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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捷克語：Pražské jaro；斯洛伐克語：Pražská jar；俄語：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運動直到該年8月21日蘇聯與其他華約成員國鎮壓捷克斯洛伐克才得以初步告終。這起事件的名字曾由韓國的「漢城之春」（首爾舊名）所借用，也用來稱呼後來的政權變更，比如「阿拉伯之春」。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20年8月1日) |
在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領導下，捷克斯洛伐克在蘇東陣營中顯示出了越來越強烈的獨立傾向。杜布切克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附有人性的社會主義」，這個方案並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樣，而是完全拋棄了原先史達林模式下的傳統。蘇聯因此將此視為捷共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同時也是對東歐地區政治穩定的一種威脅。這是處於冷戰中的蘇聯所不能接受的。加之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寧願屈服於希特勒而不願接受蘇聯援助的經歷，使得蘇聯領導人對於捷共領導人充滿懷疑。此外，在捷共內部也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在高層領導中—拒絕放鬆黨對社會的管控權，並密謀在蘇聯的領導下推翻改革派的領導。與中東歐的許多國家不同，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一場平穩的政治變革中，使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上台，這一變革並沒有發生如同匈牙利一樣的暴力革命和社會動盪。但是，蘇聯期望在其盟國中強行推行蘇聯模式，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通過武力來強制實現。這種政策因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而被稱為布里茲涅夫主義，其實這種政策最早從史達林時代就開始存在，只是布里茲涅夫首次將其公之於眾而已。蘇聯的這種霸權主義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被戈巴契夫的辛納屈主義所取代。
最終，捷克斯洛伐克的這段民主化進程，在8月20日深夜開始的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的武裝鎮壓後宣告失敗。事實上，在入侵前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大會已經準備支持改革派，並削弱史達林主義者的力量。在一個工廠裡，捷共通過了改革方案，但是入侵者將這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事件發生後，西方國家中只有少數批評，因為在冷戰時期，由於核對峙的存在，西方國家無法挑戰蘇聯在中歐地區的霸主地位，不過大致上還是在聯合國提出了抗議，中國正值中蘇交惡期間，也跟進西方國家譴責蘇聯。這次軍事入侵導致了約有10萬人左右的難民潮，其中包括了許多菁英知識分子。這次事件也改變了在許多西方國家左翼分子對列寧主義的左翼人士的同情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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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在蘇共做的秘密報告中對於史達林提出了批評，波蘭、匈牙利等國的共產黨體制面臨了很大的危機。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並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但是進入60年代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兼總統安東尼·諾沃托尼的統治開始動搖。尤其在50年代大清洗犧牲者的恢復名譽問題、經濟增長減緩問題、斯洛伐克的自治主張等問題上，諾沃托尼受到了很大的抨擊[1]。
1967年，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大會上，帕維爾·科胡特、米蘭·昆德拉、伊凡·克里瑪等作家開始批評共產黨。10月末，學生在布拉格市區又發起了關於學生宿舍設施的抗議遊行，最終被黨部派出的警察隊伍鎮壓。此外，在共產黨內部，斯洛伐克共產黨方面對於諾沃托尼的政策也提出了強烈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蘇共領導人布里茲涅夫非正式訪問捷克斯洛伐克。諾沃托尼期望得到蘇聯的支持來平息事態，但是布里茲涅夫認為這只是捷共黨的內部問題，並沒有明確的表態支持。當時他說「Это ваше дело（這是你們的問題。）」。結果，在沒有消除黨內對立的情況下，黨中央委員會大會在12月召開，會上一致批評諾沃托尼的領導，解除他第一書記和大總統的職務也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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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上，諾沃托尼的第一書記職位被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取代。
