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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概念理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国中心主义（英语：Sinocentrism）或称天朝主义[1]，是认为“中国”（包括古代地理概念上的中国以及当今现代国家概念上的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的一种概念，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古代汉文化圈亦以中国礼仪风俗、国家制度、道德标准作为文明的标准，而这一概念直到晚清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国门才被推翻。在中世纪时期，很多民族与中国一样都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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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中国中心主义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关系的核心。在古代至近代典籍中出现的词如“中国”“中华”“中土”“四海”“四夷”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中国中心主义。中原人聚居的区域为世界中央，而华夏之外的民族被称为“化外之民”或者“蛮夷”（史称“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2]在该理想主义下，中国的帝王是天子，中国的王朝是“天朝”或“上国”，而其他民族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的关系，其首领只能被称为王。在东亚历史中，除游牧民族组织的部落制国家，很少有周边小国能挑战中国在东亚外交的统治地位的例子。
在此体系中，历代王朝皆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藩属；藩属之外乃化外之地，其人是化外之民。
中国，在夏商周三朝指洛阳地区，以至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3]大禹以高山和洛阳一带作为地理和行政中心，将东亚大陆划成九块，号称赤县神州（即后来的汉族地区）。[4]《禹贡》九州，豫州居中。洛阳位于中原的中部，洛阳于是同中国常常可以互换。洛阳作为周朝国都的中心区域，是从周成王时周公和召公营建雒邑以后开始的。而在周武王时，周朝国家在东部地区建立其政治中心的意图已经形成了。何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以洛邑(今洛阳)为地理核心的伊洛地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天下之中”。故“河洛”之词来源于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的“九州腹地”──洛阳。古河洛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开封，南至汝、颖之间，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地理范围是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境内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连西域，东为豫东大平原，接齐鲁，南为外方山、伏牛山，达江淮，北为黄河天险，通幽燕。西晋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描述洛阳“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
此外，诸侯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有一套规则来维系的。根据《尚书·禹贡篇》所载，古代以王都为中心，将王畿以外的地方，由近而远，分为五服，每服五百里，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国语·周语》记载，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曾阐发过“五服”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服，是服事王朝的意思。以王都为中心划分，方圆千里之内名甸服。甸服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服逼近王畿，由天子直接管辖，属于文明地带。其余则依地理远近，由亲到疏，属于半文明地带或野蛮地区。各朝各代虽然五服、九服的具体内容有修正，但朝贡关系没有变过。[5]《周礼》设职方氏掌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曾经被中国统治千年的越南的名字由清朝皇帝命名，其词源自中文的“百越之南”，是以和中国南部之间的地理位置来命名[6]。朝鲜的名字也是明朝皇帝所赐予[7]。
