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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僧人、法鼓山創辦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释圣严法师（英语：Sheng-Yen，1931年1月22日—2009年2月3日[1][2]），俗名张保康，江苏南通人，知名佛教比丘，佛学弘法师兼教育家。为法鼓山与法鼓宗创办人，禅门曹洞宗第51代传人，临济宗第57代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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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于少年出家为沙弥，1949年因战乱还俗，加入中华民国陆军，因佛法戒杀担任后勤的通信兵，随军抵台后于1960年以准尉军阶退伍，依止于东初禅师门下再次剃发出家，承继曹洞宗法脉，此外又接受灵源法师禅悟印可，承继临济宗法脉。1969年前往日本留学，1975年于立正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汉传佛教第一位赴日攻读博士并顺利完成所有学分的出家比丘[3]，此后赴美宣扬禅法弘化。1977年东初禅师圆寂后返台承继农禅寺住持，1979年在美国纽约创立禅修中心，此后固定往返美国与台湾两地弘法。
1989年创立法鼓山。1998年与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十四世于美国纽约进行三日的文殊法会[4][5]。2005年将法鼓宗法脉传予12位法子，2006年9月2日将法鼓山方丈传位于法子果东法师，2009年因肾衰竭圆寂，享寿78岁[6]。
圣严法师，俗名张保康，进私塾时，学名为张志德。少年时出家为沙弥，戒名常进。
1949年因战乱还俗，加入中华民国陆军时，登记为“张采薇”。自陆军退伍后，再度于东初法师门下出家，法名圣严，法号慧空，承继曹洞宗与临济宗法脉。另承继灵源禅师的临济宗法脉，法名知刚，法号惟柔。
圣严法师于1931年1月22日[1][7]（庚午年农历十二月初四[2]）生于江苏省南通县狼山前的小娘港。出生不久即因长江水灾随家人迁居至对岸江北常熟县。据其父母所述，张氏家族原居于长江出口崇明岛，因大水而迁至南通狼山前，大都居于南通和海门一带，圣严为家中幼子，其母陈氏于四十二岁时产下，上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8]
1943年夏天，有位戴姓邻居自江北狼山游历而来，法师闻说狼山广教寺方丈托他在江南招募沙弥，将生辰八字交予戴居士，是年秋便由戴居士带至狼山出家，法名常进。[9]
圣严法师的佛法学识根基，始于狼山上出家半年后，除了世代的长辈适时督导，另有一位教导《禅门日诵》的法师，以及一位教导四书五经的还俗居士传授学识与涵养。
由于抗日战争战火侵扰，1946年圣严决定转进前往广教寺分院，位于上海的沪西大圣寺，在大圣寺需每天为施主家里增福延寿及超荐亡灵而诵经、拜忏、放焰口，再无余力读书。隔年便离开大圣寺，前往同样位于上海的静安寺佛学院，当一名插班的学僧。静安寺佛学院课程涵盖中学到大学，英文和数学课程难度约为小学高年级到初中，国文课程则有高中程度，佛学方面则教授《大乘起信论》、《梵网菩萨戒经》、《印度佛教史》、《八宗纲要》、《八识规矩颂》等。1948年佛学院毕业后升入佛学院研究所。在静安寺一连住了五个学期，直到1949年入伍为止。当时以学僧身份发表数篇文章，现收录于《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网络检索数据库》[10]。
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为了离开中国大陆还俗加入中华民国陆军。以伯夷、叔齐厌恶武王克殷之战乱而隐居首阳山最后“采薇而饿死”的典故，入伍登记名张采薇，表达其回归山林的渴望。在其自传《学思历程》一书中提到1949年之所以选择加入军旅从戎，而最后又选择了通信连，主因如下所述：[11]
——“当时的社会和国家的局面，除了有钱自备机票和船票离开大陆，只有进入军队是通往台湾最容易的路。我既无信徒，也没有积蓄，更不能得到师长的同意和资助，所以考虑再三，只有选择从军的路。而招兵站的军官说明了，只要人数招齐了，马上开船送往台湾，接受新军的训练；见到我们几人是和尚的身份，大概不便直接上战场去冲锋陷阵，所以建议我们做军中的后勤工作。”
