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川之役是明朝中央政府于正统年间与云南麓川土司之间发生的战争。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任法向邻近土司出兵，意图恢复麓川强盛时期的版图，而此举威胁到了明朝西南边疆的安全，于是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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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明朝只是调遣云南地方部队进讨麓川，但沐晟、沐昂等人相继战败。于是明廷于正统六年（1440年），派兵部尚书王骥率领明军远征麓川，然而此战明军未能擒获麓川土司思任法，其子思机法又再次作乱。于是王骥又于正统九年（1444年）二征麓川，但仍未擒获思氏父子。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骥第三次率军征讨，史称三征麓川。
明军最终平定了麓川，巩固了明朝对云南的统治，也使得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另一方面，明朝为维持军费开支而加大对中国东南地区的征缴，南方各省又相继爆发起义，使得大量军队被拖入南方战事，北方防御空虚，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军战败也有部分因素源自麓川之役；明朝在麓川之役中实行“以夷攻夷”的政策，激化了西南地区各土司的矛盾，为之后缅甸东吁王朝趁势而起，万历年间爆发的明缅战争埋下了祸根，《明史》评价麓川“以一隅骚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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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川，傣名孟卯，是中国元明时期云南西部的一个傣族土司政权，在思可法治下占领了滇西缅北广大傣族地区，势力范围甚至扩展到澜沧江以东[4]。洪武十七年（1384年）归附明朝，明廷置“麓川平缅宣慰司”[5]。随后，麓川与明朝争夺景东、摩沙勒等地，一度爆发战争，虽然明朝取得了胜利，但是明廷深入控制云南边疆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并未剿灭麓川[6]。随后，麓川境内因不满君主思伦法丢失领土、主张亲明[7]，出现反叛势力，并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公开造反，驱逐了思伦法，是为刀干孟之乱[8]。最终思伦法在明朝的帮助下击败叛军，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去世[9]。麓川在经历叛乱后急剧衰弱，明朝实行“析麓川地”政策，借机拆分麓川地域，建立了包括木邦府、孟养府、大侯州、孟琏长官司在内的众多土司政权[10]。
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任法继麓川君位[11]，随后几年内数次入贡京师[12]。经过多年休养，宣德三年（1428年），思任法发兵南甸州[13]。此时明朝刚结束对交趾蓝山起义和四川松潘起义用兵，人疲马乏，明宣宗拒绝了沐晟发50,000土兵征讨的提议，只是敕谕思任法，并表示事不得已再调云南官军和木邦土兵进剿[14]。宣德五年（1430年），思任法趁着孟养内乱，出兵占据孟养[15]。明朝并未有实际军事行动，反而在宣德八年（1433年）遣内官云仙到麓川赠予币物、安抚思任法[16]。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麓川借口木邦侵扰其地，要求免除欠下的2,500两差发银，明英宗应允[17]。思任法生性狡狯，不按时上缴差发，明廷稍有包容，反而愈发猖獗，开始向四周扩张，以图尽复故地[18]。
