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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刺殺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案(英語:Assassination of John F. Kennedy)是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下午12:30(協調世界時:18:30),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費茲傑拉德·甘迺迪在經過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迪利廣場時被刺殺的事件[1][2]。甘迺迪是美國史上第四位遇刺身亡的總統,也是第八位在任期內去世的總統。
甘迺迪遇刺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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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 美國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迪利廣場 |
座標 | 32.77903°N 96.80867°W |
日期 | 1963-11-22 下午12:30(北美中部時區) |
目標 | 約翰·菲茨傑拉德·甘迺迪 |
類型 | 刺殺 |
武器 | 6.5 × 52 mm卡爾卡諾M91/38步槍 |
死亡 | 2(總統甘迺迪和提皮特) |
受傷 | 2(州長康納利和詹姆士·塔格) |
主謀 | 李·哈維·奧斯華(美國政府認為) 中央情報局 (陰謀者認為) |
動機 | 不明 |
負責總統遇刺案調查工作的華倫委員會在經過了長達10個月的調查之後,於1964年9月發表了一份官方報告——《華倫報告》[3]。此報告指出,刺殺甘迺迪的兇手是德克薩斯州教科書倉庫大樓的雇員李·哈維·奧斯華,他從該大樓的六樓窗口向乘坐敞篷車從樓下經過的總統開了三槍,第一槍落空(後人判斷可能打到號誌燈殼而偏離,再打中人行道造成碎石擊傷路人詹姆士·塔格,這也是唯一沒找到物證的子彈),第二槍擊中甘迺迪後頸下方再穿出打到他前方的德州州長約翰·康納利(即造成兩人共七個傷口的「魔術子彈」),致命的第三槍則從後腦擊穿甘迺迪的頭,腦漿四溢,甘迺迪迅速被送往附近的帕克蘭醫院,但被宣布搶救無效。
根據官方資料,完成刺殺後奧斯華將步槍留在作案現場,並乘公車返家拿手槍,然後離家步行,隨後槍殺了盤查他的警察J.D.提皮特(教科書大樓附近的民眾已向警方通報窗口可疑人士的形貌),再溜進一家電影院,獲報有人看霸王戲的警方隨後逮捕了他,之後警方先後認定奧斯華是槍殺警察和行刺總統的嫌犯;兩日後警方移送奧斯華時,達拉斯一家夜總會的老闆傑克·魯比鑽出人群,在電視現場轉播之下槍殺了奧斯華,三年多後魯比於刑期中死於癌症。
一個後來成立的官方調查委員會——眾議院遇刺案特別委員會(HSCA)從1976年到1979年再次對總統遇刺案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取證,並得出結論認為,奧斯華儘管射擊了造成甘迺迪和康納利死傷的子彈,卻很有可能還有一名槍手。迄今為止,甘迺迪遇刺案仍然存在著很多疑點,引起了人們的廣泛猜測,並且產生了許多關於甘迺迪遇刺案的陰謀論。
甘迺迪之所以選擇於11月20日起訪問達拉斯市,主要有三個原因:
甘迺迪相信,由於他在民權問題上的立場,在大多數南方州他都很難取得選舉的勝利,因此他決定將投入特殊的努力來贏得佛羅里達州和德克薩斯州的支持。在抵達達拉斯之前,他於11月18日訪問了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和邁阿密,在那裡向民主黨政治家、勞工領袖和美洲記者協會就國內經濟和外交事務問題做了演講,特別談到了和拉丁美洲各國的關係問題。對佛羅里達州的訪問可以說十分成功,所以,甘迺迪總統對德州之行也充滿信心。然而,鑑於右翼分子有可能公開舉行反對甘迺迪的示威遊行活動,人們曾普遍擔憂總統的這次訪問是否明智,特別是在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阿德萊·史蒂文森於10月24日聯合國日訪問達拉斯期間,遭到一夥極端保守人士的戲弄和人身威脅後,人們更加懷疑他是否應當冒險訪問這座城市。達拉斯警察局的戴維斯警官表示,警方已經做了該市歷史上最嚴格的城市治安防範工作,絕對不會出現像史蒂文森大使訪問時的示威活動。
11月21日,甘迺迪和副總統林登·詹森以及德克薩斯州州長、前海軍部部長約翰·康納利一行在德州訪問。總統在沃斯堡過夜。
11月22日上午,在經歷了一場小雨以後,達拉斯剛剛放晴,美國中部時間11:37(UTC時間:17:37),空軍一號總統專機降落在達拉斯西北11公里處的拉菲爾德機場。按照計劃,總統在康納利州長等人的陪同下,乘車前往達拉斯中心街區(包括迪利廣場),接受50萬達拉斯市民的歡迎,然後前往達拉斯貿易展覽舘(Dallas Trade Mart)的現場發表一篇演說。
甘迺迪乘坐的是1961年產的林肯大陸豪華敞篷車,本來這輛轎車是安裝有防彈罩的,但是,為了讓達拉斯市民一睹第一夫人賈姬·甘迺迪的芳容,同時也為了表示總統對達拉斯市民的信任,甘迺迪沒有讓探員安裝防彈罩。車隊的行進路線已經過了周密檢查,在車隊前方開道的警車隸屬於達拉斯警察局,裝備有和總統坐車保持聯繫的通訊設備,乘坐這輛車的是總統的探員。甘迺迪和夫人賈姬乘坐的林肯轎車位於這輛警車的後方。總統坐車有三排座位,可以搭乘7人。車上搭乘的有:位於前排左側的汽車司機威廉·克瑞爾(William Carrere)和右側的秘密探員羅伊·克萊曼(Roy Clementine);第二排上乘坐的是州長約翰·康納利和位於他左側的州長夫人娜莉·康納利;甘迺迪和夫人賈姬坐在後排座位上,甘迺迪位於右側。
