在清军尚未登陆朝鲜之际，日本便派出外交官试探袁世凯，并释放虚假信息，声称“政府无他意”，若出兵仅为保护使馆，并保证兵力不会超过百人，且仅为维护在朝商务利益。由于袁世凯与日本外交官关系较好，他未对这一信息加以怀疑，完全相信日方的说法。同时，清朝总理衙门在北京与日本临时公使会谈，日方答复亦与袁世凯所获情报一致，进一步降低了清政府的警惕性。最终，清政府在未充分评估日本战略意图的情况下批准出兵，派遣叶志超、聂士成等率领2400余人赴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北洋水师亦派遣军舰护航，并停泊于仁川沿岸。清军在牙山登陆后，起义军见势不敌，遂与朝鲜政府和谈并撤出全州，起义基本平定。然而，清军的到来正中日本下怀。早在6月5日，日本政府便成立战时大本营，明治天皇下令动员驻广岛的第五师团开赴朝鲜。6月9日起，日军舰船陆续抵达丰岛及仁川外海，至6月中旬，日军已在朝鲜部署4000名陆军，并集结8艘军舰，兵力超过清军。
朝鲜政府察觉日本的异常举动，于6月13日致信袁世凯，要求清军撤离以避免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清政府旋即同意，并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兵，以恢复朝鲜局势稳定。然而，日本政府拒绝这一提议，且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请求，遭到清朝断然拒绝。7月20日，日本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3日内与清朝断绝一切关系。3日后，即7月23日凌晨，日军突然进攻朝鲜王宫，推翻王妃闵妃集团，强迫国王高宗将国家政权交给其父兴宣大院君，并组建由金弘集领导的亲日内阁。新政府随即宣布废除朝鲜与清朝的一切条约，并正式请求日本军队驱逐清军。至此，日本的战略企图彻底暴露，清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但已陷入极为被动的局势，被迫匆忙应对。北洋大臣李鸿章迅速调派总兵卫汝贵、提督马玉崑率军自大东沟登陆，进驻平壤；同时派遣北洋陆军十余营分批渡海增援朝鲜。
1894年7月25日拂晓，清军济远、广乙两舰自牙山返航，于当日7时20分在朝鲜丰岛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浪速及秋津洲等三舰。日军发炮攻击济远和广乙（日方称济远先开火），打响了甲午战争的首轮战斗。经过一番激烈炮战后，广乙舰企图逼近日舰发射鱼雷，但在日军秋津洲、浪速二舰压倒性的火力打击下受到重创，船身倾斜，人员伤亡惨重，因而无力再战。
此时载有第二波増援朝鲜清军1200余人、并悬挂英国国旗的英国高升号商轮和满载军械的操江舰先后驶来，日舰浪速及秋津洲改追高升及操江。广乙舰于是向海岸方向退出战斗，最后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沉。济远舰则悬挂白旗，然后更挂上日本军旗，向西弃二舰而走，日舰吉野在后追击，济远以尾炮向吉野还击，后得脱。
9时15分，日舰浪速发出信号，勒令高升号停船，英籍船长被迫停驶。浪速派代表乘小艇登船检查，询问船长：“高升号随浪速走，同意吗？”，英国船长回答：“如果您如此命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抗议下服从”。人员回母舰后，浪速挂起信号旗命令高升号起锚，随其前进。船上清军拒不投降，接管了高升号，并禁止英人离船，英籍船长要求浪速再派代表前来。小艇接近高升号，船长与日方交涉要求驶回大连或旅顺，但日方未做回复。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刻，日军挂出旗号，要求船上洋员离船，但是清兵禁止放下小艇，英船长用信号告诉浪速此状况并请其再派小艇来，浪速拒绝。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光绪二十年对日宣战诏书
随后，浪速舰开动并绕行高升号一周，下午1时，浪速号突然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鱼雷，但未击中，随后又用舰炮向高升号轰击了十数发炮弹，致使高升号开始缓缓下沉，船上的清兵尽数落水，但仍以步枪迎敌向敌舰开火。随后，浪速派出小艇营救起英籍船长、大副及另一名英国水手，过路的商船法舰狮子号（Le Lion）救上43人，德舰鼬号（Iltis）救上150人，英舰鼠海豚号（Porpoise）救起87人，而德国籍北洋水师教习汉纳根则游回岸上，其余八百余名清兵与中外船员就此葬身大海。下午2时，清军操江舰被日舰秋津洲追上并俘虏，此即“高升号事件”。此次战役使英国社会为之震动，但对日本行径暗中默许甚至支持[11]的英国官方最后作出击沉高升号符合国际法结论而不谴责日本[12]。
7月28日夜，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不支，退向平壤。
8月1日（阴历七月初一），清朝光绪帝下宣战之诏。由于日军割断汉城至平壤的电线，光绪帝在宣战时尚未知哓成欢战事的正式消息，诏文特别强调日本不守国际法击沉高升号，盼能引起各国的共鸣。[13]此时相当多的西方人认为清朝将会获胜。[14]有西方评论一度认为：战争的结束将是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崛起，同时中国将永远向西方文明和贸易开放。中国将通过这场战争认识到它伟大而尚未开发的力量。[15]
当时大众媒体不若现代发达，日本仍透过许多画报、版画等等的方式描写战况，并可观察记录者的意识，例如不同从军记者或绘者出版之图像[16][17]。