经过
正统元年（1436年）十一月，思任法侵占孟定与湾甸，掠杀人口、焚毁城寨[19]。正统二年（1437年）十月，南甸土官上奏，称思任法侵占了南甸所辖的罗卜思庄[注 1]278个村，希望明廷命令麓川退还侵地[21]。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云南总兵官沐晟上奏，称思任法数次侵扰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地[22]，自行任命了地方头目，反叛意图十分明显，云南已调各卫所马步官军到金齿一线防御，请求朝廷派给大军进讨[23]。明廷派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前往云南，与镇守云南的右都督沐昂率川、滇兵39,000讨伐思任法，太监吴诚、曹吉祥监军，又遣刑部主事杨宁携金牌、敕谕信符前往麓川招抚，如不服即进军[24][25]。同年七月，思任法遣使进贡，以图延缓明军的行动，另一方面遣部属万余人夺潞江，杀害明朝地方官军[26]，又在怒江上造船300艘，摆出夺取云龙州的架势[27]。八月，思任法指使部下杀害瓦甸、顺江、江东等地的明军，明英宗怒斥沐晟“玩寇养患”[28]。
正统三年（1438年）十一月，沐晟、方政、沐昂率军抵达金齿[29]。思任法派部将缅简在怒江上构筑防御工事阻挡明军渡江[30]。沐晟遣金齿卫指挥车琳前去招降思任法，思任法诈降，沐晟信以为真，无渡江意[31]。刑部主事杨宁谏言，两军尚未交战就称降，必定有诈，但沐晟不信，将杨宁打发去督饷[32]。洪武年间刀干孟之乱，思任法时年幼，随父逃至云南，作为人质寄养在晟府，沐晟把他当作自己的小孩照顾[33]。二人曾有交情，因此沐晟还是希望能够将其招抚[34]。
麓川军缅简数次前来挑战，方政希望出战，沐晟不同意；方政要造船增援江西的明军，沐晟还是不同意[35][36]。而军中有多人赞同渡江进攻[37]，方政遂造船60艘，独率麾下渡江，正统四年（1439年）正月[38]，方政大败麓川军缅简部[29][39]。缅简率部退入景罕寨[注 2]，明军指挥唐清、舍人方瑛（方政之子）进击，麓川军溃败，指挥高远追敌至高黎贡山，共斩首麓川军3,000余级[29]。方政乘胜追击，逼近军事重地上江[注 3][42]。方政远攻疲劳，因此向沐晟请求增援，沐晟怨其违反节制、擅自渡江，拒绝出兵[43]。方政追敌至空泥，麓川伏兵四起，以象阵冲击明军，明军大败，方政战死[44]。沐晟得知方政大败，借口春季气温即将回暖，瘴疠复发，于是将堆积的粮草焚毁，仓促撤至永昌，并向明廷请求增援，明英宗调湖广官军31,500人、贵州10,000人、四川8,500人，令吴亮、马翔领军奔赴云南，仍由沐晟节制[45][46]。正统四年（1439年）三月，沐晟回到楚雄峨𡸮驿[注 4]时，收到明英宗遣使责状，要其戴罪立功，然而沐晟畏罪，用冷水就食酥饼，发病卒[48][49][50]。
思任法击败明军后，东渡怒江，犯景东、掠孟定、杀大侯知州刀奉汉，攻破孟赖[注 5]诸寨，孟琏长官司等向麓川投降[52]。正统四年（1439年）五月，明朝以沐昂为左都督征南将军，右都督吴亮为副将军，马翔、张荣为左右参将，率军100,000[53]，再次进讨思任法，在金齿逗留数月[54]。由于思任法将兵力分至各处扩张，明军得以渡江，在潞江取得小胜[55]，长驱直入[56]。正统五年（1440年）二月，沐昂率军挺进陇把[注 6]，张荣兵抵芒市，二地距离麓川都城都很近，此时麓川军截断了明军粮道，张荣令都指挥卢钺发起攻击，被麓川大败，张荣战死，陇把距芒市不远，但沐昂未出兵救援[58][59][60][54]。还师后，明英宗将吴亮、马翔逮捕下狱，记沐昂死罪，留其戴罪立功[61][54]。七月，思任法纠集万人屯驻孟罗[注 7]，进占镇沅者章硬寨[注 8]，杀掠人民、抢夺象马，沐昂率都指挥佥事方瑾、指挥柳英、景东土知府陶瓒破其寨，斩首500余级，思任法退至威远江，又被威远土知州刀盖罕击败[64][65][66]。同月，木邦在孟定、孟琏与麓川激战，斩杀麓川酋长20人、斩首30,000余级[67]。