12:00過後,車隊以15—20公里的時速開到達拉斯市內,所到之處擁擠著歡迎的人群,沿途兩旁的樓房也都打開了窗戶,正在工作的人們透過窗口觀看這一盛況。同時,在歡迎的人群中,也有一些持批評意見的團體和個人,高舉各類抗議標語,進行了示威活動,但總體上來說,總統車隊在整個行程中幾乎沒有意外發生。行駛過程中,車隊曾因甘迺迪與歡迎他的一些天主教修女和一批學生握手而兩度停下。在美茵大街上,一名男子跑到了主路中心,企圖阻攔車隊前進,他的行為被警察和特勤局探員制伏,沒有對總統車隊的行進造成影響。大約美國中部時間下午12:30(UTC時間:18:30)時,甘迺迪的車隊已經接近了德克薩斯州教科書倉庫大樓,車隊在迪利廣場入口處右轉駛上了休士頓大街,面向了高大的教科書倉庫大樓。緊接著,車隊又向左轉彎,上了埃爾姆大街(Elm Street)。由於埃爾姆大街兩旁的樹木矮小,而且前方有一個鐵路立交橋,圍觀市民較少,所以整個車隊就暴露在了教科書倉庫大樓的右側。而此時,車隊仍保持著15—20公里每小時的緩慢速度,距離槍擊發生的位置僅有65英尺(約20米)遠了。
槍擊發生在總統車隊經過迪利廣場右側的輔路——埃爾姆大街時。當時,車隊的時速已經從約20公里減慢至15公里。12點30分30秒時,正當甘迺迪總統向人群揮手致意時,廣場上毫無徵兆響起了的第一槍,刺中了甘迺迪的脖子。甘迺迪總統在被槍擊後立即用手捂住了喉部。其妻賈姬跪在甘迺迪的身邊,試圖用手阻止鮮血從甘迺迪身上流出。緊接著又響起了第二槍,由於遭到第一槍槍擊的總統此時頭部正向前微傾,從而導致的第二槍擊中了總統的後腦勺,甘迺迪的頭猛地向後倒去。子彈打飛了他的部分頭蓋骨,鮮血和腦漿混在一起噴涌而出,濺滿了坐車的後車箱和隨車人員的全身。與此同時,康納利州長也遭到槍擊,身負重傷,因為在槍擊發生當時的子彈在穿過總統後隨慣性彈到了康納利州長的身體上。槍擊發生時,甘迺迪的坐車剛好從達拉斯市民亞伯拉罕·澤普魯德前方駛過。該市民當時正手持一架8毫米家用攝影機拍攝總統座車,因此澤普魯德影片成爲了事件中最完整影像記錄。
甘迺迪中彈後,康納利州長也身負重傷,他大喊:「不,不,不,他們要殺死我們所有人!」("No, no, no, they are going to kill us all!")[4]。槍擊停止後,甘迺迪的身體癱在坐車的後座上,倒在賈姬的身旁。賈姬呼喊著隨扈克林特·希爾:「我的上帝!他們打中了他的頭!」
隨扈克林特·希爾一直站在緊隨總統坐車之後的一輛敞篷轎車的左側門外。就在槍擊開始的瞬間,聽到槍聲的希爾跳了下來,並快速跑向還在他前方行駛著的總統座車,準備爬上總統坐車的後車箱,保護位於後排座位上已經中彈的甘迺迪和受到驚嚇而十分恐懼的賈姬。
當希爾剛剛跑到總統坐車後面時,他聽到了第二聲槍響,並且看到總統猛地向後倒去。司機威廉·克瑞爾聽到槍聲後隨即提高了車速,想使總統儘快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賈姬從後排座位上爬上了汽車的後車箱,希爾也正試圖跳上後車箱,就在車速變快的瞬間,希爾在賈姬的幫助下成功地跳上了車。
此時的賈姬幾近休克,希爾安頓賈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並用自己的身體保護著中彈的總統和恐懼的第一夫人。
後來,希爾證實說,總統的右後側頭顱遭到擊爆,他癱倒在後排的座位上,大腦完全暴露出來,血液和腦漿混在一起,布滿了整個汽車的後車箱。除了頭上的巨大傷口外,全是無法形容不計其數的鮮血。
槍擊發生後,總統坐車飛速駛離迪利廣場,沿著斯戴蒙斯高速公路(Stemmons Freeway)趕往6.4公里以外的帕克蘭紀念醫院,只經過幾分鐘就趕到了。
德克薩斯州州長康納利就坐在同一輛車總統前面的位置,雖然他也受了重傷,不過倖存了下來。醫生在隨後表示,州長在被子彈擊中後,康納利夫人把他放到自己的大腿上並且試圖閉合他胸口的傷口,因為空氣已經被直接吸入了他的右肺,正是這個措施挽救了州長的生命[5]。
詹姆士·塔格是此次暗殺的目擊者和證人,他的右頰在槍擊中也受了輕傷,當時他正站在離甘迺迪270英尺(82公尺)的地方。後來據推測可能是由於子彈打到了路邊引起的碎片反彈所致。
總統座車在槍擊發生後飛速駛離迪利廣場趕往帕克蘭紀念醫院。到達醫院後,州長康納利先被抬下車,接著是甘迺迪。在帕克蘭紀念醫院第一看護室參加搶救甘迺迪的醫護人員表示,他的情況在到達醫院時已經「很嚴重」了,這意味著他已經沒有生還的希望了。
一位參加搶救工作的帕克蘭醫院醫師記錄道:
「……大約12:30左右,護士讓我們抬一輛手推車到門口。我們將急救推車推出門,那時我意識到了是誰在汽車裡。……」
「……一些人幫忙將總統放在手推車上。然後我們從急救室的大手術區到第一外傷室。總統腦後的傷口流血兇猛,躺在那裡毫無反應。……」
「……當我們到達外傷室時,一位醫師放置了一條氣管導管,準備進行氣管切開術。緊急搶救馬上開始,幾分鐘之內,更多的醫生趕來了,給總統安裝胸腔導管和帶氧氣的麻醉劑。一位醫生讓我放一塊敷料在頭部的傷口處,但是這毫無作用,因為那是大面積暴露的傷口。……」
「……輸氧的同時也在輸血。在採取了一切必需的措施,使用了所有必要的醫療器械後,我們只能宣布:『總統已經死亡了。』我們為他撤除了輸液管和IV急救。隨後,第一夫人和一位神父走了進來,最後的現場就這樣被保留了下來。第一夫人離開後,我們撤掉了所有的裝置,監察官員讓我離開拿一塊塑料罩放進棺材的底部,我拿來了它。總統被放進棺材,等待救護車運走。……」
帕克蘭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書稱:「他因頭部和頸部受到多處槍傷而死亡。」
總統很可能在到達醫院之前就已經死亡了。
在美國中部時間下午13:00(UTC時間:19:00),在他所有的心臟機能都停止並且在神父做完臨終祈禱後,總統被正式宣布死亡。一位參加搶救的醫師表示「我們從未對挽救他的生命抱任何希望」。為甘迺迪做最後儀式的神父告訴紐約時報,總統其實在趕到醫院時已經離世了,但是他仍不得不掀開總統的蓋屍布為他進行神聖的病人傅油聖事。在美國中部時間下午13:38(UTC時間:19:38),甘迺迪逝世的消息被官方公布,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新聞類節目主持人華特·克朗凱第一個將約翰·甘迺迪遇刺的消息通過電視報道給了人們:
