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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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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六年（1527年），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他的父系家族原先姓氏为林，后改姓李。他的祖先林驽是一位以泉州为根据地的富有商人[6]，在当地与波斯湾间航行贸易，又娶色目人女性为妻。一直到他的曾祖父之前，他的父系祖先持续与中外通婚者和伊斯兰教信仰者等往来互动。在李贽出生时，他的父系家族已经没落。[7] 此外，因为其思想论述中缺乏受伊斯兰教影响之明显迹象，他不被认为有信奉伊斯兰教。[8]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在被录取为举人后，因经济困难等，不再继续准备进士之考试，按往例要求担任官职。之后，他多年担任于地位卑下且薪资微薄之官职。[10]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他因父亲过世停职丁忧。[9] 服丧结束后，他前往北京求职，等待一年多方获国子监教官之职位；在等候期间，他担任私塾教师维持生计。[10]
他生有四子三女，但只有大女儿长大成人。[9]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他的祖父过世，上司和友人按当时习俗给与赙仪；赙仪的金额相当多，于是他将一半用于在河南购地，以作养家之经济来源，另一半带回家乡，用于安葬祖父和其他祖先。因财力有限，他决定独自返乡；后来与妻子重聚时，方得知两个女儿在他返乡过程中，遇严重干旱所致饥荒，因营养不良而死去。[11][9]
此后，李贽在河南共城担任官学教谕三年、在北京及南京国子监担任教官各数月，在礼部担任司务五年，又在南京担任刑部员外郎五年左右，后在万历五年（1577年）开始于云南姚安府担任知府。[9] 在担任姚安府知府前，他的薪资相当微薄，甚至不足以养家。[9] 在北京担任礼部司务时，他经常阅读王阳明和王畿的著作，又亲自向王畿请教，并于此后在思想上深受影响。[9]
在万历八年（1580年）担任姚安府知府任满后，他决定退休[12]。 随后，他携带家眷寄居于湖广黄安耿定向、耿定理兄弟家中[9]。在与耿定向发生巨大之意见歧异和冲突后，他决意迁居位在麻城之私人佛堂芝佛院[9][13]，并依靠于周思敬、周思久等人；妻子于是独自返回家乡泉州，后过世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他的妻子在过世前，曾多次表示希望他返乡；但是，为脱身于宗族事务，他坚持不返乡[9]。李贽对于妻子的过世感到非常哀伤[9]。在麻城，他也与梅国桢密切往来，并深受其支持。[10]
在经营芝佛院的过程中，他长期依靠志趣相投之友人捐助，生活物质不再匮乏。[9][14] 为避免被地方官邀请出席仪式、协助处理事务等，引来不必要之困扰，他决意维持出家人之身份[9]。但是，他并没有受戒，也不参与诵念佛经和祈祷等活动。他或许近似产生洁癖，衣服总是一尘不染，经常从事于清扫活动。[15][10] 另一方面，他维持许多上流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如出外距离无论远近一律乘轿，不亲自阅读而是雇用助手朗诵，以节省眼睛之使用。[9][16]
在直到过世前的十几年里，他主要从事于写作，并加以刊刻发行；芝佛院里有处所专放印书用之木板。[9] 此段期间之写作主题十分广泛，包括儒家经典之阐释、历史资料之观察心得、文学评论、伦理哲学之思想论述等。进行小说研究时，他专注于故事人物之道德与行事表现，并加以评论，如看待真实人物一般。[10]
晚年，他和刘东星发生深度之互动[15]，又寄居于马经纶特意为他营建的起居处所。[14] 他也愈加公开发表公然挑战传统儒家士大夫价值观和礼俗秩序之言论，引来攻击和批评。[9]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春季之初，芝佛院被纵火烧毁[17]；马经纶随后接济供应他的生活所需[15][14]。最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向万历皇帝以夸大的描述，警告李贽很可能会破坏既有伦理秩序，造成社会思想行为之严重混乱[18]；万历皇帝于是决定将李贽由锦衣卫缉捕，并销毁其著作。[10] 审讯结束后，镇抚司建议不必将他判处重刑，而是押解回家乡终身受地方官监视。[15][10]
据称，万历三十年（1602年），在狱里，李贽有一天在侍者为他剃发时，乘着侍者离开时，以剃刀自刎，并过了一段时间才死去。[15][10] 马经纶在他死后为他安排丧葬事宜。[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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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重编《南安县志》考据史料遗物后，记载他的祖籍位于今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柳城街道榕桥胭脂巷，为南安榕桥李氏八世祖[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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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深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影响，是罗汝芳学生，把王阳明与罗汝芳的学说推向极端[22]，鼓倡“狂禅”最激烈[23]。黄宗羲说：“李卓吾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24] 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朱国桢提及：“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25] 诗文多抨击前七子、后七子复古之主张，认为《西厢记》《水浒传》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响较深。
晚年颇好史学，据历代正史纂《藏书》，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撰写《续藏书》，对传统史学观点有所突破。
