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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任美國總統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亞伯拉罕·林肯（英語：Abraham Lincoln，/ˈlɪŋkən/ LINK-ən；1809年2月12日—1865年4月15日），美國政治人物、軍事家、律師，是第16任美國總統（1861－1865年）。作為總統，林肯領導了美國經歷其歷史上最為慘烈的戰爭和最為嚴重的道德、憲政和政治危機——南北戰爭[2][3]。經由此戰，林肯維護了聯邦的完整，廢除奴隸制解放所有奴隸，增強聯邦政府的權力，並推動經濟的現代化。美國學界[4]和公眾[5]時常將林肯稱作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 亞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 |
|---|---|
1863年的林肯 | |
 第16任美國總統 | |
| 任期 1861年3月4日—1865年4月15日 | |
| 副總統 | 漢尼巴爾·哈姆林（1861年－1865年） 安德魯·詹森（1865年） |
| 前任 | 詹姆士·布坎南 |
| 繼任 | 安德魯·詹森 |
| 美國眾議院議員 來自伊利諾州第7選區 | |
| 任期 1847年3月4日—1849年3月4日 | |
| 前任 | 約翰·亨利 |
| 繼任 | 湯瑪斯·哈瑞斯 |
| 伊利諾州眾議院議員 代表桑加蒙郡 | |
| 任期 1834年12月1日—1842年12月4日 |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09年2月12日 美國肯塔基州霍珍維爾 |
| 逝世 | 1865年4月15日（56歲） 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彼得森住所 |
| 死因 | 遇刺 |
| 墓地 | 林肯墓園 |
| 政黨 | 輝格黨（1834年－1854年）[1] 共和黨（1854年－1865年） |
| 其他政黨 | 國家聯合黨（1864年－1865年） |
| 配偶 | 瑪麗·托德 （1842年結婚—1865年夫逝） |
| 兒女 | 羅伯特·托德·林肯 愛德華·貝克·林肯 威廉·華萊士·林肯 湯瑪斯·林肯 |
| 專業 | 律師 政治人物 |
| 宗教信仰 | （見宗教信仰章節）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服役 | 伊利諾州民兵 |
| 服役時間 | 3個月（1832年4月21日－1832年7月10日） |
| 軍階 | 二等兵（1832年5月28日－1832年7月10日） 上尉（1832年4月21日－1832年5月27日） 解除軍階後重新入伍成為二等兵。 |
| 參戰 | 黑鷹戰爭 |
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的開墾家庭，在伊利諾州自學成才成為律師，在1830年代為伊利諾州眾議院的輝格黨人，並在1840年代擔任過一任國會議員。他試圖通過銀行、運河、鐵路和關稅來鼓勵工廠的建設，從而推動快速現代化，並反對同墨西哥的戰爭。在1858年林肯與道格拉斯的辯論中，他表明反對擴張蓄奴制的立場，但在參議院選舉中輸給他的宿敵、民主黨人史蒂芬·阿諾·道格拉斯。1860年，作為一個來自搖擺州的溫和派，林肯獲得共和黨的總統提名。在186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林肯在美國南部趨於劣勢，但憑藉在美國北部的優勢，最終當選總統。其當選導致美國七個南部蓄奴州決定脫離聯邦而建立美利堅聯盟國（「邦聯」），起初林肯採取勸說的態度，但雙方在奴隸制問題上相當強硬，不存在任何讓步或和解的空間，對此林肯考慮南下攻打邦聯，統一美國並解放奴隸。日後他被譽為「自由總統」而受到敬仰。
1861年4月12日，在邦聯攻擊薩姆特堡之後，美國北方終於團結起來，而林肯此時則開始著重於戰爭的軍事和政治方面問題。他試圖重新統一國家，並暫停人身保護令，不經審判逮捕並羈押了數千邊緣州的分離派嫌疑者。1861年末，他化解了特倫特號郵輪事件，從而避免了英國的介入。他運用多種複雜的政治手段，其中最為重要的是1863年的《解放奴隸宣言》，以及用軍隊保護脫逃奴隸，鼓勵邊緣州將奴隸制非法化，並推動國會通過了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徹底廢除了奴隸制。林肯密切關注戰爭進程，尤其是在軍事領袖的選擇上，這其中就包括總司令尤利西斯·格蘭特。他在戰爭策略上做出重要的決策，包括通過海軍封鎖破壞南方正常貿易、占領肯塔基和田納西，以及通過炮艦控制南方的河流。他多次試圖拿下邦聯的首都里奇蒙，每次失敗便撤換將軍，直至格蘭特在1865年終於成功。
林肯對於每個州的政治問題有深刻的了解。他向戰爭民主黨人（支持北方）伸出援手，並在186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成功連任。作為共和黨中的溫和派領袖，林肯同時要面對希望對於南方更加嚴苛的激進共和黨人、希望對南方更多讓步的溫和共和黨人、對他充滿憎恨的南方同情者以及計劃刺殺他的分離主義者。在政治上，林肯使他們內鬥並通過言辭的力量來感染美國民眾[6]。1863年的《蓋茲堡演說》成為美國堅持國家主義、共和主義、平等權利、自由和民主的象徵性演說。林肯對於美國重建時期保持溫和的態度，希望通過廣泛和解迅速推動國家的統一。在邦聯總司令羅伯特·E·李投降後的第六日，林肯被當時小有名氣的演員和邦聯同情者約翰·威爾克斯·布斯用槍暗殺身亡。
亞伯拉罕·林肯於1809年2月12日出生於肯塔基州哈丁縣辛金斯普林斯農場（今位於拉魯縣）的一個單間小木屋裡[7]。他是父親湯瑪斯·林肯和母親南西·林肯（原姓漢克斯）的次子。他的祖先薩繆爾·林肯在17世紀由英格蘭諾福克郡來到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欣厄姆。林肯的爺爺（和他名字的由來）亞伯拉罕將家從維珍尼亞搬到肯塔基，在1786年死於一次印第安人伏擊中；他的孩子（其中包括林肯的父親湯瑪斯）親眼看著他死去[8]。湯瑪斯便只得在邊疆自力更生[9]。
林肯的母親南西是露西·漢克斯之女，出生於今西維珍尼亞州米納勒爾縣（當時屬維珍尼亞州）。露西和南西一起遷移到肯塔基州。南西·漢克斯與當時備受尊敬的湯瑪斯成婚。湯瑪斯購買和租賃數個農場，其中包括諾布克里克農場。一家人參加一個分隔浸信會教會；這一教會的道德要求嚴格，反對性愛 、舞蹈和蓄奴[10]。湯瑪斯在肯塔基州有一定的地位，他參加陪審團、評估地產、參加奴隸巡邏隊，以及看守囚犯。在他的兒子亞伯拉罕出生時，他已擁有15座600英畝（240公頃）大的農場、數塊城鎮土地、牲畜和馬。他是本縣最富有的人之一。然而在1816年，湯瑪斯在地產所有權的官司中敗訴，從而失去了他所有的土地[11]。
根據威廉·恩森·林肯的《亞伯拉罕·林肯的家世》，林肯的母親南西·漢克斯是約瑟夫·漢克斯和南西·希普利之女[12]。
一家人向北越過俄亥俄河到了自由（非蓄奴）領土，在當時的印第安納州佩里縣（今斯潘塞縣）開始新生活。林肯後來說這一舉動的一部分動機與奴隸制有關，但主要原因還是土地所有權的問題[11]。在印第安納州，1818年林肯9歲時，母親南西死於乳毒病，此後林肯的姐姐莎拉承擔起照顧他的責任，直至父親在1819年再娶；莎拉20多歲時死於流產[13]。
湯瑪斯·林肯的新任妻子是寡婦莎拉·布希·約翰斯頓，三個孩子的母親。林肯與他的繼母關係變得十分密切，並稱呼她為「母親」[14]。青少年之前的林肯不喜歡邊疆的苦力，在一段時間內，家中以及鄰里的一些人認為他懶惰[15][16]。而在進入青少年之後，林肯樂意地承擔起家中男孩應當承擔的雜務，並在建造柵欄的過程中成為熟練的斧子手。他受到一群惡棍領袖挑戰摔跤比賽，而在這之後他也發展出強健和大膽的名聲[17]。
林肯順從傳統，將他在家之外工作的一切所得交給父親，直至21歲[18]。後來，他偶爾還借錢給父親[19]。林肯逐漸與他的父親疏遠了，部分原因是因為父親缺乏教育。青年林肯的正式教育局限於近一年的由流動的老師教授的課程，此外他基本上自學成才，是十分熱心的閱讀者，時常尋覓村中的新書。他多次閱讀《欽定版聖經》、伊索的《寓言》、班揚的《天路歷程》、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以及富蘭克林的《自傳》[20][21]。
