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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古国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南诏（738年－902年），即蒙舍诏（彝文：ꂷꏂꌅ ma shy nzy），吐蕃人称之为姜域（藏语：འཇང་ཡུལ，威利转写：’jang yul），是8世纪时兴起的位于今中国西南部的君主制国家，其国民主要由乌蛮和白蛮组成，由蒙舍诏首领皮罗阁在738年建立，从748年开始扩张至今云南全境和贵州西部，到860年代极盛时的统治范围包括今中国的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和西藏东南部，以及缅甸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地区和越南西北部地区。902年郑买嗣自立为帝，灭亡南诏，建立大长和。在随后的三十余年中，历经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政权的变迁，直至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为止。史学界有时将902年至937年间的这段历史也算作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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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今日云南西洱河地区居住着6大乌蛮部落，统称“六诏”，分别是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及蒙舍诏。其中，蒙舍诏在彝文典籍里写作玛史兹（ꂷꏂꌅ ma shy nzy），意为“金竹王”，因地处南方，蒙舍诏被称为南诏，亦为各部落中最强，家族姓蒙氏（蒙姓来由为唐朝册封，使用较少；盛行父子连名）。“诏”解作王[1]（彝文：ꌅ nzy）。他们与白族直接有关。
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号大蒙国，称奇嘉王[2]（虽然称国，但还只是个部落[3]）。另一种说法是南诏东北白崖的白国张乐进求让位于避仇来居的细奴逻[4]。细奴逻遣子入唐，求唐朝保护。729年2月，唐打败破西南蛮，平定昆明盐源（今盐源）。
当时南诏实力最强，欲求一统六诏，唐王朝为减轻与吐蕃接壤的边患，支持南诏兼并各部落。737年，唐朝派御史严正诲协助南诏攻下石和城（今凤仪）、石桥城（今下关），占太和、袭大釐逐河蛮，之后又继续兼并各诏。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皮罗阁在唐王朝支持下兼并五诏，进爵云南王，以西洱河（今洱海）地区为基地建立政权，以其族姓为国号，称大蒙或蒙[3]。次年迁都太和城（在今大理市）。南诏称臣于唐朝，被唐玄宗册封。
天宝七年（748年），唐朝为加紧控制洱海地区，修筑安宁城，惟受到爨氏各部反抗，唐玄宗命姚州都督李宓和南诏王皮罗阁攻打，爨崇道及爨归王谢罪，唐朝赦之。同年皮罗阁亡，唐朝立其子阁罗凤为云南王。后李宓以反间计挑起爨氏内哄，唆使爨崇道杀死爨归王，归王妻阿姹求救于南诏，南诏出兵杀崇道父子，并吞东爨，阁罗凤并嫁其妹与归王子爨守隅，势力伸入滇东。
当时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副职实领），张虔陀为云南太守。鲜于仲通褊急寡谋，张虔陀矫诈，无礼对待阁罗凤。阁罗凤曾与其妻子谒见都督，张虔陀无礼对待他们。张虔陀还对他们征敛，阁罗凤大多数不给，张虔陀遣人骂辱之，还诬告阁罗凤谋反。阁罗凤忿怨，因发兵反攻，天宝九年（750年），围攻杀死张虔陀，陷姚州并“取夷州三十二”。
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派鲜于仲通率兵六万出戎州、巂州，分三路进兵征伐南诏。南诏节节败退，阁罗凤遣使向唐朝谢罪，请求归还掳掠所得，与唐朝和好，否则要向吐蕃投降，被唐朝所拒。
南诏于是向吐蕃求救，唐军进军靠近南诏首都太和城，战败。吐蕃与南诏由此结为兄弟之邦，阁罗凤被吐蕃称为赞普锺，并订为南诏首个年号。阁罗凤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修筑“大唐天宝阵亡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并在太和王都立大碑，刻石写上“叛唐不得已而为之”等字句。
天宝十二年（753年），李宓率军七万攻南诏，打到南诏首都太和城外，阁罗凤守在城内不出战，李宓军粮尽，士卒因疾病瘴疫及饥饿而死者达到十分之七八，李宓率余部返回，南诏追击，李宓全军覆没。