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報道,這顯然是官方的新聞快報。甘迺迪總統於中部時間下午一點整逝世,東部標準時間為下午兩點,大約在38分鐘以前。副總統詹森已離開達拉斯的醫院,但我們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他可能在不久之後就要宣誓繼任第36任美國總統。
在美國中部時間下午14:00(UTC時間:20:00)過後幾分鐘,也就是在達拉斯警方和美國特勤局探員爭執後的10-15分鐘後,甘迺迪的遺體從帕克蘭醫院被送到了空軍一號總統專機。達拉斯驗屍官在此前沒有對遺體進行法醫鑑定,而在被驗屍官進行法醫鑑定之前轉移遺體,已經違反了德克薩斯州的法律(謀殺兇手已經承認犯罪,且在德克薩斯州的法律管轄之下)。
副總統林登·詹森所坐的車在穿過達拉斯市區時,位於總統車隊中位於甘迺迪坐車兩輛車的後面,在槍擊中他沒有受傷,隨後他在空軍一號上繼任了美國總統。
在空軍一號總統專機降落在離華盛頓特區不遠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後,甘迺迪的遺體被送到貝蒂斯海軍醫院進行驗屍,送到那裡是應甘迺迪夫人的要求,她認為總統生前是一名海軍軍官[6]。
驗屍工作於11月22日晚在貝蒂斯海軍醫院進行,在3項檢查中醫生發現有一個小孔在離總統頭骨很近的地方,這個小孔同時在其右腦的脫出點造成了很大的傷口。
檢察官George Ford將驗屍報告中的「傷口位於背部上方」變為「位於脖子底部」,但是他說這與陰謀無關。
在貝蒂斯海軍醫院驗屍之後,甘迺迪的遺體為了準備葬禮而運回了白宮的東大廳並放置了24小時。在刺殺事件後的星期日,被美國國旗掩蓋住的靈柩被送到國會大廈以供公眾悼念。從早上一直到深夜,成千上萬的公眾前來悼念這被嚴密看守著的棺材。
來自超過90個國家的代表(包括蘇聯),參加了在11月25日(當天是他兒子小約翰·甘迺迪三歲的生日)舉行的葬禮,其中包括8位國家元首、10位總理(首相)以及大批各國政府要員。
11月25日當天,美國國會圓形大廳,前來向甘迺迪致以最後敬意的人超過25萬。上午11:00,覆蓋著星條旗的靈柩從大廳中移出,放置在由4匹馬拉的靈車上,首先前往白宮,然後前往聖瑪竇主教座堂舉行簡禮殯葬彌撒,最後被送到了阿靈頓國家公墓並被安葬在一個特製的地下墓穴里。當天全球在電視機前收看葬禮現場直播的人有數億之多。
李·哈維·奧斯華在刺殺了達拉斯警官J.D.提皮特(J. D. Tippit)80分鐘後被逮捕。他在稍後的晚間被控殺死了提皮特和甘迺迪。奧斯華否認槍擊了總統並聲明他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奧斯華沒有再被重新審訊,因為在2天後——他被警方轉送的時候,被傑克·魯比槍殺並當場死亡。他在死前曾說過:「我只是個代罪羔羊」。後來,在一張路人拍攝的照片中發現,一個外貌很像奧斯華的人,在甘迺迪遇刺前幾秒的時候,是站在路邊的人群中,這似乎可以說明奧斯華在當時並不是位於教科書大樓的6層上,但這張照片真偽難辨。奧斯華於1956年得過海軍陸戰隊特等射手(Sharpshooter)資格。
德克薩斯州警維斯曼(Weitzman)和警官波尼(Boone)在甘迺迪總統被射殺後不久後,於德克薩斯州教科書大樓的6層發現一支6.5×52mm的義大利產卡爾卡諾M91/38手動步槍。
一顆形狀完整的子彈在康納利的擔架上被發現,它是一個半徑6.5毫米的銅殼卡爾卡諾子彈。它在彈道學上來講與在教科書大樓裡發現的來福槍相吻合。在幾個月前,這把步槍被郵寄預訂給一個叫A·J·希德爾(A. J. Hiddell)的人。在李·哈維·奧斯華被逮捕時,一張寫著「埃里克斯·J·希德爾(Alex J. Hiddell)」的假身分證被搜出。在槍管上也發現有一枚被證實屬於奧斯華的不完整的指紋。
據華倫委員會的調查,神槍手試射該支步槍的結論是「要用栓動步槍打出兩發精確瞄準的子彈最低所需時間是2.25秒」。委員會由此認定,在澤普魯德影片中的總統受傷及康納利州長受傷的時間段內,打出兩發子彈是不可能的,因此是一發子彈(證物CE399號)造成了總統的最初傷口和州長身上的所有傷,這被稱為「一發子彈理論」,此理論受到懷疑論者的普遍批評。
華倫委員會總結CE399經過了如下的事件:
探索頻道後來再現了這次場景,他們用不同的纖維和硬物模擬血肉和骨頭,然後以槍手在相應的位置發射子彈,成功再現了用一顆子彈造成多次傷口並使子彈基本不變形[7]。
在甘迺迪遇刺的一個小時之後,也就是他被宣布死亡前這段時間裡,美國國內發生了極大的混亂。就像刺殺事件發生在冷戰時期一樣,一些人首先想到如果這次的刺殺行動不是要大規模攻擊美國的話,那一定是關係到副總統詹森的安全。於是人們紛紛擠在電視機和收音機前密切關注著媒體發布的相關最新消息。
甘迺迪被刺殺身亡的消息立即轟動了世界。人們成群地圍在大商場中的電視機前,默默地祈禱著。在某些地方,交通也隨著甘迺迪遇刺的消息的散布而變的幾近癱瘓。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學校紛紛提前讓學生們放學。一個被誤導、反德州的憤怒德克薩斯人被上報到相關機構。當地所有3家電視台取消了3天內正常的節目時間表,替代它們的是72小時不間斷的關於刺殺案的覆蓋性報導。這次的全方位報道是除了美國世界貿易中心大樓等地遭遇恐怖襲擊之外最長時間的不間斷覆蓋報道。無線電台也同樣取消了普通節目時間表;一些電台在播放著不間斷的覆蓋性新聞;其他的則是在播放悲哀的葬禮音樂。並不是一切的娛樂和體育活動在那一天都被中斷,同樣也包括之後的周末。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NFL)委員彼德·羅茲爾(Pete Rozelle)說明了原因,他決定讓比賽在那個周末繼續進行:「它已經成為了一種傳統……在一個偉人悲劇的時刻去繼續。」
