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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1977年5月13日），原名章埏，字子偉、金鋒，男，浙江青田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救國會「七君子」之一，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創辦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財經制度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大右派」，後獲平反。
章乃器生於浙江省青田縣小源村的一家書香門第，原名章埏，後因讀《老子》中有「埏埴以為器」一句，改名章乃器[1]。辛亥革命前後，十五歲的章乃器從浙江麗水到江蘇南京投身革命軍[2]。 1918年，章乃器自「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今浙江工商大學）畢業，進入上海的浙江實業銀行當練習生。1919年春，辭職進北京通州京兆銀行任職營業部主任。 1921年7月，章乃器進入中美實業公司當會計主任，待遇優厚，但因上級經理跋扈，於是章乃器只干3個月便辭職重回上海的浙江實業銀行工作[1]。1927年，章乃器獨力創辦《新評論》雜誌，支持正在北伐的中國國民黨[3]。
1932年6月，章乃器代表浙江實業銀行，聯合上海各個華商銀行成立了中國徵信所，作為銀行界信用調查的公用機構。此所是為中國首家由本國人創辦的徵信所，採用會員制，章乃器任董事長。章乃器為該所制訂了「審慎以求『真』，忠實公正以求『善』，詳盡明晰以求『美』」的工作準則，並主持制定了調查程序，延攬到一批專門人才。中國徵信所獲得了金融界、企業界信任，業務日益發展，許多較大規模的工商企業也委託該所調查諮詢。中國徵信所先後擠垮了4家外國人開辦的徵信所，成為獨占事業[1]。
章乃器主張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採用統制手段管理中國的貨幣和金融市場，實現幣制統一，反對列強控制中國貨幣。章乃器很早便主張創造現代銀錢市場和資本市場，發行公司股票和債券，推行票據承兌和貼現。在章乃器等人的倡導下，上海於1933年、1936年先後成立票據交換所、票據承兌所[1]。
1935年12月，章乃器與馬相伯、沈鈞儒等人發起「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該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正式成立，發表《救國運動宣言》。章乃器被推選為該會的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主管財務，兼作宣傳工作。章乃器主持救國會機關報《救亡情報》，救國會大多數文件都由章乃器撰寫，章乃器因此被救國會同事們譽為「宣言專家」[1]。
1936年初，章乃器參與發起上海各界救國會，後又參與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該會領導人之一。1936年11月23日凌晨，中國政府在日本政府壓力下，以「危害民國罪」逮捕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朴、史良7人，是為「七君子事件」。事件激起國內輿論憤慨，中共也發表宣言抗議。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七君子」獲釋出獄[1]。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3月，章乃器應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中華民國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邀請，出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當時因為抗日戰爭，工商業停業，中國政府稅收銳減，安徽省財政極為困難。1937年11月，安徽省財政每月收入從120多萬元縮減到80多萬元；1938年2月，每月收入縮減到50萬元。1938年5月，日軍攻占合肥，安徽省財政收入大幅下降，每月收入僅約10萬元，公務人員和軍警欠薪兩三個月。章乃器上任後，提出「剷除貪污，厲行節約，杜絕浪費」的方針，很快實現收支平衡並略有節餘。為遏止日本帝國「以戰養戰」的圖謀，章乃器開展敵貨、私貨檢查工作，開闢稅源和財源，以清欠薪欠餉，更有撥給鄰區駐軍新四軍3萬元經費。此外，還發行安徽省公債和地方銀行小額本票，搞活了貨幣流通，在安徽省建立了其他省還未有的戰時金融經濟體制。經章乃器努力，幾個月後，安徽省財政每月收入增至30萬元，收支漸平衡。1938年10月，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一到任便問章乃器：「財政還能支持，是真的嗎？」、「鹽和米都已經開始屯儲了嗎？」1939年5月，安徽省財政收入每月達75萬元，創造了抗日戰爭爆發以來的最高記錄。20多年後，李宗仁在回憶中稱章乃器「整頓稅務，頗見成效」。章乃器在安徽的工作也獲得史沫特萊讚賞[1]。
章乃器在安徽理財成績卓著，其少年時的同學及同鄉陳誠向蔣中正建議重用章乃器，以整頓大後方經濟。但安徽省教育廳廳長方治等人則不斷向蔣中正報告說章乃器在安徽搞「赤化」。1938年8月、9月之間，蔣中正在武漢召見章乃器，提出要章乃器留在中央工作，被章乃器謝絕。蔣又派陳誠、孔祥熙、陳立夫等挽留，均無果。章乃器回安徽後，方治等人編出章乃器希望在安徽搞武裝的謠言，引蔣警覺。1939年6月，蔣中正要求章乃器到重慶述職，卻隨後將他去職[1]。
