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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著作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英语: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是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的著作,根据他1989年发表在国际事务期刊《国家利益》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扩充而成。福山在书中提出,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论点称为“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四大要点:
历史终结论发表多年后,福山先后完成《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二书,认为其最初的结论要做出修正,将“法治”(rule of law)、“民主问责”(democracy)之外另加第三变量“国家治理能力”(state);认为很多国家在这三项中前两项得分高、但是第三项得分很低,[1]造成民主反而民粹化,体制发展不如预期。多数观点认为是中国崛起和中东混乱的效应让福山必须大幅修正,福山则坚称自己核心理念不变、只是小修改[2]。
2001年美国爆发九一一事件以后,许多人将九一一事件视为历史终结论的破灭,甚至有人以“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嘲讽历史终结论。2002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回应,至今他看不出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能阻挡西方价值的奔流;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住在所谓“反对西方价值”之国度的人民“用脚投票”、用尽心机想移民到西方国家,可见“反对西方价值”并非其广大人民的心声、而只不过是其统治阶级永远独揽统治利益的借口罢了[3]。但是,弗朗西斯·福山也不是非黑即白的认定西方国家的作法一定正确,他就曾公开反对2003年的美伊战争,并认为:新保守主义一味以武力推行美国价值,恐将重蹈列宁主义的覆辙[4]。
2006年,本书再版,弗朗西斯·福山在跋中谨慎地表达了他的失望:“我收到的很多批评完全产生于对我论点的误解,比如有人认为我觉得世界将不再进展。我这里无意探讨此类评论──这些人只要真正看过我的书,就不会这么说了。”[5]
2014年1月17日,弗朗西斯·福山说:“我认为,民主主义没有代替方案。除了自由民主主义之外,我没有发现近代化终点指向其他方向的证据。收入不平等是全球现象,这是全球化、尤其是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体制无关。……至今还没有人有办法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任何政治体制都不太可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和‘是否是民主国家’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并非是否选择民主主义道路,而是民主化的质量有多高。”[6]
2009年,《外交政策》评论弗朗西斯·福山在本书中的主张:“世人对这个人的主张强烈反对或赞同,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2011年,《纽约时报》报导,2007年–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对弗朗西斯·福山的主张造成严重打击:“在全球,对现有政治的信任度迅速瓦解。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主张,20年后成为一张废纸。”
2011年,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与那霸润的书《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评论做出另类观点,认为确实是有历史的终结,但不是弗朗西斯·福山的版本。与那霸润认为,弗朗西斯·福山对历史终结论的反省及认识都太晚了,“历史早在过去就已终结了,早在一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宋朝开始定型的社会体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这种社会体制中,中央集权、经济放任、科举取士、身份自由……,是一种“可持续的集权体制”。[7]
2014年1月17日,韩国延世大学教授文正仁表示:“福山的主张只是在说‘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在规范性上很好’,并未对现实进行准确的预测。中国、越南、也门、沙特阿拉伯都不是民主国家,而且埃及只是做出踏上民主主义道路的样子后重新回到集体主义。”[6]
2015年12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历史终结论是西方人早就有的一种进步主义观念,认为历史是单向和线性的发展,不是弗兰西斯·福山提出来的。郑永年说,历史终结论的影响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学术上,弗兰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时“刚好当时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西方政治家就据此认为其民主模式是普世的”;但看看现在的世界,他觉得,不是历史终结了,而是世界又回到托马斯·霍布斯的时代、面临“怎么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郑永年说,人性都是恶的,制度总会腐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重建制度,任何一个制度都不可能是最理想的制度;任何社会都在转型,但这是它本身的转型,不是说都变成西方式的社会;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历史是终结不了的。郑永年认为,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并在世界各地酿成灾难后无法收拾[8]。郑永年认为,历史终结论的观点偏颇且短视,民主也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许多引进西方式民主结果依然穷困和混乱;而中国目前采行的基层选举制加中上层菁英统治模式,也无人能说它不是一种民主模式且效率更高。
2018年6月1日,前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表示,本书认为西方民主制是政治的最终形式,催眠了西方国家,让西方国家完全没意识到中国与印度正在逐渐苏醒[9]。
201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说,自由主义民主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基督教文明体系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世价值,是20世纪末西方国家基于历史终结论炮制的一种说辞,与19世纪西方建立殖民体系时提出的白人优越论是同一个性质;而历史终结论的实质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终结其他文明,还是白人优越论式的“文明的傲慢”,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把这样的“普世主义”视为“民族主义化的”。杨光斌说,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建立单一文明一统天下的普世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说,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立不住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10]。
2016年11月1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说,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其之突然高亢,席卷亿万民众,以及两党政客的无耻对撕;中西主流媒体均感痛心疾首,咸认‘民主走到头了’,开始反思‘历史终结论为何仅仅流行二十来年就先把自家终结了’……”[11]。
2017年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演讲《坚持合作理念,作出正确抉择》,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部的世界观方面意识形态。王毅说:“我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也不存在什么‘历史的终结’。”[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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