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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臣、學者、天主教教友領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徐光啓(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號玄扈,聖名保祿(拉丁語:Paulus),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明朝末年儒學、西學、天學、數學、水利、農學、軍事學等領域學者,科學家、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於崇禎朝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任上病逝於北京。諡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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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啓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近代科學技術事業的先驅之一。徐光啓支持實學,在西學東漸,引進西式火器和發展明軍炮兵抵禦後金,引種和推廣番薯、良種水稻等高產抗逆作物等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
徐光啓最著名的事跡之一是他與利瑪竇合作漢譯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6卷,其中譯定的一些重要術語沿用至今。此外,他親自或組織他人與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合作編譯了其他一系列漢文西書。徐光啓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其盡晚年心血的主要工作是編纂集中國古代農學之大成的《農政全書》和系統介紹西方古典天文學(主要是第谷體系)理論和方法的《崇禎曆書》[註 2]等百科全書式巨著[註 3]。徐光啓還著有軍事文集《徐氏庖言》和數量可觀的天主教傳道護教文章。徐光啓病逝後,此前由李之藻輯大量徐光啓譯著等成叢書《天學初函》刊行。
在西學方面啓蒙於郭居靜、受教於主要合作者利瑪竇,徐光啓深感中國傳統學術於邏輯的嚴重欠缺和中國數學的停滯落後,因而高度重視演繹推理,以數學為著力點,倡導數學的研習、普及和應用;同時,他以理論指導實踐,長期身體力行地進行天文、水利、農業等方面的科學實驗和測量以及天文望遠鏡、西式火炮等的製造,歸納總結實踐經驗。徐光啓生活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與培根、伽利略、笛卡兒等西歐學術名家同時代且並駕齊驅,在一些方面或有過之而無不及[註 4]。
在對待西學和西方文明的態度問題上,遠早於且不同於清末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中體西用」等思想,徐光啓不僅試圖組織人才隊伍在道理和技藝各層面虛心學習和利用西方優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3]),還提出了逐步而全面地理解、融匯並超越(「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4])的發展路線。
徐光啓希望以「修身事天」的基督教信仰匡救時弊,挽回世道人心,「補儒易佛」,改良中華文化。徐光啓是羅馬大公教會漢傳開教之初的教友領袖和護教士,是中國基督教史上影響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奉教士大夫,被稱為中國天主教「聖教三柱石」之首。1933年,徐光啓被聖座宣告為「天主之僕」,啓動列真福品案;2010年前後,利瑪竇、徐光啓列真福品案分別重啓。
徐氏祖居蘇州,以務農為業,後遷至上海。徐光啓的祖父因經商而致富,及至父親徐思誠家道中落,乃轉務農。
少年時代的徐光啓在龍華寺讀書。萬曆九年(1581年)應金山衛試中秀才後,他在家鄉教書,並娶本縣處士吳小溪女兒為妻。萬曆二十一年 (1593年),徐光啓赴廣東韶州任教,並結識了耶穌會士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二十四年(1596年)年轉至廣西潯州任教。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啓因考官焦竑賞識而以順天府解元中舉。次年會試未能考中,便回到家鄉教書。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他赴南京拜見恩師焦竑,並首次與耶穌會士利瑪竇晤面。三十一年(1603年),在南京由耶穌會士羅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入天主教會,聖名為保祿(Paulus)。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啓中進士,考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四年(1606年)開始與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前6卷,即平面幾何部分,次年春翻譯完畢並刻印刊行。