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直隶省乐亭县（今属河北省唐山市）人[1]:3309。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3309。1913年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3309。曾参加反袁世凯运动[1]:3309。李大钊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也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推翻北洋政府的主要角色之一，同时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1927年，因被北洋政府指控其裹通苏联颠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被捕，后被北洋政府督军统帅兼代理总统职权的张作霖判处绞刑。
其与陈独秀同为中共主要创始人，有“南陈北李”之称。
生平
1889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李大钊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2]:506。李是遗腹子，出生时，李父已病亡六个月，李一岁半时母亲病故，由祖父将他抚养成人。1895年，李到本村谷家私塾师从塾师单子鳌，塾师命李学名耆年、字寿昌；以后改名大钊，字守常[2]:506。1898年，李到小黑坨村师从塾师赵辉斗[2]:506。
1899年，李与夫人赵纫兰结婚[2]:506。1902年，李首次到乐亭县和永平府卢龙童试，未中；后转入乐亭县北井家坨村宋家学馆师从黄宝琳[2]:506-507。1905年，李第二次参加童试，在乐亭县和永平府卢龙通过县试、府试；秋，李考入永平府中学[2]:507。同年，祖父李如珍去世。
李得到亲戚的资助。1907年夏，李到天津投考新式学堂，被长芦银行实习所录取，最终选定北洋法政专门学堂[2]:507。1909年，孙洪伊、王法勤等发起成立实业研究会，李任书记员[2]:507。1910年冬，北洋法政学堂推选李等代表学生参加第四次开设国会请愿活动[2]:507。1912年秋，北洋法政学会成立，李与郁嶷任编辑部部长，共筹办《言治》月刊；冬，李赴北京与孙洪伊等接触，筹办《言治》[2]:507。李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期间与同学郭须静一起加入中国社会党，毕业后到北平参加中国社会党活动。
1913年4月，李在《言治》第一期发表〈大哀篇〉、〈论弹劾用语之解纷〉；7月至8月，李毕业于北洋政法专门学校，旋赴北京[2]:507。中国社会党领袖陈翼龙被杀，社会党被查封，李大钊逃离北平，避难于家乡乐亭县的祥云岛，及后得到汤化龙和孙洪伊的资助。冬，赴日本留学[2]:507。
1914年春，李在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内学习英语和日语[2]:507。夏，和章士钊相识，并向其约稿。李和明治大学的高一涵合办“甲寅”杂志。9月，李入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2]:508。李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世凯活动。李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受茅原华山影响甚深[3]。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2]:508。2月，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在东京成立，会议决定组织归国请愿团，抗议袁政府行径，公推李为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执笔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2]:508。4月，李与张润之翻译出版今井嘉幸《中国国际法论》，李执笔〈译序〉[2]:508。6月，李编印《国耻纪念录》，内中发表〈国民之薪胆〉[2]:508。7月，李修毕早稻田大学第一学年[2]:508。8月，李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于《甲寅》杂志，批疑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2]:508。李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12月，袁称复帝制，于1916年洪宪建元，改民国为“中华帝国”[2]:508。
1916年1月，乙卯学会与中华学会合并组成神州学会，宗旨为“以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李、林伯渠、高一涵、易象等为主要成员；李被推为评议长，月底为反袁事离日返回中国，赋诗《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称“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2]:508。2月，因反袁而“长期欠席”日本早稻田大学，遭除名；始投入创办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主办《民彝》杂志工作[2]:508。春，日本东京成立中国财政经济学会，李为发起人之一[2]:508。5月中旬，李从日本返回中国，5月15日《民彝》创刊号出版，李发表〈民彝与政治〉[2]:508。7月，李离开上海赴北京，创办《晨钟报》，任编辑主任[2]:508。9月，李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青春〉，是篇为文于日本[2]:508。
1917年1月，李任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的《甲寅日刊》编辑，在创刊号发表〈《甲寅》之新生命〉[2]:508-509。4月，李运用国外报纸材料，研究欧洲各国社会党，撰写〈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2]:509。7月，李因张勋复辟而避走上海[2]:509。8月，李在《太平洋》第1卷第6号发表〈辟伪调和〉[2]:509。10月，李在《太平洋》第1卷第7号发表〈暴力与政治〉[2]:509。11月，李离开上海，北上[2]:509。
1918年1月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2]:509，由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2月，李与周同煌、李辛白等成立北京大学“大学公余法文夜校”[2]:509。6月，李与王光祈、周无、曾琦等成立少年中国学会；7月30日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推为编辑主任[2]:509。7月，李在《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比较分析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俄国革命，阐述俄国革命之本质及对世界将产生之影响[2]:509。10月，李应邀任北京大学《国民》杂志顾问[2]:509。11月底，李在北京大学于中央公园举办之“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2]:509。12月，李任《新潮》杂志社顾问；李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庶民的胜利〉；李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2]:509。
