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长沙会战（日语：第二次長沙作戦[1]），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的湖南和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交战双方为中华民国第9战区司令薛岳所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9战区部队共300,000人与日本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所统率的日军第11军共约120,000人，此次战役主要经历日军向长沙推进的外围战斗、攻守双方在长沙城的攻防战斗和日军撤退时国军进行的反击作战三个阶段。在战役指导上国军方面指挥官采用了“天炉战法”对抗日军，而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则出现了明显的判断失误，最终导致战役结果为中方成功防守长沙，日方遭受惨重损失撤退而结束，因此又被中国方面称为“长沙大捷”。此次战役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盟军与日军交战的首场战役胜利[2][3][4][5]。
| 第三次长沙会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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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 |||||||
 1942年1月在长沙的一名国民革命军步兵手握其ZB26式轻机枪向日军射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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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薛岳（第9战区司令） 李玉堂（第10军军长） |
 阿南惟几（第11军司令） 木下勇（第11军参谋长） | ||||||
| 兵力 | |||||||
| 第9战区第所部4、10、20、26、37、58、73、74、78、99军共计10个军和岳麓山炮兵旅超过300,000人 | 第11军所部第3、6、4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独立第14旅团约和海空军支援共计约120,000人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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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统计： 28,116人伤亡 日方统计： 28,612人阵亡 1,065人被俘 |
中方统计： 33,941人阵亡 23,003人重伤 139人被俘 日方统计： 1,591人阵亡 4,412人负伤 | ||||||
战役背景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占领了中国京汉、粤汉铁路以东的大部分地区，但并未达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与中国广大军民放弃抵抗的目标。另外由于前期进攻作战中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等战役中对日军的逐次打击使得日军亦受到较大损失；日军自身占领广大土地后需要分配兵力防守因而机动兵力更为薄弱；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区的游击战也使得日军需增派兵力防守已占领的地方；日本国内也因战争而使得经济进一步被拖累。因此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乘胜占领岳阳后便停止了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中正与国军统帅部则称之为“二期抗战”之起点。[6][7]
自从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两湖平原周边空间成为抗战主要战场之一，分别由第五战区与第九战区负责防务。但是第五战区在1940年枣宜会战遭重创，宜昌与襄阳等遭夺取后重要性锐减；湖南地带就只剩第九战区尚具防御力，而日军华中方面军的主力则是第11军，在湖南战场隔新墙河对峙，并在抗战期间多次交战。1939年9月14日，在二战欧洲战事爆发同时，日军发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这次战役起，第九战区部队利用湖南河川水渠遍布的特性布防，并采用“逐次抗击以消耗日军力量；争取外翼以力图后续包围；后退决战以坚守长沙；趁敌溃退以包围歼灭”的战术欲要大量杀伤日军有生力量，然此次日军的作战指挥官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较为谨慎，在判断其攻占长沙无望之时及时下令撤退，使中国军队围歼日军的战略目标未能达成，然而此次会战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成功守住主要城市并击退且杀退日军，因而被中方宣传为：“湘北大捷”。日军冈村宁次则解释此次撤退是“已达到消耗中方第九战区有生力量之战略目的撤退”。[8][7][9]
