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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匈牙利革命（匈牙利語：1956-os forradalom），蘇聯及東方陣營又稱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亂（俄語：Венге́рски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мяте́ж 1956 года）[5]，冷戰後的俄羅斯又稱1956年匈牙利起義（俄語：Венге́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1956 года），中國大陸又稱1956年匈牙利事件[6]、匈牙利十月事件[7][8]，發生於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是匈牙利許多民眾反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和蘇聯所強加制度的革命，也是歐洲二戰結束蘇聯紅軍擊敗納粹德國後，蘇聯統治面臨的首次重大挑戰。
|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匈牙利十月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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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的一部分 | |||||||
 布達佩斯科爾文大街上一面被剜掉國徽的匈牙利國旗與兩門1939式61-K型37毫米高射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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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匈牙利革命者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尼基塔·赫魯雪夫 尤里·安德羅波夫 格奧爾基·朱可夫 伊凡·謝羅夫 伊凡·科涅夫 米哈伊爾·馬利寧 阿列克謝·安東諾夫 彼得·拉先科 阿馬扎斯普·巴巴賈尼揚 哈吉·曼蘇洛夫 卡達爾·亞諾什 赫格居什·安德拉什 明尼赫·費倫茨 |
納吉·伊姆雷  馬萊特·巴爾 洛松齊·蓋佐 吉姆斯·米克洛斯 杜達什·約瑟夫 薩波·亞諾什 桑多爾·科帕奇 基拉伊·貝拉 西蓋蒂·奧蒂洛 彭格拉茲·蓋爾蓋伊 凱斯利·安娜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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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兵： 31,550名軍人 1,130輛坦克[注 1] 再次出兵： 7.5萬－10萬名軍人 2,500輛坦克[1]:183,215 親政府力量數目不詳 | 軍人、民兵和平民數量不詳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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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 722人死亡 1,251人受傷[2] |
2,500－3,000人死亡（估計） 13,000人受傷（估計）[3] | ||||||
| 3,000名平民死亡[4] | |||||||
匈牙利革命始於10月23日的學生抗議事件。隨後抗議事件開始擴散，數千人向布達佩斯市中心議會大廈遊行。同時，一些學生進入廣播電台，要求電台播放其訴求時遭到逮捕。電台外的示威群眾於是要求釋放學生，遭樓內國家保安局人員（秘密警察）開火襲擊，造成多人死傷。此次事件成為了革命的導火線，隨著消息的傳播，革命快速展開，布達佩斯陷入混亂和暴力之中，原匈牙利政府倒台，政治犯紛紛獲釋。為了反抗蘇聯的鎮壓，數萬匈牙利民眾武裝起來，與秘密警察和蘇軍交火，一些共產黨黨員和秘密警察被私刑處死。同時，匈牙利民眾組建「工人委員會」奪取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政權，並提出了政治變革的要求。為了穩定局勢，納吉·伊姆雷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勞動人民黨和秘密警察，後宣布退出《華沙條約》，預備舉辦自由選舉。10月底，蘇軍行動受挫，一度從布達佩斯撤離。隨之衝突緩和，匈牙利短暫恢復平靜。
儘管蘇聯政府曾表示願意就撤軍與匈牙利展開談判，但隨後蘇聯領導人改變主意、決定鎮壓革命。11月4日，蘇聯軍隊再度入侵布達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區。一些匈牙利人堅持抵抗至11月10日。衝突中，約有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蘇軍士兵死亡。革命結束前後，20萬匈牙利人逃亡國外成為難民，大規模逮捕和審判接踵而至。截至1957年1月，蘇聯扶植的新政府將民眾的大部分反對活動壓制下去。通過此次行動，雖然蘇聯維持了對東歐集團的控制，卻導致西方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與蘇聯疏遠，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出現分裂、黨員嚴重流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此遭到重大打擊。[9][10]
在此後30年中，有關此次革命的討論在匈牙利受到壓制。1980年代起，這一事件開始得到細緻研究和積極討論。1989年東歐劇變，匈牙利第三共和國成立，革命參與者得以平反，10月23日被定為匈牙利的全國性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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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上半葉，匈牙利是奧地利帝國哈布斯堡皇室的皇冠領地。作為歐洲範圍1848年革命的一部分，匈牙利也同時爆發了由科蘇特·拉約什等人領導，爭取民族獨立和憲政的1848年匈牙利革命，革命一度成功。當時，俄羅斯帝國與奧地利帝國同屬「神聖同盟」，在奧地利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的請求下，俄羅斯皇帝尼古拉一世於1849年5月出兵20餘萬，與奧地利軍隊一同鎮壓了此次革命。[1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匈牙利賴以存在的二元制奧匈帝國解體。1918年匈牙利成立第一共和國，同年爆發1918年匈牙利革命，次年成立了由匈牙利共產黨主導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經過與周邊羅馬尼亞王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戰爭，其中羅馬尼亞攻占了布達佩斯，蘇維埃共和國倒台。根據戰後1920年的《特里亞農條約》，匈牙利喪失了戰前三分之二的領土，是歐洲損失最大的國家。羅馬尼亞在撤出布達佩斯後，前奧匈帝國海軍將領霍爾蒂·米克洛什率軍進入真空的首都獲得了匈牙利政權並隨羅馬尼亞軍隊撤離逐漸控制全國。並在1920年3月1日被選為匈牙利攝政王，並開始以威權手段統治匈牙利，打壓國內的共產主義者和極右組織，並為撕毀特里阿農條約（匈牙利的凡爾賽條約）和重新建立大匈牙利作出努力。[1]:3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匈牙利於1940年11月20日加入軸心國，與德國、義大利、日本結盟，亦和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是同盟關係。1938年及1940年匈牙利從捷克斯洛伐克及羅馬尼亞獲得了領土（維也納仲裁裁決）。1941年，匈牙利參與了南斯拉夫戰役和入侵蘇聯的軍事行動。1944年起，沒了德國地理上保護的匈牙利開始被蘇聯進攻。[1]:3蘇軍開始開進匈牙利的北外西凡尼亞。
出於對蘇聯侵略的恐懼，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開始和同盟國政府展開停戰談判。結果1944年3月19日，德國出兵進駐了匈牙利，但霍爾蒂政權仍然運作。1944年10月霍爾蒂在布達佩斯皇宮被德軍士兵逮捕，建立了由極右政黨箭十字黨領導的親德民族團結政府，匈牙利由盟友變成傀儡。1944年12月末，在蘇聯軍隊占領匈牙利後，匈牙利成立的臨時國民議會接受了共產黨人提出的政府成員名單和施政方針。最初，匈牙利共產黨行事比較謹慎，他們宣布新成立的匈牙利會依靠「所有民主人士」，該政府中僅有兩人是共產黨人，其他成員是四個非共產主義左翼政黨（小農黨、社會民主黨、國家農民黨、進步資產階級黨）的代表，政府中還有攝政王霍爾蒂政權相關人士和兩位前往莫斯科參與停火談判的將軍。而施政方針包括沒收大片私有土地、對銀行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同時方針也承諾給予民眾民主和自由的權利，尊重私有財產，在貿易和輕工業方面鼓勵私人投資。[1]:51945年3月17日，臨時政府頒布了土地改革法令，前政權全部「法西斯分子」、面積超過100霍爾特（1霍爾特=4316平方米）的地主以及面積超過200霍爾特的農民以及任何土地超過1000霍爾特的個人，其土地全部被國家徵用。約占戰前全國35%，共9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重新分配，其中的58%分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其他被收為國有或留作公用用地。不過，雖然富有者損失了大量土地，但是小農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他們當中不少人的土地只增長到11000平方米，很難維持生計。[1]:8-9[12]
1945年10月，首都布達佩斯舉行首屆市議會選舉，小農黨以29萬張的結果獲勝，超過共產黨和社民黨聯合競選的25萬票。11月，匈牙利以秘密投票的形式召開首屆議會選舉，小農黨獲勝，得票率為57%，獲得絕對多數，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各得票17%，三黨成立聯合政府，小農黨領袖蒂爾迪·佐爾坦出任首相。雖然匈牙利共產黨事實上只獲得了17%的選票，14個部長席位中只占三席。不過一方面由於共產黨採用了「薩拉米香腸戰術」，還從小農黨手中獲得了控制國家保安局的內政部長這一重要職位，[13]通過國家保安局，共產黨政府採用威脅、虛假指控、監禁、酷刑的方式打擊反對者，匈牙利共產黨迫使聯合政府不斷讓步，逐步削弱了民選政府的影響力。[1]:10[14][15]1947年8月31日，舉行第二屆議會選舉。此前，內政部通過逮捕、流放、驅逐出境和脅迫等形式，取消了許多知名反共候選人的競選資格，再加上5萬至20萬的假票，[16]共產黨在此次選舉中取得領先地位，但只獲得了22%的投票。[17]最終，共產黨和社民黨於1948年7月合併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短暫的多黨制民主走到盡頭。在1949年5月的議會選舉中，勞動人民黨作為唯一參選政黨以97%的得票率順利獲得勝利。8月20日，匈牙利傳統節日伊什特萬瞻禮日當天，匈牙利議會通過了以《1936年蘇聯憲法》為藍本的《1949年匈牙利憲法》，宣布匈牙利為「工人農民的國家」，同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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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馬加什的領導下，匈牙利轉變為共產主義國家。[19]他夥同格羅·埃諾、雷瓦伊·約瑟夫、法爾卡什·米哈伊組成四人集團，決定著黨內外一切事物。[6]與此同時，國家保安局開展了一系列針對黨內的「清洗」運動，先清除了黨內反對拉科西的勢力。這些受害者因西班牙內戰時期曾經前往西方國家等一些無關緊要的罪名被打成「狄托分子」、「西方間諜」和「托派」。總共有約一半的中下層共產黨官員共7000人被「清洗」。[20][21][22]1950年至1952年，為了給勞動人民黨成員提供財產和住所，消除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所構成的威脅，安全警察將數千人強制搬遷，另外還逮捕了數千人，並對他們進行虐待和審判。有些人被關入集中營中或流放至東部，以至於處決，被處決者中就包括了國家保安局創始人拉依克·拉斯洛。[21][23]一年內，有26000人被強制搬離布達佩斯，導致他們面臨就業困難和住房緊張的問題。被流放者的居住環境通常十分惡劣，他們被囚禁在集體農場，遭受著如奴隸一般的剝削。[22]
拉科西政府還使匈牙利的教育體制實現了徹底的政治化，用「勞苦知識分子」取代受教育階層。[24]俄語學習和共產主義政治課成為全國的大學和普通學校的必修課。宗教學校收歸國家，教會領導人被替換為親政府人士。[25]1949年，匈牙利天主教會樞機明曾蒂·約熱夫被捕，後以叛國罪判處終身監禁。[26]在拉科西的統治下，匈牙利成為歐洲各國中政府最為專制的國家之一。[15][23]
戰後匈牙利經濟困難重重：其中，向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支付的戰爭賠款和蘇聯駐軍的費用，總額達3億美元左右。[27]1946年，匈牙利國家銀行估計賠款占「全國年收入的19%到22%」[28]。為此，匈牙利貨幣嚴重貶值，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29]然而，由於加入了蘇聯支持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匈牙利無法和西方進行貿易或加入馬歇爾計劃以獲得援助。[30]
基於蘇聯模式，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於1950年啟動了五年計劃，目的是使工業產量在短時間內實現大幅增長。[20]由於需要向蘇聯出口原材料和技術以及拉科西全面「清洗」原政權技術人才所帶來的消極影響，與蘇聯一樣，匈牙利也未能實現五年計劃的預定目標。不但如此，五年計劃事實上還破壞了匈牙利現存的產業結構，使得1949至1952年的實際工資水平下降了18%。[20]儘管50年代初，匈牙利人均國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卻出現下降。國民收入被大量投入到工業的發展，從而使得實際可支配收入出現下降。管理不善還引起了長期的食品短缺，麵包、糖、麵粉、肉類不得不定量供應。[31]自1951年起，居民的日常用品需要憑票據才能購買。[32]除此之外，強制認購國債更進一步降低了個人收入。結果，1952年工人和其他職員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只達到1938年的三分之二。而與之相比，1949年卻是1938年的90%。[33]伴隨著攀升的外債和持續的食品短缺，這些政策的消極影響日漸積累，民眾的不滿也與日俱增。[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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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去世，蘇聯及東歐集團進入了一段較為緩和的自由化時期。期間，歐洲大多數共產黨在內部形成了一些支持改革的勢力。6月，蘇聯領導人、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和第一副主席貝利亞召集拉科西等匈牙利領導人在莫斯科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秘密會談，馬林科夫等人對拉科西「導致無數錯誤和罪行」的「粗暴的統治方式」「深表震驚」，要求拉科西將當時有更多實權的部長會議主席（相當於總理）一職讓與納吉·伊姆雷。7月3日，納吉代替此前被稱為「史達林最好的學生」的拉科西，出任部長會議主席。他在國會發表施政綱領，提出「六月政策」（6月匈中央全會通過決議），其中涉及減少重工業投資、放慢發展速度；停止強制農民入社，減輕農民負擔；降低物價、提高工資；限制強力部門的權力，消除社會恐怖氛圍，審理冤假錯案，釋放無辜者，解散拘留營，停止流放，取消強制搬遷；廢止一黨專權，實行黨政分離。不過，拉科西仍然保留總書記一職並暗中破壞了納吉的大部分改革措施。[35]:175[36][37]
1955年初，蘇聯政治局勢發生變化。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雪夫權勢逐漸超過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馬林科夫，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蘇聯國內重新確立。3月，蘇共中央主席團再次召集匈牙利領導人納吉和拉科西在莫斯科舉行秘密會談，派遣高級官員前往匈牙利，結束了納吉的「新路線」。蘇共中央決定讓拉科西的心腹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出任部長會議主席。4月，拉科西批判納吉並將他免職。[35]:175[38]:645月14日，蘇聯成立了華沙條約組織，將匈牙利和其他中東歐的蘇聯衛星國束縛在一起，該聯盟條約聲稱「尊重各國獨立和主權」，「不干預他國內政」。同年，相關國家簽署《奧地利國家條約》，並確立了奧地利的中立國及非軍事化地位。[39]這使匈牙利人點燃了使匈牙利成為中立國的希望，納吉也曾考慮「按照奧地利模式讓匈牙利成為中立國的可能性」。[40]因此，納吉十分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底至1956年初撰寫長篇文章為新路線辯護，作為黨內改革派的宣言向黨上書。在外交政策一章以「國際關係的五項基本原則和我國外交政策的問題」為標題，認為該原則「必須被擴展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之間」。[41]