李贽专注于人们实际行为与儒家礼教理想规范间的差距，并提出异于其所处社会主流之见解，例如“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26]，专注于讨论批判所见士大夫阶级言行不一（实际行为与儒家理想规范间的极度不协调）之普遍现象，并赞扬一般民众之言行相符（但他较少与知识分子以外群众接触；只是作为其思想论述之举例）[10]；其批评对象包括自身思想言行[10]。
李贽屡屡公开表示不同意以孔子的思想为标准，因而招致许多士大夫阶级人士等之强烈批判。[10][27]
“童心”是李贽思想论述中一个重要的概念。[3] 李贽对儒家等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提出深刻论述，并显示出更接近平等主义的观点；虽然倾向支持男女平等（例如赞扬武则天、邑姜、太姒等人之表现，又表示任何女性天生之智性不会劣于男性[28]），反对女性屈从于男性[29]，但又赞扬某些遵守传统“妇德”的行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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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藏书》六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于金陵。
- 《李氏续藏书》二十七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
- 《史纲评要》三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阁刻。
- 《李氏焚书》六卷。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刻于麻城。
- 《李氏续焚书》五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阳虹玉斋刻。
- 《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
- 《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称《言善篇》）四集。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宛陵刘逊之刻。
- 《李卓吾遗书》十二种二十三卷。明·继志斋刻（包括《道古录》二卷、《心经提纲》一卷、《观音问》一卷、《老子解》一卷、《庄子解》二卷、《孔子参同》三卷、《墨子批选》二卷、《因果录》三卷、《净土诀》一卷、《暗然录最》四卷、《三教品》一卷、《永庆答问》一卷）。
- 《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
- 《易因》二卷。明刻。
- 《李氏六书》六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包括《历朝藏书》一卷、《皇明藏书》一卷、《焚书书答》一卷、《焚书杂述》一卷、《丛书汇》一卷、《说书》一卷）。
- 《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继锦堂刻。
- 《龙溪王先生文录钞》九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
- 《枕中十书》六卷。明·刻本（包括《精骑录》、《筼窗笔记》、《贤奕贤》、《文字禅》、《异史》、《博识》、《尊重口》、《养生醍醐》、《理谈》、《吟坛千秋诀》）。
- 《批评忠义水浒传》100卷、100回。明容与堂刊、芥子园刊（另《批判忠义水浒传全传》121回，明·杨定见刻）。
- 《批点西厢真本》二卷、《批评红拂记》二册、《批评幽闺记》二卷、《批评洗纱记》二卷，明刻。
- 《评选三异人集》二十四卷。明·俞允谐刻（包括《方正学文集》十一卷、《传状》一卷、《于节暗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诗集》一卷、《文集》一卷、《自著年谱》一卷、《传状》一卷）。
- 《读升庵集》二十卷、《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四书评》、《坡仙集》十六卷、 《九正易因》二卷、《李氏说书》八卷、《姑妄编》七卷、《李温陵集》二十卷、《禅谈》一卷、《龙湖闲话》一卷、《文字禅》四卷、《左德机缘》三卷、《李氏因果录》三卷、《业报案》二卷，明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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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意为不容于世，早晚必将付之一炬）是李贽最为著名且争议最大的一部书，是他反程朱理学思想、政治、哲学、社会思想及耿介性格的集中体现。近来，更被评论界誉为“影响中国的百部书籍”之一。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门人汪本钶辑录李贽遗文编成《续焚书》五卷。分《书汇》、《序汇》、《读史汇》、《杂著汇》、《诗汇》。其中《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最为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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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文人中，李贽对社会影响最大。他提出“童心说”，强调真诚，鼓励人根据直觉，表达内在真实的自我，对晚明艺术影响深远。戏曲家汤显祖和书画家董其昌都与李贽交往，并赞赏其学说。汤显祖认为，“奇士”的作品自然会出类拔萃，其说与李贽的“童心说”相似。[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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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廷机《祭李卓吾文》：“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孑然置一身于太虚中，不染一尘，不碍一物，清净无欲，先生有焉。盖吾乡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即海内如先生者亦少矣”。
- 池方显《谒李卓吾墓》：“半生交宇内，缘乃在玄州。闽楚竟难得，佛儒俱不留。世人同喜怒，大道任恩仇。我亦寻知己，依依今未休。”
