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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璀 （1914年4月13日—2015年2月16日），浙江吳興人，中國革命家。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代表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
1931年，十七歲的陸璀由於母親患病，不願其遠離而從蘇州振華女校輟學在家，每天讀書看報。她從《大眾生活》周刊上看到「九一八」事變的報道後滿腔悲憤，她想參加愛國學生的隊伍，卻因伺候母病不能離開而苦悶不已。為了抗日救國出力，陸璀寫信向《大眾生活》主編鄒韜奮求助。鄒韜奮先生充分肯定了陸璀的愛國熱情，並建議她就近選擇一所大學，進一步學習。同年陸璀考取了蘇州東吳大學，與鄒韜奮先生開始了長達數年的書信往來。
1932年，由於對東吳大學稀薄的政治空氣感到失望，陸璀嚮往著「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北方，於是負笈北上，考入清華大學社會系。1935年，陸璀擔任了清華大學學生救國委員會委員。一二·九運動的前奏奏響時，她和清華學子一同辦起了抗日壁報，主動發表了壁報的發刊詞《華北的喪鐘敲響了！》。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當天，陸璀手持大號筒，站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一個站台上，向學生和市民群眾講話，站到與反動當局鬥爭的風口浪尖上。《大眾生活》第一卷第6期採用拍攝的陸璀喊話照片做了封面，並且加上「大眾起來！」這個口號，一二·九運動的報道迅速傳遍大江南北，也使年僅21歲的陸璀登上了歷史舞台。
對於事情發生的詳細經過，2013年12月8日，91歲高齡的陸璀重回清華校園，向清華學子講述了這段經歷：
「那天一早，天還蒙蒙亮，我們就集合了。到了西直門呢，城樓上、城門旁邊都有軍警在看守，就是不讓我們進城。那怎麼辦呢，我們當時決定，就在西直門城牆旁邊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很巧的，我們就把它用來當主席台。同學們臨時推舉我代表北平學聯，向群眾講講話。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事先也沒有準備，但是那種悲憤的心情是大家共有的。所以當我說，北平是我們中國人的北平，現在呢，中國人不能進去，反而日本人在城裡橫行霸道，請問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誰的天下呢？說到這裡，我自己也禁不住聲淚俱下了。那麼，同學們就舉起拳頭喊，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時這個場面是很動人的。」[1]
12月16日，陸璀又組織參與了第二次規模更大的示威運動，當局對學生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遊行示威的學生隊伍受阻於宣武門時，身材瘦小的陸璀從緊閉的城門下的一道縫隙中伏身擠入，被趕過來的巡警抓捕。被逮捕後關進了警察局，這時正巧遇到後來去延安寫下《西行漫記》的埃德加·斯諾就在現場，他隨即採訪了陸璀，當天就向美國報紙發了一條獨家新聞：「中國的貞德被捕了」。他的報道讓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的黑暗，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學生的勇氣和力量，也使陸璀名傳遐邇。[2]
迫於當局壓力，清華大學將陸璀開除，並將她送至他處加以保護。從此，陸璀投入了更大的革命高潮，1936年任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宣傳部部長。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6年3月初，陸璀隱蔽在斯諾家中。1936年9月她受全國學聯派遣，到日內瓦出席首屆世界青年大會，陸璀代表中國學生發言，把中國學生的戰鬥呼聲帶到了世界講壇。1938年又代表全國學聯出席第二次世界青年大會，並被派往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進行國際宣傳。精通法語。1938年底，陸璀在巴黎吳玉章的《救國時報》編輯部工作，結識了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後來任新四軍政委的饒漱石，兩人相愛，結為夫婦。1938年生有女兒陸蘭沁。後隨饒漱石奉命去美國工作。1939年與饒漱石從美國奉命回國工作。1947年代表解放區婦聯赴法國巴黎任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書記處書記。 1947年夏，陸璀參加中國解放區青年代表團出席在布拉格舉行的第一屆世界青年聯歡節。1949年奉命回國，帶出生後一直留在巴黎的女兒陸蘭沁回到了上海。
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第二屆常委兼國際工作部部長。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代表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全國婦聯第四屆常委。
1979年，陸璀參加中國人民友好訪問團赴美國訪問。40餘年前曾幫助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美國老朋友邁克斯·格蘭尼奇(30年代是在上海出版的英文雜誌《中國呼聲》的主編)，在中國訪問團的名單上發現了陸璀的名字時，無比欣喜。他立即寫了一篇熱烈歡迎中國人民友好訪問團的文章，發表在美中友協的特刊上。同年，陸璀又率領中國婦女代表團訪問了印度和斯里蘭卡。1980年，陸璀出席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婦女十年」中期會議（即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擔任中國代表團副團長。1984年，她又率領中國對外友協代表團訪問了朝鮮。1995年，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論壇。對外友協副會長、中美友協副會長，第二、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3年饒漱石調往北京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不久忽告失蹤。過了幾個月後，聽到黨內口頭傳達「高饒事件」，陸璀才知道丈夫獲罪的原因：說是與高崗合謀，進行分裂黨的活動，黨內文件用的是抽象詞句，唯有講到高崗的罪狀里，有一條具體事實：高崗與蘇聯史達林有勾結，未向黨中央報告。陸璀向組織請求探監，未獲允准。情急無奈，她只能黑夜裡抱著小女兒哭，特別是聽了內部傳達以後，單位的同志象躲避麻風病似地疏遠她，似乎她也成了高饒反黨集團的一份子了。[3]