1830年，由於擔心俄亥俄河爆發乳毒病，林肯一家遷往西部，定居於伊利諾州（非蓄奴州）梅肯縣第開特以西10英里處的公有土地上[22]。1831年，湯瑪斯將家庭遷至科爾斯縣的一處新田產。此時22歲的林肯已經可以自主決策，雄心勃勃的他決定獨立闖新路。他經桑加蒙河划船到桑加蒙縣的新薩勒姆村[23]。1831年，受新薩勒姆商人丹頓·奧福特的僱傭，他和朋友一同將貨物由新薩勒姆經過桑加蒙河和密西西比河運送至紐奧良。抵達紐奧良之後他親眼見識了奴隸制，然後徒步回家[24]。
林肯的初戀情人是安·拉特利奇，在林肯初遷至新薩勒姆時相見；1835年，兩人已經發展了關係，但並沒有訂婚。1835年8月25日她因病死去（較可能為傷寒），時年22歲[25]。
1830年代初，林肯與自肯塔基來看望姊妹的瑪麗·歐文斯相遇[26]。1836年，林肯表示如果瑪麗回到新薩勒姆，便將與她相配。同年11月，瑪麗回到新薩勒姆，林肯也追求她一段時間；然而兩人對於這段關係卻都有一定疑慮。1837年8月16日，林肯寫信給瑪麗，表示如果瑪麗選擇結束關係，他將不會怪罪她。瑪麗沒有回信，這段關係也就此終結[26]。
1840年，林肯與來自肯塔基州列克星敦一個富有奴隸主家庭的瑪麗·托德訂婚[27]。兩人於1839年12月在伊利諾州春田市相遇[28]，並在次年12月訂婚[29]。 婚禮原定在1841年1月1日舉行，但林肯解除婚約[28][30]。後來他們兩人在一次聚會上再次相遇，並最終於1842年11月4日在瑪麗已婚姊妹的宅邸（位於春田市）成婚[31]。林肯在準備婚禮時仍感到十分緊張，當旁人詢問他要去哪裡時，他回答：「我覺得是地獄。」 [32]
1844年，夫妻二人在春田市林肯的律師所邊買下一座房產。瑪麗·托德負責持家，時常有親戚或僕人幫助[33]。1843年羅伯特·托德·林肯出生，1846年愛德華·貝克·林肯（埃迪）出生。林肯「非常喜愛孩子」[34]，夫妻二人對自己的孩子也並不算嚴厲[35]。
1850年1月1日，愛德華在春田市過世，死因可能是肺結核。1850年12月21日，「威利」·林肯出生，於1862年2月20日過世。林肯一家的第四子湯瑪斯·「塔德」·林肯於1853年4月4日出生，1871年7月16日因心力衰竭死去，時年18歲[36]。羅伯特是唯一活到成年並育有子女的，他的最後一代後裔，外孫羅伯特·托德·林肯·貝克維斯於1985年去世[37]。
孩子的死亡對林肯夫婦的影響巨大。瑪麗後來因孩子和丈夫的死深受折磨，1875年羅伯特短暫將她送進一所精神病院[38]。亞伯拉罕·林肯本人則受到「憂鬱」的困擾，這一狀況現今被稱作臨床抑鬱症[39]。
林肯的岳父居住於肯塔基州列克星敦，他和托德家族的其他成員都擁有奴隸或進行奴隸貿易。林肯與托德家族關係頗為密切，時常和家人一起拜訪列克星敦的托德莊園[40]。林肯是個十分慈愛的丈夫和父親，雖然時常無法同家人共處。
1832年，23歲的林肯貸款買下新薩勒姆的一家小雜貨店。雖然這一地區經濟十分興旺，這家店的經營狀況卻不好，林肯最終也將之出手。同年3月，林肯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試圖參選伊利諾州議會。他在當地頗受歡迎，十分健談，能夠吸引聽眾，但缺乏教育、有權勢的朋友和財力，這可能是他最終敗北的原因。他試圖推動改善桑加蒙河的航行條件[41]。
在選舉之前，林肯在黑鷹戰爭中為伊利諾州民兵服役，軍階至上尉[42]。戰後他繼續為8月6日的議會選舉造勢。林肯身材高大強壯，能夠「震懾任何對手」[43]。在他的第一次演說時他見到自己的支持者被人攻擊，於是他抓住此人的「脖子和褲腳」，將他丟了出去[44]。最終在13名候選人中林肯僅名列第八（前四名當選），但他在新薩勒姆選區的300張選票中獲得277張[45]。
林肯在新薩勒姆擔任郵政局長，後來成為縣勘測員，並始終如饑似渴地閱讀學習著。後來他決定成為一名律師，並通過閱讀布萊克斯通的《英格蘭法律評論》等法律書籍自學。林肯說「我不和其他人一起學習」來描述自己的學習方法[46]。1834年，他第二次議會競選獲得成功；雖然他以輝格黨人身份參選，許多民主黨人相比一個更有權勢的輝格黨候選人，更願意選擇他[47]。
1836年，林肯獲得律師從業資格[48]，並遷至伊利諾州的春田市，在瑪麗·托德的堂兄弟約翰·T·斯圖爾特處開始當律師[49]。林肯成為了一名能幹的且成功的律師，在盤問和最後陳述方面頗有名聲。他在1841年至1844年與史蒂芬·T·洛根搭檔，此後自立門戶，同威廉·亨頓搭檔。他稱亨頓是個「努力好學的年輕人」[50]。作為來自桑加蒙縣的輝格黨議員，他在伊利諾州眾議院中連任四屆[51]。
在1835–36年立法會期中，林肯投票將投票權擴大到所有白人男性，不論是否擁有土地[52]。他以「自由土壤」立場聞名，同時反對蓄奴制和廢奴主義。1837年在第一次闡述自己的觀點時，他說道：「奴隸制是建立於不公正和糟糕的政策之上的，但施行廢奴主義卻將增強而非緩和其罪惡[53]。」他緊隨亨利·克萊，支持美國殖民協會將獲自由的奴隸定居至賴比瑞亞的措施[54]。
自1830年代初起，林肯便是堅定的輝格黨人，他在1861年對友人說自己是「老派輝格黨人，亨利·克萊的使徒」[55]。輝格黨以及林肯支持銀行業現代化和保護性關稅，以推動內部提升，如鐵路建設，同時也支持城市化[56]。
1846年，林肯當選美國眾議院議員，並任一屆（兩年）。他是伊利諾州唯一的輝格黨議員，對輝格黨十分忠誠，參加幾乎所有投票，演說也遵從輝格黨的路線[57]。林肯和廢奴主義議員約書亞·R·吉丁斯一同起草法案，廢除哥倫比亞特區內的蓄奴制，補償奴隸主，加強捕捉逃奴的力度，並推動公民投票。這一法案無法吸引足夠的輝格黨支持者，因此他後來放棄了法案[58]。
在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上，林肯反對美墨戰爭，稱它是波爾克總統所追求的「軍事榮譽——從血雨中升起的誘人彩虹[59]」。他同時還支持《威爾莫特附件》，這一條款如果成立，將在美國從墨西哥奪取的領土內禁止奴隸制[60]。
林肯堅定反對波爾克，起草並提出他的《點決議》。戰爭由墨西哥在爭議土地上屠殺美軍士兵開始，波爾克堅稱墨西哥「入侵了我們的國家，在我們的土地上灑下我們人民的血[61][62]。」林肯要求波爾克向國會說明究竟血被灑在哪一個點上，以及證明這個點是否位於美國的土地上[62]。
國會從來沒有通過這一決議，甚至沒有討論，國家報紙也完全無視它，這導致林肯在本選區失去政治支持。一份伊利諾州的報紙嘲弄地稱他為「（污）點林肯」[63][64][65]。林肯後來對於自己的一些言論感到後悔，尤其是他對總統開戰權力的攻擊[66]。
林肯在1846年承諾只會在眾議院任一屆。他意識到克萊很難當選總統，於是決定在1848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輝格黨提名中支持扎卡里·泰勒將軍[67]。泰勒最終獲勝，林肯希望能夠成為地政事務辦公室專員，但這一職位最終被交給了他來自伊利諾州的對手賈斯汀·巴特菲爾德。在政府的眼中巴特菲爾德是一名十分老練的律師，但在林肯的眼中他只是一塊「老化石」[68]。作為慰藉，政府希望他擔任奧勒岡地區的區長。這一地區較為偏遠，是民主黨的要塞，且接受這一職位將意味著他在伊利諾州的法律和政治生涯的終結，因此林肯拒絕這一提名，繼續從事法律事業[69]。
林肯回到春田市繼續從事法律，處理「一切大草原律師可能應對的事務」[70]。在16年中，當縣法庭開庭時，他會來到州中部地區的縣首府，每一年來兩次，每一次來10周[71]。在美國西進的過程中，林肯處理許多與交通運輸有關的案件，尤其是在新建鐵路橋下運營河流駁船的矛盾衝突。曾經駕駛內河船的林肯一開始是同情駁船的，但最終還是代表雇主的利益[72]；事實上，他後來在一艘運河船撞橋沉沒的里程碑案件中代表一家橋公司應對一家船公司[73][74]。1849年，林肯獲得一項能幫助船在淺水中移動的漂浮裝置的專利。這一發明最終沒有被商業化，但林肯仍然是唯一一位擁有專利的總統[75][76]。
1851年，林肯代表奧爾頓和桑加蒙鐵路公司參與訴訟，緣由是公司股東詹姆士·A·巴雷特以公司改變了原運行線路為由，拒絕按承諾購買股份[77][78]。林肯抗辯道，鐵路公司在巴雷特作出承諾時，早已不遵循最先的營業許可；這一許可已經根據公眾利益修訂了，提供更新、更好和更便宜的線路，由此公司仍然有要求巴雷特付款的權利。伊利諾州最高法院的最後裁定被全國許多法庭引用[77]。林肯175次出現在伊利諾州最高法院上，其中51次為唯一訴訟律師，而在那之中有31次勝訴[79]。從1853年至1860年，林肯的最大客戶之一還包括伊利諾中央鐵路[80]。
林肯最著名的案件發生在1858年，當時他為被控謀殺詹姆士·普雷斯頓·梅茨克的威廉·「達夫」·阿姆斯特朗辯護[81]。在此案中，林肯利用由司法認知建立的一項事實，挑戰目擊者的可靠性。在對方目擊者聲稱他親眼在月光下目擊謀殺之後，林肯拿出《農夫年曆》，顯示在那一時刻月亮角度較低，因此月光下的辨識度大減。根據這一證據，阿姆斯特朗被宣告無罪[81]。
林肯鮮少在法庭上提出反對，但在1859年，林肯為自己的表兄弟，被控捅死人的皮奇·哈瑞森辯護時，憤怒地抗議法官拒絕採納對於本方有利的證據。民主黨法官並未如大家所想的一般，宣布林肯蔑視法庭，而是改變之前的決定，採納先前的證據，並最終宣告哈瑞森無罪[81][82]。