這次大會的議決，廢止了新聞出版物的事先審閱制度，並且加劇對諾沃托尼體制中的核心黨幹部和內閣成員的批評。2月，與諾沃托尼關係密切的陸軍少將揚·舍伊納叛逃到美國。這位高級官員不僅因為挪用公用資金而被調查，而且在之前與另一位將軍合謀企圖發動政變，維持諾沃托尼的權力統治。這起事件成為當時媒體關注的焦點，並且使批評的矛頭指向了當時仍留任總統的諾沃托尼。到了3月份，諾沃托尼領導層的主要黨政幹部都相繼辭職，包括內政部長和總檢察長。這些人的離去掀起與蘇聯（尤其是克格勃）關係緊密的安全機構的改革浪潮。3月21日，諾沃托尼提出辭職，新任總統為二戰英雄路德維奇·斯沃博達。
4月，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在這份文件中，提出實行「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內容包括：
- 修正共產黨的權力集中
- 恢復在大清洗中犧牲者的名譽
- 以聯邦制為原則解決「斯洛伐克問題」。
- 強調企業自身責任，引進市場機制，進行經濟改革
- 言論和藝術活動的自由化
- 在外交政策上，在強調與蘇聯的同盟關係的同時，也通過引進科學技術強化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
之後，又成立了以歐德里希·切爾尼克為總理的新內閣班子。副總理為主張改革計劃經濟的經濟學家奧達·錫庫，另外，在50年代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罪名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古斯塔夫·胡薩克也成為內閣成員。國民議會的議長由受國民歡迎的約瑟夫·斯姆魯科夫斯基擔任，國民戰線議長由弗朗切克·庫里蓋爾擔任。至此，捷克黨政的主要部門都被改革派掌權。整個社會在「行動綱領」的指引下，開始進行深入的改革運動。其中，工會、青年組織、社會民主黨以及KAN, K-231等非共產主義政黨開始積極活動。與此同時，關於改革內容的分歧也日益明顯，逐漸形成了對於改革運動的激進化懷疑的集團。他們希望與蘇聯接觸，在斯洛伐克地區重視聯邦化的傾向。
根據華沙公約各國的約定，6月份將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考慮到蘇聯軍隊即將到來以及同盟國的憂慮，在5月末召開的黨中央委員會大會上，捷克領導人強調了右派修正主義的危險性，並將在國民戰線範圍以外活動的政治組織視為「反共活動」，並且表明了將堅持共產黨的領袖地位的態度。另外，也決定提前在9月份召開第14次共產黨大會，給其它國家造成了將堅持改革路線的印象。這是因為在臨時黨大會上不可能再讓對於改革報有懷疑的中央委員再任，如果黨員正式大會順利召開的話，改革派實力將會鞏固自己的地位，使改革不會半途而廢。
6月27日，由瓦楚里克起草的《二千字宣言》在主要報紙上刊登。其內容與「行動綱領」並無多少變動，因此也使得蘇聯將這個宣言視為「反革命」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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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杜布切克就任捷共中央第一書記開始到蘇聯軍事干預的8個月間，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各國通過會談中的批判、聯合軍事演習等方式，從政治上、心理上、軍事上盡力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體制的解體以及改革運動對本國的波及。
在1月份權利層交替的時候，波蘭和東德首先表示了關注。1月中旬，布里茲涅夫訪問兩國，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與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一書記瓦爾特·烏布里希都表示「反社會主義」的影響將超越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境，會波及到蘇聯集團全體，因此各國的共產黨體制的基礎將受到嚴重動搖。尤其在波蘭，3月發生了學生遊行，其中有人提出了「也給波蘭一個杜布切克」的口號，因此哥穆爾卡對此更加擔心。另外，在2月22日舉行的1948年革命紀念慶典上，布里茲涅夫等各國首腦紛紛出席，諸國領導都切身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氣氛，也注意到媒體上開始出現對共產黨直接的批評文章，於是對這場改革運動產生了強烈的憂慮。
諾沃托尼辭去總統的事件使蘇聯領導層感受到強烈的危機，於是在德勒斯登，召開了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國參加的多國首腦會議。從此次會議直到8月軍事干預為止，除羅馬尼亞外的華約5個成員國多次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勢舉行多國會談。由於在會前捷克領導層被通知本次會議是討論各國經濟問題，因此在會議剛開始就遭到各國嚴厲批評的杜布切克代表團無法就改革運動做出充分的答覆。在會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四國代表團一直認為這場改革運動是反革命的先兆，並擔心會侵蝕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對此表示這場改革的主旨在於強化共產黨體制，並且得到了國民的多數支持，然而並沒有得到其他各國的理解。
