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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治人物 (1897–196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陈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1]:176,浙江处州府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首要人物之一[1]:176。其军事集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坚力量[1]:176。他自到黄埔军校起就一直追随蒋,成为蒋之心腹干将,曾任军长、兵团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军政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国防部参谋总长等要职[1]:176。到台湾后,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和中国国民党副总裁[1]:176。曾兼任海军总司令。
陈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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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第2-3任副总统 | |
任期 1954年5月20日—1965年3月5日 | |
总统 | 蒋介石 |
前任 | 李宗仁 |
继任 | 严家淦 |
中华民国第5、7任行政院院长 | |
任期 1958年7月15日—1963年12月16日 | |
总统 | 蒋介石 |
副职 | 王云五 |
前任 | 俞鸿钧 |
继任 | 严家淦 |
任期 1950年3月15日—1954年6月1日 | |
总统 | 蒋介石 |
副职 | 张厉生 |
前任 | 阎锡山 |
继任 | 俞鸿钧 |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 |
任期 1957年10月23日—1965年3月5日 | |
总裁 | 蒋介石 |
前任 | 汪精卫 |
继任 | 不设副总裁 |
台湾省第2任主席 | |
任期 1949年1月5日—1949年12月21日 | |
前任 | 魏道明 |
继任 | 吴国桢 |
中华民国第1任参谋总长 | |
任期 1946年5月23日—1948年5月12日 | |
前任 | 首任 |
继任 | 顾祝同 |
中华民国第1任海军总司令 | |
任期 1946年7月1日—1948年8月25日 | |
前任 | 首任 |
继任 | 桂永清 |
湖北省第9任省政府主席 | |
任期 1938年6月15日—1944年7月22日 | |
前任 | 何成濬 |
继任 | 王东原 |
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出生 | 1898年1月4日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清浙江省处州府青田县高市乡 |
逝世 | 1965年3月5日 台湾台北市大安区 | (67岁)
死因 | 肝病 |
墓地 | 新北市泰山区辞修公园(1965-1995) 高雄市大树区佛光山万寿园(1995-)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 |
配偶 | 吴舜莲、谭祥 |
儿女 | 陈履安、陈履庆、陈履碚、陈履洁、陈幸、陈平 |
亲属 | 谭延闿(岳父) |
专业 | 军人、政治家、改革家 |
获奖 | 青天白日勋章 秘鲁太阳勋章 |
军事背景 | |
效忠 | 中华民国 |
服役 | 中华民国陆军 |
服役时间 | 1924年-1965年 |
军衔 | 一级上将 |
参战 | 国民革命军东征 国民革命军北伐 第一次国共内战 中国抗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国共内战 八二三炮战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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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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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系浙江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1898年1月4日出生(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世代务农[1]:176。幼年体弱多病[1]:176,1905年从堂伯陈为谦为师[2]。陈从小受学于清末廪生、五叔公陈一鹏[3]。翌年进入青田县高市小学(高市小学养正小学[3])[1]:176。1912年,陈小学毕业后,他父亲考虑到家庭经济拮据,打算留他在家里经营小本生意,佐理家务,让其弟陈正修考中学[1]:177。但陈力图求学来改变自己处境,便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功课一年,再瞒着父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100多里,到处州莲城书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1]:177。他父亲只好让他继续念书[1]:177。
1917年,陈在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浙江省立处州第十一师范学校本科[3])第二期毕业[1]:177。翌年,带着妻子嫁妆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杭州省立体专学校[3]),仅一个月就毕业[1]:177。随后暂居杭州,准备另图深造[1]:177。当初师范毕业后曾经独闯日本,他当时希望投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可是主考者看不上他,以他身材瘦小为借口,拒绝他报名[2]。
陈父亲老友兼同乡杜志远将军当选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经杭州[1]:177。陈即上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1]:177。杜志远看他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轻,便带往北京[1]:177。陈借一张处州中学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军官学校,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1]:177。1919年,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需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陈以备取生名义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1]:177-178。1920年7月[4],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178。1921年保定军官学校复课后[2],仍回校继续肄业[1]:178。