正统五年（1440年）十月，思任法以象马金银进贡明朝，致书云南总兵官沐昂，辩称事情起因系潞江安抚使线旧法相邀报仇，结果线旧法污蔑麓川入寇，这才导致明麓爆发战争，求赐哀怜、免加诛戮[68]。明英宗最初降诏同意赦免思任法罪责[69]。十一月，沐昂上奏，提出调120,000大军征伐的建议，明英宗令兵部集文武大臣复议[70]。
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甲寅至戊午，明廷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廷议[71]。刑部侍郎何文渊首先反对征讨，称麓川“南陲一弹丸之地”、“疆里不过数百，人民不满万馀”，又说“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主张“宣扬圣化，使之感虞舜之敷德”，仍然顽固不训，再让云南官军伺机讨伐[72]。随后，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王骥、英国公张辅与众多公候伯、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联合反对何文渊，认为麓川并非文渊所言“南陲一弹丸之地”，思任法的扩张已经威胁到明朝西南边疆安全，木邦、车里、八百、缅甸都在看着，不能让其他土司觉得明朝羸弱，否则边疆危矣，众臣主张大军征讨，并推荐了主将人选若干，明英宗同意了征讨的提议[73]。第二天，明英宗开始派兵命将[74]。第三天，王骥提出了征讨麓川的具体方案[75]。第五天，翰林院侍讲刘球上《谏伐麓川疏》，与何文渊观点相同，主张宣扬教化，并派兵屯垦，且耕且守，还说明朝应将防御重心放在瓦剌而非麓川[76]。兵部称西北边防也是要务，但麓川之征已有成命，不能收回[77]。反对最为激烈的何文渊、刘球都是朝廷内院的文臣，未曾在边疆任职，对西南边疆缺乏认识，并且上疏开篇举唐虞为楷模，动辄主张崇古效祖，过于迂腐和狭隘，其提议仅从朝廷中心观出发，无视国家利益、轻视边疆，因此并未被明英宗采纳[78]。
在众多明清史籍（如《明史》）中，有说法称宦官王振当权，好大喜功，主张大军征讨，希望通过大胜示威荒服，以此提高个人威信、巩固地位[79]，甚至将刘球的谏疏压下不报[80]。还说王骥得知了王振的心思，主动请缨发兵讨伐麓川[81][82]。据云南大学教授陆韧考察，王振并没有参加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的征麓川廷议，由于刘球在后来得罪王振[注 9]，被打入诏狱而死，明清史家仅凭时间的相关性，就认为刘球因反对征讨麓川和得罪当权宦官而获罪，使得史籍记载麓川之征的决定过程掺杂了政治斗争色彩[83]。
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明英宗命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王骥总督军务，定西伯蒋贵佩平蛮将军印、任总兵官，都督同知李安为左副总兵、都督佥事刘聚为右副总兵，都指挥使宫聚为左参将，都指挥佥事冉保为右参将，太监曹吉祥督军，兵部侍郎徐晞督饷，王骥推举太仆寺少卿李蕡、郎中侯琎、杨宁、主事蒋琳等为参谋，发兵征讨麓川[84][74]。王骥、蒋贵先行前往云南谋定方略，李安、宫聚领川、贵兵，刘聚、冉保领南京、湖广并安庆等卫官兵，共150,000大军开赴云南，军饷调动涉及半个中国[85][86]。
正统六年（1441年）八月，思任法遣刀令道等12将，率兵30,000、战象80头抵达大侯，准备攻取景东、威远，王骥令侯琎、马让、卢钺率大理诸卫6,000兵将之击退，斩首352级[87][88]。王骥率军抵金齿，思任法遣人乞降，王骥表面答应受降，实际密派诸将分兵多路进攻[89]。随后镇康陶孟刀门俸投降，王骥令冉保以5,000人进驻镇康[90]。冉保遂从东路攻湾甸，随后进入镇康，直逼孟定[91]；王骥与蒋贵走中路，抵上江[注 3][92]；曹吉祥、刘聚、宫聚等自下江、夹象石[注 10]合攻，走小路抵上江[94]。十一月，王骥、蒋贵以20,000人围攻麓川重镇上江寨，五日仍不克，恰遇大风，遂以火焚之，击破，杀刀放戛父子，刀招汉阖家自焚，生擒刀孟项，斩首麓川军50,000余级[95][96][97]。