到1850年代，奴隸制在美國南部仍然合法，而在北部州則逐漸被非法化，如伊利諾州[83]。林肯反對奴隸制和將奴隸制擴展至西部的新領土[84]。為了反對支持奴隸制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1854年），他重回政治；這一法案廢止先前限制奴隸制的《密蘇里妥協》（1820年）。伊利諾州參議員史蒂芬·A·道格拉斯將「人民主權論」併入這一法案：他的條款規定定居者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在新領土上採取奴隸制，而非將這一決定交由國會；林肯反對這一條款[85]。
埃里克·福納（2010年）對比廢奴主義者和美國東北的激進共和黨人（將奴隸制視為罪）與保守派共和黨人（認為奴隸制的壞處在於其損害白人的利益並阻礙進步）。福納認為林肯是一個身處中間的溫和派，他反對奴隸制的原因是其違反國父們擬定的共和主義原則，尤其是在《獨立宣言》中提到的所有人的平等和民主自治權利[86]。
1854年10月16日，在他的《皮歐立亞演說》中，林肯公開自己對奴隸制的反對態度，並一直重申之直至他當選總統[87]。他以自己的肯塔基口音，以強有力的聲音發表演說[88]，稱堪薩斯法案中有「公開的中立，但我認為它必須是隱藏著真實的傳播奴隸制的熱情。我不由得憎恨它。我憎恨它，因為奴隸制本身便是巨大的不公。我憎恨它，是因為它使我們失去讓我們的共和制在世界上發揮正義影響的資本。[89]」
1854年末，林肯作為伊利諾州輝格黨候選人競選參議院議員。當時，參議員由州立法機關選舉[90]。在前六輪投票取得領先但始終無法取得過半之後，林肯以罕見的大度指示支持者將票投給立場相近的少數派萊曼·特倫布爾，而後者也最終擊敗他的對手喬爾·阿爾德里奇·馬特森[91]。輝格黨已經為《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所分裂，其局面難以挽回。林肯寫到：「我認為我是個輝格黨人，但其他人卻說並沒有輝格黨人一說；說我是一個廢奴主義者，但我做的卻僅僅是反對擴張奴隸制而已[92]。」
於是在舊輝格黨、自由土地黨、自由黨和民主黨黨員的基礎上，林肯推動新的共和黨的建立[93]。在1856年共和黨全國大會上，林肯在本黨副總統候選人選票上排名第二[94]。
1857年–1858年，道格拉斯同總統詹姆士·布坎南決裂，導致民主黨內部產生權力鬥爭。甚至有一些東部的共和黨人都支持他連任參議員，原因是他當時主力反對《列康普頓憲法》，而這一憲法將使堪薩斯州成為蓄奴州[95]。1857年3月，最高法院對《史考特訴桑福德案》做出裁定：首席大法官羅傑·B·托尼認為黑人並非公民，因此不能從憲法中獲得權利。林肯譴責這一裁決，並稱它是民主黨支持奴隸主權力的政治陰謀[96]。他說：「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們本意絕不是『人人在膚色、體型、智力、道德和社會能力上是平等的』，但他們的確認為『人人生而平等——在不可剝奪的權利上是平等的，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97]
1858年，州共和黨大會提名林肯參選參議院。林肯由馬可福音3:25中汲取靈感，發表《分爭之家演說》：「若一家自相分爭，那家就站立不住。我認為這個政府不能在半奴隸半自由的狀態下長存。我不希望這個聯邦分崩離析——我不希望這個家滅頂顛覆——但我確實希望它結束分爭。它將向兩條迥然相異的方向發展[98]。」這一演說描繪在奴隸制爭論之下的分立所帶來的危險，並激勵北方的共和黨人[99]。由此，全州的選舉也即將展開，州立法機關將選擇林肯或道格拉斯作為伊利諾州參議員[100]。
1858年的參議院競選過程中，林肯和道格拉斯展開了七次辯論，這是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辯論[101]。兩人的原則在現實和政治方面形成鮮明對比。林肯警告說「奴隸權力」將威脅美國的共和主義價值，並控訴道格拉斯曲解了國父們「人皆生而平等」的意圖；而道格拉斯則著重強調了自己的弗里波特主義觀點——定居者有權自己選擇是否施行奴隸制，並控訴林肯已經成為了廢奴者中的一員[102]。這一系列辯論氛圍如同拳擊賽一般，吸引了大量的觀眾。林肯說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權論是對國家道德的威脅，道格拉斯是將奴隸制擴展至自由州的陰謀的代表。道格拉斯則說林肯蔑視最高法院權威和《史考特案》的裁決[103]。
共和黨的候選人在選票中領先，但民主黨獲得更多的席位，因此立法機關選舉道格拉斯連任參議員。林肯雖然敗北，但他對這一問題的觀點和闡釋使他在全國政治界獲得名望[104]。1859年5月，林肯買下《伊利諾州公報》，一家長期支持他的德語報社；全州130,000名德裔美國人大部分支持民主黨，但一份德語報紙應當能夠為共和黨獲得一定支持[105]。
1860年2月27日，紐約共和黨領袖邀請林肯到庫伯聯盟學院向一群有權勢的共和黨人發表演說。林肯表示人民主權論對國父們並沒有價值，他們還不斷嘗試限制奴隸制。林肯堅持認為共和黨人的道德基礎要求他們反對奴隸制，並否定一切「在對與錯中間地帶的摸索」[106]。雖然他的外表顯得粗野——許多觀眾認為他顯得笨拙甚至醜陋[107]——但他卻展示在才智上的領導力，由此他也進入共和黨的前列，並獲得參與共和黨總統候選的機會。記者諾亞·布魯克斯寫到：「從來沒有人能在第一次出場時給紐約觀眾留下這般的印象[108][109]。」
史學家大衛·赫伯特·唐納德稱這一演說是「一位未宣布的候選人的一次一流的政治行動，在一個對手（威廉·H·蘇厄德）的本州和另一個對手（薩蒙·P·蔡斯）的支持者舉辦的活動上出現，而在這演說過程中沒有提到先前任何一個人[110]。」在被問到是否有競選總統的意向時，林肯說：「在我的口中確實有這麼一點感覺[111]。」
1860年5月9日至10日，伊利諾州共和黨州大會在第開特舉行[112]。林肯的支持者組織競選團隊，由大衛·戴維斯、諾曼·朱德、萊昂納德·斯威特和傑西·杜博瓦領導，林肯也獲得他總統競選中的最初支持[113]。支持者們利用他在邊疆地帶同他父親的故事（開拓荒地以及用斧子劈開柵欄），為他創造「柵梁候選人」這一名號[114]。
5月18日，在芝加哥的共和黨全國大會上，林肯的友人通過手段在第三次投票中幫助他擊敗蘇厄德和蔡斯，獲得提名。來自緬因州的前民主黨人漢尼巴爾·哈姆林則獲得副總統的提名。林肯的成功來源於他在奴隸制問題上的溫和立場，以及他對輝格黨內部提升觀點以及保護性關稅的支持[115]。
在第三次投票中，賓夕法尼亞州的選票使他升到首位。他對保護性關稅政策的支持將使該州的鐵礦利益得到保護[116]。林肯的競選團隊巧捷地在不同州的代表之間遊走，同時聽從林肯的要求，「不要訂立限制我的合約」[117]。
大部分共和黨人同意林肯的觀點，認為在《史考特案》裁決和布坎南治下奴隸權力對政府的控制加強，北方是受害的一方。在整個1850年代，林肯對於內戰是否會爆發持懷疑態度，他的支持者也拒絕倘若他當選將會導致分裂的說法[118]。同時，道格拉斯被選為北方民主黨人的候選人。來自11個蓄奴州的代表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因為不贊同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權論觀點而憤而離席，並最終自選約翰·C·布雷肯里奇作為候選人[119]。
道格拉斯和其他候選人積極競選造勢，而林肯則是唯一一個沒有發表任何演說的候選人。他緊密關注競選過程，依靠共和黨的熱情。共和黨的努力使他們在北方獲得多數支持，並大量製作海報、傳單和發表社論。共和黨演說人(其中包括了蘇厄特與蔡斯)首先根據政黨立場發言，然後講述林肯的故事，著重提到他童年的貧困，其目標是展示「自由勞工」的力量——一個普通的農場男孩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一路來到最頂層[120]。共和黨在文字上的造勢完全壓過林肯的反對者；單是《芝加哥論壇報》寫手製作講述林肯生活故事的小冊子便賣出100,000至200,000份[121]。
1860年11月6日，林肯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史蒂芬·A·道格拉斯、南方民主黨候選人約翰·C·布雷肯里奇和憲法聯邦黨候選人約翰·貝爾，當選第16任美國總統。他是來自共和黨的第一位總統。他的勝利主要來自於北部和西部的支持；15個南方蓄奴州的10個沒有給他任何選票，而在所有南部州的996個縣中他只贏得2個縣[122]。
林肯總共獲得1,866,452票，道格拉斯1,376,957票，布雷肯里奇849,781票，貝爾588,789票，投票率達到82.2%。林肯贏得北方自由州、加利福尼亞以及奧勒岡；道格拉斯贏得密蘇里，並與林肯分享紐澤西州選票[123]；貝爾贏得維珍尼亞州、田納西州和肯塔基州；而布雷肯里奇則贏得剩餘的南方州[124]。
