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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由中共所发动的学生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一二·九運動，指1935年12月9日由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的彭濤等人通過「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發動的要求「停止攘外必先安內、一致對外抗日」的學生運動。[1]中共對之定性為抗日民主運動、[2]愛國民主運動[3]、抗日救亡運動[4][5][6]。是中國學生運動史重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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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的「一二·九運動」是指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市大、中學校學生上街請願遊行，以及12月16日北平市更大規模的學生遊行活動，和1936年1月初「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還包括同時期受北平12·9、12·16遊行的影響在全國20多個城市掀起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響應。這一階段是受中共《八一宣言》思想影響下，以中共黨員與共青團員為領導核心發動起來的學生運動。[7]廣義的「一二·九運動」還包括1936年2月1日成立的北平「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運動很快擴大為全國及海外並歷時三年的青年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直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民先」停止發展，「民先」成員符合條件的可以入黨。廣義的「一二·九運動」是直接在中共黨組織領導之下，包括1936年1月底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下屬的學聯黨團、1936年4月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學生工作委員會，以後成立的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
日本於1931年占領中國東北地區後，繼續向華北步步進逼。1933年爆發長城抗戰，熱河省被日軍占領。國民政府對日本之態度，激起中國國內許多人士不滿，給正遭圍剿的中國共產黨有機會擴大影響力。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國民黨一直秉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圍剿鎮壓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與勢力，對日本對中國進行的不斷侵略處於被動狀態，導致中國東北地區遼、吉、黑三省與熱河省被日本軍隊全部占領。日本當局操控「華北特殊化」、「華北五省自治」，逼迫國民政府與中國國民黨不斷退讓，簽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從華北撤出黨、政、軍、憲、特力量，成立以宋哲元為首的推行「華北高度自治」的冀察政務委員會，華北局勢岌岌可危。在這種局勢下，北平的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走上街頭，抗議國民政府不對日本進行反擊，請願要求國民黨放棄其「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8]中共北平臨時市委的彭濤成功透過潛伏在燕大、清華和東北大學的地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及他們所設立的學生組織，鼓動學生的愛國熱忱，在國內製造盡快與日本開戰的輿論。胡適等學者曾用了二十多日勸喻學生「安心求學」，以失敗告終。在期間，胡適甚至收到來自一名熱血青年的恐嚇信。[9]
在《何梅協定》簽訂後，華北局勢日益危急。1935年6 、7月間，日本通過《秦土協定》控制察哈爾省，10月指使殷汝耕發動「冀東事變」，在河北省建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李守信與德王籌備蒙古軍政府，大力策動「華北特殊化」、「華北五省自治」。何應欽為首的中央軍、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北平市黨部、憲兵三團於1935年9月撤出華北，由29軍宋哲元部主政，計劃於1935年12月成立宋哲元為主任的冀察政務委員會。