在冷戰的背景下，到1956年美國針對匈牙利及東歐集團的政策普遍趨於緊張。1953年，美國總統艾森豪提出了重點發展空軍與核武器，削減陸軍和海軍開支，以戰略轟炸作為非對稱威脅，以對蘇聯的挑釁做出大規模反擊的「新展望政策」作為國防戰略。根據這一政策，美國一方面希望通過鼓勵歐洲國家憑藉自身力量脫離該集團，另一方面卻不願和蘇聯發生軍事衝突，從而使衝突升級為核大戰。因此，美國決策者只能考慮除「推回」以外的其他方式來削減蘇聯在東歐的影響。遏制政策應運而生，其主要方式包括經濟和心理戰，秘密行動以及與蘇聯就東歐國家地位的問題展開談判。[42][43]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森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稱，如果蘇聯一方再發生一次像波蘭那樣的起義，美國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反共宣傳的材料，從而實現美國的利益。[44]:145不過，中央情報局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稱雖然他正在匈牙利構建廣泛的網絡，但是當時中情局在匈牙利沒有駐在機構，會說匈牙利語的情報人員和當地支持者尤為稀缺。中情局內部記錄提及「我們當時（在匈牙利）完全沒有任何的情報行動，連哪怕是可以被誤認為是的行動都沒有」。[44]:1491956年夏，為了應對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匈牙利提議擴大與美國的雙邊經貿活動，美國對此作出積極反應，兩國關係出現緩和。不過，由於擔心與西方改善關係會削弱匈牙利共產黨的統治，匈牙利內務部出面干預，雙方談判陷於停滯狀態，未能取得任何成果。[43]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關於「雙百方針」的文章，在東歐各國知識分子間引發強烈興趣。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東歐各國共產黨都派代表團出席，中共領導人藉此機會和東歐各國發展關係，推廣「中國模式」。中共八大由卡達爾·亞諾什擔任匈牙利代表團團長，他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進行長時間會談。10月1日，卡達爾再次率代表團訪問中國，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周年的紀念活動。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郝德青利用這一機會向匈牙利各界人士散發中共八大材料，藉助廣播和報刊介紹中共方針，使得匈牙利知識分子認為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行雙百方針是真心實意，中國模式與蘇聯的史達林模式不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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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秋季，在匈牙利國家博物館，一些匈牙利勞動青年聯盟成員組建了一個社團，藉此討論文學和政治。社團成員請詩人拉卡托斯·伊斯特凡負責領導。拉卡托斯發起了首次討論，內容涉及匈牙利的啟蒙運動。他還朗讀匈牙利啟蒙運動時期知名詩人拜塞涅伊·久爾吉的作品。討論結束時，拉卡托斯號召大家認同啟蒙運動的價值觀，並決定社團名稱為「拜塞涅伊俱樂部」。[45]:448-450
拜塞涅伊俱樂部規模很小，面向精英人士，行為與眾不同。但這仍引起了勞動青年聯盟的關注。幾年前，類似團體會立即遭到取締。但是自從史達林死後，匈牙利社會中有關納吉「新路線」的辯論還在激烈地持續。因此，勞動青年聯盟決定替換該團體的領導人，並希望將該團體引到更符合當時政治觀念的話題上來。最後，他們決定以1848年革命詩人裴多菲·山多爾的名字把這個團體命名為「裴多菲俱樂部」。勞動青年聯盟認為，在進步的社會的背景下，裴多菲比「資產階級」的拜塞涅伊更合適。裴多菲俱樂部誕生後，原先的學術討論很快開始涉及對審查制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計劃經濟的討論。此外，討論還涉及1514年農民起義（討論農業政策的）、分析匈牙利歷史學（討論共產黨課本對歷史的篡改）。參加者包括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工作者、科學家、哲學家等學者和社會知名人士，年輕的知識分子以至於人民軍軍官。甚至45年前參加過地下鬥爭和抵抗運動的老兵也參與其中。很快，選擇裴多菲作為社團的名字產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裴多菲是一個為匈牙利獨立而戰的革命者，因此他的名字喚醒了不少社團成員的革命意識。[6][45]:44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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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共產黨政權的其他機構也在發生改變。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機關報《自由人民報》的記者也開始出現不安。1954年10月，在報道工廠情況時，該報的幾位記者提到了生產數據造假，生活水平下降，工人被迫購買「和平債券」的問題。在出版的文章中，他們稱「雖然工人們的生活在過去十年間有很大改觀，但是他們許多人還面臨著嚴重的問題。許多人還生活在擁擠而簡陋的公寓裡。許多人在給孩子買新鞋或偶爾看電影時都不得不思考再三！」文章發表後，有關記者接到了政治局委員的電話，這個人質問他們「這篇文章是什麼意思？你覺得我們會容忍你們這麼煽動嗎？」不過，記者們並沒有退讓，而是召開了一次為期三天的會議，主張誠實報道、支持納吉改革，批判高層官員和一些編輯。一些記者因此丟失了工作，佛洛伊德學派心理學家海杜·李利之子吉姆斯·米克洛斯就是其中一位。[45]:448-450
此外，負責審查文章和詩歌的匈牙利作家協會也開始反思和檢討。協會討論了一些禁忌話題並為此前被開除的成員平反。1955年秋，這個之前還曾堅持強硬路線的組織甚至發表聲明，反對開除支持納吉的編者，要求獲得協會「自治」，反對「制約我們文化生活的反民主方式」。已覺醒的青年共產黨員和前共產黨員主導了這些新興團體、俱樂部和辯論社。他們經歷過戰爭的創傷，也在共產黨的組織中接受過教育，其中不少人獲益於共產黨的社會扶持政策，社會地位快速提升。同時，這一代人對公民社會的毀滅、恐怖的社會氛圍和數年前剛結束的清洗運動也記憶猶新。[4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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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次，我被迫接受其他人的意見，而這些意見我並不一定贊同。當這意見改變時，又要求我的意見隨之改變。這讓我感到難受，比挨打還難受。我也是個人。我也有一個用來思考的頭腦。而且，我不是兒童，是成人。我為建設社會主義貢獻了靈魂、真心、青春和精力...這是我自願所為。就算如此，我還是想被當做一個活生生會思考的成人。我想毫無恐懼地說出我的想法——而且我也想得到傾聽。
一位鐵匠工人，作家協會刊物《文學報（匈牙利）》[45]:452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對此前同事們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如逮捕、監禁和虐待深感不安。1954年，納吉開始為政治犯平反，許多人先後從監獄、賴奇克的勞改營和流放地回到布達佩斯。1955年，獨立小農黨黨首貝拉·科瓦奇和他的幾位同僚從蘇聯回國。羅馬天主教主教明曾蒂·約熱夫也得以獲釋，但仍被軟禁在布達佩斯郊外的一棟城堡中。[45]:450-452
面對這些剛剛獲釋、備嘗艱辛的眾多親友，不少匈牙利作家情緒十分激動：在朋友們遭受苦難時，自己卻在創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並因之獲獎。這些作家為此感到非常羞愧，對自己所寫的和沒有寫的感到恥辱，甚至對自己所寫的作品感到噁心，恨不得讓這些作品消失。他們試圖為之前的行為作出補救。許多人試圖從馬克思主義原始文獻中尋找靈感和指導，意識到當政治體制糟糕的時候，應該發動革命，而之前所受的教育讓他們明白，知識分子應幫助工人階級形成革命意識，共同致力於革命。於是，許多知識分子前往工廠發動工人，希望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構建一個更平等的經濟制度。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境遇都十分糟糕，因此雙方之間的聯繫得以加強。在過去的十年中，這兩個群體是共產黨宣傳的主要對象，備受共產黨擺布，因此不滿與孤立感最為強烈。匈牙利工人階級甚至比學生和知識分子更為憤怒：作家與記者們感到的是負罪感，而工人們則感覺自己遭到出賣。共產黨上台前曾承諾工人階級在「工人的國家中」將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實際上他們得到的卻是惡劣的工作環境和微薄的收入。戰後，他們不滿的直接對象是國有工廠的廠長，現在他們則開始傾向於指責國家本身。50年代的礦工群體「譴責體制並對繁重的工作和微薄的薪水十分不滿」，產業工人則普遍認為他們遭到了「吸血政府」的剝削。[45]:450-452
於是，裴多菲俱樂部成為了經歷變革的知識分子和激進工人間理想的交流平台，1955年冬季開始，布達佩斯各個工廠開始向會議定期派遣代表，對參會門票的需求很快超過了供給，使得俱樂部不得不在更大的地方聚會。這些聚會形式開放但並不正式，有時還非常喧囂吵鬧。所涉及的話題是許多人都感興趣的產業與經濟改革。[4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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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大某個人的作用，把他變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質的超人，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相違背的，是不能容許的。這個人似乎無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為沒有半點錯誤。多年來，我們養成了用這樣的觀點去看待人，具體地說就是這樣看待史達林的。
赫魯雪夫《秘密報告》[45]:4531956年2月24日，蘇共二十大結束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突然發表了「秘密報告」，即《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在秘密報告中赫魯雪夫讚揚列寧，揭露了前蘇共中央總書記史達林的罪行，對其全面否定。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博萊斯瓦夫·白胡特甚至因為遭受強烈刺激突發心肌梗塞而死。[45]:453-454
會後，秘密報告在波蘭官員、以色列情報機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傳遞下，由《紐約時報》於6月在西方國家發表。而在東歐各國，「秘密報告」通過內部渠道為東歐共產黨國家下層民眾所知。許多此前忠誠的黨員也無比震驚，不少人無法相信這樣的事實。5月底，裴多菲俱樂部組織了題為「蘇聯黨第二十次大會與匈牙利政治經濟問題」的公開討論會。很快，討論會演變成了「對拉科西自大、無意義的工業建設政策、強制集體化、新的五年計劃和不現實的農業政策的全面聲討」。參會者還嚴厲批判政府編寫歷史時的教條主義，譴責史達林主義對歷史的篡改，認為政府沒有把歷史當作一門科學對待，而是將其變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及「實現政治目標的辯護詞」，他們對匈牙利知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格奧爾格於1928年起草的《勃魯姆提綱》表示認可，盧卡奇當時認為開展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迫切任務，匈牙利應該實行的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他的觀點與當時匈牙利共產黨的正統思想背道而馳。[6]6月初，盧卡奇對「獨立思考」表示讚賞，他號召神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展開「對話」。[45]:453-454
6月14日晚，裴多菲俱樂部舉辦以《蘇共二十大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為題的研討會，1200多人參加，舉辦方因參加者過多而不得不更換場地。長期被視為「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老牌修正主義分子」的盧卡奇也露面參與，引發轟動，不少與會者要求為盧卡奇「徹底平反」。[6]
我因過去五年的牢獄和羞辱而深有感觸。在你們面前，讓我告訴你們。就監獄而言，霍爾蒂的監獄，哪怕是關押共產黨的監獄，都要遠遠好過拉科西的監獄。我的丈夫被殺，年幼的孩子也從我手中奪走....這些罪犯不只是謀殺了拉依克·拉斯洛，他們還踐踏了這個國家的一切感情與真誠。謀殺犯應得到的不是批評，應得到的是懲罰。
拉依克·茱莉亞的演說，1956年6月28日[45]:454
6月27日是納吉推出「六月政策」以進行改革3周年的日子，裴多菲俱樂部在布達佩斯市中心的大型會議室即人民軍官俱樂部舉行研討會，討論題目為《新聞和報紙問題》。聽眾下午便開始在會場外聚集，會議從下午6點半持續到第二天凌晨4點，共6000人參加。剛剛出獄6個月，時年44歲的拉依克·茱莉亞在會上發表演說，對在場的數百位裴多菲俱樂部成員首次披露了自己一家在過去幾年中的遭遇。[6][45]:454
拉依克·茱莉亞的演講在聽眾中引發強烈反響，甚至有人吹口哨，跺腳。《匈牙利民族報》主編、國際法學家洛松齊·蓋佐最後發言，他一方面請公眾原諒他過去犯的過錯，接著講述了「納吉事件」的真實經過：「就在我們大談黨的民主、言論自由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時候，納吉·伊姆雷卻根本無權為對他的指控進行辯護。」聽眾們一方面要求納吉復職拉科西下台，另一方面把所得到的消息與各地的親朋好友分享，影響不斷擴大，甚至連被派去監視演講的幾個秘密警察都因為贊成演講者的觀點而向上級請辭。布達佩斯以外的其他城市也開始效仿裴多菲俱樂部，成立了眾多類似的論壇。勞動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也號召年輕人參與進來。幾天後，裴多菲俱樂部人數增加至6000人，另有些人在街頭聚集討論新聞自由，聚會結束時高喊「伊姆雷，伊姆雷，伊姆雷，伊姆雷」，要求拉科西下台，納吉回歸。6月30日，拉科西召通過中央委員會會議譴責裴多菲俱樂部「反黨、反人民民主制度」，並稱「主要由納吉·伊姆雷周圍所形成的集團所指揮的」。7月1日，匈牙利內務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樂部繼續活動。直到9月，裴多菲俱樂部才再次恢復活動。[6][45]:454-455
7月中旬，蘇聯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即政治局）接到時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的報告，稱匈牙利出現敵對活動、自發討論和革命青年，蘇聯領導人將「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的討論」視為「意識形態上沒有槍聲的波茲南事件」，赫魯雪夫認為波蘭和匈牙利近期發生的混亂是帝國主義為了「煽動社會主陣營的分裂」，「逐個摧毀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完全是「帝國主義者的顛覆活動」所致。[35]:178-179隨後，蘇聯領導人派遣米高揚緊急訪問布達佩斯試圖化解問題。7月16日，在離開機場的途中，米高揚在車上就向拉科西直言他必須以身體欠佳為由辭職。拉科西隨即辭職，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療」。此後，他再未回到匈牙利，餘生大部分時間在吉爾吉斯度過。不過，米高揚沒有以納吉替換拉科西，而是選了拉科西的忠實下屬，保守且能力十分有限的格羅·埃諾。[45]:454-455[46]當月，蘇軍副總參謀長米哈伊爾·馬利寧、華約部隊參謀長阿列克謝·安東諾夫前往布達佩斯對部隊情況進行檢查。在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指示和幫助下，匈牙利駐軍司令彼得·拉先科通過參謀部制訂了一份代號為「波浪」即「特別軍參加在匈牙利領土內恢復秩序」的絕密計劃，其中包括了在必要時蘇軍必須占領和守衛的目標、蘇軍與匈牙利國家保安局和人民軍合作方案和可用武器裝備數等內容。[35]:180[47]
7月至10月間，格羅·埃諾竭盡全力試圖安撫國人，他為遭囚禁的社民黨領導人平反，還開展了裁軍。在反覆猶豫後，格羅同意拉依克·茱莉亞為她丈夫舉辦葬禮。10月6日是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13位將軍被處決的紀念日。這一天，茱莉亞和他的兒子身著黑衣站在丈夫棺槨旁等待下葬。此次葬禮有數萬人前來默哀。當天天氣寒冷，風雨交加，墳墓前的花圈堆成了山。雖然茱莉亞的丈夫拉依克·拉斯洛作為秘密警察的頭目，實際上逮捕並殺害過數以千計的無辜者，打壓或摧毀過天主教的慈善組織、青年團體和所剩無幾公民社會組織，但是出席葬禮的人還是稱讚了他，並以最嚴厲的語言譴責了殺死拉依克的人：「他是被從『個人崇拜』的淵藪中混跡到陽光下，以施虐為樂的罪犯所害。」[45]:455-456