1922年6月,陈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毕业,分配到浙江绍兴浙军第二旅第六团第三连当见习官[1]:178。不久,补为少尉排长[1]:178。邓演达奉孙中山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1]:178。陈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与邓演达有师生之谊;从老乡得到此消息后,即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便不顾军纪约束,径自跑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178。12月,随邓演达到广州[1]:178。
邓演达在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担任团长,陈担任中尉副官[5],旋任上尉连长,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1]:178。1924年5月,陈随孙出征西江,在肇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送入医院治理;粤军参谋长蒋适到肇庆,乘便赴医院慰问伤员,对陈抚慰有加[1]:178。此为陈第一次认识蒋[1]:178。
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陈因征战骁勇,被孙点名送进这所军校进行重点培养[2]。陈经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严重援引,于9月调到军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1]:178。1925年,黄埔军校设炮兵科,因陈出身保定军校炮科,遂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1]:178。
次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蒋任命陈为第一连连长[1]:179。2月,参加第一次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1]:179。2月15日拂晓,蒋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攻击淡水城战斗开始[1]:179。陈炮兵连表现英勇[2]。陈指挥炮兵猛轰,命中目标,摧毁城墙多处,教导第一团、第二团军兵组成奋勇队,随即从缺口冲击,攻下淡水城[1]:179。东征初战告捷,陈炮兵连受到蒋赞许[1]:179。
3月12日拂晓,陈炯明林虎部乘右翼东征军久战疲惫,大举反攻,于棉湖战役中与教导第一团激战[1]:179。当时教导第一团以1,000余人兵力,独挡陈炯明军2万多人,情况十分险恶[1]:179。蒋在指挥所督战,看到陈炯明部步步逼近,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冲着炮兵连长着其架起炮来打[1]:179。陈右臂挂彩,亲自上炮台将炮瞄向陈炯明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命中陈炯明部大本营[1]:179。在棉湖战役,陈险些阵亡[2]。蒋在指挥所从观察镜里看到炮火轰散陈炯明军,使其四处奔逃,对鲍罗廷高兴地说:“这连长不错,打得准!”再次得到蒋赞赏[1]:179。
5月底,东征军回师广州;陈刚步入军界,美称“三炮起家”[1]:179。陈突接到母亲电报:“辞修吾儿,你父病逝,迅速回乡治丧。”;陈请假回乡,料理父亲丧事后,因伤未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他做官有外遇,看不起她,便自杀送院救治未死[1]:179。陈见家里接连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跑到杭州请求省长夏超在警界找一个位置,可是没有被录用,只得再回广州炮兵营[1]:179-180。
6月,陈奉命参加平定桂军刘震寰部和滇军杨希闵部叛乱;6月13日,杨希闵部胡思舜旅败退增城,突然回师广州,反攻观音山[1]:180。陈正率炮兵连在北校场出操,见事态危急,当机立断,命炮兵向滇军轰击,首发击胡思舜旅军旗,滇军四散奔逃;黄埔教导团闻警赶去,歼灭胡思舜旅[1]:180。
9月,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180。10月14日,在攻克天险惠州城战役中,陈亲率山炮一连(炮兵第一连),秘密推进到北门外不到500米,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战功,获赏银500元;蒋更器重陈[1]:180。由于陈在战役中展现的勇气与火炮射击技术让蒋印象深刻,后续蒋对陈也就更加器重。惠州城战役胜利后,蒋拨交给陈更多的苏援火炮,成立国民革命军炮兵第二营,下辖18门山炮,10月15日陈获任命为少校营长[6]。东征告一段落至北伐之间,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训练部炮兵科中校科长[7],1926年6月又升任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1]:180。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后,陈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8],7月底转任第一补充师第三补充团团长[9]。11月,第一补充师更改编制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第三补充团则编为第六十三团,陈仍该任团上校团长一职[1]:180。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军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开激战;2月中旬,退据杭州[1]:180。孟昭月部喘定,复图反攻;陈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孟昭月部3个师背水苦战战日,伤亡巨大[1]:180。后来陈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孟昭月部司令部。孟昭月部不知虚实,自相仓皇退走[1]:180。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继入杭州,浙江乃底定[1]:180。北伐军分三路进攻江苏、安徽,第二十一师随东路军取淞沪,陈率第六十三团攻占吴江[1]:180。3月22日,乘夜攻克苏州[1]:180。陈第六十三团出力最大[3]。复下松江,在常熟东门外河下截击直鲁军毕庶澄轻重部队和军官教导团,俘获甚众[1]:180-181。
1927年4月,任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3]。6月30日,升任为第二十一师师长[10]。10月,被何应钦借故免职,后由严重保荐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3]。
1928年3月,蒋任命陈为总司令部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1]:182。8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6个师,蒋任命陈为第十一师副师长[1]:182。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陈协助师长率领部分部队;5月,蒋命令第十一师开往鄂北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1]:182。不久,师长曹万顺因处事失当,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即升任师长[1]:182。随后陈大量招揽使用黄埔学生,在11师中锐意改革,推行“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的“三大公开”的整军策略。