1935年6月，國民黨政府頒布了一則《敦睦邦交令》，宣布「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反日宣傳者，均處以防害邦交罪論處」。
1935年11月18日由胡適、蔣夢麟、梅貽琦等平津各大學校長教授，聯名公開發表宣言：
近有人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實行賣國陰謀。天津、北平國立學校全體教職員二千百餘人，堅決反對。同時並深信華北全體民眾均一致反對此種運動。中華民國為吾祖先數千年來披荊斬棘艱難創造之遺產，中華民族為四萬萬共同血統，共同歷史，共同語言文化之同胞組成，絕對不容分裂。大義所在，責無旁貸。吾人當以全力向政府及地方當局請求立即制止這種運動。以保領土而維主權。並盼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10]
1933年3月，國民革命軍憲兵三團進駐北平，對共產黨、共青團及外圍積極分子大逮捕，在國民革命軍的鎮壓下，解散了北平二十多所大中學校的學生組織，學生的抗日活動陷入沉悶。一二·九遊行爆發時，整個北平還保持著組織關係的中共黨員僅有9人，連共青團員不到20人。[11]北京大學甚至沒有學生會（直至12·9請願遊行次日，即1935年12月10日才成立北大學生會）。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彭濤，從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撤退回北平後於1934年考入輔仁大學，以學生身份為掩護，與彭濤過去在平大附中的同學谷景生取得聯繫，又找到共青團員周小舟（1935年夏從北師大畢業，在北平兩專女中任教員），在北平的大中學校開展工作。1935年1月，時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決定建立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市工委），同時恢復共青團北平市委，許子云任市工委書記，王學明（身份為在北平的東北中山中學的學生）任團市委書記。1935年5月，周小舟加入中共。1935年7月，市工委再遭破壞，團市委未遭破壞。河北省委決定重建北平市黨的組織，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臨委」，實際上是以團市委代行中共市委職權，任命王學明為臨委書記，楊子英為組織部長，彭濤為宣傳部長。谷景生為北平左翼文化總同盟（「文總」）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分盟（「左聯」）的黨團書記。楊子英任「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北平分會書記，周小舟任北平分會宣傳部長並主編《抗日新聞》後調去搞北平教師聯合會的工作[12]，由黃敬接任負責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的工作。此後在北平大中學校建立20多個武裝自衛會分會、會員有500多名，成為後來的北平學聯與一二九運動的骨幹。1935年9月，冷楚接替楊子英為組織部長。1935年10月，隨著登載了共產國際七大的主要文件及中共代表在大會上的發言、中共《八一宣言》的英文版《莫斯科工人日報》與《國際工人通訊》，中文版的《救國時報》傳入北平，北平的黨組織與大中學校學生了解到要與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原則精神，這促進了河北、北平黨組織對時局的估量和鬥爭策略與方式上的轉變。1935年12月7日，中共河北省委[13]派出特派員李常青來北平，進一步了解情況，與王學明、彭濤、姚依林、黃敬都談了話，但未表明態度。[12] 一二·九運動初期實際負責人是彭濤並起主要作用，實際前線工作以經驗豐富的黃敬為主，[12]谷景生主要做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和負責左聯工作。[14]1935年12月20日河北省委把王學明與彭濤同時調走，正式派遣林楓到北平成立北平市委，林楓任市委書記。
1935年10月，吳玉章在法國巴黎出版的載有中共《八一宣言》的《救國時報》傳入北平。宣言指出中國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宣稱「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這直接促成了北平地下黨組織與學生運動的轉向。
但這時中共中央的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尚未召開，上述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轉變尚未自上而下按照組織系統傳達、貫徹。