正统六年（1441年）闰十一月，王骥率军由夹象石渡下江，开通前往高黎贡山的道路，抵达腾冲[98]。随后，留都督李安领兵守腾冲，王骥率军经南甸至罗卜思庄[注 1]，令指挥江洪等以8,000人为前锋抵达杉木笼[注 11][99][100]。思任法令陶孟靠者罕心率军20,000在杉木笼设置连环七营，据险固守[101]。王骥令宫聚、刘聚分兵，从两侧山脊进攻，不下，王骥遂率中军横击，三路齐进，杀靠者罕心、斩首数百级，麓川军退守都城[102]。随后，明军乘胜攻下戛赖[注 12]、陇把[注 6]，抵达马鞍山，这里是麓川的军事重地，麓川布置了三十里的拒马、壕沟等工事，使得大批明军难以进入[104][105]。王骥命令中军待命，让指挥方瑛率精骑6,000突入马鞍山，击败麓川象阵，斩首数百级[106]。
正统六年（1441年）十二月初，明军抵达麓川都城[107]，这时的麓川都城是广贺罕，位于今瑞丽城东棒蚌村[108]。麓川都城建在山丘上，东南依江壁立，思任法在都城西、北两面三十里内立栅开堑[108]，集结了100,000大军[109][110]。明军先以3,000人试探进攻，麓川战象出壕沟偷袭，被明军击败[111]。麓川又尝试派兵经永毛摩尼寨至马鞍山，偷袭明军后方，被方瑛率6,000人击败[112]。随后，麓川又出战象80余，冲击明军阵地，再被明军击败[113]。这时，东路军冉保赶到麓川，报告其已汇合木邦土军人马，招降孟通[注 13]首领刀门颠[116]。元江同知杜凯也报，其率领50,000车里及大侯土兵，招降了孟琏长官司，攻破乌木弄、戛邦等寨，斩首2,390余级[117]。王骥命人守住西峨渡，切断麓川退路，并通知木邦前来麓川策应决战[118]。
明军开始建造攻城器具，为各将安排了攻击方向以图环围齐攻，并派人招降麓川，被拒[119]。随后，总攻开始，蒋贵攻西中门，王骥攻西北门，李信和曹吉祥攻西南门，宫聚攻西南江上二门，萧保、刘聚攻东北门，冉保攻东北出象门，李蕡、侯琎往来督战[120]。明军形成包围之势，攻五日仍不克，又令军士堆放干草等易燃物，遇西风时纵火，烟焰涨天，麓川士兵跳江躲避火攻，淹死众多，城中房屋多被烧毁，麓川大败，80,000余人战死[121][122][110]。思任法父子三人携妻孥七人、象马数十，走小路渡瑞丽江，逃往孟养[123]。明军搜获麓川的虎符、金牌、信符、宣慰司印以及麓川抢来的腾冲千户印等32颗各地官印[124]。由于当时明朝在麓川没有任何直属的政治、军事、经济设施，单纯依靠土司管理，对傣族为主的麓川地区没有统治的根基，明军不能常驻，只得撤出[125]。正统七年（1442年）正月十五日，王骥班师回朝[126]。
留守腾冲的左副总兵李安职责是防护潞江粮道，他看到蒋贵大胜，耻于无功，遂率兵追杀高黎贡山的麓川残军，被麓川残部大败，遭斩1,800余级，都指挥赵斌阵亡[127][128]。
思任法逃至孟蒙[注 14]时，又被木邦陶孟刀垠送袭击，逃往孟广[注 15][130][131]。缅甸宣慰以速剌此时也起兵准备攻打思任法[132]。于是明英宗承诺，木邦和缅甸谁能擒获并献上思任法，就将麓川地与之[133]。
1442年，思任法被缅甸诸侯东敦枝王抓获，不久后又被东敦枝王进献给缅王那腊勃底（卜剌浪）[134]。正统八年（1443年）二月，缅王向明朝报告擒获思任法[135]，缅甸以思任法为要挟，向明朝索求土地[136]。明朝最初同意论功行赏，将靠近缅甸的麓川地划给缅甸[135]，但王骥数次派人到缅甸接收，缅甸又说要明军先将思机法杀死，缅甸才能遣送思任法[137]。
正统七年（1442年）六月，思任法之子思机法兄弟三人回到麓川故都者蓝[138]。正统八年（1443年）正月，思机法希望入朝谢罪，先派其弟招赛入贡，明朝将其安置于云南[139][140]。然而原麓川下属的芒市陶孟刀放革此时倒向明朝[138]，思机法又令孟车攻打刀放革，被明朝官军击败，再次逃往孟养，明廷以此认为思机法乍降乍叛、谲诈难测[140]。正统八年（1443年）五月，由于思机法并不安分，出兵侵扰明军，明廷令王骥总督军务，蒋贵佩平蛮将军印、任总兵官，都督冉保、毛福寿为参将，调云贵川湖官军土兵50,000，再征麓川[136]。并下令如果缅甸一直不肯交出思任法，就让木邦讨伐缅甸，将缅地予有功者[141]。另一方面，明朝实行以夷攻夷政策，要求缅甸发兵一同征讨思机法，并表示事后会将麓川地方划给缅甸管理[142]；又通知木邦宣慰和孟养大小头目，要求他们将军队驻扎在贡章[注 16]，和官军一起进逼缅甸（威胁其交出思任法）、围剿思机法，战争结束会将打下来的土地交给他们管理[144]。
