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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书的合称，是儒学的核心文献，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附《春秋》）、《公羊传》《穀梁传》《孝经》《尔雅》《论语》和《孟子》。“十三经”的整体性概念成熟于明朝（1368-1644），以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神宗颁布诏令钦定《十三经注疏》为完全确立的标志；是从汉武帝（前156-前87在位）确立五经博士开始，学术潮流与政治权力不断调整儒家经书名目的共同成果，是儒家经书的最近一次结集。[1]
十三经的内容庞杂，来源及时代不一，主要形成于先秦，既有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之前已经长期流传的古代文献，也有主要由战国（前468-前221）儒家学者编写的著述。其中一部分与孔子、早期儒家思想和其他儒家典籍的关系存在争议， 《春秋》《周礼》《左传》。更强烈的争议是所谓的“伪书”问题，如今本《尚书》的部分篇目。
儒家经书的整理、加工、流传与结集是一个非常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从孔子用当时已经很古老的文献教育学生开始，直至十三经完全确立，已经跨越了两千多年。时至今日，整理工作仍然持续。其间的合称先后有比较正式的六经、五经、九经和相对随意的七经、十二经、十四经等，各自涵盖名目不尽相同的典籍。
儒学是中国从汉武帝（前156-前87）到清朝结束（1911）两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主流学术思想，其提倡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是千百年来华人社会日常生活的普遍指导原则。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即研究经书、阐发经义的学问。儒家经书既是经学研究的直接对象，也是不同时代各派儒学理论与相应的社会、人生主张及实践得以成立的根基所在。十三经及其前身五经、九经等，是传统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基石，与基督宗教《新旧约全书》、伊斯兰教《古兰经》在其各自社会及文化传统中的作用与地位非常类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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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的观念滥觞于南宋中后期，发轫于明初，成熟于武宗正德（1505-1521）、世宗嘉靖（1522-1567）年间。万历十二年，神宗皇帝颁布诏令钦定《十三经注疏》，并命京师国子监校勘印行；十三部典籍同时被朝廷尊奉为经，十三经的概念及地位得以完全确立。[1]
经者，“织纵丝也”[3]，即纺织时纵向的线。[4]古人纺织时，先将前后走向的纵线（经）撑直，再将左右走向的横线（纬）编入，有“必先有经，而后有纬”之说，[5]所以“经”字有纲领、法则等引申义。华语中将对于人生、社会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书称为经，即取此义，除儒经外，如《道德经》、佛教诸经、基督宗教《圣经》、伊斯兰教《古兰经》等皆是；同时亦将某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称为“经”，如《水经》《茶经》、“武经七书”等。
先秦典籍中已有用“经”字命名的书或篇章，如《山海经》《墨子》中的《经》上下、《韩非子》中的《八经》等。一般认为，儒家所崇奉的典籍被称为经，首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 六经，自以为久矣。’”（孔子对老聃说：“我孔丘钻研《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自认很久了。”）
与经相对的概念为
历史上部分学者认为某部儒家典籍是否算得上经，取决于这部书和孔子的关系，如其内容早于孔子存在，或经过孔子整理、解说，甚至由孔子创作。
历史上，哪些儒家典籍能成为经，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焦点。总体上说，学术思潮趋向在先，政治权力尊奉在后。经在学术上的标准取决于某一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对典籍的偏好；政治上的标准则与帝王朝廷的尊奉、博士官制度、科举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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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俗称为六艺），六艺中的《乐经》很早就亡佚了（据传是秦朝的焚书坑儒），《汉书·艺文志》中已无此书的记载。其他五种著作就称为“五经”。汉朝时，以《易》《书》《诗》《礼》（仪礼）、《春秋》为“五经”，立有五经博士，并收纳弟子员。唐朝时，五经中的《礼经》，由《仪礼》改为《小戴礼记》，沿用至今。
后来经书的内涵不断扩大。《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秦宓传》中都有“七经”的记载，但未记载是哪七部典籍。后人有六经加上纪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东汉将五经加上《论语》《孝经》；五经加上《周礼》《礼记》三种说法。唐代时有“九经”的记载，后人认为是五经加上《论语》《孝经》《周礼》《礼记》或是五经加上《周礼》《礼记》并用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代替《春秋》。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宋代的晁公武说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将五经中《春秋》改为春秋三传，再加上《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倡《孟子》之书。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单独成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于是本为子部书的《孟子》也升格成为经书的一部分，合称十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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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
也有一些人将十三经加上《大戴礼记》，称为十四经，但影响很小。