葬禮當晚，匈牙利爆發了一些零星的示威活動。約500位學生聚集在1849年被奧地利人處決的匈牙利首位憲政總理的雕像周圍。雖然聚會以和平的方式解散，不過，這些活動還是提醒了人們，從根本上說匈牙利的狀況沒有發生改變。拉依克葬禮的重要性在當時並不為布達佩斯所知，而莫斯科對此更無從了解。[45]:456-457為了平息拉依克葬禮後產生的民憤，政治局於第二天開會，建議追究法爾卡什·米哈伊的刑事責任，並於10月13日將他正式逮捕。[1]:78
10月的前幾周，克里姆林宮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波蘭。6月，波蘭城市波茲南10萬工人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提升薪水減輕勞動負擔，並號召「結束獨裁」，「俄國人滾蛋!」。波蘭軍隊開槍鎮壓，數十人死亡。不過，波蘭人並沒有將責任歸結在本國人身上。因為，波茲南行動是由時任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元帥主持，而他是波蘭裔蘇聯人，而同時波蘭軍隊的總參謀長等76名高級軍官也是蘇聯人。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也有人開始主張將蘇聯軍官完全撤職。10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單方面決定為哥穆爾卡全面平反，並任命他擔任第一書記。10月19日，赫魯雪夫與科涅夫等蘇聯黨政軍領導人突訪波蘭首都華沙，與波蘭統工黨領導人會談，試圖阻止哥穆爾卡掌權，並命令駐波蘇軍向華沙集結。與之相對，哥穆爾卡調集內務部隊和其他忠於自己的軍隊部署在華沙各地，以保衛他本人和政府，雙方之間的軍事衝突一觸即發。在得到哥穆爾卡波蘭會留在華約集團的保證後，赫魯雪夫作出讓步，接受哥穆爾卡的要求並召回了羅科索夫斯基及其他蘇聯軍官。[35][45]:456-457[48]
哥穆爾卡復出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匈牙利人民，他們希望納吉可以同樣復出。拉依克的葬禮讓人民變得無所畏懼。整個10月，裴多菲俱樂部在匈牙利各地紛紛成立，所有大學和高中都成立了自己的民主管理機構和辯論社。媒體也非常熱烈地報道了這些活動。一個電台採訪了一些高中的「議員」，這些「議員」表示「想前往西方學習當代文學」。他們還認為大學入學不應該看和黨的關係，而應依照考試來決定。波蘭的事情也得到了積極報道。當數十萬波蘭人在華沙為哥穆爾卡歡呼時，有匈牙利記者稱「民主化的潮流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工人階級。」[45]:45710月16日，塞格德大學學生會宣布退出官方的勞動青年聯盟，在不准許任何獨立於共產黨組織存在的國家，另行建立了自治的大專院校學生聯合會。20日至23日間，全國各地相繼有多所大學的學生加入了該組織。[1]:79-8010月19日，匈牙利新聞工作者協會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要求重新制定出版法，保證批評自由並給予記者以豁免權，大會還特別讚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許多人認為中國和蘇聯完全不同，是匈牙利的榜樣。[47][48]
面對日趨緊張的局勢，匈牙利勞動人民黨領導層表現糟糕。在擔任第一書記的三個月里，格羅只在國內待了一個月，其中9月曾前往蘇聯克里米亞休假。同時，格羅還派卡達爾前往中國參加中共八大。等到10月7日二人在莫斯科會合後一起回到布達佩斯時，局面已越發不可收拾。但是，格羅仍決定按照原計劃訪問南斯拉夫與狄托和解。10月15日，格羅和赫格居什率代表團正式訪問南斯拉夫，時間長達7天，卡達爾、奧普羅·安托爾等高層也一同前往。期間，主持國內工作的人不斷向代表團發電報，表示局勢不斷惡化，催促黨政領導人立即回國。但代表團認為提前回國結束訪問「不禮貌」，堅持會談和參觀活動結束後才回國。[1]:78-79[35]:181
10月22日，受到之前新聞的啟發，5000名學生擠進了布達佩斯科技大學的禮堂，要求投票退出匈牙利勞動青年聯盟並建立自己的組織。從下午3點直到午夜，他們起草了一份宣言，這份激進的宣言後來被稱為「十六點」（也有稱為「十四點」）。「十六點」要求：蘇聯軍隊撤出匈牙利、自由選舉、由納吉領導改組政府、結社自由、經濟改革、釋放政治犯、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恢復1848年3月15日為全國節日、修改國徽和軍隊制服、支持波蘭的獨立運動等。學生們約定第二天在約瑟夫·貝姆將軍的雕像下集合，以表示對「十六點」以及波蘭工人的支持。[1]:88-89[45]:457-458
10月23日，至少有25000人來到貝姆廣場，另外有數以千計的人聚集在通向廣場的路上。他們從全市各地湧向波蘭將軍雕像，一些人在路上吟誦起當時被禁的裴多菲的《民族之歌》。這首詩據說引發了1848年匈牙利革命。[45]:458
| 「 | 起來，匈牙利人，祖國正在召喚！ 是時候了，現在幹，還不算太晚！ 願意作自由人呢，還是作奴隸？ 你們自己選擇吧，就是這個問題！ |
」 |
| ——民族之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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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有人將匈牙利國旗中的國徽剪下，在旗幟上留下了明顯的圓洞，於是其他人紛紛效仿。[49]與波茲南一樣，許多人還高呼「俄國人滾蛋！」的口號，並在沿途抄了一家俄語書店，將書店中的一切付之一炬。另一群人脫離大部隊前往廣播電台並將電台大樓包圍並表示：「我們要電台歸於人民！」廣播電台當時由國家保安局（秘密警察）守衛，革命群眾派代表與電台方面交涉，要求電台播放革命者的要求，不久代表被監禁，有謠言說代表被殺，大樓外的人於是變得不安起來。[45]
當天上午，匈牙利黨政代表團乘火車返回布達佩斯，格羅在火車站就訪南之行發表講話。當得知學生的遊行計劃時，格羅被激怒。隨後，格羅、雷瓦伊與《自由人民報》的代表會面，他們指責來訪者喪失理智，低估了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表示黨和政府有辦法對付製造混亂者，遊行將被堅決制止。當代表團中有人問及如果青年們不顧禁令堅持遊行時該怎麼辦，格羅和雷瓦伊毫不猶豫地表示「那就開槍」，雷瓦伊還一再重複這句話。中午12時53分，電台播放了內務部長比洛什·拉斯洛禁止遊行的通令。為此，匈牙利作家協會、裴多菲俱樂部和大學生代表多次前往黨中央要求解除禁令，他們認為禁令會進一步加劇局勢緊張。據當時參會代表回憶，匈牙利黨的領導人慌作一團，心急如焚，但又一籌莫展，「格羅是從辦公室衝出來的，其他人面色蒼白，束手無策。奧普羅·安托爾高舉雙臂帶著哭聲向裴多菲俱樂部負責人坦佐什·加博爾說：『...請你們挽回局面吧！』」下午2時23分，內務部長比洛什又通過廣播解除了此前的禁令。[1]:90
晚上8時，格羅做廣播演說，譴責作家和學生們所提出的要求，稱「人民公敵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階級的政權，鬆懈我黨和光榮的蘇聯黨之間的關係。我們譴責那些濫用國家給予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來製造民族主義示威的人們……」。[36][50]格羅的廣播演說將民眾激怒，一位身在黨中央大樓的高級軍官聽完格羅的講話後暴跳如雷，拔槍揚言要槍斃格羅，被眾人急忙阻止。同一時間，另一群人決定自行拆除史達林銅像。人群移動至英雄廣場，這裡矗立著四年前修建的史達林巨型銅像，在數次用繩索將其拉倒的嘗試失敗後，一群工人帶著從市公共運輸部借來的起重機和金屬切割機等重型設備趕到，在人群的歡呼聲中，銅像開始搖晃。晚9:37分整，史達林銅像終於倒下。[45]:458[51]
在廣播電台大樓前的民眾聽到格羅講話後也怒不可遏，紛紛向電台投擲瓦塊、磚頭，一些人試圖通過底層窗戶爬入大樓。為阻止民眾的行動，守衛電台的部隊使用催淚彈和消防水龍頭。最後，士兵端著帶刺刀的步槍，呼喊著逼進群眾，才暫時驅散了民眾，士兵在樓前按射擊位置展開。晚上9時左右，廣播台響起槍聲，槍聲持續不斷，造成許多人死傷。從此開始，布達佩斯民眾由和平示威轉為武裝起義。受驚的群眾憤怒地高呼：「保安局是劊子手！」「殺死保安部隊！」當時，有人目擊在國家博物館和鄰近廣場的保安部隊向附近街區掃射，試圖阻止更多群眾湧向廣播台。青年學生從譁變的士兵和警察手裡得到武器，不久，切佩爾和新佩斯兵工廠的工人們用卡車從倉庫和民兵武器庫運來了大量步槍、機槍和子彈，起義的學生、工人實力大增。[1]:99
電台守衛部隊通常只有16人和一個排的後備隊。後來，保安局派來了300人和軍事學院部分學員進行支援，守衛總兵力達到500人。戰鬥越來越激烈，起義者占領了廣播台附近的許多制高點，電台守衛的抵抗逐漸變弱。晚上11點左右，來自皮利什喬包的坦克部隊奉命趕到廣播台，負責增援大樓的守衛，但被起義人群包圍。在人們的勸說下，部隊指揮官拒絕讓士兵幫助守衛部隊作戰，自己前往國防部報告情況。一位少校軍官站在坦克上準備向群眾講話，這時從廣播台射來一梭機槍子彈將他擊斃。隨後，一輛救護車趕到，司機稱奉命前往救助大樓內的傷者。起疑的民眾將救護車打開，發現裡面裝有武器和彈藥，隨即將司機處決。在目睹了長官被殺後，前來支援的士兵於是撕掉了軍帽上的紅星，紛紛倒戈。凌晨時分，起義者陸續攻入大樓，第二天上午9點，電台大樓全部被占領。[1]:101-102[45]:458[52][53]匈牙利青年接管了國家電台，將其重新命名為「自由科蘇特電台」，這和二戰時共產黨宣傳用的「科蘇特電台」相呼應。他們稱：「許多年來，我們的電台一直充當著謊言的工具...它沒日沒夜地說謊，在所有波段上說謊。現在，讓我們在麥克風前重新開始」。[45]:459當晚，群眾還相繼占領了黨報《自由人民報》編輯部和國際電話局，他們利用編輯部印刷學生的宣言以及各種傳單到街上散發。當保安局開槍的消息傳出後，人們將編輯部各房間的書籍家具搬到街上點燃。當時還在樓內雷瓦伊·約瑟夫在記者的幫助下從後門逃走。[1]:104
蘇聯領導人對布達佩斯發生的事情感到無比詫異和困惑，而勞動人民黨領導人格羅·埃諾更是驚恐萬分。為了平息眾怒，10月23日10點半左右，格羅召開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會議，當時沒有任何領導職務，黨籍剛剛恢復幾天的納吉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各方展開激烈爭論，但一致認為為恢復秩序必須立即宣布戒嚴令。臨近午夜時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表示如果不能穩定局勢，將求助於蘇聯軍隊。會議還決定對政治局進行重大改組，具有強烈改革意識的多納特·費倫茨與洛松齊·蓋佐進入政治局，政治局還同意由納吉組建新政府，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1]:107-110格羅還向蘇聯大使安德羅波夫和領導人赫魯雪夫通電話，請求蘇聯出動坦克進行支援。[45]:458-459
10月24日8點13分，電台播放消息，納吉正式擔任部長會議主席，赫格居什擔任第一副主席。[54]當日凌晨，赫格居什和國防部長鮑陶·伊斯特萬背著納吉以納吉的名義擬定了法令，宣布對一切旨在「推翻人民共和國」的行動實行即決審判，可以當場處以死刑，該法令與戒嚴令一起於8點45分播出。這些法令使外界對納吉留下了十分糟糕的印象。納吉發現後進行抗議，但為時已晚，革命向全國蔓延。[1]:110-111中午12點10分，納吉通過廣播發表《告匈牙利人民書》，試圖安撫大眾。他呼籲大眾停止暴力，恢復工作，承諾推進三年前擱置下來的政治改革。他請求群眾回家，把此事交給黨內老一輩人來處理。但是，各地群眾仍在繼續武裝自己，零星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45]:458-459[55]
10月23日23時，根據蘇聯政府的決定，蘇聯國防部已經向駐匈特別軍、喀爾巴阡軍區步兵軍、駐羅馬尼亞獨立機械化集團軍發出出動命令。這些部隊包括5個師31550人，裝備有1130輛坦克和自走炮，615門火炮和迫擊炮，185門高射炮，380輛裝甲運兵車，3930輛汽車。同時還有4個空軍師，共計殲擊機159架，轟炸機122架，負責空中支援。事發前幾個月，蘇聯領導人已經制定了臨時干預方案。當月19日至21日，駐匈牙利蘇軍在蘇軍總參謀部的命令下已進入戰鬥警戒。[45]:458-459[47]10月24日凌晨2點，在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的命令和副總參謀長米哈伊爾·馬利寧大將的指揮下，蘇軍坦克進入布達佩斯。[35]:185[45]:458-459[55]
蘇軍進入布達佩斯十分匆忙，對當地街道很不熟悉，不得不向行人打聽方向，憤怒的市民往往故意指錯路，延緩了蘇軍的行進。進入首都的蘇軍，部分奉命加強對重要目標的保衛，如議會大廈、黨中央、國防部、郵電局、重要橋梁和十字路口等，另一部分在市內街道巡邏。[1]:116
除了坦克部隊外，蘇軍有許多步兵乘坐在坦克上，由於沒有裝甲保護，他們在狹窄的街道受到了兩邊高樓發射出的子彈的襲擊，許多士兵被擊中。襲擊他們的除了前一天晚上自發組織起來的武裝小分隊和分散的攜帶武器者，也有匈牙利士兵。面對蘇聯的入侵，一些本來舉棋不定的匈牙利軍人開始轉向，出現整營軍人集體投向起義者的情況。其中，大部分軍事院校的學員都同起義者站在了一起。茲里尼軍事學院的全體學生在院長的率領下集體倒戈。起義者在首都展開巷戰。他們在交通要道設置路障，在市內各個廣場和工人聚居的第七、八、九區狹窄的街道上，用電車鐵軌、石塊、鐵棍、水泥板等壘起層層障礙物，手工製造燃燒瓶（莫洛托夫雞尾酒），燒毀了不少蘇軍坦克，逃出的坦克兵在街道中被擊斃。在過去10年中，匈牙利青年在學校和工廠接受過與外國侵略軍開展游擊戰、巷戰技巧的訓練。他們很多人熟讀過《青年近衛軍》等蘇聯文學著作，於是效仿當年蘇聯游擊隊戰士的榜樣抵抗蘇軍。在戴阿克·費倫茨廣場，他們用繩索迫使坦克停下，將打開炮塔蓋出來整理拉繩的士兵擊斃，從路邊把汽油瓶扔進坦克炮塔蓋，坦克乘員有的斃命，有的身子著著火逃出，沒跑多遠也被擊斃，[1]:117此外還有些人還繳獲了幾輛蘇軍坦克。面對抵抗，蘇軍接到可以開火的命令後，大肆開火報復，導致不少無辜平民死亡。中午，蘇軍坦克駐紮到了議會大廈外。[1]:118[49]
在蘇軍進入布達佩斯後，雖然到處都在發生激烈的抵抗戰鬥，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特別的情況發生。在一些地方，蘇軍坦克被手無寸鐵的匈牙利居民包圍，青年學生中有人用俄語與士兵交談，蘇軍下級軍官則向群眾表示，上級告訴他們反革命分子和法西斯匪徒在布達佩斯作亂，但他們現在已經明白這是謊言，自己不會向匈牙利人民開槍。這些話贏得了陣陣歡呼，有群眾與蘇軍士兵熱烈擁抱。匈牙利士兵還和他們交換軍帽。一些人還把匈牙利國旗掛在了蘇軍坦克上。還有些蘇軍士兵用武器彈藥與匈牙利人換取食品飲料，一些蘇聯少數民族，如亞美尼亞人甚至加入起義者，幫助印刷和散發俄語傳單並一起戰鬥。有抵抗者回憶說：「我發現自己正在射殺的是那些驚恐萬分的烏克蘭農村青年，他們也有同樣的理由憎恨我們所憎恨的一切...我的感情陷入尖銳的矛盾之中。」[1]:121[56]
10月25日上午，在市中心，一些會俄語的青年與在街上巡邏的蘇聯坦克手交談，他們向蘇聯士兵解釋匈牙利人鬥爭的目的，要他們不要開槍和干涉匈牙利事務，匈牙利發生的不是反革命，沒有人想回到戰前的制度，人民只是在為民主權利而鬥爭。與之前一樣，人們質問蘇聯人為什麼來到這裡，蘇聯人則回答是上級命令他們來此將城市從法西斯匪徒手中解救出來。他們四處張望回答說沒有看到任何法西斯，只看到了人民、工人、婦女和青年，匈牙利人有權決定自己如何生活。於是，一些匈牙利人跳上坦克，同蘇聯士兵擁抱，還在蘇聯坦克上插上了鮮花和匈牙利國旗。許多人高呼「俄國人同我們站到一起了」「我們不是法西斯，我們是工人！」，人們開始向議會大廈前的科蘇特廣場進發，蘇聯坦克則跟隨隊伍前進。[1]:125-126
這支隊伍會聚了男女老少，人們喊著「打倒格羅」等口號，到達了戴阿克廣場。此時，同樣的情形再次上演。三輛約瑟夫史達林重型坦克開了過來，幾位男女學生將俄文傳單塞入坦克瞭望口，向他們申明匈牙利民族的要求，揭露蘇聯政府利用軍隊鎮壓別國解放鬥爭的事實，傳單還引用馬克思語錄「壓迫其他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經過幾分鐘沉默後，指揮車上炮塔慢慢打開，有蘇聯軍官害怕地露出頭看，一位青年跳上坦克向他伸手，周圍群眾爆發出歡呼聲和喝彩聲。另外兩輛坦克也打開了炮塔，匈牙利姑娘跳上坦克與蘇聯士兵擁抱親吻。人群與蘇聯士兵互相拋送軍帽，人們紛紛向蘇聯人招手，高唱國歌和科蘇特歌曲。雙方沉浸在友好的氛圍中。一位美國記者目睹了這一場景後寫道：「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人民與外國軍隊之間最愉快的交往。」[1]:125-126
科蘇特廣場距黨中央大樓數百米，當時政治局正在召開會議。隨著蘇聯士兵轉向的消息傳開，很快數萬人聚集到了科蘇特廣場，人們高呼「打倒格羅！」「蘇軍萬歲！」此時，議會大廈對面的農業部大樓房頂上忽然有密集的輕重機槍子彈向廣場上的人群掃射。廣場上立即有人死傷，人們紛紛四處尋找藏身之處，有的人臥倒，有的人從窗口跳入農業部，還有人逃入了議會大廈。一些爬在地上和逃入周邊胡同的人仍遭射殺，這一狀況持續了十多分鐘。[38]:159[57]廣場上的死傷者包括了婦女和兒童，20多輛坦克載有的蘇軍士兵也有中彈，看到此景，蘇聯坦克向樓頂回擊開炮才制止了屠殺的持續。[49][58]在得到了從秘密警察處繳獲或人民軍士兵提供的武器後，有群眾進行了回擊。[49][57]此次事件中，有近百人被打死，數百人受傷。開始，人們用救護車運送死傷人員，後來救護車不夠用便使用公共汽車和卡車運輸，車輛在經過的路面留下長長的血跡。納吉通過電話了解到這一情況後十分激動，一小時後解除了內務部長比洛什的職務。此次事件後，原本趨向緩和的局勢再次緊張起來。[1]:126-127
此時，匈牙利軍隊的中央指揮體系已經隨著抗議者對政府的施壓而瓦解，軍隊面臨分裂。布達佩斯和鄉下的大部分軍隊並未參與抗議，而當地軍官通常也會避免對抗議者與革命者使用武力。[9]從10月24日至10月29日，在50個地區仍然發生了71起軍隊和民眾的武裝衝突，[9]另一方面據後來的國民衛隊全國司令部統計，到10月底共有2000名軍人與起義者並肩戰鬥。起義者最早建立的武裝據點位於布達的塞納廣場。10月24日早晨，人們聚集在那裡一個尚在建設中的地鐵站，從附近車庫找來許多大汽油桶建起路障，通過一個下午的戰鬥，成功阻止了蘇聯坦克的通過。第二天，這個武裝據點在前南斯拉夫游擊隊員凱毛爾·埃克蘭和59歲公共汽車司機薩波·亞諾什的主持下改組。在薩波的指揮下，青年工人和學生，甚至十幾歲的小伙子和姑娘都加入進來。27日，這支隊伍接受了一批從礦山強制勞改營獲釋的犯人，人數進一步增加。10月底，塞納廣場小隊被編入國民衛隊，指揮部遷入警察局，薩波也成為全國革命委員會委員，他曾極力阻止部下採取殘暴行為，1957年1月被卡達爾政府處死。革命期間，戰略、戰術都是通過公開的民主會議來決定，所有成員均可發表意見並參加討論。[1]:136