1939年，章乃器到重慶，任上海遷川工廠聯合會執行委員和常務理事等職。在與工商界的交往中，章乃器產生了辦企業的興趣。在獲重慶、上海銀行集資認股95%後，1940年章乃器創辦了上川實業公司，下設機器鑄造、手搖發電機、酒精製造這3個廠，並在工廠旁的山坡開闢畜牧場。章乃器親管生產，成績很好，獲工業界讚揚[1]。1941年，章乃器為抗議蘇聯與日本簽署和約、承認滿洲國的行為，脫離「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抗日戰爭後期，民族資本工業備受日本侵略資本和中國官僚資本摧殘，面臨崩潰，民族工業界人士章乃器、吳蘊初、胡厥文等共同討論，章乃器提議工業界應設一個研究所，為民族工業開展調查研究，宣傳呼籲。經章乃器倡議，創辦了以吳蘊初為董事長，章乃器為所長的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在章乃器主持下，該所常研究黃金問題、物價與工業問題等，並編寫學術報告和文集。章乃器還主持編纂了《工商手冊》，受到工商界歡迎。同時，章乃器在《大公報》等報刊上發表了許多經濟評論和學術論文，闡述對戰時財政金融和中國工業化的意見，成為《大公報》的經濟專欄作家[1]。
1945年，章乃器與黃炎培、胡厥文等人發起創建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1952年更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堅持民主和平，反對一黨專政和內戰。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因國民政府不承認民建的合法地位，民建無法派正式代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章乃器作為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團顧問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並組織民建開展各種會外活動。1946年2月，他在重慶較場口慘案中被打傷。1947年被迫離開重慶前往香港，在香港創辦港九地產公司，因在較貴的地段從事房地產，獲利頗多。1948年，章乃器與中國國民黨決裂。1948年底，章乃器接到中共電召，放棄在香港的事業，與李濟深、馬寅初等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出發前，章乃器發表《新的轉折點》稱：「時序更新，人類歷史亦翻到更光榮燦爛的新頁。」[1]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等人抵達北平。一個月後，章乃器等民主人士在機場迎接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章乃器在歡迎會上說：「我過去多年為資本家打算盤，今後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打算盤。」1949年9月，章乃器出席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並任《共同綱領》第三起草小組的召集人，負責起草《共同綱領》的經濟部分[1]。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開幕。章乃器與彭真、張東蓀、陳銘樞、周恩來5人作為大會執行主席主持會議，章乃器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民族工業家的任務》的發言。他在發言中說：「在消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束縛之後，中國經濟建設的園地真是海闊天空，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前途真是無可限量。為著避免資本的浪費、無謂的競爭和無政府的生產，更為著將來和平的過渡到社會主義，全盤的經濟計劃和國營經濟的堅強領導是絕對必須的。」[1]。
1949年2月25日，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章乃器抵達北平。不久即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邀請，與千家駒、沈志遠一起就任中國人民銀行顧問。 1949年4月15日，章乃器和黃炎培等民建領導人應毛澤東邀請，到毛澤東居住的香山雙清別墅會面聚餐。毛澤東闡述了目前形勢和中共的政策，希望他們為接管上海做工作[1]。 1949年5月14日，陳雲奉命籌組中央財經委員會，以便穩定中國經濟形勢，統一財經工作，章乃器由此開始與陳雲共事。同月，上海戰役結束後，上海市面混亂，南北無法正常通航，缺煤缺糧，城市面臨癱瘓。陳雲開會研究解決上海糧煤短缺等問題，章乃器在會上力排眾議，主張用外商輪船運煤，獲陳雲採納。為穩定金融、發展生產，章乃器分別向周恩來、陳雲建議發行公債。後陳雲經調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公債發行方案，獲得批准後，於1950年初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首次發行公債[1]。
1949年7月12日，中央財經委員會成立，陳雲任主任，章乃器和許多經濟學界民主人士獲聘為委員。5天後，章乃器和千家駒應陳雲邀請，一同赴上海，開始調查研究上海和中國的經濟形勢，並與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8月初，陳雲主持召開有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5個大區的財經負責人參加的上海財經會議，確定了解決上海經濟問題及穩定全中國物價的措施。章乃器向老朋友們宣傳新政權的經濟政策，以穩定上海經濟。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章乃器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編制審查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財經組組長等職[1]。