《光绪二十年对日宣战诏书》（1894年8月1日）
上谕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戡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同日，日本天皇下诏正式向清朝宣战。至此，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对清国宣战诏书》（1894年8月1日）
保全天佑践万世一系之帝祚大日本帝国皇帝示汝忠实勇武之有众：朕兹对清国宣战，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苟不违反国际公法，即宜各本权能，尽一切之手段，必期万无遗漏。惟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有余年，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知交邻失和之不可，努力使各有司常笃友邦之谊。幸列国之交际，逐年益加亲善。讵料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对我出于殊违邻交有失信义之举。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于其内乱，借口于拯救属邦，而出兵于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条约，出兵备变，更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欲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先告清国，以协同从事，清国反设辞拒绝。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内坚治安之基，外全独立国之权义。朝鲜虽已允诺，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种种托辞，缓其时机，以整饬其水陆之后备，一旦告成，即欲以武力达其欲望。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清国之计，惟在使朝鲜治安之基无所归。查朝鲜因帝国率先使之与诸独立国为伍而获得之地位，与为此表示之条约，均置诸不顾，以损害帝国之权利利益，使东洋平和永无保障。就其所为而熟揣之，其计谋所在，实可谓自始即牺牲平和以遂其非望。事既至此，朕虽始终与平和相始终，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战，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期速克平和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荣。
御 名 御 玺
明治二十七年八月一日
内阁総理大臣 伯爵 伊藤博文
逓信大臣 伯爵 黒田清隆
海军大臣 伯爵 西郷従道
内务大臣 伯爵 井上馨
陆军大臣 伯爵 大山巌
农商务大臣 子爵 榎本武扬
外务大臣 陆奥宗光
大蔵大臣 渡辺国武
文部大臣 井上毅
司法大臣 芳川顕正
甲午战争始于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7月29日成欢之战，至8月1日清朝对日本宣战和日本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1895年4月17日以签署《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战争持续近9个月，依据战场转换及双方作战态势变化，大致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战争分陆战与海战双向进行，陆战主要是在朝鲜半岛上的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黄海海战是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此役北洋水师失利，自此退入威海卫，又执行李鸿章避战保船的命令，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陆面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大同江南岸战场、玄武门外战场、城西南战场。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9,500余人，日军有16,000多人，双方战力相差甚远。日军第九混成旅团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崑奋勇抗击，日军无功而返。
同时9月17日（农历八月十八日）海军联合舰队进入黄海鸭绿江出海口以西约50公里处大鹿岛附近（今辽宁省东港市孤山镇外海）合击北洋水师舰队[18][19][20][21]，这是1866年利萨海战后的首次大规模铁甲舰海战。售出军舰给中日双方的英国及当时各军事大国极为关注此场海战。
海战在中午时分开始，双方皆在11时15分和11时30分发现敌方。由于清军战舰是从朝鲜运兵回来，加上未装舷侧速射炮，侧面火力贫弱，而定远级的主炮都排在前方，所以舰队以横阵接敌，日舰则是寻战而来，由坪井航三率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为前锋，伊东祐亨带领的本队慢速六舰在后成单纵阵。12时清军下令变阵，排成尖峰形。13时开始炮击：时间不久，舰队中央成凹陷形。面对清军铁甲舰攻势，日舰被迫后退。
