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漢語方言保護主要指在中國大陸漢語變體地區，號召保護方言的民間自發語言復興運動。目的是改變各地因推廣普通話，方言母語環境急劇衰落，方言瀕臨滅絕的現狀，並呼籲官方保護以方言為載體的戲曲曲藝和民間文學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避免其永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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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表明語言上的「少數人」同樣享有「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權利」。
由於保護傳承，發揚方言的行動中國官方不予插手支持，目前大部分的保護方案仍停留在討論階段以及小規模的民間組織活動，且官方電視媒體幾乎沒有報道地方保護方言的新聞事件，整體亦缺乏溝通交流，可以說保護方言的行動目前來講不是太有效。
漢語方言的概念與起源
漢語在中國歷史上分為標準語和方言兩種，標準語即官話，而方言一般指漢族內部的地方性語言。由古代中原開始土地擴展，地域間相互溝通逐漸應用一統的官話與書面文，而民間各地方語言歷史上一直相對維持各自差別。故各地方語言相差甚遠，音素、音調、語法、常用詞彙常常截然不同。
在中國現代七大漢語地方語言中，北方地方語言可以看成是古漢語經過數千年在廣大北方地區發展起來的，而其餘地方語言則是北方居民在歷史上不斷南遷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廣大江南地區，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們使用古越語，與古漢語相差很遠，不能通話。後來，北方的漢人曾有幾次大規模的南下，帶來不同時期的北方古漢語，分散到江南各地區，於是逐步形成現在彼此明顯不同的六大地方語言。現各地方語言之間差異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漢語與南方古越語在彼此接觸之前，其內部就有各自的地區性語言；二是北方漢語南下的時間不同，自然漢語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地方語言分別在一定獨特環境中發展。[1]
當前中國語言學界對現代漢語方言劃分的意見還未完全一致，大多數人的意見認為現代漢語有七大方言。方言可粗略分為吳語、閩語、粵語、客語、湘語、贛語、晉語等多個語族。而僅僅在北方官話，就可以細分出膠遼、冀魯、東北、中原、幽燕等分支。七大地方語言分別為：
不同的地方語言一般也是大多數漢族民眾的各自母語，是各自地方的親情、鄉情的維繫紐帶。賀知章的名篇《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被千古傳誦。
不同的地方語言是中國豐富口頭文學的載體，中國的各種戲曲和曲藝形式大多依賴各自地方語言而生存。
語言學界常用相互理解性來區分方言和語言，即：當雙方使用者互相不能明白對方說什麼時，他們使用的就是不同的語言（language），而非同種語言的方言（dialect）；如果能夠互相明白對方說什麼，只是口音不同，就稱為方言。依照相互理解性的標準，漢語族的方言連續體應被劃分為多種語言。但包括中國官方、一些西方漢學家在內的許多人出於傳統、政治、民族和文化上的考慮，認為現代漢語是單一語言，而粵語、吳語、閩南語等只是現代漢語的方言。由於語言和方言的界定並不明朗，漢語方言的地位仍然受到爭議。本文統一使用「方言」一詞。
通用語與方言
歷朝歷代均曾經推行民族通用語音，最早是「雅言通語」。明以南京話作為國語，清中葉以後則以北京話作為國語。[2]
但直到普通話推廣之前，中國的漢族民眾仍長期以方言為母語。
持續到民國年間的白話文運動以北方官話的書面語口語化。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皆以北方官話發音作為國家語言標準。
有人認為，北方官話只是黃河下游地區的通用方言，無法替代各種方言，尤其無法替代長江、珠江流域的南方方言。各地方言口語無法用普通話直接記錄，「口不同文」的情況日益明顯，使之後各種方言衹能以口語的形式言傳，或改為用官話的方式記錄，表達嚴重失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後，為了方便南北交流，積極推廣普通話以及推行簡化字，並急於統一全國語言及掃除文盲，普通話及簡化字把方言詞彙及方言字定為不規範而刪除，而衹保留北方話字及詞匯[3]。由於政治運動不斷發生，人口流動性低，推廣普通話無法伸展到南方省份。改革開放後，中央政府推普力度加強，首先在學校、政府、公共場所等地方開展，方言影響力逐漸降低。加上北方報刊的輿論壓力，在南方地區實行普通話教學以取代本地語言教學，本地人接受方言教育的權利被剝奪。廣東由於外來人口激增而出現了「普通話城市」（如深圳）。另外，鑒於中國大陸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推廣普通話並沒有擴展到少數民族當中。[4]亦令民眾覺得，推廣普通話衹是為了消滅這些方言地區人士的優越感。
