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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租界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上海公共租界（英語：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是近代中國的三個公共租界之一（另外兩個是鼓浪嶼公共租界和蕪湖公共租界）、以及上海的兩個租界之一（另一個是上海法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在中國租界史上是開闢最早、存在時間最長、面積最大、管理機構最龐大、發展最為充分的一個租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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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於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時英軍擊敗清軍後設立。根據《南京條約》，包括上海在內的五個條約港口均向外國商人開放，推翻了當時廣州港口的一口通商壟斷地位。美國和法國亦分別緊隨在英國之後於上海設立租界，分別建於英租界的之南北。[2]不同於英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上海租界跟澳門一樣，主權仍屬於中國。
1854年，英美法三國租界聯合成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維護其所有權利。1862年，法國租界退出了這項安排。次年，英美正式聯合成立上海公共租界。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與大清簽訂條約，他們的國民也成為租界管理的一部分，其國際性體於工部局旗幟上可見一斑——上印奧匈帝國、丹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義大利王國、荷蘭、瑞典和挪威聯合王國、葡萄牙王國、俄羅斯帝國、西班牙王國、英國及美國的國旗。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日軍佔據上海公共租界。1943年初，國民政府簽署條約正式終止了美國和英國的域外特權。法國後來在1946年的另一份協議中放棄了權利。
 吳越地區歷史 | |||||||||
|---|---|---|---|---|---|---|---|---|---|
| 史前 時期 約前9000 | 約前1100 |
上山文化 | ||||||||
| 跨湖橋文化 | |||||||||
| 河姆渡文化 | |||||||||
| 馬家浜文化 | |||||||||
| 崧澤文化 | |||||||||
| 良渚文化 | |||||||||
| 錢山漾文化 | |||||||||
| 馬橋文化 | |||||||||
| 周 約前 11世紀 |
勾吳 約前1100﹣前473 |
于越 約前1100﹣前306 | |||||||
| 東甌 前472﹣前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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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 前306﹣前222 | |||||||||
| 秦 前222﹣前209 | |||||||||
| 西楚 前209﹣前201 | |||||||||
| 漢 前202﹣196 |
吳（劉濞） 前202﹣前153 | ||||||||
| 孫吳 196﹣280 | |||||||||
| 晉 280﹣420 | |||||||||
| 南朝 420 | 589 |
宋 420–479 | ||||||||
| 齊 479–502 | |||||||||
| 梁 502–557 | |||||||||
| 陳 557–589 | |||||||||
| 隋 589﹣618 |
高智慧 劉元進 沈法興 | ||||||||
| 唐 624﹣907 |
陳碩真 袁晁 裘甫 董昌 | ||||||||
| 吳越 907﹣978 |
楊吳 902﹣937 | ||||||||
| 南唐 937﹣975 | |||||||||
| 宋 978﹣1276 |
方臘 | ||||||||
| 元 1276﹣1355 |
楊振龍 陳空崖 方國珍 | ||||||||
| 張士誠 1355﹣1367 | |||||||||
| 明 1368﹣1644 南明 1644﹣1646 |
葉宗留 | ||||||||