军旅生活的方式是很大的转变，由于法师在军队里主动地声明了：“原来我是和尚，将来还要作和尚！”所以在军队里的生活虽然困苦，至少每逢假日，还能够保有自我信修的空间。同年5月19日在上海外滩码头上船前往台湾。经过两天的航程，在台湾高雄上岸。后经一夜的移动在新竹驻扎下来。随着部队几经移防及驻扎，于1950年6月以上士报务员的阶级，分发到台北县金山乡海边的339师1016团团部所在地，在金山、石门和小基隆沿海一带住了两年多。后考入位于宜兰的陆军通信兵学校受训，1954年6月完训后前往高雄县凤山镇陆军第二军团司令部任准尉军官。
圣严法师在这段时间里，陆陆续续地在《学僧天地》、《雄狮》、《当代青年》……等期刊发表文章。1953年报名参加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选读小说班，当时的老师有谢冰莹、沈樱、赵有培等当代著名的文艺作家六、七位。而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仅余〈母亲〉和〈父亲〉两个短篇被刊于《文坛》杂志，之后收录于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的《佛教文化与文学》。由于笔锋雄健，在1956年秋天调到国防部，开始了大量阅读与发表文章的时光。此时接触了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以及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观念，也陆续对佛教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形成日后对于佛学及佛教的主要理念。
1958年与灵源和尚在高雄巿的佛教讲堂住宿于同一寝室两夜，结下法缘。在灵源和尚的启发下，圣严法师坚定再次出家的信念。
从1949年5月8日入伍，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这一段军旅生涯超过了法师少年时当和尚的年数，但在其心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家的和尚。退伍后圣严法师思考未来前途，在灵源和尚的启发下，决心再次出家。依止镫朗东初（1907年—1977年），得临济宗法脉字号“慧空圣严”。圣严法师出家阿阇黎东初禅师，人称东初老人，是太虚大师的学生，也曾经担任江苏省镇江名刹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为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传人，东初老人也在临济宗下常州天宁寺参学，亦在临济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故一人传承曹洞宗与临济宗两支法门。1976年圣严向东初求赐曹洞宗法脉，东初老人将其列入曹洞宗法脉，但没有赐新的名号。除了从东初老人得到两系的传承之外，并在1978年12月5日承临济宗法脉的灵源和尚赐予法脉，法脉字号为“知刚惟柔”，并得法脉传承谱《星灯集》，因而与鼓山涌泉寺临济宗派下法脉有了传承关系，并同时成为临济义玄之下第五十七代传人。
东初老人承继太虚大师遗志主张“人间佛教”，故与几位佛教青年合办了《人生》月刊，当圣严法师投到东初老人座下时，正当《人生》月刊原主编提出请辞，于是法师从投稿者而成为主编，前后共服务了两年。
1961年农历8月，法师于基隆八堵的海会寺，依止道源能信长老（1900年-1988年）座下，求受“三坛护国千佛大戒”（分授沙弥戒、比丘戒、出家菩萨戒），并被选为沙弥首。[12]
1961年秋天圣严法师受了三坛大戒之后，十月下旬回到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待了一个星期不到，便向东初老人辞行，也同时请辞《人生》月刊的编务。然后只身来到高雄县美浓镇广林里的大雄山朝元寺修持佛经、戒律，开始六年闭关。[12]这段时间内修读了有关戒律学的四《阿含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及《杂阿含经》，奠定了日后研究戒律学的基础。[13]这段时期内，法师在《佛教文化与文学》发表了戒律学的相关文章：1961年6月发表〈优婆塞戒经读后—如何成为理想的在家菩萨〉；1962年3月发表〈弘一大师《三十三种律学》合刊读后〉，对于菩萨戒有如下的看法：
——“《璎珞经》中说，有戒可犯是菩萨，无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胜过无戒而不犯；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业虽重，并要遭报，但其必将由于他曾受过菩萨戒，而可决定得度成为真实的菩萨，乃至证得无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家弟子们，均能发最上心，求受菩萨戒。” [14]