1940年末，法国向德国投降，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英美等列强察觉日本确切损害了自己的亚洲利益，对中国方面增加物质面的援助；包括1941年租借法案将中国纳入供给国范围，并开放滇缅公路维持外援畅通等。日本察觉重庆国民政府方面和谈的意愿剧降，更打算继续打到日军退让时，只能抢先制人打击中方战力；11军军长阿南惟几集中了十余万人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此次战役日军成功破译了国军行动部署的电报，一度成功占领长沙并对国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然而在中国军队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向日军占领的湖北宜昌发起反攻，迫使日军须回师救援，因而长沙在被日军攻占后不久即被国军收复，最后战局依旧维持之前态势。中方宣称此次战役为“第二次湘北大捷”，日方则认为此役“给重庆方面第六、第九战区之精锐所部予以重大杀伤”。[10][11]
双方部署
1941年10月日本国内东条英机内阁上台，进一步扩大了对外战争的规模，同年12月7日，日本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攻击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日军向香港发起进攻，日本中国派遣军命令华中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发动进攻以策应香港作战。另一方面，由于前两次日军都未能成功攻占长沙，第十一军在日军内部也颇受指责，因此阿南惟几也急于想用攻占长沙来一雪前耻，同时阿南惟几认为，依据所获得的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军第九战区所部精锐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均被抽调南下，认为此时长沙防御兵力单薄，力主再攻长沙。[12][13]
然而此时，日军第十一军内部对于是否发起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意见却较为分歧，不少师旅级高级军官认为：湖南北部从新墙河到长沙一带地形复杂山川河网密布，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行进，无法发挥其优势，因而不赞成立即进攻长沙。唯仅有当时的第三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是阿南惟几的老乡兼同窗好友，因而对议案表示支持，最后经过争论，阿南惟几坚持决定进攻长沙。阿南作出如下部署：以第3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旅团、第十四旅团，配以空军、炮兵、坦克及海军舰艇共计12万人马，从岳阳逐次突破以攻占长沙。同时，赣北地区日军部队从南昌实行佯攻以牵制赣北地区中国军队。[12][13]
1941年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日战争第九战区司令薛岳[a]即推断日军定会再次进攻长沙，因而也积极进行准备与动员。虽然日军战前的部署和行动都较为缜密，但第九战区仍从日军赣北部队减少和湘北部队增加等迹象中判断出日军不久即将再次发动长沙攻势，薛岳在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后，进一步完善了其“天炉战法”，决定依据湘北的地理优势（即“天炉”），在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之间逐次布置防线，以第二十军、第三十七军和第五十八军等部逐次抗击日军以削弱其攻势，从防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并不后撤而是撤向两翼，以长沙城为饵，诱使日军向钻往这个“炉底”，令之前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因作战不利而戴罪留任的李玉堂率领其所部第十军为核心守卫长沙城，把日军牵制在炉底。同时，第九战区在长沙城西的湘江对岸岳麓山制高点布置炮兵部队支援城内守军，并动员湘北民众破坏日军在战区的交通线，以之前撤往两翼的部队切断日军补给，待日军攻势受挫补给断绝而被迫撤退之时再将之前外围后撤至两翼的部队会同其他生力军共同从东、西、北等各个方向合围歼灭日军，歼敌地点预定在地形崎岖没有大道的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12][14]