1935年七八月間，黃河下游山東境內泛濫成災，災民流離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簡稱武衛會)北平分會在西山召開會議，參加者包括彭濤（市臨委成員）、周小舟（武衛會宣傳部長）、黃敬（北大代表，數學系大一學生，黨組織關係尚未接上，22歲）、郭明秋（女一中代表，團員，18歲）、姚依林（清華暑期同學會代表，化學系大一學生，18歲）等人，會上決定在北平組織發起「北平大中學校學生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簡稱「賑濟會」，8月29日正式成立，總部設於女一中。女一中學生會臨時主席吳閨箴被推舉為賑濟會主席，姚依林擔任賑濟會秘書，並在北平特別市政府社會局登記備案，取得了公開合法地位。在北平市20餘所大中學校組織了賑濟會的活動。姚依林後來回憶說：「這個活動開展得比較好，募集所得大約有二千來元(白洋)。我們送了大部分捐款給山東賑災，……留下約五百元備用。這筆錢即後來『一二九』運動的經費來源之一。」[15]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促進了群眾性抗日活動的開展，聯合了北平的進步學生，是組建北平學聯的前奏。不久，郭明秋擔任女一中學生會的正式主席，接任賑濟會主席。
1935年10月22日，燕大全體學生大會一致通過決定，授權學生自治會請哲學系研究生高名凱草擬電文，發給正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要求政府開放抗日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學生。在徵得清華大學、北平師大、女一中、貝滿女中、北平匯文中學，以及天津的匯文中學、法商學院、河北女師、中西女子學院等校學生會的支持後，此電文作為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取自由聯合宣言》，連夜印刷，寄送到全國各大中學校、報刊雜誌社。並於1935年11月初發表在天津的英文報紙上。
1935年10月底，黃河水災賑濟會工作基本結束。彭濤與黃敬、郭明秋、姚依林開會，一致主張成立一個公開合法的學生群眾抗日團體，將救災活動變為政治活動。[16]以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為基礎，11月18日北平11所大中學校學生代表在中國大學召開聯席會議，成立「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為便於掩護和公開活動，推選北平市立女子第一中學為「總務」單位，女一中的學生楊彤與郭明秋（共青團員，市團委宣傳部長，18歲）先後任執行主席，清華大學化學系學生姚依林（18歲，1935年11月入黨）為學聯秘書，鏡湖中學學生孫敬文（19歲，中共黨員）為總交通，東北大學俄語系學生鄒魯風（23歲，次年入黨）為總糾察使，燕京大學經濟系大四學生黃華（22歲，燕大學生會執行委員會主席，36年1月入黨）為總交際。實際領導人為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組織部長彭濤（輔仁大學學生，22歲）。[17]姚依林事後回憶：「『一二·九』運動的真正主要負責人，據我看是彭濤同志。在運動中，在整個過程中，經驗最豐富的，組織能力最強的是黃敬同志。儘管他組織關係沒有恢復」。[12]
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縣宣布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脫離中國政府,其區域甚至包括北平近郊的昌平、順義、通縣，情勢十分危急。這逼得宋子文讓國民政府鐵道部次長曾養甫，通過鐵道部科長諶小岑找到中共外圍的進步教授呂振羽、再找到北平地下黨周小舟，傳遞國民黨要就聯合抗日開展國共談判的消息。[18]11月下旬，北平學聯討論醞釀舉行一次請願活動。1935年11月27日，清華全校學生大會未能通過「響應學聯號召，聯合北平各大中學校進行遊行請願」的提議。在12月3日的全校大會上通過了遊行請願的決議。[19]
北平學聯主要負責人在盔甲廠13號埃德加·斯諾先生的客廳開會並寫信給當時民眾十分尊敬的宋慶齡，請她指點北平學生應該怎麼辦。12月初，美國記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和埃德加·斯諾轉來宋慶齡的答覆，明確建議北平大中學生採取行動，說最重要的是行動起來![20][21]