- 汪本钶《续藏书》序：“先生一生无书不读，无有怀而不吐。其无不读也，若饥渴之于饮食，不至于饫足不已；其无不吐也，若茹物噎不下，不尽至于呕出亦不已。以故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已也。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瞆者明，梦者觉，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𫖯而心折焉。”
- 袁宗道：“方同诸兄游上方归，才释马棰，小休榻上，忽见案头有翁书，展读一过，快不可言。又得读与焦弱侯书，又得读四海八物，目力倦而神不肯休。今日又得读孙武子叙，真可谓暴富乞儿也。”“不佞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熟乎？云中信使不断，幸以近日偶笔频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读亦能解也。”“顾安得翁广长舌头、圆通手腕，将此全经（《楞严经》）注释一遍乎？第恐后温陵注行，前温陵注无处发卖耳。”[37]
- 袁宏道：“卓吾《读书乐》有云：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余尝读之以为其言太过，及观《读书镜》至此，乃知卓吾之文，千古之至言。国朝纷纷著作，惟卓吾所著，大快人心，眉公（陈继儒）所著，大裨世道，真可谓不朽盛事也。”[15]
- 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 许自昌：“公顷有李卓吾名贽者，从事竺干之教，一切绮语，扫而空之，将谓作《水浒传》者必堕地狱当犁舌之报，屏斥不观久矣。乃愤世嫉俗时，亦好此书，章为之批，句为之点，如须溪沧溪何欤？岂其悖本教而逞机心，故后掇奇祸欤？李有门人，携至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游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讷缪，附以余所示《杂志》、《遗事》，精书妙刻，费凡不赵，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38]
- 吴虞《李卓吾别传》：“张问达、王雅量能焚毁卓吾之书于一时，诬陷卓吾之身于一日……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朝廷虽焚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
- 宋恕以李贽为知音。1899年写有四首《读松阴<幽室文稿>》绝句，其中第三首为：“李氏微宗世莫传，荒凉谁复问遗编，何期海外高人赏，从此卓吾万万年”
- 张问达：“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耦，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北京）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18]
- 万历皇帝：“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18]
- 顾宪成：“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是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39]
- 朱国桢：“卓吾名贽，曾会之邳州舟中，精悍人也，自有可取处。读其书，每至辩穷，辄曰：‘吾为上上人说法。’呜呼，上上人矣，更容说法耶？此法一说，何所不至。圣人原开一权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际著不得一言，只好心悟，亦非圣人所敢言，所忍言。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李氏诸书，有主意人看他，尽足相发，开心胸；没主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无忌惮。卓吾谓：‘只有东南海，而无西北海，不知这日头没时，钻在那里去，又到东边出来？或曰：隐于昆仑山。然日县上之正中，则下亦宜然，决非旋绕四傍而无上下者。且由上下，则四傍在中，只四傍，岂能透上远下乎？’理甚明白，勿多言。卓吾列王陵、温峤、赵苞为杀母贼。夫对使伏剑，陵其如何？峤过江东，原欲奉使即归；苞母在贼，降而救母得矣，然必败之贼，母子俱死国法，忠孝两失，悔将何追。古人值此时势，万不得已，几许剜心呕血，尚论者又复苛求，宜其宽于胡广、冯道也。”[40]
-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41][27] “…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于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42] “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此乃所集说部，分类凡五：曰夫妇，曰父子，曰兄弟，曰君臣，曰朋友。每类之中又各有子目，皆杂采古人事迹，加以评语。其名曰初潭者，言落发龙潭时即纂此书，故以为名。大抵主儒、释合一之说。狂诞谬戾，虽粗识字义者皆知其妄，而明季乃盛行其书，当时人心风俗之败坏，亦大概可睹矣。”[43]
- 王夫之：“青原晚号‘极丸’，取一峰‘太极丸春’之旨。此足见其存主处，与沉溺异端者自别。顾一峰太极丸中，羞恶、辞让、是非具足于恻隐之中，而密翁（方以智）似以知和之和为太和，故深取庄子两行之说以为妙用，意熊掌与鱼可以兼取，则兼不得时必两失也，特其直斥何心隐、李宏甫为刑戮之民，则允为铁案；绝无关系处，以身试镫油而恣其意欲，无知轻躁之徒，翕然从之，其书抵今犹传，乌容不亟诛绝之邪？”[44]
- 顾炎武：“…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45]
