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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882年—954年5月21日），字可道，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泊头市交河镇）人。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卒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五代时期政治家、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历事五朝、八姓（八个家族）、十一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2]，前后为官四十多年，堪称中国官场史上的不倒翁。
唐中和二年（882年），冯道生于瀛州的景城，他自称为始平（在今陕西省）、长乐（今河北省冀州市）二郡世族冯氏的后人。冯道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青年时孝顺好学，不耻清贫，性格节俭刻苦。[3][4]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卢龙节度使刘守光的参军。刘守光率军征讨定州，并询问僚属意见。冯道加以劝谕，惹怒刘守光而下狱。刘守光兵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李存勗，不久兼任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勗与后梁交战，曾下令冯道撰写罢免前线指挥郭崇韬的文书，冯道因当面谏阻李存勗而赢得声望。[3][5]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勗即位，建立后唐，授冯道为省郎，充翰林学士。李存勗灭后梁后，任命冯道为户部侍郎。后冯道因服父丧而归乡，期间几乎被契丹掳走。后唐天成元年（926年），李嗣源在李存勗死后继位，重新起用冯道为端明殿学士，后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之位。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李嗣源驾崩，儿子李从厚继位。四个月后，李嗣源义子、潞王李从珂起兵造反。冯道知道皇帝逃往父婿石敬瑭的军中后，并未前去护驾，而是率百官迎接从珂，于是从珂顺利登基，是为后唐末帝（934年）。但李从珂没有重用冯道，而是免去了他的相位，让他到同州去当节度使，后来又召他回朝担任没有实权的司空。[3][5]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借助契丹的力量起兵造反，夺得帝位，建立后晋，冯道再度拜相并受命出使契丹，以表两国友好。相对于中原的纷乱，契丹显得兵强马壮，后晋因借契丹之力建国，必须依附契丹存活，因此冯道的出使成了一个向契丹示好的关键。冯道归国后，石敬瑭便把枢密使废掉，并入中书省，军政大权遂集于冯道一身。后晋天福七年（942年），石重贵继位，冯道继续为相，加太尉；后因受谗出为同州节度使，复移镇南阳，加中书令。[3][5]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以石重贵有反意，率大军南下，辽会同十年（947年）灭后晋，冯道又改为侍奉契丹。面对耶律德光的责问及讥讽，冯道凭着他圆滑的态度一一化解，更当上了辽的太傅。[6]期间冯道曾劝阻耶律德光滥杀汉民，使中原汉族免去一场浩劫。[5][7]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昔日石敬瑭的部下刘知远于契丹灭后晋后称帝，建立后汉。同年，辽因为中原人民反抗不断而被迫撤兵北还，刘知远乘机夺取中原。为了拉拢前朝遗老，刘知远封冯道为太师。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刘知远的手下郭威起兵篡位，建立后周，又拜冯道为太师兼中书令。[3][5]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郭威驾崩，柴荣继位，不久即面对辽及北汉联军进攻。柴荣力排冯道劝阻，御驾北征抵御联军，大胜。由于冯道谏阻北伐时触怒柴荣，柴荣鄙视冯道之余，不让他随驾出征北伐，另命他带病监修太祖郭威陵墓。同年葬礼完毕不久，冯道以七十三岁高龄过世，柴荣为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追封瀛王，谥文懿。[3][5]冯道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捻掌镇。
史载冯道“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相六帝”（李嗣源、李从厚、石敬瑭、石重贵、郭威及柴荣）。[3]冯道虽身为丞相，却往往避免过问及参与财政和军事决策，以免和当权者冲突[4]:117，因此冯道历事五朝，只在柴荣计划北伐时作出唯一一次劝谏[8]。他忠于儒家思想，认为只要恢复传统，不必有所革新，就可以解决国家问题[4]:123、121。
冯道由后唐庄宗正式入朝起，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2][3][5]：
《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不算辽为一朝，共计四朝；《新五代史》把每朝算作一姓，不计耶律德光在内，称冯道“事四姓十君”。[3][5]《资治通鉴》称冯道为相“历五朝、八姓”[2]。王赓武则称冯道侍奉“五朝十帝”[4]:108-109。
932年，后唐下令编纂并初次刊印“九经”，这可能不是冯道的主意，而是由另一丞相李愚提出的[4]:114、117-118。
冯道著有《河间集》5卷，文集6卷及诗集10卷，但都不存于后世[4]:135。晚年的冯道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属于回忆录性质，文中将他历代当过的官职一一列举并引以为荣，而其在自叙中自称“长乐老”一事，不论在生前后世都引起过争议。不过也有说法认为，这个自称仅是取自于他的出身地长乐郡。
他的另一著作《荣枯鉴》，曾国藩对它的评论是“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的一部官场秘笈，并称此书“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实乃二千年不二之异书也。”[来源请求]但自宋以还，各种艺文志及书目中均未载此书；2005年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前，也不曾见它出版或被其他著作提及。若此书为当代新发现，则亦不见学术界有何反应。其实，包括《荣枯鉴》在内的“天下无谋”书系中的各种谋略之书，都存在此问题。因此，此书可能是当代人托名冯道的伪作；曾国藩的评语，亦不见于其文集，可能是后人附会。
自北宋起，史家因传统的忠君观念，对冯道历事各朝的作为非常不齿。《旧五代史》虽然赞誉冯道的私德及器量，但亦指他不能称为忠臣[10]。欧阳修《新五代史》则指冯道是五代时道德沦亡的表征：“其可谓无廉耻者矣”，感叹当时著名儒者亦欠缺忠贞[4]:104-105[5]，甚至基于“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认为冯道的行为亦有份导致天下大乱[5]。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批评不论冯道做过多少好事，亦等于没有做，因为他只是苟活于世，“乃奸臣之尤”。从此冯道成为历史上典型的贰臣，为世人嘲笑[4]:104-105。清代《续通志》把失节的文武官吏分为十类，冯道列入最坏一类，受指责为“懵大伦而不知耻”[4]:104。历史上曾为冯道辩护的只有王世贞、李贽、温璜等寥寥几人[4]:124。可以说在历史上每逢提起冯道，往往都只有负面的评价。
史家王赓武认为冯道“把善意规谏及文雅的奉承两种艺术糅合到完美的地步”，“他知道怎样奉承，具有良好幽默感，同时具有一种诚笃的模样”[4]:112；冯道“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儒者”，他对经典只有“一点有限度的知识，甚至他对儒家之治的了解也似乎是模糊不清的”，是“非常肤浅的儒者”[4]:117。
近代历史学家对冯道有了不同的评价，不少人开始为冯道辩护，如近代史学家樊树志便道：“在一种时局变动甚大的时代，出现冯道式的大臣，并非咄咄怪事。”他认为在五代这种政权变动频繁的时代，皇帝对臣下的意态往往都没有多大印象，故出现像冯道这种因事四代十一君而自命为“长乐老”的人，实乃时代的产物。何况以此批评冯道不知廉耻，主要都是从忠君爱国的观念去看，而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冯道的累受重用对五代政局与官僚体制的稳定反而起著正面作用。冯道在契丹任职时，曾力劝契丹官兵不要杀害汉人百姓。另外，他还主持国子监“九经”的刻板印刷工程，历时22年的改朝换代间也未曾间断，是中国历史上首度大规模以官方财力印刷套书。
有一回，冯道的门客为其讲解《老子》，见文章里面“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字，冲犯了冯道的名讳，门客为了避讳，把“道”这个字给改成“不敢说”，于是便将“道可道，非常道”读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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