隨後,關於甘迺迪的紀念活動在全世界範圍內展開。美國政府宣布11月25日,星期一,為國葬日,也是國家哀悼日。很多其他國家也做出了同樣的決定。
在逮捕了奧斯華並收集了犯罪現場的物理證據之後,奧斯華被達拉斯警方押送到警署總部接受審訊。稍後,在晚上10:30,達拉斯警察局的警長傑西·克里(Jesse Curry)被「華盛頓的人們」命令去發送所有收集到的物理證據(除了奧斯華)到位於華盛頓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總部。
聯邦調查局是第一個完成官方調查的權威機構。在案件發生幾小時內,局長埃德加胡佛說:「我們得需要有說服力的證據向美國人民證明奧斯華是真兇。」[8]在1963年12月9日,刺殺案過去17天的時候,聯邦調查局的報告出版了,並被提交至華倫委員會,當時聯邦調查局仍然是對於委員會來說主要的調查機構。聯邦調查局陳述只有3顆子彈在刺殺案中被發射;第一枚射中了甘迺迪總統,第二枚射中了康納利州長,第三枚射中甘迺迪的頭部,並且致死。聯邦調查局陳述道:李·哈維·奧斯華射出了全部3發子彈。
華倫委員會認可了聯邦調查局關於「3顆子彈在刺殺案中被射出」的調查報告,但是否認了其關於子彈射擊甘迺迪和康納利的研究報告。聯邦調查局指出第一枚射中了甘迺迪總統,第二枚射中了康納利州長,第三枚射中甘迺迪的頭部,並且致死。華倫委員會則總結到這三枚子彈中的其中一顆並沒有命中目標,一枚擊中甘迺迪後又再次傷到了康納利,一枚射中甘迺迪的頭部,並且致死。在關於李·哈維·奧斯華發射了全部3發子彈這個問題上,聯邦調查局和華倫委員會保持了一致。
聯邦調查局在這次謀殺調查中因為銷毀了證據而被批評。
聯邦調查局發現一個探員——詹姆士·霍斯蒂的姓名和電話出現在奧斯華的聯絡簿上。聯邦調查局隨即提供了另一份用印表機列印出的聯絡簿,在這份聯絡簿中,他的名字被刪除了。當他在華倫委員會作證時,他不小心地提到了他曾經與奧斯華有聯繫,這個消息在很久之後才公之於眾。
2022年12月15日,美國國家檔案館公布了近13000份和甘迺迪遇刺案相關的機密文件[9]。
犯罪嫌疑人奧斯華被人槍殺後,林登·詹森總統親自任命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負責徹底調查這一謀殺案件。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華倫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因此,該委員會也被稱為華倫委員會。他們的調查結果全部收入到《總統特別委員會關於甘迺迪總統被暗殺的調查報告》(即《華倫報告》)當中。該報告現在在美國政府網站上全文刊登[10]。
1963年11月29日,華倫委員會成立。在長達10個月的調查後,華倫委員會匯總出上百萬字的材料,近二十萬字的報告。1964年9月27日,該委員會宣布「在爭議和理智的名義下」宣布暗殺總統的「客觀真相」:「奧斯華純屬個人行為」。
這分報告的結論要點如下:
奧斯華的犯罪動機被歸結為:「對一切權威根深蒂固的憎恨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
結論排除了蘇聯、古巴插手的可能,也排除了美國政府及其機構參與的說法。暗殺只是偶然的「意外」,引用聯邦調查局的話說:「這從頭到尾是美國的一個悲劇—— 一億九千萬美國人中的兩個精神狀態不穩定的人的個人行為」。
該委員會於1976年開始調查總統暗殺、馬丁·路德·金暗殺和喬治·華萊士州長槍擊案,並於1979年提交最終報告(現也在美國政府網站全文刊登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聲稱甘迺迪案「很可能是一場陰謀」,它還特別點明陰謀不包括蘇聯,古巴,任何有組織犯罪或反卡斯楚團體,但不能排除後兩種團體中的個人犯案的可能。 報告要點:
委員會還進一步總結存在以下可能:
經該委員會查問178名目擊者聽到的槍聲,132人說是三發,17人說是兩發,7個說是兩或三發,6人說是四發,9人說不知道[12]。
委員會的外科專家組檢查了屍檢報告,針對後來出現的普通公民不能接觸X光照片而產生的種種流言,還指定了專人檢驗X光照片的真偽。結論是總統被兩發子彈擊中過,都來自後方,一顆命中脖子底部,一顆命中後腦頂部造成大面積的頭骨破裂。就影片中總統被殺一刻的後仰,創傷彈道專家得出的結論是大腦受創的時刻神經反射會使背部肌肉收縮,因此不影響子彈從後方射來的結論[13]。
JIM MARRS所作的文章稱甘迺迪被刺殺後短短三年中,18名關鍵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人被槍殺,3人死於車禍,2人自殺,1人被割喉,1人被擰斷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這種巧合的概率為10萬萬億分之一。從1963年到1984年,103名相關證人因為謀殺、自殺、撞車、墜機、墜樓、誤槍擊、疾病、濫用藥原因「方便地死亡」[14]。然而經查證在所有死者中,有的人與暗殺或總統的關係相當遠,比如包括紐奧良市長、空軍一號的勤務員以及甘迺迪的情婦(全都對暗殺經過毫不知情)等人,而當眾議院調查委員會去信給倫敦周日時報詢問如何得出10萬萬億的機率時,編輯部回答說是搞錯了,他們錯以為計算的是參加了華倫調查委員會的人員在三年內死亡18人的可能性[15][16]。
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檢察官吉姆·加里森 (Jim Garrison)在1966年從一個叫大衛費里的人處得到消息說有人和暗殺甘迺迪有關。1969年抓捕了右翼團體領導Clay Shaw,結果庭審不到一小時陪審團一致認定無罪[17]。
對Shaw的指控的關鍵證人是一個叫佩里魯索的人,魯索說奧斯華,費里和Shaw曾一起密談暗殺,還說到了「交叉射擊」。魯索的證詞經Andrew Sciambra的備忘錄證明是在藥物和催眠下說出的,而先前的一份供詞沒有這種內容,而加里森在他的書《追蹤兇手》中說魯索從一開始就說出這一內容。