起義者多為青年，相當數量為大學生和中學生，期間人員不斷變化，有人回家後就一去不復返，也一直有新成員加入。由於人員構成雜亂，人們互相併不認識，也從不詢問他人姓名和住址。在24日蘇軍進入市區干涉時，許多小分隊都是倉促組建，臨時完成任務。雖然沒有任何組織和紀律，但是成員間的協作卻十分默契。布達佩斯最大的武裝據點指揮者彭格拉茲·蓋爾蓋伊表示：「參加革命的人都是自願的。留在那裡的人都是根據個人意願自動參加的。我們不問任何人從哪裡來和他是誰。我們也不在乎來者是否作為政治犯或刑事犯曾坐過牢。我們既不詢問他們是什麼民族，也不問他們是什麼宗教。只要他手中握有武器並為實現大學生們的十四點聲明而戰，他就是戰友。」[1]:134除了固定參加戰鬥者外，也有一些散兵游勇，他們憑興趣隨時參加隨時退出，不受任何約束。一位理髮師表示，那個時候，店裡沒有生意時他就去參戰。也有人利用早餐外出購物的閒余時間打一到兩個小時的仗，然後帶著食品回家，吃過早餐再去上班。[1]: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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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凌晨，在布達佩斯東站前的鮑羅什廣場，參加過攻打廣播電台和附近武器庫的武裝小分隊未能阻止蘇軍坦克的前進，退入附近胡同分散行動。26日，在儀表工人、共產黨員尼茨蓋爾什堡·拉斯洛的召集下，小分隊重新集合起來建立了統一的武裝小分隊。後來卡達爾政府公布的材料稱，參加尼茨蓋爾什堡武裝組織的人中有許多黑社會分子、小偷、妓女及其他各類犯罪者。1961年，尼茨蓋爾什堡和一些其他成員被處決。[1]:136-137革命者還攻擊蘇軍和秘密警察餘部。基拉伊·貝拉帶領的部隊襲擊了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大樓並處決了數十位可疑的勞動人民黨黨員、國家安全人員和軍人。照片顯示受害者曾遭到拷打。[59]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家拜賴茨·亞諾什在他所出版的受政府贊助的白皮書中稱叛亂者拘留了幾千人，還有另外幾千人上了叛亂者的死刑名單。這本書說，10月31日在考波什堡，64人遭到監禁，其中13人是軍官。[60]
作為革命期間布達佩斯的主要戰場之一，位於布達佩斯第八區的科爾文大街（或科爾文夾道）是起義者占據的一個較大且有著廣泛影響的據點。大街地勢特殊，進可攻退可守。中央是橢圓形「科爾文電影院」，影院周圍有一條十米寬的窄道，四周是五層高樓，將電影院和小廣場環繞其中。進攻的裝甲車即使接近也無法進入大街的出口，起義者卻可以在建築群各個朝街窗口的火力掩護下出入。電影院帶有兩個工人集體宿舍，附近有學校和大食堂，利於屯兵儲糧。電影院後面有加油站，為製造燃燒瓶提供了材料。大街側面隔著于勒伊大街有基利安兵營，它是布達佩斯另一個主要武裝據點。[1]:137-138
10月24日早晨，一些起義者聚集在科爾文大街並占領了電影院和四周的居民房。最初，一個小分隊在此利用步槍、手榴彈和「莫洛托夫雞尾酒」燃燒瓶襲擊蘇軍坦克，並利用繳獲的幾輛裝甲車擊毀了許多坦克。隨後此地人數快速增加，31日已達3000人。開始時由26歲的年輕人伊凡·科瓦奇·拉斯洛領導，30日經過選舉由彭格拉茲取代。基利安兵營內原有1000多名工兵輔助部隊，23日晚廣播電台衝突發生後曾有群眾進入搶奪了少量槍枝彈藥。兵營最初保持中立，但當士兵看到科爾文大街的起義者擊毀的坦克燃燒起來後，一些士兵加入了起義陣營，訓練其使用機槍和手榴彈，並提供飲食。24日，在軍營內的一位政工軍官的帶領下，一些士兵襲擊了起義者，俘虜了10多個人，雙方於是爆發衝突。第二天早晨，起義者包圍並開始攻打兵營。[1]:138
在此情況下，國防部派遣曾擔任工兵輔助部隊司令的馬萊特·巴爾上校指揮5輛坦克前往支援基利安兵營，在與圍攻軍營的起義者接觸後，馬萊特建議雙方停火並釋放了俘虜，基利安兵營上掛起了科蘇特標記。根據31日西方記者採訪報道，馬萊特表示「上星期三凌晨，我接到當時國防部長的命令，要我率5輛坦克去鎮壓第八區的自由戰士以解除基利安兵營的危險。我到現場後發現，那些為自由而戰的人不是匪徒，而是匈牙利忠誠的兒子。於是我通知國防部長，說我投奔到起義者一方了。從此，我們一直在並肩戰鬥。」不過，馬萊特在軍服上仍佩戴著紅星，以示仍然忠於共產主義。在10月26日晚些時候及後來兩天，蘇軍不斷向科爾文大街和基利安兵營發起進攻。在馬萊特的指揮下，起義者及兵營的1200位士兵頑強抵抗，直到28日政府宣布停火後才停止戰鬥。由於兵營牆壁厚實，除了重炮外任何蘇聯武器都無法打垮。雖然蘇聯坦克摧毀了許多房屋，但始終無法靠近兵營一步。而兵營周圍被擊毀的蘇軍坦克殘骸達幾十輛之多。由於在此抵抗的有匈牙利正規軍且戰績輝煌，全城其他武裝小分隊受到了極大鼓舞。馬萊特表示除了匈牙利部隊外，不會向任何人繳械。他也成為了匈牙利武裝抵抗的象徵和最受擁護的英雄，他和基利安兵營的名字迅速馳名全國。[1]:139-141[62]
全國各地紛紛成立革命會議，接管當地政府並號召發起總罷工。共產主義的標誌和蘇聯戰爭紀念碑被移除，共產主義書籍被焚燒。革命民兵組織自發成立，其中包括由杜達什·約瑟夫零星組織起來的約400人的隊伍，他們襲擊並殺死了一些蘇聯的同情者和秘密警察。[63]臨近奧地利的西部城市傑爾在革命之初成立了以農民黨國會代表西格提·阿提拉為首的國民議會。這個反對派政府奉行徹底的反共主義，曾通過無線電台不斷向首都廣播發送多個最後通牒，甚至威脅要向布達佩斯進軍。東部的米什科爾茨、南部的塞格德和佩奇、北部的紹爾戈陶爾揚等大城市和各州也對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所違背，沃什州的國民委員會向納吉政府提要求時則只稱其為「布達佩斯政府」。包爾紹德州的工人和學生委員會還宣布同「依靠外國勢力的」納吉政府決裂。一些地方的礦工和冶金工人不僅要求趕走蘇聯軍隊，還直接指責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表示早已對這種把工人當做假定主人翁的制度厭煩透頂。松博特海伊汽車修配廠的工人宣布只要匈牙利土地上還有一個蘇聯士兵，就不停止罷工。其他州、市也大量向布達佩斯發來最後通牒。[1]:150激進分子得出結論：「黨是官僚階層暴政的化身」、「社會主義只有在直接民主的基礎上才可以發展」，對他們而言，匈牙利工人的鬥爭是一場「為直接民主原則」而展開的鬥爭，並且「一切權力應歸於匈牙利工人委員會」。[64]
根據拜賴茨和其他卡達爾時代的資料，在布達佩斯和其他地區，勞動人民黨黨委組織了一定程度的防禦活動。10月26日至27日，勞動人民黨和蘇軍的協作得到改善。10月27日至28日，抵抗者遭到嚴重打擊。一夜之間，新佩斯的武裝小分隊被打散。在切佩爾，250名勞動人民黨黨員守住了當地的鋼鐵廠。10月27日，軍隊派兵到切佩爾恢復秩序，29日軍隊撤回，起義者隨後控制了該地區。在布達佩斯第十三區安戈雅弗德，當地勞動人民黨黨員指揮了350名武裝工人和380名服役人員。曾參與過二戰的反法西斯抵抗組織的老兵則參與了重奪勞動人民黨機關報《自由人民報》大樓的戰鬥。在貝凱什州和索爾沃什周邊，勞動人民黨的武裝分子控制了該地區。[60]10月28日黎明前，除一些孤立據點仍在堅持抵抗外，蘇軍已消滅了布達佩斯全市數個抵抗據點，雙方進入僵持狀態，戰鬥開始逐漸平息。[1]:141-142
10月28日黎明前，匈牙利國防部的一些軍官制定了一項計劃，準備當天由蘇、匈部隊徹底摧毀科爾文大街和基利安兵營。從28日凌晨開始，一些匈牙利軍隊配合蘇聯坦克和大炮，對這一地區發動進攻。兩個據點的抵抗者從街道兩邊的高層建築物的窗口使用機關槍和衝鋒鎗還擊，封鎖了進攻者的道路。沖在前面的坦克被擊毀，失去掩護的士兵不得不停止進攻。蘇軍指揮部在5點半決定暫停進攻。為了攻占此地，蘇軍指揮部要求派遣空軍用轟飛機轟炸該地區。當納吉獲知這一消息後，立即打電話通知國防部領導人斷然表示拒絕，如果蘇軍一意孤行，他將立刻辭職。[1]:14228日上午，布達佩斯街頭蘇軍和抵抗者的戰鬥仍在持續。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決議，改變此前對10月23日以來事件的定性，認為雖然有「反革命分子混入」，但此次事件本質上不是反革命運動，是一場席捲全國和廣泛人民性的民主運動，授權納吉穩定局勢。由於受到空襲計劃的觸動，納吉決定爭取主動，前往蘇聯大使館與安德羅波夫會談。會談期間，安德羅波夫多次離開會議室與莫斯科通電話。最後，赫魯雪夫同意了納吉要求格羅、赫格居什、比洛什和鮑陶流亡莫斯科的計劃，雙方初步實現停火。[1]:145[65][66]
在布達佩斯街頭，起義迅速擴散，格羅-赫格居什政府突然倒台使新上任的領導人十分意外，組織一度混亂。雖然納吉是一位忠實的黨內改革派人士，但政治手腕有限。[38]:52他先呼籲大眾保持冷靜並試圖恢復原先的秩序。當時，作為唯一一個在公眾和蘇聯人眼中都值得信任的領導人，納吉過了很長時間才終於意識到所發生的並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場全民起義。[38]:17310月28日13:20及17:25，納吉代表新政府通過廣播宣布立即實行全面停火。這時，政府已不再要求武裝抵抗者放下武器投降，並命令政府所屬武裝力量在不遭到攻擊時不得開槍。[1]:145納吉在宣言中稱：
- 政府譴責認為此次起義是反革命的看法，認同這是一場「偉大的民族和民主事業」；
- 贊同工廠建立工人委員會，以擴大民主並加強自治；
- 無條件停火並赦免起義參與者，與起義者談判；
- 解散匈牙利保安警察；
- 成立統一警察、軍隊和革命武裝的國民衛隊以恢復秩序；
- 立即撤離布達佩斯的蘇聯軍隊並就蘇軍從匈牙利全境撤離展開談判；
- 任何人不得對參加過武裝戰鬥的人進行任何迫害；
- 政府向國會建議使用科蘇特徽記作為國徽，以1848年革命紀念日3月15日為國慶日。[1]:145
停火令下達後，局勢顯著改善。28日晚，科蘇特電台廣播公布稱布達佩斯尚存的大部分武裝據點已停止射擊。有些如塞納廣場，起義者聽到納吉廣播講話後召開會議，表示擁護政府聲明，然後收藏起武器並迅速離開了廣場。接著，電台宣布布達佩斯警察局開始組織國民衛隊的消息，號召警察、軍隊和武裝工人、學生共同維護首都治安。10月29日，當天出版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機關報《自由人民報》印上了科蘇特徽記，並罕見地與蘇聯《真理報》展開辯論，反擊《真理報》此前稱匈牙利事件為「反人民的冒險」，駁斥蘇聯人稱其為「英美帝國主義者進行破壞」的說法，認為《真理報》傷害了布達佩斯150萬居民。[1]:147[38]:176-177基拉伊·貝拉接受了納吉的任命，負責組建國民衛隊。10月30日下午，國防部、人民軍總參謀部、國家警察總局和工人、青年及各武裝小分隊代表在戴阿克廣場市警察局開會，由基拉伊主持。會議成立了統一領導機構納入政府的指揮體系，決定建立革命治安委員會，選舉了委員會成員。[1]:160-161
30日下午，納吉宣布經勞動人民黨中央通過，匈牙利結束一黨制，恢復戰後曾一度實行的多黨制，建立多黨合作的聯合政府，公布包括卡達爾在內的內閣名單，任命馬萊特·巴爾為國防部副部長（次日升任為國防部部長）。這一消息轟動了匈牙利全國乃至全世界。[1]:171此前曾遭取締的政黨，如獨立小農黨、國家農民黨（現改名「裴多菲黨」）[68]及社會民主黨則加入了聯合政府，[45]:458-459[69]這些黨派同意保留土地改革和國有化成果，維護工人權利。此外，一些未曾加入過1945年聯合政府的較小黨派也紛紛成立，他們背景複雜，有些要求恢復私有制。其中有類似西方保守黨的人民民主黨、匈牙利獨立黨和匈牙利激進黨等，也有宗教性強的基督教民主人民黨和天主教人民黨等。這一時期，恢復活動的政黨約為50個左右，分為兩大陣營，一個是以小農黨為核心，包括社民黨等政黨，另一個是以天主教勢力為基礎的保守黨派，兩者中前者勢力較強。作為執政共產黨的勞動人民黨除了中央領導機構仍然存在外，實際已處於癱瘓和分裂的狀態。黨的一些辦公機構被砸，黨員人數銳減90%、有人把黨證燒掉或撕毀，一位老黨員把黨證貼在牆上，在旁邊寫道「這是我愚蠢的證明。願你們從這裡取得教訓。」[1]:171-173由於執政時間非常短暫，新政府沒有機會詳細闡述其施政方針。不過，當時的報紙社論強調匈牙利應該成為中立的多黨制社會民主國家。[70]此外，匈牙利政府還釋放了大約8000名的政治犯，其中最知名的是被軟禁的天主教艾斯特根總教區總主教明曾蒂·約熱夫。[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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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間內，匈牙利全國1170個城鎮發生了348起革命委員會解散當地的行政機構的事件、312起解僱負責人的事件和215起焚燒當地政府文件的行為。另外，還有681起破壞蘇聯標誌如史達林和列寧雕像的事件、393起破壞蘇軍紀念碑的事件和122起焚書事件。[20][9]全國各地，激進的工人借用南斯拉夫的創意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工人蘇維埃），[72][73][74][75]開始接管工廠並驅逐工廠管理者。他們一般未受到新政府的干預，還承擔了已經廢除的共產黨的行政責任。[76]10月30日，勞動人民黨正式承認了這些委員會，納吉請求他們作為「革命期間成立的民主自治機關」支持自己。與此類似，工人委員會也在工廠和礦區成立，不少諸如生產規範之類的規定被廢除。工人委員會努力嘗試在維護工人權益的前提下管理企業，從而建立起可以擺脫共產黨僵化控制的社會主義經濟。[77]有時，委員會施加控制卻帶來了流血事件，在德布勒森、傑爾、肖普朗、莫雄馬扎爾古堡等其他城市，秘密警察向示威群眾開火，許多人喪生。在當地警察的協助下，秘密警察有時會被繳械。[76]總共，大約有2100個工人委員會成立，擁有成員21000人。這些委員會在布達佩斯聯合召開會議，決定結束全國罷工並於11月5日恢復工作。一些較為重要的委員會還向議會派遣代表，對納吉政府表示支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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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市委大樓位於火車東站附近共和國廣場（今約翰保羅二世廣場）南面。23日後，在原有3名警察的基礎上，又調來了48人兩個排的保安部隊。24日蘇軍開入布達佩斯時，曾派來三輛坦克前來守衛，後奉命撤離。事件發生前，有傳言稱此地關押了之前被捕者，有人甚至傳說聽到了拷打犯人的聲音。另外，不久前莫雄馬扎爾古堡發生了秘密警察向示威群眾開火的事件，也刺激了示威者。[76][78][79]從30日凌晨開始，眾多武裝人員開始嚴密監視共和國廣場，10點左右完成對市委大樓的包圍。在一些人試圖闖入大樓的過程中，雙方開始交火，戰鬥十分激烈。在被圍的3個小時內，市委不斷向政府、國防部、警察局和各處兵營求援，但援軍遲遲未到。而進攻一方在大樓守衛者的猛烈火力下傷亡慘重，搶救傷員的人也紛紛中彈，進攻者愈為憤怒。[1]:165-167
在得知市委大樓被圍後，納吉立即指示國防部派坦克前往支援，茲里尼軍事學院的一名黨員學員擔任連長，率6輛坦克前往。到達後，坦克恐嚇性地朝天開火以驅散人群。在人群的勸說下，一輛坦克違背命令朝市委大樓開火，其他坦克也紛紛效仿，無視連長停火的命令開始攻擊市委大樓。廣場上爆發起一片歡呼。在坦克的支援下，武裝人員沖入大樓。面對絕境，布達佩斯市黨委書記邁澤·伊姆雷決定投降並堅持親自前往談判。邁澤帶著其他兩人打著白旗走出，剛走上馬路就被衝鋒鎗子彈擊倒。邁澤胸部中彈，後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38]:177[80]另外一位軍官遭到毆打後被人用鐵絲捆著腿倒掛在了樹上，胸部遭到多次刀扎，心臟被挖走。有受傷的守衛士兵被綁在卡車後在廣場上拖來拖去，還有被俘士兵被刺殺、踢死或用槍托打死。臨時組成的行刑隊槍斃了兩批俘虜。有兩人在試圖逃入圍觀人群時被人從背後擊斃。此次事件中，有20名人被殺，一些人死於私刑。[36][79]數小時後，共和國廣場的場景出現在了蘇聯的新聞紀錄片和共產黨機構的宣傳里。[80][81]事件發生後，匈牙利革命的領導人對此表示譴責並呼籲各方保持冷靜並停止暴力，[82]局勢開始趨向平靜。此前不久，蘇斯洛夫和米高揚從匈牙利向蘇聯發回的報告態度已開始發生明顯變化，態度較之前大為悲觀。他們認為匈牙利革命最後只能依靠武力來終結，而匈牙利軍隊無法勝任這一任務，如果出動匈牙利軍隊，他們很有可能倒戈，投入革命者的陣營。因此，蘇聯軍隊有必要重啟軍事行動。[35]:188
10月23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高主席團（即政治局）在討論匈牙利局勢就是否應該出兵這一問題時，十分罕見地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儘管包括赫魯雪夫在內的其他政治局委員同意出兵，政治局重量人物、赫魯雪夫親信米高揚卻主張政治解決，堅決反對軍事干預。會議決定派米高揚、蘇斯洛夫與克格勃主席謝羅夫前往布達佩斯實地匯報情況，代表團於24日乘飛機在塞克什白堡降落，在蘇軍坦克的護送下乘裝甲車達到布達佩斯，他們起初向莫斯科報告稱局勢比之前預計的樂觀。[35]:184-186[83]25日上午，米高揚和蘇斯洛夫來到黨中央大樓，勞動人民黨立即舉行中央政治會議。米高揚在會前訓斥了格羅，稱事情發展到現在的地步完全是格羅的責任。會上，兩位蘇聯人仔細聽取了格羅和納吉的不同主張，格羅堅決主張暴力鎮壓，而納吉反對繼續流血，主張非暴力地平息群眾不滿。米高揚和蘇斯洛夫接受了納吉的主張。會上，蘇聯方面建議撤銷格羅第一書記的職務，由時年44歲的卡達爾·亞諾什接替。格羅當場發言表示不滿，強調稱他的離去會使黨解體，米高揚用手勢將他打斷，稱「黨早就解體了」。會議進行期間，一梭子彈從街頭飛來打在會議室的牆壁上，但米高揚仍保持鎮定，幾分鐘後與其他人轉移到大樓後的安全房間繼續開會。[1]:123
至30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先後召開多次會議，黨內強硬派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對米高揚展開批判，指責米高揚和蘇斯洛夫「不了解情況」，雖然提供消息「說局勢穩定」，但實際上「局勢卻在惡化」，兩人「逐漸走向投降」，並藉此攻擊赫魯雪夫。伏羅希洛夫甚至說「美國特工人員在匈牙利都比蘇斯洛夫和米高揚同志活躍。我們派他們去毫無意義。」赫魯雪夫和朱可夫做出了回擊，並為米高揚做出辯解，他們表示格羅10月23日請求出兵干涉說明匈牙利黨還是受匈牙利大眾信任的。而且，他不認為這些抗議活動涉及意識形態之爭，而只涉及到民眾對未解決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不滿。現在蘇共黨內應關注如何應對局勢的發展，而不是互相指責。馬林科夫和布爾加寧支持赫魯雪夫一方的觀點。在此關鍵時刻，蘇共領導層出現裂痕使蘇聯態度反覆，無法做出明確回應。[35]:184-186[83]