之后，写成了十九万字的《戒律学纲要》，交给星云法师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行。书分七章依序为：〈绪论〉、〈皈依三宝〉、〈五戒十善〉、〈八关戒斋〉、〈沙弥十戒与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纲要〉、〈菩萨戒纲要〉，目前已成为国内外两岸三地之间著名的戒律学教材。[15]南京金陵刻经处，也将这本书翻印流通。[16]
面对佛教环境逐渐变差，部分不肖僧侣玷污佛门，遭到居士信众甚至其他宗教信徒的误解与批判，圣严法师感念于环境的隳坏与教义之不彰，遂起而为文，以匡正佛法。在那个阶段的早期，主要由煮云法师在台南公园里公开演讲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但随着煮云法师的身体状况不佳，也停止应战了。同时另有长老印顺法师写下两篇长文：〈上帝爱世人〉及〈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之后又因杜而未神父将佛教信仰套入月神信仰，写下了〈东方净土发微〉。
煮云法师所讲的“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后由李至刚居士记录成书，在1950年代蔚为佛教潮流。之后《基督教生命双月刊》的主笔吴恩溥先生，针对煮云法师的言论著作了《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而此书辗转到了圣严法师的手上，法师读后认为其中有许多偏颇的论调，遂用十天的时间，写下了《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
之后，陆陆续续于1959年写下〈关于胡适思想的宗教信仰〉，指述胡适先生的宗教观；写〈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以厘清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国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风》杂志对于佛教与基督教的混淆，随后又发表〈再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以正视听。
在1964年到1966年之间，陆陆续续写了几篇文章，分别交给《海潮音》、《觉世》、《香港佛教》等佛教杂志刊出，1967年后则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集结成册出版，书名为《基督教之研究》，在其自序中提到了：
由于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阵挑战，才使我对基督教发生了研究的兴趣，结果使我写成了一本书，所以本书的功臣，应该是攻击佛教的基督徒。我为写作本书，特别精读了五十多种有关的中西著作。我的态度，是以西方学者的见解，介绍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统的素材，说明基督教内容的真貌，同时也对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若干重要问题，做了客观和理性的疏导。我不想宣传基督教，也无意攻击基督教，只是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研究，用历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释圣严，《基督教之研究》〈自序〉，法鼓文化，1999初版。
本书招致宗教界正反两极的反应，而基督教基本教义派信徒，更是极力地加以攻讦。此后关于宗教的专著论述先后出版：1968年出版《比较宗教学》、1969年8月写成《世界佛教通史》上册，此二书目前仍为华人地区佛教教育课程通用的教本。
1969年3月14日，圣严法师离开台北前往日本东京留学，至佛教日莲宗创办的立正大学佛教学部办理入学登记。当时台湾曾有数位留学日本的僧人，皆未学成即还俗，因此圣严留学的决定，引起台湾佛教界的流言，其师东初禅师亦不支持；原有马来西亚的华侨愿意资助他留学，也流言而撤回，圣严法师只有一张往日本的机票仍毅然前往。在日本的前两年，依靠帮日本华侨诵经做功德及担任导游来糊口支应开销。[17]
1971年圣严法师确定了其硕士论文：“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论文内容共分三章：