在對公眾影響最大的電視、廣播、電影等有聲媒體中，中國政府強行規定只能用普通話，方言基本被禁用。部分西部城市出現了方言節目而受到歡迎，但隨即受到廣電總局指其趣味性極低而遭封殺。只有台灣使用的閩南語、香港使用的粵語例外。
亦有人認為，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同語和中國的國家共同語，推廣國家共同語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需要，有利於各地民眾交流，應當肯定。[5]
地方語言教學的不平等現象
中國大陸的正規學校都是使用官方定義的「現代標準漢語」教育，對讀音有嚴格要求，所以大眾都必然要遵守其規範。新中國成立後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部分地方學母語通常以本地方言學習，但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加大了推普的力度，號令一直以來各地方學母語用本地方言音學習的方式今後一律廢止，全國學習母語只能使用普通話，而被中國官方承認的部分少數民族語言（如內蒙古的蒙古語、新疆的維吾爾語、西藏的藏語等），可以同時實行雙語教育。而方言則不同，正規學校都不設正規方言課程，甚至有學校規定其他時間亦不能使用。地方人民要學習自己的母語，一般只是從家庭、朋友或者公共廣播來認識，然而這些讀音都令學習者帶有一種不確切感，很多方言特有的詞彙不能輕易說出來，只能靠普通話表達。方言發展只視乎社會發達情況，例如廣東珠三角地區因經濟發展快速，再加上鄰近香港，香港的粵語娛樂流行在國內火熱，才間接令粵語傳播廣泛。
地方傳統藝術瀕危
在推普力度逐漸強化、以普通話為媒介的電視及流行歌曲的衝擊下，地方語言空間縮窄，導致口頭藝術瀕危，中國目前境內以地方語言為基礎的大部分戲曲、曲藝迅速趨向衰落，大部分已經瀕危或實際消失。導致這一現象的另一原因是文革時當局對傳統的割裂，將傳統藝術當「封資修」批判，在近幾年政府學界才對此有所重視。
各方態度
中國有部分官方學者認為，方言是人類溝通的隔離牆，保護方言是個人主義、地方主義，保護方言是一個無稽的口號，衹是用於抵制推廣普通話，方言保護註定失敗。由於各地的普及工作仍未到位，因此推普工作仍需在各個方言區加強。[6]廣東地區的推普工作難以進行，是因為當地民眾有相當嚴重的地方主義，排外的風氣嚴重。[7]
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國語、華語）是由北京話的語音加上白話文詞彙融合而成的新語言，即人造標準語。即使到了2004年，也僅有少數人口是以普通話為母語[8]。
方言區的外地人口常常為成年人，學習方言有困難，多只能以普通話與本地人溝通。又由於工作生活壓力大，流動性強，常常缺乏學習當地方言的積極性。外來工子女在課堂上只需要聽說普通話。很多外地人在工作時通常使用普通話，與老鄉交流一般使用自己的家鄉話。有些大學生衹在當地學習，畢業後可能再到其他地方就業，同樣缺乏學習本地方言的動力。[9]
外地人日常認為自己難以與當地融合，又覺得當地人排斥外地人。本地人覺得外地人雖然久居於此，但對本地毫無感情，最基本的禮儀「入鄉隨俗」都沒有做到，自然難以建立信任。隨著居住當地日久後，並對當地文化有所了解，外地人會逐漸發現學習方言有利於融入當地文化圈。[9]
政府、學校鼓勵學生使用普通話，教師在學校教育的都是使用普通話。隨著電視媒體的普及，流行歌曲的侵入，使廣東粵曲、粵劇的傳統聽眾人群急劇減少。[9]
經濟發達地區由於官方強制推廣，普通話普及率高、經濟發達，方言影響力大幅度下降，因此有方言保護的呼聲浮現。有人認為，目前的主要任務應是向西北部欠發展地區推廣普通話。[10]
2019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湖南嶽麓舉行的以「語言多樣性對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作用」為主題的首屆世界語言資源保護大會之後，《嶽麓宣言》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重要永久性文件成功發表。中國國務院教育部其後頒布了《教育部辦公廳關於部署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2019年度漢語方言調查及中國語言資源集編制工作的通知》，明確了方言保護政策，建立了語保網站（語言保護工程於2015年啟動）[11]，開始有秩序地採集方言，土話，境內小語種，少數民族語言的聲音檔案，並制定了《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漢語方言調查項目2019年立項計劃》（簡稱2019年立項計劃）。[12]