正统八年（1443年）七月，思机法从孟养回到麓川，向金齿明军送出信件，希望纳款称降[145]。正统八年（1443年）十月，思机法遣头目刀笼肘携其子哀准到金齿告降，王骥表面答应刀笼肘，让其复命思机法，实则为了安抚思机法防止再次逃跑[146]。
正统八年（1443年）八月，王骥大军在腾冲集结，王骥致书缅甸，要求遣送思任法，缅甸则向王骥索要金币和土地，并要明朝派高官前往缅甸接收，明将郭登主动请缨，前往缅都阿瓦，缅人同意在冬天把思任法带到贡章[注 16]交付明军[147][148][149]。十二月，郭登自缅返回，这时有人嫉妒他的功劳，就商议让其守沙坝[注 17][149]。缅甸丞相莽剌扎用楼船载着思任法前往贡章，但到了贡章未见郭登，迟疑不敢交付明朝[149][注 18]。王骥认为缅甸在骗明军过江，然后断绝明军退路，指挥李仪夜观天象，荧惑犯舆鬼[注 19]，认为缅甸可伐[152]。
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王骥与蒋贵、沐昂分五路兵前进，缅甸也做好了开战的准备[153][154]。王骥打算依仗大军击败缅甸，但是看到缅军声势浩大，难以一举击溃，到时候又会多一个和麓川一样的敌人，此时木邦宣慰统兵万余，驻扎蛮江浒，也在窥探明军阵容[155][156]。王骥于是改口说要犒师，称木邦宣慰“忠义”，赐给牛酒，木邦心生感激，表示誓死效忠[156]；另一方面又令蒋贵派人潜水渡江，焚毁缅军数百战船，大战一昼夜，明军未胜，缅军带着思任法退走[157][158]。蒋贵之子蒋雄过江追敌，被缅军截断后路，自刎[159][160]。缅甸要求明朝将麓川划给木邦，将孟养、戛里划给缅甸，还要让明军剿杀思机法以及招散（八百大甸宣慰[161]），才肯交出思任法，如果思机法不死而交出思任法，思机法会来报仇[162]。于是，王骥进攻者蓝，捣思机法老巢，思机法逃走，王骥俘获思机法妻子及部众九十余人、象十一，班师[163]。王骥此役未擒获麓川首领思任法与思机法，战略目的没有达到，却仍向朝廷告捷[164]。
正统九年（1444年）十月，明朝在麓川故地设置陇川宣抚司，以归顺明朝的原麓川头目恭项为宣抚使[165]。正统十年（1445年）七月，思机法派下属刀怕囊抢走了恭项的陇川宣抚使印信[166]，刀怕囊随后被芒市土司剿杀[167]。
正统十年（1445年）七月，缅甸宣慰以速剌通知沐昂，表示会在十月末将思任法送至贡章[注 16]交给明朝，要求将木邦所辖的眇颡划给缅甸管理[168]。木邦同意将眇颡划给缅甸，用以交换思任法[169]。部分明朝文献则称是云南巡抚杨宁将孟养地许诺给缅甸，随后缅甸同意交出思任法，由于思氏占据孟养，缅甸未能实际获得[170][171]。另据缅甸正史《琉璃宫史》记载，缅王那腊勃底（以速剌）要中国军队帮助攻打占据央米丁造反的缅甸高官明艾觉廷，明朝派四名大臣和10,000骑兵不战而降央米丁，明军回到阿瓦，多岸发（思任法）服毒自杀，缅王将多岸发尸体交给中国军队带回[172]。不过该说并未见于明朝史籍，思任法也不是服毒自尽（见下）。
正统十年（1445年）十二月，云南总兵官沐斌遣千户王政前往缅甸接收，恰逢日食之日，天色昏暗，巫师预言“天兵至矣”，以速剌畏惧，不敢再作要挟，将思任法及妻孥共32人交给王政[173]。思任法在路上绝食，即死，王政将其斩首，首级送往京师[173]。随后，缅甸宣慰以速剌奏求孟养、戛里地，并请明朝派军剿灭思机法，明英宗则要缅甸自己攻打、剿灭思机法，然后才能获得其控制的地区[174]。木邦宣慰罕盖法求领麓川故地，明廷以已设陇川宣抚司为由拒绝，而将孟止[注 20]划给木邦[176]。
思机法逃至孟养，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177]。此后数次向明廷乞降，遣头目刀孟永入贡，用凄惨的措辞讲述自己已经“无地逃死”，只求“乞贷余生”[178]。明英宗下令接受思机法入贡，宽恕其不死[179]。但王振却心感不满，要求思机法亲自进京谢罪[180]。