1930年4月,在中原大战中,陈任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3],率领第十一师,首战马牧集,再战曲阜,三战济南,战功卓著。5月,中原大战爆发[1]:183。蒋高度评价11师在中原大战中的战绩:“马牧集开战守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陈也被誉为“勇敢神速,出奇制胜,力挫顽逆,居功甚伟”。11师借中原大战胜利的机会,大量收编杂牌部队,迅速扩充为5个旅又5个团,实力几乎相当于1个军。
1930年8月,第十一师领到奖2万元,陈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1]:184。第十八军辖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及直属攻城旅,总兵力达4万余人。时年34岁,人以“童子军”相称[1]:184。中原大战结束后,蒋赏识陈军事才能,派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共革命根据地[3]。因为陈从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起家,所以人们便将陈诚派系叫作“土木系”——十一为土,十八为木,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也就成为陈系统部队的基础,18军巅峰时期下辖多达8个师。
1931年3月1日﹐湘鄂赣三省“剿匪”边防督办、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金钰及第十四师师长陈在南昌行营向何应钦报告三省红军状况及“围剿”计划[11]:3790。4月27日,陈在家书中称:“蒋先生要发表关于宗教的那篇文章,实在使我对于革命前途起了无限的失望和悲观。”[4]:1424月29日,陈在家书中称:“前日所谈关于耶教问题,每感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实为中国历史所未见。但怎样使这一变动适合民众的需要,使中国社会达到较高度的模型,是全中国人民意志的总汇。目前虽然许多现象是模糊而不清晰,然而一切变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中所蜕化,实在没有必要。同时共产主义决不是共产教,用耶教绝对不能打倒共产主义。耶教在中国根本不能存在,青年信仰不坚确,不能以耶教作中心,可以使之坚确。”[4]:1427月,蒋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1]:186,以何应钦为剿匪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统朱绍良、蒋鼎文、陈等部[12]:425。陈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1]:186。在家书中,陈称:“枪是保护人民的,军人是人民行动的护士,军人的情绪要与人民的情绪打成一片。军人不顾忌要做社会民众的领袖,但是切不要有意去做社会民众的领袖。”[4]:142陈在家书中称:“我每次回想,我只能算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镖客,保护他们来剥削民众;自己的弟兄连饭也没得吃,衣也没得穿,而且他们这群东西,把三民主义当作民脂民膏民命来吃。”[4]:1428月邓演达被捕,陈在家书中说:“每忆我与择生,虽因各人主张不同,各行其是,而私人情感实未因此而稍减。前日电总司令,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因总司令对择生兄,不但是政敌,且私人情感亦极恶劣,实择生兄过去有过分之处。此次被捕,定祸多吉少。”[4]:144
1932年8月21日,第二路军陈部“围剿”江西红军,是日占领兴国[11]:4219。8月27日,陈部占领江西宜黄,红军向广昌、宁都、东韶方面撤退[11]:4222。12月19日,陈部陷资溪,12月20日又陷黎川[11]:4282。
1933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部署第四次围剿事宜,以陈为中路军总指挥,辖周至柔、孙连仲、李延年第2个师[12]:425-426。陈到处筑公路和碉堡,后在湖北黄陂和江西宜黄等地被红军歼灭近3个师[3]。陈在家书中称:“今日之社会,没有武力不能确保和平,单纯以武力保障和平,仍有走上独裁政治之危险……我们如果要向社会主义途径上走,应以武力毁灭社会之桎梏与消灭社会上一切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反抗不合于正义的行为,这样以正义做中心的和平,才是永久的和平。”[4]:143同年秋,蒋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蒋自任团长,陈任副团长[3]。
1934年夏,蒋亲驻南昌行营指挥,以顾祝同为北路总司,辖蒋鼎文、汤恩伯、陈、薛岳等部[12]:426。9月下旬,蒋调50万兵力,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3],陈奉派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1]:190。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3],陈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1]:191。
1935年3月[1]:191,蒋指令武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派陈兼任处长,分期整理全国陆军[12]:461。3月12日,蒋令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派陈兼任处长,分期整理全国陆军,要求四年内整理好60个师,是日陆军整理处成立[11]:4855-4856。是年秋,蒋为统一川军政治思想,在峨嵋山举办训练团,自兼团长,陈、刘湘为副团长,由陈主持其事[1]:192。
1936年2月,陈奉蒋之命,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率领大批国军到山西堵击红军[3],赴山西增援阎锡山[1]:193。3月25日,陈奉蒋令,自汉口抵达太原,与阎锡山协商“剿共”事宜,3月28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名义委任陈为“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下辖关麟征第五纵队、吕济第六纵队、汤恩伯第七纵队,令其迅速恢复同蒲铁路南段交通[11]:5107。4月22日,“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陈抵灵石召集“剿共”各将领,面授机宜,飭令分途进攻晋西红军[11]:5126。4月23日,陈返太原,与阎锡山密商“肃清”灵石、孝义等处红军[11]:5127。5月13日,陈在太原与汤恩伯、阎锡山等商“剿共”军事,5月16日陈与阎锡山协商中央军入陕西事宜[11]:5136。5月21日,陈、朱光、关麟征晨飞西安,与张学良会商“剿共”[11]:5142。红军回师陕北后,陈又调回南方[1]:193。陈济棠、李宗仁联合反蒋,6月,陈奉命赴粤设立“广州行营”,解决“两广事件”[3]。8月12日,蒋续召余汉谋、陈、钱大钧等会商桂局[11]:5209。
1936年12月6日,陈奉命前赴绥远、山西与傅作义、阎锡山晤谈前方军事后,是日返西安谒蒋报告一切[11]:5295。12月11日晚,蒋要最后确定剿共军事计划,留张学良、陈、卫立煌、陈继承等在华清池吃晚饭[13]:583。12月12日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在西京招待所扣押南京军政大员,如陈、内政部长蒋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并以排枪扫射陈住所,中央委员邵元冲等中枪遇难[14]:652。西安事变时,陈与蒋同时被扣留于西安招待所[1]:194。