加里森還在電視節目上展示了被稱為「三個流浪漢」的案發後達拉斯警方拘捕的扒火車人員的照片,說他們是參與者。1974年Alan J. Weberman和Michael Canfield研究認為其中兩個是水門事件著名人物E. Howard Hunt和Frank Sturgis[18]。
1975年,美國總統調查中情局美國境內活動委員會調查了這種可能,結論是兩人案發時都在國內其他地方[19]。1979年HSCA委員會調查後認為沒有一個已被懷疑的人和照片的人相象,除了Fred Lee Chrisman外,但是他也不在達拉斯[20][21]。
加里森是第一個將澤普魯德影片向公眾展示的人。
在《信息自由法案》和1992年《甘迺迪檔案法案》推動下,1992年華倫委員會98%的檔案都已開放[22]。在同一年成立的暗殺檔案覆核小組工作的六年後,華倫委員會除了與稅務估計有關、由稅務局簽發以外的檔案都向民眾開放了。剩餘的甘迺迪暗殺案相關檔案將於2017年開放。但不包括甘迺迪的屍檢照片和X光照片,它們是由甘迺迪家族附加了限制條件於1966年捐給海軍檔案庫[23]。有少數幾件證物失落或被毀了,如轎車在11月24日被清洗了,奧斯華的服役檔案在1973年被毀了,康納利的衣服洗了,帽子和手鍊不見了。
2017年8月8日,美國國家檔案局公開多達500萬頁調查與情蒐資料[24][25]。同年10月27日,美國政府公開2,891份之前未解密的前總統甘迺迪遇刺案檔案[26][27][28]。
伊芙琳·林肯,(1909年6月25日~1995年5月11日),曾任約翰·甘迺迪總統的秘書,陪同甘迺迪出訪德克薩斯州。
……啟程之前,甘迺迪看了幾份達拉斯發行的報紙,充滿了反甘迺迪的言論,沒人喜歡他,憎恨意味濃厚,令他非常地擔憂。……
……她(賈姬·甘迺迪)當時並不想去,但甘迺迪讓她非去不可,因為這是政治訪問,她一定要跟去才能顯現出她對甘迺迪政治生涯的關心。於是她去了,但心中卻百般不願。……
……有人提供給總統錯誤的達拉斯天氣預報,他們說當地的天氣會非常冷,於是總統讓賈姬穿暖一些,等他發現天氣很暖時,對提供天氣預報的那個人十分光火,因為他知道賈姬一定會生氣。……
……槍擊事件發生後,我走進帕克蘭紀念醫院的前門,看到賈姬·甘迺迪就坐在太平間門外的椅子上,我走到她身旁環抱住她,但她像個木乃伊似的一動也不動。我們各自坐到椅子上,連一句話也沒說,偶爾會交換一下眼神,但始終不曾開口彼此交談。……
……柏克萊醫生告訴我:「我想他不行了。」誰都不會想到我當時的感覺,我覺得快要活不下去了。……
……詹森在走廊上來回奔跑,反覆地說:「這是個陰謀,這是個陰謀,趕快送我回空軍一號!」……
……回到空軍一號以後,有人來找我,說:「快點,詹森讓你上去參加他的宣誓儀式。」我說:「不要,不,不,我不想去。」「他要你上去參加 。」我心想:「那我就去吧。」於是我就去了。……
……回到華盛頓後,我和賈姬站著準備從(空軍一號的)機尾下來,這時鮑勃上了飛機,跑過來,他抓住賈姬,兩人抱頭痛哭,接著他陪她下了飛機,我尾隨在後,然後我們上車,前往貝蒂斯海軍醫院。我們在醫院時,鮑勃對我說:「你明天能否早點到辦公室?詹森一行人已經到了。」我們到了貝蒂斯海軍醫院大樓的第十六或十七層,感覺有點像天主教的守靈。我們回憶著和甘迺迪一起做過的事、他對別人以及自己一生的貢獻,賈姬克制了傷痛,她凌晨3點左右過來對我說:「林肯太太,你先回去休息吧,接下來還有四天,要撐下去。」……
小亞瑟·史勒辛格,(1917年10月15日~2007年3月28日),曾任約翰·甘迺迪總統的特別助理。
……1963年10月的某一天,當時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阿德萊·史蒂文森打電話給我,他剛從德克薩斯州回來,他發現那裡的氣氛頗具敵意,反甘迺迪的情緒高漲,他在人潮中被推擠攻擊,他說他知道總統打算去德州,他不知道這樣的打算是否妥當。……
……達拉斯是迅速發展的新興都市,大筆資金流通,原始的政治觀點泛濫,達拉斯新聞界非常反對甘迺迪,極為反動的保守派揚言要舉行抗議示威。……
……11月22日星期五,中午時分,我們和新聞周刊的編輯群共進午餐,突然有個人走進來,用猶豫的口氣說:「我想應該讓你知道總統遭槍擊的新聞快報。」頓時我們以為這是惡劣的玩笑,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甘迺迪比其他總統更體貼副總統。同樣,一九六三年繼任的詹森給人一種畏縮、頹喪的印象,他走下飛機時和其他人一樣震驚。我想他可能是因為萬分仰慕的甘迺迪被刺殺而哀痛不已,也意識到重大的責任已經落到了他的肩上。……
……關於詹森命林肯小姐(甘迺迪的秘書)把甘迺迪的東西搬出白宮那件事情,詹森這麼做或許有他的理由,此舉引起了眾人的惱怒,似乎稍顯輕率,並不妥當,我召集了甘迺迪的一部分支持者在西洋餐廳樓上的房間裡吃午餐,我覺得大家都認為詹森在國內事物方面還算不錯,但在外交政策上就和甘迺迪不同了。……
……我仍記得葬禮那天低沉的鼓聲以及漫長的路程和到場的知名人士,這一切令人大嘆生命的虛無和人類的脆弱……那鼓聲仍在我耳邊縈繞不去。……
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1917年2月27日~1993年6月15日),德克薩斯州州長。甘迺迪遇刺時,他和甘迺迪同坐在一輛車中,在槍擊中也身負重傷,後經搶救脫離危險。
……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那次事件的恐懼每晚縈繞不去,我每晚都夢到自己遭到槍擊,每晚重複著這些噩夢。在美國的歷史上不曾發生過比約翰·甘迺迪遭暗殺影響國人更大的事件了……
……這是甘迺迪總統的主意,我們討論了很久,他自從1960年大選之後就再也沒有來過德克薩斯州。他很想來,其實是想為民主黨募款。他在前往達拉斯之前幾個月,曾到埃爾帕索作短暫停留。我們當時就討論過。他一開始想舉辦五場募款晚宴,吃個不停。副總統詹森和我獲悉他的計劃時差點暈了過去,因為我們覺得這是個天大的錯誤。……