隨著「行動綱領」的通過和改革運動走向高潮，捷克國內對於共產黨體制和蘇聯的同盟關係的批評也日益增多。對此，布里茲涅夫領導層感到非常憂慮。在這種情況下的5月4日，訪問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杜布切克、切爾尼克、斯姆魯科夫斯基等）與蘇聯領導層進行了會談。在此之後，8日，哥穆爾卡、烏布里希等各國首腦在莫斯科集中，聽取了布里茲涅夫關於蘇捷兩國會談的報告，並隨即決定提前實施華約組織聯合軍事演習，並支援對於改革報有懷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部的「健全勢力」。5月中旬、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與國防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相繼訪問捷克斯洛伐克。
6月18日至30日間，華沙條約成員國聯合軍事演習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本次演習含有多層目的：(1)為了牽制在9月份臨時全黨大會中改革派勢力的增長；(2)為了軍事介入做好預先準備。另外，在軍事演習結束後，各國軍隊並未立即撤退，這導致捷克斯洛伐克國民逐漸懷疑軍事介入的可能性。
在「兩千字宣言」出台後，蘇聯領導層將其視為反革命的證據，並對捷克斯洛伐克中央發出了召開多國會議的建議。（同樣建議也從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發出）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在研究該建議之後，反而向蘇聯提出首先舉行兩國會議，在調整意見的基礎上，舉行包括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等國參加的多國會議。然而，蘇聯中央拒絕了這個建議，並通知將於14日在波蘭舉行多國會議。會議前日的13日，接受布里茲涅夫的委託，卡達爾與杜布切克、切爾尼克等人會談，試圖說服其參加華沙會議，但是捷克方面反覆主張之前的意見，未接受勸說。於是，在華沙集會的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領導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況下，就這場改革運動展開了討論。其中，保加利亞代表團提出了請求軍事干預，各國都表示對改革運動的危機感，最終，蘇聯領導層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出各國共同簽署的照會，表示將全面支援對反革命勢力的鬥爭。
7月20日，在匈牙利療養地巴拉頓湖畔，對改革持批判態度的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比利亞克與蘇共政治局委員兼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謝雷斯托舉行秘密會談。其間，謝雷斯托指出軍事干預的實施必須要有捷克斯洛伐克內部的要求才能實行。
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在兩國交界處的蒂薩河畔切爾納舉行兩國會談。會議原定舉行一天，最終卻延長至4天。會後發表的公開聲明只提及將於8月3日在布拉提斯拉瓦召開多國會議。蘇聯在會談中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了一些讓步，雙方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因此沒有直接作出軍事介入的決定。然而，關於這些合意，兩國的認識存在根本性差異，這也是日後軍事介入的誘因之一。這些共識的內容包括：
- 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 恢復新聞審閱制度，加強對媒體的控制
- 解散非共產黨派系的政治組織
- 撤換部分改革派領導人
在布拉提斯拉瓦舉行了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蘇捷兩國的會議，會後發表了共同聲明。在這次會議中，由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部的「健全勢力」發出的請求軍事支援的信件送到了布里茲涅夫的手中。
布拉提斯拉瓦會議後，蘇聯的媒體對捷克的改革提出了批評，但是總體來說局勢似乎有所緩和。但是，關於切爾納會談中達成的合意的實行上，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歧日益明顯。布里茲涅夫在9日和13日兩次與杜布切克舉行電話會談，迫使其實行共識的內容，但是杜布切克以準備9月的臨時全黨大會為理由，沒有明確答應其要求。至此，蘇聯方面認為在杜布切克體制下，很難阻止這場改革運動的繼續發展，只有通過軍事介入才能打開僵局。在8月15日到8月17日的3日間召開的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最終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實行軍事介入，次日，華約各國領導人被召集到莫斯科，聽取了這個決定，並表示一致同意。
軍事介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幹部中的保守派建立勞農革命政府計劃的一個部分。但在武裝入侵當天，幹部會議忙於準備9月9日的黨員大會，而保守派準備的情況報告以及替換杜布切克領導層、成立新的領導核心的請求被打亂了步驟。因此軍事介入的報告傳達到黨幹部會議的時候，保守派尚未能取得會議的大多數同意，因此幹部最後決定發表聲明，指責蘇聯軍事入侵。
由於蘇聯宣稱這次武裝干預是應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兩者的聲明成了針鋒相對的矛盾。但是建立革命勞農政府的計劃，依然在第二天於布拉格賓館以及蘇聯大使館內籌劃。最終的結果是，斯沃博達總統決定，首先應釋放杜布切克和與布里茲涅夫領導層直接交涉，並拒絕了建立新政府的計劃。
9月22日，在布拉格的一處工廠內，匆忙地召開了第14次臨時黨員大會。這次大會是由布拉格黨委負責人博夫米盧·西蒙向杜布切克建議的，並通過廣播和黨機關報紙向全國宣布。這樣。在軍事占領的非常事態下，1112名（最終為1219名）黨員到會（由於交通原因，斯洛伐克代表只有15人參加，這也是後來斯洛伐克方面主張大會無效的理由之一）。大會最終聲明，指責非法的軍事介入，並支持被拘禁的杜布切克為首的領導集體。
