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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常简称工委会）是台湾的体制外劳工运动组织之一，成立于1992年，缘于1992年基隆客运罢工事件。1992年6月2日9时整，基隆客运产业工会举行会员大会，投票通过从1992年6月4日16时整开始罢工，由“七人决策小组”决定罢工时间长短[1]；此次罢工间接促成工委会的成立。
工委会虽不合于《工会法》规定，却结合了基层工会、行业工会联合会、地区性总工会、女工、工伤者及外劳等组织，成为台湾重要的劳工运动力量。其口号为“工人斗阵，车拼相挺”[2]。
工委会的主要活动是每年11月12日的秋斗，此外也推动各种有利于工人的劳工法案版本，如《劳动基准法》、《工会法》、《就业服务法》、《劳工保险条例》与《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等等。从1993年起，工委会与中华民国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工伤协会）合作建立“工殇纪念碑”，提出“工殇即国殇”诉求，藉以凸显职灾议题。
在《全民健康保险法》立法期间，工委会出版一本小册子宣传《工人版全民健保法草案》（即有利于工人的《全民健康保险法》草案版本），该小册子并以“新国民进党”一语批评当时立法院三大政党（新党、中国国民党、民主进步党）互相勾结、删除许多有利于工人的条文。尤其是1993年，立法院表决《全民健康保险法》劳资负担比例条文的时候，号称“清流”的民主进步党新潮流系却以“在场却不投票”方式，与其他党派的立法委员一样放水，因此被工委会打入“新国民进党”这个“烂苹果家族”。1994年中华民国省市长暨省市议员选举，工委会发动在选票上贴“以上皆非”贴纸的废票运动，台湾劳工阵线（劳阵）秘书长简锡堦却公开反对此举，简锡堦对媒体表示“投废票等于帮助国民党”[3]。1994年11月12日，工委会发动秋斗“抗议三不保”大游行，游行群众将鸡蛋丢向行政院卫生署，并将立法院生态定性为“新国民进党”，暴露立法院三大政党都一样向医疗财团倾斜。
2000年3月12日的春斗中，民进党提名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参选人陈水扁签署“一次修法，两阶段实施，2000年底实施44工时，2002年底实施40工时”承诺书。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总统就职典礼，工委会邀集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无壳蜗牛联盟、建国啤酒厂工会等四个团体，带着陈水扁在2000年总统选举之前签名承诺、而现在都面临跳票之虞的承诺书，要求陈水扁履行承诺、不得跳票；工委会带去的即是陈水扁签署的此份承诺书[4]。
2003年2月11日“反对美英侵略伊拉克战争联合行动”发表的〈反对美英侵略伊拉克战争联合声明〉，工委会是最初的发起团体之一。
2003年9月23日，工委会宣布将在同年10月联合各弱势团体工会组成“百万废票行动联盟”，以行动表示对中国国民党与民主进步党的不满[5]。百万废票行动联盟发起以“拒吃烂苹果，投出新希望”为口号的“百万废票行动”，并提出“族群平等，反歧视，建立多元共存社会”、“开征富人税，缩小贫富差距”、“选制改革，催生‘以上皆非’选项”、“建立社会安全网，保障弱势族群”、“两岸和谈，就业先谈”和“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等政见，鼓励选民在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投票日投废票，以实力逼政党改变[6]。
2006年6月，工委会等社运团体在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台北青年交流中心举办针对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座谈会“破解GATS密码”[7]。