| 清 1646﹣1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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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寶通 1708 張念一 1709 | |||||||||
| 上海公共租界 1845﹣1943 | |||||||||
| 上海法租界 1849﹣1943 | |||||||||
| 太平天國 1853﹣1864 | |||||||||
| 中華民國 1911﹣1949 |
日據 1937﹣1945 |
上海市大道政府 1937–1938 督辦上海市政公署1938 | |||||||
| 上海特別市政府 (日占時期) 1938–1945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今 |
分屬浙江省人民政府、江蘇省人民政府（蘇南）、上海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皖南）、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饒市）等 | ||||||||
| 標註之年份為該政權統治吳越地區的時間 | |||||||||
1843年11月，根據《南京條約》的規定，上海成為向外商開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與英國領事劃定了外灘英國租界的南北界限。1844年，已經有英資怡和洋行、寶順洋行租借了一批土地。1845年，中英會訂《上海土地章程》。在章程中，上海縣城北部的一塊約830畝被劃給英方作為英商居留地[3]。後在1846年，西界確定。租界地東依黃浦江，南臨洋涇浜，北至李家廠，西達界路，總面積增加到了1080畝。
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進到西藏路；同年，美國聖公會主教文惠廉已在蘇州河北岸租地造屋，並於上海道台吳健彰交涉後，虹口地區也被劃作了美商居留地，美租界從而形成。
1853年9月7日，小刀會占領上海縣城，從此中國失去對租界的控制。1853年，太平天國軍隊占領南京。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法美租界聯合組建獨立的市政機構「上海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裝，正式形成第一個後來真正意義上的租界——國中之國。
1862年，法租界退出聯合，自設公董局。1863年9月，英國和美國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併，統一由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理。1848年11月27日，在青浦教案發生後，英方乘機向上海道台施壓，將北界推至蘇州河南岸，西界向西擴張至了周涇浜。面積由此增加一倍多達到了2820畝[3]。但是在美租界設立後，一直沒有劃定邊界[3]。直至英美租借合併後的1893年，美租界的面積被確認為了7856畝。1899年，公共租界當局以租界內華人及工廠增多為由要求增加租界面積。在多番交涉後，公共租界面積擴展到33,503畝（22.59平方公里），北面的邊界到達上海、寶山2縣的交界處，西面一直擴展到靜安寺。整個租界劃分為中、北、東、西4個區。
租界當局使用的另一個擴張方法為越界築路。在法租界成功通過該方法擴張後，公共租界工部局也開始越界築路。越界築路所劃圈的區域租界方面擁有徵稅以及控制權。1914年後，公共租界當局通過越界築路將該類區域的面積增加到了4.7萬畝[3]。
192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的穩固根基開始遭到威脅。1925年5月30日，南京路老閘捕房的巡捕槍殺中國示威者的事件，引起了中國全國性的愛國運動。在五卅運動之後，大規模越界築路基本停止。上海公共租界繼續向外擴張的態勢趨於穩定下來。在蔣介石主政南京十年的黃金時代，上海公共租界繼續繁榮。
1937年8月13日－11月10日的淞滬會戰中，日軍將公共租界北區和東區作為進攻中國軍隊的基地，並以海軍陸戰隊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實上被分割成兩部分，蘇州河以北地區成為日軍控制的勢力範圍。北區和東區的日占區遭到中國多個軍團的猛烈進攻，70％地區在戰爭中受到嚴重破壞。公共租界的主體部分中區、西區及西部越界築路區域分別由英國、美國和義大利軍隊防守，繼續在戰爭中保持中立達四年之久。位於區內的中國機構照常運行。這些地區又擠進了40萬中國難民。