唐军在南诏战争中的惨败，丞相杨国忠却向唐玄宗报捷。明代万历云南总兵邓子龙，看了“万人冢”感慨地写道：“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
天宝十四年（755年）后，阁罗凤乘安史之乱的机会，侵占了唐朝的雟州、姚州和戎州，并向西降伏了寻传、骠国。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南诏攻陷所在巂州，俘虏了西泸县令郑回。阁罗凤赏识郑回儒学才能，以郑回为王族教师，并为清平官，及南诏宰相。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将李晟等大破吐蕃、南诏二十万联军，使其损失惨重。李晟率禁兵四千人，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率邠、陇、范阳兵五千，从东川出军，自江油到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大军，一破之，斩首六千级，俘获大量吐蕃南诏部众。范阳兵在七盘追上吐蕃南诏军，又破之，攻占维、茂二州。李晟追击吐蕃南诏到了大度河外，三破之。吐蕃南诏大军被赶入山谷，因饥寒、陨于崖谷而死的达到八、九万人。
779年，异牟寻迁都阳苴咩城（又作“阳苴𠴟”、“羊苴咩”、“苴咩”，后又称“紫城”、“大理”、别称“鹤拓”，今云南大理旧县城西三塔附近）[3]。
其后异牟寻不满吐蕃将南诏降为属国，掠夺南诏的资源，在清平官郑回的推动下，以及唐朝剑南节度使韦皋经营西南有成，南诏遂于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重新归唐。为纪念结盟，郑回书写了《南诏德化碑》。
同年吐蕃与回鹘交战，杀伤甚重，乃要求调南诏万人。异牟寻欲袭吐蕃，阳示寡弱，以五千人行。即自将数万踵后，昼夜行，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溺死以万计，俘其五王。
次年，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二十七人献地图、方物给唐朝。唐诏订立盟约，唐朝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印，印文为“贞元册南诏印”。以袁滋、庞颀为等持节领使，册封异牟寻。异牟寻离开座位，跽受册印，稽首再拜，又受赐服备物。异牟寻说：“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册袭王，自此五十年。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此后异牟寻亦派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汉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南诏成为西南强国。
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谋袭南诏，异牟寻与韦皋相闻，皋命部将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亢荣朝以万人屯黎州，韦良金以二万五千人屯巂州，约南诏有急，皆进军。吐蕃引众五万自曩贡川分二军攻云南，为南诏与韦皋部将所败，十七年春，夜渡泸水破吐蕃屯，斩五百级。又战，吐蕃败走，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
贞元十八年（802年），韦皋出兵深入蕃界，诸军齐入，九月奏大破吐蕃于雅州，屡破吐蕃，击溃吐蕃军十六万，遂围维州；南诏王异牟寻亦虏获甚多。吐蕃军连败。于是吐蕃内大相论莽热引兵来救，然吐蕃兵败，十万军死亡太半，论莽热为唐所俘。
唐宪宗三年（808年），异牟寻死，隔年其子寻阁劝亦死，其孙劝龙晟立，然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元和十一年（816年），为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晟，并掌国政，赐姓“蒙”。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劝利晟死，弟劝丰祐立。朝政仍由嵯巅所掌。同年唐与吐蕃因连年交战，于双衰败之际，为了各自集中精力应付国内严重危机，双方遂决定停止构兵，订立长庆会盟，唐与吐蕃之衰败，予南诏极佳之发展空间，唐诏关系因而开始动摇。[5]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杜元颖，克扣手下士卒的衣粮，在西南和南诏交接边境处戍守的士卒有很多不得不到南诏国地界盗窃衣物吃食。南诏国人发现后反而资助了这些士卒，因此得以知晓西川内部的军事情况，于是南诏摄政王蒙嵯颠开始谋划入寇西川。西川边境的官员知晓后对杜元颖发出了多次警告，但是杜元颖不相信。当南诏军队开始攻打西川时，边境城寨都没有足够的备御措施，导致了敌军在当地士卒的向导下一连占据了巂州和戎州。在接到战报后，杜元颖遣军在邛州和南诏交战，战败，邛州陷落。十一月二十日，杜元颖不得不上奏求援。