1919年1月1日，李在《每周评论》第三号上发表社论〈新纪元〉；1月15日参加筹备学生游艺大会；1月25日，与蔡等成立学余俱乐部；刊登〈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正式出版[2]:509。春，新文化运动展开，《每周评论》于第17、19两号集中刊载“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2]:509。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校学生3千余人举行示威，五四运动爆发；5月5日，李指导并协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是月李负责编辑《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计划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完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初稿[2]:509-510。6月11日，陈到北京城南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此后为营救陈出狱而四处奔走[2]:510。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根据李之提议，学会宗旨改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7月20日，李离京回故乡乐亭，又去五峰山，个多月后回京，临行前收到《每周评论》第31号刊载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2]:510。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致胡适书〈再论问题与主义〉；8月31日，北洋政府查封《每周评论》[2]:510。9月初：李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是中国首篇较全面、系统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9月15日，李在《少年中国》第3期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较为系统阐述作者的少年中国主义主张；9月21日，应觉悟社邀请到天津讲演，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见面[2]:510。11月15日，李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全文登完[2]:510。
1920年，李在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2]:511。1月1日，李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2]:510。2月中旬，因陈独秀遭到北洋政府监视，李护送陈独秀去天津，帮助其赴上海[2]:510。3月，李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后又指导学会设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亢慕义斋”；共产国际派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即吴廷康)等到北京，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会见李，李又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2]:510。5月1日，李出席北京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主持大会并发表讲话[2]:510。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7月23日，李正式受聘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2]:510。8月1日，李与胡适、蒋梦麟、陶孟和、高一涵等在《晨报》发表《争自由的宣言》；8月18日，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5团体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各团体联络筹备会，李为少年中国学会代表；8月19日，在少年中国学会茶话会上，提出“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2]:510-511。9月，李与陶孟和、张慰慈、陈启修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课程“现代政治讲座”，李讲授《现代普选运动》[2]:511。10月，李发起建立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李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课程；李当选为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2]:511。李和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同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李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参加各类活动；11月7日，李领导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通俗工人刊物《劳动音》（周刊）在北京创刊[2]:511。12月初，李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2]:511。
1921年3月初，李被推参加北京国立八校索薪斗争的组织委员会；3月30日，李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提议建立“事务所”，并在所内设油印机，开展宣传工作[2]:511。春，李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2]:511。4月至8月，李担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代理主席，开展索薪斗争[2]:511。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起草并制定党的纲领，选举党的中央机构，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等共产党支部派代表参加；李虽因故未出席中共一大，但党内公认其对建党的贡献，故与陈独秀被誉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2]:511。
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明确提出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学生和培养先进分子的机构[2]:511。12月16日，李出席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大会并讲话[2]:511。年底，根据中共中央通令，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由李任书记、罗章龙任组织委员、高君宇任宣传委员[2]:511-512。