地方語言保護運動
南京話和普通話同屬官話，差異較小。但是南京話保留入聲，讀古典詩詞更符合平仄押韻。而正由於南京話和普通話差異較小，也更容易被普通話拐跑，比如一些年輕的南京人受普通話影響，讀「歷」不再如入聲字「力」，而是讀如去聲字「利」。還有些字的南京話讀音和普通話差距很大，因為南京話在繼承唐代中古音上有更嚴格的規律。比如「綠」和「錄」同音，唐代中古音就是這麽記載的。可是很多年輕人受普通話影響，讀「綠」如去聲字「慮」，而不再如入聲字「錄」。出於保護南京話，有人依據《廣韻》中古音到現代南京話的演變規律，製作了數萬漢字的南京話正音[14]。南京官話拼音輸入法也已問世[15]。
合肥話相較於南京話來說，與北方官話的差異更大。在很多合肥人的刻板印象中，合肥話一直有著「很土」的形象，因此幼兒、學生並不受鼓勵學習合肥話。大多數合肥市區年輕人從小講普通話長大，因而年輕人所說的合肥話十分不地道，發音、用詞等各方面都受到普通話非常大的影響。例如「六」被讀作「niu」，而正確的讀音應該是入聲「luh」；「六穀」被普通話的「玉米」代替。正宗的合肥話則存在於郊縣、市區的中老年人口中。合肥方言與皖北、皖南各地方言皆差異甚巨，而合肥又是一座由安徽各地人口組成的城市，因此合肥話更加式微。隨著郊縣的城市化進程，合肥方言岌岌可危[16]。
上海話的語言環境受到外來人口增加而萎縮，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不斷衰落，不少青少年的滬語方言顯得很「洋涇浜」（不正宗），[17]總體上已經到需要搶救的時候。[18]
民間有識人士積極參與方言保護，製作出上海話拉丁化方案。2012年9月初的新學期，首部小學滬語教材《小學生學說上海話》進入校園。[19]2014年2月27日，中國福利會少年宮和上海市科技藝術教育中心啟動了「上海小囡話上海」——2014年「美麗中華魅力上海」上海青少年滬語傳承系列活動，通過講座、青少年語知識競賽、「滬語小達人」海選等活動讓新上海人們認識上海話。[17]
目前，杭州話在浙江省杭州市也不容樂觀，自從推廣普通話的政策影響下，導致出現小孩子不會講杭州話的現象。後來在最近3年，杭州的一些小學也開展了杭州話興趣課[20][21]。該學校之舉引起了大範圍的討論，該學校開展此課程的原因是考慮有三點：一是會說杭州話的孩子不多；二是文化融合中，對地方文化，方言作為一種非物質遺產，應該得到保護；三是我們能做的，就是在興趣課里將它加以提倡。其中杭州話教授滕軍霞還想，課堂完全可以不拘於形式，比如開進社區里，請老杭州來互動，必定能增強教授效果。
調查顯示，2018年，福州市能夠熟練使用福州話的年輕人不到13.4%。[22]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福州市的學校採取各類措施，禁止學生使用福州話，如對使用普通話的學生發放「講普通話票」[23]，體罰使用福州話的學生等[24]。但近幾年來政府態度有所轉變，開始允許部分學校開設福州話特色課程。[25]
有民間團體積極開展福州話保育工作。福州話保育團體「真鳥囝」開發了福州話在線詞典與福州話輸入法，完善了福州話拼音系統。[26]民間團體在福州積極開展方言保護相關活動，如舉辦福州話線上測試[27]，在中學自發進行福州話教學等。[28]2006年，民間團體開始閩東語維基百科項目，對福州話保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29]
2008年，福州電視台開設《攀講》欄目，節目使用福州話。
2007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成立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成為中國大陸首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廈門在2010年3月在其18所小學和10所幼兒園成立閩南語教學試點，發放閩南語教材，對學生進行有關閩南語的教育，包括讀音、俗語、歷史等。2011年3月5日在廈門實驗小學開設閩南語日活動，鼓勵學生學習閩南文化。[30][31]
2005年2月1日啟播的廈門衛視，前身是海峽衛視，是作為承擔中國共產黨對臺灣的政治宣傳任務而批准設置的城市級方言衛星電視台，以廈門腔閩南語節目為主。經廣電總局批准，從2013年5月開始，廈門衛視可在中國大陸的北京、天津、山東、上海、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和廣東九省市落地。