收到杜元颖的奏报后，朝廷先是令西川旁的剑南东川节度使、兴元府和荆南节度使共同出兵支援。南诏军队一直进军至西川治所成都府并成功打下了成都的外城，杜元颖率军退于牙城固守等待援军。十二月六日，杜元颖被贬为邵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郭钊兼领西川节度使。十二月十三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兼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领太原和凤翔所部前往西川抵御嵯颠。嵯颠后转战东川，郭钊因为手下兵力不足，利用责书嵯颠拖延时间，嵯颠回书说因为杜元颖侵扰南诏所以才报复，在唐军合围前撤退走。此事造成隔年之兴元兵变。南诏此次征伐，掠成都子女、工技数万而南归，南诏自是工文织。李德裕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后，蜀地遂安，大和四年，南诏上表请罪。五年使者来朝。
自中年间南诏派往成都留学生，与朝贡使节的随员増加，西川节度使杜悰上奏裁减南诏朝贡员额，[5]引起劝丰祐不满。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因前任安南都护李琢，苛墨自私，云南、广西一代民族不堪其扰，结南诏将段酋迁寇都护府，后由时任安南都护王式击退。[6]
大中年（859年），劝丰祐去世，其子世隆（又名酋龙）即位。世隆的名字犯唐朝两代显赫皇帝的名讳（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同年唐宣宗驾崩，世隆没有遣使吊祭，也没有告其父劝丰祐之丧。唐懿宗不予册封，世隆遂叛唐，860年，改元建极，改国号大礼（或为礼仪之邦之意）[3]，自称皇帝，以西京阳苴咩城为中都，东京鄯阐府为上都。懿宗咸通元年与四年（860年、863年），南诏两次攻陷交州（今越南河内）。
咸通七年（866年），唐安南都护高骈选五千军队渡江，在邕州击败南诏军，又攻打南诏龙州屯，迫使南诏烧掉储备逃跑。髙骈率军在交州数次打败南诏军，斩敌将张诠，攻破波风三壁，李溠龙率万人投降；败南诏杨缉思，斩酋迁、脆些、诺眉，获三万敌军首级；又打败归附南诏的土蛮，土蛮帅众归附者一万七千人；髙骈打败南诏平定了安南，收复交州，唐朝立其为交趾节度使。
南诏攻打安南同时，亦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诣成都，西川节度使李福打算以对待属国的礼仪接见，董成拒绝，并表示：“（大礼）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请以敌国礼见。”，李福不许，双方商议不决，李福怒而拘禁南诏使节。其后刘潼接替为西川节度使，上表纵还南诏使者。懿宗召董成等至京师，见别殿，赐物良厚，慰遣还国。隔年，世隆使杨酋庆等来谢释囚，当时李师望建言：“成都经总蛮事，旷日不能决，请析邛、蜀、嘉、眉、黎、雅、巂七州为定边军，建节度制机事，近且速。”懿宗同意，即诏李师望为节度使，治邛州，李师望欲激蛮怒，衅军兵，以争边功，乃杀酋庆等。
咸通十年（869年），世隆怨唐杀其使，南诏军始攻西川，酋龙亲自督众五万侵巂州，攻青溪关。唐将杜再荣渡大度河败走，诸屯皆退大度河北岸。其后南诏下黎州、嘉州，入邛崃关，围雅州，击邛州。冬，唐弃邛州，成都告急，左神武将军颜庆复奉诏率兵前来救援。十一年正月，南诏兵已到眉州（治今四川省眉山市），卢耽遣使与南诏约和，南诏不予理睬，扣压来使，进军新津。卢耽向朝廷告急，朝廷命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酋龙见卢耽待他谦恭，也放慢进军速度，成都守备在这段时间已初具规模。
正月二十日，南诏兵抵成都城下。二月初一，南诏兵架云梯开冲车，四面攻城，城上官兵投火油，烧死攻城士兵。卢耽又令杨光复、摄左都押牙李骧各率突将出战，杀伤二千余人，焚烧敌人攻具三千余而还。初五，世隆见强攻不成，于是请和，初六派使者迎接通和使支详。当时，唐的援军赶到，支详以来使目的为使南诏不犯成都，如今矢石相交，怎能谈和。南诏见和使不至，初八继续攻城。初九城中出兵抗击，南诏兵始退。为加强支援成都，唐懿宗下令以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十二日颜庆复大破南诏军，杀二千余人。十三日，南诏骠信派步骑数万增援，唐右武卫上将军宋威率忠武军二千人赶到，与诸军合兵会战，南诏大败，死五千余人。世隆派使臣杨定保与支详商定请和。支详说应先解围退军。可是使者回去后，南诏军攻城如故。十八日，唐朝援军夺升迁桥。当晚，南诏兵自烧攻具逃走。战后，颜庆复领导蜀地人筑壅门城，挖壕堑引水，分植鹿角，修构营塞，加强战备。从此，南诏知西川有备，再无力犯成都。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髙骈移镇西川节度使，南诏威胁高骈要“借锦江（岷江的支流）饮马”，高骈筑成都府砖城，加强防御工事。又在境上驻扎重兵，蜀地转危为安。