1922年2月17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招收会员；2月19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次公开举办讲演会，李应邀到会，并作题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讲演[2]:512。春，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成立“非宗教同盟”，开展反对唯心主义和反对基督教文化侵略的宣传活动[2]:512。4月4日，世界第十一次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晨报》刊登由李起草并有多人签名之〈非宗教者宣言〉；4月9日，李出席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之讲演大会，并发表演讲[2]:512。5月1日，李出席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并发表演讲，在《晨报》发表〈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5月5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大会，李出席并发表演说[2]:512。6月，为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为工人运动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李亲赴保定与吴佩孚会谈[2]:512。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李当选为中央委员[2]:512。
1922年8月下旬，李去上海、杭州，参加中共中央在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月底，李在上海会见孙中山，“讨论建国种种问题”，“畅谈不倦，几乎忘食”[2]:512。11月7日，李出席北京各进步团体联合举行“苏联十月革命纪念会”，被推为主席，并发表演说[2]:512。12月，李辞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职，任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2]:512。
1923年国民党北京地区党务负责人卢钊指称李为首鼠两端的骑墙人[6]，指责李假意国共合作，张继亦持相似看法。李亲自领导北京党组织，开始在北京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发展第一批中国共产党蒙古族党员[2]:513。1月，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展开驱彭斗争，反对北洋政府任命的教育总长彭允彝，李联络北京大学教授蒋梦麟、顾孟余、马叙伦等20人，以北京大学全体职员名义上书大总统，请罢免教育总长彭允彝，挽留蔡元培以维持教育[2]:512。2月初，李应武汉高等师范学校的邀请，为当地教职员作寒假学术演讲；期间发生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的“二七惨案”，李亦遭到直系军阀秘密通缉，随后李从武汉转赴上海[2]:512-513。4月，李应邀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作学术演讲，月底离开上海返回北京[2]:513。5月4日，李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五四纪念大会，并作演讲，号召“组织民众”，“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2]:513。6月，李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李当选中央委员，会后在广州与孙中山会谈，讨论统一战线和对外政策；下旬，李抵达上海[2]:513。7月初，李在上海拜访蔡元培，并参加蔡元培婚礼；中旬，李返回北京[2]:513。8月，李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桑西门的历史观〉[2]:513。9月9日，李出席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召开的欢迎苏联代表加拉罕大会[2]:513。10月初，李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代表鲍罗廷；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中国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命其密电李赴上海商讨中国国民党改组问题[2]:513。
1923年11月7日，上海大学于俄国十月革命六周年纪念日成立社会问题研究会，李在成立大会上演讲〈社会主义释疑〉；11月24日至11月25日，李出席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检查中共三大以来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主要讨论国民革命运动、工人运动等[2]:513。12月中旬，李离开上海返回北京；下旬，李赴天津，指导筹建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2]:513。
1924年1月4日，李主持在北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会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选举李、谭熙鸿、许宝驹等6人为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1月5日，李离开北京南下，1月11日抵达广州；1月18日，鲍罗廷召集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团会议，李参加会议并发言[2]:513。1月20日，李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并任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2]:513-514。1月28日，针对中国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主张，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发言并印发《意见书》，称：“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2]:514。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月30日，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月31日，李参加孙中山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2]:514。李曾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3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北京区委改组，李任委员长，蔡和森任秘书；3月30日，李在北京主持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大会；4月20日，李任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2]:514。