林肯雖然在民選中只獲得簡單多數，但在選舉人團中卻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他拿下180票，而他的對手總共只拿下123票。林肯的對手在紐約、紐澤西和羅德島採取合併選票的策略，但假如他們在所有州都採取這一策略，林肯仍然將在選舉人團中以多數勝出[125]。
隨著林肯當選已成定局，分離主義者明確表示他們將在林肯次年3月就職之前脫離聯邦[126]。1860年12月20日，南卡羅來納州首先宣布脫離；到1861年2月1日，佛羅里達、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喬治亞、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薩斯都緊隨其後[127][128]。其中的六個州採納新憲法，宣布成立新的主權國家美利堅聯盟國（邦聯）[127]。南部偏北和邊緣州（德拉瓦、馬里蘭、維珍尼亞、北卡羅來納、田納西、肯塔基、密蘇里和阿肯色）雖然聽取，但最終拒絕了脫離聯邦的請願[129]。總統布坎南和當選總統林肯拒絕承認邦聯，宣布脫離為非法[130]。邦聯於1861年2月9日選舉傑佛遜·戴維斯為臨時總統[131]。
開始雙方還試圖妥協。《克里特登妥協》將1820年《密蘇里妥協》規定的界線擴展，將領土直接劃分為自由州和蓄奴州，而不是共和黨的自由領土政策[132]。林肯不同意這一妥協，他說：「我死也不會同意，看起來像是要收買本就屬於我們的政府的任何妥協或讓步[133]。」
然而林肯卻心照不宣地支持憲法的《科溫修正案》；這一修正案在林肯入職前已經在國會通過，正等待各州簽署，它將保護蓄奴州的蓄奴權利，並保證國會不會在南方不同意的情況下干涉奴隸制[134][135]。在戰爭開始前幾周，林肯向每個州長寄去信函，告知他們國會已經通過憲法的修正案[136]。對於召開憲法會議以商討進一步的憲法修正，林肯持開放態度[137]。
在乘火車前往就職的路途上，林肯對北部的民眾和議會發表演說[138]。他在巴爾的摩躲過了暗殺的企圖－他的安全首長阿蘭·平克頓粉碎了這一陰謀。1861年2月23日，他便衣來到了華盛頓，然後受到軍隊的嚴密保衛[139]。林肯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將矛頭指向了南方，再次宣稱他沒有意圖，也沒有廢除南方奴隸制的意向：
南部諸州的人民看起來存在著疑慮：共和黨執政意味著他們的財產、和平和人身安全將會出現危險。這種疑慮絕無明智的理由。真的，事實是最有力的證據，供大家去檢視。你們可以從他幾乎所有的演講中發現這一點——就是現在在你們面前演講的這人。我只能從這些演講中挑選一篇，當時我發表宣言——我並不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去干涉蓄奴州的慣例。我相信我沒有這樣做的合法權力，我也不傾向這樣去做。
——第一次就職演說，1861年3月4日[140]
他最後以向南方人民的呼告結束演說：「我們不是敵人，而是朋友。我們必須不成為敵人，回憶的神秘之弦，從每一片戰場和愛國者之墓伸展開琴弦，在這寬廣的國土上與每一顆搏動的心房、溫暖的壁爐聯結起來，當我們本性中的更為美好的天使——只要他們真的樂意——去再次觸撫琴弦，我們仍將陶醉於聯邦大合唱之中[141]。」1861年和會的失敗意味著妥協已經不再可能。到1861年3月，南方的領袖已經不再提議將以任何條件重返聯邦。與此同時，林肯和共和黨領袖一致同意，拆分聯邦的行為是不可容忍的[142]。在戰爭近結束時，林肯說到：雙方都聲稱反對戰爭，但有一方寧願發動戰爭也不願讓國家存留，而另一方則寧願接受戰爭也不願讓國家滅亡，於是戰爭來臨[143]。
南卡羅來納州薩姆特堡的指揮官羅伯特·安德森少校向華盛頓要求提供軍需，而林肯同意了這一要求，分離主義者們視此為戰爭行為。1861年4月12日，邦聯軍隊向薩姆特堡的聯邦軍隊開火，迫使他們投降，內戰由此開始。史學家阿蘭·內文斯稱新上任的林肯犯了三個錯誤：輕視了危機的嚴重程度、誇大了南方同情聯邦的程度，以及沒有意識到南方同情聯邦的人堅持要求不要入侵[144]。
威廉·特庫姆塞·舍曼在林肯就職的當周與他交談，對他沒有意識到「國家正安眠於火山口之上」和南方已經在為戰爭做準備感到「十分失望」[145]。唐納德說：「在就職和薩姆特堡走火之間的幾個月里，他不停地試圖避免衝突，這體現他對『不灑下第一滴同胞的血』的承諾的堅持；然而他同樣承諾堡壘不會投降。這相互矛盾的立場的結果便是邦聯必須打響第一槍，而事實上他們也就這麼做[146]。」
4月15日，林肯要求所有州派出總共75,000名軍人，重奪堡壘，保衛華盛頓，「保護聯邦」——在他的眼中，聯邦仍然存在。這一要求使各州必須決定立場。維珍尼亞宣布脫離，作為獎勵，邦聯定都里奇蒙，雖然里奇蒙距離聯邦相當近。北卡羅來納、田納西和阿肯色也在之後的兩個月投票決定脫離。脫離的意向在密蘇里和馬里蘭十分強烈，但最終沒有成行；肯塔基則試圖保持中立[147]。
在林肯發出命令之後，軍隊前往華盛頓保衛首都。4月19日，巴爾的摩控制鐵路的分離分子攻擊邦聯軍隊。林肯暫停人身保護令，由此巴爾的摩市長喬治·威廉·布朗和其他馬里蘭州有嫌疑的政客在未被批准的情況下被逮捕和羈押[148]。馬里蘭州一個分離主義團體的領袖約翰·梅里曼上書首席大法官羅傑·B·托尼，希望他開出人身保護令，並稱不經審訊便關押他是非法的。托尼簽署人身保護令，由此要求釋放梅里曼，但林肯無視這一要求。在這之後和戰爭期間，林肯受到反戰民主黨人的強烈抨擊，這些人被稱為「銅頭蛇」[149]。
在薩姆特堡陷落之後，林肯意識到立即行政指揮戰爭以及制定反叛總策略的重要性。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政治和軍事危機，他作為總司令做出應對，前所未有地運用權力。他擴大自己的戰爭權力，封鎖所有邦聯港口，在國會同意之前撥款，並且在暫停人身保護令之後逮捕和關押數千名有嫌疑的邦聯同情者。在這些行動上，林肯得到國會和北方民眾的支持。除此之外，林肯還需要保證邊緣蓄奴州對聯邦的同情，並且使戰爭不要擴展成為國際衝突[150]。
戰爭使林肯逐漸受到蔑視，並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從戰爭一開始，他意識到兩黨合作對於戰爭的勝利是必要的，但任何形式的妥協都會使雙方不滿，例如任命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擔任聯邦軍指揮。銅頭蛇們批評林肯拒絕在奴隸制上讓步；而激進共和黨人則批評他在廢除奴隸制的道路上走得太慢[151]。1861年8月6日，林肯簽署《充公法案》，授權沒收並釋放被用於邦聯戰爭的奴隸。事實上這一法令作用很小，但它體現了對在邦聯中廢除奴隸制的政治支持[152]。
1861年8月末，1856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C·弗雷蒙特將軍在未經請示華盛頓上級的情況下，宣布在密蘇里州實施戒嚴。他宣布任何被發現攜帶武器的平民將被送上軍事法庭並射殺，此外支持叛亂的奴隸將獲自由。弗雷蒙特此前已經因為在軍隊中的瀆職受到指控，並被控欺詐和腐敗。林肯否決弗雷蒙特的法令，他認為弗雷蒙特釋放奴隸的行為是政治行為，在軍事上不是必須的，且也不是合法的[153]。在這之後，聯邦來自馬里蘭、肯塔基和密蘇里的軍人數目上升超過40,000[154]。
1861年末的特倫特號郵輪事件使美國和英國處於戰爭邊緣。美國海軍在公海上非法攔截英國商船特倫特號，並逮捕兩名邦聯公使；英國表示抗議，而美國則歡欣鼓舞。林肯釋放這兩人，成功避免同英國的戰爭[155]。一開始由於經驗不足，林肯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不插手，他將外交決策基本交給國務卿威廉·蘇厄德。蘇厄德對於特倫特事件的最初反應太過激烈，由此林肯找到參議員、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英國外交專家查爾斯·薩姆納[156]。
為了學習軍事術語，林肯從國會圖書館借得並學習亨利·哈勒克的書籍《軍事藝術和科學的元素》[157]。他十分費心地關注華盛頓戰爭部的電報；密切關注軍事的每一個方面，與部長商討，並根據過去的成績（以及所在州和政黨）任命將軍。1862年1月，在對戰爭部的暴利和低效的控訴之下，林肯撤換西蒙·卡梅隆，任命埃德溫·斯坦頓為戰爭部長。斯坦頓是保守民主黨人（1860年支持布雷肯里奇），和許多保守民主黨人一樣，他後來在林肯任下成為反奴隸制的共和黨[158]。
在戰爭策略方面，林肯認為有兩者需要優先考慮：需要保證華盛頓防衛得當，以及積極出戰，以滿足北方對迅速和決定性勝利的渴求；主要的北方報紙認為應當在90日內贏下戰爭[159]。林肯每周兩次在下午同內閣會晤，瑪麗·托德偶爾會要求他乘車，擔心他工作得過於辛苦[160]。林肯從參謀長亨利·哈勒克將軍（歐洲軍事策略家約米尼的學生）處學到控制戰略要地的重要性，例如密西西比河[161]；同時他也明白維克斯堡的重要性，並明白擊敗敵軍要比占領土地重要[162]。