双方和战不休的关系都严重损耗了自身的实力，多次的战争使南诏衰落，南诏“屡覆众，国耗虚”。唐朝的边防亦由此积弱，而不断的戍边战乱，使得内部动乱不断，故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实积于桂林”之说，而积祸于桂林的原因则是与南诏的不断战争有关。
乾符四年（877年），世隆驾崩，隆舜继位，南诏侵蜀伐安南，用兵五十余年，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倶困，遂与唐朝修好。乾符五年（878年），南诏改国号为大封民（或大封人，“封”古音“帮”，“封民”或“封人”即“白民”或“白人”，乃民族自称，南诏建国百余年，乌蛮已经白蛮化，白族之名或来于此）[3]。
乾符六年（879年），南诏透过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向唐朝提议和亲，但南诏对唐只称弟不称臣。僖宗召百官议。议者谓中国多故，南诏渐强，不若权与和亲。便从之。广明元年（880年）春正月，唐命宗正少卿李龟年前往和亲。中和三年（883年），唐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妻隆舜，光启元年，南诏遣清平官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三人，朝唐帝行在（时僖宗避兵于凤翔），并迎公主。高骈在淮阳飞章上言反对和亲，僖宗从其言，和亲遂作罢。
南诏长期与唐朝战争，国力日趋衰弱。南诏的汉人郑氏世袭清平官垄断大权，897年，清平官郑买嗣指使杨登杀死南诏王隆舜，立舜化贞为帝，902年，舜化贞卒，一说实郑买嗣弑之，在位五年。随后郑买嗣杀死舜化贞之子，与南诏王室亲族800余人，灭亡南诏，建立大长和国。
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其初期官制有“六曹”，即兵曹、户曹、客曹、法曹、士曹和仓曹，基本是模仿唐朝地方官制。后期改六曹为“三托”、“九爽”。“三托”是：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每三爽有一督爽管辖。
其相称为清平官，决国事轻重，有大军将与王共同决策大政。地方军政制度则有六节使、二都督，原六诏地区设置六睑。“睑”犹如唐之“州”。在被征服地区设置节度。
南诏在其统治中心、原六诏地区洱海地区设置了“𫎨”或“睑”，相当于唐朝内地的州级行政结构。
南诏在“𫎨”或“睑”地区之外被征服地区，另有节度、都督的设置。 南诏前期（贞元十年，794年）设置有：
南诏后期设置有：
南诏军队一般分为常备军、乡兵与夷卒。常备军数量不大，但战斗力很强，其精兵称“罗苴子”。乡兵是南诏军事力量的基础，战时临时从各村邑抽调。村邑成员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夷卒是少数民族武装，也属临时性质，战时方从少数民族地区征调。夷卒骁勇善战，常与“罗苴子”并为前驱。
南诏主管军事事务的高级官员称大军将，属于一种荣誉职务，节度使、都督、清平官、曹长均可领有。其下则有演习、演览、缮裔、缮览、澹酋、澹览、幕伪、幕览等职。
南诏社会经济发展颇不平衡，而以滇池与洱海地区水准最高。农业生产以水稻为主，兼种豆、麦、粟、稷；多数地区实行稻麦复种制，一年两熟；长于治理梯田。畜牧技术颇为先进，其越睒骢名闻遐迩。手工业较为发达，尤以兵器制造最为著名。现存云南省弥渡的南诏铁柱，柱高三米，分五次铸造，然后衔接，反映出南诏较高的冶炼水准。南诏后期，从西川俘获大批工匠南来，带动了纺织、雕漆等行业的发展，工艺水准接近中原。南诏交易采用缯帛、盐块，后期采用贝币。
在南诏统一以前，农业在西洱河蛮的经济生活中已占主导地位，农作物有稻、麦、粟、豆等，耕种方式、收获产量与中原大体相同。蒙舍诏和蒙嶲诏虽属生产较落后的乌蛮，但社会经济也以农业生产为主，他们所在的阳瓜州（今巍山）土地肥沃，适宜稻禾的生展，又有大池塘，周围达数十里，盛产鱼及菱芡等物，当地“邑落人众，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尤殷”。