此时日舰包抄清军右侧，由于日舰较快加上清军指挥不当，右侧舰队被歼灭；丁汝昌之旗舰也被炮击，炮震力导致正在持双筒望远镜观看海面战局的丁汝昌从二楼高炸飞摔落甲板，左手臂骨摔断重伤。
定远号舰长接手指挥，下令全部舰只集中重炮攻击日本旗舰松岛号，14时松岛号包括舰长室在内中弹，但因为炮弹火药不足，没有爆炸（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回忆），日舰后退，伊东中将司令且即更换旗舰。当松岛号由友舰拖回日本时，全舰千疮百孔却未沉没，日军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战斗中，致远舰冲出队列，试图撞击日舰吉野号，却伤势过重而沉没，管带邓世昌落水后拒绝救援，以身殉国（致远252人中245阵亡）。16时清军左侧舰艇中弹，背靠荒岛，一边灭火一边攻击日舰。灭火成功，日舰在没有优势下撤退。另一方面，日舰所有火炮皆无法击穿定远号等清军铁甲舰，清左侧舰队回救运送重炮弹予两舰，因此反而日舰多被重炮所伤。
伊东祐亨认为暂时无法击沉定、镇两舰，下令撤退。裴利曼特说：“日军不能全扫乎华军者，则以有巍巍铁甲舰两大艘也。”[22]伊东的旗舰松岛号由于损坏严重，升起不再履行旗舰职务的旗号，日舰纷纷回护松岛，反失去全歼北洋水师的机会。李鸿章的奏折说靖远升旗召集各舰追击，17时30分日舰远去，清军下令停止追击。马幼垣指出，清军损失更重，弹药将尽，速度又慢，追击不合逻辑，而且马吉芬、戴乐尔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追击，唯一支持的史料只有李的奏折。[23]
此大东沟海战清军伤亡600余人，经远管带林永昇战死，经远沉没，致远管带邓世昌与舰同沉殉国；日军伤亡亦达300余人，济远和广甲逃离战场，济远管带方伯谦因此被处决，虽是罪有应得，但广甲舰长吴敬荣由于隶属广东水师，仅以革职论处。
激战5小时后，北洋舰队损失巡洋舰5艘，包括经远、致远、超勇、扬威和广甲，受伤4艘，但成功完成护航运载清刘铭传淮军12营陆军登陆鸭绿江岸。日舰仅伤5艘，先行撤离战场。战后北洋舰队未敢主动出击，日本联合舰队达到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
9月15日，日军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高州镇总兵左宝贵中炮阵亡，随后玄武门失守，叶志超下令撤退，六日内狂泄五百余里，透露清陆军内部湘军、淮军严重对立；26日清军直抵鸭绿江以北。朝鲜全境为日本所控。9月23日李上折要求提取从1888年起打着海军名义筹备，实际一直被中央扣在手里生息以建颐和园的260万两银，获得150万两紧急军费[24][25]。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战场位于辽东半岛，以陆战为主。10月25日，日军在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成功，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被迫撤出阵地。日军攻陷虎山。山县有朋即将第一军司令部移于虎山。鸭绿江防线决战刚要打响前光绪帝拿问平壤之战逃跑主将卫汝贵。圣旨到，造成清军全军崩溃。26日，日军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同日日军在庄河花园口登陆，11月9日，攻占金州，10日陷大连湾，至此清军在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11月21日旅顺陷落。李鸿章曾经提出“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但是受到丁汝昌的坚决反对，从而使得北洋水师继续困守在港内。[27]旅顺口的防御工事，经营10余年，耗费白银数千万两，驻守兵力达14700人，日军仅用不到一天时间，付出426人的伤亡，就拿下这座重兵把守的要塞，清军则付出3600多人的伤亡。
与此同时，日军出于战事的受挫和对清朝官兵的报复泄愤，在旅顺制造了规模巨大的屠杀民众事件，使得国际社会大为惊骇，日本国内统治集团和社会亦有声音表示震惊和反对。
旅顺、大连陷落之时，慈禧太后正在宫中为自己举办盛大的七十寿宴。朝廷碍于慈禧淫威，在战争已席卷国门的危机时刻仍然尽力为其贺寿。虽然因为战争爆发，贺寿规模有所缩减，但仍然花费了政府巨量的人、物、财力，使前方作战得不到有效指挥调度，这也是清朝最终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12月24日，镇远退入威海卫时触礁，经抢修才不至下沉，但已不可再出深海作战，管带林泰曾引咎自尽。1895年1月20日，日本第二军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岸炮台。营官周家恩殉职，炮台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攻陷威海卫城，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9日，日军少将大寺安纯被大炮击毙，是日军在甲午战争中军衔最高的殉职将领。10日，定远号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随后刘步蟾生吞鸦片自杀。12日，丁汝昌亦自杀。威海卫水陆营务处候选道牛昶眪写下降书，由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船交付伊东中将[28][29][30]，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济远、广丙、镇中、镇东等10舰为日军所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随后萨镇冰驾驶康济舰并载着丁汝昌等六人灵柩离开刘公岛。北线日军与清军满洲部队主力进行的战役有五复海城，与湘军、淮军、毅军进行的战役有牛庄之战（又名“佯攻辽阳，实取牛庄”之战）。日军佯攻辽阳，光绪帝中计，亲自下令围攻海城的清军主力救援辽阳，结果日军迅速调动进攻清军交通枢纽牛庄，围歼孤立在牛庄湘军主力。最终双方主力爆发田庄台决战，宋庆在清军主力被围歼前下令撤退。清廷被迫议和。