經過討論，[84][85]蘇共中央最高主席團在30日取得一致意見，推翻了此前支持出兵的決定，出人意外地決定放棄對匈牙利展開大規模的軍事干預。朱可夫說：「我們應該從布達佩斯撤軍，如果有必要還應該從匈牙利全國撤軍。這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教訓。」他們通過了《蘇聯政府就發展與深化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友好與合作的原則宣言》並於次日發表。該文件稱：「蘇聯政府準備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和其他華沙條約成員國就匈牙利領土上的蘇軍地位展開談判」。[35]:187[86]當時，蘇伊士運河危機也使得蘇方傾向於不干涉。赫魯雪夫在10月28日說，學法國人和英國人搞的「一團糟」是錯誤的。[87]雖然蘇聯人的讓步已無法滿足匈牙利人當時日漸迫切的要求，但是局勢一時仍出現了和平解決的跡象。[35]:188
10月31日共和國廣場事件發生後，蘇聯領導人作出決定，再次推翻了前日所做決定。歷史學家在此後匈牙利宣布退出《華沙條約》是否導致了蘇聯再次干預這一問題上存在爭議。31日最高主席團的會議記錄顯示做出武力干預的決定發生在匈牙利宣布退出華約前的一天。[88]一些歷史學家否認匈牙利維持中立、西方國家不作為或西方國家在蘇伊士危機期間展現出的軟弱導致了蘇聯干涉決定，稱蘇聯的決定完全是取決於匈牙利共產黨迅速失去對局勢的把控這一因素。[87]不過，一些非共產黨時期的俄羅斯歷史學家則堅持認為匈牙利退出華約導致了蘇聯再次干涉。[89]:286
兩天前的30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前往布達佩斯時，納吉暗示中立國地位是匈牙利的長期目標，他希望和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就此進行會談。該信息則通過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傳遞給了莫斯科。[89]:286[90]當時，赫魯雪夫正在原史達林的別墅思考如何應對匈牙利的局勢。據一位為赫魯雪夫撰寫演講稿的工作人員說，中立聲明是赫魯雪夫後來做出干涉的一個重要因素。[89]:286此外，一些匈牙利革命領導人和學生此前早就表明想讓匈牙利退出華約，這也可能影響了蘇聯的決定。[91]10月31日晚間，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在軍事干預的決定已經做出後回到莫斯科。當得知這一決定後，蘇斯洛夫表示支持。不過，米高揚依然表示反對，他要求赫魯雪夫再次開會討論，遭到拒絕後一度以自殺相威脅。[35]:198
其他幾個重要事件也使得蘇共中央政治局下決心干預：[92][93]
- 自發的多黨制議會民主運動和民主的全國工人委員會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國家的復辟」。這兩種運動可能對蘇聯在東歐的地位或者蘇聯霸權本身構成挑戰。漢娜·阿倫特則認為這些委員會是「全世界唯一自由且正常運作的蘇維埃（會議）」。[94][95]
- 赫魯雪夫稱蘇共黨內有許多人要求對匈牙利做出武力回應。此前的去史達林化運動疏遠了不少黨內保守派人士，他們對蘇聯在東歐受到的威脅倍感擔憂。1953年6月17日，東柏林爆發工人起義，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辭職。最終，此起義在蘇聯軍隊的幫助下以暴力的方式遭迅速鎮壓，84人被殺700人被捕。[96]1956年，波蘭波茲南發生反政府工人抗議活動，遭波蘭安全部隊鎮壓57至78人死亡，[97][98][99]事件後成立親蘇聯政權。此外，10月底蘇聯部分地方也發生騷動，儘管規模很小，（對蘇聯政府而言）仍無法容忍。
- 匈牙利成為中立國從華沙條約中退出會使蘇聯衛星國構成的緩衝區上出現缺口。出於對西方國家入侵的恐懼，蘇聯把保障東歐盟國作為防禦緩衝視為至關重要的安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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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有證據表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促使赫魯雪夫下定決心鎮壓匈牙利起義上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10月24日至31日，毛澤東接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波蘭和匈牙利事件，與劉少奇保持直接的電話聯繫。[47]中共還派遣了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等人組成代表團於23日下午到達莫斯科，與赫魯雪夫、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討論波蘭和匈牙利局勢的問題。[48]雖然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近年有所惡化，毛的話在克里姆林宮仍有一定分量，雙方在危機期間也頻繁保持聯絡。剛開始，毛反對再次干預，中共主張通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解決爭端。10月30日召開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決定不干預之前，這一信息傳遞到了莫斯科。30日晚，劉少奇打電話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表示可以向蘇方同時提出撤軍和鎮壓兩種辦法，他本人則傾向鎮壓。中共代表團立即要求舉行中蘇領導人緊急會議以傳達毛澤東的意見。會上，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有發言，他們勸蘇聯軍隊回到布達佩斯，堅決維護「人民政權」。蘇聯領導人表示剛剛簽署了宣言，宣布蘇聯不干涉別國內政，現在再決定要出兵鎮壓，令人十分為難。赫魯雪夫連夜請劉少奇參加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說明中共立場。3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再次討論，討論持續了一整天，最後決定出兵鎮壓。當日，劉少奇乘飛機回國，赫魯雪夫前往伏努科沃機場向劉傳遞主席團的決定，劉表示支持蘇聯武力鎮壓，但提醒赫魯雪夫出兵前提是有匈牙利政府的請求並得到匈牙利群眾的支持。[35]:201-202[89]:247[100]:218-222
匈牙利革命得到了許多波蘭人的積極響應，許多波蘭城鎮和鄉村都懸掛上匈牙利國旗。蘇聯入侵發生後，普通波蘭人給予匈牙利人很大的幫助。波蘭各地成立了公民組織向匈牙利人民提供幫助。至11月12日，波蘭有超過11000人登記獻血。波蘭紅十字會的數據表明僅僅通過空運，就有44噸的藥物、血液等醫療物資送往匈牙利。而通過公路和鐵路運送的援助還要多很多。波蘭援助的物資金額在1956年達200萬美元。[101][102][103]
匈牙利革命期間，不少匈牙利人向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邊境地區的居民求援。同時，革命也對周邊其他的東歐國家產生影響。羅馬尼亞有超過200萬的匈牙利族人口，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外西凡尼亞城市克盧日、特爾古穆列什、蒂米什瓦拉、巴亞馬雷、奧拉迪亞等城市，大量學生舉行示威活動聲援匈牙利革命，且示威活動還在進一步蔓延至羅馬尼亞其他地方。為防止匈牙利革命蔓延至國內，10月24日，羅馬尼亞工人黨政治局決定在與匈牙利接壤的邊境地區實施緊急安全措施和簽證檢查，封閉匈牙利邊境。此外，羅馬尼亞政府還對來自匈牙利的信件和出版物實施嚴格而全面的審查。作為進一步的防範措施，羅馬尼亞政府還命令秘密警察部隊加強對關鍵地點、車站、通信設施、大學校園和黨政辦公地的保衛工作，拓寬道路以便於取道羅馬尼亞的蘇軍通行，取消士兵和國家安全部隊人員的假期。接下來的幾天裡，羅馬尼亞領導人還採取措施緩解本國經濟狀況，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開展大規模抓捕行動，數千人被捕。儘管如此，羅馬尼亞多地仍然發生了「大規模混亂」。10月25日，博雅依大學興起了學生運動，吸引了數百名大學生和多數教職員的參與和支持，其中包括許多共產黨黨員。尤其是當地的匈牙利族學生參與者眾多。巴亞馬雷和卡雷的年輕人甚至想要加入匈牙利軍隊，連駐紮在當地的羅馬尼亞軍隊和安全部隊都受到了示威者宣傳的影響。10月30日，羅馬尼亞工人黨政治局成立了由四位政治局委員埃米爾·波德納拉希、尼古拉·西奧塞古等人組成的「總司令部」。該司令部擁有特別權力，可下令開槍射擊並宣布實行緊急狀態。[35]:192-194革命發生兩個月後，狄托也曾向蘇聯駐南斯拉夫大使透露，「反動派尤其在克羅埃西亞有所抬頭，那裡的反動分子公然煽動南斯拉夫安全機關的工作人員使用暴力。」[104]:103[105]
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和其他城市，「針對蘇聯的敵視和不信任」也在增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否認了相關報道，但承認匈牙利事件對增援與匈牙利長達560公裡邊境地區的軍隊產生了「不良的心理影響」和「敵視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情緒」。捷克斯洛伐克軍隊高層人士發出警告，稱混亂局勢會「誘使（匈牙利）反革命軍隊進入我國，煽動斯洛伐克地區叛亂」，而斯洛伐克南部地區主要由匈牙利族定居；「如果蘇聯和匈牙利軍隊（從匈牙利北部）撤離，（捷克斯洛伐克）現有的軍事力量不足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入侵。」[35]:194同時，匈牙利局勢對東德和蘇聯本國也產生了衝擊。匈牙利革命爆發後，東柏林的緊張形勢迅速升溫，東德高官奧托·格羅提渥稱「波匈事件表明敵人在尋找社會主義陣營的薄弱環節，並企圖以此將其擊垮」，他十分清楚東德就是這「薄弱環節」。根據最新解密檔案，早在1954年春夏之交，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學生就發起過抗議活動，爭取政治討論和持不同意見的自由。1955年下半年，一些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學生開始出版報紙，積極討論有爭議的政治話題。大學管理者曾試圖對此進行壓制，但學生們通過其他方法繼續出版報紙。隨著1956年去史達林化的展開，蘇聯多地都發生了混亂和示威活動，引發蘇聯領導人的擔憂。11月4日前後，包括莫斯科國立大學、列寧格勒國立大學、莫斯科航空學院、高爾基大學等在內的蘇聯多所大學和學校爆發了反戰的抗議示威活動，參與者中不乏共青團團員。首都以外的騷亂，其規模和頻繁程度對蘇聯領導人衝擊很大。於是，蘇聯政府命令克格勃安全部隊開展全面鎮壓。在雅羅斯拉夫爾等邊遠城市，特種防爆部隊強行驅散了學生組織的要求蘇聯撤軍的示威活動。在莫斯科，一些學生和教師發起集會，「譴責蘇聯武裝干預」。克格勃部隊於是被派往莫斯科國立大學將他們逮捕。此後，蘇聯政府通過校方將相關參與者開除並加強了共青團在意識形態領域對學生的影響活動。[35]:194-198
西方國家此時同樣不知所措，總部設在德國慕尼黑的自由歐洲電台匈牙利語頻道吸納有很多憤怒的匈牙利移民，他們不斷對革命者進行鼓動。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0月24日曾建議召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討論匈牙利問題，不過安理會未能採取行動來解決問題。[106]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發生的另一件事情：當雙方停火後，英法以三國合謀引發了蘇伊士運河危機。這一事件雖然沒有轉移美國的注意力，但使得美國譴責蘇聯的行動的難度大大增加。正如時任美國副總統理查·尼克森所說：「我們無法一邊抗議蘇聯的所作所為，另一邊又允許英國人和法國人藉機向納賽爾出手」。[43]儘管杜勒斯此前還曾號召將共產主義「推回」，「解放」東歐，但是杜勒斯於10月27日和28日兩次表示表示：「我們不把這些國家（波蘭和匈牙利）視為潛在的軍事盟友」。此時此刻，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匈牙利只駐有一位工作人員，而與他的聯繫也隨著蘇聯軍隊的入侵而中斷。10月31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在電視講話中再次強調了杜勒斯的說法。[45]:459[47]
當時，美國試圖通過中央情報局秘密特工和自由歐洲電台以秘密行動的方式來影響局勢，不過相關行動很快失敗。中情局人員既無法找到隱藏在歐洲各地的武器庫，也不能確定應該為誰提供武器。中情局的信息主要來自當地報刊和美國國務院駐布達佩斯的雇員蓋佐·考托瑙（Geza Katona）。[44]:14910月28日，納吉新政府上台的同一天，自由歐洲電台進一步加強廣播力度，鼓勵人們開展武裝鬥爭，並傳授了反坦克作戰的方法。最後，在中情局計劃處處長法蘭克·威斯納的命令下，電台以「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結束廣播。當納吉上台時，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向白宮建議讓明曾蒂神父做領導人更好（因為納吉有共產黨的背景），並讓中情局的廣播播放了反對納吉的宣傳內容，稱他是引來蘇軍的叛徒。廣播繼續報道了起義活動，而中情局錯誤地認為匈牙利軍隊已經全部倒戈，反抗者正在獲得武器。[44]:150（威廉·科爾比記敘稱當起義被鎮壓後，威斯納「精神崩潰」。[44]:153）革命遭鎮壓後，有人曾批評自由歐洲電台對匈牙利民眾造成誤導，讓他們誤以為如果繼續堅持抵抗，美國和北約就會插手。[107]此外，艾倫·杜勒斯還向艾森豪撒謊稱自由歐洲電台沒有向匈牙利民眾承諾援助，艾森豪則相信了杜勒斯，廣播稿在當時作為機密保留下來。[44]:150
當11月4日蘇聯入侵匈牙利，納吉發出呼籲時，安理會提出的批評蘇聯的決議遭蘇聯否決。結果，安理會通過了第120號決議將此事提交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大會以50票贊成8票反對15票棄權的表決結果要求蘇聯結束對匈牙利的干預，但是新成立的卡達爾政府拒絕接納聯合國觀察員。[108]此外，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基於對匈牙利抵抗運動的詳細研究，十分清楚美國很難進行軍事干預，[109]並且此前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內部的政策討論只關注了以經濟政策和政治言論在蘇聯的衛星國引發不滿，並未對其他方式展開討論。[43][110]在1998年的一次採訪中，匈牙利駐美國大使耶森斯基·蓋佐批評了1956年西方世界的不作為，他提及了當時聯合國的影響力並以1950年至1953年的韓戰舉例。[111]不過，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近期解密了美國國防部所做的研究，表明美國沒有干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當時美國認為存在觸發與蘇聯爆發核大戰的風險。這些考量迫使艾森豪政府面對局勢時採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112]
10月30日下午晚些時候，包爾紹德州工人委員會通過電台廣播稱有些蘇聯部隊已通過邊境城市扎霍尼撤回國內。第二天，該電台又廣播稱「...出於我們和全國人民均不理解的原因，有大量蘇軍，其他包括防空部隊和裝甲部隊，已經改變了行軍方向！它們又從扎霍尼和尼賴吉哈佐方向湧進我國領土！...」此後，納吉不斷接到報告，大量蘇軍乘著卡車和坦克，滿載槍枝彈藥返回匈牙利。起初，納吉並未重視這些消息，認為這是蘇聯撤軍行動的一部分。但是，後來相關情報越來越多，說蘇軍已渡過蒂薩河並正在占領一些重要城市。[1]:182[113]蘇軍折回匈牙利的消息在全國散布開來，各種革命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代表紛紛向政府強烈要求匈牙利立即退出《華沙條約》並仿照奧地利宣布中立。他們認為退出華約是防止災難最有效的辦法，這樣做可以從根本上使蘇聯人失去動武的資格。退出華約的呼聲越來越高，甚至連外交部革命委員會都派人送來宣言，代表外交部包括兩位副部長在內所有高級官員，要求退出華約和宣布中立。[1]:182-183
為此，納吉多次召見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起初安德羅波夫拒絕直接回答。11月1日11:40，安德羅波夫來到議會大廈，向納吉表示蘇聯政府仍會尊重10月30日宣言，將會把蘇軍撤出匈牙利，要求匈牙利派軍事代表團討論撤離的軍事和技術細節問題。納吉質問安德羅波夫，要求他解釋7.5萬人左右的蘇聯軍隊和2500輛坦克為什麼會開進匈牙利，為什麼這些軍隊宣稱受到匈牙利政府的邀請前來鎮壓法西斯和反革命，安德羅波夫則表示這一切「完全正常」。納吉認為安德羅波夫在當面說謊。[1]:183-184
當天下午，蘇軍開始包圍民用機場和多瑙河以西地區的消息不斷傳來，納吉召開社會主義工人黨執行委員會會議，通報了相關情況，稱蘇聯已撕毀《華沙條約》，匈牙利應退出該軍事同盟。在卡達爾和明尼赫等人的同意下，納吉內閣隨後正式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華沙條約》。傍晚內閣舉行會議，集體召見蘇聯大使通知相關決定。面對安德羅波夫不斷重複蘇軍是在正常換防，要匈牙利政府放心的說法，卡達爾一反溫和克制的常態，站著走到安德羅波夫面前憤怒大吼，稱如果蘇軍坦克進入布達佩斯，他「將走上街頭，赤手空拳和你們搏鬥！」令在場人士十分吃驚和擔心。[1]:184-185[114][115]