《周易》也称《易》《易经》，本是古代占卜之书，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叙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传》为解释卦名、卦义、卦辞、爻辞的七种十篇，称为“十翼”、“《易传》”、“《易大传》”。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出现当在西周以前的远古年代，有学者认为《经》的编订在商末周初，《传》作于春秋战国，非一人一时之作。[6]古人认为经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等历代圣人编定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古时称《书》，是记言记事的简册泛称，主要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到孔子时代，《书》大约只残存百余篇，诸子百家多有引用，孔子作了整理。秦朝时民间所藏的《书》基本上被焚毁，国家所藏的《书》也毁于战火。汉文帝时，秦朝博士伏生讲授保存下来的29篇《尚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尚书》。《尚书》的称谓中“尚”便指“上古”，记载上起尧舜，下至东周，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了拓建宫室，拆除孔子宅，从墙壁夹层中得到用秦代以前的蝌蚪文等文字写成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除与《今文尚书》相同的29篇外，多出16篇，共45篇。西晋后，《尚书》全部散佚。东晋时梅赜献《孔传古文尚书》，包括与《今文尚书》相同的29篇(但析为33篇)和另外25篇，遂流传至今。现认为《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7]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春秋中期前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史记》认为是由孔子所编定。但学者认为是由鲁国乐官所编。[8]《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汉时有鲁、齐、韩三家言《诗》，后来又有毛《诗》。只有《毛诗》流传至今。
《周礼》古名《周官》，记述了一套完整的古代官制。先秦典籍中无有征引《周官》，汉初，河间献王收于民间，为古文经。王莽时经刘歆整理改名《周礼》，始立博士。由于此背景，《周礼》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自古就颇多争议。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学派认为它是周公所作，记述周朝的官制；而何休等今文学家则指其为后世托伪之作。如今多数学者认同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战国时期，但融合了上古的资料以及作者的理念设想。《周礼》官制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其中冬官亡佚，以《考工记》补），所述政体制度宏大而缜密，多含儒家、法家、阴阳五行的思想印记，对后世的中国乃至海外（如日本）的政治实践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仪礼》原称为《礼》，在汉代也称作《士礼》，对应于《礼记》而言，《仪礼》又可以称为《礼经》，《礼记》是它的传。到晋代才称为《仪礼》。其17篇为各种礼仪的记录，而未谈各种礼仪的意义。《史记》《汉书》和《礼记》均称其出于孔子[9]。唐朝时，《仪礼》在五经中的地位被较为通畅易读，流传较广的《礼记》取代。今本《仪礼》17篇的顺序是郑玄采用刘向《别录》中的次序。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共49篇，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最初为西汉的戴圣所纂，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10]戴圣本是今文《仪礼》博士，《仪礼》仅17篇，所记大多为士礼，故汉朝的儒家学者杂采当时能见到的各种文献以为己用。其内容较为驳杂，大致有记述礼节、记述政令、解释《仪礼》、记孔子言论、记述孔门及时人事、礼节考证、通论礼意或学术、记述制度、记述掌故、杂记等十种。[11]东汉时郑玄为之作注，其文字较为通畅易读，流传较广。唐朝时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共三十五卷，相传是春秋末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12]，现在一般认为该书非一人一时之作，自左丘明始，成书应于战国中期[13]。全书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总计255年，记录了当时各诸候国的历史。全书约18万字，是十三经中字数最多者。《左传》作为《春秋经》的补充，侧重于对史实的叙述，行文生动流畅，是先秦文学、史学的杰出作品。
《公羊传》为《春秋经》之传，相传是公羊高受之于子夏，在春秋三传里立学最早，为今文学。同《左传》不同的是，《公羊传》疏于叙事，而是以问答的形式阐发春秋义理。作为《春秋》的齐学，公羊学侧重春秋经义的政教含义，通过历代大儒如胡母生、董仲舒、何休等人的阐释发挥，逐渐发展成包括大一统、尊王攘夷、三科九旨等义例的天人政治显学，为汉朝儒术治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后因谶纬灾异之学大兴，广受批判，于东汉之后衰落。
鲁国人穀梁喜拜子夏为师，将子夏所教之春秋大意记下，故称《穀梁传》，属于今文经。今日学者认为此书原本是穀梁喜口传予弟子，经过穀梁喜一派的门下学者们编撰，约在汉代成书。
《孝经》是讲授孝道的书，共十八章，约一千八百多字，是十三经中字数最少的。
《论语》是一本孔子的言论汇编，为孔子弟子与门下学者所作，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文献，故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四库全书中为经部。
南宋朱熹将《孟子》与中庸、大学及论语合称四书。是最晚加入十三经者，原本《孟子》是子部书。
“注”是指对十三经的字句进行注解，又可称之为传、笺、解、章句。“疏”则是对“注”的进行再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的“经部”书籍达一千七百余部，约两万卷。一卷以一万字计算，估计约有二亿字，这尚不包括四库全书未收之书。
自西汉以来，经书被确立为国家经典，宋代以来又被定为科举用书，成为读书人之必读。故其地位崇高，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14]十三经不过65万字[15]，而关于它们的注解达到三亿字左右，为原文的四五百倍。
- 《五代监本九经》，后唐国子监于932年-953年，历时22年时间完工。同时还刻印《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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