结果及影响
1895年4月17日，清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标志着甲午战争的结束。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五点：
- 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
-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 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 中国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 中国彻底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独立。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崩溃的中华朝贡体系，在签订马关条约后，几乎彻底崩解。此战的结果不仅对当时的东亚局势做成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中日韩这三个国家于近现代的发展。
然而，由于日本对辽东半岛的索求与俄国在此地的扩张计划有所冲突，俄国便联合同样对华存有利益图谋的法国和德国向日本施加了外交和军事上的压力，致使日本放弃了占领的辽东半岛。日本趁机又向清朝勒索了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此事件在历史上称之为“三国干涉还辽”。
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为十五年，自英法联军之役至日军初次侵台为十五年，自日军初次侵台，中经马嘉理事件、伊犂交涉以至中法战争约九年，自中法战争至中日战争亦为九年，其间中国多少尚可喘息苟延。中日战后，情势急转直下，外来的凶猛压力，跟踪而至，片刻未弛，直可谓危急存亡之秋。
清朝由于战败，只得向日本求和停战，最终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来对清政府危害极大的不平等条约。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丧失澎湖列岛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还须承担巨额赔款；而其中允许外国企业于境内投资设厂的条款，亦对当时正在茁壮的中国棉纺织工业产生严重威胁。此外，条约衍生出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也开启了西方诸国瓜分中国之端。1896年，俄国以迫日还辽有功，与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露，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俄国在1898年租下旅顺与大连两港口；德国强占并租借胶州湾；法国则租借广州湾。[31]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再次成为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同时，甲午战争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此役后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急转直下，而日本则跻身为列强之一。马关条约之条款剥削中国，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情的反思，清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对自身弱点有更深认识，促使后来政治制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先声。[32]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康有为[9]
日本海军在1895年甲午战争的胜利，基本上完全摧毁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严重地削弱经济实力，使中国元气大伤，日本也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及保持住胜利的成果，在中国内部制造混乱，对革命党人提供了大量的秘密资助，所以客观地说，日本海军的这次胜利为后来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团体领导的革命创造胜利的先决条件。
自此役后，清朝外交政策的焦点都在平复其结果，而日本外交政策的焦点则是确认其结果。
——潘恩（S. C. M. Paine）[2]