5月9日，李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三次特别大会；下旬，因张国焘被捕叛变，北洋政府加紧搜捕共产党人，李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2]:514。6月上旬，接到中共中央紧急通知，派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旬，启程前赴苏联；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李到莫斯科与中共其他代表王荷波、彭述之、刘清扬等出席，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出声明[2]:514。7月1日，李与王荷波、彭述之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7月12日，李向共产国际提交《全国学生运动状况》等4份报告，会后留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初冬回北京[2]:514。12月，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由李负总责，以《政治生活》为北方区委机关刊物，由区党委宣传部长赵世炎任主编；北大红楼设有中共北方区委接头机关，和《政治生活》发行的房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北京，李率北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前往车站迎接[2]:514。
李代表中共立场，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
1925年1月4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下成立[2]:514。1月20日，李主持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北京各界纪念列宁大会[2]:514-515。3月1日，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作演说；3月10日，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抵制中国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同志俱乐部”；3月12日，在北京孙中山逝世，李参加治丧处秘书股；3月16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三次大会，李被推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2]:515。夏秋，李领导北京党组织发动多次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声援“五卅运动”[2]:515。五卅运动爆发后，李与赵世炎等人在北平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李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遂逃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李在热河主办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学习，在热河掀起了农民运动高潮。10月初，为加强指导北京地区（包括天津、山西等地）工作，经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分开，李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2]:515。冬，李去张家口，主持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2]:515。11月，李在张家口主持召开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来自热河、察哈尔、绥远各地的200多名代表与会。大会选举李、韩麟符、赵世炎、李裕智、王仲青、陈镜湖、郑丕烈为大同盟执行委员，李任书记，韩麟符、赵世炎任副书记[7][8][9]。11月28日，李领导在北京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2]:515。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北方区党部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李以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人身份出席，并发表题为〈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说；北京总工会正式成立[2]:515。1月13日，李出席“北京国民反日大会”在民国大学举行的讲演大会；1月14日，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等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反日讨张的国民示威大会；1月21日，李出席北京各界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2]:515。3月1日，李出席北京学生总会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举办的讲演会，作〈日本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比较观〉的讲演；3月8日，李出席北京妇女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并作演讲；3月12日，李出席中国国民党左派在太和殿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3月13日，李同陈毅参加清华学校举行孙中山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2]:515。3月17日，李率各校学生、各团体代表要求段祺瑞政府以强硬态度“驳覆最后通牒”，驱逐签署通牒的八国公使，径赴国务院、外交部，政府卫兵用刺刀当场刺伤多人[2]:515。3月18日，北京市总工会、学生总会等200多个团体10万多人集会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通过要求驳斥日本等八国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等8项议案；会后李亲自带领群众赴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北洋政府对群众大屠杀，死47人，伤200多人，制造三·一八惨案[2]:515-516。3月19日，北洋政府通缉李；3月底，李领导中共北方区委机关转入地下，进入秘密工作[2]:516。6月，李在《政治生活》第79期发表〈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署名猎夫；9月，李向中共中央撰写数份政治报告，汇报南口陷落后北方形势，分析南口之战失利原因，介绍北方区委对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工作情形；冬，李继续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工作，致信刘伯坚、魏野畴等，指导西北军、国民二军的政治工作，并做大量工作配合北伐进军[2]:516。