论文完成后，请了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及牛场真玄加以润饰，并抄寄一份回台湾给《海潮音》杂志发表。1971年10月将全书翻译成中文，并于1979年由东初出版社出版。1971年，朱斐居士创办的《菩提树》杂志中，报导了圣严法师留学的状况，引起沈家桢居士的注意，并在1972至1975年间，陆续从瑞士汇款给圣严法师，经朱斐居士转交以资助留学。
1973年立正大学的退休教授牛场真玄将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译成日文，送到大正大学并代为申请博士学位。由于圣严法师当时与牛场真玄往来密切，于是便代行其劳。同年印顺法师的专著通过大正大学的博士审查，也促成了中国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诞生（以专业著作而非亲自就学获得学位）。[18]圣严法师为此撰文〈划时代的博士比丘〉加以记述。
圣严法师于硕士毕业之后，选择了明末四大高僧的蕅益大师做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其原因如书中所述：
圣严法师在1972年便开始着手进行论文资料的收集，但是1973年指导教授坂本幸男去世，论文指导教授改由金仓圆照及野村耀昌承接为正、副指导教授。论文的第一章写蕅益智旭的时代背景，第二章则写智旭的生涯，第三章写智旭的信仰与实践，第四章则写智旭的著作，第五章讨论智旭思想之形成与开展。1975年元月提出博士论文，经过立正大学严格的审查之后，顺利地于2月12日通过。同年3月17日上午获颁授“学位记”（即是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而论文的正式出版则到当年11月23日才在日本完成。
在日本留学七年期间，圣严法师与日本佛教团体有很多交流，曾经参加过真言宗的密法、也曾参加曹洞宗及临济宗的禅修训练，并得到龙泽寺派原田祖岳的传人伴铁牛禅师（1910-1996）的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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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取得博士学位后，便应美国佛教会（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创办人沈家桢居士之邀在1975年12月10日前往美国弘法讲学。经由该会出面安排，将法师安排至其所属的纽约市布朗士区大觉寺。法师在大觉寺居住前后不到两年，然而由于西方人重实际，因此佛教佛学的推广多着重于修密持咒、学禅打坐。当时西方人在接触佛教和修学佛法上，还是以西藏密教和日本禅宗为其主流。
返台承继农禅寺住持后，固定往返美国与台湾两地弘化，1979年在纽约成立了禅中心，为了授课需要而编了《禅的体验》，并陆续发行了两种英文期刊：《Ch'an Magazine》（《禅杂志》季刊）以及《Ch'an Newsletter》（《禅通讯》月刊），至1992年底为止《禅杂志》已经发行了58期、《禅通讯》亦发行了96期。
1977年12月圣严法师的剃度师东初老人在台湾圆寂，法师接获消息之后，立刻回国料理后事，并奉其遗命承继道场成为中华佛教文化馆的负责人。
1978年应聘为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及哲学研究所教授，此外也在东吴大学及辅仁大学任教。在台湾北投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以及农禅寺，举行大专青年学生及一般社会人士的禅修活动，并陆陆续续地出版了关于禅的著作，包括《禅的生活》、《拈花微笑》、《禅与悟》等，因为法师对于禅修着力颇深，在世界各国开始以指导禅法修行作为弘扬佛法的方式，成为国际知名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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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因感念于修习佛法的信众与学生日增，现有的佛门道场逐渐不敷使用，于1989年因缘俱足购得台北县金山乡三界村的土地，建设“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创立汉传佛教“法鼓宗”，为法脉传承的创办人，后于2006年9月2日传位于前任方丈果东法师。