甲午战争是日本从“被压迫国”向“压迫国”过渡的转折点，因此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战争，具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匹敌的意义。
——藤村道生[1]
与清朝开战前，日本国内朝野上下曾经对与中国开战感到紧张和困惑。甚至连明治天皇本人也曾经对是否与中国开战感到踌躇。但于战胜清朝后，随着不停的捷报与多次举办战胜祝贺会，国内的舆论风向便开始有所改变，“帝国万岁”等赞扬天皇的口号成为一时间的流行语。日本国内为了纪念这次战胜，也在国内多处树立纪念碑。同时在战斗期间，受到社会整体风气影响，青少年的日常娱乐和玩乐也几乎完全与战斗有关，甚至出现小孩子往中国人丢小石头的事情。
同时，新闻媒体也以大幅报道这次战争为契机，在日本国内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在当时，各家报社为了及时得到第一手的消息，纷纷往战场派遣随军记者，使国民首次透过新闻媒体得知战斗的最新情况。反之，那些没有对战斗进行跟踪报道的报社，也在这次战争后走向没落。各家媒体在报道有关战争的新闻时，经常使用把无名士兵“英雄”化的报道手法（忠勇美谈），以及以激烈的文字描述战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大量新的读者群，也让日本人首次意识到新闻和媒体这两种现代化的吸收资讯渠道。但是同时，媒体的报道只集中在报道片面的内容，使读者的价值观受到单一化的影响。例如说，当时的报纸与杂志便以这次战争为例，不断地提出“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等民族优越论的观念，对日后一段长时间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产生严重的影响。
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第一次经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对日本成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战争过程中，国家机关不断重复地强调“国民”的义务和贡献，使得日本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国民的一部分，应该不分地位地去支持军队，也是所谓的战争的“统合作用”。在这个统合过程中，作为军队统帅的明治天皇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他与开战时把大本营转移到广岛的举动，使日本国民强烈地感受到御驾亲征的威严。反之，战胜消息经过渲染，则对日本人观念造成极大的影响，也是从当时开始，日本国内开始产生蔑视中国的情绪，并一直延至后代。同时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内开始有人提倡脱离汉字文化圈，也同时为了日后的海外拓张，确立日语标准化教育的普及。同时，日本一直对俄国干预辽东半岛一事存有芥蒂，大力鼓吹发展军事工业，期待有打击俄国的机会。
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发布（1889年）、撤除部分不平等条约（1894年透过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中日甲午战争（1894 - 95年）这三个事件为契机，日本的脱亚入欧论初步取得成效。同时，作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场获胜的战争，不论对日本国内还是对当时的欧美列强都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在日后的日俄战争结束后，欧美列强为了表示认同日本的国际地位，把日本设置在海外的外交代表机构纷纷升格为大使馆。
台湾因此被日本统治长达五十年，使得该地与其他华人社群在历史记忆对日本观感不同[33][34] 例如，在1990年代对台湾中学生的研究中，有许多学生把本战争排在心目中历史事件的第一位。[35]
朝鲜独立后，仍然一直受日本与俄罗斯帝国控制，本来于甲午战争前已经相互斗争的开化党（亲日独立派）与事大党（亲中派），在甲午战争后由开化党揽权。战后，东学党起义被彻底镇压。一度失势的事大党，于三国干涉还辽后，由高宗王妃闵氏主导的亲俄派再度掌权，直到乙未事变闵妃被暗杀为止。闵妃被日本暗杀后，1895年日本以此为契机另立新王后来掩盖，计划成立“大朝鲜帝国”。结果因俄、美、英三国公使坚决反对而没有实行。朝鲜高宗倒向俄罗斯，并于1897年10月成立大韩帝国正式称帝，追尊闵妃为明成皇后。
1894年，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早期政治家胜海舟作诗《偶感》，定格甲午战争对于朝鲜之影响：“邻国交兵日，其军更无名，可怜雏林肉，割以与鲁英。”其中“雏林”指朝鲜古国新罗的首都鸡林（现庆州），暗喻朝鲜；“鲁”是当时俄罗斯的日语音译（魯西亜）的简称。在得知丁汝昌自杀后，胜海舟向报社投稿撰文祭奠，认为日本盲目追随欧美走殖民扩张的道路十分愚蠢，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应该成为受轻视的竞争对手，而应该成为日本对抗欧美的伙伴。胜海舟还预见到了三国干涉还辽时日本被国际围堵的窘境。
战争分析
总结
视角
北洋水师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配置有铁甲舰定远号及镇远号，各有12寸巨炮4门，航速分别为14.5节及15.4节。