1937年1月4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命陈率第四集团军,主持陕西东路军事宜[11]:5329。春,陈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1]:194。1月14日,军政部次长陈至太原与阎锡山商谈陕事[11]:5339。3月28日,陈飞抵广州[11]:5392-5393。4月1日,陈主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东分校举行典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出席并讲话[11]:5394。
1937年5月14日,蒋指示陈筹备庐山暑期训练事宜,暑期训练期以半月为准,7、8两月分为三期召集,受训人员应加入中央政治学校训导班与中央军事机关各厅长、各军校教育长、机械化部队各部队长等,课程以学科占十分之六,术科占十分之四[11]:5424。6月22日,蒋兼任庐山暑期训练团团长,陈任教育长[11]:5450。7月初,时值中国抗日战争初起,蒋又办庐山训练团,兼任团长,陈为教育长[1]:194。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中、上级军官和中学校长、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中国国民党内对抗战思想[1]:194。可是只办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1]:194。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陈以为,“与其不战而亡,孰若战而图存”[3]。淞沪战起,8月18日,蒋电召陈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15]:194-195。当时,蒋嘱咐陈三项任务[16]:195。当晚,陈与白崇禧副总长、黄绍竑、王达夫等会商战斗序列[17]:195。
返回南京后,蒋询问视察情形[18]:195。蒋当即发表陈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上海参战[1]:195。陈死守昆山一线,多次组织指挥大会战[3]。国民政府派出最精锐部队应战,先后出动张治中、陈、顾祝同、朱绍良、罗卓英、薛岳、胡宗南等50余万人,日本亦先后出兵30余万人,由松井石根指挥[12]:600。
1938年1月,南京政府迁至武汉,湖北成为四川大后方门户[3]。1月1日,蒋命令组织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为总司令,负保卫武汉之全责[11]:5726。是年春,武汉卫戍司令部成立[1]:197,防守武汉及其周围[12]:605。1月14日,陈电告蒋,晋中各军“气势极坏,转移一月有余,多属涣散颓唐,不能作战。高级将领不振作,不负责件,是为主因”,要求派员视察整理[11]:5737。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一直留守在武汉,想起早年在黄埔军校时结识的周恩来,决定力邀周恩来参加政治部领导工作;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获准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2]。2月4日,蒋电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规定武汉附近阵线工事应照新式野战筑城构筑,限期完成[11]:5753。当时政治部是国民政府中公开容纳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非中国国民党人士参加之一个统战机构,除部长由陈担任外,副部长是周恩来和黄琪翔[19]:6-7。2月20日,陈颁布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将各永久工事分为10个区,由各连队分别负责兴建,同时对整个阵地编成与兵力部署、大炮配置等,亦均有所决定[11]:5765。2月4日,湖北省政府主席陈因公离省,由省民政厅长严立三代行职务[11]:5996。6月,第九战区成立[1]:198,陈任司令长官(薛岳代),防守湖北南部、湖南、江西一部[12]:609,参与武汉会战[1]:198。7月20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由南昌抵九江,嗣后由星子转观音桥赴莲花洞,设行营莲花洞[11]:5876。
陈先后还兼珞珈山军训团教育长、航空委员会、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一团副团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和中央训练团教育长[3]。1939年1月15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在重庆招待记者谈第二期抗战战略,指出今后战事用正规军固守要点,巩固国家政权根据地;在敌人后方以游击战为主[11]:5985。2月2日,陈在重庆招待记者谈扩大兵役动员称:兵役动员重在宣传,而宣传重在下乡[11]:5995。
抗战中,“土木系”的实力扩展到7个军:第十八军、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第七十九军、第八十七军、第九十四军和第九十九军,从第十八军中出了5位一级上将(含追晋一位)、4位二级上将(含追晋一位)、4位参谋总长、2位海军总司令、1位空军总司令、1位联勤总司令,成为中央军黄埔系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分支。
1940年1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函呈蒋,请求辞去党政方面的兼职,专门负责前线军事,并直言:“今日党政军各方面之症结,不外人事机构之不得其当。”针对军政部,陈提出改进兵役制度,取消补训处,以及编制上“应以我一师战胜敌一个联队为准而定”等整军想法。不久,桂林行营、天水行营,第六战区、第十战区相继撤销,但为安置部分高阶将领,另设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军委会西安办公厅。1940年,宜昌失守。7月,统帅部成立第六战区,陈任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驻节恩施,坐镇陪都门户[1]:201。8月21日,陈对报界人士报告宜昌失守之经过,并称已经蒋令准,将辞去政治部部长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一切后方兼职,今后将专负战区责任,从事拱卫行都工作[11]:6354。陈所部于上高战役、湖北战役取得胜利[3]。
1943年2月,陈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20]。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虽交由孙连仲代行,然重大事情需陈亲自过问遥控。1943年5月,离开云南,返回湖北,指挥对日作战,取得鄂西大捷[3]。1943年10月因患十二指肠溃疡呕血昏迷,美军友人曾劝赴美治疗,祗以责任重大无法远离致未果,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交由卫立煌代理,陈返重庆郊外静养,病况稍减。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豫中战役局面崩溃。蒋忧心河南战事,5月8日派侍从室主任林蔚登门劝陈中断休养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收拾豫西残局。5月12日晚飞抵西安下榻城南杜工祠。7月陈正式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四个月内工作特繁,病情又转剧,仍照常治事。