1935年12月3日，學聯第三次代表會通過發起請願遊行活動，並否認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運動，反對任何脫離中央或類似之華北自治組織。[22]「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以此為口號爭取占大多數的中間派學生投入抗日請願遊行。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學校發表宣言，反對華北「防共自治」，要求國民黨政府討伐殷汝耕，動員全國對敵抵抗，提出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華北為核心的九項政治綱領，呼籲停止內戰，共赴國難，團結全國各界民眾，武裝反抗日本侵略者，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而鬥爭。此時傳來冀察政務委員會將於12月9日成立的消息，於是學聯於12月7日決定將請願活動定於12月9日。12月8日，清華大學、中國大學、東北大學、女一中、北平大學、師範大學、師大女附中、民國大學、志成中學、匯文中學等校代表來到政治氣氛寬鬆的燕京大學男生體育館開會，會議由女一中的郭明秋主持。討論了如何向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請願，布置了口號、行動策略和請願的六條綱領，對遊行的時間、地點和路線都作了部署，城內由東北大學帶頭，城外由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率領。當有人提出「不到八百人是否可以取消遊行」時，彭濤回答說：形勢到了，就像布滿了乾柴，一個火星就會燃燒起熊熊大火來。彭濤提出，為了保證行動的成功，要由那些進步力量較強的學校首先上街，造成聲勢，然後就可以到進步力量較弱而又被學校當局嚴密控制的學校進行動員，喊他們出來參加遊行。請願六條綱領是：
會後，各校代表回校分頭動員。燕京大學為了不走漏風聲，在8日晚21時才敲鐘召集全體學生大會，在學生會主席張兆麟的主持下，大會通過了次日到北平城內請願遊行。蔣南翔是清華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領導清華大學學生會於8日晚召集全體學生大會通過了12月9日群眾遊行示威的決定。彭濤、姚依林、郭明秋、黃敬、孫敬文等北平學聯領導人於8日晚又在女一中碰頭開會，檢查準備情況，並作了次日請願遊行的指揮分工。
1935年12月7日或8日，中共河北省委派特派員李常青來到北平，了解中共北平臨時工委成員的分歧情況，但未直接表態。
12月9日，《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被散發，其中說道：「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23][24]
12月9日，北平大、中學校學生在北平學聯策劃、組織、領導下，針對國民政府即將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展開請願遊行。北平學聯設立行動指揮部，姚依林和郭明秋坐鎮西單北亞咖啡館負責各校遊行隊伍的聯絡協調；孫敬文任總交通，指揮各校步行與騎車的交通員；黃敬在遊行隊伍中參與一線指揮；而彭濤則作為此次遊行的實際幕後領導人不在遊行隊伍中露面。
城外參加遊行的學生主要來自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他們計劃從這兩所大學出發，逐漸壯大隊伍，但不料當局關閉了西直門，於是燕大、清華遊行學生未能按計劃進城到中南海居仁堂面見何應欽並由燕大學生作代表當面遞交請願書斥責國民黨的投降賣國政策。[25]
燕京大學男女學生共編成六個大隊，每隊九十人。清華學生早晨5時集合出發，學生隊伍沿平綏鐵路線於8時在西直門與燕大學生會合。北平大學農學院20多學生，弘達中學、成達中學的100多名同學也陸續抵達西直門外，聚集已不下兩千人，就在城外的空地當作會場，開起群眾大會。燕大學生會主席張兆麟、清華大學女生陸璀、燕大學生趙志萱等演講，控訴日本兵在東北的暴行，指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明確表示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並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五省自治」。陸璀回憶：[26]
| “ | 「那天一早，天還蒙蒙亮，我們就集合了。到了西直門呢，城樓上、城門旁邊都有軍警在看守，就是不讓我們進城。那怎麼辦呢，我們當時決定，就在西直門城牆旁邊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很巧的，我們就把它用來當主席台。同學們臨時推舉我代表北平學聯，向群眾講講話。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事先也沒有準備，但是那種悲憤的心情是大家共有的。所以當我說，北平是我們中國人的北平，現在呢，中國人不能進去，反而日本人在城裡橫行霸道，請問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誰的天下呢？說到這裡，我自己也禁不住聲淚俱下了。那麼，同學們就舉起拳頭喊，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時這個場面是很動人的。」 | ” |
西直門外的群眾大會一直開到下午3時，何應欽的代表、北平市社會局局長雷季尚在西直門由門縫中向城外對各校學生代表們說：「諸位的各點要求，已轉達何部長，他已全盤接受，請同學們趕快回校……」各校同學又冷又餓，疲憊不堪，分別整隊返校。