1927年1月10日，李在《政治生活》第86期发表〈日本帝国主义的赤化观〉；1月14日，李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撰写〈关于晋阎之报告〉；1月24日，李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汇报北京政治分会在政治、外交和情报等工作情况；月底，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选，中国国民党左派全胜，中共北方区委提出“将（中国国民党）党权交给左派”得以实现，加强中共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2]:516。
1927年4月6日，李在北京被捕[2]:516。在西方国家驻华公使团的授权下，张作霖的奉军和“京师警察厅”出动[2]:516，警察总监陈兴亚指挥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率500多奉系宪兵与京师警察，突击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处[2]:516，李全家同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李接受京师警察厅司法处长蒲志中的军法审判。中国共产党员范鸿劼、谢伯俞、谭继尧、杨景山及中国国民党左派邓文辉、张挹兰等先后被捕[2]:516。在此期间李著有〈狱中自述〉：“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10]:718-719由于李是北京大学教授，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张作霖面临很大压力，但是李等人的罪行已经重到让西方国家剥夺苏联外交豁免权。为此他给政府前方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11]。南方的蒋介石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12]
4月28日，李等20人经北洋政府奉系军阀在北京警察厅秘密军法会审，宣布死刑[2]:516。李被以“和苏俄通谋，里通外国”为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7岁。当天下午，李等被秘密处以绞刑[2]:516。20名被处决者中，第一个受刑的就是李大钊，最后一名为张挹兰（女，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因刽子手缺乏经验，李先后被绞了三次[13]。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受刑详细过程：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北洋画报》的报道说李受刑时“二十分钟始绝”。据现场处刑人员回忆，李受刑的时间可能是“二十分钟的两倍”，约有四十分钟。遗体的脖颈上勒有三道深深的血痕。
死后
死刑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出狱回家。当晚她们还不知道消息。次日晨，李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李被处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镜状萧条。”李被处决后，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妻相助集资购买了一口薄皮棺材，装殓后由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移厝妙光阁浙寺内寄放。
1927年5月4日报道《李大钊遗族之悲惨》，李被执行死刑六个小时后，他的妻子赵氏和两个女儿就被释放了。当赵氏听到李被绞死的消息后，昏迷三天。李“本遗腹子，既无兄弟、又无叔伯，现仅有乃舅周某代为照料家务。”李有三子二女，最小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加上家里也穷，境况凄惨。虽然有章士钊夫人吴若男前去探望，但是因为有警察局的监视，李家人非常不自在，于是恳求新闻媒体能够代为怜悯，请求警署将监视者们撤去。看到李妻儿的惨况，李曾经教书的各学校都准备将拖欠的工资赶紧补上，“北大欠两年以上，其余各校亦在一年有余。”
1927年5月4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汉口《国民日报》发表《五四与李大钊》社论，号召人们“从悲哀中生出更大的勇气与反革命派决一死战”。5月8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署名“魏琴”在中共中央《向导》周刊第195期发表《悼李大钊同志》一文。5月16日，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在汉口召开万人追悼大会，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致辞说李是“代表全中国全世界一切被压迫同胞谋利益求解放，与一切反动派和军阀、帝国主义相反抗而死”。
1933年夫人赵纫兰疾病缠身（一个月后病逝），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人力举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4月15日，社会各界为李开始公葬募捐活动。发起13人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了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捐1000元。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4月22日，社会各界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宅送去了一个花圈，以及10元的奠仪。随后，李被安葬在万安公墓，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刘半农撰写墓碑[14]。周作人为此又捐款20元。1933年4月23日，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河北省革命互济会具体负责安排，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的李大钊出殡公葬，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途经西四牌楼时，北平军分会军警特务即以“妨害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开枪攒射，送葬者有众多伤亡，40余人当场被捕。年仅21岁的河北革命互济会秘书赫洵接受了撰写碑文的任务。[15]几经周折，交给了北平师大学生、共产党员王勋室用一块极为普通的艾叶青石碑，高183厘米，宽46厘米，厚16厘米，碑头刻有一颗红五星，五角星中央刻有黑色的镰刀斧头。碑文正面文字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碑的背面文字是：“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1921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活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爆发，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无耻地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于四月六日大举反共活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四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二十人，这种伟大牺牲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最有力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一九三三，四月，念三，北京市民革命各团体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在安葬那天，石碑装在一辆马车上，上面覆盖着棉絮和花圈，跟随着送葬队伍，躲过盘查，送达万安公墓。但不可能公开竖立，只好随棺柩下葬。1983年重新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逾半个世纪才得见天日，收藏于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展出。