然而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6年没有再添置铁甲舰。在此期间，重修颐和园花费约八百万两白银。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花费白银540万两，即三艘半定远级铁甲舰的费用。[25][36]1891年户部尚书翁同龢奏准暂停南北海军购买外洋枪炮船只3年。因此在开战时的北洋海军已经没有多少“大舰巨炮”优势可言，1894年中日火力对比分别是：口径20厘米以上火炮31门对15门，20厘米以下火炮230门对140门，速射机关炮244门对294门，鱼雷管39支对43支，船舰航速11.48节对12.84节，装甲巡洋舰3艘对1艘，防护巡洋舰3艘对8艘。[37]
李鸿章在1879年10月27日的奏折中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由此可见，防御是建立北洋水师的关键动因。巨资订购的“定远”、“镇远”这两艘战舰的设计与制造，凸显装甲、吨位和重炮的优势，这也与李鸿章立足防御的建队思想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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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水师，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38]战争前夕，北洋舰队大沽、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和旅顺（今属辽宁大连）三大基地建成[39][40]，英国观察员看完北洋水师操演后上书海军部，也认为北洋舰队战力不容小觑。后期因李鸿章解雇当时训练海军的英国人琅威理，引致北洋水师军纪出现问题，“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而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
1888年原本预订购入300箱炮，后因为军费不足，北洋海军只购入3发炮，“从前拨定北洋经费号称二百万两，近年停解者多，岁仅收五六十万。”[42]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评论说：“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42][43]
北洋海军将领大多数是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早期毕业生，由于早期办学水平不足，他们在船政学堂仅接受简单的英文、算法、驾驶、测算、枪炮操法培训。1877年春，清政府在福建船政学堂第一、二届毕业生中选出12人的海军留学生，打算送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进行培训。但其中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到英国后仅上舰实习就结束训练。黄建勋、林颖启、江懋祉三人未通过入学考试，仅参与了上舰实习，只有严复等六人入校。而留学生监督官李凤苞向朝廷禀报，成绩排名却是“甲等：刘步蟾、林泰曾、严复、蒋超英；乙等：萨镇冰、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丙等：林永升、马震东、黄元昊、黄建勋。”刘步蟾、林泰曾日后成为北洋海军的主要将领。[44] 进入北洋水师后，以刘步蟾为首的北洋“福州帮”管带群体，将对北洋水师严加训练的英国教官琅威理挤兑走。而在战争之中，光绪帝又给李鸿章施压、对军事行动胡乱指挥。[45]
总结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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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定、镇大炮口径三十零半生特（厘米），彼松岛等四舰则配二十四特大炮并放快炮，处处俱胜我一筹。现在英订购之头等铁甲船，又是何项新式。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
——李鸿章[46]
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鱼雷艇和二千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
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计划，意图超过北洋水师。在扩张政策的指引下，日本加快陆海军的军备步伐。为了对付北洋水师的重型铁甲舰，日本高薪聘请法国海军部的白劳易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海军工厂总监督官，专门负责建造在火力和速度上足以对付“镇远”和“定远”的“三景舰”（“松岛”、“严岛”、“桥立”），同时重金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订购快速巡洋舰。依据藤村道生在《日清战争》中的记述，日本海军为了弥补大炮的不足，建造小型快速的巡洋舰，并安装刚刚可以应用的小型速射炮。这种小型速射炮虽然是12厘米至15厘米粗细的中口径炮，但其发射速度却为原来大炮的8倍，在同一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炮弹，如果快速使敌舰接近中口径炮的射程以内，便可完全削弱敌舰的战斗力。较之中方，日军的决策者认识到速射炮将成为击伤敌舰、击杀敌舰官兵的主力舰炮，并将其大量装备于日本海军的舰船上，这一战略预判在随后的海战中得到丰厚的回报。