薛岳称：“天炉战法，就是在预定的交战区域，构筑纵深网的环形阵地，部署充分的守军，以伏击、侧击、截击等多种方法逐步消耗敌军，消磨锐气，然后再使用优势兵力，施行反击和反包围，对敌方部队予以歼灭。属于“后退决战”之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方略，如炉熔铁，又如炼丹，故名。”[14]
战役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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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24日，阿南惟几下令进攻长沙，当天日军第6师团与第40师团开始自新墙河渡河，且利用夜袭与炮击辗压守军防线。第3师团与泽支队则在25日早上发起攻击。24日傍晚恰逢寒潮过境，湖南经历少见的低温和大雪，气温从12摄氏度下降至摄氏零下5度，气温遽降不只造成进军困难，也让日军架桥与渡河都因此延迟；经过2天1夜激战后，防守新墙河的国军第20军和第58军遭日军采燃烧弹破坏防御工事，以致伤亡过半。发动攻势的第三天（12月27日）下午，新墙河防线大致遭到瓦解，日军则继续南下朝汨罗江防线推进，而守新墙河的国军则按照预定转移至汨罗江二线阵地和两侧山区转移。[12][13]
1941年12月26日，先行挺进的第6师团已经开始准备向其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条河流—汨罗江进行渡江作业。27日，第三师团也开到汨罗江；此时国军防守汨罗江的是第37军、99军和从新墙河撤下的58军，而第20军则在平江和平江以北地区布防，中国军队的防线呈现“倒八字”阵型。日军将攻击重点放在长乐街方向以求尽快推进，日军依靠强大的炮火优势和空军支援不到3日即突破了汨罗江阵地，防守的第20军向东转移至山区，第37军和第58军则向高桥一带和汨罗江、捞刀河之间转移。
12月29日，日军第40师团完成横渡汨罗江之作业；然而12月30日晚上，40师团所辖的后勤部队－辎重第40联队遭到国军夜袭，联队长森川敬宇中校战死。这个不算起眼的损失让40师团前线部队在后勤上陷入险境，也为会战后期40师团提早撤退埋下伏笔。
由于汨罗江大部地区以南原本就是田野，外加雨雪天气导致道路泥泞不堪，而湘北地区的百姓又早就把可以通行的大路大为破坏，导致日军渡过汨罗江后诸如坦克和重炮等机械化装备不仅很难推进反而成为累赘。原本依据先前的计划，日军此次长沙作战之“牵制中国军队以策应香港作战”的原先计划已经达到应当撤退。但日军到经过约一周的激战顺利推进至长沙城外，这一战局得阿南惟几十分兴奋，认为此次可以攻占长沙以雪之前未胜之耻，因而继续命令部队向南攻占长沙。然而，中国军队在湘北作战区让开正面向两翼撤退本身就是按薛岳“天炉战法”的预定计划，诱使日军往“炉底”长沙城的重要环节之一。[12][13][15]
长沙城位于湘江东岸，隔江对岸的岳麓山是俯瞰长沙全城的制高点，原有的城墙早已拆除。日军为迅速接近长沙城的核心以尽快攻下长沙，并没有采用逆湘江而上先占岳麓山制高点的进攻路线，而是把湘江东岸作为攻击重点方向由正面进攻。第九战区防守长沙的是李玉堂所部第十军，这支部队在先前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曾因作战不利而遭国军统帅部严厉批评，军长李玉堂也被撤职，仅仅因为暂无接替人选而暂时留任，因而此战对于李玉堂和第十军而言都是“哀兵之战”，李玉堂也立誓守住长沙以洗刷上次战败之耻并得到上方首肯，第十军的官兵也士气高涨喊出了“守住长沙，要回军长”的口号。第十军部队和长沙居民协力在长沙城内布置了周密的防御体系，在城郊，守军工事采用地堡式，依托西面的湘江，对其余各个方向呈半圆形，外围工事由麻园岭—朱家花园—杜家山—二里碑—黄土岭—妙高峰—猴子石的连线，逐层向城市核心构筑，且逐层加大密度和强度，以中山西路—黄兴路—八角亭—南正街—坡子街这一线的核心工事最为坚固。在长沙城内几乎所有主要道路设置铁丝网和地堡，较大体积的建筑物都布置有火力点。为防止日军从湘江水路迂回，第十军把长沙南北两侧湘江水域都用水雷进行封锁。在湘江对岸岳麓山国军布置炮兵对城内守军进行火炮支援。[12]
1941年12月31日日军的第3、第6和第40这三个主攻师团分别进抵长沙城外，并依据计划分别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1942年1月1日，日军攻势更加猛烈，喊出了“到长沙城过元旦”的口号。日军和国军第十军的主力—方先觉所部预10师首先在长沙南郊的金盆岭至猴子石一线附近展开激战，所部29团依托阵地和迫击炮奋力抵抗，日军也毫不示弱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守军阵地发动了多次猛烈冲锋，战至上午10点，阵地被日军攻占。日军随后推进至由第28团防守的二线阵地，28团团长葛先才率部奋力抵抗一步不退，日军进攻受阻便将主攻方向改向东面和北面，并成功攻占了东郊和北郊的全部阵地，仅有预10师的阵地仍然未被攻占，28团团长葛先才因战功而被国军统帅部破格提升为“少将团长”。[16][12][17]
