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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德语：Karl Marx[注 1]；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注 2]，是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革命理论家、新闻从业员、历史学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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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名为马克思的人物，请见“Marx”。| 卡尔·马克思 FRS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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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年摄于伦敦（图片经后人上色） | |
| 出生 | 1818年5月5日 普鲁士王国特里尔 |
| 逝世 | 1883年3月14日（64岁） 英国英格兰伦敦 |
| 国籍 | 普鲁士王国（1818年—1845年） 无国籍[1]（1845年以后） |
| 教育程度 | 波恩大学（1835年—1836年）[2] 柏林洪堡大学（1836年—1841年） 耶拿大学（PhD，1841年4月）[3] |
| 知名作品 | 《共产党宣言》[4]《资本论》[5] |
| 信仰 | 无神论 |
| 配偶 | 燕妮·马克思（1843年结婚） |
| 儿女 | 燕妮·马克思（女） 劳拉·马克思（女） 爱琳娜·马克思（女） |
| 父母 | 海因里希·马克思（父） 亨丽埃特·普莱斯堡（母） |
| 亲属 | 萨穆埃尔·马克思（伯） 毛里茨·大卫·马克思（兄） 索菲亚·马克思（姐） 赫尔曼·马克思（弟） 亨丽埃特·马克思（妹） 路易丝·马克思（妹） 艾米莉·马克思（妹） 卡罗琳·马克思（妹） 爱德华·马克思（弟） |
| 时代 | 19世纪哲学 |
| 地区 | 西方哲学和德国哲学 |
| 学派 | 马克思主义（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创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
主要领域 | 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劳动关系、历史学、阶级斗争、伦理学、自然科学 |
著名思想 | 剩余价值、劳动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异化理论、历史唯物主义 |
| 签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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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工作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工人和资本家间的关系，而这一工作为后来诸多经济思想奠定了基础[10][11][12][13]。马克思亦是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鼻祖之一[14]，一生出版过大量理论著作，包括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4]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5]。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特里尔的一个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和耶拿大学学习法律系和哲学系，并于1841年获取哲学博士学位。在柏林时，他开始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产生兴趣。[15]大学毕业以后，马克思开始为科隆的一家报社撰稿[16]，与此同时，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思想亦开始萌芽，并逐渐成形。
1843年马克思结婚并移居巴黎，继续在其他报社从事专栏写作；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成为他往后余生重要的朋友和合作者。后来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并成立了共产主义联盟。与此同时，马克思已经从黑格尔的理论中发现一些端倪，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来猛烈地抨击黑格尔学说。在1848年，同恩格斯撰写了《共产党宣言》。由于其政治思想与当地政府不合而惨遭多次驱逐的马克思于1849年又被普鲁士政府驱逐，被迫与妻儿迁居到伦敦，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但马克思依然坚持写作，并开始构建他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也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并很快在第一国际中成为重要人物。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理论被统称为马克思主义。他主张：社会是在控制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以及提供劳动生产的劳动阶级间不断阶级斗争中发展而成的。他认为国家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运转，而这一点又常常被视为大众的公共意志[17]，并预言国家必然会走向消亡[18]。他同时也预言如之前存在过的社会经济体系一样，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会导致它自身的灭亡，并会被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取代。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将会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得到终结，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所管理、形成无任何阶级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19][20][21]。马克思积极地实践他的理论，指出工人阶级应该有组织地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以改变社会经济体制[22]。