……他們(反對派)認為他的政策太開放了,他常常談論和平工作團、民權以及福利計劃之類的話題。我曾和他共同擬定訪問計劃,最後終於同意成行。他說要讓賈姬一起去,我說希望他能說服得了她,大家都想見到她,尤其是婦女同胞們特別想見到她,她一定能幫上不少忙,這樣就能消弭此行的政治意圖,成為私人性質的訪問。我們很希望她能來,他說應該能說服她一起來。……
……他在當天的早餐前聽說,拉爾夫·亞伯洛參議員前一天拒絕與詹森副總統共乘一輛車,於是他在等候入席時叫我過去,對我說:「約翰,你知道亞伯洛不肯和詹森共乘嗎?」我說:「我知道。」他說:「今天他們非共乘不可,否則就叫他走著去。」……
……那天天氣非常晴朗,在遊行途中,賈姬偶爾會戴上太陽鏡,我們聽見他低聲地要她摘下來:「摘下眼鏡(Take off the glasses)。」……
……我們到了美茵大街(Main Street),人潮已經散去,於是轉入休士頓大街(Houston Street),那裡沒有見到什麼民眾,人影稀稀落落,當時娜莉(州長夫人)轉身與總統講話。……
……槍擊發生時,我覺得好像有人握著拳在我的後背上重擊,我被打倒了。低頭看到自己身上都是血,我大喊:「不,不,不,他們要殺死我們大家!」("No, No, No, They are going to kill us all!")……
……我睜開眼睛,即刻看到滿地都是血和腦漿,我們的衣服和車上都沾滿了像我小指尖這麼大塊的腦漿。不久之後,賈姬說:「上帝!我的手上沾了他的腦漿!」我們發現他受了致命的槍傷,娜莉不停地對我說:「別動,沒事了,你不會有事的,沒事了……」……
……我經常在想,年輕有為的美國總統遭人暗殺,我也中彈,卻保住了老命,我為何逃過一劫?我為何能免於一死?這件事改變了我的一生和想法,讓我無法忍受瑣碎的事務、自私的行為、不重要的事、芝麻小事,讓我領悟了無論有何天賦或才能,都應該儘可能地善加利用,因為你永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還能活多久。……
娜莉·康納利,(1919年2月24日~2006年9月1日),約翰·康納利的夫人,陪同甘迺迪訪問德克薩斯州,槍擊發生時,她剛剛與甘迺迪講完話。她在槍擊中未受傷。
……在到達迪利廣場(Dealey Plaza)之前的路上,民眾高喊著:「傑克!賈姬!約翰!」他(甘迺迪)一路上不停地揮手道謝:「謝謝!謝謝!謝謝!……」她(賈姬)也向民眾致意,感覺真好,我覺得一切都如我預期的那樣順利進行。在車隊轉入休士頓大街(Houston Street)時,我轉身欣喜地對總統說:「總統先生,可別再說達拉斯不愛你了。」而就在幾十秒後,槍擊便發生了。……
……我們開著車,我聽見了怪聲。我回頭看到了總統,他突然舉起雙手抓住脖子,然後就倒下,聲息全無。……
……約翰也受了重傷,趴在我的身上,我不斷輕聲對他說:「不要動,沒事了,你不會有事的,沒事了……」有人說我當時大喊大叫,其實車裡鴉雀無聲,恐怖到了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們在高速公路上疾馳,經過了旁觀的民眾。我不禁想起這種景象……真可怕……人群看見這輛車疾馳而過,車上的兩個女人抱著她們各自受傷的丈夫……
……我們抵達醫院時,車子被包圍了。大家都對甘迺迪夫人說:「請下車,你非下車不可,請下來,請下來……」她不肯下車,他們都在哭,因為總統死了,但她就是不肯下車。……
……約翰躺在我的懷裡,為了表示對總統的敬意,我不知道該等多長時間才能找人來救約翰。因為他偶爾會抽搐一下,我知道他還活著,他沒有死。此時他勉強起身,然後又倒下。有人打開車門把他抬到擔架上,然後沿著走廊送進了醫院。……
……我只關心躺在病床上的約翰,她(賈姬)一定知道傑克(即甘迺迪)已經死了。不知道她心裡在想什麼。那時我們兩人都很難過。……
……他們不知道是否的確有陰謀,是否仍置身於此事件中,或是事件是否已經結束,本來要發生的事情是否已經發生並且已經結束了。……
……奧斯華被槍殺後也被送到帕克蘭紀念醫院(Parkland Memorial Hospital)搶救。我一開始就聽說奧斯華被槍殺了,他們送他去帕克蘭醫院,我們當時也在那裡。我覺得既傷感又悲憤,因為約翰在被他所傷後還在生死關頭掙扎的時候,他們竟然送他來這家醫院。……
休·塞迪,(1927年9月3日~2005年11月21日),《時代周刊》記者,隨約翰·甘迺迪到達拉斯訪問。
……11月21日我們在沃斯堡過夜,我記得第二天早上有一場演說,賈姬沒法到場。大家都暗自竊笑,因為演說會場是在飯店的停車場。甘迺迪就住在那家飯店。我記得當時他站在那裡,說甘迺迪夫人今天早上有事耽誤了,她沒法到場,還在梳妝打扮。……
……在達拉斯,槍擊發生時,我看到一座長長的草墩(即碧草丘:Grassy Knoll),人們像是被風吹倒了似的趴在地上。槍擊想必引起了一陣恐慌。有個人趴在地上,懷中抱著一個小男孩,他捶著地面。一看到這種情景就知道出事了。……
……甘迺迪家族因總統的死與權力的喪失而心力交瘁,這種情緒開始蔓延,一切都已經不是他們的了。同樣,也因為總統(同時也是一位好友)的死而傷痛欲絕的詹森卻擁有了足以享用終生的權力。詹森家族的人顯得興高采烈,人性就是這樣,幾家歡喜幾家愁。……
……總統專機當天離開達拉斯時,我們遠遠地望著機場,看到空軍一號在跑道上滑行,這架飛機令人感到哀傷異常。那是當天讓我記憶猶新的事件之一,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們至今仍在努力地想理解。……
華特·克朗凱(1916年11月4日~2009年7月17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新聞類節目主持人,是他第一個將約翰·甘迺迪遇刺的消息透過電視報道給人們的。
……我站在合眾國際社的自動收報機前,此時合眾國際社的白宮特派員梅里曼·史密斯發出了第一篇新聞快報,報道迪利廣場發生了槍擊事件。就在車隊散開前往醫院之後——總統顯然是受傷了——我大喊:「快發布新聞,甘迺迪遭槍擊了!」我們那天遇到了始料未及的狀況,攝影機的錐光偏振管無法迅速地加熱,除非事先加熱機器,否則無法在十分鐘內發布新聞。但我們在電視上打出字幕,以旁白的新聞快報形式播報。……