1861年，在聯邦於第一次馬納薩斯戰役中敗北和年老的溫菲爾德·史考特宣布退役之後，林肯任命喬治·B·麥克萊倫為全聯邦軍隊總司令[163]。麥克萊倫是一名年輕的西點軍校畢業生、鐵路公司經理和賓夕法尼亞州民主黨人。他花了數個月計劃和實施半島戰役，比林肯希望的時間要長。戰役的目的是將波多馬克軍團通過船運運上半島，登陸並占領邦聯首都里奇蒙。麥克萊倫不斷的延遲，以及他所持的華盛頓不需要軍隊防衛的觀點使林肯和國會感到不滿。林肯堅持要求麥克萊倫必須拿出一些軍隊來保衛首都；而始終高估邦聯的軍力的麥克萊倫則將半島戰役的失敗怪罪於此[164]。
1862年3月，林肯撤換麥克萊倫，任命亨利·韋傑·哈勒克為總司令，原因是麥克萊倫在《哈瑞森登陸信》中向林肯建議在戰爭中應當謹慎[165]。麥克萊倫的信件激怒激進共和黨人，他們成功使林肯任命共和黨人約翰·波普為維珍尼亞軍團指揮官。波普同意林肯從北攻擊里奇蒙從而保護首都的戰略意圖[166]。
然而由於沒有得到此時指揮波托馬克軍團的麥克萊倫的支援，波普於1862年夏天在第二次馬納沙斯之役中大敗，波托馬克軍團被迫第二次保衛華盛頓[166]。1862年，戰爭同時拓展到海上，邦聯「維珍尼亞號」於漢普頓錨地海戰中在維珍尼亞州諾福克擊損三艘聯邦艦船，然後被聯邦「莫尼特號」擊損。林肯仔細評估戰況，並質問海軍軍官[167]。
林肯雖然對麥克萊倫沒有支援波普感到不滿，但受情況所迫，將華盛頓附近所有軍隊的指揮權重新交給他，由此也使除蘇厄德之外的所有內閣成員感到失望[168]。兩天之後，羅伯特·E·李將軍的軍隊跨過波托馬克河進入馬里蘭，導致1862年9月安提塔姆戰役的爆發[169]。這是美國歷史上最為慘烈的戰役，但聯邦軍的勝利使林肯得以在次年1月公布《解放奴隸宣言》。林肯已經在之前起草好宣言，只等待著一場勝利，由此才不會被認為這是走投無路之舉[170]。
麥克萊倫拒絕林肯追趕李的軍隊的要求，而唐·卡洛斯·布爾將軍也拒絕讓俄亥俄軍團攻擊東田納西的叛軍。由此林肯撤換布爾，以威廉·羅斯克蘭斯取代之；在1862年中期選舉之後，他用共和黨人安布羅斯·伯恩賽德取代麥克萊倫。這兩人在政治上都屬溫和派，也都更支持林肯[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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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賽德拒絕林肯的建議，提前跨過拉帕漢諾克河，並於12月在菲德里克斯堡被李擊敗。伯恩賽德不只在戰場上失利，他的軍隊同時也喪失士氣和紀律。1863年的逃兵數量上千，而在菲德里克斯堡之役後這一數目增加[172]。林肯起用約瑟夫·胡克，雖然後者曾出口不慎，聲稱需要實施軍事獨裁[173]。
在1862年中期選舉，共和黨遭遇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公眾對於政府沒能迅速結戰爭、通貨膨脹、高稅負、腐敗傳言、人身保護令的廢止和義務兵役法感到不滿，並且擔心獲得自由的奴隸會擾亂勞動市場。9月的《解放奴隸宣言》使共和黨在新英格蘭的鄉村地區以及中西部北部獲得選票，但在中西部南部和城市中則失去選票[174]。
共和黨受到阻礙，而民主黨則獲得激勵，在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印第安納和紐約發揮出色。共和黨得以在國會中和主要的州（除紐約）中占據多數。《辛辛那提公報》認為選民「對於無止盡的戰爭狀況，以及國家資源快速消耗但國家卻沒有發展進步而感到沮喪[174]。」
1863年春，林肯對於接下來的軍事行動十分樂觀，以至於他認為只要通過一系列的勝利就能儘快促成戰爭的結束；戰爭的計劃包括胡克在里奇蒙北部對李的進攻、羅斯克蘭斯對查塔努加的進攻、格蘭特對維克斯堡的進攻，以及對查爾斯頓的海上進攻[175]。
胡克在5月的錢斯勒斯維爾戰役中被李擊潰[176]，但仍然繼續指揮幾周的軍隊。他無視林肯的命令，分散兵力，而這可能迫使李在哈珀斯費里也做出同樣的決策；胡克提交辭呈，林肯也予以接受，並任命喬治·米德取代之。米德跟隨李進入賓夕法尼亞，展開葛底斯堡戰役並為聯邦取得勝利，但沒能捕獲李的軍隊。與此同時，在初期遭遇失敗後，格蘭特對維克斯堡實行包圍，而聯邦海軍則在查爾斯頓港取得一定程度的勝利[177]。在葛底斯堡戰役之後，林肯意識到他的軍事決策如果通過戰爭部長或總指揮傳達給將軍，將會更加有效（將軍們不喜歡林肯直接干預策略）。即便如此，林肯仍時常以總司令的身份向將軍們作出詳細的指示[178]。
林肯明白聯邦政府廢止奴隸制的權力是受到憲法限制的——在1865年前，這一問題被交由州自己處理。他在當選之前和之後都提到，禁止奴隸制擴張到美國新領土將會導致奴隸制的最終滅亡。在戰爭初期，他嘗試說服各州接受「有償解放」以使他們終結奴隸制。他認為通過這些方式來限制奴隸制會在經濟上消滅之，就如國父們所設想的那樣[179]。林肯分別在1861年8月和1862年5月拒絕由約翰·C·弗雷蒙特和少將大衛·亨特提出的有地域限制的解放方案，理由是他們沒有這樣的權力，並且這樣做將會激怒忠於聯邦的邊緣州[180]。
1862年6月19日，在林肯的支持下，國會通過法案禁止在聯邦土地上實施奴隸制。1862年7月，《第二充公法案》獲得通過，這一法案將解放支持叛亂者所擁有的奴隸。林肯認為國會並沒有權力在那些州中解放奴隸，但仍然服從國會簽署法案。他認為這樣的行動只有總司令在憲法授予的戰爭權力下才能採取，並且他自己也打算這麼做。同月，林肯同內閣成員討論一份《解放奴隸宣言》的草稿。在草稿中他寫到：「根據事宜且必須的軍事手段，1863年元月1日起，所有在聯盟國為人占有而做奴隸的人們都應在那時及以後永遠獲得自由[181]。」
林肯私下決定邦聯的奴隸制必須被摧毀。然而銅頭蛇們認為解放奴隸將對和平統一產生阻礙。頗有聲望的《紐約論壇報》的共和黨編輯霍勒斯·格里利便為之所影響[182]。林肯便在1862年8月22日直接寫信駁斥，林肯說，儘管他個人希望所有人都能自由，但他作為總統採取這項措施的主要目的是要維護聯邦[183]：
我在這場鬥爭中的首要任務是維護聯邦，而不是保存或摧毀奴隸制。如果我能夠維護聯邦而不需要解放任何奴隸，我會這麼做，而如果我能夠通過解放所有奴隸而維護聯邦，我會這麼做；而如果我能通過解放一些奴隸，不管其他奴隸而維護聯邦，我也會這麼做。我為奴隸制和有色人種所做的，是因為我認為這麼做能夠維護聯邦；我不做的，是因為我不認為做了將會維護聯邦。我已經根據我對公務的理解闡明我的目的；我也不準備對我時常提到的個人願望，即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應自由，做出任何更改[184]。
1862年9月22日，林肯發布了《解放奴隸宣言》的初稿，並於1863年1月1日發布了正式的宣言，宣布在不為聯邦所控制的10個州解放所有奴隸，但邊境州地區除外[185]。在接下來的100天裡，林肯使軍隊和國家為解放做好準備；而民主黨則在1862年的小年選舉中警告選民解放奴隸對北方的白人可能存在威脅[186]。
在反叛州廢奴成為一項軍事目標，聯邦軍隊南下，一路解放奴隸，直至邦聯領土內的所有300萬奴隸都被解放。林肯對《宣言》的評論是：「在一生中，我確信，我未做過比簽署此宣言更加正確的決定[187]。」在一段時間內，林肯延續早先為解放奴隸建立殖民地的計劃。他在《宣言》內對殖民計劃積極的評論，但是這一舉措最終失敗[188]。在《宣言》公布幾日之後，十三個共和黨州長在戰時州長會議上會晤；他們支持《宣言》，但希望將喬治·B·麥克萊倫將軍從聯邦軍總指揮位置上撤下[189]。
在《解放奴隸宣言》出台之後，將前奴隸召入軍隊成為一項官方政策。至1863年春，林肯已經準備好大量招募黑人士兵。在寫給田納西州戰時州長安德魯·詹森的信中，林肯鼓勵他領頭招募黑人軍人，並寫到：「50,000名武裝且受訓的黑人士兵出現在密西西比河岸上，將能夠立刻終結叛亂[190]。」至1863年年末，在林肯的指示下，洛倫佐·湯瑪斯將軍已經從密西西比河谷招募20個團的黑人士兵[191]。菲德里克·道格拉斯如此評論林肯：「在他身邊，我從來沒有想起我的卑微出身，或是我那不受歡迎的膚色[192]。」
1863年聯邦在葛底斯堡戰役中取得重要勝利，而在秋天銅頭蛇在俄亥俄州選舉中敗北，雖然同時還發生紐約徵兵暴動，林肯在黨內仍然擁有穩定的支持，並有機會重新為這場戰爭下一個定義。這為他於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公墓的演說搭建舞台[193]。林肯預計這一演說「將不會為世界所注意，也不會為世界所記憶」，但它卻成為美國歷史上被最頻繁引用的演講[194]。