翻譯完畢《幾何原本》後,他又根據利瑪竇口述翻譯了《測量法義》一書。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三年翰林館期滿告散,徐光啟被授予翰林院檢討。同年徐光啓的父親在北京去世,他回鄉丁憂守制。第二年邀請郭居靜至上海傳教,這成為天主教傳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間,他整理定稿了《測量法義》,並將《測量法義》與《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相互參照,整理編撰了《測量異同》;作《勾股義》一書,探討商高定理;開闢雙園、農莊別墅,進行農作物引種、耕作試驗,作《甘薯疏》、《蕪菁疏》、《吉貝疏》、《種棉花法》和《代園種竹圖說》。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啓回到北京,官復原職。因欽天監推算日食不準,他與傳教士合作研究天文儀器,撰寫了《簡平儀說》、《平渾圖說》、《日晷圖說》和《夜晷圖說》。萬曆四十年(1612年),向耶穌會士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學習西方水利,合譯《泰西水法》6卷。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初冬,因與朝中一些大臣意見不合,徐光啓告病去職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淶水兩縣開渠種稻,進行各種農業實驗,先後撰寫了《宜墾令》、《農書草稿》(北耕錄)等書,為《農政全書》的編寫打下了基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禮部侍郎沈㴶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天主教傳教士,史稱「南京教案」。徐光啓上《辯學章疏》為傳教士辯護。同年徐光啓回京復職,次年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不久病歸天津,作《糞壅規則》。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大汗努爾哈赤發兵進犯關內,徐光啓應召星夜入京。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戰敗,他多次上疏請求練兵,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督練新軍。但由於軍餉、器械供應困難,練兵計劃並不順利。
天啓元年(1621年)三月,徐光啓上疏回天津養病;六月遼陽失陷,他又奉召返京,力請使用紅夷大炮幫助守城,但因與兵部尚書崔景榮意見不合,於十二月再次辭歸。
天啓三年(1624年),徐光啓升任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等職。當時朝中魏忠賢專權,他不肯就任,次年便遭讒劾去職。徐光啓回到上海,將積累多年的農業資料「系統地進行增廣、審訂、批點、編排」,編撰而成後來的《農政全書》。他同畢方濟(P. Franciscus Sambiasi)一起合譯了《靈言蠡勺》。還把自己關於軍事方面的文章輯錄成書,刻印刊行了《徐氏庖言》。
崇禎元年(1628年),徐光啓奉召回京,官復原職。二年(1629年),升禮部左侍郎。因欽天監推算日食失準,崇禎帝同意由徐光啓主持開局修曆。同年,皇太極率領兵數萬人進逼京畿,崇禎帝召集大臣平台議事,徐光啓奏對戰守之事。三年(1630年),升任禮部尚書。四年起,陸續進獻曆書多卷,即《崇禎曆書》。五年(1632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六年(1633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年十月初七(11月8日),病逝於任上。諡文定。崇禎十四年(1641年),歸葬上海徐家匯。
(含編譯、與他人合著、由他人整理出版的作品)
《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既卒業而復之,由顯入微,從疑得信。蓋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真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顧惟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一一皆精實典要,洞無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無疑。
下學功夫,有理有事。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怯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此書為用至廣,在此時尤所急須,余譯竟,隨偕同好者梓傳之。利先生作敘,亦最喜其傳也。意皆欲公諸人人,令當世亟習焉。而習者蓋寡,竊意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即又以為習之晚也。………昔人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吾輩言幾何之學,正與此異。因反其語曰:「金針度去從君用,未把鴛鴦繡與人」,若此書者,又非止金針度與而已,只是教人艸冶鐵,抽線造針,又是教人植桑飼蠶,湅絲染縷。有能此者,其繡出鴛鴦,直是等閒細事。然則何故不與繡出鴛鴦?曰:能造金針者能繡鴛鴦,方便鴛鴦者誰肯造金針?又恐不解造金針者,菟絲棘刺,聊作鴛鴦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繡鴛鴦而已。