周朝的制度受到孔子的推崇，周礼治国因而成为中国国家制度的代称，并延伸出文化上的中国中心主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论语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所以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8] 齐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扬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强调夷狄即使有国君，但不明礼义，还不如诸夏即便国君亡了，但仍保有礼义。孔子作春秋大义，提倡华夷之辨，只以文化礼义作量度。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若夷狄向慕中国，能行礼义，则褒扬而进之。
在文化方面，中国中心主义表现为因为汉族历史悠久，长期是文明中心，对邻近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影响巨大，所以该观念持有者认为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次于中国，极端者甚至拒绝承认其他文化的价值。[9]
《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文中的“中华”在当时是指汉族，“内夷”是指臣属唐朝的非汉民族。
钱穆认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和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政治方式’”。然而到了宋代，由于与北方异族王朝对立的局面，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发生了转变，“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对于异族的抵制表现为对固有文明的阐扬和夸张，如历史学上的“正统论”和儒学中的“攘夷论”，“都在从各种角度突显着，或者说是重新建构着汉族中心的文明边界，拒斥着异族或者说异端文明的入侵和渗透”。[10]
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主要表现在服饰、习俗、饮食、言语几个方面。[11]
中华世界重衣冠礼仪，《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汉服为以中原汉民为基础的汉族的传统服饰。有所谓：黄帝制衣，交领右衽。右衽成为华夷之别的标准之一，中原汉服领子都是右衽的。
汉字文化圈都遵循中国的夏历及其岁时祭享之俗。中国的历法，是从夏朝开始的，所以又叫夏历。中国以正月为岁首源自“行夏之时”是儒家的治国要义和神道设教的深意，可谓传承先圣之天时要义。岁时历法见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管子·幼宫》、《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既反映了其编定成书以前有关的岁时民俗，也是成书以后的岁时民俗的直接源头。中国的岁时、岁事、月令、时令在日本被称为“年中行事”或者“名节”，在韩国称为“岁时风俗”。江户时代斋藤月岑著有《东都歳事记》，朝鲜时代柳得恭著有《京都杂志（경도잡지）》（1800年前后）、金迈淳著《洌阳歳时记（열양세시기）》（1819年）、洪锡谟著《东国歳时记（동국세시기）》（1840年前后），其中多引用中国古典，仿宋朝故事，慕华思想深厚。
汉文化圈各国皆遵循共同的婚礼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就是求婚，问名为请教女子的姓名（同姓不婚之故），纳吉为占卜生辰八字是否合适，纳征为交纳彩礼，请期为确定迎亲日期，亲迎为迎接新娘。
律令制盛行于东亚的国家政体，源于中国儒、法家思想。隋唐为最盛期，也在当时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亚诸国。东亚诸国将中国的律令制度引入，加以修正符合本国国情，先后成为律令制的国家。公元373年，朝鲜半岛的高句丽颁行律令，新罗则在公元520年也实行律令。日本的律令制自大化改新开始推出并实施，像学令和医疾令等高度的中国文明之有系统地移植。
历史上，汉文化圈诸国在正式场合主要使用正体汉字，以雅言为正统。汉语汉字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不同程度地对朝鲜、日本、越南等域外国家语言文字产生了影响，使他们能够直接使用汉字，可以直接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并模仿中国的文化典籍，创作了本族的文化典籍。甲午战争前，朝鲜的重要历史文化典籍，基本上都是用汉字记载的。直到 1945 年朝鲜半岛南北方的报刊、政府文书仍然是韩、汉文字混用，并且大约一半是方块汉字。朝鲜半岛光复后，为了强化韩文，韩国自动脱离了汉字文化圈，废止汉字的使用。日本最早的书籍，比如《古事记》等书都是用汉文写的，他们借用汉字表现自己的语言，经历了一个由音、义全盘借用到只借用音或训的过程。
宋代，孙复的弟子石介写的《怪说》《中国论》《辨惑》《读原道》《尊韩》等一系列专门的文章，抨击佛道二教以"妖妄怪说"破坏儒家的圣贤之道，主张严辨中国与夷、狄之界限，认为中国者，君臣自立，礼乐自作，衣冠自出，冠婚祭祀自用，缞麻丧泣所自制也，果菔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欧阳修则在《本论》中抨击佛教破坏人伦纲纪，妨碍社会经济，造就了一大批坐食之徒。