在三分鐘內，使用272個詞，林肯強調美國並非生於1789年，而是1776年，「孕育於自由，且致力於凡人皆生而平等此信念」。他將這場戰爭定義為「為自由和平等原則所進行的努力」。解放奴隸現在已經成為戰爭的一部分。他宣布軍人英勇的獻身將不會成為徒勞，而奴隸制將因這些犧牲而終結，而世界民主的未來將得到保有，「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當免於凋零」。林肯總結道，內戰有一大意義深遠的目標：一個國家自由的新生[195][196]。
米德沒能在李的軍隊從葛底斯堡撤退時擒獲之，波托馬克軍團又一直處於被動狀態，林肯決定應當撤換指揮。尤利西斯·S·格蘭特將軍在希洛戰役和維克斯堡戰役中的勝利給林肯留下深刻的印象，林肯將他列為聯邦軍總指揮的候選人。在希洛戰役之後格蘭特受到批評，而林肯說：「我不能放棄這個人。他在戰鬥[197]。」林肯認為在格蘭特成為統帥之後，聯邦軍將能夠在多個戰場展開一系列協調的攻勢，並且能擁有一位願意使用黑人士兵的統帥[198]。
即便如此，林肯還是擔心格蘭特可能考慮在1864年競選總統，就如麥克萊倫一般。林肯派出中間人探訪格蘭特的政治意圖，而在確定他沒有此意圖之後，向參議院正式提名格蘭特作為聯邦軍統帥。他同時還從國會獲得授權，授予格蘭特中將軍階，這一軍階自華盛頓以來便沒有人擁有過[199]。
1864年，格蘭特發動陸路戰役。這場戰役被稱作是一場消耗戰，聯邦軍在莽原之役和冷港之役中都損失慘重。邦聯軍雖然擁有防守優勢，但他們的損失卻幾乎和聯邦的比例一樣高[200]。巨大的損失使北方警覺起來；格蘭特損失了近三分之一的軍力，而當林肯詢問他的計劃究竟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如果它要花費一整個夏天的話，我計劃就這麼打下去[201]。」
邦聯在增援方面較為匱乏，因此李的軍隊規模隨著每一場戰鬥都在減小。格蘭特的軍隊南下跨過詹姆士河，在維珍尼亞州彼得斯堡外展開圍城戰和戰壕戰。林肯到位於錫蒂波恩特的格蘭特探訪指揮部，並同格蘭特和舍曼（舍曼恰好從北卡羅來納來訪）討論局勢[202]。林肯和共和黨通過從北部徵兵動員，補充聯邦的損失[203]。
林肯授權格蘭特對邦聯的基礎設施，包括種植園、鐵路和橋梁展開攻擊，希望能夠打擊邦聯的士氣並削弱其繼續戰爭的經濟能力。格蘭特對彼得斯堡的軍事行動阻斷里奇蒙和南部之間的三條鐵路運行，由此舍曼和菲利普·謝里登得以在維珍尼亞州的謝南多厄河谷中攻擊種植園和城鎮。在1864年，舍曼橫穿喬治亞向大海的進軍造成的破壞局限於長60英里（97公里）的帶狀地帶，但林肯和其他指揮官都不認為破壞是主要目標，擊敗邦聯軍隊才是主要目標。尼利（2004年）總結道，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同，這時並沒有對平民進行「總體戰」的意圖[204]。
邦聯將領具伯·安德森·爾利在北方展開一系列攻擊，威脅首都。在爾利於1864年對華盛頓的襲擊時，林肯從一個暴露的位置觀看戰情；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上尉對他喊道：「快趴下，你這個蠢蛋，別被射中[205]！」在多次要求格蘭特保衛華盛頓之後，謝里登被授予這一職責，並化解爾利製造的威脅[206]。
格蘭特繼續消耗李的軍力，同時和談也開始了。邦聯副總統亞歷山大·H·史蒂芬斯一行在漢普頓錨地同會晤林肯和蘇厄德等人。林肯拒絕與邦聯任何對等的談判；他的唯一目標是終結戰事，因此會晤最終沒有結果[207]。1865年4月1日，格蘭特成功在五叉戰役中智勝李，並幾乎包圍彼得斯堡，邦聯政府從里奇蒙撤退。幾天之後，里奇蒙陷落，林肯來到里奇蒙；當他走過街道時，南方人一臉冰冷，但自由人卻致敬他為英雄。4月9日，李在阿波馬托克斯向格蘭特投降，戰爭事實上已經結束[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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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戰爭仍然進行中，而林肯則面臨連任競選。林肯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成功將共和黨的主要不同陣營拉攏到一起，並引入埃德溫·M·斯坦頓和安德魯·詹森這樣的戰時民主黨人。林肯每周花數小時時間同各地從政人士交談，並運用他在戰時得到擴大的權力，緊密團結不同陣營，為自己的政策吸引支持，並挫敗激進分子阻止他參選的意圖[209][210]。在1864年共和黨大會上，共和黨選定來自南部田納西州的戰時民主黨人詹森作為林肯的競選夥伴。為了將競選聯盟擴大以包括戰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林肯以一個新政黨國家聯合黨的名義參加競選[211]。
1864年，格蘭特的春季戰役陷入僵局，聯邦的損失漸增，在軍事上的不成功對林肯的連任競選產生影響，全國許多共和黨人擔心林肯將會敗北。於是林肯起草並簽署一份承諾，表示如果他在大選中失利，他仍將擊敗邦聯，然後交出白宮[212]：
今天早晨，以及過去的幾天，看起來這屆政府愈發有可能無法獲得連任。由此，我將與當選總統合作，在大選和就職之間保護聯邦；因為，他只有在保護聯邦的情況下才能保證自己最終當選[213]。
林肯沒有將這份承諾給內閣過目，但他仍然要求他們在信封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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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的政綱遵循「和平路線」，稱這場戰爭是「失敗的」，但其候選人喬治·B·麥克萊倫將軍支持戰爭，並否定這一政綱。林肯為格蘭特提供更多的軍隊，並動員他的政黨支持格蘭特。舍曼於9月攻下亞特蘭大，戴維·法拉格特攻下莫比爾，挫敗失敗論者[214]；民主黨內部分裂嚴重，一些領袖和大部分士兵支持林肯。而國家聯邦黨則十分團結，林肯將解放奴隸列為中心議題，而各州的共和黨則著重強調銅頭蛇們的背信棄義[215]。林肯在連任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拿下除三個州之外的所有其他州，並得到78%的聯邦軍人選票[216]。
1865年3月4日，林肯發表了他的第二次就職演說。在演說中，他認為雙方的慘重傷亡是上帝的旨意。史學家馬克·諾爾認為這次演說是美國人認為的少數的近乎神聖的文本[217]。林肯說：
我們殷切地希塑，熱忱地祈禱，但願這戰爭的重罰會很快過去。可是，假使上帝要讓戰爭再繼續下去，直到二百五十年來奴隸無償勞動所積聚的財富化為烏有，並像三千年前人們所說的那樣，直至被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為刀劍下流的每一滴血所償付為止，那麼，我也只好說：「主的裁判是完全正確而公道的。」我們對任何人都不懷惡意，我們對任何人都抱好感。上帝讓我們看到哪一邊是正確的，我們就堅信那正確的一邊。讓我們繼續奮鬥，以完成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去治療國家的創傷，去照顧艱苦作戰的戰士和他們的遺孀遺孤，盡一切努力實現並維護我們自己之間以及我國與他國之間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218]。
對美國的重建在戰爭期間便已經開始；林肯和幕僚們預料到他們將面臨將南方州重新納入聯邦的問題，以及邦聯領導人和獲得自由的奴隸的命運問題。在李投降之後，一位將軍向林肯詢問應當如何對待戰敗的邦聯軍，林肯回答：「寬容對待他們[219]。」在這方面林肯言行一致，在重建政策上親自領導溫和派，並受到激進共和黨人諸如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查爾斯·薩姆納和班傑明·韋德的反對（他們支持林肯的其他政策）。為了找到能夠重新統一國家但不疏遠南部的辦法，林肯呼籲在戰爭期間更快地舉行選舉。1863年12月8日，林肯公布《特赦宣言》，特赦處理那些沒有在邦聯政府中任職過、沒有虐待聯邦戰俘且願意宣誓效忠的人[220]。
在南方州被擊敗後，應當對領導問題作出關鍵決策，並且改革其政府。需要特別關注的是田納西和阿肯色，林肯分別在兩個州任命安德魯·詹森和菲德里克·斯蒂爾為軍事州長。在路易斯安那，林肯要求納撒尼爾·P·班克斯將軍推動一項計劃，當10%的選民同意時，該地將重新成為一個州。林肯的民主黨政敵們抓住這一機會，控告林肯運用軍隊來達成他和共和黨的政治目標。同時，激進派共和黨人認為他的政策過於仁慈，並於1864年通過自己的計劃《韋德-戴維斯法案》。林肯否決這一法案，於是激進派拒絕為來自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田納西的選舉代表提供席位[221]。
林肯的任命決定旨在同時控制溫和派和激進派的共和黨人。為了填補首席大法官托尼的席位，他任命激進派共和黨人選薩蒙·P·蔡斯。他認為蔡斯能夠支持奴隸解放和紙鈔發行的政策[222]。