上海公共租界經歷了兩次撤銷過程。第一次是1939年，由於歐洲戰事爆發，駐滬英軍撤退。第二次亦是最後一次是1940年8月，義大利對盟軍發動地中海戰事2個月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駐公共租界的中區、西區，但沒有佔領義大利及維希法國的界區（兩國為日本盟友），令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避難於意法租界，英美控制上海公共租界的時代宣告結束。隨後任職於工部局的英美人士陸續遭到解聘。不過工部局仍然繼續工作，直到1943年租界正式撤銷。1943年8月，日本支持的汪精衛政權經過對日交涉，收回所有租界（包括義大利和法蘭西國的所有租界），為紀念此事，汪精衛政權設每年8月1日為中華民國復興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汪精衛政權倒台，租借回到國民政府統治之下。上海公共租界由中國政府收回以後，在很長時期內仍是上海和中國最繁盛的中心城區。統一行政後的上海市政府就設在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樓。1955年遷往外灘原滙豐銀行大樓。現在則位於由當年的上海跑馬廳改建而成的人民廣場。實際上始終沒有離開原公共租界的範圍。許多租界時代的遺蹟獲保留下來，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外灘的新古典主義建築群，多處歷史性建築都獲列為世界級的文化遺產。
公共租界沒有統一的法律制度。市議會據此發布了《土地法規》，該法規對定居點中的所有人具有約束力。除此之外，與清朝訂立條約規定域外權利的公民和權力主體都應受其本國法律的約束，對其提出的民事和刑事訴訟也必須根據其本國法律。
到1918年，條約國的數量攀升至19個，但到1930年代已降至14個：英國、美國、日本、法國、義大利、挪威、瑞典、丹麥、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秘魯、墨西哥和瑞士。一戰後，德國和奧匈帝國喪失了條約權利，而俄羅斯出於政治策略而放棄了權利。民國政府於1927年宣布比利時喪失權利。民國政府拒絕了給予一戰後的新國家條約權，例如奧地利和匈牙利（原奧匈帝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
中華民國公民和非條約國家的公民受民國法律的約束。在公共租界內，他們的案件將交由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院審理，該法院於1870年代在租界建立，直至1926年。在涉及外國人的案件中，需要外國陪審員（通常為領事官員）。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成立，由中華民國法官主持。1931年4月1日，上海臨時法院兼上訴院裁撤，並改設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改制同時，上海公共租界中國人民刑事案件須中國與相關國家官員會審的司法制度完全取消，也就是租界內不涉及西方國家人員的民刑事案件，皆由中國法院審理。
英美在上海公共租界設立了正式的法院體系來審理案件。上海公共租界英國法院成立於1865年，位於英國領事館內。上海公共租界美國法院於1906年在美國領事館內成立。兩個法院於1941年12月8日被日本佔領並自該日期起實際上停止運作。
1947年，領事裁判權全面取消，租界內西方國家人民民刑事案件移送各國的領事裁判的法源喪失，中國才真正重新掌有全國之司法管轄權。
19世紀，清朝的貨幣總體上非常複雜，不同地區使用不同的系統。
歐洲和北美貨幣沒有在國際結算中正式流通，除了「小東京」的日元區。
上海早在明代就已經發展了郵政服務，但在條約時代，外國郵政服務是由各自的領事館組織的。例如，美國郵政局在上海領事館設有美國郵政局，美國人可以通過該局使用美國郵政局與美國本土和美國領地進行郵件往來。
上海郵政局控制著該定居區內的所有郵政，但進出條約港口的郵件必須經過中華帝國郵政局。1922年，各種外國郵政服務（上海郵政局和中國郵政局）合併為一個郵政局。但是，其他一些國家拒絕了這一合併。
上海郵政總局最初位於北京路，並遷至上海郵政總局大樓四川北路，即今天的上海郵政博物館。
開闢租界之初，實行華洋分居政策，包括為洋行服務的買辦（主要來自江浙和廣東）都不被允許住在租界。租界內只有本地農民大約500人。
1853年9月7日，小刀會攻占上海縣城，當地2萬華人逃進租界。1860年，太平天國進攻蘇州，又有50－70萬難民湧入上海租界。外商乘機建造大片石庫門房子出租牟利。從此形成華洋雜居的格局。
戰事結束，難民返鄉，租界人口有所回落。但隨著租界工商業迅速繁榮，和租界的擴展，又有大批江蘇、浙江以及廣東等省居民，乃至海外華僑進入上海公共租界，或創業，或謀生。特別是歷次的戰亂，都造成租界人口的猛增。至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內有華籍居民1,040,780人。