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创始人，长期以来受到各个方面的赞美和批评，他也被人们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3]：卡尔·马克思与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佛洛依德并列为新哲学学说的奠基者；他还与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现代社会科学建立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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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王国下莱茵省的小城特里尔，父亲是当地律师海因里希·马克思（1777年—1838年），母亲名为亨丽埃特·普莱斯堡（1788年—1863年）[26][27][28]。马克思的祖先为犹太人，他的外祖父是一名荷兰拉比；而他的父系家族从1723年开始便一直担任特里尔当地的拉比职务，一直延续到其祖父梅尔·哈勒维·马克思（Meier Halevi Marx）[29][30][31]。
马克思的父亲原本名叫赫歇尔（Herschel），是家族里首个取得世俗学位的人。后来赫歇尔成为一名律师而过着比较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家里也因此拥有一大片摩泽尔河的葡萄园。在儿子马克思出生之前，他为了逃避反犹太主义的迫害而决定舍弃犹太教，改信当时德国普遍信仰的新教信义宗。与此同时，他也将名字从意第绪语称呼“赫歇尔”改成德国常用的称呼“海因里希”（Heinrich）[32][33]。
不太笃信宗教的海因里希本身是启蒙主义者，对于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十分感兴趣。同时他也支持古典自由主义论点，进而参与要求君主专制的普鲁士王国推动宪政改革的运动[34][35][36][37]。
1815年他开始从事律师的工作，1819年全家便搬到了靠近尼格拉城门的一栋10间居室的住处[26][38][39]。后来他娶了荷兰犹太妇女亨丽埃塔·普莱斯堡为妻，后者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家庭事务和清洁工作上[40][41][42]。她本人具有些许识字能力，但是与丈夫不同的是其选择继续维持犹太教信仰[42]。亨丽埃塔来自从事商业、后来创建飞利浦公司的富有家庭，也因此她与安东·飞利浦、赫拉德·飞利浦与弗里兹·飞利浦有着血缘关系。她的弟弟本杰明·飞利浦（Benjamin Philips）是有钱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以至于后来马克思和妻子燕妮·马克思在伦敦流亡期间还常依靠他的借款以维持生计[43]。
后人对于卡尔·马克思的童年所知不多[44][45]，马克思本来是家中9个孩子中的第三个；1819年他的哥哥莫里茨（Moritz）死去后，马克思成了家中长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苏菲）[39]。马克思在1824年8月接受了信义宗的洗礼，其他幸存的姐弟妹苏菲（Sophie）、赫尔曼（Hermann）、亨列特（Henriette）、路易斯（Louise）、艾米莉（Emilie）和卡罗琳（Karoline）亦洗礼为信义宗[42][46]。马克思小时候接受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的家庭教育，1830年则进入特里尔中学就读，当时校长胡戈·维滕巴赫（Hugo Wyttenbach）还是马克思父亲的朋友。由于聘用了诸多人文主义人士来中学担任老师，维滕巴赫招致了保守的当地政府不满。随后警方在1832年对这所学校进行突击检查，并发现声援政治自由的文学作品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政府将这些作品的流通视为严重的煽动行为，因而在马克思就读的这段期间内学校里的许多职员都被撤换[47][48][49]。
1835年10月，17岁的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旅行，并萌生在此学习哲学和文学的想法。可是他的父亲坚持认为，学习法律对马克思而言是个更加实际的选择[50][51][52]，而由于某种胸闷疾病使得马克思18岁时被允许免去兵役[53]。在就读波恩大学期间，马克思加入为警察严密监控的激进政治社团诗人俱乐部[54][55]。同时马克思还是饮酒俱乐部“特里尔客栈”（Landsmannschaft der Treveraner）的一员，甚至还一度担任该组织的副会长[55][56]。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多次参与争论，并且逐渐激进；甚至在1836年8月，在大学和一名普鲁士军人决斗[55][57]。尽管马克思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成绩不错，但是后来成绩迅速下滑，为此他的父亲强行要他转学到学术风气更好的柏林洪堡大学[48][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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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里尔度过了夏秋两季之后，1836年马克思开始严肃地思考他的学术与生活发展。同一时间他与从小结识、后来成为社会学家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订婚了。燕妮出生于1814年的贵族家庭中，本身是普鲁士统治阶层的女男爵。但由于燕妮是取消与另一名年轻贵族的订婚关系后才与马克思订婚，以及两人无论在民族还是所属阶层上都存在差异，使得马克思和燕妮的关系备受社会争论。但马克思则与燕妮的父亲、同时是开明贵族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成为了朋友，后来马克思也会提交自己的博士论文给燕妮的父亲查看[59][60][61][62]。
到了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订婚7年之久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的新教教堂上正式结为夫妻[63][64][65][66]。
1836年10月，马克思抵达柏林并就读于柏林洪堡大学法律系，还在当地的中央大街租了一间房间[62][67]。尽管马克思所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事务，但他依旧着迷於哲学并试图把哲学与法学结合。对此他认为“要是没有哲学，什么也做不到”[68][69]，并对才刚逝世不久、在欧陆哲学圈引起广泛争论的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思想深感兴趣[70][71][72]。
1837年时，马克思在柏林-施特拉劳康康复期间加入了主要探讨黑格尔思想的学生团体“博士俱乐部”（Doktorklub），团体成员后来成为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主要围绕在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周围，同时马克思与阿道夫·弗里德里希·鲁腾贝格发展出亲密的友谊。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们对于黑格尔在形而上学的论点抱有批判态度，但也接纳他的辩证法观点，进而从左派的观点出发评论既有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体系[73][74][75]。1838年5月马克思的父亲逝世，这导致家庭收入减少许多[76][77]，而马克思和父亲的情感联系紧密，并且在父亲逝世后也经常怀念[78]。自1837年开始，马克思撰写了数篇小说和文章。这其中包括有短篇小说《蝎子和费里克斯》、戏剧《奥兰尼姆》，以及一些专门写给燕妮的情诗，不过这些早期的作品都没有在马克思生前获得出版[注 3][68][80]。马克思很快就放弃了小说的写作工作，并且舍弃包括英语和意大利语、美术史研究和拉丁语典籍的翻译工作[68][81]。