元旦过后，日军攻势趋于猛烈，长沙形势吃紧，薛岳身边不少参谋人士均劝薛岳将指挥所搬至后防安全地带均被薛岳拒绝，薛岳坚持将指挥所设置在长沙城边的岳麓山就近督战，同时薛岳发布遗嘱电报“如战区司令长官殉职，则以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代行其责”并严令第十军“固守长沙，不得退缩”。担任守城主力的预10师师长方先觉也给妻子准备好遗书，誓与长沙共存亡。1月2日，日军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继续向长沙市区发动猛攻，中国守军按计划退守第二线阵地，其中以修械所一带的战斗最为激烈，日军对国军阵地发起了以营为单位的集团式冲锋，将28团固守的冬瓜山阵地攻占，下午，第29团发起反攻，将阵地收复。原本位于第三线防御阵地的第30团主动出击支援二线友军发起了对日军的突袭。当日，第十军部队协同在白沙岭地区歼灭突入长沙市区的日军第3师团加藤素一大队并击毙大队长。国军士兵从该名少佐大队长身上搜得获得重要机密文件，大意为：“日军弹药匮乏，补给告急”，薛岳获得该情报后，兴奋地说：“有此情报，胜过千军万马”，于是薛岳根据战前部署和敌我双方态势开始部署后续对日军的围歼计划。[2][16][17][18][19]
1月3日，长沙城内的战斗趋于白热化，日军两个师团在火力掩护下集中兵力发动步兵强攻，先后攻占了守军二线阵地中的开福寺和陈家山，战至下午4时，日军第3师团工兵营攻入长沙市中心，李玉堂立刻令所部另一个主力师第190师进行封锁和阻击，日军工兵擅长攀上爬下于守军对制高点进行了激烈争夺。此时，预10师师长方先觉认为，若二线阵地被日军突破就只能据守城垣，因此必须清除城垣前的射击障碍，于是下令将妙高峰下的长街全部焚毁。就在长沙城内中日两军进行近身肉搏战之时，湘江对岸岳麓山上的炮兵利用地形上的绝对优势，对城内的日军进行了猛烈的炮火打击，使攻城日军伤亡很大。[12][17]
1月4日，日军再次对长沙市中心发动全面猛攻，双方在国货陈列馆和湘雅医院等重要位置进行了反复争夺均有不少伤亡，岳麓山炮兵则依靠东北风的有力风向继续对日军进行打击。经过数日的激战，第十军伤亡已接近三分之一，但仍旧士气不减继续与日军进行逐屋逐巷的争夺。此时，薛岳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围歼长沙城内日军，而阿南惟几既不知晓己方情报已被截获，也不知道中国军队正从各个方向前往长沙准备反攻，依旧命令所部尽快攻下长沙城。入夜，中国军队已经到达日军背后对日军形成夹击，然而此时阿南惟几仍未下令立即撤退仍固执欲要攻占长沙，日本国内甚至还发表了“日军已经占领长沙”的消息。次日，时任十一军的参谋长木下勇少将和其他参谋都认为若再不撤退就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于是全体力劝阿南惟几立刻下令撤退，阿南惟几于是下令部队向东山等方向撤退并在撤退时发起最后进攻以作掩护和隐蔽，日军攻占长沙的计划宣告失败。[2][12][17][20]:1100
在日军大举进攻长沙城之时，薛岳就开始部署对日军后期的歼灭战，蒋中正不仅应薛岳请求将先前从第九战区调走第四军和七十四军调回，还将七十三军和九十九军也交由薛岳调配，薛岳在得知日军正面临弹药缺乏且补给困难之时，立刻电令第九战区共九个军的兵力从东南、东北、西面和北面四个方向对日军进行合围。具体部署如下：第二十六军和第七十三军在浏阳河一线向北追击；第四军由株洲向北追击；第五十八军和第二十军在汨罗江由北向南堵击；第七十八军和第三十七军由东向西截击；第九十九军在石子铺以北、新市以南由西向东截击。[2][12]
1月5日就在第九战区的反攻部队已经打到长沙城外围日军背后之时，阿南惟几才被迫下令日军全线撤退，日军反转始遭受国军原本在各处的部队包抄追击，湘北当时天气转坏，使得日军飞机无法进行支援；原本藏匿在影珠山、古华山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对掩护撤退的日军发起攻击，当时自影珠山东侧北撤的部队为第3师团、西侧北上的部队是第6师团[21]。掩护主要师级部队的单位为第九混成旅，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而发起攻击。该部队的山崎茂上尉组成混编攻击组（集成大队、约3百余人）在1月8日晚上朝影珠山北部发起夜袭，试图摧毁该区的国军指挥中枢；最后该部队在影珠山腰子坡遭到歼灭，国军在伤亡4百余人的代价使日军全员阵亡，山崎大队遭到歼灭给阿南惟几带来相当震撼[22]。
日军撤退之路上截击日军，日军先头部队遭到阻击后，才知路上有中国军队拦击，于次日拂晓以主力向国军阵地猛攻，第二十军主力133师全力顶住了日军的反扑，日军正面进攻受挫则改为夜袭，将第五十八军的第10师击溃。但在捞刀河与汨罗江之间日军撤退极为艰难，国军第20军和第58军在影珠山和古华山对日军发动伏击，日军最终突破了国军的在此地的包围，但付出较大伤亡，也被国军夺取不少武器，由于日间行军易遭国军发现，日军多选择夜行，然而由于夜间不熟地形，导致无法正确辨别方位，抓捕中国百姓带路则基本都会被带进国军的伏击圈。