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時，就面臨嚴峻的經濟形勢，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紗布、糧食投機活動帶動全國物價大漲。陳雲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調集大批物資準備反擊。章乃器向陳雲提出了許多建議並獲採納。在陳雲的努力下，成功穩定了全國物價。後為配合統一財經工作，章乃器發表了《對於統一財經工作的認識》、《統一就是力量，統一就是辦法！》、《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生新》等十多篇文章，宣傳中共的經濟政策。1950年初，章乃器與李維漢、陳叔通作為籌備負責人，籌組成立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1]。
1952年，根據中國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部長。 1953年，個別地區出現數千至上萬人在國家售糧點排隊爭購糧食的情況，糧食購銷形勢日趨惡化，國家糧食庫存消耗日大，回流農村的糧食卻日益增多。同年八九月份，北京、天津被迫實行麵粉配售[1]。
為扭轉糧食產銷的被動，章乃器呼籲抓緊生產，並協助中共制定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陳雲早在1952年1月向中共提交的財經工作報告中，便建議搞試點試行糧食徵購。中國政府糧食部自成立起，便在醞釀在農村實施糧食徵購和在城市實施配售的方案。當陳雲受中共中央委託調研糧食形勢並徵求章乃器的意見時，章乃器認為可通過調高收購價在市場中解決問題，無須強行徵購。但陳雲反覆權衡，認為惟一的辦法就是實施糧食「徵購和配售」。1953年10月1日，陳雲向毛澤東、周恩來作了匯報。次日，中共中央專門就糧食形勢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准了陳雲提出的對糧食實施徵購和配給的意見，決定於10月10日緊急召開全國糧食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各大區負責人都到北京參加。陳雲在會上闡述了糧食的供應形勢，以「兩擔炸藥」作為比喻，認為自由購買和徵購都有危險，並對比分析了8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並說明實行糧食「徵購和配售」是惟一可行的選擇，該方案在會上獲得通過[1]。
當時，毛感到「徵購和配售」的說法不好聽，因為日本侵華時期曾用過類似的名詞，毛澤東希望改成別的說法。章乃器提出，將「配售」改為「計劃供應」，將「徵購」改為「計劃收購」，簡稱「統購統銷」，獲得大家一致贊同[1]。
章乃器親自主持起草了「統購統銷」政策的一系列法規制度。他系統研究了蘇聯、日本及中國歷史歷代中的糧政體制，以此創立了中共政權特有的糧食憑票定量供應制度。糧票制由此成為每個中國城市家庭獲取口糧的惟一辦法，直到廢除糧票[1]。 在推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過程中，1954年多收購23億斤，導致國家與農民關係緊張，引發批評，出現了「統購統銷搞糟了」的言論。對此，陳雲1955年1月到家鄉江蘇省青浦縣小蒸鄉調查，提出了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獲得中共中央、毛澤東的贊同。1955年9月，章乃器回家鄉浙江省青田縣調研，並召開座談會以了解農村糧食產、購、銷及群眾生活情況，據參加座談的東源村七八位村民反映，地方幹部為向上級領導顯示政績而虛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地居民連番薯干湯也喝不上。次日，章乃器視察了米倉上青田縣看守所，看到伙食情況後，他講「裡面的生活也太苦了」。隨後章乃器來到太鶴山麓的青田中學校園看望在校學生，得知初中生每人每月僅有24斤口糧。當時有人問章乃器對家鄉印象如何，章乃器說：「我在中央耳聞（下面匯報）、目睹（報紙報道），浙南地區糧食自給有餘，還有外調，頗感高興。可是回來一看，群眾粗糧不夠，細糧更缺，個個面黃肌瘦。這次我回中央一定如實匯報。」接著他說：「我當糧食部長『只顧自己肚飽，不管別人鑊（鍋）漏』哪能行啊！」事後章乃器將見聞向浙江省領導及中央領導反映，並調撥一批糧食救急，使群眾擺脫困境。後不久，浙江全省初中生口糧標準提高至每月31至33斤[1]。
1955年7月，在中國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陳雲作了《堅持和改進糧食的統購統銷》的發言，解答了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各種疑慮，指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必須堅持。章乃器在會上也作發言，匯報了一年來的糧食工作，肯定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社會效益，同時提出要注重經濟效益、增產節約，在兩三年內做到由少賠到不賠。經過進一步改進工作，第二年糧食部門便扭虧為盈，開始每年向國家上繳利潤[1]。
1953年制定食用糧加工標準時，有人認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應多生產精米、精面。章乃器根據科學研究，主張控制加工精度，保留有效營養成分。陳雲贊成章乃器的意見。按「以質定率」的原則（即根據稻穀、小麥的質量優劣確定出米率、出面率），在兼顧營養、適口、節約的思想指導下，糧食部制定的「標準米」、「標準粉」方案開始推行[1]。
在糧食儲存上，章乃器推廣「四無」（無蟲、無霉、無鼠、無雀）糧倉的倉儲管理經驗。章乃器指出糧食運輸要有計劃性，做到分區產銷平衡，並要逐步把包裝運輸改成散裝運輸。[1]。