1886年，法国海军工程师白劳易受雇建造4700吨级大型铁甲巡洋舰“松岛号防护巡洋舰”和“严岛号防护巡洋舰”。
1890年时，清朝北洋水师总排水量为27,000吨，而日本海军总排水量在17,000吨以上。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仅八千万日元。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圆，再从官员薪水里取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1890年时服役、排水量2,100吨的巡洋舰“平远”是北洋水师最后配备的新造舰，而在1892年服役并编入广东水师的“广丙”（1,000吨）排水量低于日本海军在1891年（明治24年）服役的6艘巡洋舰“松岛”、“严岛”、“桥立”、“千代田”、“秋津洲”、“吉野”，而此6艘排水量都已高于“平远”的2,100吨，其中四艘更达4,200吨。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舰队总排水量为72,000吨，多数有配置速射炮的新式舰艇。
战前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240,616人，其中174,017人有参战经验，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排水量72,000吨，超越北洋水师。日本对清廷改革后的实力仍有顾忌，对于北洋水师不敢轻敌，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清国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1894年10月，日本发布由日本中原通宗方小太郎撰写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檄文，利用清帝国的满汉民族矛盾，号召汉人反抗清政府，也有清军俘虏追崇日军[47]。文中提到：“……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不过，日本国内同期仍存在反对中日战争的声音。自1884年甲申政变起，日本主战派开始崛起，面对国内狂热的开战主张，包括兴亚会主要成员胜海舟、宫岛诚一郎和渡边洪基在内都坚持反战主张。[48]。
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教育，使得每一位应征入伍的士兵都具有中级以上的文化水平。明治政府以法国、美国为榜样，建立完善的教育体制，政府将全国分为八大学区，各设大学一所。每个大学区分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一所。每个中学区分229个小学区，各设小学一所。平均600人就有一所小学。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改革教学内容，着重灌输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传授理论科学知识。中学就开有算术、地理、外国语、博物、地质学、天文学等课程。大学开设力学、文学、法学、医学等方面的课程。相对于中国海军留学生不到三年的留学期限，日本留学生获得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理论科学研究，这就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样完备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日本官兵，比中国洋务教育培养的人才具有更深厚的科学知识底蕴和军事素养。甲午海战惨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日两国将领军事素养上的差异是决定这场海战失误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对比中国大量外购装备，日本的军械生产已经开始走向成熟。这也导致清军在作战时弹药制式的不一致（日军自制枪械口径一致）。而面对原材料如铁矿的短缺，日本采用自行改进的意大利黄金式火炮技术，解决材料短缺问题。[49]
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次遭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福龙号仅有的一次鱼雷攻击也未收战果。据传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穿甲弹甚至训练弹。
北洋海军的炮弹主要有开花弹（榴弹）和实心弹（穿甲弹）。开花弹产自天津机器局，仍使用黑火药填充。发射后，黑火药燃烧后产生的残渣会附着在膛线，还有大量白烟，需要重新清洁膛线及等待白烟散去才能再次开火。实心弹（穿甲弹）不使用火药，只用重力攻击敌方。而日军早已使用化学品黄火药制作的炮弹。而且天津机器局制作的炮弹质量粗糙，大小不一，铁质差。[50][51]
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马吉芬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50]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51]