納吉政府隨後向各國駐布達佩斯外交使節和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通報情況並向四大國求援，要求聯合國大會緊急討論匈牙利局勢，以維護匈牙利的中立國地位，並於晚19:50將此決定以廣播的形式向全國和全世界公布。[9][116][117]納吉政府的決定被普遍認為符合當時大多數匈牙利居民的願望。由於結盟，匈牙利在20世紀兩次捲入世界大戰且均以失敗告終，國家飽受戰亂之苦，多數人渴望國家中立，不歸屬東方和西方。通過此決定，納吉與民眾間的隔閡和疑慮驟然減少。一小時後，卡達爾也通過廣播電台發表演說，讚揚人民「光榮起義」，宣布解散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建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公布新黨綱領，表示新黨將「永遠同過去的罪行決裂。它將保衛我國的榮譽和獨立不受任何人侵犯...我們號召一切忠誠的愛國者：團結起來，爭取實現匈牙利獨立和取得匈牙利自由。」[1]:185-186在電台宣讀完中立宣言後，政府同工會及各地工人委員會代表討論停止罷工而進展艱難的談判重新恢復，雙方開始建立起互信。原本態度激進的代表投票一致決定支持納吉政府，決定結束自10月23日開始的總罷工，從11月5日起全面復工。布達佩斯18家大企業代表立即呼籲，要求勞動者「無條件信任我們的政府」並立即回到工作崗位。[1]:188此後，全國輿論趨於一致，傾向於建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國會，曾不受控制的外多瑙河地區國民議會也宣布「信任納吉總理」。北部和東部的國民議會則呼籲在蘇軍撤離前黨派間停止鬥爭，甚至連作家協會、宗教界信義宗主教奧爾達什·拉約什、歸正宗主教拉瓦斯·拉斯洛都出面號召教徒參與重建國家的工作。不過，明曾蒂則暫未表態[1]:191
當晚10點，納吉為了像波蘭一樣爭取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而做出最後的努力，在議會大廈與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郝德青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會談，卡達爾與國務部長蒂爾迪一同出席。納吉表示匈牙利退出華約宣布中立是因為蘇聯違約在先，他請求郝德青向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轉告，新政權堅持社會主義，政府成員多數也是共產黨員。蘇聯派遣軍隊插手匈牙利事務是一個無法挽回的錯誤，希望中國可以勸阻蘇聯。郝德青表示將會轉告匈牙利政府的請求。不過，在此之前郝德青已將此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並建議中共領導人向蘇聯施壓，對匈牙利進行軍事干預。中共報刊很快發表文章譴責這一事件，令納吉極為失望。在會見羅馬尼亞大使時，納吉表示對中國將他的政府稱作「賣國政府」尤其感到傷心。[1]:187[47]在與中國大使會談期間，卡達爾提前離場，和納吉等人不辭而別，一同突然消失的還有內務部長明尼赫。卡達爾具體是出於何種原因而突然消失至今仍眾說紛紜。據1989年卡達爾逝世後留下的遺言等資料，當晚，二人乘坐明尼赫的汽車前往蘇聯大使館，在蘇聯人陪同下換乘汽車從特科爾蘇軍軍用機場乘機經烏克蘭烏日霍羅德，在布里茲涅夫的陪同下飛往莫斯科。[1]:243-244
月初，國防部長馬萊特·巴爾開始全力準備應對蘇聯可能發動的進攻。但是由於沒有任何勝算且擔心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面對各地匈牙利軍隊開火還擊的請求，納吉反覆下令嚴格禁止他們採取行動，並派人制止電台和報紙傳播反蘇文章，以防給蘇軍開火的藉口。面對從四面八方而來的蘇聯軍隊，納吉只是反覆向蘇聯大使提出抗議。此外，納吉十分清楚從40年代末期開始，蘇聯已經成體系地滲透進匈牙利軍隊的各個部分，因此匈牙利政府屆時可能無法指揮軍隊進行戰鬥。因此，當後來戰鬥發生的時候，大部分匈牙利軍隊都留在了軍營內被蘇軍繳械。[1]:190-191[35]:207-2082日下午，蘇聯大使以口頭照會的方式通知匈牙利政府第二天蘇聯將派馬利寧將軍率代表團在議會大廈就撤軍問題舉行談判。[1]:192
3日，蘇聯軍事部署完畢後，匈牙利政府不再收到蘇軍在匈牙利調動的消息，給其造成了局勢好轉的印象。全國各地，許多人開始復工，商店和餐館恢復營業，街道恢復了電車和公共汽車，公共治安也穩步好轉。納吉還因奧地利政府阻止攜帶武器的匈牙利流亡者回國而特意召見奧地利公使表示感謝。國防部長馬萊特·巴爾在基利安兵營召開會議時認為蘇軍部署的軍事力量遠超過鎮壓所需，因此調動軍隊是針對西方國家的，目的是炫耀武力。因此，匈牙利不應打破停火的現狀，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而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通過廣播表示「聯合國不能對匈牙利事件袖手旁觀」，更增加了匈牙利人的信心。中午11點，馬利寧率蘇軍代表團與匈牙利代表團會談，談判氛圍緊張但進展順利。蘇軍同意1957年1月15日前全部撤離匈牙利，但更熱衷於討論撤離條件。他們要求匈牙利政府必須修復損壞的蘇軍紀念碑，並保證這些紀念碑受到保護和尊重。他們還要求匈牙利提供運輸和物資上的支持並在最後一批蘇軍撤出前舉行歡送儀式，但匈方經過計算發現蘇軍要求遠超過實際所需，引起了他們的警覺。最終，匈方同意了蘇方的意見。雙方暫時休會，到晚10點繼續舉行。[1]:193-195
會談順利展開使納吉和馬萊特十分高興，認為蘇聯撤軍大有希望。晚間，馬萊特率領代表團前往布達佩斯附近切佩爾島特科爾蘇軍基地討論蘇聯撤軍問題。在馬利寧與代表團打完招呼短暫進行會談後，克格勃主席謝羅夫將軍便率8名便衣男子持衝鋒鎗闖入會議室，強行將匈方代表團成員繳械並逮捕。馬萊特代表團隨即與納吉失去聯繫。[118]時隔不久，蘇軍全面開始了對布達佩斯的軍事行動。[119]
10月3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已決定將打破事實上的停火，粉碎匈牙利革命。[120]蘇聯方面的計劃是宣布在卡達爾的領導下成立「臨時革命政府」，而該政府會請求蘇聯協助恢復秩序。卡達爾在納吉政府任職期間一直和蘇聯大使館保持著聯繫。[121]當到達莫斯科後，卡達爾和明尼赫與鮑陶·伊斯特萬一同參與了當時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會議記錄表明，卡達爾並不傾向於蘇聯展開大規模軍事干預。11月2日，卡達爾警告說「使用軍事力量是具有毀滅性的，這會導致大量的流血事件。發生這一結果會侵蝕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威，並使（匈牙利）共產黨人的士氣土崩瓦解。」此後，雖然卡達爾的語氣有所改變，但仍暗示蘇聯出兵只會使事態更糟。與1956年12月以後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形成鮮明對比，卡達爾此時仍提醒蘇聯領導人需要意識到這次事件是真實民意的反映，勞動人民黨的形象已在廣大群眾眼中大為受損。在2日和3日的會議上，卡達爾嚴厲批評了蘇聯過去所犯的「錯誤」，對拉科西的評價比納吉還要低。他對事件的評論得到了明尼赫的呼應，明尼赫稱「『反蘇情緒』的根本來源」是匈牙利人民「確信（共產黨）政權完全是通過蘇聯人的支持才得以繼續存在」。不過明尼赫和鮑陶的主張與卡達爾截然相反，明尼赫強調了蘇軍撤軍的危險，認為不能過度指望政治鬥爭，鮑陶則直接主張蘇軍進行武裝干涉並在匈牙利實行軍事專政。[1]:244[35]:199-201[122]為了避免衝突並在蘇聯再次干預時統一宣傳口徑，蘇聯決定派遣代表團前往其他東歐國家和中國與各國共產黨政府進行溝通。同時，為了掩蓋再次出兵的意圖，蘇聯派外交官前往匈牙利和納吉政府接觸，佯裝商討蘇聯撤軍的問題。[88]
11月1日至3日，赫魯雪夫離開莫斯科與華約盟國會面，告知他們干涉的決定。第一面是在蘇波邊境城市布列斯特會見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總理約瑟夫·西倫凱維茲和政治局委員愛德華·奧哈布，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陪同。由於當時波蘭局勢也非常動盪，此次會談尤其敏感。蘇聯與會者希望波蘭不要反對蘇聯對匈牙利進行軍事干預，但沒有取得成功。雖然波蘭領導人同意鎮壓匈牙利的「反革命」，但他們強烈反對蘇聯使用武力。赫魯雪夫甚至無法確定波蘭方面之後不會公開批判蘇聯。會後，波蘭統工黨政治局召開了緊急會議，「對蘇聯武裝干預匈牙利表示反對」並發布聲明稱此次危機應該由「匈牙利人民而不是外國勢力」解決。聲明於次日在《人民論壇報》上刊登。不過，為了避免和蘇聯發生衝突，哥穆爾卡最終決定不公開表示反對。[35]:203
隨後，赫魯雪夫前往布加勒斯特與羅馬尼亞領導人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安東寧·諾沃提尼和保加利亞領導人托多爾·日夫科夫會面，三國領導人對蘇聯的軍事干預表示強烈支持，並願意派遣本國軍隊參與。但是在科涅夫的建議下，赫魯雪夫最終決定軍事行動由蘇軍單獨負責。11月2日，赫魯雪夫與馬林科夫一同飛往非華沙條約成員國但同屬共產黨政權的南斯拉夫與南共領導人狄托、卡德爾、蘭科維奇與南駐蘇大使米丘諾維奇在狄托的度假島布里俄尼秘密會面。狄托收回了此前對納吉的支持，表示同意蘇聯的行動。他還說服了赫魯雪夫選擇卡達爾擔任匈牙利的新領導人。此外，狄托還要求蘇聯批判拉科西，採取改革措施以獲得民眾的支持。作為交換，狄托承諾將會利用和洛松齊·蓋佐的聯繫說服納吉在蘇軍到來前立即下台，以避免給外界造成蘇聯的軍事行動是針對某一領導人的印象。不過此後，狄托並未兌現這一承諾並因此引發蘇聯方面的不快。[35]:204-207[123]
蘇軍第二次干預行動代號「旋風行動」，由伊凡·科涅夫元帥在索爾諾克指揮發起。[93][124]10月23日前，蘇軍駐匈牙利的5個師被擴編為17個師並得到了來自駐羅馬尼亞蘇軍和喀爾巴阡軍區數萬人的支援，這些部隊開始時在匈牙利東部和南部邊界集結。[125]巴巴賈尼揚中將指揮的機械化第8軍以及來自附近喀爾巴阡軍區由曼蘇洛夫中將指揮的第38軍被派遣至匈牙利執行此次行動。[126]彼得·拉先科負責指揮布達佩斯地區的行動，米哈伊爾·卡扎科夫和米哈伊爾·馬利寧指揮其他地區的行動。卡扎科夫首先接到的命令是前往匈牙利和奧地利的邊境，以防止任荷西方干預的可能並阻斷匈牙利從西方獲得援助的渠道。[35]:206-2073日晚21:30，蘇聯軍隊完全包圍布達佩斯。[127]天亮前，基拉伊·貝拉向納吉報告基什孔豪洛什的匈牙利駐軍遭到了蘇軍的攻擊，並以國民衛隊司令的名義請求允許開火遭納吉拒絕。在納吉的命令下，基拉伊立即下達部長會議主席的指示：「匈牙利軍隊不得以武力回應蘇軍的進攻。」隨後，米什科爾茨也傳來緊急報告稱被大量蘇軍裝甲車包圍。4:30，前一天剛被解職的原國防部長揚佐·卡羅伊將軍報告蘇軍坦克從各個方向向布達佩斯撲來，納吉才最後放棄全部希望。[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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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3:00，蘇聯坦克沿著多瑙河佩斯一側分兩隊直插布達佩斯，一隊從南順索洛克薩里路（Soroksári út）北進，另一隊由北順瓦西路南進。因此，在槍聲打響前，蘇聯人實際上已將布達佩斯一分為二並控制了所有橋頭堡，並以背後寬廣的多瑙河掩護後方。裝甲部隊穿越了布達並於4:25首先向布達厄爾什路的匈牙利軍營開火。隨後不久，蘇聯炮兵和坦克的炮火聲在布達佩斯各區都能聽到。[127]旋風行動結合空襲、炮擊以及17個師的步兵裝甲兵協同作戰。[128]，部署了T-34-85中型坦克，新型的T-54、IS-3重型坦克、ISU-152式重型突擊炮和敞篷BTR-152裝甲運兵車。[129]與首次出兵相比，蘇軍再次出兵時手段更為殘酷，即使是在平民區，只要有任何房屋的窗口射出一槍，蘇軍坦克就會把整幢房屋轟為平地，哪條街道遇到抵抗，整條街的居民都會受連累。蘇軍坦克通常沿著道路緩慢前進，同時不加區分向建築物開火。在街上被槍彈擊斃或被炮彈炸死的平民數以千計。由於蘇軍封鎖了道路，傷員無法送入醫院。拉科齊大街和于勒伊大街等主要街道被炸為廢墟。儘管如此，布達佩斯的幾個火車站附近、塞納廣場、莫里茲·日格蒙德廣場、古布達的施密特修道院、蓋勒特山和城堡山等處，蘇軍仍遭到頑強抵抗，幾天內有近百輛坦克被炸毀。戰鬥最為激烈的地方是基利安兵營和科爾文夾道。在此，蘇聯坦克排列在附近以猛烈的炮火轟擊兵營圍牆，數百位抵抗者誓死不降，經過3天戰鬥後除少數重傷員外全部陣亡。[1]:225[130][131]
這裡是匈牙利作家協會在講話！時間有限，你們全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沒有必要再加以重複。救救匈牙利！救救匈牙利人民！救救匈牙利的作家、學者、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救命！救命！救命！
匈牙利作家哈伊·久洛與妻子[1]:220[132]5:20，納吉以廣播的形式向全國和全世界宣布蘇聯正在進攻布達佩斯，表示政府在堅守崗位。[133]隨後，廣播台以英語廣播了納吉講話，並每隔兩分鐘以英語、法語、德語、匈牙利語和各種斯拉夫語重複講話，並試圖呼叫失蹤的軍事代表團。7:57，匈牙利作家哈伊·久洛與妻子代表匈牙利作家協會通過廣播向全世界求援。同時，在庫茲馬·格里班尼克少將的指揮下，蘇軍包圍議會大廈，議會衛隊被繳械。8:07（一說8:35），蘇軍進入議會大廈，中心電纜被切斷，在此的自由科蘇特電台最終停止了廣播。蘇軍釋放了關在議會大廈的拉科西-赫格居什政府部長，包括後來政府成員道比·伊什特萬和羅納伊·桑多爾。[134][135]內閣緊急會議於議會召開，但只有三位部長出席。隨著蘇聯軍隊的到達大樓被占領，協商疏散隨即展開。國務部長畢波·伊斯特萬決定作為國民政府最後的代表留守崗位。[136]他寫下了《為了自由與真相》，作為提醒國家和世界的宣言，他呼籲人們抵制蘇聯的入侵，號召人民不要支持占領軍或他們扶植的「傀儡政府」，呼籲世界各國和聯合國拯救匈牙利。[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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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4日早8:00左右電台被奪取後，有組織的守城行動已經停止，但仍有不少守城者退入堡壘工事中繼續抵抗。[131]4日至9日，部分匈牙利人民軍陸軍，包括預備役部隊做出了零星但混亂的抵抗。在此之中，朱可夫宣稱將12個師、2個裝甲師和整個匈牙利空軍繳械。匈牙利人民軍繼續在布達佩斯各區、邁切克山的佩奇市周邊、多瑙新城（當時稱史達林城）的工業中心展開頑強抵抗。布達佩斯市區的戰鬥有1萬到1萬5千人的抵抗軍戰士參與。市中心工人和其他底層群眾聚居的第八區（約瑟夫城）和第九區（費倫茨城）等地，蘇軍遭到了格外猛烈的抵抗，雙方傷亡慘重。在克巴尼奧、新佩斯及多瑙河岸有「工人階級堡壘」之稱的切佩爾等工人群眾聚居的邊緣地區，戰鬥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遜色，且持續時間更為長久。切佩爾的抵抗者在人民軍炮火的支援下甚至擊落了四架蘇軍噴氣式戰鬥機。為了鎮壓切佩爾的抵抗，蘇軍不得不在市區抵抗結束後調集最精銳的兵力和武器展開進攻。[1]:224-225[134][138]
最後，多瑙新城和切佩爾的抵抗一直堅持到了11月11日。[9]而佩奇有200位戰士一直抵抗至11月14日。儘管匈牙利人民軍發生了個別軍官公開倒向蘇聯的事件，但是絕大多數普通士兵仍堅持忠於革命。他們最後不是選擇與侵略者作戰，就是選擇逃離軍隊。聯合國的報告也宣稱沒有記錄顯示有匈牙利軍隊倒向蘇軍的情況。[139]事後發現，參與此次鎮壓行動的相當一部分蘇軍士兵是從蘇聯亞洲地區調集而來，他們從來沒有到過歐洲，不少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和什麼人作戰。有人甚至向匈牙利人詢問市中心流過的河流是否是蘇伊士運河。也有人稱他們是被派往柏林與德國法西斯作戰的。[1]:226[140]此外，大批1949年後移居匈牙利的希臘共產黨人和約兩百位朝鮮留學生也積極投入戰鬥。多數朝鮮留學生曾參加過韓戰，他們利用自己的作戰經驗，幫助訓練了不少無作戰經驗的匈牙利年輕人使用機槍和迫擊炮並與之並肩作戰。一些布達佩斯醫科大學的朝鮮留學生加入了搶救匈牙利和蘇軍傷員的行動。革命後，大部分朝鮮留學生被蘇軍送回朝鮮，少數逃往南斯拉夫和西方國家。[1]:227[141]
4日凌晨，明尼赫·費倫茨通過索爾諾克廣播電台（Szolnok）宣布成立「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6:00，[142]卡達爾在索爾諾克宣布成立「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在宣言中他稱「我們必須制止反革命分子的過激行為。行動的時刻已到，我們會保衛工農的利益和人民民主的成就。」[143]當天晚些時候，卡達爾號召「社會主義事業忠誠的戰士們」停止躲藏，拿起武器。不過，這並沒有得到匈牙利人的支持。聯合國報告認為所發生的戰鬥，其性質並不是內部分裂所導致的內戰，而「是一支裝備精良的外國軍隊以強力對一場民族運動的鎮壓和對其政府的消滅行為」。[144]
戰鬥結束時，匈牙利人有超過2500人死亡，20000人受傷。死傷主要發生在布達佩斯，有1569人死亡。[9]死者約56%是工人，且傷亡一半都是30歲以下。蘇聯方面有699人死亡，1450人受傷，51人失蹤。據估計，其80%發生在布達佩斯第8、第9區的戰鬥之中。[35][9][145]
在短暫的十二天之中，匈牙利民眾經歷了狂喜和混亂，幾乎每一個共產黨政權的標誌都遭到攻擊，雕像被推倒，紅星從建築上移除。受到脅迫而不得不改名的史達林城市民自發決定把市名改回原來的名字。匈牙利人民軍的許多戰士並沒有與革命者戰鬥，而是大批倒戈投入革命者陣營，他們還向其他匈牙利人分發武器。布達佩斯市警察局局長桑多爾·科帕奇也倒戈加入了革命者行列。在匈牙利全國，有暴民將秘密警察私刑處死並攻占檔案館。大批民眾還衝進拉科西的別墅，看到別墅中奢侈的家具和地毯，這些民眾憤怒不已。[45]:459
匈牙利革命發生前後，蘇聯對事件的報道在敘述上一直保持連貫。在蘇聯第二次干預發生後，蘇方立場得到了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支持。此時，蘇聯的報道仍堅持了此前的觀點。在暴力事件發生36小時後，《真理報》報道了事件經過，為後來蘇聯對事件的報道以及國內歷史學定下了基調：[151]
- 10月23日，有一些真誠支持社會主義的匈牙利人舉行示威活動，對拉科西和格羅政府所犯的錯誤表示不滿。
- 法西斯主義者、希特勒分子、反動派和反革命暴徒，在西方帝國主義的資助下利用動亂發動了一場反革命行動。
- 一些在納吉領導下的真誠的匈牙利人請求駐紮在匈牙利的蘇聯（華沙條約）軍隊協助恢復秩序。
- 納吉政府癱瘓致使被反革命勢力滲透，從而遭到削弱以致解體。這可以從納吉最後宣布退出華約這一行為中看出。