1953年7月到1954年6月，中國糧食收購數字比上年度增加77.78%。1954年6月的庫存比上年度同期增長51%。通過推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中，私人糧食工商業獲得改造，大陸各地建起糧食市場，間接推動了農業合作化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
在章乃器領導的糧食部努力下，糧企實現扭虧為盈。糧食部多次受毛澤東、周恩來表揚。毛澤東稱讚糧食部的工作「後來居上」。周恩來請章乃器向各部領導人介紹糧食部的工作經驗[1]。
章乃器在任糧食部部長之初便曾說：「非黨人士擔任財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責任重大。」1957年整風期間，非黨人士普遍反映「有職無權」。1957年5月8日，章乃器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談到自己與中共糧食部黨組合作的體會：「要解決有職無權問題，必須克服宗派主義思想。現在有一部分黨員，黨內一個是非，黨外一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作黨性。有人批評了黨，明明意見是對的，黨員也不承認。有人提的意見儘管是符合黨的政策的，但是只要黨員負責同志一搖頭，非黨員要堅持意見也是很困難的。」講到這裡，章乃器又說：「不過，我是有職有權的。在糧食部里，黨組和我的關係是正常的，黨組管政治思想領導，我管行政領導，黨組和我有了分歧意見，要能說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這個有職有權，是鬥爭得來的。現在，可以說，經過鬥爭達到了團結的目的。」[1]
在中共中央開展整風後，1957年4月15日，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會宣教工作座談會上談到：「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這段話後來被扣上「反對毛主席」的帽子。1957年5月14日，章乃器在《人民日報》發表《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批評了「以黨代政」。後來此文被說成「反黨」。1957年5月31日，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發言，主題仍是關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性質，該發言後被摘要刊登在1957年6月2日《人民日報》[4]。
1957年5月29日《新聞日報》發表署名「小雅」的《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反右派鬥爭」開始[5][6]。隨後，章乃器受到批判。起初對章乃器的批判，還只限於他在整風「大鳴大放」中的言論，逐步上綱上線到「反黨反社會主義」，例如否認資產階級剝削，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等等。後來，批判又擴大到他在「大鳴大放」前的言論，例如「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等等。章乃器成了「極右派」、「右派頭子」。1957年7月9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楊達的《空頭實業家章乃器發跡醜史》，副標題是「投靠李宗仁，勾結陳光甫，搭空架子開實業公司，戰爭餵飽了這個政治棍子，赤手空拳頓成富翁。」 章乃器遂被戴上「反共老手」的帽子。「反右派鬥爭」中，大小報紙鋪天蓋地批判「章羅聯盟」，批判「大右派」章乃器。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章乃器前妻胡子嬰寫的揭發文章《我所了解的章乃器》。在政治壓力下，章乃器的妻子楊美真帶著孩子離開章乃器居住的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與章乃器分居。章乃器成為「右派分子」後，1958年1月又一次被迫寫檢查，這篇檢查《根據事實，全面檢查》長達三萬多字，在檢查中重申：「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4][5][6]
1958年1月31日，章乃器被撤銷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部長職務。他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聯、全國人大的職務也先後被撤銷，僅保留全國政協委員頭銜。章乃器的工資由行政四級（每月450元，外加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各50元車馬費）降為行政十級（每月212元，外加全國政協50元車馬費）。章乃器仍住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保留公務員、警衛員及其他待遇，但撤掉專車[4]。