抗戰時期，持續3個月的淞滬會戰空前激烈，而上海公共租界中、西兩區成為孤島，這時從華界的閘北，上海公共租界的東區、北區，乃至鄰近的江浙地區湧進40萬難民。刺激租界內房地產業、商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的空前繁榮。但也造成人口密度過大，多數百姓居住問題無法解決，居住狀況趨於惡化。
1928年後，工部局為華董增加3個席位。
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傳教士共26人，他們是最早的一批來滬外僑。 英國僑民中，主要是從事大宗進出口貿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產業根基的望族。在上海的各國外商中，英國商人占有主導地位。186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僑民達到1372人，占各國僑民總數的60％。
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後，上海房地產業降溫，英僑人數也下降到1870年的894人。不久又逐漸恢復，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僑民達到6,221人。
在工部局董事會成員中，英籍董事一直占有多數席位，居於主導地位。
上海美國僑民的經濟實力僅次於英國。一戰後，他們的地位有所上升。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國僑民超過2,000人，另有1,600人住在法租界。
美國僑民中，傳教士占有一定數量，他們在租界內外設立教堂、醫院和學校，其中包括幾所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和東吳大學法學院。
1871年日清建交以後，日本人陸續來到上海。早期日本僑民中絕大多數是娼妓，她們聚居在虹口吳淞路一帶。上海公共租界當局開始在虹口區內越界築路，虹口地區被非正式地納入公共租界管轄範圍。1873年，日本將原日本公館（日本上海出張所）改稱為日本駐上海領事館，位於虹口閔行路3號。
1898年，原英、美公共租界改稱上海國際公共租界，日本等國開始參與租界管理工作。次年，公共租界被劃分為北、東、中、西四區，日本僑民在北區和東區占有優勢地位。同年，日本人在虹口組織上海義勇團日本隊，作為自衛組織。1915年，公共租界內的日僑已達到7,169人。1915年以後，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為日籍董事留一到兩個席位。191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設立日捕股，11月20日，30名日本巡捕到位，接管虹口地區的公共治安事務。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紡織業大規模投資上海。1923年上海—長崎定期航線開設，公共租界內的日本僑民繼續增加。1935年日本僑民超過2萬人。
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爆發，日本藉口保護僑民，於6月9日派遣海軍陸戰隊抵滬，入駐虹口地區。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占領上海，日軍於四川北路布防。
公共租界的東區、北區在歷次戰亂中曾多次劃為日軍的防區。1932年和1937年兩次淞滬戰事中，日軍以該區域作為進攻中國軍隊的基地。並以海軍陸戰隊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實上被分割成兩部分，蘇州河以北地區成為日本控制的範圍。
俄羅斯人在上海形成自己的社區比其他僑民要晚得多。甲午戰爭以前，俄國在華僑民很少，主要在漢口經營磚茶業務，然後經水路運往天津，再經過張家口、庫倫運抵俄國。甲午戰爭以後，俄日爭奪滿洲，俄國於1896年在黃浦路開設了駐上海領事館。從1904年到1917年，上海的俄僑人數大體穩定在360人左右，絕大部分住在公共租界蘇州河以北的提籃橋地段（又名匯山，Wayside）。他們在北河南路距離北火車站不遠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小型的東正教堂，稱為主顯堂，這座上海最早的東正教堂後來毀於1932年「一二八」戰火。
自1918年起，由於十月革命和國內局勢不穩定的情況下，大批俄國人蜂擁抵滬，至1930年，上海俄僑總數已近2萬人。但上海俄僑的主要聚居區，則由蘇州河以北，轉移到法租界霞飛路一帶。
上海公共租界的葡萄牙人多數來自澳門。在1920和1930年代，他們的人數穩定在1,000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人在上海的經濟實力僅次於英美兩國，尤其在製藥、印染行業占有優勢。至1915年，公共租界內有德僑約1,155人。