正统十二年（1447年）四月，黔国公沐斌上奏，称他派遣千户明庸携诏书招谕思机法，许以升赏，思机法以其弟招赛未归为由，不敢前往明朝[181]。明朝原将思机法之弟招赛安置于云南，正统十二年（1447年）五月，因其亲信孟车曾参与叛乱、攻打芒市刀放革，不知其是否会作乱，就命招赛入京，授为头目，赐给月粮、房屋，隶属锦衣卫系统，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招徕思机法[182]。思机法在孟养并不安分，掠夺缅甸的牛马金银，缅甸准备攻打思机法[183]。明廷又命令孟养擒捕思机法，孟养酋长拒不听令，王振大怒，决定诛灭思氏[184]。
沐斌建议通知缅甸与木邦各宣慰司，召集土兵，一同渡金沙江讨伐思机法，自己则率万余人驻腾冲协助进攻。明英宗同意了沐斌的提议[185]。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沐斌抵达腾冲，督诸路土兵追捕，思机法受孟养地方头目刀变蛮支持[186]，避而不战，缅甸、木邦军也不肯渡江进攻[187][188][189]。随后，沐斌以春季气温回暖、瘴气弥漫，江水上涨难以横渡为由，加之官军粮草不济，于是退兵[190]。
沐斌出师无功，正统十三年（1448年）三月，明英宗又命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总督兵务，都督同知宫聚佩平蛮将军印、任总兵官，都督佥事张𫐄为左副总兵，田礼为右副总兵，方瑛为左参将，贵州都指挥同知张锐为右参将，户部右侍郎焦宏督饷，率南直隶及云贵川湖官军、土军130,000人，三征麓川[191][192]。明英宗秘密嘱咐王骥，如果思机法再次远逃，就将刀变蛮擒住，荡平其巢穴，思机法如果逃入缅甸，缅人转而庇护思机法，那就伺机擒捕，要让蛮众畏惧，才不枉大军劳师远征[193]。明英宗又敕谕木邦、缅甸、南甸、干崖、陇川等土司，要求整备兵船、准备粮草，等待调度[194]。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王骥率军自腾冲整肃师旅，在干崖造船，乘船顺大盈江抵南牙山[注 21]，弃舟陆行，在沙坝[注 17]又造船航行至金沙江达岭和哈罕渡口[196]。思机法在江西岸设置了拒马等工事固守[197]。明军顺流下至管屯[注 22]，恰遇缅甸与木邦各领兵十余万列于江岸，缅甸准备了200艘船连成浮桥供大军通行，联军合力攻破麓川栅寨，缴获稻谷40余万石[199]。思机法将军队布置在鬼哭山、芒崖山，于两峰上筑大寨，筑二寨为两翼，又筑七小寨，连绵百余里[200][201]。明军兵分夹攻，先破左寨，随后乘着南风纵火，各寨俱破，思机法及其弟思卜法逃走[202]，贵州都指挥使洛宣、九谿卫指挥使翟亨战死[203]。明军越过孟养，追至孟那[注 23]，沿途各部落为之震动[205][206]。
随后，麓川部众拥立思任法幼子思禄为首领，据孟养为乱[207]。明军此时疲惫不堪，而麓川难以彻底剿灭，于是王骥与思禄约定，同意许给土目官职管理各部落土人，令其世居孟养，在金沙江边立石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208]。思禄听命，王骥班师[209]。王骥未能擒住思机法，于是将孟养许诺给缅甸管理，要求缅甸擒捕思机法[210]。
景泰元年（1450年），云南总兵官沐璘上奏，称缅甸已擒获思机法，又将思卜法放回孟养[211]。同年，木邦再求领陇川宣抚司所辖者蓝、景线（麓川故地），明朝改以底麻[注 24]与之[212]。景泰二年（1451年），思卜法遣使入贡，求管孟养地，明廷以孟养地已许给缅甸为由拒绝，但缅族为主的缅甸在傣族为主的孟养没有势力[213]，因此思卜法仍占据孟养，缅甸未能实际控制，思卜法及其子思洪法此后均以“孟养”名号入贡明朝，俨然成为孟养之主[214]。