12月9日清晨，位於西直門內的東北大學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傳達了北平學聯的決定，選舉該校政治經濟系大二學生在宋黎（東大地下黨支部書記，24歲）為「東北大學學生請願團」總指揮。這時，交通員傳來消息，西直門關了，城外的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隊伍被阻於城外，這種情況下，東北大學孤軍出動，經新街口、北溝沿轉到西四北大街、西四牌樓、府右街前往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門前，與東北中山中學隊伍會合，其它學校的學生三五成群突破封鎖，在新華門前會合了2000多人，向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請願。宋黎、董毓華、陳澤雲（於剛）等12人被推選為請願代表，向何應欽當局提出了北平學聯的六項要求。何應欽的秘書侯成作為代表和學生進行了對話，說：何代委員長不在北平，代表們提的要求可以轉達；學生們要諒解政府的困難，好好地讀書救國；並拒絕了學生代表提出打開西直門讓清華、燕京學生進城參加請願的要求。宋黎當場決定，請願改為遊行示威，並考慮到城內許多學校被軍警圍堵，學生隊伍沒有完全拉出來的情況，為了集結同學、壯大隊伍、宣傳群眾、擴大影響，決定遊行路線由新華門出發，沿著西長安街經西單、西四牌樓、沙灘、王府井大街，然後到天安門廣場集會。一路上衝擊遭軍警包圍的中國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師範大學、弘達學院、北平大學醫學院、中法大學、女一中、女二中、志成中學、成城中學、鏡湖中學、匯文中學、藝文中學、河北高中、孔德中學、競存中學、精業中學、輔仁大學（劉達等100多學生）、北京大學、中法大學和兩吉女中等學校的同學加入遊行行列，人數擴大至六、七千人。遊行隊伍經過北大紅樓時，北大歷史系同學汪德昭倉促從課堂中跑到樓下打鐘，所以北大參加「一二·九」遊行是臨時參加的。北大化學系大一學生劉居英（18歲）跑到東齋，拿起床單撕開寫上「北京大學」四個字，用兩個竹杆挑著就出去參加遊行。北平當局以為遊行隊伍要去東交民巷衝擊日本使館，調來大批軍警隊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嚴密的封鎖線，救火車堵塞了街口。最終遊行隊伍在此地被消防水龍頭與軍警衝散。[12]宋黎、黃敬等立即決定：「同學們到北大三院集合去!」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商討了下一步的行動，決定從10日起全城總罷課。
12月14日，北平的部分報刊登出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將在16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學聯決定12月16日再度舉行遊行示威，確定的示威遊行路線是：先到天橋集合召開市民大會，然後進前門，經天安門，向東單行進，再到外交大樓—「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的地點，舉行總示威。各校學生隊伍分為四路。第一路共８所學校，由東北大學任領隊學校。第二路領隊學校是中國大學。第三路領隊學校是北京大學。第四路城外各校，領隊是清華大學，並汲取一二·九當天城外的學生隊伍未能進入西直門的教訓，決定除了大隊學生由西便門的鐵路門入城外，燕大、清華還各派三十名同學提前一天進城，一定要代表燕大、清華和城內各校的同學一齊參加遊行示威。12月16日9時，燕大、清華學生代表在西直門內的東北大學宿舍集結，燕大三十人在前，清華三十人居中，後面是二百多人的東北大學的學生隊伍，從西直門內北溝沿出發，一面遊行示威，一面發動沿途學校的學生來參加，在錦什坊、石駙馬大街等地聯絡、接應了被軍警包圍校門的北平大學工學院、第三中學、鏡湖中學、平民中學、師範大學、民國學院、民國學院附中等，於上午11時會集到天橋召開市民大會。這天遊行中黃敬仍擔任隨隊的第一線指揮，黃敬站在北平天橋的有軌電車後面的鐵梯上講演，宋黎在下面撐扶，被新聞記者照了下來公開發表了，這張照片差不多是一二·九的象徵，在全國以至世界上都流傳甚廣。因而在歷史敘述中黃敬成為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和代表人物。在天橋的大會結束後開始示威遊行，隊伍綿延兩里地。當遊行隊伍到達珠市口時，燕京、清華、平大農學院、孔德中 學等城外的學生隊伍經西便門的鐵路豁口進城趕來會合。北平已經有60餘所大中學校學生參加。此時，遊行隊伍已達兩萬多人，比12·9請願遊行的規模大數倍。前門已被軍警關閉，並兩次鳴槍威脅。遊行隊伍不得不繞道和平門，遇阻又直奔宣武門。這次學生遊行，宋哲元的北平當局有了準備，天近黃昏時，在騾馬市大街，軍警憲兵以棍棒、大刀背、水龍頭，清場驅散學生，各校受傷者二百五十多人，還有二十二人被捕。12月22日，在中國大學逸仙堂，北平學聯在這裡舉行血衣展覽和控訴大會，「血淋淋鐵的事實」7個大字下面，500多件學生的血衣令人觸目驚心，到會兩千多名各校學生代表一致要求發表文告，向南京政府和北平當局提出強烈抗議。被捕學生一個星期後沒有受審訊，便被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和其他幾個大學校長聯合保釋。