随着豫湘桂会战湖南、广西境内的战局持续恶化,日军深入贵州南部,造成西南后方恐慌。1944年11月20日,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职务,蒋特任陈为军政部长。陈开始整军。1944年11月,兵役署升级为兵役部。1944年底,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成立,罗卓英任总监,黄维任副监,后又增加彭位仁、霍揆彰任副监,基本上都是陈系统之人;政治部主任则为蒋经国。1945年1月,陈兼任后勤部总司令[3]。1945年初,军政部调查摸底,仅军事机关、学校、补给、运输、兵役、力役、兵工、医药等非战斗单位就有数千,人员超过180万。陈用十六字形容:“组织繁复,系统淆乱,权责不清,靡费害事。”至于战斗部队,集团军以上高级指挥机构56个,110多个军,340多个师,饷册列报官兵400余万。事实上“各级官佐咸有溢额,而士兵常不足于编制”,确切人数无从统计。陈拟定整军纲要,分为“整编部队”、“加强训练”、“改善卫生”、“实物补给”、“平均待遇”、“核实发放”、“裁并机构”、“简化系统”、“安置编余人员”等项。至1945年6月,陈裁并步兵14个军、40个师,骑兵2个军、4个师,合计裁减42万余人;军事学校裁撤21个,官生兵夫5万余人;军事机构裁撤1100余个,人员近43万人。
7月30日,国民政府特任张厉生为内政部长,王世杰为外交部长,陈为军政部长,俞鸿钧为财政部长,翁文灏为经济部长,朱家骅为教育部长,俞飞鹏为交通部长,谷正纲为社会部长兼农林部长,徐堪为粮食部长,谢冠生为司法行政部长,鹿锺麟为兵役部长[11]:7769-7770。9月21日,军政部长陈由重庆到成都,商讨川、康整军问,决定川、康部队今后保留3个军、6个师、2个独立师,9月24日陈由成都返回重庆[11]:7836。
1946年5月23日,陈任参谋总长。6月1日,陈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3]。陈由军政部长改任首任参谋总长(1946年6月1日-1948年5月12日)兼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1946年7月1日-1948年8月25日)。
1946年6月26日,蒋调集数百万大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0月11日至20日视察刚刚收复的张家口,其间于10月17日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三个月至五个月内解决共产党解放区问题。”然而,一年来国军全面进攻解放区却没有进展[3]。
1947年1月9日,参谋总长陈报请裁撤军官总队,蒋批复同意[11]:8962。1月15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赴郑州晤参谋总长陈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检讨战局,研究作战方案[11]:8266。1月17日前后,陈往来于徐州、开封、郑州一带指挥军事[11]:8268。1月24日,陈赴鲁南视察,部署军事[11]:8272。1月26日,陈坐阵徐州督战,声言“党国成败,全系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免遭各个歼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击”之战法[11]:8273。2月,陈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1]:207。3月17日,参谋总长陈向中国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报告军事,历述一年来建军、复员、整军工作之情形及对中共之军事情况,称:“剿匪绝对自信,绝对有把握”,“剿匪应以军事为中心。”[11]:83143月20日,陈招待记者称:“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但过去是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被动挨打。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11]:83174月12日,陈对记者称:接收旅、大之准备仍在布置中,如外交无问题,东北国军对击溃旅、大之共军有充分把握[11]:8333。5月17日,参谋总长陈飞徐州指挥军事[11]:8355。5月30日,美军阵亡将士纪念日,南京美军于清凉山外侨公墓举行纪念仪式,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美军顾问团团长鲁克斯亲临主持;参谋总长陈诚、次长黄镇球、联勤总司令郭忏等参加[11]:8364。6月24日,陈在宪政促进会报告军事形势[11]:8374。7月9日,蒋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九周年团年,并致训词,发表《对党团合并的指示》,称“统一党部与团部的机构,这是要使本党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措施”;团书记长陈书告全国青年实行总动员[11]:8380-8381。7月10日,参谋总长陈由南京飞抵北平,7月12日上午出席北平行辕军事会议,讨论补给问题;日内转赴沈阳部署军事;7月15日抵四平、长春视察,7月20日飞返南京[11]:8381。
熊式辉在中国东北地区穷于应付,一再求去[21]:750。8月2日,蒋决定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并入东北行辕;是日接见陈,令其前往东北负责指挥军政[11]:8392。8月6日,陈自南京抵达沈阳;行前,蒋接见,指示东北党、政、军整理方针[11]:8394。1947年8月5日至7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莅临东北视察。8月10日,陈在沈阳商定改组东北军政机构[11]:8395。同日,魏德迈在南京向蒋递交详细提纲,列举中国国民党需要改革诸点:军事方面按才用人,建立良好之官兵关系,南京对前线作战少加干涉;清除贪污无能官员;约束特务活动;改变外贸设施;并指出东北战局不利“与人谋不臧有关”。8月12日,陈飞抵沈阳,研究改组东北军政机构[11]:8395,8月15日视察四平,8月16日飞吉林市、小丰满视察,8月21日由东北飞回南京。蒋先后邀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国防部长白崇禧接任东北行辕主任,皆拒绝。遂令陈诚兼任该职,同时由参谋次长林蔚代行参谋总长一职。8月29日,国民政府令免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职;特派陈兼东北行辕主任[11]:8403。蒋为挽救东北战场危局,派陈接替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1]:207,指挥国军先后向山东、东北解放区进攻,均被击溃[3]。9月1日,陈飞抵沈阳述职后,以“整饬内部,安裕民生,培养战力”为方针,刷新政治,整编部队[1]:207。9月2日,陈正式就任东北行辕主任职,副主任郑洞国,参谋长董英斌;陈发表告东北军民称:今后行辕首要任务在执行政府“剿匪”国策[11]:8405。9月6日,陈到东北后,实行“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之新战略,企图争取局部主动;是日集中4个师,分为左、中、右3路,自绥中、锦州向热河东部建昌方向扫荡[11]:8407。陈裁撤保安司令长官部,声言不许东北民主联军有第六次攻势[21]:750。他首先撤换一批军、政要员[1]:207。