臣頗有不安舊學,志求改正者……《大統》既不能自異於前,西法又未能必為我用。……臣等愚心,以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翻譯既有端緒,然後令甄明《大統》,深知法意者,參詳考定,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即尊制同文,合之雙美。……一義一法,必深言所以然之故,從流溯源,因枝達杆,不止集星曆之大成,兼能為萬務之根本。……循序漸作,以前開後,以後承前,不能兼併,亦難凌越。……故可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為二三百年後測審差數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後人循習曉暢,因而求進,當復更勝於今也。
徐光啓病逝後,崇禎帝為之「輟朝三日」,賜諡文定,人稱徐文定公。
徐光啓墓石牌坊上正中額題「文武元勛」,右題「熙朝元輔」,左題「王佐儒宗」,兩側刻有對聯:「治曆明農百世師經天緯地,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揆文」。
清初官修《明史·列傳一百三十九·徐光啓傳》:「(崇禎)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鄭以偉並命。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啓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贈少保。御史言光啓蓋棺之日,囊無餘貲,請優恤以愧貪墨者。帝納之,乃諡光啓文定。久之,帝念光啓博學強識,索其家遺書。子驥入謝,進《農政全書》六十卷。詔令有司刊布。加贈太保,其孫為中書舍人。」
徐光啓為官清廉,《明史·徐光啓傳》有「蓋棺之日,囊無餘貲」的記載,《罪惟錄》說他「官邸蕭然,敝衣數襲外,止著述手草塵束而已」。「
陳盟雪《崇禎內閣行略》評價曰:「光啟留心兵事,精於西法,沾沾自喜,常以未竟其用為憾。」
2011年,徐光啓被譽為中國天主教「聖教三柱石」之首。天主教上海教區和天主教馬切拉塔教區已分別啓動為二人宣福列聖作預備的調查審核程序,這一階段他們的頭銜是「天主之僕」[註 6],多年後可能被聖座宣布爲真福者和聖人[9]。
《東方早報》載,徐光啟被譽為「四百多年來最傑出的上海人」[10]。
《解放日報》載,徐光啟作為近現代上海的「人文始祖」、海派文化的奠基人和標誌性人物,被稱為「徐上海」、「上海文明的肇始者」等,他被認為是「第一位近代意義上的上海人」[11]。
崇禎七年(1634年)以一品官規格賜域賜葬,派專使護靈柩歸葬上海,因時局不靖,暫厝於上海縣城大南門外的雙園別墅;崇禎十四年(1641年)營葬營葬於松江府上海縣高昌鄉二十八保六圖西南隅(今上海市徐匯區徐家匯光啓公園)。墓地附近形成村落,後稱為徐家匯。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天主教江南代牧區在徐光啓受洗三百周年之際,重修了墓地。1933年徐光啓逝世三百周年,墓地又獲重修。抗日戰爭期間,墓地荒廢成為菜畦。1957年,上海市文化局重修徐光啓墓,復建十字架基台,並將其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文化大革命」期間,墓地的牌坊、華表遭到破壞。1978年,墓地重闢為南丹公園,此後陸續修建了一系列紀念物。1983年徐光啓逝世350周年,南丹公園改名為光啓公園。1988年,徐光啓墓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3年12月,徐光啓墓修復工程竣工,恢復了1903年的墓制。
徐光啓墓占地300平方米,高2.2米,為橢圓形大墓。墓地共十個墓穴,葬有徐光啓、夫人吳氏和他的四個孫輩夫婦。墓前立有石碑、十字架,石人、石馬、華表和石牌坊。墓碑為數學家蘇步青手書「明徐光啓之墓」。石牌坊刻有對聯:「治歷明農百世師經天緯地,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揆文」。墓東側為碑廊,刻有徐光啓手跡、查繼佐撰《徐光啓傳》及程十髮臨摹的徐光啓畫像。
上海現存最古老的民居南春華堂原位於徐匯區梅隴路南春華堂5號,2003年經搶救性保護搬遷至光啓公園並闢為徐光啓紀念館。南春華堂建於明弘治末年至正德年間,距今已有500多年的歷史。 光啓公園及徐光啓紀念館現為上海市徐匯區廉政教育基地。
天主教修會耶穌會在臺灣成立的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光啟文化事業與光啟文化事業以及桃園市私立光啟高級中學即以徐光啟命名。
利瑪竇的故鄉義大利馬切拉塔主教座堂豎立有徐光啓雕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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