1935年12月20日，北平當局「下令解散平津學聯」。平津學聯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北平學聯在女一中呆不住，便轉移到了匯文中學。這時鄧力群正在匯文中學讀高中三年級，擔任學聯開會時的保衛放哨等工作。 為抑制學生運動迅猛發展，北平當局宣布各校提前放寒假，學生一律限期離校，以使學生分散，孤立各校2000多積極參加的學生。彭濤、黃敬、郭明秋、姚依林、高慧如等在位於辟才胡同「同一個」洋車廠的彭濤住處開會，接受了黃敬的建議：為保持學生運動的勢頭利用寒假髮動學生到平、津以南的河北省中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宣傳抗日救亡，發動工農群眾，同時在平津學生隊伍中鍛鍊出一批經得起考驗的骨幹。北平學聯一共組織了四個擴大宣傳團，多為「一二·九」運動中的骨幹和積極分子，共計500人左右。設不公開的黨團，書記彭濤，與黃敬帶隊南下，姚依林與郭明秋在北平留守組織後援；同時設總指揮部，由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系大三學生董毓華（27歲）、北平師大學生江明（姜文彬，24歲）、東北大學學生宋黎組成，均為黨團成員。
學生步行南下，每到一個集鎮人多之處，即張貼標語，演講，唱歌，演街頭短劇，召開群眾大會。南下學生也看到北方農村的經濟凋敝、貧窮落後，農民受到極殘酷的剝削，對國家大事閉塞無知，但純樸憨厚，熱情直率，在明白抗日的道理後，即堅定表示決不做亡國奴，要打走日本人。
1936年1月8日，四個擴大宣傳團由不同路線來到固安縣城會合。固安縣長邊應儕緊閉城門禁止學生進入。四個學生宣傳團只好住在四門城關的大車店。1月9日由董毓華代表平津學生擴大宣傳指揮部作了總結報告。第三團學生繼續南下至高碑店，遭到縣局警察和北平偵緝隊便衣警察的圍困搜查，被迫乘火車返校。第一、二團走到了保定後返校。1月下旬，北平市委書記林楓（1935年12月20日由河北省委任命併到任）與姚依林、黃敬等開會，決定以「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為基礎組建全市的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並由黃敬任「民先」黨團書記；設立北平學聯黨團，成員有姚依林、黃敬、孫敬文、郭明秋（已經由團員轉黨）、黃華（當時稱王其梅），姚依林任書記。[12]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師範大學舉行了「民先」第一次代表大會，當時有隊員300人左右，分為26個分隊，大會決定把南下擴大宣傳團第一、二團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和第三團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國青年救亡先鋒隊」合併組成「民族解放先鋒隊」，原「中華民族自衛委員會」北平分會併入「民先」。通過了「民先」的「鬥爭綱領」和「工作綱要」。民先北平總隊部第一任總隊長敖白楓（高錦明）。1936年5月，高錦明調任中共北平西區區委書記，清華學生李昌接任總隊長，組織北平各級民先組織層層選舉，並於8月召開北平民先代表大會，動員同學利用暑假回鄉發展民先組織，至1936年10月已在30個縣市有了民先組織，包括里昂、東京、巴黎等國外6個城市。1937年2月4日至9日在北平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隊員有6000多人，到會代表24人，代表18支地方隊伍，大會決定在原名「民族解放先鋒隊」之前冠以「中華」二字，正式成為全國性的青年骨幹組織，稱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全國民先」。這次代表大會上，選舉李昌為全國民先總隊長，與李哲人、劉導生等七人共同組成全國總隊部，由北平學委領導。大會通過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法和告隊員書。「民先」作為中共外圍組織，在全國大中學校學生中宣傳鼓動，吸收成員，為抗日青年投奔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做了大量宣傳、組織上的準備。[27]