李的族侄、清华大学政治系学生李乐光在极困难情况下，查遍了清华大学图书馆所有可能登载李文章的书报刊，能抄录的，他就抄录，来不及抄的，就剪裁下来，收集整理李遗文。李乐光1932年3月入党，1933年被捕前，把收集到的两包李的著述分别藏在其岳母和三妹处[16]。李乐光被捕后，其岳母把这包着述交给李的女儿李星华，随后又转交给周作人。1933年，周作人写信给曹聚仁，希望其出版李的遗著，托周启明把李乐光编好的第一、二部分三十篇送到上海。1933年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名《守常全集》，这是李的第一部文集，并请鲁迅作序。这本文集的出版，鲁迅主张不送审，连出版社也胡诌一个，但一些在北京的人不听劝告，觉得群众图书公司规模小靠不住，决定让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在白色恐怖下碰了钉子，在鲁迅生前未能出版。鲁迅在《1933年6月3日致曹聚仁信》写：“论起理来，李死在清党之前，还是国民党的朋友，给他留一个纪念，原是极应该的，然而中央的检查员，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邮政检查员，他们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1939年4月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但当即被公共租界当局没收。1949年7月北新书局在上海重印出书，改名为《守常文集》上册。1933年5月29日鲁迅写了“《守常全集》题记”，最初发表于1933年8月19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罢。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Ｔ先生（指曹聚仁）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Ｇ书局（指群众图书公司）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Ｃ书局（指商务印书馆）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17]：“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这个过程呢？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1921年至1924年之间，李大钊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那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1943年4月28日李大钊就义16周年，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文[18]称李大钊是“廿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最早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号召学习李大钊“高度共产主义气节和操守”。
1957年和1959年李大钊就义30周年和诞辰70周年之际，学术界研究李大钊掀起了两次高潮，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搞清了“李大钊同志是最早在我国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号召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的思想家和启蒙者”[19]。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个人”[20]。
1983年，万安公墓中辟出了李大钊烈士陵园，以供中国共产党党员宣誓和游人瞻仰。
20世纪80年代，学界研究者弄清楚李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与陈独秀并列），最早同第三国际代表建立联系的中介人，较早公开倡建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设计者、组织者；李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探索，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帝斗争，对中共四大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做了重要理论准备；设想了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实现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等；李帮助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的路线转变，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了重大作用；李在北方争取冯玉祥及国民军参加国民革命的经过与作用；李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在北方各省建党等等。[21]
1989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席“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正式官方评价“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列举了李大钊主要贡献有：
-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 “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 “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 “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进行描绘”
- “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创建工作，并直接领导创建了北方的党组织”
-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地区发动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发展”