章乃器始終不承認自己是所謂「右派分子」。1960年，他在中共全國政協全體會議的書面發言中質疑「大躍進」，當即遭受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七千人大會」召開。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東省、上海市、浙江省考察，回到北京後，在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座談會上連續四次發言，就經濟建設、政治運動、民主法治等問題發表意見，認為潘漢年、胡風未經審判便被逮捕關押是違反憲法，反右派也是違反憲法，批評「大躍進」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導致經濟發展失調、國家經濟嚴重困難、人民生活空前困苦，批評《人民日報》經常發表違反常識的文章。1962年3月，章乃器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兩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是《請大會作出決議，重申憲法不可侵犯的尊嚴，以整肅國家法制，提高社會公德，並加強企業、機關的管理》，另一份提案是對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抗爭[2]。這被認為是想「翻案」。當時，「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與章乃器都仍是全國政協委員。章伯鈞讚揚章乃器「有一股正氣，很有骨氣」。羅隆基通過劉王立明向楊美真打招呼，表態支持章乃器，並讓楊美真告訴章乃器「要小心點」。1963年1月19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通過《關於開除章乃器會籍的決定》。1963年2月14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致函全國政協，表示撤銷章乃器作為本會代表的資格，並建議撤銷章乃器的全國政協委員資格。1963年3月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通過決議，撤銷「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全國政協委員職務。隨後，章乃器身邊的工作人員被全部撤走，章乃器不再由全國政協發工資，而改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每月發給150元生活費，章乃器需要自付房租、水電、電話、保姆等費用。章乃器與小兒子章立凡一起住在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4]。
章乃器極為孤寂，常去北京飯店參加舞會。後來在跳舞時結識了中學音樂教員王者香，並於1964年結婚（王者香為此被開除公職）。王者香結婚之前便已患有乳腺癌，她瞞著章乃器結婚，婚後章乃器才得知其病情，很不滿[4]。
「文革」爆發後，1966年8月24日，章乃器被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革命群眾」押到東安市場旁邊的吉祥戲院，遭到紅衛兵毒打成重傷。章立凡回憶說：「此時有一位管片民警來到會場，向紅衛兵要人，說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代，遂將受傷的父親送到了附近的協和醫院。」章乃器由此倖存下來。但紅衛兵占領了燈草胡同三十號四合院，章乃器遭驅逐，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將他安排到北京呼家樓十九號的一座普通居民樓內。當時章乃器和重病中的王者香同住。1967年春，王者香因癌症病逝。王者香去世後，楊美真曾去看望章乃器，當時章乃器獨自住在呼家樓的小屋裡[4]。
曾有幾個夾著公文包的大漢來到呼家樓的小屋，對章乃器說：「你在安徽曾與張勁夫有過來往，張勁夫是叛徒，你寫一份證明材料！」章乃器拒絕寫材料，並把他們給的寫材料的紙撕成碎片。1975年初，鄧小平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章乃器致信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情況。1975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摘去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4][5][6]。當時周恩來有三條指示："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二，願在國內或到國外可自由選擇。三，在國內生活予以安排。如堅持原觀點也可以，可作為反面教員。」同年4月25日，陳雲、張勁夫出面約章乃器談話，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決定[2]當時準備安排他當全國政協委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顧問。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這一安排沒有實行。1977年4月，章乃器病重住進醫院。陳雲得知後，指示有關部門囑咐醫院搶救，並定期向他報告章乃器病情[1]。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病逝，享年80歲。
1980年6月，在鄧小平、陳雲的親自過問下，章乃器的「右派」問題獲得改正。1982年5月，章乃器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4][5][6][1]。
1997年4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舉行的紀念章乃器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說：「在中國革命的歷史舞台上，章乃器先生是一位英勇的愛國民主戰士、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王兆國代表中共中央統戰部，對章乃器的愛國民主精神和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歷史，對章乃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貢獻，表示深切懷念和敬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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