廣東有三大漢語變體：粵語（包括廣府話）、閩語（包括潮州話）、客家語。粵語是普通話外相比其他方言中較為強勢的方言，但同時在國內受到的打壓亦是最為嚴重。由於珠三角地區外地人口的不受控湧入，先是出現普通話城市，廣西粵語因1996年推普運動後被過度邊緣化，廣東粵語城市不斷萎縮。客潮外省的打工者只想賺錢不想學粵語入鄉隨俗為普遍現象。越來越多本地兒童不會唱粵語兒歌。文革後出生的年輕父母常常認為這些舊兒歌與現代社會不相襯，自己不會唱也不願意教育子女唱方言兒歌。這一觀念導致方言兒歌在創作及傳承上難以為繼。[9]
在珠三角地區，1988年因考慮到鄰近港澳，要與香港電視節目競爭，加強「政治宣傳」，當局才特別批准廣州電視台和廣東電視珠江台使用粵語廣州話[32][33][34]，而並不是出於對本土文化、語言、生活習慣等範疇保育與傳承的考慮。廣東省級頻道在行政命令上只有廣州話頻道而無潮州話、客家話頻道的狀況，也沒有廣東其他地區（石歧話、陽江話、台山話等）地方粵語口音頻道，使潮州話、客家話受到雙重擠壓，境況更加窘迫。原通行客家話的韶關市區目前已被粵語和普通話侵蝕，汕尾城區亦有此類傾向。在網絡上亦有大量網民呼籲廣東省當局能做到族群方言平等，開設潮州話、客家話的省級頻道。廣東的電視台雖然可以粵語廣播，但未允許少兒類頻道使用粵語廣播（如廣東少兒、嘉佳卡通一直以來只有普通話為主的廣播）這一點也導致一些本地兒童因長期收看普通話少兒頻道而導致逐漸喪失粵語環境而導致說粵語說的不地道。
隨著外地人口增加而導致比例不平衡，再加上部分幼稚園、小學禁止學生在學校講方言[35]，很多方言城市都出現「普通話社區」。政府、學校、電台、電視、公共場所等紛紛改為使用普通話。有人認為本地方言受到普通話的壓迫，而在網絡上組成方言保護組織。同時有不少學者及電視主持人公開支持保護粵語[36]、潮州話、客家話。2010年7月25日，廣州地鐵江南西站發生捍衞粵語行動，同年8月1日再次在北京路和烈士陵園爆發遊行，引起廣泛關注。
廣州市越秀區先烈中路小學在2008年首創每周一天「廣州話日」，以掃除「粵語盲」，措施是周五除上課和早讀外，下課時間一律講廣州話，普通話這一天也不能超過20句。[37]同樣位於廣州市的華南師範大學附屬小學在2020年起也創辦類似活動，命名為「粵語日」，時間則定在周四。[38]有民眾認為，「粵語日」固然有利於本土方言保育，但亦有淪為形式主義的可能。[39]
2014年2月，珠海博愛幼兒園（是公立幼兒園）首開粵語教學，多數家長表示支持，但也有不少家長認為會增大孩子的學習壓力。園長陳守紅表示希望讓孩子從小了解嶺南文化，接下來會計劃將粵語作為教學課題立項。[40]2017年，廣州五羊小學則推出第一本校本粵語教材《粵讀羊城》用於教學，同時學校還開展多種不同類型的粵語實驗課程，[41]本地民眾對此普遍持歡迎態度，但有外省網民認為此舉拒絕接受國家通用語教育無疑鼓吹「粵獨」，系分裂國家，阻礙國家「語言統一」行為。[42]
2020年11月，廣州市白雲區執信中學水蔭路校區，開設了粵語選修課，鼓勵外來人口融入廣州，並做了傳承的好頭[43]。
在廣東省其他使用粵語的地區，由於受到廣州話和普通話的雙重擠壓，越來越少的當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選擇使用當地粵語方言進行交流。清遠當地網民曾於2012年在網上發起聯署要求當地電視廣播的粵語節目應使用清遠話而非標準粵語廣播，而反對改聯署的網民則認為「清遠話土音濃，發聲難聽，說出去有些丟人」，同時認為清遠話被廣州話同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44]。
香港原居民曾使用香港客家話、圍頭話、蜑家話、鶴佬話、平婆話、汀角話及東平洲話等多種方言，自語文統一後以多粵語廣州話作通用語。而香港亦有閩語（閩東、閩南、潮州以及海陸豐）和客家（廣東客、福建客、江西客以及畲族）語系的移民。來自各省各民系以至粵語分支的香港人錯音現象很嚴重，新一代則出現懶音現象。很多學者都有更正錯讀、誤讀的行動，旨在引導年青人注意口語讀音及粵語字（本字）的寫法。
何文匯依據宋代漢字《廣韻》音和粵音的演變規律審定廣州音，提出的粵語正音學說，大量批評現時廣大粵語使用者的廣州音讀音，力推自己所列舉的正音讀法。此套讀音被香港傳媒及香港政府使用，並要香港學校教導正確粵語正音以免有說出懶音，尤其是香港兩大免費電視台ATV與TVB作和應支持支持下[45]，從而影響香港年青人的粵語口音。
批評者認為，這套讀音依照演變規律推導而出，宋代時間過於久遠，與現時廣州話差異極大，部分字音嚴重影響對方的理解，如「搶購」讀為「搶救」，成為其他粵語地區的人士的笑柄。王亭之及潘國森等人公開批評何文匯提出的所謂的「正讀」，並多次嘲諷何文匯及其徒弟，指其音實為「歪音」「邪音」[46]，更有學者稱「正音運動」是「滅音運動」，並呼籲保護日常讀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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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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