- “派遣许多干部去学习军事、开展军队工作，并对国民军的改造和参加北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9年10月29日胡锦涛出席“《李大钊文集》出版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并讲话、2009年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讲话，均保持评价“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8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李大钊文集》，把后发现的李大钊遗著8篇、2万余字补入。
绞死李的绞刑架，是1919年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已下令废除斩首的行刑方式，并从意大利进口了一台绞架。1919年4月15日，洪述祖曾因谋杀宋教仁而被判死刑并以绞刑的方式被处死。该绞刑架于1949年被送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北平国家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编为0001号。[22]
曾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的特别法庭法官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1955年12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反革命罪逮捕，1957年12月13日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23]据汪祖泽记述：“王即擢任此缺，虽是荐任职，但因该法院设在租界，生活程度较高，除支付荐任最高级月薪四百元，另给特别办公费四百元，虽简任官亦无如此待遇优厚，借此为处死李大钊之报酬。王振南向任推事何以忽转任检察官，其中显有特别原因，且此缺如此优厚，人多觐觎。数年后，罗文干任南京司法部长，郑天锡任次长，闻有觐觎上海特区此缺，求于郑次长，郑答以王振南为蒋委员长之人，不能任便更动。足见王振南之得此优缺，实因仰承上峰意旨杀害李大钊所致”。
著作
- 《李大钊选集》[1]:3309。人民出版社约请中央马列编译局研究室的丁守和、殷叙彝等人编选了《李大钊选集》，共收录论文、演讲词、杂文、讲义等133篇，约39万字；
- 《李大钊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李大钊的女婿贾芝编选了，收录诗歌、随感、散文、游记、通信、论文等170篇，约20万字。
- 《李大钊文集》上下册，1984年10月，北京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集将所收集到的李大钊遗著全部收入，共439篇，近65万字。
- 《李大钊文集》（续）1989年人民出版社；
- 《李大钊遗文补编》198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李大钊文集》全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
- 《李大钊全集》全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
传记
家庭
祖父李如珍（1827年-1907年），青年时代经商致富，有一定文化，从九品[2]:506。
父亲李任荣（1867年-1889年），字华亭，李如珍过继子[2]:506。
母亲周氏（1865年-1891年），丈夫早逝过度哀伤病故[2]:506。
- 夫人赵纫兰（1884年1月21日-1933年5月28日），1884年1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知识，不到16周岁的赵纫兰与10周岁的李大钊结为夫妻。李大钊死后，赵纫兰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培养教育子女投身革命。1933年5月28日去世。河北省委于1936年6月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长子李葆华，1909年出生。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周作人、沈尹默将李葆华掩护在沈尹默的弟弟沈士远家，后又转移至周作人家。1927年4月28日，李被绞杀的消息见报后，周作人、沈尹默都在考虑如何将噩耗告诉年仅18岁的李葆华。他们把李葆华叫到房间里，把报纸给他看。周作人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周与沈尹默商量好，用“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的话来安慰李葆华。但接下来李葆华的反应却让周、沈二位先生感到“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下”。在周作人、沈尹默帮助下到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化名杨震）。1931年6月入党，任东京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归国，先在上海参加了进步组织开展的反日爱国斗争。1932年4月回到北平，6月参加了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工作，任北平门头沟矿区支部书记。1932年秋，河北省委在丰滦昌乐中心县委的基础上，建立了京东特委，书记郭涤生，特委机关设在乐亭，李葆华回到家乡出任京东特委宣传部长，后改任组织部长，为发动和领导冀东抗日斗争而奔走忙碌。化名赵振声。1934年4月，郭涤生调任河北省驻唐特派员，李葆华接任京东特委书记。10月，郭涤生被捕，李葆华紧急采取有效的应变措施，努力减少党组织的损失。1935年春天，李葆华调河北省委担任宣传部长，实际负责天津地区党的工作。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合并，李葆华再去京东特委担任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代表。1936年4月，刘少奇从瓦窑堡来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会议，讨论北平党组织的改组工作。1936年5月调任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在京东的工作由彭真接任，交接时，彭真说在京东不认识人，李葆华就专门领着彭真乘火车去唐山古冶镇与李运昌见面，接上了关系。1937年1月调北方局工作。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1949年任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军管会九名成员之一。1949年2月4日公布“赵振声”是李长子，并恢复了李葆华的原名。建国初任水利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 长女李星华，1911年11月21日出生。九岁时随家人去北京定居。李在1927年被逮捕时，随父母和妹妹一起入狱被关押23天。李就义后，京师警察厅勒令遗属限期离京。1927年5月10日，全家回到大黑坨村。李星华从此辍学，在农村照料重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1931年，李星华带着弟弟和妹妹李炎华回到北平复学，李星华在孔德学校初中部就读，周作人安排她给学校刻蜡版半工半读维持学业。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7年在中法大学毕业。冀东暴动失败后，带弟弟李光华从冀东到北平，周作人安排她在伪北京大学会计科当出纳。1940年7月初带弟弟妹妹赴延安，行前周作人给预支了薪金，办妥了出城所需的“良民证”，1940年11月抵达延安，进入鲁艺文学系学习，之后就长期在延安中学教书。因为文采不错，开始发表作品，成为女作家，代表作品《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和《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十六年前的回忆》（发表于1943年的《解放日报》）从1949年起就一直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1950年，李星华从延安回到北京，到北京师大女附中担任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一进北京城开始，李星华和丈夫着手做的重大事是收集李的著作和遗物。寻回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条幅和一些珍贵的照片等。1979年11月27日病逝。