戰後，公共租界德國僑民一度銳減到1920年的280人，法租界只有9人。後來又逐漸回升。德僑也在上海設立教堂，醫院，學校等。著名的有同濟德學堂（同濟大學前身）。
19世紀，有少量世居巴格達的猶太富商在印度立足後，又前來上海發展，他們一般都取得了英國國籍。其中包括沙遜家族和嘉道理家族。當然也有像哈同那樣來上海後才致富的暴發戶。這部分猶太人經營大宗貿易，在房地產業也舉足輕重，是上海的豪門望族。
1938年開始，從德國、奧地利、波蘭有2萬猶太人逃避納粹迫害，來到世界上唯一不需要護照就可進入的上海。他們也集中居住在提籃橋一帶。
1943年2月18日，日軍將14,245名猶太人遷入虹口隔離區內。他們艱苦創業，在隔離區內開設了307家店鋪，人稱「小維也納」。
俄國革命以後，開始有大批俄國猶太人取道哈爾濱移居上海。他們約有1,000多人，控制了毛皮買賣，也有一些專業人士在醫務、建築、法律、音樂等行業工作。主要居住在虹口提籃橋華德路摩西會堂附近一帶。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機關，類似於租界內的政府，擁有警察。但是司法機構還有獨立的「會審公廨」，即法院。工部局主要控制在英國手中。美國也部分參與工部局的管理工作。1920年代，費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擔任工部局總董。 從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會中為德國人保留1個席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個席位被移交給日本。1928年後，工部局為華董增加3到4個席位。
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體制與上海法租界完全不同，後者是法蘭西殖民帝國的一部分，受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的支配，而上海公共租界是一個地方自治體，並不直接受任何外國領事，甚至英國領事的管理。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成立於1854年8月，分區捕房共14個：
1899年擴界以後，公共租界的範圍最終確定。南側與法租界接壤，以洋涇浜（今延安東路）與長浜（今延安中路）為界，西北以蘇州河為界，東北大致以今虹口區五台嘉興路口與楊浦區平涼軍工路口連成的直線及黃浦江為界，西側大致以今常德路、延平路為界。
公共租界的路名大多以中國城市或外國人物命名。在中區，南北向馬路通常以中國各個省份的名稱命名，例如浙江路、江西路和四川路，東西向馬路通常以各個通商口岸城市的名字命名，例如九江路、漢口路和福州路，南京路和北京路則分別紀念兩個開放中國的條約。在西區，有一些道路以東南亞的殖民地命名，例如檳榔路、澳門路、新加坡路；東區道路多數曾以印度城市命名，但在1915年更換為以中國城市命名。公共租界內也有一部分路名是以外國人名命名，例如愛多亞路紀念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麥特赫斯脫路（Medhurst Road）紀念英國領事麥華陀，鄧脫路（Dent Road）紀念鴉片商人顛地，此外還有戈登路（Gordon Road）、文監師路（Boone Road）、赫德路（Hart Road）、哈同路和西摩路等等，其中許多都與上海公共租界有關，並且以取得實際成就者居多。
1936年10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第一次以一位華人為道路命名：將中區與西區的分界線、南北向幹道西藏路改名為虞洽卿路，並且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1943年汪精衛政府接收租界，又恢復原名西藏路）。
19世紀後期，公共租界內的商業以距離舊城廂較近的廣東路及福州路最為繁盛。
20世紀初，隨著上海公共租界的擴展，中區的南京路迅速興起，並形成為全中國最繁榮的商業街。英資惠羅公司（Whiteaway laidlaw）、福利公司（Messrs.Hall and Holtz）、匯司洋行（Weeks and Company）和泰興洋行（Lane Crawford）都匯集在東段四川路口附近，稱為早期四大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華人資本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陸續在西段浙江路到西藏路之間開設，規模超過早期四大公司，也稱為四大公司。別發洋行是一個著名的以上海為基地的英語圖書出版公司，成立於1876年。