在實施《解放奴隸宣言》（並不對每個州都有效）之後，林肯向國會施壓，希望通過憲法修正案在全國範圍內取締奴隸制。林肯宣布修正案將會「徹底解決這一問題[223]」。1863年12月，修正案已被送至國會。1864年6月15日的眾議院第一次投票中，由於沒能達到指定的三分之二多數，修正案沒能通過。在1864年選舉中，通過修正案成為共和黨的政綱內容。在眾議院經過長期辯論之後，1865年1月31日，第二次投票通過這一修正案，並將之送往各州簽署[224][225]。簽署生效之後，1865年12月6日，這一修正案成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226]。
戰爭臨近結束時，林肯對於南方的重建仍然有變數；他認為聯邦政府對數百萬自由民的責任似乎有限的。他簽署查爾斯·薩姆納的《自由民局》法案，建立一個臨時的聯邦機構用於滿足前奴隸的即刻物質需求。法案提供能夠租賃三年的土地，並使自由民享有購買地權的權利。林肯稱他對路易斯安那的計劃並不對所有重建的州都適用。在他被刺之前，他宣布他對於南方的重建有新計劃。林肯的內閣表示林肯計劃在短期內軍事控制南方州，直至它們為南方聯邦派控制之後再重新納入聯邦[227]。
史學家表示他們無法猜測假如林肯活下來之後他會做出什麼，但根據他已知的政策立場和他的政治才能做出一定的預測。
根據大衛·林可夫所說，林肯的傳記作者詹姆士·G·蘭道爾和理察·N·庫倫特提出：
埃里克·福納則提出：
國家的重新統一對其名稱產生影響。「合眾國」（United States）一名在歷史上被使用，有時候使用複數（「these United States」），有時候使用單數，在語法上沒有定數。在單數至19世紀末成為主流這方面，南北戰爭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230]。
近幾年，史學家如哈瑞·雅法、赫爾曼·貝爾茨、約翰·迪金斯、弗農·波頓和埃里克·福納都著重強調林肯對於共和主義價值的重新定義。早在1850年代，在政治語言強調憲法的神聖性時，林肯便將重點轉移到《獨立宣言》上，稱它是美國政治價值的基石，共和主義的「大錨」[231]。《獨立宣言》對自由和人人平等的強調與憲法對奴隸制的寬容形成對比，並轉移辯論的重點。迪金斯對1860年初的《庫伯聯盟演說》評論道：「林肯向美國展現一個歷史上理論，而這對於這一理論以及共和制的命運都做出巨大的貢獻[232]。」他的立場之所以有力是因為他強調共和制的道德基礎，而非法制基礎[233]。不過在1861年，林肯仍然通過法制概念試圖為戰爭正名（《憲法》是一部契約，假如一方希望退出契約，必須獲得其他人的同意），然後以國家責任的角度闡釋每個州都應當有一個共和制的政府[234]。波頓（2008年）提出林肯的共和主義思想在自由民獲得解放之後為他們所採納[235]。
1861年3月4日，在他的第一次就職演講中，林肯探索民主制度的本質。他認為分裂國家是無政府主義的行為，並解釋多數派統治的原則需要通過美國體制中的憲法限制來平衡。他說「一個受著憲法的制衡，總是隨著大眾意見和情緒的慎重變化而及時改變的多數派，是自由人民的唯一真正的統治者[236]。」
| 林肯政府內閣[237] | ||
|---|---|---|
| 職務 | 姓名 | 任期 |
| 總統 | 亞伯拉罕·林肯 | 1861–1865 |
| 副總統 | 漢尼巴爾·哈姆林 | 1861–1865 |
| 安德魯·詹森 | 1865 | |
| 國務卿 | 威廉·H·蘇厄德 | 1861–1865 |
| 財政部長 | 薩蒙·P·蔡斯 | 1861–1864 |
| 威廉·P·費森登 | 1864–1865 | |
| 休·麥卡洛克 | 1865 | |
| 戰爭部長 | 西蒙·卡梅隆 | 1861–1862 |
| 埃德溫·M·斯坦頓 | 1862–1865 | |
| 司法部長 | 愛德華·貝茨 | 1861–1864 |
| 詹姆士·斯皮德 | 1864–1865 | |
| 郵政總長 | 蒙哥馬利·布萊爾 | 1861–1864 |
| 小威廉·丹尼森 | 1864–1865 | |
| 海軍部長 | 吉登·威爾斯 | 1861–1865 |
| 內政部長 | 凱萊布·布魯德·史密斯 | 1861–1862 |
| 約翰·帕爾默·厄舍爾 | 1863–1865 | |
林肯堅持輝格黨的總統理論，即國會擁有主要的立法權力，而總統則有執行的權力。林肯只否決國會通過的四個法案；唯一一個重要的法案是《韋德-戴維斯法案》，這一法案的重建政策十分嚴酷[238]。1862年他簽署《宅地法》，使聯邦在西部擁有的數百萬英畝土地可以以低價購買。《摩利爾土地撥贈法案》在1862年簽署，為每個州的農業大學提供撥贈。1862年和1864年的《太平洋鐵路法案》為美國的第一條橫貫大陸鐵路提供聯邦支持，並於1869年完工[239]。《宅地法》和《太平洋鐵路法案》的通過得益於南方國會議員的缺席（他們在1850年代反對此類政策）[240]。
其他的重要立法包括兩項提升聯邦政府收入的措施：關稅（有先例）以及新的聯邦收入稅。1861年，林肯簽署第二和第三《摩利爾關稅法案》（第一法案在布坎南任上立法）。同年，林肯簽署《1861年稅收法案》，創立第一項美國收入稅[241]，對於收入高於$800（約為今日$27,100）的實施固定的3%稅率，而在《1862年稅收法案》中則改為累進稅率[242]。
林肯任內，聯邦政府的經濟影響在其他一些領域也得到擴大。《國家銀行法案》創立國家銀行體系，為美國建立強大的金融網絡，並確立本國貨幣。1862年，在林肯的支持下，國會立法建立農業部[243]。1862年，林肯派出約翰·波普將軍鎮壓明尼蘇達的「蘇族起義」。303名蘇族人被控屠殺無辜農民而被判處死刑，但林肯對每一個人重審，並最終批准39個人的死刑（有一人後來得到緩刑）[244]。林肯還計劃對聯邦的印第安人政策改革[245]。
在格蘭特對李的戰役產生巨大損失之後，林肯曾考慮頒布總統令再一次徵兵，但最終沒有這麼做。然而面對此類傳言，《紐約世界報》和《商業周報》刊登虛假的徵兵令，由此使這兩家報紙的編輯和其他人員能夠抄底黃金市場。林肯對此的反應十分強硬：他要求軍隊直接查抄這兩家報社。查抄持續兩日[246]。
林肯使感恩節成為美國全國的節日[247]。在林肯任總統之前，感恩節自17世紀以來是新英格蘭的地區性節日，但聯邦政府只偶爾並不定期宣布其為節日。最後一次宣布節日是在50年前詹姆士·麥迪遜的任期內。1863年，林肯宣布當年1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為感恩節[247]。1864年6月，林肯批准國會的《優勝美地撥贈》，為今日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區域提供前所未有的聯邦保護[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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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在司法任命方面的公開立場是「我們不能去詢問一個人他要怎麼做；如果我們這麼做，他也回答了，我們便應當由此蔑視他。因此，我們應當選擇一個觀點為大家所知的人[247]。」林肯五次任命最高法院。諾亞·海恩斯·斯維恩作為一個支持聯邦而反對奴隸制的律師，於1862年1月21日被提名，1月24日上任。薩繆爾·弗里曼·米勒在1860年選舉中支持林肯，並且是一個堅定的廢奴主義者，於1862年7月16日被提名並在同日得到任命。大衛·戴維斯是1860年林肯競選團隊的經歷，也在伊利諾州巡迴法庭從事過，於1862年12月1日被提名，12月8日上任。史蒂芬·詹森·菲爾德先前是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法官，於1862年3月6日被提名，3月10日上任，在地域上和政治上（民主黨人）實現平衡。薩蒙·P·蔡斯是林肯任下的財長，於1864年12月6日被提名為首席大法官並於同日得到任命。林肯認為蔡斯是一名優秀的法律工作者，他將支持重建時期的立法，他的上任將會團結共和黨[249]。
林肯總共任命32位聯邦法官，包括四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一位首席大法官，以及27位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林肯在任內沒有任命巡迴法庭法官。
西維珍尼亞州於1863年6月20日加入聯邦。它包括原維珍尼亞州西北端的幾個縣，在維珍尼亞州宣布脫離聯邦後，這幾個縣宣布脫離維珍尼亞州。作為加入聯邦的條件，西維珍尼亞的憲法中規定將逐漸廢除奴隸制。內華達州於1864年10月31日作為自由州加入聯邦，它也是位於北美洲偏西部地區的第三個州[250]。