景泰五年（1454年），缅甸向明朝索要许诺的孟养地，左参将胡志以银戛等处地方与之，于是缅人将思机法及妻孥六人送至金沙江村，胡志交接后押送京师，思机法在京伏诛[215]。同年，明代宗宣布思卜法有悔过之意，不再征讨思氏[216]。景泰七年（1457年），思卜法上奏，称“不敢如父兄所为”，希望遣使进贡，明代宗赐敕戒谕，并赠给礼物若干[217]。成化元年（1465年），云南总兵官沐瓒将思任法之孙思命法送至京师，明廷将其安置在登州卫，每月给米二石，《明史》将此作为麓川灭亡的标志[218]。
孟养思氏后裔对缅甸移交思任法一事怀恨在心，嘉靖初年，思禄之子思伦联合木邦、孟密南下攻缅，击杀缅甸宣慰莽纪岁，占领缅地，缅甸阿瓦王朝亡国，思伦立莽卜信守阿瓦，随后返回孟养[219]。嘉靖七年（1528年），明朝方派遣永昌知府严时泰、金齿卫指挥王训前往阿瓦调查、晓以利害，诸夷不听[220]。由于滇东发生安凤之乱，明朝无暇顾及缅甸，最后不了了之[221]。
思伦灭阿瓦时，莽纪岁之子莽瑞体逃至东南方的洞吾（东吁）[222]，东山再起建起东吁王朝[223]。万历年间，东吁王朝数次入侵滇西各土司，爆发明缅战争，明朝为了让孟养思氏能够听从节制，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设置“孟养长官司”[224]。但思氏也未能抵抗日渐强大的东吁王朝，终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缅军攻入孟养，思轰战死，麓川－孟养思氏政权灭亡[225]。
影响
从明朝整体视角来看，平定麓川维护了明朝对云南的统治，有利于国家的统一[226]。麓川之役后，明朝也留下了部分军队作为军事移民屯戍云南，有学者认为人数达120,000[227]，不过实际只有10,000官军留下，与原腾冲千户所官军一起组建腾冲卫，并修筑了腾冲城[228]。麓川之役前，西南边疆地区几乎没有汉人，平定麓川后西南边疆与中国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开始有汉人移居边疆，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229][230]。
明军每次征讨都要求云南地方供给，王骥行军又“全无纪律”，甚至借助战事横征暴敛，对地方经济造成伤害[231]。明英宗时期，明朝的军屯崩坏，军士大量逃亡，此时又发大军征讨，导致“府库为竭”，国力大为削弱[232]。为维持军费开支，明朝加大了对东南地区的征缴，麓川未平又有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起义[233]。三征麓川调动大批云贵官军，导致“云、贵军民疲敝，苗乘机煽动”[234]，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骥班师时，在贵州境内遇到苗民起义，宫聚战死[235]。明朝花了两年时间才将南方各省起义压下[231]。明朝实行以夷攻夷政策处理边疆土司问题，利用缅甸、木邦、孟养等土司，还许以分地之事，助长了云南各土司的矛盾，此后云南各土司之间攻伐不已，为东吁王朝趁势而起、万历年间的明缅战争埋下祸根[236][237]。思氏后裔退至孟养，在景泰、天顺年间多次朝贡，明廷一直不纳，孟养也长期陷于混乱与纷争中，明廷终在万历年间授予孟养官职，但为时已晚，使得这一大片土地沦为异域[238][239]。
麓川之役后不久，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明军大败，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240]，时人将土木之败原因归咎于麓川之役[241]。由于麓川之役及南方各省起义，大量军队被拖入南方战事，北方的防御力量大为削弱，土木之败也有部分麓川之役的原因[233]。
评论