- 袁中道：“为人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15] “为守，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禄俸之外，了无长物。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15] “体素臞，淡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15] “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为议论，皆为剑刀上事。狮子送乳，香象绝流，发咏孤高，少有酬其机者。”[15] “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扫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15] “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史记》）班（《汉书》）之篇，陶（渊明）、谢（灵运）、柳、杜（甫）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擘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书，每研墨伸纸，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其得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腕万钧，骨棱棱纸上。”[15] “公气既激昂，行复诡异。斥异端者，日益侧目。”[15] “与耿公往复辨论，每一札累累万言，发道学之隐情，风雨江波，读之者高其识，钦其才，畏其笔。”[15] “盖公于诵读之暇，尤爱读史，于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窥。”[15] “凡古所称为大君子者，有时攻其所短；而所称为小人不足齿者，有时不没其所长。”[15] “其意大都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15] “即矫枉之过，不无偏有重轻；而舍其批驳谑笑之语，细心读之，其破的中窍之处，大有补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为得罪于名教，比之毁圣叛道，则已过矣。”[15] “则谓公之书为消积导滞之书可；谓是世间一种珍奇，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书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观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穷公之所以罹祸，又不自书中来也。”[15] “大都公之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谈用世之略，谓天下事决非好名小儒之所能为。本狷洁自厉，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恶枯清自矜、刻薄琐细者，谓其害必在子孙。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长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以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排拓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锺会如奴隶。鸟巢可覆，不改其凤咮；鸾翮可铩，不驯其龙性。斯所由焚芝锄蕙，衔刀若卢者也。嗟乎！才太高，气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惭柳下而愧孙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15] “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脔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也。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若夫幻人之谈，谓其既已髡发，仍冠进贤；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谓蟾蜍掷粪，自其口出者也。”[15]
- 沈瓒：“致仕后，祝发住楚黄州府龙潭山中，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而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46]
- 沈铁《李卓吾传》说：“载贽再往白门（南京），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北通州马经纶以御史谪籍，延载贽抵舍，焚香执弟子礼、而燕冀人士望风礼拜尤盛。”
- 李敖：“…陶运猷写了一幅中堂送我，中有一句说我‘敢违世俗表天真’…‘表天真’并不是装小孩、显幼稚，而是真正基于真知和真诚的率性表述，这种表述容或夸大，但非扯谎，也非虚伪…正因为我自己雅好此道，所以人物中我偏好…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George 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我帮黄石城…写一篇东西…给我四千块稿费，我马上…找到黄石城说：‘笑话，只给四千，拿三万来。’…果然给了我三万，可是我把这钱转给林正杰当竞选经费了。这就是我‘敢违世俗表天真’的动作，态度嘛，不够好，且有‘流气’…”[47]
- 黄仁宇：“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 ，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10]
- 《利玛窦中国札记》：“这两位名人（焦竑与李贽）都十分尊重利玛窦神父，特别是那位儒家的叛道者；当人们得知他拜访外国神父后，都惊异不止。不久以前，在一次文人集会上讨论基督之道时，祇有他一个人始终保持沉默，因为他认为，基督之道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他赠给利玛窦神父一个纸折扇，上面写有他做的两首短诗⋯”[48]
- 黄宗羲：“…卓吾生平喜骂人，且其学术偏僻，骂之未始不可。”[49]
李贽的著述，自明朝以来，先后数次被禁毁，民间盗印、甚至假托其文章者不绝，门人汪本钶说：“（卓吾）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渐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
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有关人士表示李贽致力于激烈批评儒家各派人物与思想，尤其是孔子，也致力于激烈批评士大夫阶级，又赞扬秦始皇与法家，因而推崇他为为“尊法反儒”之“进步”思想家。[50]
- 卓吾论略（《焚书》）
- 自赞（《焚书》）
- 感慨平生（《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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