1936年2月中旬，南京國民黨政府認識到全國各地學生受一二·九運動影響，抗日救亡運動烈火燎原，於是頒布了《維護治安緊急治罪法》，又發布命令取締平、津學聯。北平當局對各校學生大逮捕了二百多人。北平的河北省立高中高二丙班18歲學生郭清被捕後受刑挨打，於3月9日庾死獄中。北平學聯於3月31日上午9時在沙灘的北大三院禮堂召開郭清的追悼會，由北大學生會主席韓天石主持，東北大學學生王庸從棺材鋪借來一口空棺材放在禮堂中央，到會一千多各校的民先隊員和積極分子，被地方軍警包圍，學生抬棺衝出到北池子大街遊行，被軍警衝散，53名學生（包括17名女生）與1名記者被捕羈押於北新橋炮局子陸軍監獄，為「三三一事件」。另，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與夫人劉清揚支持學生請願並參與籌備召開華北各界救國會，在1936年2月29日北平軍警憲兵包圍清華大學大搜捕時被抓，當年5月被馮玉祥保釋出獄，這時張申府也與「三三一事件」被捕學生關押於同一囚室。張申府的夫人劉清揚也被關在這所監獄與兩名「三三一事件」被捕女同學在另一間小牢房內。北平黨組織負責人王世英做了取代何應欽主政北平的宋哲元的工作，以各校校方名義陸續在半個月後保釋被捕學生。
1936年3月，北平學聯與天津、上海、杭州四地學生代表在杭州召開成立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大會籌備會，成立「全國學聯籌備會」，並決定出版相關刊物《學生呼聲》，宣傳全國學聯抗日救國主張，由清華大學女生陸璀、北大學生唐守愚任編輯。1936年5月29日與30日兩天，在上海的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正式召開了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簡稱「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與會者有廣州、南京、 上海、北平、天津、保定、濟南、青島、溫州、徐州、武漢、杭州、廈門、香港、巢縣、宜興、蘇州、廣西等地學聯代表28人，全國學聯定名為定名為 「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通過了各項救國主張，選舉北大歷史系學生劉導生（23歲，中共黨員）為執行委員會主席。全國學聯參加了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等出面號召的「全國各界救國代表大會」，並參加了「世界學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聯合會」(簡稱「世界學聯」)。全國學聯宣傳部長陸璀出席了1936年8月31日至9月6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向大會作報告宣傳中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
一二·九運動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響應。一二·九運動爆發的第二天，杭州、廣州、武漢、南京、上海、長沙、太原、桂林、重慶、西安、開封、南昌和香港等許多大中城市的廣大師生紛紛上街遊行集會，通電支持北平、天津的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攘外必先安內，一致抗日。 一·二九」運動消息次日傳到杭州，浙大又率先響應北平的鬥爭,浙大學生冒雪遊行示威,成立「學聯」,運動影響全國。
天津法商學院的學生黨員朱紀章、 郝金貴等，與進步教授楊秀峰、溫公健決定，由法商學院的學生牽頭，12月18日在天津舉行請願、遊行、示威，得到了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匯文中學、北洋工學院、天津師範學院、扶輪中學、河北工業學院、震中中學等校學生的積極參與，並順勢成立「天津學生聯合會」，宣布從12月19日起天津市各校總罷課。朱紀章等人與北平學聯取得了聯繫，成立了「平津學生聯合會」。
北平學聯派遣清華大學中文系大二女生韋毓梅（22歲）到上海串聯，12月17日，在上海51所中學的代表成立上海中學學聯會議上韋毓梅介紹了「一二·九」運動的情況。12月18日，上海80多所中學學生組織發表聯合宣言，反對華北自治。12月19日當晚上海各大學、中學學生舉行遊行。上海地下黨領導的左翼文化同盟和中央文委決定，以上海各界救國會籌備會名義於12月24日舉行一次社會各界參加的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由文總黨團負責人王翰擔任總指揮。12月24日，復旦大學學生組織請願團從上海站乘火車去南京「請願討逆」，在無錫被當局攔截押送回滬。無錫學生趕到火車站聲援，順勢成立無錫學生救國聯合會。
陝甘蘇區學生聯合會也發出響應的通電，12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為援助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告工友書》，號召全國工友起來抗議出賣華北與屠殺（事實上並未有屠殺）、逮捕愛國學生。魯迅、宋慶齡等愛國知名人士也撰文讚揚愛國學生的英勇奮鬥精神，捐款支持學生抗日救國運動。
12月25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通令南京、上海、武漢等地戒嚴，禁止遊行罷課，否則以犯法論處。