軍事入侵當天，國營電台除了播放國歌外，沒有對外作任何廣播。國際電話以及新聞社的對外電報也被封鎖。只有唯一沒有能被限制的業餘無線通訊，將這個事件向全世界公布。
關於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武裝入侵，8月21日，應美國、英國、法國及加拿大等國的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會中巴西、加拿大、丹麥、法國、巴拉圭、英國和美國提出「入侵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干涉內政行為，要求立即撤退」的決議案，最終10票贊成、3票棄權和2票反對，由於蘇聯行使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該決議沒能生效。此外，加拿大提議聯合國秘書長向布拉格派遣特使。武裝入侵當天正在南斯拉夫訪問的海耶克外交部長在24日到聯合國指責武裝入侵。但是由於締結了《莫斯科議定書》，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撤回了議題，最終在聯合國的議論失去了實際效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也對蘇聯的入侵行為表達了譴責，時任總理周恩來在出席羅馬尼亞大使館舉辦的國慶日招待會時，在講話中（這一講話後來被稱為「六八講話」）公開指責蘇聯方面的侵略行為，引得蘇方人員全體退場[2]。
此外，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一方面認同杜布切克政府的改革運動，但另一方面卻沒有採取任何具體行動。這是因為這起事件發生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簽訂、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開始以及對於改善美蘇關係的期待」等背景之下，美國擔心由於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響。導致了上述進程的中斷。另外，由於當時美國正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沼之中，對於提供北越武裝的捷克斯洛伐克，詹森政府也無法作出積極的支持舉動。因此，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相比較，更為重視同蘇聯的關係的詹森政府的反應，恰好說明了在冷戰格局下美蘇互不干涉其勢力圈的不成文規則。
蘇聯在入侵後，面對國際輿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消極的抵抗之後，也決定接受斯沃博達總統的要求，從9月23日開始，在克里姆林宮展開雙方談判。但是，布里茲涅夫與以「反革命勢力」罪名被拘禁的杜布切克的會談遭到了非議。在莫斯科聚集的華約其他成員國首腦，始終堅持成立革命勞農政府，並強硬地建議如有必要可以實施一定期限的軍事占領。另外，在9月25日的蘇共政治局會議上，對於布里茲涅夫和柯西金所採取的解決事態的方案，也有人表示異議。
經過4天的會談，8月26日，兩個領導層簽署了「莫斯科議定書」。其內容有15項，再次確認了控制媒體、更換改革派的切爾納會談的「合意」事項，同時明確宣布9月22日臨時召開的全黨大會的無效性。此外，對於干預軍隊的撤退問題，並沒有明確撤軍的時間。
這次事件之後，西方社會將蘇聯此次為武裝介入所作的正當化理論，稱為「限制主權論」或「布里茲涅夫主義」。這個理論主要通過9月26日蘇聯《真理報》所載論文《主權和社會主義祖國的國際義務》以及11月在波蘭統一勞動者黨第5次全黨大會上布里茲涅夫的演講（11月13日《真理報》）被明確化。主要內容即：「一國的社會主義危機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全體的危機，其他國家不能對此毫不關心，為了保護全體的利益，可以超越一國的主權。」這個理論從階級的觀點重新評價了主權，將保衛社會主義置於尊重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之上。另外，布里茲涅夫主義並不是為了將軍事干預正當化而在事後倉促形成的理論，在此之前的華沙信件和布拉提斯拉瓦宣言中就有所體現。事實上，這個方針是自赫魯雪夫時期就開始對東歐實施的政策，雖然冠以布里茲涅夫之名，卻並非其首創。
從莫斯科歸來的杜布切克領導層，對國民發表了繼續改革的聲明。但是，迫於蘇聯以及國內親蘇派要求執行《莫斯科議定書》的壓力，杜布切克的迴旋空間日漸狹窄。例如，在入侵軍隊撤退問題上，隨著10月暫定駐留條約的簽訂，實際上將駐捷軍隊的存在合理化，這支蘇聯軍隊直到1991年才最終撤退。另外，對於改革派的壓力，最終也集中到國民愛戴的斯姆魯科夫斯基身上，他被撤去了國民議會議長的職務。
另一方面，10月28日開始實施《行動綱領》中提出的聯邦制。1969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正式實行聯邦制。
1969年1月16日，查理大學的學生揚·巴拉夫為抗議軍事干預和改革的倒退，企圖自焚。3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上，捷克斯洛伐克隊戰勝了蘇聯隊，這個消息傳到國內後，眾多的國民走上街頭，拍手稱快。此後，又出現了在布拉格圍攻蘇聯航空公司辦公點的事件。這一切都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國民對於蘇聯的厭惡和仇恨。蘇聯將這一系列事件定性為反革命勢力的陰謀，要求杜布切克予以制止。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薩克接替杜布切克就任第一書記，進行所謂「正常化」，開始壓制國內黨內的自由化傾向，至此，「布拉格之春」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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