从2004年开始，工委会发展出“人民老大参政团”模式参选，是由一个有社运议题的子团体提出一个候选人，团内成员叫做“人民老大”、并与所推出之候选人签下民主契约：如果候选人成功当选，每月需向其所属之参政团公布工作报告，其公职收入、聘用助理或选举达到门槛所得之选举补助金皆需由该参政团所有人投票讨论决定。候选人还要先签下离职同意书：如果成功当选后违反承诺，必须辞职下台。工委会期望透过这种参选方式改变目前代议民主的弊病。
- 立法委员
- 直辖市议员
2002年11月10日上午，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李明宪、李镇楠与台湾团结联盟立法委员黄宗源合开记者会，质疑工委会与劳动人权协会（劳权会）合办的秋斗有政治力介入；他们批评，秋斗游行表面上是打着失业劳工的名号进行，不过他们仔细了解之后发现，背后竟然有以台北市长马英九为首的台北市政府团队加上旧特务的军情势力，勾结统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贵宾共同支持进行“国（中国国民党）共（中国共产党）合作、斗臭台湾”行动；李镇楠更指控，劳权会每年均会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与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访中国大陆，与中国共产党关系非常密切[8]。同日中午，秋斗开始前，秋斗总指挥何燕堂说，秋斗从1992年起每年举办，中国国民党执政时就在炮轰政府；民主进步党执政无法解决工人失业、活不下去的问题，反而抹黑秋斗，这是无耻透顶[9]。同日，台北市政府劳工局局长郑村棋讽刺，以李明宪的逻辑推论，过去李明宪对抗中国国民党，背后也有中国共产党或台湾独立运动力量的介入；如果以李明宪的逻辑推论，李明宪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李瑞环应该关系匪浅；而且民主进步党有许多中、上层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做生意，李明宪要清别人，应该先清自己人[10]。同日，秋斗发言人黄小陵说，民主进步党执政，劳工处境每下愈况，劳工当然要抗议；工委会则讽刺，李明宪与李镇楠的扣帽子言论显示，民主进步党害怕劳工有自主性，所以透过政府手段箝制人民自主意识，这是法西斯政府才有的行径[11]。
2002年11月13日，工委会赴立法院，要求李明宪与李镇楠为“国共合作、斗臭台湾”言论出面道歉；工委会召集人王耀梓强调，工委会才是秋斗主办单位，劳权会与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都是认同劳工立场的参与单位，且后两者也仅动员约50人参加秋斗；在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王拓斡旋下，李明宪、李镇楠与黄宗源出面并一度道歉；李明宪仅承诺“愿为语焉不详道歉”，并反指秋斗当天群众在总统府前倒垃圾，引起工委会人士以“垃圾是我们自己清的”驳斥；王耀梓欲抢下李明宪的麦克风以阻止其继续发言，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工委会批评李明宪、李镇楠与黄宗源是“无耻立委”，李明宪、李镇楠与黄宗源则批评工委会“你们不能代表劳工”[12]。
2002年11月14日，《台湾日报》政治中心副主任林朝亿批评工委会：“工委会可以像许多NGO一样，宣称他们超越国界，以地球基础。不过，如他们老是喜欢在国与国间选边站，就有必要说清楚：为什么他们部分成员如王娟萍等人，老喜欢站在中国那一边？为什么8月3日，在陈（水扁）总统‘一边一国’谈话后，这些人老喜欢到美国在台协会、民进党中央党部表达‘一个中国，两岸和平’、‘一边一国，永不安宁’、‘台湾要走出去’但是要‘走向中国、走向祖国’？毕竟，被他们带上、走上街头的工人，有权利回头问：老大，为什么工人权益必须建立在祖国统一的基础上？”[13]