2006年，担任“你可以不必自杀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代言人，劝告有意自杀的人：“多想两分钟，你可以不必自杀，还有许多的活路可走”。
“新时代心六伦”是圣严法师在中国电视公司公益型深度演讲节目《全民大讲堂》第三集（2007年10月21日首播）主讲〈新时代心六伦〉时所提出的理论。时代愈进步，人类的伦理道德却更加薄弱；圣严法师观察到了这个现象，故提倡把古代“五伦”加入新的观念、赋予新的精神，成为“心六伦”。
圣严法师自述：“我一生修学佛法、弘扬佛法，奠定基础的经典是《阿含经》，得力最多的则是《维摩经》；另外，《金刚经》、《楞严经》、《圆觉经》、《六祖坛经》等也颇熟晓，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而《法华经》对我而言，在信仰和义理两方面，皆影响至深。”[19]。另曾提及初读《华严经》时，“〈净行品〉及四十卷本的第四十卷〈普贤菩萨行愿品〉，最使我感动”。[20]
圣严法师后因罹患肾脏癌，开刀将左肾割除，2006年右肾也因严重钙化并引发贫血必须洗肾，一度住进台大医院治疗，此后固定每周洗肾三次，定期回台大追踪治疗。圣严法师在2008年12月31日到医院接受定期检查后，发现罹患泌尿道相关癌症，在医护人员建议下，于2009年1月5日入住台大医院进行治疗。后于17日当天向医院请假外出，回到北投农禅寺、云来寺与祖庭文化馆，与信众见面。因多年肾脏病缠身，台大医院曾建议换肾，但圣严法师坚持不换。法鼓山一名法师说：“师父本身对生死有一定的看法，他的佛法观念就是，色身败坏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用再去做额外的事情。师父也讲过，说他已经那么老了，换一个新的肾其实是一种浪费。”[21]
圣严法师早年即体弱，晚年又有肾疾等病痛，但却不减其对于社会的关怀以及汉传佛教思想的推动。2009年农历正月初九（2月3日）下午四点，于台大医院出院返回台北县金山乡（今新北市金山区）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的途中圆寂，享寿78岁。隔日凌晨一点，圣严法师大体采“吉祥卧”姿移灵至法鼓山大殿，开放各界瞻仰法相。[22]法鼓山方面则由方丈果东法师代为宣读圣严法师的十点遗言：
——圣严法师指示身后不可办成丧事，而是一场庄严的佛事，不发讣闻、不传供、不筑墓建塔、不立碑竖像、不捡坚固子。仪式以简约为庄严，恳辞花及挽联。并要确保法鼓山的法脉宗风，凡由他创立及负责的道场，举凡道风的确保、人才的教育、互动的关怀及人事的安排，都应纳入统一机制。国外的分支道场，则以禅风一致化、人事本土化为原则，以利纯粹禅法之不堕，并使禅修在异文化社会推广。
他生前曾留遗偈给弟子：
——“无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来没有我，生死皆可抛。”
2009年2月6日，法鼓山僧众为圣严法师大体入殓，8日护送至苗栗劝化堂荼毘（火化），15日植葬于法鼓山生命园区，完成释圣严生前推广礼仪环保的理念。
2009年2月13日，总统马英九明令褒扬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褒扬令全文如下[23]：
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坚毅禅慧，善智慈悲。少岁偃蹇困顿，矢志发心向佛；承继汉传临济曹洞法脉，尽瘁中国佛教经典教义，绍休统绪，徽音悠扬。嗣负笈东瀛立正大学，浸淫明代禅学精髓，阐释佛门雅诰堂奥，探赜索隐，道崇潜修，为我国首位博士高僧。毕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信众应机随缘；践履心灵环保，落实人文关怀，哲思霖雨，沾溉社会；风雪行脚，深植国际。平素勤习经藏，述作丰瞻，睿旨幽眇，尤以“比较宗教学”、“戒律学纲要”、“正信的佛教”等论著，丕奠永续弘法基石。复筹设中华佛学研究所、僧伽大学佛学院暨法鼓大学，推展文化教育，完备佛学研究，陶镕鼓铸，瞿昙薪传。曾获颁社会运动领袖奖、中山文艺创作奖、行政院金鼎奖与文化奖、中山学术著作奖、总统文化奖等殊荣，力促宗教交流，诠证现代禅风，金声玉振，敷教淑世。综其生平，大愿兴学，厚泽溥被黎庶；玄德遗爱，涵濡人间净土，流光垂祚，亘古馨长。仁者已远，轸悼曷极，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崇礼大德之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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