現在播報CBS的新聞快報。甘迺迪總統的車隊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區遭到歹徒開了三槍。事發之初據報,甘迺迪總統因槍擊而導致重傷。
當確認總統身亡之後,我首先要報道這則消息,說出這些話令我情緒激動異常。我因哽咽而支支吾吾說不出口:
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報道,這顯然是官方的新聞快報。甘迺迪總統於中部時間下午一點整逝世,東部標準時間為下午兩點,大約在38分鐘以前。副總統詹森已離開達拉斯的醫院,但我們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他可能在不久之後就要宣誓繼任第36任美國總統。
……年輕的他吸引了不曾對政治產生過興趣的年輕人。他的英年早逝粉碎了許多人對政府和政治的那份熱情,因為正是他激發了年輕人產生了這種熱忱。……
本·布萊德利(1921年8月26日~2014年10月21日)華盛頓郵報副總編輯,隨約翰·甘迺迪到達拉斯訪問。
……事實顯而易見,即使各大通訊社只以一小段文字明確地表示,仍清晰可見他(甘迺迪)撐不過這一關。他有一道致命傷,從小段的文字中就可以看出來。記得有一個記者對我說他死定了,我說:「上帝!…我知道他會死,但不必你來告訴我。」……
……當得知奧斯華被槍殺後,我自問道:「這個國家是怎麼了?」居然……居然可以走進大城市的警察局,悄悄地取出手槍射殺本國歷史上防範最嚴密的囚犯?這似乎不可能,也根本不合理。……
……葬禮那天,我走上埋葬總統遺體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在場的人士包括戴高樂將軍、伊朗國王、西班牙王子卡洛斯與納爾遜·洛克菲勒。你頓時覺得不知道來這裡是為了幹什麼。……
湯姆·威克(1926年6月18日~2011年11月25日),紐約時報駐白宮特派記者,隨約翰·甘迺迪到達拉斯訪問。
……在達拉斯拉菲爾德機場,大批民眾前來歡迎總統。他逐一地向民眾致意。甘迺迪夫人陪著他,她在當時也頗受民眾愛戴。一切似乎進展的很順利。州長和康納利夫人也隨侍在側。接著他們坐上了轎車。……
……為了報道在達拉斯貿易博覽會舉行的午宴盛況,我們沒有跟隨總統車隊參加遊行活動,而是提前趕到午宴會場。在下午12:45我們到達會場。進大廳時還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看到媒體記者就知道不對勁。大廳很寬敞,擺設了不少桌子,數百人等著與總統共進午餐。我事後告訴別人,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了謠言的可怕。謠言立刻傳遍了大廳了的數百人。當時赫斯特報社的一名記者梅莉安·密茲拿起話筒打電話回紐約的辦公室,另一端的人說:「我的上帝!你還不知道總統被槍殺了嗎?」她轉身大叫:「總統被槍殺了!」許多人這才明白出了什麼事。我們回報了這條消息,紐約的人已經聽到新聞快報了。……
……葬禮那天,白宮媒體齊聚一堂,人數不多,大約有二十到二十五人。我們都走在藻井的後面,大家都覺得這是表示崇敬的舉動。我們曾數度跟隨總統到各地訪問,其中包括歐洲之旅。理應伴隨他走完這最後一次旅程。……
查克·布萊姆(Chuck Brehm),達拉斯市民,約翰·甘迺迪遭槍擊時距離他僅僅幾尺遠。事後他接受過現場記者採訪,並被當作嫌疑人接受了警方的偵訊。
……那天我剛下班,我星期五照例在下午可以休假半天。我打算燉些肉放進烤箱裡,放進去之後要再等幾個小時才可以取出來。於是當時我帶著五歲大的兒子,去觀看遊行盛況。……
……當我發現他(甘迺迪)快抵達迪利廣場另一端的教科書倉庫大樓時——我對那一帶很熟,所以——我想把車停在未完工的高速公路上,再步行去看遊行隊伍。……
……我抱起兒子跑過草坪,站在埃爾姆大街(Elm Street)上。總統座車大約距離我們50碼,他從教科書倉庫大樓過來後左轉,轉彎之後才走沒多遠就聽到了第一聲槍響。此時我才驚覺他真的中彈了。他臉上的表情痛苦不堪。座車繼續向前行駛,經過我面前僅僅幾尺之後又聽見了第二聲槍響。……
……遊行隊伍開始加速離開現場時,又聽見了第三聲槍響。我抱著五歲大的兒子撲倒在地。我趴在他的身上保護著他和我自己。……
……很多人覺得我們這夥人是有罪的,情況越來越混亂,民眾捶打車子辱罵我們。我替自己感到害怕,但多半是擔心坐在我身旁搞不懂發生了什麼的兒子,他害怕的不得了。……
……他們(警察)領著我們前往對面的州立監獄那裡,跟在我身後的記者們似乎希望我 出去發表一些談話,於是我接受了他們的採訪。我先前在烤箱裡放的肉是為了星期六的聚會準備的,本以為我可以在看完遊行之後就可以回去料理,但因為需要做筆錄,於是我想打電話找人幫我處理,可是他們(警察)不准我打電話,但願意代勞。他們問我要打給誰,留什麼話,我要他打電話給史密斯先生,請他關掉烤箱的電源,因為肉已經烤好了。對我來說,這句話不解自明,但對於他們而言,這似乎是一句暗語。……
傑克·瓦萊提(1921年9月5日~2007年4月26日),甘迺迪遇刺後,他參加了林登·詹森在空軍一號上舉行的就職儀式,並被任命為詹森總統的特別助理並從達拉斯隨詹森總統返回白宮。
……民主黨當時起了內訌,德克薩斯州州長約翰·康納利和資深參議員拉爾夫·亞伯洛之間彼此惡意地針鋒相對。林登·詹森覺得此時去那裡並不妥當。……
……11月21日到了聖安東尼奧和休士頓。休士頓之行進展順利,數十萬人擁擠在街道兩旁,看不見任何帶著敵意的面孔。……
……前往達拉斯市區的途中,民眾越來越多,歡呼聲越來越大,民眾的表情也越來越友善,所以當時我覺得情況再好不過了。……
……大家都很擔心,事件發生後,舉國焦慮不已。詹森即將宣誓就職,其他國家想知道這個即將繼任世界第一大強國領袖的人是誰。所以後來我才知道,詹森決定提前宣誓就職,於是我們必須先找到宣誓就職的誓文,我打電話給尼克拉斯·卡森巴赫,我後來才知道他是司法部副部長。我請他立刻把誓文給我們。就職儀式開始前,甘迺迪夫人應總統的要求從飛機的後方過來,我距離她不到一尺,可以仔細地看著她。她的眼神茫然,視而不見,我覺得她什麼也沒看見,她似乎在精神分裂的恍惚邊緣。她上前來,低著頭向下看,站在總統身旁,穿粉紅色套裝,上面不僅沾滿了血跡,還有令人恐怖的白色塊狀物,想必那就是甘迺迪的腦漿。這種景象令人毛骨悚然,其他人特意地聚攏在一起。……