余英時認為，這場運動給南京國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帶來壓力，改善了中共的處境。[28]
毛澤東對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多次給予高度評價。毛澤東反對一二·九運動不如五四運動的說法，一再講，一二·九」運動以後「事情就逐漸好辦了」；「現在中國的情況跟過去大大地不同了，現在的事情不是比過去難辦，而是比過去好辦多了」。[29]1936年7月，毛澤東會見隨同埃德加·斯諾去陝北的黃華時說：一二·九運動是五四運動以來最偉大的群眾運動；只是因為消息閉塞，在一二·九之後好久才知道，還說北京的年輕人幹得好哇。[20]「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全國人民的覺悟。」[30]在1939年12月9日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上說：[31]
| “ | 紅軍經過了萬里長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陝北吳起鎮。當時敵人還在進攻我們。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縣我們還打了三個月勝仗。在祝捷聲中，在十二月十日，一聽到北平一二九運動的消息，我們心裡好不歡喜，紅軍同志完成了這麼偉大的長征，學生同志在北平發動了這樣偉大的救亡運動，兩者都是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鬥爭，其直接意義都是推動抗日戰爭。所以，一二九運動在歷史上講，是抗日戰爭準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幹部。 一二·九運動發生在紅軍北上抗日到達了陝北之時。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勝利幫助了一二·九運動，同時，一二·九運動也幫助了紅軍。這兩件事的結合就幫助了全民抗戰的發動，幫助了中華民族。 |
” |
埃德加·斯諾在《我在舊中國十三年》一書中這樣記述了這場運動：「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中國知識青年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勇氣。情景振奮人心；無論是對參加者還是旁觀者來說，都是如此。 」
一二九運動中鍛鍊出一大批大中學校的骨幹，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生力量。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將軍的有23人：
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後來成為省部級以上的有：
1935年，東北大學體育專修科音樂教師閻述詩親身經歷了一二九運動。1936年，閻述詩譜寫了歌曲《五月的鮮花》，一問世就在中國民眾中引起強烈共鳴，迅速傳唱全國並流傳至今。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一些學校會在每年的12月9日舉行紀念活動，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二·九合唱；復旦大學的一二·九歌會，華中科技大學的一二·九詩賽，山東經濟學院的一二·九長跑等。
一二·九運動之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學生們自發組織了「新學聯」，與「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相互對抗，其主張：「中國無條件的統一，真正的統一，實質的統一」，被中共形容為「反黨的小團體」、「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徐芸書（原共產黨黨員）、高阮等」[32]。
一二·九運動中的許多人物後來成了中共歷史上的有重要影響的人。譬如黃敬後來和女青年李雲鶴交好，而李雲鶴則是毛澤東的夫人江青，黃敬本人的兒子俞正聲是中國當代的高級幹部，中共政治局常委。姚依林曾在六四事件中支持對學生的鎮壓，並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谷景生則後來成了有望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薄熙來的岳父，他的女兒谷開來的案件牽扯出一大批人物。
目前，在北平輔仁大學校園舊址（今北京師範大學北校區，定阜大街），留有一座輔大教授啟功落款的「一二·九運動紀念碑」。在北京臥佛寺附近的櫻桃溝修建有彭真題字的「一二九運動紀念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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