接着,将东北9个保安区司令部和11个保安支队,及青年军第二〇七师,分别扩编为新三军(军长龙天武;下辖原新六军第十四师,师长许颖;原第十三军第五十四师,师长史松泉:原辽宁第二、第九保安区保安团改编之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隶属第九兵团[22]:436)、新五军(军长刘云翰;下辖原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师长彭巩英;原东北第一保安区保安部队改编之暂编第五十师,师长吴宝云:原东北第八、第十保安区保安部队改编之暂编第六十师,师长陈膺华[22]:442)、新八军(军长沈向奎:下辖原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黄文徽;原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黄建镛;原东北第七保安区保安部队改编之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22]:449)和第六军(军长李涛:下辖原东北交警第十三、第十四总队编为第一六九师,师长张羽仙;原新一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罗英;隶属第九兵团[22]:444),使国军在东北战场部队恢复到10个军,50余万人[1]:207。陈明仁坚守四平街去职,国军措置求功急切,失去军心民心[21]:750。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已转入战略反攻[1]:207。陈调整军事部署,将10个军分为第一、第六、第八、第九4个兵团,采取“倚托重点、向外扩张”机动防御方针,以图在北宁、中长两路重点防御,并伺机打通锦承路[1]:207。
1947年9月中旬,林彪、罗荣桓率领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1]:207,截断铁路交通,国军损失颇巨[21]:750。陈在北宁路防线被突破,增援部队在杨家杖子附近被歼3个师1万5千余人,新六军等部被迫南援锦州[1]:207。
随后,陈一面扩编部队,新组建2个军;一面收缩兵力,以13个正规军固守沈阳、锦州、四平、吉林、长春等大中城市[1]:208。12月15日,在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下,沈阳吃紧,法库受困,彰武丢失,1个师被歼[1]:208。东北民主联军直逼沈阳近郊,于白旗堡击败国军[21]:750。1948年1月7日,新五军在辽西公主屯一役,被东北民主联军4个纵队包围歼灭,军长陈林达等被俘[1]:208。
国府召回陈[21]:750,1948年1月20日,蒋宣布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兼东北行辕副主任[1]:208。东北行辕主任仍由陈兼任,而不常驻东北,由卫立煌代行主任职权[23]:20。陈原拟等卫立煌到职后,集中精力于东北政治经济之革新,然而医生建议必须卸职治疗[24]。2月5日,陈奉准自沈阳飞返南京,稍作停留即往上海国防医学院彻底检查病状,5月12日,请辞参谋总长本兼多职,均获允准,乃专心割治胃部[25]。3月29日,第一次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因东北作战失利、整军、收编伪军等问题受到严重冲击。5月10日提出书面辞呈。参谋总长由顾祝同接任。6月4日入住上海江湾国防医学院,6月12日手术割治胃部。海军总司令一职到1948年8月才由桂永清接任。10月30日,蒋安排陈自上海移居台北草山疗养[26]:120,“不必忧虑时局”[27]。
蒋为安排后路,派陈主持台湾政务,改编和整训由中国大陆迁往台湾之部队[3]。1948年12月29日,蒋公布由陈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28]:187。陈因事前未被咨询,对此人事命令感到困惑,打算婉拒[28]:187。1949年1月5日开始主持台湾省政。蒋函电陈,“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29]:6-71949年2月蒋任命陈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以图确保台湾,是蒋“引退”前重要人事部署,认为“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1]:209。1949年7月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结束,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军政长官,辖区为台湾与苏浙闽潮汕沿海地区,负责收容整编撤出大陆的军队。
1949年1月1日,蒋以《总统令》明令发表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1]:8766。1月5日,陈正式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30],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31]:55。蒋催促陈就任,足见蒋对于安排陈主政台湾之急切与重视[32]。1月11日,蒋致电陈,指示治台方针六点。1月12日,蒋告诫陈,“台湾法律地位与主权在对日和会未成以前,不过为我国一托管地之性质,何能明言作剿共最后之堡垒与民族复兴之根据地,岂不令中外稍有常识者之轻笑其太狂呓乎。”[33]1月18日,国防部遵蒋令,作以下人事任命:一、汤恩伯专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二、衢州绥靖公署撤销,改设福州绥靖公署,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三、派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四、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专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派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五、台湾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总司令部,陈兼任总司令,派彭孟缉为副总司令[11]:8781。1月21日,陈自台北飞杭州迎候蒋[34]:167。陈在奉化溪口接受蒋指示[35]。陈严格规定由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之部队,第一步必须放下武器,重新整编[36]。
2月,为配合军事戒严,颁布“入境限制办法”,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国共产党“渗透”活动[1]:209。2月5日,程思远应邀于台北会晤陈;陈就李宗仁饬释张学良问题对程表示,张非受台省管束,台省无权决定,予以推诿[11]:8805。2月1日,台湾省政府主席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成立台省自治研究会和经济建设研究会,为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作准备工作[11]:8812。2月4日,陈宣布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37]:514。2月18日,海南特区行政长官李汉魂至台访陈,商谈时局及释放张学良问题[37]:515。
3月1日,台湾省政府规定入境补充办法,对军公人员和旅客入境者,有所限制;如军公人员入口证明书、旅客入境许可证有效期三个月,仅能使用一次,入境时由检查人员收缴;中央各机关派到台湾之工作人员及台省军公人员眷属,以随行直系为限;由香港到台湾客应向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申请等等[11]:8832。3月13日,蒋经国在溪口随侍蒋时,函电宋美龄:“……陈(陈诚)在台湾恐亦不能持久……家中目前尚平安请勿念儿”[38]:953月24日,陈自台湾赴溪口[39]:172。3月29日,陈出席台北青年节大会,致词称:青年学生之使命为帮助政府完成后期革命;“如有人对现状不满,觉得共党区域较此间安定,余极愿意拨付旅费,送其前往共区,且更欢迎前往者再度回来,俾为吾人证实台省与共党之间到底何方为佳”[11]:8855。