明清时期，世人对王骥三征麓川褒贬不一，大多表示反对、控诉王振擅政，“三征麓川”几乎成了明代宦官专权的典型反面教材[242]。由于宦官王振当权，王骥出征被认为是“党振邀功”[243]，《明史》评价麓川“以一隅骚动天下”，麓川之役则“老师费财”[244]。此外，《明史》还记载了会川卫训导詹英弹劾王骥的内容，称其“师行无纪”、“彷徨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挥洛宣、翟亨等”，又“以地分木邦、缅甸，掩败为功”，与李宓战败、杨国忠（暗讽王振[245]）闻捷无异[246]。高岱认为，麓川之役是小题大做，本来用云南官军就可制衡，却举国之力发大军征讨，导致西北防御空虚，称麓川之役“穷疥癣之爬搔，耗腹心之元气”[247]。王赓武在《剑桥中国史》说，明朝的敌人是北方的瓦剌，安抚麓川才是正确的选择，即使迫不得已也不应该把战争当做解决西南问题的手段，明朝还未从交趾蓝山起义中恢复过来，就发起了劳民伤财和不必要的麓川之役[248]。云南大学教授陆韧认为，“《明史》对麓川问题记载失误和歪曲达到了顶点，影响很坏”，清朝史家带有严重的朝政中心论特征，片面引用史料，缺乏应有的边疆观和疆域主权意识，造成许多清朝、甚至现代学者[注 25]对麓川之役的评论“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斗争的视角考量边疆问题[242]。
也有部分学者赞许讨伐麓川，如谷应泰称王骥、蒋贵开疆拓土“勋著燕然，功高铜柱，岂仅唐蒙夜郎，相如卭笮者乎？”同时指责世人评判武将不应太苛求，对史籍记载麓川之役劳民伤财、王骥加冠僭越忿不平[250]。王世贞认为，明朝罢征交趾才导致麓川桀骜不驯，如不讨伐诛灭麓川，大土司不断蚕食小土司，到时中国西南边疆不保[251]。张志淳也认为，王振虽作恶多端，但是主张征讨麓川却是正确的决定，否则西南边疆将会烽烟四起，“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252]。
还有学者认为麓川应该征讨，但不应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兵讨伐。如谈迁称，第一次征讨麓川很有必要[注 26]；思机法逃至孟养后，用云南官军制衡即可，第三次征讨完全是王振祸乱朝纲、王骥附和权贵，最终“惫西南之民力，亵九庙之神威”[254]。马来西亚史学家刘奋明认为，明朝可以选择在1441年击败麓川后停手，却为了抓获思任法和思机法又两次发兵征讨，明朝官员（指王骥、王振等人）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在各土司中的“面子”，无视北方国防[255]。
轶事
王骥第一次征讨麓川时，曾请佛道高人诅咒麓川首领，如巫师徐节仙用黑犬等物，行符术咒思任法，有见识的人都取笑这种做法[256]。又有大理府阿吒力僧何清，设坛施法，将思任法、刀招汉父子扎成草人，书有几人姓名，上枷镣，并用刀箭砍射驱魂，后随大军过江参战，持幡施法，呼风止雨协助火攻[257]。
据傣文史籍《麓川思氏谱牒》记载，王骥第二次征讨麓川，在者蓝围攻思机法。这时瑞丽江上有人用木筏载羊群渡江，木筏被水冲翻，羊群落入水中，守城的麓川军看到，大喊“羊在江中叫啦”，众兵误听成“汉人在的多啊”（傣语两音相近），于是造成混乱，麓川军弃城而走[258][259]。
王骥三征麓川，与思禄在金沙江边立石为界，是为《王骥誓江碑》，位置在距今密支那二十里的伊洛瓦底江边，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英国人所毁。云南回变前，腾越曾留有拓片，高七尺、宽四尺[260]。
麓川之役后，明军主将王骥在今中缅边境地区的傈僳族、景颇族中逐渐神化，到民国初年，已与诸葛亮并列神界。傈僳族相信王骥死后，阴魂上天化作“白马将军”，因此在每年二月初八刀杆节中举行“下火海上刀山”的仪式祭祀王骥[261]。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的白族将王骥奉为云龙全境的本主，是经济复兴之神，封号“三崇建国鸡足佑民皇帝”，职能是发展盐业并消除疾病。因云龙地区产盐，思任法扩张使得云龙盐销路受阻，王骥平定麓川后云龙萧条的盐业又得到振兴。云龙白族在各盐井建起三崇庙，驮盐马帮出行、归来都要到三崇庙献祭。每年农历七月初十举行三崇本主王骥的圣诞庙会，当地人前往三崇庙为王骥祝寿[262]。
注释
引用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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