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博覽會，台灣史上首次全島大型博覽會，亦為台灣史上最大型的活動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始政四十周年记念台湾博览会，简称台湾博览会，是1935年（昭和10年）日本统治台湾40周年时，于该年10月10日至11月28日此50日期间在台湾各地（以台北市为主场地）所举办的博览会，也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全岛大型博览会，同时也是台湾日治时期最大型的活动。
日属台湾最高行政机关台湾总督府于1934年6月编订下一年度预算时，通过补助60万圆举办博览会。同年11月2日在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室举行的官民会议中做出决议，决定该博览会的命名与举办时间。12月11日，台湾博览会举办计划正式在台湾总督府会议中拍板定案。台湾总督府在每十年的施政纪念日 (日语为“始政记念日”) 都在台北举办展览会或博览会这类的纪念性活动，1935年是第四回。其目的在于展现40年来日本政府在台湾实施的各项建设成果，让各国知晓台湾各种进步情形经济建设等等。台湾总督府意欲办成一次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大力邀请周边各国和地区参展，最后斥资高达 111 余万元之巨。
台湾博览会规模庞大，故为举办此博览会，许多组织也因此成立。
台湾博览会的总裁为当时的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实际负责执行的会长则由当时台湾总督府的总务长官平冢广义担任。并设副会长、名誉顾问、顾问、评议员、委员等职位，共2701人，皆由台湾总督府的一级单位局长、台湾地方行政长官以及日本国内各地的长官兼任，皆为无给职。
台湾博览会下设有事务局，掌理展馆硬件、公共设施以及台湾博览会宣传、入场券销售、观赏者接待和会场内的卫生与鼓励各地参展等业务。事务局的职员大多数是由台湾总督府所属的各相关单位依其专长借调，亦不支薪。
另有官民合组的“台湾博览会协赞会”，由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社长松木干一郎担任会长，台湾日日新报社社长河村彻及台湾总督府评议会会员后宫信太郎二人担任副会长，为台湾博览会的协办单位，负责台湾博览会的余兴活动、宣传以及会员募集事宜。此协赞会的经费由会员的赞助金而来，会员依造捐款多寡可依次分为有功会员、特别会员、赞助会员和正会员四类。捐款的会员可以获得台湾博览会的纪念会章及入场证。
1935年日本邀请中华民国福建省参加始政四十周年记念台湾博览会，时任福建省主席陈仪在收到邀请之后，请示中华民国南京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同意陈仪以地方外交的名义带团出国参加始政四十周年记念台湾博览会。
博览会的交通因素对一个博览会的成功影响非常的大。1929年，台湾总督府原计划配合“秋之博览会”，在台北市兴建“市电车”（轻轨运输），但最后该博览会并未举办，轻轨电车的规划也在预算问题以及舆论压力下被迫取消。参见台北市电车敷设计划。
1935年台湾博览会举办时，台湾博览会主要场馆的大台北地区的巴自动车业已是民众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有局营、市营与民营三种。博览会举办前，市营巴士新购了12辆新车，行使台北到草山路线的民营业者“巴自动车商会”亦添购了6辆新车。
为运输大量参观旅客至全台各会场，台湾总督府特地自日本引进5辆当时最新型的日本国铁C55形蒸汽机车（即为台铁CT250型蒸汽机车）及钢体客车。
由台湾总督府补助经费的“命令航线”，由大阪商船经营基隆－神户、基隆－琉球－九州线、基隆－琉球－阪神线、高雄－东京横滨线航路。
原本预定为单一会场，并选出五处候补地：1.上埤头高砂麦酒株式会社附近。2.昭和町第七号公园预定地（今 大安森林公园）。3.三桥町。4.水道町及古亭町一带。5.圆山一带，但因各候补地距离台北市中心稍远，结果会场设在市区之内。
第一会场设于台北公会堂附近及其以南三线路，占地13,000坪。
第二会场设于台北新公园（今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及其附近街区，占地24,000坪，各主要场馆皆设于新公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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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分场占地4,000坪，位于今太平国小北边空地，原本规划并无本展场，因大稻埕台籍人士要求，台湾总督府将原本部分馆舍移置大稻埕，以宣扬日本南洋殖民成果为主，场馆建筑亦以闽南式建筑风格为主，配合大稻埕本身台湾本土风味建筑及人情，塑造当时日本对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南方印象”。
位于草山温泉地，设置观光馆，占地360坪，今台北市近郊的北投一带，是台湾博览会宣传观光的重要设施。为了这个分馆，台湾总督府把士林与草山之间的汽车道路铺设完成，让草山的交通便利性顿时升级。为了因应大屯国立公园的设立，台湾博览会结束后，草山观光馆被规划为常设机构。
请云林县北港朝天宫妈祖北上游行并于艋舺龙山寺停留，11月17日于台北市内游行包括艺阁、诗意阁等宛如长蛇，由龙山寺出发绕行台湾总督府前，再由新高堂书局前左转（由今重庆南路左转衡阳路），经日日新报社，回去龙山寺停留。
据《福建建设报告（第四册）》（福建省政府建设厅1936年2月编印）记载：“台湾举办博览会，本省为阐扬特产，发展对外贸易起见，经电奉行政院核准选送产品参加展览，当即分电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各县县长督同商会转饬各厂商选集产品，送经本厅审查后合格后汇送陈列”；“本省参加台湾博览会之议，适在福建特产竞赛会闭幕之后，除将竞赛会各项征品，选择成绩优良者充作出品外，一面另行订定征集产品办法11条分行各县长督同县商会分别续征，限期1个月，所有产品经本厅审查认为合格者始得充作出品，计参加商号53家，出品物1185种。共12293件。按件编列号数，汇造目录，由厅函送台湾博览会”；“参加各出品商号中，如漆器商沈绍安、兰记，木画商郑立溪，印材商马桢记，玉器商潘信记，木刻商钦森工业社，皮革商福州工业社，瓷器商骋怀卢、林颜记等，均各派一二人随同赴台照料出品”。也就是说，沈绍安兰记和沈绍安正记（极有可能是沈德铭于1932年设立的干记分号）选送漆器入围，此前应该是福建特产竞赛会的成绩优良者，两家店号还专门派员赴台参展。福建省各级政府和商会对此密切配合，并在筹办经费上给予支持。9 月 20 日，福建省政府电告“福建馆”负责筹备团体:“已电本省各县市商会选送”。10月25日，福建省政府致电:“台湾福建馆征集产品，福州市政府派员督饬市商会办理，据称业已征集本省漆器、纺线、雨伞、角梳、牙刷、纸张、茶叶及其他名产多种，不日即可派员运台展览。”
计819人，其中比较重要者有
台湾日治时期后期，日本国力甚强，日本政府的整体情况已不逊于当时的欧美列强，治理台湾的成果也成为日本国力的一部分，台湾博览会的举办正可以作为日本治理台湾成果的一次对内与对外的总检视和宣传。
文学、文化、历史学科对“台湾博览会”的学术研究，目前(2014年9月6日)为止，已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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