4月9日,陈取代蒋经国担任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28]:187。台湾省实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31]:59。4月30日,陈谈话,以台湾为基地,徐图复兴大业[37]:518。
5月1日,美国驻广州公使克拉克报告美国国务院他4月30日在桂林与李宗仁长谈4个小时,相信李是真正决心与蒋摊牌,并自认有希望成功;李说蒋想复出掌权,但蒋觉得除非蒋到政府所在地广州,否则蒋不能复职,而蒋不能到广州,除非李也在广州;李提到蒋在考虑退休时,曾想住在台湾,当时省主席陈曾把此项可能性向美国总领事提起,美国总领事非正式提到台湾的法律地位要等到对日和约签字才决定;据李说,美国总领事之评论转报给蒋,蒋才认定不能退休到一个中国主权可能被质疑之地方,因此才决定去奉化[40]:135-137。5月1日,陈兼任台湾党部主任委员[37]:518。5月13日,海南岛行政长官陈济棠应陈诚之邀请,偕顾问孙家哲乘机飞台,商讨台湾及海南岛联防计划;陈济棠携带李宗仁亲书长函一封转交陈诚、居正,请二人速赴广州一行,集商要事[11]:8911。
5月20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全省戒严(陈诚颁布《戒严令》),戒严区域划为台北市、北部(包括台北、新竹两县及基隆、新竹两市)、南部(台南、高雄两县及台南、高雄、彰化、嘉义、屏东五市)、东部(台东、花莲两县)、澎湖五戒严区;规定基隆、高雄两市实行宵禁;并颁布“罢市扰乱秩序者杀”等十条禁令[11]:8922。6月1日,台湾省政府宣布经济独立,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省生产,由陈兼任主任委员;省府同日又宣布设立中央在台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亦由陈兼任[11]:8932。6月15日,为解决财政经济危机,陈颁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新台币发行办法》、《新台币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组织规程》[1]:212。
6月8日,蒋经国随蒋抵台湾高雄刚逾两周,致函蒋:“辞修(陈诚)先生恐难负治理台省之重任,俞大维先生实为主持台省行政之适当人选。”[41]7月19日,行政院院会决议设置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陈为东南军政长官[31]:60。8月15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陈正式就任[31]:61。是年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奉命裁撤,分别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及台湾省保安司令部[42][43]。
9月12日,东南军政长官陈巡视厦门、金门防务并召开军事会议[11]:9008。9月13日,汤恩伯由厦门飞抵台北;陈离开厦门回台北[11]:9008。9月,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陈秉承蒋之意志,在金门、厦门危急时,使东南军政副长官罗卓英冒越权之名,向第十二兵团调用第十八军,不以之运台澎,以履行保卫台湾之使命,而使之赴金门,以增援当地守军,此乃大将“顾大局,救他人”之风范[44]:278。
9月28日,东南军政长官陈在招待立法委员席上,驳斥台湾交联合国托管说,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我们自己有防卫领土的责任。”;并谓:台湾防务已部署完成,安全定可无虞;呼吁各方“精诚团结,共渡难关”[11]:9019。10月8日,高魁元乃率所部由汕头登船出动[44]:155。当厦门失守后,陈迅以第十二兵团急援金门[44]:278。陈认为,金门地区防守力量空虚,一旦失守,不仅沿海各地难以确保,而且台湾本岛亦受威胁[1]:210。他即派人携函赴广州晋谒蒋,并请王世杰将此情况代陈蒋[1]:210。时蒋拟飞重庆部署西南军事,接到陈函件后,即改飞台北[1]:210。陈临时改变部署,立即命令胡琏率领正在航行途中之第二船团,改航金门,接替防务[44]:155。经蒋批准,陈即抽调胡琏兵团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瀚少将,下辖第十三师、第十四师、第十八师)增援金门[1]:210。10月27日,东南军政长官陈飞临金门,曾亲至战地视察,归时途次一三二高地,100余名人枪整齐之解放军突由深壕密草中,旋即出降[44]:270。此时乃下午4时余,应为真正之战事结束[44]:270。在10月27日“金门战役检讨会”,陈训词:
“此次金门大捷……造成东南军事胜利的开端,给国人一个失败心理的改变,总裁闻悉,异常高兴,特派我前来本岛,慰问全体将士,当胜利消息传到台湾时,正是台湾光复四周年的纪念日,本人正在参加开会,台南的火炬正要到达的时候,就接到汤总司令报捷电话,这个巧合,使台湾民众闻讯之后,无不欢欣鼓舞,预兆著今后国家前途的光明。
……”
陈主政台湾一年间,两次召集全省行政会议、实施入境管制、粮食增产与整顿公营事业、改革币制、推行计划教育,并准备实施台湾地方自治[32]。陈采取各种措,整顿军事、政治、经济,为蒋去台湾作准备[1]:212。12月10日,蒋从成都直飞台北,下午降落海口机场停留约两小时向薛岳将军下达作战命令,陈亲往台北松山机场迎接[1]:212。12月16日,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陈以军事繁重,势难兼顾,呈请辞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情词恳切,陈准免兼职;兼台湾省保安司令陈呈请辞职,陈准免兼职[45]。
1950年3月7日,总统提名陈为行政院长,咨请立法院同意;3月8日,立法院同意[37]:529。3月15日,蒋提名陈继阎锡山任行政院长,经立法院投票同意[31]:64。蒋咨请立法院同意,咨文说:“陈君敭……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府,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措施,尤多建树,……现值巩固台湾,筹划反攻大陆之际,陈君敭历中外,文武兼资,……出任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1]:212陈上任后,以“确保台湾,准备反攻”为施政总目标,开发经济,控制财政[1]:212。提出“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方针;主张财政以“开源”与“节流”为根本,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确立预决算制度[1]:212。6月,蒋宣布解散派系林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重新建立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16人组成[1]:212。7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蒋交议之“中国国民党改造案”,蒋以陈等为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31]:65,负责改组中国国民党[1]:212。
1952年10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七全大会[31]:71,票选中央委员,蒋经国得票第一,陈第二,后来公开发表时,是陈、蒋经国依序排列[26]:123。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中央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陈等10人为中央常务委员[31]:71。