日军第六师团是之前参加南京大屠杀的主力部队，早在会战开始时中国军队中就出现“和第六师团同归于尽！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的口号，因此在撤退中第六师团先后遭到第七十三军和第九十九军等部队猛烈的攻击，伤亡惨重。日军为突破包围也奋力接战，在弹药不足和补给匮乏的情况下，顶住国军的炮火，以白刃战法进行突围，战至1月8日，第6师团成功突破捞刀河，向汨罗江开进。此时，阿南惟几突然改变命令，令第6师团改变行军路线，并且必须在前进中消灭国军的截击部队，这一临阵突变使得第6师团再次陷入国军7个师的包围，战斗极度被动。日军为了救援被国军围追堵截的部队，派出第9混成旅团南下接应，但在影珠山遭到国军部队的抵抗，未能达成目的，第9旅团山崎集成大队被国军全歼。第3师团大青山一带遭到国军第四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七十八军的攻击，师团长丰岛房太郎负伤。第40师团沿途遭到第三十七军和第七十八军轮番多次的侧击和截击，其中第236联队损失惨重，多名军官阵亡。1月14日，日军经过苦战终于渡过汨罗江向新墙河推进。[12][13][17][1]:198-206
在1月14日至1月16日，第九战区所部第20军、第37军、第58军、第73军、第78军等部在汨罗江之新墙河之间地区向日军发起拦击、追击和侧击，同日军发生四次激烈的包围与突围战斗，部分国军部队甚至追过新墙河，攻入原本的日军防区，然而始终未能对日军形成完整的大建制的包围和歼灭，日军尽管在撤退中伤亡惨重且极为狼狈，但指挥系统仍能有效发挥，且在极度困难的状态下各部队的战斗意志依旧坚定。1月15日战区天气转好，阿南惟几立即派出18架飞机进行低空轰炸，在空军的掩护下，日军在1月16日成功突围并撤回到新墙河北岸。在12天的撤退中，日军因遭到国军的猛烈围堵攻击而伤亡巨大，仅有1.3万人成功撤回，日军以往不留尸体于战场的惯例也被迫放弃，在战斗地点留下大量尸体未能带回。在湘北地区双方交战开始后，按计划为牵制国军而在赣北地区发起佯攻的日军部队约3000余人在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但3天后被赣北地区的国军击退撤回原防地。至1月16日，交战双方依旧恢复沿新墙河对峙的战前态势，第三次长沙会战至此全部结束。[12][13][17][23]
结果及后续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成功击退日军进攻，据国军战报记载，日军伤亡在65%以上，损耗无计。 [24] 此战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军事上的重大胜利。
国军虽说战胜，但是战果存在一些争议，也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否名如其实出现一些争论；国军损失两相宣称落差不大，约战死伤2万8千多人至2万9千人，[25][26]但日军战损落差便相当悬殊；按照第九战区报告，此役击毙33,941人、击伤23,003人、俘虏139人、缴获步骑枪1138枝、手枪26只、机枪115挺、炮11门，此战果在1978年出版由蒋纬国主编的抗战史《抗日御侮》中再度引述。[27]正式对外公布的战报中甚至称击毙了5位日军联队长，但实际上本役无任何该层级的日军军官遭到击杀。由于声称的消灭人数与俘虏军品落差颇大，当时任军法执行总监之何成濬在其1942年2月25日日记中记述，薛岳在军事会议上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果时，受到在场诸人笑斥之，甚至蒋介石也认为其过于夸大其词。[28]
日军战损就防卫研究所在1971年出版的战史丛书所述，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不过该数据中并未提到因病减员等损失，故该数据本身就是被截取过的结论。在第三次长沙一役，第6师团上报阵亡数461人，[29]但是在1月7日呈报十一军已阵亡600多人（当下可确认之阵亡人数），[30]在1月8日遭到包围至1月12日突围期间的损失则毫无讨论，其中殿后的步兵第13联队在会战结束前多次遭到追击，日军自承损失惨重，丧失再战之能而需要友军协助收容[31]，其461人死亡显然并非最终资料；除了第6师团的数据混乱，一同遭到包围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日军上报阵亡203人，[29]，但该旅在攻击影珠山期间，曾集中约350人的突击队（独立第40大队第一中队队长山崎茂上尉率领，统称山崎大队，但非标准步兵营）攻坚，遭到全歼[32]，而根据战后所出版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部队史，该旅下辖之独立第38大队同样受创严重，大队本部差点惨遭歼灭，甚至大队长身受重伤几乎丧命，另该大队第三中队近200名参战官兵战后仅存38名（含轻伤者），且还有独立混成第9旅团所属之辎重队遭遇国军袭击，仅有中队长在内的11人侥幸生还，运输的弹药、武器、粮食全被国军缴获[33]，可见该旅上报阵亡人数显有不实。第40师团所属步兵第236联队在1月9日突围成功前声称死伤者390人，但最后清点战斗兵员仅剩50人，以日军步兵联队编装达2千人以上，实际损失可谓不轻。死伤6,003人只是日军军部高层为掩饰其无能而严重缩水，好呈报天皇之遮羞数字。[34]