2002年11月15日，《苦劳网》批评：“李明宪等人口中的‘共’，指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中国’。泛绿阵营用上了两蒋时期恐共的宣传手段，把中国妖魔化，再把所有批评民进党的人给妖魔化。……民进党自由主义色彩逐渐褪色，一步步地向极右的方向靠拢；过去被认为民进党中具左倾色彩的新潮流成员，竟然用上了美国(19)50年代引起无论是左派或自由主义者强烈批判的麦卡锡主义手法来打压工人运动，这就可看出民进党在执政过程中改变之剧烈。”[14]
2002年11月21日，《中国时报》记者陈嘉宏批评：“政治人物简化问题、二分法、扣帽子的心态与作法，才是现阶段台湾令人引以为忧的政治文化。王拓与王醒之的例子不是特例：日前被民进党立委指控为‘中共同路人’的全国总工会副秘书长王娟萍，同样有个在民进党政府里当官的妹妹王幼玲。……年轻时广泛接触左派思潮的王拓认为，少数民进党立委扣别人红帽子的行径显示他们‘知识的贫乏’；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人的言语，这其中有更多‘政治的傲慢’。统独省籍问题在台湾，其实是个虚假命题，但每逢选举就蠢蠢欲动，正因为这是最廉价的动员工具。”[15]
2003年10月4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杂志社（台社）举办创社15周年“迈向公共化，超克后威权”学术研讨会，工委会核心干部吴永毅说，民进党从“鸡兔问题”的论辩开始，新潮流系就把培养的菁英送到社运插队，等于垄断社运资源；社运人士也把自己奉送给民进党，民进党接收了社运的正当性与资源，只有少数社运团体仍然保持对抗新潮流系；社运界要了解，民进党并非唯一的选择与依靠[16]。
2003年10月19日，吴永毅在《中国时报》批评民进党与新潮流系：“民进党吃定有理想性的选民无法把票投给泛蓝，所以‘比不烂’就沾沾自喜了；新潮流只要做到比别的派系不‘兔’（议会／妥协路线）一点，他就继续当‘鸡’（群众／反体制路线）了。”[3]
2004年1月10日，社运工作者锺荣峰在《台湾立报》批评：“相较国民党威权时代高官民代傲慢、颟顸与何不食肉糜等言行风格，在‘民主进步’的当下，先有前年民进党籍立委对兰屿核废高唱‘强行征收兰屿土地’所引爆的哗然，继之中市李明宪立委对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所主办‘秋斗’为‘唱衰台湾’并‘与中共隔海唱和’等抹黑指控，至去年吕秀莲副总统的‘艾滋天谴说’、侯水盛的‘同志亡国论’等，已在在显示‘绿出蓝而更胜于蓝’的可怕趋势！在公民社会的强烈批判声浪、及选情白热化所造成的价值制约压力下，为保卫绿营江山而暂隐其真面目，但依旧‘管束’不住这股极反动、保守的言论，更甚以往的‘强暴说’[17]仍脱口而出，这无异宣告台湾的法西斯主义恶势力已然成形。”[18]
2005年8月5日，《台湾日报》突然宣布将兼任“台湾日报员工自救会”会长的林朝亿免职[19][20]，几乎不见工委会声援林朝亿。
2017年5月6日，国际社会主义前进表示，台湾统治阶级以中国因素恫吓台湾人民、并指控台湾遍布中国间谍与假新闻网站，实际上最主要针对的并非中国、而是未来台湾的阶级斗争；“早在过去扁政府八年，就有部分民进党人将工人运动抹黑成‘国民党与中国政府的阴谋’，试图借此分化工人、打压工运”[21]。
2017年7月31日，《自由时报》总编辑邹景雯发表特稿指控，长荣航空空服员五百多人依法请“天灾假”维护劳工权益，幕后操盘者是“左统色彩”的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目标是发动陆海空联合大罢工以瘫痪运输、打击蔡英文政府。2017年8月1日，前工委会执行长何燕堂抨击，邹景雯直接将工运抗争当作攻击政府的“国家安全事件”在对待，与2002年李明宪、李镇楠与黄宗源指控秋斗是“国共合作，斗臭台湾”的扣帽子手段如出一辙，如此法西斯思维令人不寒而栗[22]。2017年9月28日，国际社会主义前进表示，此文证明，蔡英文政府以防止中国共产党渗透为借口推行《国家保防工作法》与《反渗透法》，最终目的是为了镇压工人阶级组织和运动；《自由时报》歇斯底里地散播谎言，“可见台湾工人阶级的斗争已令资本家提心吊胆，下一步他们就会作出大力的法律甚至暴力镇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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