明末耶稣会入华之后，激起以中国道德为中心的士大夫的反抗。明末在中国发生的基督宗教（基督新教、天主教耶稣会）和中国本土宗教哲学，尤其是与明清佛教之间的对话，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 涉及问题之多、论辩之激烈、影响之深远。这次论辩集结了三部作品，分别为：费隐通容编《原道辟邪说》（1636）、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1639）和钟始声编《辟邪集》（1643）。儒者陈侯光的《破邪集·辨学刍言自叙》论曰：“孔子之道如日中天，大西何能为翳，惟夷教乱华，煽或浸众，恐闲先圣者，必愤而不能默也。”另外一个儒士张广恬则在《破邪集·辟邪摘要略议》一文中写到：“我太祖扫清邪氛，混一寰宇，开大明于中天，四夷莫不宾服，威令行于天下矣。然国中敦秉伦，独尊孔孟之学，凡在摄化之区，无不建立素王之庙，诚万世不易之教道也。近有外夷自称天主教者，言从欧罗巴来，已非向所臣属之国，然其不奉召而至，潜入我国中，公然欲以彼国之邪教，移我华夏之民风，是敢以夷变夏者也。”崇祯年间的儒家大学者颜茂猷在《破邪集·明朝辟邪集序》中表达了儒释道三教的共识：“粤自开辟以还，三教并兴，治世、治心、治身之事，不容减、亦不容增也。何僻而奸夷，妄尊耶于尧舜周孔之上，斥佛、菩萨、神仙为魔鬼，其错谬幻惑固已辗然足笑。”
《破邪集·为翼邪者言》云：“独奈何夷族之讲求瞻礼者，我中国之章绝也，夷书之撰文辑序者，我中国之翰墨也，夷类之设为景教堂者，我中国之画轩华栋也。迁乔入幽，用夷变夏，噫嘻嗟哉！是尚可忍言也？今试执三尺之童，而绐之曰：汝何不拜犬豕？童子犹耻不受，而况以堂堂须眉欢渎夷祀，亭亭胫骨曲折夷徒！设或身遭其毒，便自焦胃溃肠，又凡百君子所宜严闲焉。如火之燃，如川之沸，如狼魅之暴者也。”
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东亚外交系统在清朝末期逐渐衰落，清末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国中心主义论点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一状况导致了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及之后的戊戌变法。
中国自近世开始和西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令中国人质疑中国文化的优越性。魏源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新文化运动以降，有学者主张全盘西化，中国民族主义也从强调中国的优越演变为五四运动时候的争取国家平等、尊严和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为了打破美苏的外交壁垒，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方针。官方一度不强调中国中心主义，改以求同存异和平等互助的性质，积极与周边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和平等的外交关系。但自习近平上任后，重新提倡中国民族主义，通过推动一带一路等基建项目，强调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亚诸国都曾以中国文化为典范和楷模。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各种交往，政治的、礼仪的、文化的交往，所有的标准，包括文雅、礼仪、名分、风俗，作为价值的好坏是非标准，都来自传统中国。日韩“文化间的比赛”，说的就是同一时间里不同国家，也在文化上要彼此较量。朝鲜和日本之间就常有这样的比赛。文化比赛也是个“文战”，这个文化比赛上的裁判是传统中国文化。用传统中国的习惯，来比赛诗、书、画谁的更好，礼仪谁更符合规矩，衣冠服饰谁的更有古老渊源。[12]
在一些东亚国家和民族个性的形成过程中，和中国的关系极为重要。日本圣德太子在给隋炀帝的信中写道：“日出之处天子致日落之处天子无恙”[13]，这也成为日本国名的由来。日本的传统区划也参考中国故事分为了北海道、东北、关东、中部、近畿、中国地方、四国、九州八个地区。在描写日本古代神话与天皇家系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将出云国地区称作苇原中国，简称中津国、中国。
满清侵占中原以后，汉文化的核心凝聚力被满人逐步削弱，日本朝鲜视作“华夷变态”。[14]山鹿素行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要日本以神道和华夷思想来立国。其依据为《日本书纪》，书中言道：本朝正当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国。中国，北据高山，南窥大海，山海之间，平原开阔，河海可用。因此，中国漕运便利，往来如一家，没有互相敌对，制度文物发达，没有必要设长城而防夷狄，也不可能为夷狄所征服。而外朝更迭频繁，有几次还是夷狄入侵为王。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余年，期间，臣下起而弑君者，竟有二十五次。唯有我中国，自开国以来以至于今日，天之神以来的皇统未曾变过，弑天皇之叛逆没有几次，被夷狄入侵之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他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吉田松阴继承了山鹿素行的观点，在批判中国式的华夷之辨的同时，又宣扬日本式的华夷之辨。水户学的集大成者会泽正志斋撰《国体》《形势》《虏情》《守御》《长计》五篇，以儒教为中心，宣扬“日本中心主义”，坚决反对改朝换代。
素来视中国为上国的朝鲜，在作为蛮夷的满人入主中原以降，追悼作为汉人政权的大明，自诩继承了大明的遗志，以光复大明为主要目标，仇视满清政权，其根据是朝鲜王朝《成宗实录》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 在明朝灭亡后朝鲜一方面屈服于大清的天威，另一方面私下里称清朝的皇帝为“胡皇”，称清朝的使臣为“虏使”，继续沿用大明年号，民间更甚，有“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的说法，并由此发展出“小中华主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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