但是国军在本役击毙与俘虏官阶未出现大队长以上军衔者，因此可能歼灭了部分营级单位，但未有歼灭团级之战绩；目前虽无准确考证之战果，但日军至少有三个团级单位陷入包围重损，可信毙伤战果应有破万。
更重要的是，1941年12月初日军刚偷袭珍珠港，陆军席卷东南亚，同盟国军屡战屡败，中华民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显然成为政治上的强心针，进而引起当时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媒体也用“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苏联和西方同盟国也有大批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长沙进行访问。由于李玉堂等将领指挥第十军成功防守长沙，在战役结束后，原本属“待罪留任”的军长李玉堂升任27集团军副司令，原预10师师长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原28团少将团长葛先才升任预10师副师长，其他战斗中获得战功的将领也得到了国军统帅部的奖励。中方此战虽然获胜，但也总结认为在后期截击日军的作战中，国军忽略了重点控制渡河点并未能强力破坏日军渡河设备从而使得日军未受到大建制的歼灭性打击；日方则认为，此战准备不足，在过程中多次更改命令指挥失当，使得作战陷于被动。[16][17][12][1]:215[20]:1108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后，中国第九战区召开了大规模的庆祝大会。在此之后的两年内，日军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第九战区部队尤其是长沙一线守军由于长期相持亦放松了警惕，日军则在此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于是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日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主力20余万人向第九战区发动攻势，并改变进军策略，改由湘江逆水而上先夺取岳麓山炮兵阵地，在1944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成功攻占长沙，并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将第九战区击溃而使其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唯在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孤军坚守衡阳长达47天并重创日军，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其“陆上交通线”计划的进程，令日本国内生产原料匮乏，从而为中国军队会同盟军在滇西和缅北的反攻作战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创造了战略优势。[4][35][14]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和两岸政治因素等原因，这一重要战役及其他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与日军进行的大量作战在中国大陆曾长期遭到淡化和忽视，部分大陆民众在原先中共的片面宣传影响下甚至有所谓“国民党不抗日”的错误感观[36]，直到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之后，国共关系趋于改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表讲话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的作用[37][38]。同年，正面描写抗战期间国军与日军作战的书籍—《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在中国大陆各地上市并引发关注[39][40]，大陆媒体开始大量采访、报道相关战事，相关的书籍也逐步出版[41][42]。2014年首播的电视剧《长沙保卫战》也讲述了这场会战。
注释
参考文献
参见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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