1920年代以後，隨著租界擴展後，人口大量遷入新區，公共租界北區的北四川路及西區的靜安寺路的商業也有所發展。北四川路因臨近上海北站，吸引了葉大昌食品店、雷允上藥店北號、新亞大酒店等一批知名商號，特別是以廣舞台為首的電影、戲院密集地分布於馬路兩側及周圍。靜安寺路沿街的商店主要服務於周邊的上層居民，因此該路和位於法租界的霞飛路的風格類似，經營方向趨向高檔，以高級舞廳、電影院、咖啡館和時裝店聞名，包括鴻翔公司（1917年）、亨生西服店（1933年）、開開公司（1936年）、第一西比利亞皮貨公司、地地司（DDS）、凱司令（1928年）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上海經濟的繁榮，上海公共租界的房地產業經歷了一次大發展。猶太富商經營的沙遜洋行和哈同洋行成為上海最著名的大地產商，英資業廣地產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mpany）在1924年到1928年間的淨利潤上漲了145％。英國公和洋行（Palmer and Turner）、德和洋行（Lester，Johnson＆Morriss）、通和洋行（Atkinson＆Dallas）、賚安公司（Leonard和Veysseyre）和鄔達克等這些建築師事務所也進入了他們的黃金時代，公和洋行設計了上海外灘建築群中將近一半的作品，其中堪稱代表作的有滙豐銀行大樓（1923年）、江海關大樓（1927年）、沙遜大廈（1929年）和中國銀行大樓（1937年）。20年代的革命和動亂不但沒有影響上海租界的繁榮，反而進一步抬高了地價。
公共租界中區集中了上海大部分的主要旅館，外資旅館包括華懋飯店、匯中飯店、都城飯店，華資旅館包括揚子飯店、東方飯店、大東飯店、東亞飯店、惠中旅舍、大中華飯店、大陸飯店、爵祿飯店、中央飯店、大江南飯店、中國飯店、鐵路飯店、吳宮飯店、遠東飯店。
也有少數例外，例如外資禮查飯店（1959年以後改名為浦江飯店）位於外白渡橋北側，華資旅館國際飯店、金門大酒店位於靜安寺路，但是也都毗鄰中區。
公共租界中區集中了全上海絕大部分的報館。英文報紙中，位於外灘17號的老資格的《字林西報》影響力無可比擬，其競爭對手包括《大美晚報》、《上海泰晤士報》、《大陸報》等。中文報紙中，影響最大的則無疑是《申報》。
公共租界擁有數所公立醫院，位於蘇州河北岸的公濟醫院和位於靜安寺以西的宏恩醫院主要服務於外國僑民，前者委託給天主教修女管理；位於中區山東路的仁濟醫院則面向華人。 美國聖公會在公共租界開設2所醫院：同仁醫院和廣仁醫院（後改名宏仁醫院）。
公共租界在未開發以前，已經存在一些中國人的佛教寺廟和道觀，例如靜安寺路西端的靜安寺和南京路上的虹廟。租界繁榮之後，又新建或遷入了一些廟宇，例如西區檳榔路（安遠路）與戈登路（江寧路）口的玉佛寺。此外，還有日本人興建的佛教東本願寺和西本願寺，都位於虹口。
在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新教各個教派的教堂林立。其中一部分專供僑民使用，例如中區江西路九江路口的英國聖公會上海聖三一堂，南蘇州路圓明園路口的新天安堂（供聖公會以外的外籍僑民禮拜），以及地豐路（烏魯木齊北路）25號供內地會傳教士使用的公共禮拜堂（現名新恩堂）。當然數目更多的教堂是面向華人的。監理會的2座大教堂——西藏路慕爾堂和虹口崑山路景林堂都位於公共租界。美國聖公會江蘇教區的主教座堂設在越界築路區域的極司非爾路，即聖約翰大學內；它的第一座教堂救主堂在淞滬會戰之前一直位於虹口；在租界內還設有愛文義路（北京西路）351號的聖彼得堂等。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在東區的寧國路建立了中華總會 ，又在武進路183號設立了滬北會堂。浸信會不僅擁有可容納千人的上海懷恩堂（西摩路，今陝西北路375號），還有使用粵語的廣東浸信會堂（新鄉路66號）。同樣，長老會在竇樂安路（多倫路）設有鴻德堂，中華基督教會則在北四川路1802弄設有富吉堂（粵語）。其他的著名教堂還有北四川路1578號的宣道會守真堂、山東路倫敦會天安堂等。上海教會（地方教會）曾經長期租用哈同路（銅仁路）240弄文德里聚會，租界交還以後，在附近的南陽路123－145號建成可容納數千人的南陽路145號聚會所。
天主教在公共租界設立的第一座教堂是北區南潯路的虹口耶穌聖心堂，後來又在西區建立了大通路小德肋撒堂（今大田路370號），在東區倍開爾路（惠民路）694號建立了和平之后堂。
猶太人在公共租界建有數座猶太會堂，位於中區的博物院路20號（虎丘路42號）的阿哈龍會堂 現已拆除，改建為文匯報大廈，位於西區西摩路500號的拉結會堂（市教委）和東區華德路（長陽路）62號）的摩西會堂 都保留至今。
上海公共租界內有為數眾多的印度巡捕和門衛，租界當局為他們興建了數座錫克教堂，其中主要的2座為位於虹口的寶興路謁師所和位於西區的戈登路謁師所，建築物仍然保留。上海公共租界內還有同樣來自印度的祆教的祆祠（白頭禮拜堂，Parsee Prayer Hall），位於福州路538號，建築物今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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