- 卡達爾領導下的匈牙利愛國者與納吉政府決裂，匈牙利真誠的革命工人和農民於是組建政府；這個真正受到民眾支持的政府請求蘇軍司令部制止此次反革命事件。
- 在蘇聯的幫助下，匈牙利的愛國者粉碎了此次反革命事件。
蘇聯第一則報道比西方提早了24小時，而當時這些報道並未提到納吉向聯合國發出了呼籲。後來也沒有提及納吉在南斯拉夫大使館外被捕這一事件。此外，蘇聯對事件的描述也未解釋納吉是如何從愛國者變轉變為叛徒。[152]一方面，蘇聯媒體報道稱當時匈牙利局勢平靜，而西方媒體則報道當地爆發了革命危機。據蘇方報道，匈牙利人從來沒有任何革命的想法。[151]1957年1月，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代表在布達佩斯會面，審視評估蘇聯所扶植的政府建立以來匈牙利國內形勢的發展。此次會議發布聲明「一致作出結論」，匈牙利的工人們在卡達爾政府的領導和蘇聯軍隊的支持下，挫敗了「消滅匈牙利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所取得成就」的企圖。[153]
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華約成員國政府竭力主張卡達爾應繼續審判前納吉政府的部長官員，對「反革命分子」採取懲罰措施。[153][154]事後，卡達爾政府還出版了一系列「白皮書」（《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勢力》），記述了一些針對共產黨和秘密警察的真實暴力事件和納吉支持者的供述。這些白皮書後來以多種語言的形式在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廣泛傳播。雖然白皮書是以事實為基礎的，但是它為呈現事實證據所採用的渲染及敘事方式並未得到蘇聯以外其他國家歷史學家的廣泛接納。[8][155]
革命被鎮壓後，蘇聯對匈牙利全境實施了軍事管制，蘇共中央主席團派馬林科夫和蘇斯洛夫作為代表現場坐鎮監督，[156]政權主要由蘇軍領導人、謝羅夫等克格勃人員構成，卡達爾的辦公室也處於蘇聯人的嚴密監視之下。蘇聯將匈牙利劃分成許多軍區，從國內派來一批政工幹部擔任各軍區副司令，他們配合克格勃在匈牙利展開肅清起義者和「恢復秩序」的任務。12月中旬前，大部分抓捕活動由蘇聯人展開，甚至審訊記錄都是用俄文書寫。按照科涅夫的命令，各軍區開展的任務包括：「肅清反革命分子」、「搜查和搜繳武器」、「保障蘇聯公民和當地居民的安全」、「不准任何居民結社、示威和召開群眾大會」、「關閉可用作集會的場所，如影劇院和俱樂部等」、「保護國有財產和國有企業、廣播電台、電話局、電報局及印刷廠」、「未經許可禁止印刷傳單」、「修復蘇軍紀念碑及墓地」、「了解各階層居民思想動態並展開宣傳工作」、「恢復當地行政機關和黨組織權力」。[1]:246期間，數千名匈牙利人被逮捕，26000人被審判，22000人被判處徒刑送進監獄，13000人被軟禁，229人被處決。而原匈牙利外交部長耶森斯基·蓋佐估計有350人被處決。[111]大約20萬難民逃亡國外成為難民。[157][158][159][160]為了應對嚴重的匈牙利難民問題，紅十字會和奧地利聯邦軍在特賴斯基興和格拉茲建立了難民營。[160][161]
| 匈牙利難民分布[162] | ||||
| 西歐 | 85 000 | |||
| 英國 | 22 000 | |||
| 斯堪地那維亞 | 7 500 | |||
| 美國 | 35 000 | |||
| 加拿大 | 25 000 | |||
| 澳洲和紐西蘭 | 12 000 | |||
| 南美洲 | 3 800 | |||
| 非洲 | 1 400 | |||
| 中美洲 | 620 | |||
11月8日，布達佩斯大部分地區被蘇聯控制，擔任「工農革命政府」部長會議主席和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的卡達爾一方面配合蘇軍行動，另一方面，面對匈牙利各個階層對新政權的刻骨仇視，也開始爭取以和平的方式逐步實現社會和解。他並未試圖在匈牙利恢復原有的史達林體制。由於工人委員會掌握了匈牙利全國許多地方的政權，其組織的零星抵抗和大規模的罷工活動一直持續到了1957年中旬，對匈牙利經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163]為了應對此局面，卡達爾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協，承諾於1957年1月1日起提高工資8%至15%，取消無子女稅，恢復國徽上的科蘇特標記並停止俄語作為學校的必修課。新政府還表示擁護革命期間提出、備受歡迎的匈牙利民族自決原則，但事實上，蘇聯軍隊卻一直未曾撤軍。此外，加入重組後共產黨的人數十分有限，到1956年12月，黨員人數從80萬人下降到了10萬人。儘管如此，卡達爾還是穩步加強了他對匈牙利的掌控並壓制住了異議人士。[164]從當年起，蘇聯還對匈牙利軍隊展開了大規模「清洗」，重新引入了對所剩部隊的政治教育制度。1957年5月，蘇聯在匈牙利進一步增兵。而匈牙利則通過簽訂條約的形式接受了蘇聯永久駐軍的現實。[165]
自60年代起，卡達爾開始在匈牙利國內推動對共產主義制度的改革，他提出口號，主張「誰不反對我們，就同我們在一起」，宣布大赦，到1963年底，匈牙利革命期間被捕的政治犯大部分已得到釋放。[166]卡達爾還逐漸控制住秘密警察，防止其作出過火行為，推動相對寬鬆的文化和經濟政策，並於1966年引入了稱為「新經濟機制」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將匈牙利嚴格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給予基層企業管理者更多決定權，以營利作為企業的主要目的並解除了對外貿易的限制。這些政策的運用使匈牙利與其他東歐集團國家相比人民生活水平相對更高，因此使匈牙利獲得了「最快樂的兵營」這一稱號。[167][168]
蘇聯軍隊攻占布達佩斯時，納吉·伊姆雷、盧卡奇·格奧爾格、洛松齊·蓋佐和拉依克·拉斯洛的遺孀茱莉亞在南斯拉夫政府的邀請下躲進了南斯拉夫大使館。在得到蘇聯人和卡達爾政府保證他們可以安全離開匈牙利後，納吉和其他人於11月22日離開大使館，隨即被捕並押往羅馬尼亞斯納戈夫軟禁，由蘇聯克格勃「反革命事務」顧問鮑利斯·舒米林主持審問。軟禁期間，各方曾多次要求納吉認錯並表示支持卡達爾政府，以換取寬大處理，遭納吉拒絕。卡洛伊·久洛在勸說納吉失敗後向卡達爾政府提議對納吉進行審判。次年4月14日，納吉被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安全機關正式逮捕，與其他人一同運回布達佩斯。洛松齊在監獄中等待審判期間發起絕食抗議，由於獄卒「無意中將餵食管插入氣管」而死。[169][105][170]1958年6月15日，經過秘密審判，納吉、馬萊特、吉姆斯等人被以「組織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叛國罪」和「組織軍事暴動罪」等罪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遺體被秘密下葬於布達佩斯郊外的市屬公墓。[171]此外，明曾蒂主教於11月在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因匈牙利政府沒有取消在1949年對他的叛國罪判決，在此後15年裡一直住在美國大使館。由於身體健康惡化和梵蒂岡的請求，他於1971年9月離開大使館前往奧地利。[172]
曾擔任匈牙利國務部長、政治理論家畢波·伊斯特萬在逃亡被捕入獄前撰寫了一部政治回憶錄。入獄期間，他的回憶錄手稿被帶到西方。其中，他寫道匈牙利的局面「使西方世界出盡了丑」，10月前西方國家一直鼓動東歐國家人民起義，但是當匈牙利人真的這樣做時，西方又拋棄了他們。他認為西方的做法不僅削弱了其政策的效率，而且讓人懷疑他們的誠實性。他指出「匈牙利的局勢若能自由發展，很快就可以表明其前景不僅不危險，而且對社會主義事業能提供極大的教訓...這是本世紀一次最有益的社會主義試驗的開端，但是卻被蘇聯坦克粉碎。」[1]:222-223
匈牙利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新左翼評論》編輯委員會成員克拉紹·尼古拉在逝世前不久，接受彼得·高恩的採訪。他以自己在1952年蘇共十九大期間對史達林短篇講話的回憶，總結了匈牙利這次革命的意義：「史達林在大會期間始終默不作聲。最後，他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講話，大概一頁半的長度。他說有兩面旗幟進步資產階級丟下了，而這兩面旗幟工人階級應該將其拾起。它們分別是民主和民族獨立。確信無疑的是，1956年的時候，匈牙利的工人們確實高舉了這些旗幟！」[173]
隨著匈牙利革命的爆發，羅馬尼亞的「匈牙利問題」日益凸顯，並始終困擾著羅馬尼亞共產黨政府。1956年11月21日，羅馬尼亞領導人波德納拉希、喬治烏-德治以提供匈牙利急需的食品和醫療物資的名義訪問布達佩斯。而實際上羅馬尼亞則幫助匈牙利重組了革命中遭到重大打擊的安全機構。數百位有外西凡尼亞匈牙利裔的羅馬尼亞秘密警察在布達佩斯參與了相關行動。作為交換條件，卡達爾則訪問了布加勒斯特，譴責當地外西凡尼亞匈牙利人對匈牙利革命的支持中夾雜著民族主義和領土收復主義的訴求。[105]
此後，出於對國內匈牙利族的擔心，喬治烏-德治在羅馬尼亞開展了廣泛的融合匈牙利族的政策，如減少學校中的匈牙利語課程，增加大學階段接受匈牙利語教育的難度、將克盧日匈牙利語教學的博雅依大學與羅馬尼亞語教學的巴比什大學合併，成立巴比什-博雅依大學並削弱了其他匈牙利語大學的地位，使這些大學開始向雙語大學轉變。博雅依大學教授、詩人薩貝迪·拉斯洛以自殺對合併兩大學表達抗議。此外，1960年起羅馬尼亞政府還分割後廢除了原馬扎爾自治區，以進一步削弱了匈牙利族人口比例，將原自治區的兩個區劃歸羅馬尼亞族占主導的布拉索夫縣，使當地匈牙利族人口比例從77%降至62%，羅馬尼亞族從20%上升至35%，最終引發了鄰國匈牙利政府的關注，從而引發了羅馬尼亞與匈牙利以至於蘇聯政府關係的惡化。西奧塞古上台後，羅馬尼亞匈牙利族的處境期初有所改善。但是不久，西奧塞古開始了進一步同化匈牙利族的政策。隨著羅馬尼亞生活水平與匈牙利逐漸了拉開差距，當地匈牙利族的不滿日益增加。[105]
雖然南斯拉夫此前已經與蘇方就軍事干涉達成共識，但南斯拉夫未經蘇聯同意允許納吉等人在大使館避難引發了蘇聯方面的強烈不滿。11月4日，停在大使館對面英雄廣場上的蘇軍坦克突然用機槍向大使館底層窗戶掃射，南斯拉夫大使館三等秘書米倫科·米洛萬諾夫（Milenko Milovanov）被擊斃，引發雙方外交衝突。納吉進入大使館後第二天就正式請求南斯拉夫政府將他和朋友送往南斯拉夫，狄托立即寫信給赫魯雪夫希望蘇聯提供方便。7日，赫魯雪夫明確拒絕了這一要求，還要求南斯拉夫交出納吉等人。8日，蘇聯外交部長謝皮洛夫緊急約見南斯拉夫駐蘇聯大使米丘諾維奇時，米丘諾維奇為蘇軍對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暴力行為提出強烈抗議。謝皮洛夫不僅拒絕接受抗議，且未表示任何遺憾。[1]:233-234[104]:108
南斯拉夫方面在匈牙利革命期間的態度前後矛盾，不少行為令人費解。11月11日，狄托在普拉發表演講，認為蘇聯的問題不是「個人迷信」造成的，而是蘇聯制度本來就如此，根本原因在於史達林主義，克里姆林宮中現在還有史達林分子。在談及匈牙利問題時，狄托對蘇聯提出了批評。同時，狄托表示支持卡達爾政府，則刺激了身在大使館的納吉。有分析認為狄托原本希望通過收留納吉，使之與外界斷絕聯繫，並迫使納吉辭去部長會議主席職位，從而幫助卡達爾政府立足。而蘇聯方面則認為南斯拉夫在「為拯救反革命而努力」。納吉在南斯拉夫大使館避難18天期間，使館生活條件日趨艱難，最終在得到卡達爾政府向南斯拉夫政府的保證後離開大使館。隨即蘇聯人違背承諾將其逮捕。剛剛短暫緩和的蘇南關係立即急轉直下。[1]:233-2341957年11月，蘇聯為了彰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團結壯大，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皆派領導人參加。南斯拉夫方面狄托沒有出席，且代表未在大會的聯合公報上簽字，觸怒蘇聯。蘇聯方面認為重判納吉可以起到懲罰南斯拉夫的作用，於次年1月開始起訴納吉。1958年3月，赫魯雪夫為表示緩和姿態，派卡達爾赴南斯拉夫與狄托接觸。期間，狄托勸說他不要對蘇聯唯命是從，應像波蘭一樣保持獨立。卡達爾後將此內容告訴了赫魯雪夫，從而再次激怒赫魯雪夫，使赫魯雪夫下定決心在納吉案件上「立即採取某種行動」。[1]:267-269
1956年10月30日，蘇聯政府召見奧地利駐莫斯科大使諾伯特·比紹夫，指責此次事件是由位於奧地利和西德的匈牙利流亡者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的。11月1日，在納吉宣布匈牙利中立、蘇聯第二次出兵開始後，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開始反覆提出這一指責，並通過《真理報》、《消息報》和莫斯科廣播電台等眾多其他蘇聯媒體，援引奧地利共產黨機關報《人民之聲》自27日以來的報道，猛烈攻擊奧地利政府違背中立身份，支持「反革命」和叛亂分子，並為他們提供軍事基地。蘇聯稱美國在奧地利進行秘密活動，從這裡向匈牙利輸送武器彈藥和特工，試圖將匈牙利的反共革命說成是受到由美國人支持的奧地利「反動」「法西斯」團體策劃組織的結果，以實現使蘇聯的干預行為正當化的目的。對此，奧地利政府否認了全部指控，稱蘇聯的說法是「徹頭徹尾」的編造，並於11月4日查封了《人民之聲》。奧政府還邀請了四大國駐奧武官考察奧匈邊境。奧外交部稱蘇聯的行為是為了「通過不間斷重複，製造出一個神話，以使人們相信匈牙利發生的事件是由外部策劃所致。」據稱，捷克斯洛伐克、東德領導人和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曾要求蘇聯出兵重新占領奧地利東部地區。期間，曾出現蘇聯侵犯奧地利邊界的事件。有兩名蘇軍士兵在追逐匈牙利難民時越境進入奧地利境內，一人被捕，另一人在逃跑時被擊斃。[174]:91-92
12月，蘇聯知名學府莫斯科鐵道工程學院的100多名學生舉行集會，強烈批判蘇聯的侵略行為，他們稱「卡達爾和他的工農革命政府之所以掌權，依靠的完全是蘇聯軍隊的刺刀。」據時任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二書記伊凡·馬爾琴科報告，集會的演講者譴責蘇聯的波蘭和匈牙利政策，「（演講者）說蘇聯國內的媒體正在向人民傳播著假消息，錯誤描述著匈牙利的實際情況，『說謊稱匈牙利正在發生白色恐怖』...他還表示反對蘇聯在波蘭駐紮軍隊，稱駐軍沒有必要，波蘭沒有這些軍隊也沒有問題。」在全聯盟國立電影學院，數十位學生被指責就波蘭和匈牙利問題「傳播有偏見的信息」，據報道有超過一半的學生通過收聽美國之音來了解此次事件。12月12日，克格勃逮捕了電影學院中進行「有害的政治討論」的學生，這次逮捕行為激發了超過350名學生新一輪的抗議，抗議者中還包括著不少共青團員。他們稱「克格勃的行為錯誤且粗暴，讓人回想起了過去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所作所為。」學生們要求當局告知他們逮捕的法律依據是什麼，之後審判是否公開。集會的組織者威脅將召開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在經過莫斯科市黨委官員的勸說後，他們放棄了之後的示威活動。此次事件過後，集會的組織者大部分都被逮捕並開除。[35]:197-198
為了應對一連串的抗議活動，蘇共中央決定加緊實施11月4日「清理高等教育機構中的不良分子」的決定。1956年底，各大重點院校的人事變動基本完成。此外，蘇共領導人還派蘇共中央相關部門派出指導人員前往全國各個城市「改進高等教育機構意識形態方面的培訓工作」，提高共青團對學生活動的影響。當年年底至1957年年初，蘇聯領導人還下令逮捕了繼續違反校方規定的異議人士和學生。不過，以彼得·波斯別洛夫為首的蘇聯高層官員仍然認為這些措施並不充分，需要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儘管後來，蘇聯領導人沒有進一步加大力度，但匈牙利革命還是對蘇聯國內產生巨大衝擊，也因此左右了蘇聯領導人的決定。[35]:198
克里斯托弗·安德魯等歷史學家稱，後來先後擔任克格勃主席和蘇聯領導人、時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羅波夫經過此次事件形成了「匈牙利情結」：「透過大使館的窗戶，他十分驚恐地目睹了那些遭人憎恨的匈牙利秘密警察是如何被吊在電線桿上，一個看上去強大無比的共產黨政權是如何迅速垮台的。這些問題在安德羅波夫的餘生里始終讓他揮之不去。以後每當其他共產黨政權面臨威脅時，如1968年在布拉格、1979年在喀布爾以及1981年在華沙，他都非常肯定，就像1956年匈牙利那樣，只有武力才能保證這些政權繼續存在。」[175][176]
儘管西方國家揚言要對蘇聯主導的東歐實行推回政策，而蘇聯又許諾要馬上實現社會主義，這一時期的各國領導人和後來的歷史學家將匈牙利起義失敗視為冷戰在歐洲進入僵持階段的標誌。[38]:208由於美國未能有效威懾住蘇聯對匈牙利革命的鎮壓，艾森豪「新展望政策」的有效性備受質疑。隨著約翰·甘迺迪總統上台，美國以「靈活反應政策」代替了新展望政策。[42]1957年接受一家報紙採訪時，赫魯雪夫評價道「美國所提供的支持...在本質上與繩索給受絞刑者提供的支持一樣」。[177]
西德外交部長曾建議東歐人民不要「採取可能會給自己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極端措施」。北約秘書長保羅-亨利·斯巴克則稱此次革命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自殺」。[178]時任瑞典首相塔格·埃蘭德稱這次革命證明了「獨裁制度，無論它表現得多麼強大，可以多麼有效地組織對其公民進行監控和鎮壓，在它的內部還是蘊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174]:90
1957年1月，聯合國大會決議對蘇占匈牙利展開調查和觀察行動，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對此做出回應，成立了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179]委員會的代表來自澳洲、錫蘭（斯里蘭卡）、丹麥、突尼西亞和烏拉圭，主席是丹麥政治家、社民黨領導人阿爾辛·安德生。他們分別在紐約、日內瓦、羅馬、維也納和倫敦召開聽證會，5個月的時間裡採訪了110位難民，其他包括政府部長、軍官和納吉政府的其他官員，此外還包括工人、工人委員會成員、工廠管理者、技術人員、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士、學生、老師、作家、醫護人員和匈牙利士兵。委員會還審查了來自匈牙利的檔案、報紙、廣播稿、相片和影片及其他記錄，採訪了其他200多位匈牙利人作證。[180]