- 丈夫贾芝（1913年-2016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社长。
- 有二子：贾森林是画家，贾成林是文史专家。有五女：贾晓林、贾伟林、贾凯林、贾燕林、贾钟林，都是普通工作人员。
- 次女李炎华，1919年出生，性情温和，做事认真，学习刻苦。1931年夏在李大钊生前友人帮助下回到北京孔德学校小学部就学。此后，李炎华考入有着革命斗争传统的北京艺文中学。一二九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北平学联认识了中山中学的学生侯辅廷。1936年，李炎华和侯辅廷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北方局为推进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山西党组织的建设，决定从北京、天津选派干部到山西工作，李炎华和侯辅廷于11月到了山西太原，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年底，李炎华和侯辅廷在太原结婚。卢沟桥事变后，李炎华和侯辅廷带着光华、欣华回到冀东故乡，参加抗日斗争（李星华怀孕留在北平）。冀东暴动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家乡大黑坨小学担任多年的教师。几经周折来到冀东根据地，在遵化地区冀东建国学院工作，后调北京。1966年去世，年仅47岁。
- 丈夫付敏之，原名侯辅廷，辽宁锦西人。北平中山中学学生。1936年与李炎华一起入党。1936年11月二人到山西太原参加了军政训练班。1936年底在太原结婚。1938年冀东暴动时，在乐亭县委领导下，成立冀东抗日联军第十总队，侯辅廷在大黑坨、木瓜口一带组织300余人，编入乐亭抗日联军第十总队并担任抗日联军第十总队政治部主任，李炎华在政治部做宣传鼓动工作，15岁的李光华担任了政治部宣传员，喊出了“继承大钊遗志，不当亡国奴”的战斗口号。9月7日，抗日联军第十总队和兄弟部队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攻占乐亭县城，但日伪军的疯狂反击，部队西撤，然后北进长城喜峰口一带。此时季节进入严冬，长城沿线风雪交加，寒风刺骨，抗日联军第十总队在茅山上与日军多次战斗，处境十分艰难。此后，抗日联军第十总队转移到迁安县上五岭、滦县杨柳庄一带，与李运昌副司令等会合，奉命回乡分散隐蔽。冀东暴动失败后，逃亡到北平城，周作人给其在伪北京大学安排了临时工。后返回冀东打游击，托周作人关照其家小。昌乐联合县成立后，于1944年7月任何新庄小学教师、昌乐知识界救国会七月剧社指导员。创作了短诗《母亲摇篮曲》，发表在县知救会创办的文艺刊物《七月》上。全诗共4节，把目光投放到滦河流域，以母亲嘱儿快快长大奔赴抗日前线的口吻叙事，表达了冀东人民一致抗日杀敌的心声。其中第三节特别提到了群众热情极高的1944年冬学运动。为了配合冬学活动更好地开展，付敏之请县知救会组织部副部长朱燕为《母亲摇篮曲》谱曲，最后将歌曲定名为《滦河谣》。1945年5月海滨剧社在何新庄成立后，任海滨剧社负责人。
- 儿子李军（1939年—1996年），北京矿业学院毕业。曾任成都煤炭干部进修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 女儿李爱兰，在航天工业部工作。
- 次子李光华，1922年在北京出生。母亲去世后得到哥哥姐姐与党组织的照顾，平安长大。1934年夏，大姐李星华恳请周作人、刘静君等帮助，把李光华、李欣华送进了熊希龄创设的香山慈幼院，1934年秋，李光华和小弟李欣华兄弟俩一同被熊希龄招收为慈幼院的正生，享受生活、学习全部免费待遇，过上艰苦但尚能温饱的童年生活。一位叫袁拙农（河北深泽县人地下党员）的老师经常向学生们宣传中共。有一次袁拙农在课堂上讲到革命领袖的牺牲时，李光华抑制不住多年来压抑着的思念，在课堂上抽泣起来。袁拙农也许早就知道他的身世，走到他的身边，抚摸着他的肩膀说：“不要难过，要坚强。”1937年7月，李光华从香山慈幼院毕业，并在全市1000余考生中以第12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著名的北平市立第四中学校。1938年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作战头部严重受伤，被辗转送到大黑坨村家中养伤，仍遭日伪军的追捕，虽然在乡亲们的掩护下脱险，但在家乡实在无法存身。1939年初夏，李光华避走北平，与姐姐李星华劫后重逢。1940年随长姐转赴延安。解放战争初期从延安赴冀东工作，后任乐亭县委宣传部长、唐山纺织厂厂长、唐山钢铁厂党委书记。1959年10月调入中调部。后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务。2012年2月去世。
- 三女李钟华，三岁时因为医生的误诊而夭折。
- 三子李欣华，1926年在河北的大黑坨出生，在李大钊去世前父子没有见过面。1933年母亲病故时他只有5岁。后在党组织和友人的帮助下，接到北平香山慈幼院读书。七七事变后，回到乐亭县老家开始了教书生涯。1941年，到北平寻找大姐李星华，但此时李星华已于一年前带光华去了延安。他只好在孔德学校读书。1943年，李欣华离开北平，想去延安找哥哥姐姐，不料受骗，流落甘肃平凉、陕西关中一带，辗转迁徙，1947年1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才找到了阔别多年的大哥李葆华。到晋察冀边区职业中学、阜平的华北育才中学任教并入党。1948年12月奉调北平市军管会参加对学校接管工作。工作结束后，他放弃了在市府机关工作的机会仍选择教书这一职业，先后在北京八中、九中任教。1954年志愿到门头沟的山区从事基层教育工作，担任代数课教师，后任大峪中学校长、门头沟师范学校校长、党委书记兼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扎根山区，一干32年，直到1986年离休。1989年病逝。虽为革命烈士后代，但始终以平民自持而决无任何特权，从不谈及其父光辉历史。只是每年清明节学校组织师生员工去烈士陵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他才号召大家学习革命先辈不怕牺牲、革命到底的精神。对烈士的称呼也只是李大钊同志。
- 妻子史俊卿。
- 女儿李小玲，北京大钊天涯时代文化传播中心董事长。
参考文献
研究书目
外部链接
Wikiwand in your browser!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Every time you click a link to Wikipedia, Wiktionary or Wikiquote in your browser's search results, it will show the modern Wikiwand interface.
Wikiwand extension is a five stars, simple, with minimum permission required to keep your browsing private, safe and transpa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