南诏文学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颇重，但也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如引白语入诗），散文、诗赋成就显著。民间复以汉字为白语注音，形成白文。南诏后期，派遣大批贵族子弟到成都留学。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南诏文人多善诗赋，成就突出。除诗赋外，南诏文人也长于散文写作，《南诏德化碑》是其代表之作。
南诏音乐舞蹈丰富多彩。同时南诏乐舞则受云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影响较多，《南诏奉圣乐舞》与《骠国乐舞》是其代表。公元745年，唐玄宗曾赐南诏胡部、龟兹二乐。公元800年，南诏亦献《天南滇越俗歌》四章于唐，后被改编成《南诏奉圣乐》，参加演出的人数多达百人。南诏还盛演一种骠国乐舞，内容属于佛教性质，袁滋出使南诏时曾经见过。南诏民间歌舞以“踏歌”、“壶芦笙”较为普遍，少年子弟也喜欢吹树叶表达感情。
南诏绘画留存至今的不多，而以《南诏图传》最具代表，被誉为“滇南瑰宝”。南诏雕塑以剑川石窟最受称道，技艺精湛，造型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分布云南各地的大黑天神摩崖造像，则代表了南诏雕塑的另一倾向。
劝丰祐时期南诏修建了崇圣寺三塔的主塔千寻塔。
南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蛮书》例举的以“蛮”为分的民族多达十几个。很多民族与今天的民族有承传关系。从影响力和人数上看，白蛮（白族先人[来源请求]）和乌蛮（一部分彝族的先民[来源请求]）是南诏的主要族群。白蛮主要分布在滇西，滇中一带的平坝地带，交通发达。乌蛮主要分布在滇东一带和山地林谷中。此外，另有“和蛮”（今哈尼族先民[来源请求]）、“顺蛮”（今傈僳族先民[来源请求]）、“磨些”（今纳西族先民[来源请求]）、“寻传”（今阿昌族先民[来源请求]）、“裸形”（今景颇族先民[来源请求]）、“金齿”“望蛮”（今傣族先民[来源请求]）、“朴子蛮”（今德昂族、布朗族、佤族先民[来源请求]）等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各地。南诏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联合政权。
南诏的统治阶层为洱海地区的白蛮，白蛮汉化较深，语言近于中原汉语，只是四声讹重，有的名物称呼不同。唐樊绰于《云南志》云：“言语音白蛮最正”。所谓正，是以唐代中原语音为准则。南诏建立后，以洱海白蛮语言为主，融合成为新的白语。
南诏统治区内民族众多，习俗各异。所谓南诏习俗，只是就其主体民族而言，也因乌蛮、白蛮之分而有所不同。白蛮受到汉族习俗的影响较多，而乌蛮习俗则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特色。它们中的许多至今仍在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沿袭不变。
南诏人奉行父子连名。其形式是以父亲名字的末字作为儿子名字的首字，世代相连不断。此一命名制度渊源于氐族羌族的传统，有助于财产继承和政统维系。南诏男子服饰略同汉人，女子短衣着裙，习惯披毡、跣足（赤脚）。南诏人好生食食物。南诏丧葬火、土葬并行。乌蛮多行火葬，白蛮多行土葬，形式同于汉族，唯三年以上时，须捡骨重葬。南诏节祭主要有盛会客、星回节和火把节。别的节祭则与汉族相似，只是不过寒食和清明节。
南诏建国以前，普遍信仰原始宗教，尤以鬼教较为盛行。建国以后，历代诏王多推崇佛教，晚期特别兴盛，兴建了不少佛寺与佛塔。家家户户，都以敬佛为其首务。南诏佛教以阿利僧派为主，后期每以阿利僧为国师，反映出阿利僧教的影响很大。除阿吒力教外，南诏也有禅宗等派流传，但多限于王室贵族之中。南诏兼奉道教，劝丰佑时曾一度加以禁废。此外，南诏还信奉一些别的宗教，如巫教、景教等。
在越南，曾有南诏国是“赵武帝佗之后”的说法。在越南古籍《岭南摭怪‧南诏传》中，提出历史上的南越国（南粤）被汉朝所灭后，“其赵氏子孙，各散四方”，后来更在越南北部地区“劫掠海滨之人，戮汉守令。其民畏服，呼为‘南赵’。”并进一步以为“南赵”讹为“南诏”，因而南诏国是南越赵氏遗族所建立的。[7]
对此，中国学者戴可来作出驳斥，认为与史实不符。理由是南诏的“诏”其实是王或首领的意思，而该政权是六诏中的蒙舍诏所建立。至于杜撰南诏是赵佗之后的原因，戴可来认为是“因为越南人以赵佗为其‘开国之君’，编造这套传说，借以自夸，不足为信。”[8]
而近现代的越南史家，也已经对南诏历史有较深的认识，如陈仲金说南诏国境内“这个地区之人称王为诏”、“蒙舍诏位于最南面，故称南诏”[9]；1970年代越共学术机关编撰的《越南历史》，亦说“‘诏’是民族首领的称呼”，与陈仲金见解相同。[10]
英国人与泰国人提出南诏始祖是泰族亦被中国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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