匈牙利政府和羅馬尼亞拒絕讓聯合國特別委員會官員入境，蘇聯政府則未對提供信息的要求作出回應。[181]1957年6月，268頁的委員會報告提交聯合國大會，[182]這份報告記錄了起義和蘇聯干預的過程，並作出結論「卡達爾政府和蘇聯的占領違反匈牙利人民的人權」。[183]一項聯合國大會決議得到通過，譴責「對匈牙利人民的鎮壓和蘇聯的占領」，不過沒有採取其他行動。[184]這份報告和作者的動機受到了蘇聯和卡達爾政府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批評。[185]匈牙利代表不承認報告所作結論，稱這份報告偽造事實，所成立的委員會為非法。他們還稱這個委員會敵視匈牙利和她的社會制度。一份蘇聯外交部出版的俄語刊物在1957年發表文章，譴責此報告是「虛假與歪曲事實的集合」。[186]
美國《時代周刊》將匈牙利自由鬥士選為1956年的時代年度風雲人物。時代周刊的文章稱這一決定直到革命的爆炸性事件發生後才做出，封面圖片和所配文字是一位藝術家對匈牙利自由鬥士的描繪，這篇文章在講述三位人物的故事時使用了假名。[187]2006年，在紀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上，匈牙利總理久爾恰尼·費倫茨發表講話時稱時代周刊封面上年度風雲人物是「自由匈牙利的面孔」。[188] 久爾恰尼在和英國首相布萊爾見面時，再次特意提到這幅圖片「它是一幅理想化的照片，但人物的臉確實與革命者的臉一樣」。[189]
195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澳洲墨爾本召開，蘇聯對匈牙利的所作所為導致西班牙、荷蘭、瑞士抵制了此次奧運會。[190]在奧運村，匈牙利代表團將帶有國徽的匈牙利國旗撕下，升起了自由匈牙利的國旗。12月6日水球半決賽時，蘇聯隊和匈牙利隊發生衝突。比賽過程極其暴力，比賽結束前為制止觀眾間的搏鬥還一度中斷比賽。當今，這次比賽被稱為「水中血戰」，還拍成幾部電影。最終，匈牙利隊以4比0的成績取勝，後取得奧運會金牌。[191]
1956年10月28日，約5千5百萬美國人觀看了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綜藝節目，時年21歲的埃爾維斯·普雷斯利（貓王）第二次擔任主角，沙利文呼籲觀眾向從蘇聯侵略中逃離出來的匈牙利難民提供幫助，普雷斯利在1957年1月6日沙利文的另一場節目中露面，再次呼籲大家進行捐助。普雷斯利還在節目結束時獻唱福音歌曲《寧靜山谷》，他覺得這首歌很貼合當時的氛圍。至1957年底，這些捐贈由總部在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分配，包含食品、衣物和其他必需品，總價值達2600萬瑞士法郎（1957年折合600萬美元），相當於今天5460萬美元。2011年3月1日，布達佩斯市長塔羅斯·伊斯特萬在普雷斯利死後授予他榮譽市民的稱號，作為感謝的象徵將位於布達佩斯市中心最重要的兩條街道交叉處的廣場以普雷斯利命名。[192]
隨著50年代即將結束，匈牙利革命使西歐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發生分裂。義大利共產黨首先分裂，據意共機關報《團結報》，包括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和喬治·納波里塔諾在內的意共領導人和大部分普通黨員支持蘇聯鎮壓起義的行為。[193]然而，共產主義工會組織義大利勞工聯合會總書記吉賽普·蒂·維多里奧公開聲明反對意共領導人的觀點，其他著名黨員如安東尼歐·喬利蒂、洛里斯·福圖納和其他黨內有影響力的人士也表示了反對。而意共的密切盟友義大利社會黨領袖彼得羅·南尼也反對蘇聯干預。2006年，納波里塔諾當選了義大利總統，在2005年所寫的自傳中，他表示他為當年自己為蘇聯在匈牙利的所作所為辯解感到後悔。他說當時他認為黨的團結和蘇聯對共產主義的領導更為重要。[194]
匈牙利革命發生後，大不列顛共產黨遭受重創，數千名黨員退黨，如多麗絲·萊辛（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即在此時退出大不列顛共產黨。英共報紙《工人日報》記者彼得·弗萊爾對暴力鎮壓起義做出報道，他發回的稿件卻遭到英共領導人刪改。從匈牙利一回到英國，弗萊爾就從報社辭職，隨即被英共開除。[140]在法國，如歷史學家艾曼紐·勒魯瓦·拉迪里等溫和的共產黨人紛紛辭職，對法國共產黨支持蘇聯行動的政策表示質疑。法國哲學家兼作家阿爾貝·加繆在他的公開信《匈牙利人之血》中批評了西方世界的無所作為。甚至連法國共產主義者、哲學家尚-保羅·沙特也在他的文章《處境5：史達林的幽靈》中批評了蘇聯。[195]而在奧地利，奧地利共產黨多處辦公室被憤怒的示威人群搗毀。[174]:92此次事件與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一起對此前以史達林主義傾向占主導的美國共產黨造成災難性影響，黨員人數直線下降，所屬報紙《每日工人》因發行量下降於1958年停刊。[196]
1956年10月，中共中央表示，反對蘇聯武裝干涉波蘭內政，主張協商解決問題；10月23日，劉少奇、鄧小平一行抵達莫斯科，11月1日回到北京[197]:97-98。10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表示「堅決要求蘇軍開進匈牙利穩定局勢」。11月3日下午，在布達佩斯的50多名中國留學生接到通知到使館避難。[100]期間，很多匈牙利知識分子由於對中共有較好的印象，前往中國大使館請求避難，但遭到大使館方面的拒絕。11月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從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強民主、獨立和平等以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物質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於這些國家人民民主制度的鞏固，而且有利於社會主義各國相互之間的團結」[197]:98。1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支持在社會主義國家間適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維護匈牙利主權獨立。11月3日，再次發表社論，改變態度，表示支持蘇聯出兵匈牙利進行鎮壓。《人民日報》成為發表支持鎮壓最早的黨報之一。事態平息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1957年1月16至17日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在蘇軍坦克的護送下到達布達佩斯，給新的匈牙利政權以極大支持，[41][198]他將匈牙利事件定性為：「帝國主義者和他們指使下的匈牙利國內外反革命分子發動的武裝暴亂，其目的是摧毀匈牙利人民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匈牙利革命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表示支持赫魯雪夫和卡達爾，他認為「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有膿包總要出膿」，東歐一些國家的反革命殺得太少了。[199]
當年，11月10至15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匈牙利局勢。劉少奇分析了事件原因，並做出一定程度的反思，認為應「要加強人民群眾對領導機關的監督」、「國家領導人員的權力應該有一定的限制」、「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懸殊」，「瑞典...內閣首相是手上拿一個皮包，搭公共汽車到首相辦公室去辦公的」、「華盛頓在革命之後，做了八年總統，又退為平民。...這樣的辦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也可以退為平民？資本主義國家中有些人當過部長，當過總理，結果又去當教員，當教授，當律師，當經理，當校長。」毛澤東則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是很危險的。」[200]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於1957年展開整風運動。[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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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共二十大及匈牙利革命發生前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也隨之發生了一些不穩定事件，如農民要求退社，成批的城市手工業者退社單幹，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中共黨內思想動向出現波動。[200]1957年1月，面對相關事件，毛澤東表示「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如果有人用什麼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202][203]後來，在反右運動期間，毛澤東發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提到「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204]期間，大批持反蘇言論者因評論匈牙利事件遭中國政府逮捕。1959年5月5日，匈牙利代表團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毛澤東向明尼赫強調，匈牙利共產黨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貢獻巨大，中國從中學習到了許多經驗。毛指著身後的駐匈牙利大使郝德青說，他提供的報告和建議幫助他評價和處理了匈牙利局勢。毛回憶說中國使館報告提到匈牙利的反革命勢力正取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警告如果蘇聯不除掉納吉政府，資本主義會在匈牙利復辟。[48][100]:218-222但此後，卻從支持到強力反對，特別是中蘇論戰期間等其他場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關係惡化，畫風突變，也曾多次以「匈牙利事件」對蘇聯進行批評。[205]
匈牙利革命前夕，即1956年8月到11月，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受到蘇聯去史達林化和中國雙百方針的影響，正在開展人文佳品運動，一定程度上放鬆了對知識分子言論的控制，不少北越的知識分子開始向共產黨發起挑戰，批評北越照搬中共經驗，土改期間濫用暴力。9月，越共被迫承認土改中的「錯誤」，開始「糾錯」，「平反」並釋放被捕者。由于越共的土改在農村地區積怨已久，當越共認錯的消息於10月底傳到農村後，北越義安省農民於11月5日舉行瓊瑠起義，約2萬人參加。越共不得不調動越南人民軍第325師展開鎮壓，約6000人死亡或被迫遷移。11月18日到21日，周恩來訪問河內，與越共領導人就越南和國際局勢進行會談。11月初，隨著蘇軍開始鎮壓匈牙利革命，越共開始發表文章對知識分子進行反擊。匈牙利革命鎮壓後五天，越共機關報《人民報》發表社論「我們不應允許任何人利用民主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離間黨和人民，誹謗我們的制度，在人民之間製造混亂，或者散布有害的、反動的思想。」不過，受到當時中共的影響，越共對知識分子的反擊程度有限，一些表達異議的文章仍不時發表，直到中共次年全面展開反右運動後，越共才開始大規模對知識分子展開鎮壓。[41]
由於沒有歷史包袱並承認蘇聯對東歐的控制，印度與蘇聯維持著較好的外經關係。1955年，尼赫魯與赫魯雪夫、布爾加寧互訪，受到對方的熱烈歡迎。訪問印度期間，蘇聯表示會恪守和平共處原則，向印度投資建設鋼鐵廠並支持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立場。不過，直到1956年10月，印度才開始在匈牙利常駐外交官，對當時的局勢了解有限。因此，在事件初期，出於對局勢升級美蘇對立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擔憂以及埃及局勢，印度對譴責蘇聯有所保留，在聯合國涉及譴責性詞句的對蘇決議上投棄權票，但支持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和聯合國觀察員前往匈牙利。儘管印度屢次試圖緩和聯合國及其他國家的對蘇態度，但是並沒有獲得蘇聯的積極回應，印度的相關提議仍遭蘇聯否決。[206]
隨著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放鬆對東歐各國的控制，1988年，納吉女兒埃爾熱貝特等遇難者家屬成立了「歷史公正委員會」，要求為當年所有受害者平反、恢復名譽。6月16日納吉遇害30周年，數百人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為匈牙利革命平反，立刻得到廣泛支持和響應。1989年1月28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局委員波日高伊·伊姆雷根據調查結論宣布：「1956年發生的事件是一場反對當時正在使國家蒙受恥辱的寡頭統治的人民起義。」3月15日匈牙利青年節，民間在裴多菲雕像前舉辦聲勢浩大的活動，呼籲為匈牙利革命平反，要求蘇聯撤軍，反對一黨制，實行言論、新聞、宗教自由的發言接連不斷，人們決定把1956年革命高潮開始的10月23日定為全國節日。6月16日，匈牙利政府為納吉等人重新舉行了隆重的國葬，30萬人參加弔唁安葬活動。[171][207]東歐劇變與匈牙利實現民主化後，1989年10月16日革命33周年的紀念日，匈牙利共和國宣布成立，將每年的10月23日確立為全國紀念日。[208]2014年，匈牙利政府以戰爭罪和否認共產黨罪行的罪名判處原卡達爾政府二號人物，曾參與鎮壓匈牙利革命的匈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比斯庫·貝洛5年6個月徒刑，他是匈牙利首個也是唯一一個受審的原共產黨政權高官。[209][210]
1991年12月26日蘇聯解體前夕，在匈牙利和蘇聯簽署的雙邊關係條約前言中，戈巴契夫代表蘇聯，葉爾辛代表俄羅斯正式為蘇聯1956年在匈牙利的行為道歉，兩位領導人在莫斯科同時再次以口頭的形式向匈牙利外交部長表示歉意。1992年11月，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辛訪問匈牙利在匈牙利議會演講時再次道歉，[111]並將俄羅斯檔案館中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115件相關文獻轉交匈牙利政府。[47]2006年3月，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丁在訪問匈牙利時表示雖然現在的俄羅斯已不是蘇聯，但仍「為這些事情負有某種道義責任」，他在自由廣場進獻花圈並向匈牙利歸還了二戰期間被蘇聯軍隊掠走的一些珍貴古籍。[1]:274[211][212]
美國全國各地建有多個紀念匈牙利革命的紀念碑。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麥克阿瑟公園西北角，匈牙利裔美國人於20世紀60年代修建了一個紀念匈牙利自由戰士的方尖碑，頂部有一隻可以俯瞰整個洛杉磯的美國鷹。其他還包括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敏真諦廣場，1968年科羅拉多州丹佛的匈牙利自由公園。[213]
2006年2月13日，美國國務院紀念了匈牙利革命發生五十周年。美國國務卿康朵麗莎·賴斯在與美籍匈牙利人協會舉辦的紀念活動上發表了演講，為當年匈牙利人民在追求自由和民主時做出的犧牲，匈牙利難民為美國和所在國做出的貢獻，1989年為對抗共產黨統治的東德難民提供避難所表示感激，並講到：[214]
「（匈牙利人民）在革命中暢想了一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1956年雖然是一個難以言狀的悲劇之年，但也是一個更偉大事業開始之年，是一個希望之年。藉助匈牙利革命，全世界可以看到希望在鐵幕後延續，12個自由的日子激勵著東歐各國熱切的愛國者們為本國奮鬥，而匈牙利難民們所講述的關於壓迫的故事，也讓自由國家認清了蘇聯政權的真面目……匈牙利人民獨立的希望未被澆滅，直到最後他們都在與蘇聯帝國主義抗爭，匈牙利也是本地區首個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隨即，匈牙利的自由政府就開始實現匈牙利人民在共產主義的黑暗日子裡渴望實現的目標……今日，匈牙利民族成為了全世界安全、繁榮的楷模，彰顯著自由與民主所帶來的成功……在匈牙利追求自由的旅程中，我們能夠看到正義的到來可以推遲，但它不可抗拒……」
——美國國務卿康朵麗莎·賴斯
- 1957年，蘇聯作曲家德米特里·蕭士塔高維奇創作了《第11號交響曲》，副標題為「1905年」，以紀念在1905年血腥星期日中被沙皇俄國鎮壓的工人運動。而該作品實際上反映了匈牙利革命，蕭士塔高維奇曾說「不要忘記我是在匈牙利起義後寫下這支交響曲的。」[215]
- 2003年，匈牙利小說家、散文家，國際筆會主席康拉德·哲爾吉出版自傳《客居己鄉：一段匈牙利生活》，敘述了匈牙利革命期間的相關經歷，該書獲得2008年國際猶太圖書獎。[216]
- 2004年，匈牙利導演瑪塔·梅薩羅什與斯洛伐克、波蘭合拍了反映納吉·伊姆雷生平的電影《未埋葬的人》。
- 2006年，美籍匈牙利電影製片人安德魯·瓦伊納和克里茲提娜·哥達拍攝了反映匈牙利革命和水中血戰的電影《光榮之子》。
- 2006年，美國電影製片人劉玉玲與昆汀·塔倫蒂諾拍攝了由馬克·斯皮茨主演的紀錄片電影《自由的怒吼》，反映匈牙利革命和水中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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