……宣誓完畢後,接著他(詹森)坐下,其他人或坐或站,他開始和幾位參議員閒聊。然後他向我招手,我上前去,我蹲跪在旁邊——因為他當時坐著——他低聲對我在耳邊說:「我要你加入我的內閣,我要你一起陪我飛回華盛頓。」我說:「是的,總統先生。」我不知道所謂內閣成員是什麼意思,後來我問了兩個愚蠢的問題,我說:「總統先生,我沒有帶衣服,只有手提包。」他說:「打電話給你太太,請她送幾件衣服過來,你也可以到了那裡再去買。」他看著我,以為我神志不清似的,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擔心沒有衣服。接著我又問了第二個愚蠢的問題,我說:「總統先生,我沒地方住。」他又看著我說:「跟我住吧。」仿佛我是從外太空來的白痴。……
……到達華盛頓後,我們改乘直升機飛往白宮,這約需十二分鐘。我們在白宮南草坪降落。對我來說,這是一次不可思議的經歷,我是美國公民,卻不曾進過白宮,甚至不曾進過開放參觀的房間,我的初次到訪是在暗殺事件之後,陪第三十六任美國總統一起降落在草坪上。……
……克里夫卡特、畢爾莫耶和我進了總統臥室,他換上睡衣躺在特大號的床上,大家一起看電視。電視上播放了一連串關於甘迺迪總統的影片,回顧他的年輕時代。我們看到凌晨三四點。詹森靠在床上看電視,在影片間隙說了些話,他開始概述理想社會的輪廓,但當時我們並不知情。當天晚上,他說想要評論甘迺迪的民權政策,這在參議院裡普遍受到忽視,但他卻這麼做了。……
……後來我終於睡著了。沒睡得很好,因為還沒有等到天亮我們就開始著手去做關係重大的事情。這就是詹森就任總統後的第一個晚上。……
奧布雷·里克(Aubrey Rike),達拉斯帕克蘭紀念醫院救護車司機。甘迺迪遇刺後,他開車將甘迺迪的遺體從醫院送回空軍一號。
……甘迺迪總統身亡後,是我開車從帕克蘭紀念醫院將他的靈柩送回空軍一號的。當時謠傳有人密謀推翻政府,我們不知道出去會遇到什麼事。外頭可能還有持槍的歹徒,或許歹徒還想混進來。他們(聯邦官員)開門讓我們把靈柩抬出去,而州政府的人員則不允許。很多人都在咒罵。甘迺迪夫人站在靈柩後方,神父站在她旁邊,他不斷地灑上聖水祈福。靈柩上還有一個金屬十字架,通常上面的十字架不會滑動,但他們用力地拉動靈柩,致使十字架在靈柩上移來移去。我試著固定它,不讓它滑動。我們拉過來,他們又拉回去,好像永遠也沒完沒了,其實只持續了十到十五分鐘。然後終於有人上前來說:「讓他們走吧。」……
尼古拉斯·卡岑巴赫(1922年1月17日~2012年5月8日),美國司法部副部長,後任部長,詹森總統宣誓就職的誓文是他通過電話提供的。
……我走進辦公室,和幾個朋友坐在一起,我打電話給住在維吉尼亞州希克利莊園家中的鮑勃,他說總統已經去世了,那是他剛聽胡佛先生說的。他說胡佛先生打電話給他,很高興地說說總統死了。他們倆一直處得不好。……
……當空軍一號上打來電話索取總統宣誓就職的誓文之後,我拿了記載了誓文的憲法章節,然後叫他們下來我想空軍一號上應該有電話,於是就口述誓文給他們。……
……後來,我打電話給達拉斯的貝爾福·桑德斯檢察官,告訴他我的顧慮,向他確認奧斯華受到合理對待,特別要慎選囚禁他的牢房,因為其他囚犯可能會毆打他,甚至殺了他。……
……當得知他遭到槍擊時,我只說了一句「可惡」,真不可思議,這正是我一直擔心的事,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在國家電視台上公開殺人。……
甘迺迪的遇害引發了公眾對他深深的懷念。在一次民意調查中,1000名美國人中有30%認為此案應被列為20世紀頭號犯罪案件。如今,雖然這一事件過去五十年,但是美國人仍然將中間偏左的甘迺迪,根據他在民權、在科技、在環境、在公平上的前瞻性成就,評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五位總統之一。
2013年4月2日,根據一家專門分析政治動向的美國機構 — 公共政策民調基金會所做的調查顯示,有51%的美國民眾投票認為,刺殺甘迺迪的是一個巨大的秘密陰謀組織所策動執行的,只有25%的人相信李·哈維·奧斯華是獨自行動的[29]。
在1975年進行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為總統排名的調查中,52%的答卷人將甘迺迪排在首位,位居林肯和羅斯福之上。1985年時,他仍然位居第一位,支持率達56%。
在1978年進行的另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為總統排名的調查中,90%的答卷人認為,甘迺迪的死不是個人所為,與華爾街財團相關。 1982年,2000名學者被邀請來將美國總統分別按照「相當偉大」、「偉大」、「優秀」、「一般」、「較差」和「失敗」的標準進行評分,甘迺迪排名第十三位,屬於優秀類別的底部。
而1988年時因應共和黨的新保守政策,美國成為財團大國,75位歷史學家和新聞記者則對甘迺迪的描述是「美國歷史上最被高估的公眾人物」。
1999年2月總統節上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人們認為林肯是最偉大的一個總統,並列排在第二位的是華盛頓、甘迺迪、雷根和柯林頓。
2000年時,甘迺迪名居排名重回榜首,其後是林肯、羅斯福和雷根。同年10月,78位歷史學家、政治和法律領域的權威學者在一項相當重視總統任期長短的調查中,將甘迺迪排在第十八位,屬於優秀類別的底部。
2001年,有關雷根90歲生日的報道中,將雷根提到了排名的首位,甘迺迪排名第二,林肯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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