1954年2月,蒋提名陈为第二任副总统候选人[31]:76。3月22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选举大会,蒋当选为第二任总统;3月24日,陈为第二任副总统[31]:77。5月,蒋提名俞鸿钧继任行政院长,经立法院投票同意[31]:77。7月,总统府设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以副总统陈兼主任委员[31]:78。11月,陈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212。
1955年7月,石门水库建设筹备委员会成立,以陈为主任委员[31]:81。8月,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因遭受冤屈,被诬指涉匪谍郭廷亮冤案引咎辞职,蒋指定陈等九人组织调查委员会澈查[31]:82。1958年7月15日,俞因受到监察院弹劾请辞,又由陈继任行政院长[26]:121。1957年10月,经中国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蒋建议恢复副总裁职位,并由陈担任,直至逝世[26]:121。
“……二中全会已完满闭幕全会一致主张父亲于明年连任总统后因父亲指示对于此事不宜在此时作决定故未作决议惟在陈副总裁政治报告决议中指出总裁之领导将决定国家民族之前途只要我海内外同胞有此要求总裁对于复国建国之艰钜责任自不容诿卸余情函禀敬请福安儿经国谨禀辰哿”[46]:238
1960年3月,陈连任副总统[1]:212-213。陈任副总统直至1965年3月逝世为止,做行政院长直至1963年为止[26]:121。1961年7月至8月访问美国,与肯尼迪总统及詹森副总统会晤。大约1962年至1963年间,陈与蒋经国有误会[47]。蒋经国常常独坐深思,有时蒋找不着他,官邸叫国家安全局去找人,原来蒋经国独坐在北投淡水线公路旁,或是淡水海边岩石上[48]。
1963年,中国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主张在推选总裁后,次日即选副总裁,而蒋则主张在选出中央委员后,再选副总裁,陈认为这样产生副总裁,是在中央委员中产生,没有党副领袖高于一等之尊敬[49]。1963年3月4日至3月9日,访问越南,与总统吴廷琰及副总统阮玉书会晤[50]。11月21日,中国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推举陈连任副总裁[31]:105。12月15日[1]:213,行政院改组,副总统陈因肝病恶化[1]:213,请辞兼行政院长职务[51],严家淦继任院长[31]:106。1964年3月,陈再度当选副总统[3]。是年陈最后一次出席军事会议,他不出席训话,在闭幕晚宴中才出席[52]。6月14日,陈出席石门水库完工启用典礼,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的公开活动。
1964年11月,经医生诊断确定为肝癌[1]:213。1965年3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推派代表慰问陈病况;3月4日,蒋伉俪探视陈病况[26]:133。3月5日下午1时05分[1]:213,陈副总统在副总统官邸(台北市信义路二段20巷1号之1)逝世[53],终年68岁[1]:213。
蒋特派张群等治丧[26]:133。蒋为陈举行隆重葬礼,并亲自到灵前献花圈,并指令张群、何应钦等元老和五大院院长诸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按党最高级别发丧[3]。蒋极感悲恸[31]:109。3月6日,蒋亲莅陈灵前祭吊;3月10日,陈大殓(于台北市第一殡仪馆举殡),蒋伉俪亲临致祭[26]:133。蒋挽联陈,痛失肱股,联云:
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
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26]:133
陈遗嘱为:
“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54]
遗嘱只字未提“反攻大陆”或“光复大陆”字样,尽管蒋对此遗嘱有所保留,但最后还是批准照原件发表公布[2]。
1965年8月30日,陈葬于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今新北市泰山区同荣里),蒋两度亲往致祭[26]:133。按照陈生前意愿,以家乡传统方式安葬[3]。1993年8月,陈与夫人谭祥的骨灰迁移到高雄县大树乡(今高雄市大树区)佛光山万寿园纳骨塔三楼,原本的墓园交由泰山乡公所管理,改建为陈诚纪念公园,后更名为辞修公园。
陈在中国大陆情势逆转之关键时刻,整编来台部队、改革币制、稳定金融、推行土地改革、规划地方自治,对台湾社会与经济有深远影响。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1]:197。
蒋数次致函陈,“戒其骄矜”[55]。
陈旧部杨伯涛曾说:陈诚素性好动,除勤劳治军之外,稍有暇时,即延揽名流,敬礼贤达[56]。1940年1月,张发奎回始兴不几天,陈、白崇禧和蒋待从室主任张治中等,相继以电话或电报规劝[57]:361。1月26日,张发奎随同陈、李济深等,路经柳州,到达迁江桂林行营指挥所[57]:361。
陈在黄埔时期起就与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私交甚好,后来因意识形态分道扬镳[4]。1965年夏,陈逝世几个月后,周恩来前往上海迎接李宗仁时,在虹桥机场候机厅休息室里,高度评价:“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动,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2]
陈著有《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成为一些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参考资料[1]:212。在台湾期间,他著有《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如何走向安全和平之路》、《革命的道德》、《从政回忆》等[1]:213。
陈祖父陈锦云、曾祖父陈贵芬、高曾祖父陈生善,均务农为业[1]:176。父亲陈希文为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不甚富有[1]:176。戊戍维新后,改习新学,杭州初级师范学校毕业[1]:176,曾任青田县教育科长和县敬业初级小学校长[3]。叔父陈一鹏为晚清贡生[1]:176。母亲洪氏书莲性格俭朴,勤于家务,育三男一女[3],陈居长,次子陈源(字正修),幼子陈敏(字勉修);女儿陈金花[3],八十五岁于台北逝世[1]:176。
陈原配妻子吴舜莲[3]。1917年,陈经同乡同学吴子奇介绍,便和吴之妹妹吴舜莲结婚[1]:177。1925年5月底,陈请假回乡,料理父亲丧事后,因伤未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他做官有外遇,看不起她,便自杀送院救治未死[1]:179。
1932年元旦,陈与谭延闿女儿谭祥结婚[58]。共诞下四子二女:长子陈履安(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经济部部长、国防部部长、监察院院长、无党籍总统候选人)、次子陈履庆、三子陈履碚、四子陈履洁,长女陈幸、次女陈平[1]:213。陈家教极严,副总统座驾决不送儿子上学,其公私分明,有如此者[26]:127。
2015年3月5日,为纪念陈逝世五十周年,国立政治大学举办其相关文物特展[59]。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及长子前监察院长陈履安、四子陈履洁与长女陈幸,以及前国安会秘书长胡为真夫妇等人均出席开幕仪式[60]。
1931年,陈资助家乡高市小学新建校舍;1932年,资助高市小学一万银元,建成一座三层八问的教学大楼,和一座教师办公大楼[3]。1946年,陈发起创办石门中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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