約翰·威爾克斯·布斯是來自馬里蘭州的著名演員和邦聯間諜；他從未加入邦聯軍，但與邦聯的特務機關有來往[251]。1864年，布斯計劃（與湯瑪斯·N·康拉德在邦聯授權下的計劃類似）[252]綁架林肯以換取釋放邦聯戰俘。
1865年4月11日，在參加一次林肯旨在為黑人爭取投票權的演說之後，憤怒的布斯改變計劃，決定刺殺總統[253]。聽說總統、總統夫人、統帥格蘭特將會來到福特劇院後，布斯與人一同謀劃刺殺副總統安德魯·詹森、國務卿威廉·H·蘇厄德和格蘭特將軍。4月14日，林肯沒有帶上首席保鏢沃德·希爾·拉蒙便前往觀看《我們的美國兄弟》一劇。格蘭特和夫人此前臨時決定前往費城，沒有一同觀賞戲劇[254]。
林肯這時的保鏢約翰·帕克在幕間休息時離開劇院，同林肯的馬車夫在隔壁的沙龍一起飲酒，林肯毫無保衛的坐在總統包廂內。趁此時機，布斯約於晚10時13分潛至林肯背後，瞄準腦後近距離開槍，林肯重傷。亨利·拉斯本少校同布斯纏鬥，被布斯刺傷。然後布斯逃走[255][256]。
在逃亡十日之後，布斯被發現躲在維珍尼亞州一處位於華盛頓南70英里（110公里）的農場裡。4月26日，在同聯邦軍交火後，布斯被波士頓·科貝特中士擊斃[257]。
在刺殺發生時，軍醫查爾斯·李爾也在劇院內，立刻急救。他發現林肯沒有任何反應、呼吸幾乎停滯且無法察覺脈搏。在確定林肯是被射中頭部而非原先設想的刺中肩部之後，他試圖清理頭部血塊，之後林肯開始能夠相對自然地呼吸[258]。他被送過街安置到彼得森住所。在昏迷九小時之後，林肯於4月15日早間7時22分離世。在場的長老會牧師菲尼亞斯·丹斯摩爾·格利為他禱告，戰爭部長斯坦頓向他致敬，並說道：「現在，他屬於千秋萬世[259]。」
此後，林肯為國旗所包裹的遺體在雨中為脫帽的聯邦軍官護送至白宮，全城教堂鐘聲響起。在林肯逝世不到三小時之後，早上10時，詹森宣誓就職。林肯的遺體於4月19日至4月21日先是置於東廳，然後陳列在大廳。他和兒子威利的棺材被裝在「合眾國」車廂內；接下來三周，以黑色旗幟裝飾的「林肯特別號」列車[260]運載著林肯的遺體緩慢迂迴地由華盛頓駛向春田市，在北方許多城市停留，成千上萬人參加追悼，而許多人則在鐵軌邊奏樂、點篝火以及唱聖歌[261][262]，或沉默而充滿敬畏地脫帽目送火車駛過。
年輕時的林肯對宗教持懷疑觀點[263]，而在一位傳記家的筆下甚至是「破壞偶像者[264]」。在此後，林肯頻繁使用宗教意象和語言，這可能反映了他的個人信仰，也可能是他吸引聽眾（他的聽眾多為福音派）的手段[265]。他從未加入教會，但時常與妻子一同參加教堂活動[266]。然而，他對《聖經》十分熟悉，從中引用語段，並讚揚它[267]。對於個人信仰的問題他較為緘默，並尊重其他人的信仰。林肯從未明確宣布自己的信仰，但他的確相信塑造事件的全能自然神，1865年，他已開始在演說中表達此類觀點[268]。
1840年代，林肯支持需要主義，這一主義認為人的思想是為某種更高的力量所控制的[269]。1850年代，林肯認可廣泛意義的「天命」，鮮少使用福音派的語言或意象；他對國父們的共和主義思想的尊崇幾乎達到虔誠的程度[270]。在兒子愛德華死後，林肯更頻繁地承認自己有依靠於上帝的需要[271]。1862年2月威利的死可能使林肯向宗教尋求答案和慰藉[272]。在威利死後，林肯從神的角度思考為何戰爭的嚴酷性是必須的。他在這時寫道上帝「本可以不需要人類鬥爭便拯救或毀滅聯邦。然而鬥爭卻開始了。而在鬥爭開始之後，神可以在任何一日將勝利賦予任何一方。然而鬥爭卻繼續[273]。」在他被刺的那天，他反覆告訴妻子自己希望能夠造訪聖地[274]。
許多人認為林肯在被刺之前健康狀況便在走下坡路，這多是基於他照片上的模樣——他體重減輕且肌肉萎縮。有人認為他患有一種罕見的遺傳障礙MEN2b[275]，這導致他受甲狀腺髓樣癌、黏膜神經瘤和類馬凡氏症候群的影響。有人則根據他的身高和細長纖弱的手指，潛在的織脈瓣閉鎖不全導致頭部的跳動（德謬塞氏征——林肯在照片中頭部較為模糊，而當時的照片曝光時間較長）直接稱他有馬凡氏症候群。費城的共和國大軍博物館至今拒絕對他的DNA檢測[275]。
在1940年代以來學界對美國總統的排名中，林肯穩居前三位，甚至時常位列第一[4][5]。2004年的一項研究表明，歷史和政治學界的學者將林肯排在第2位，而法律界學者則將他排在華盛頓之後，位列第二[276]。在自1948年以來的大部分總統排名投票中，林肯都被排在第二位：1948年施萊辛格、1962年施萊辛格、1982年穆雷布萊辛、1982年芝加哥論壇報、1996年施萊辛格、1996年CSPAN、1996年萊丁斯-邁克伊弗、2008年時代周刊、2009年CSPAN。多數時候，前三名為林肯、華盛頓和富蘭克林·D·羅斯福占據，只是林肯與華盛頓或是華盛頓與羅斯福的位置時常對調[277]。
林肯的遇刺使他成為了國家的殉道者，並賦予他近乎神話一般的評價。對於廢奴主義者來說，林肯是人類自由的捍衛者。共和黨人將林肯的名字與自己的政黨聯繫在一起。許多美國人，雖然並非全部南方人，認為林肯是一個有傑出才能的人[278]。
施瓦茨提出林肯的聲望在19世紀末提升緩慢，直至進步時代（1900至1920年代），他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受尊崇的英雄人物之一，甚至南方白人也同意這一點。這一風潮在1922年林肯紀念堂在華盛頓開放達到頂峰[279]。在羅斯福新政時代，自由派對林肯作為自力更生者或戰時總統的崇敬稍減，但認為他是平凡人的代表，必然會支持福利國家的構想。在冷戰時期，林肯的形象成為自由的象徵，為那些在共產主義政權之下受到壓迫的人帶來希望[280]。
到1970年代，林肯成為美國政治保守派的英雄人物[281]，原因是他支持民族主義、支持商業、堅持阻止人類奴役的擴張、基於自由和傳統的洛克和伯克式的原則，以及他對國父所立原則的堅持[282][283][284]。作為輝格黨活動家，林肯是商業利益的代言人，支持高關稅、銀行業、內部提升和鐵路建設，反對傑克森民主[285]。威廉·C·哈瑞斯認為林「對國父、憲法、憲法下法律、共和制和其體系的尊崇加強他的保守主義立場[286]。」詹姆士·G·蘭道爾強調他的容忍，尤其是他的溫和主張，「對有序進步的偏向、對危險躁動的不信任，以及對難以消化的改革方案的不情願」。蘭道爾總結道：「在他完全迴避所謂的『激進主義』（即對南方欺壓、對奴隸主的憤恨、對復仇的渴望、黨派陰謀和希望南方體制在一夜之間為外人所改變）這方面，他是保守主義的[287]。」
到1960年代末，自由派諸如史學家勒容·本內特則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林肯對待種族問題的方面[288][289]。本內特由於在1968年稱林肯為白人至上主義論者而受到廣泛關注[290]。他注意到林肯使用種族蔑稱，說嘲諷黑人的笑話，強調自己反對社會平等，並建議將解放奴隸送到外國。林肯的支持者，例如作家德克和卡辛則說林肯要比與他同一時代的大多數政客好得多[291]，並且他是一個「道德遠見者」，巧妙地推動廢奴主義事業，在政治上做到最快[292]。而他對反對平等的強調則將問題的重心從「解放者林肯」轉移到黑人身上，由此顯得黑人是自己掙脫奴隸制的枷鎖，或者至少這能夠在解放奴隸方面對政府施壓[293][294]。史學家巴里·施瓦茨在2009年寫道林肯的形象在20世紀末受到「侵蝕、褪色和溫和的嘲諷」[295]。而唐納德則在他1996年的傳記中寫到林肯的性格是「消極能力說」的代表，這一說法為詩人約翰·濟慈所定義，用於描述那些「在不確定和懷疑中能保持安心，並不被迫向事實或理性前進」的傑出領袖們[296]。
林肯的頭像出現在兩種面值的美國貨幣上——1美分硬幣和5美元紙幣。他的相貌還出現在許多郵票上，並為許多城鎮和縣的名字所紀念[299]，例如內布拉斯加州的首府。
最為著名且訪問量最大的紀念地是華盛頓特區的林肯紀念堂；拉什莫爾山上的林肯像[300]；華盛頓的福特劇院和彼得森住所以及伊利諾州春田市的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以及附近的宅邸及墓園[301][302]。
社會學家巴里·施瓦茨研究美國的文化記憶，提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對林肯的記憶是十分神聖而實用的，它為國家提供「一個道德標誌，鼓勵和引導美國人的生活」。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備戰期間引用林肯的話語，來表明德國和日本帶來的威脅。美國人問道：「林肯會怎麼做[303]？」然而他還發現在二戰之後林肯的象徵性力量減弱了，而這「褪色的英雄恰好是人們對國家的偉大失去信心的象徵」[304]。他認為後現代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稀釋「偉大」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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