1955年陸璀受「饒潘揚」案牽連下獄。1956年出獄，後任北京東城區區委書記。幾年後，陸璀與饒漱石離婚，並與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的秘書、被稱為「和平詩人」的朱子奇結婚。「文革」時1967年至1973年陸璀再入監獄被羈押。
陸璀與朱子奇晚年住在北京城內一幢普通的宅院裡，擁有一個四世同堂的家庭。她經常參加一些社會活動，熱心婦女兒童福利事業，為各項有利於人民的基金會捐款資助，並和外國老朋友們電訊聯繫。陸璀極少向人們提及她在抗日救國學生運動和國際活動工作中所作的歷史貢獻，因而許多往事連她的兒女都不知道。
2001年4月，陸璀向黨中央寫信，為前夫饒漱石申訴，信中提到：「饒漱石是有一定錯誤的，但其性質不屬於反黨，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內部矛盾，決不是敵我矛盾；對他的問題的定性定錯了，處理太重了。所謂「高饒反黨聯盟」，其實有無此事，值得重新考慮。懇切希望黨中央組織力量對此案進行複查，再作出符合歷史本來面貌的結論。」
2015年2月16日，陸璀病逝於北京，享年100歲。[4]
《晨星集》：1995年，陸璀撰寫《晨星集》一書以紀念一二·九運動70周年。該書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書中內容涵蓋了一二九運動的經過、陸璀在一二九運動中的所見，以及對包括埃德加·斯諾、鄒韜奮、丁玲、陶行知在內等名人的回憶。對於《晨星集》的命名，陸璀解釋說：「因文稿之少，想到一句成語『寥若晨星』，但晨星中卻有啟明星，它是預告黎明的到來的，也就是說，它預告黑暗的長夜即將過去，光明和白晝即將來臨。我所寫到的許多人和事，不是在歷史上不同程度地起到這樣的作用嗎？」
陸璀丈夫朱子奇為《晨星集》題詞：
《希望之光永恆》
拂曉時分舉頭仰望蒼穹，藍藍天幕閃爍點點晨星/數讀晨星似乎寥寥稀疏，誰知卻是顆顆璀璨晶瑩/閃閃星光深知來自太陽，只報黎明不與朝暉相爭/同度黑夜幾多淒風苦雨，悄然離去迎來紅日東升/日月星辰飛旋無窮無盡，生命悠久希望之光永恆。[5]
隨著學生救亡運動的不斷擴大，全國學生建立統一的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的願望愈發迫切。在這一趨勢下，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成立。《學生報道》和《學生呼聲》作為其宣傳報刊，與它同時誕生。
1936年3月，北平學聯派陸璀、黃敬到上海參加學聯籌備工作。1936年5月29日，全國學聯籌備會在上海基督教全國青年會協會的會議室里正式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選舉劉導生為執行委員會主席(當時稱總務)，吳祖貽為組織部長，陸璀為宣傳部長，唐守愚為副部長。
作為宣傳部長的陸璀，自然承擔起《學生報道》的籌備策劃工作。這是她第一次組織創辦報紙。《學生報道》創刊號於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1937年1月1日）出版，休刊於此年2月5日，歷時僅35天。在這35天裡,《學生報道》共出版了3 期四開四版的報紙。第一期於1937 年1 月1日出版，第二期於1937年1月15日出版，終刊號於1937年2月5日出版。雖然僅僅出版了三期，但是學生自辦宣傳革命的《學生報道》仍在廣大青年學生那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6]
在參加第一次世界青年大會時期，陸璀有幸結識了一批身處歐洲的愛國人士，他們通過辦報的手段宣傳抗日。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吳玉章和他的的《救國時報》。
1936 年9月，《救國時報》社協助從國內到巴黎的全國救國會代表陶行知、錢俊瑞和全國學聯代表陸璀，會同歐洲各地的華僑抗日團體一道發起成立全歐華僑救國會。在《救國時報》的宣傳鼓動下, 紐約、舊金山和南洋各地僑胞各界也紛紛成立救國會。此後，在歐期間，陸璀除了參加各項國際會議外。就一直在《救國時報》工作。
《救國時報》原為《救國報》，創刊於1935年5月15日。1935年11月中旬，第16期的《救國報》即將出版之際，法國當局勒令其停刊。於是在吳國章等人的努力下，報紙以《救國時報》為名重新登記出版，巧合的是：這一天恰好「一二·九」運動爆發。此時《救國時報》的辦報過程是異常艱難的。由於法國共產黨的右傾機會主義，放棄對人民陣線的領導, 致使人民陣線的領導權落入右翼社會黨和激進黨之手，人民陣線遭到破壞。於是中央決定將《救國時報》轉移到美國紐約出版。
1938年2 月10日《救國時報》發表了《本報暫時停刊宣言》。經過緊張的準備, 在巴黎《救國時報》工作的饒漱石和陸璀攜帶部分排版設備從巴黎轉移，於1938年8月到達美國紐約。此後《先鋒報》和《救國時報》合併，以《救國時報》為名出版, 由饒漱石負責, 以美國華僑為主要讀者對象，號召華僑支援國內的抗日戰爭, 反對美國支持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救國時報》在美國紐約出版至1939年10月，因饒漱石和陸璀回國參加抗日戰爭而停刊。
陸璀在《救國時報》最巨大的貢獻是，在她的號召呼籲下，婦女抗日救亡運動被人們漸漸重視起來。這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婦女抗日救亡的信心鼓舞了中國婦女抗日救亡的鬥志, 使中國婦女運動在全世界被廣泛了解，同時也使中國共產黨的婦女政策得到了極好的宣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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