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爆破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猜测：“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51]
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进攻火力对比之下，北洋水师舰速略逊一筹，但吨位、火力、装甲、重炮均占优势，如果炮弹配备到位必然可重创日舰。海战结束后，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无一处被击穿。就平均船速而言，北洋水师较慢，为15.5节，联合舰队的本队15.6节也不快，但包括吉野号在内的第一游击编队为19.4节，大大高于北洋水师。戚其章认为中国舰队的英国人司令埃德蒙·佛莱曼特上将说的“是役也，无论员兵素质、舰速或火炮射速、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是正确的。[52]
清军舰炮威力虽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日本火炮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两者相较，日本舰队在相同时间内的射弹量和命中率都要高于北洋舰队。
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对联合舰队未曾实施鱼雷攻击，只有福龙号对西京丸号攻击未成。各舰炮弹数量未带足，海战时炮弹在五个小时内用尽。[53]
清军配备大量的德式武器，但标准并不统一，一旦一个武器对应的子弹用完，则无法使用其他武器的子弹。清军的弹药消耗数量也很大而且很不合理。如清军出发前往朝鲜，每支枪配有子弹150发，每炮配有炮弹50颗；后又从国内运送炮弹子弹，但仅击毙日军180人。日军人均仅消耗子弹8发。[54][55] 两国的陆上军事技术对抗体现在依据地利构筑的传统要塞防御系统与连发枪、榴霰弹、野战火炮组成的现代火力系统之间的对抗。应当指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清军在旅顺口和威海卫两地修建工事，构筑炮台，其工程之繁浩，构造之雄伟，耗费之巨大，堪称中国工程史的里程碑。然而，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两大要塞，一经日本军队的密集火力攻击便立即崩溃，旅顺口要塞不到一日即告陷落，而威海卫也仅仅坚守了一周时间。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清军使用低技术水平的防御系统来对抗高技术水平的攻击系统，在野战火炮大规模应用后，地理因素对于防御的作用日益弱化，建立有效的防御系统比建立同一水平的攻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因而也就更不容易成功。[56]
清军的编制极为简单，日军则已有工兵与辎重兵的区别。清军士兵普遍训练不足，只会喊一声就往前冲，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等射击姿势，一律站着射击，开炮前还要先摇动大旗。[55]
甲午战争中，日军因战斗阵亡人数仅为964人，1,658人死于疾病，25人死于自杀。但日军在条约签署后进入台湾的乙未战争，面对以猎枪、土制大炮为武器的民兵时死伤人数达4,600人以上。[57]
后续事件
甲午战争后期，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开始革命尝试。1895年2月抵达英属香港后，孙中山开始在日本商人梅屋庄吉帮助下，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求武器及资金援助，并与同侪策划在广州起义。
曾在北洋海军担任过学堂教习、军舰大副等官职，参加过甲午大东沟海战的美国人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在1894年末因为大东沟海战中的战伤归国。由于美国社会舆论和当时的西方舆论一样，分辨不太清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委，只看到最后的结果，因此他在美国报刊上撰文并各处演讲，将他所亲见亲历的北洋海军的战斗情况介绍给大众，但被舆论当作疯子、狂人，认为是他头部的战伤使得他精神错乱。1897年2月12日，马吉芬自杀，留下“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此句出自圣经诗篇51:17）”的临终忏悔词，穿着一身北洋海军军服，盛殓在铺盖着黄龙旗的棺柩中下葬[58]。
战争罪行
战争期间，日军攻陷旅顺，执行旅顺大屠杀。根据英国战地记者维利尔斯的报导，短短四天市内就有两万人遇害（此数字包含战死之士兵，战前旅顺人口仅六千人，清廷增兵后，含兵卒在内人口方为两万人），只有埋尸的36名华人幸免于难，而这36人的帽子上还写着“此人不可杀戮”的标记[59]。
《纽约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曼写道：“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60]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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