1840年时，他和鲍威尔开始合作编整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讲演录》，随后鲍威尔更帮助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比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注 4]。同一年由于普鲁士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除了迫害异议份子外，新国王还要求所有出版物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这使得大学失去了学术自由。其中由新国王任命的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希·谢林将审沙马赫思的博士论文，但马克思博士论文里哲学高过神学的立场很难被反对黑格尔的保守派教授所接受[83]，所以马克思将博士论文改寄给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国的耶拿大学用以审查博士资格[66]，最后于1841年4月由该学校教授授予哲学博士学位[84][85][86][87]。马克思和鲍威尔都是无神论者，1841年3月两人开始计划创办杂志《无神论档案》（Archiv des Atheismus），但是最终没有实际行动。同年7月，马克思和鲍威尔从柏林前往波恩。借由喝醉嘲笑教会人士，还骑着驴子在街上飞奔以表达反对自身阶级[74][88][89][90]。
毕业后的马克思曾经考虑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但是随着政府反对古典自由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日益增长而最终放弃[87][91]。1842年马克思搬到科隆并且成为《莱茵报》的主编，他在报纸上发表多篇自己早年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的文章，并且逐渐对于经济发展问题感到兴趣[66]。在这期间他强烈批评右翼的欧洲政府、自由主义人士和社会主义运动，并且认为三者常常失去功效或者适得其反[92][93][94]。该份报纸随即吸引了普鲁士政府的注意，并且开始在报纸印刷前针对所有煽动性的话语与议题实施内容审查，对此马克思感叹说：“我们的报纸必须提交给负责审查的警方，如果被警方闻到任何非基督教或者反普鲁士的内容，报纸就不允许出版。[95][96][97]”不过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一篇强烈批评俄罗斯沙皇的文章后，引起尼古拉一世的不满并且要求普鲁士政府予以取缔。1843年，普鲁士国王在接到俄罗斯帝国方面的抗议后下令查禁《莱茵报》并且撤销发行许可，马克思也因而失去工作[66][98][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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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马克思和德国社会主义人士阿尔诺德·卢格共同在法国巴黎创办新的左派期刊《德法年鉴》，并且集结了当时德国和法国的左派成员担任作者[101][102][103][104]。为此年轻的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在同年10月移居巴黎，刚开始夫妻两人与卢格一家共同居住在瓦尼乌街10号[66]。不过两人发现该社区生活条件困难，因此在1844年女儿燕妮出生后便搬到其他寓所[105][106][107][108]。尽管《德法年鉴》原本希望能够吸引来自法国和德国各州的作家参与，但最后刊物的主导力量仍然以德国作家为首，而唯一的非德国籍作家是流亡俄罗斯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克山德罗维奇·巴枯宁[102][109][110]。马克思亦为这份期刊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民族问题》2篇文章草稿[111][112]，其中在《论犹太民族问题》中介绍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内容主张无产阶级将是革命的力量[113][114]。
但是《德法年鉴》在出版一期刊物并且获得关注后，因为刊载了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为讽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所写的颂歌，导致德国各州禁止期刊贩售以及复制影印。之后更由于卢格拒绝进一步为期刊提供赞助、以及他与马克思的友谊决裂，使得《德法年鉴》停止出版[115][116][117]。之后马克思开始为总部设在巴黎且唯一一个未经审查的德语左派杂志《前进周刊》从事写作工作，而该份报纸又与由劳工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空想社会主义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有着密切关联。马克思因而出席过数次正义者同盟的会议，但是并没有决定加入[118][119][120]。在《前进周刊》中写作的过程中，马克思参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而逐步完善其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他也批评自由主义人士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者[121]。
1844年8月28日，马克思在凯皇咖啡馆与到访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会面，开始两人深厚的友谊[66][122][123]。恩格斯向马克思介绍他在同一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24][125]，说服马克思承认工人阶级将是历史上最后的革命和组成成员[126][127]。恩格斯之后于9月时前往巴黎居住，并且和马克思两人一同开始对社会主义展开研究。其中在1845年发表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对其以前朋友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思想给予批判[128][129]。虽然鲍威尔对于促成马克思与麦克斯·施蒂纳和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亲近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最终马克思和恩格斯仍舍弃费尔巴哈的思想[注 5]。在居住在巴黎瓦尼乌街38号的这段时间[131]，马克思开始着手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人[132]）、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克劳德·昂列·圣西门和夏尔·傅立叶等人[133]）及法国历史，并因此最终成为一名社会主义学者[66][134]。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后来成为马克思的研究主轴[135]，并且促成其后来出版重要的经济著作《资本论》[136][137][138]。
在1844年秋季时，马克思在巴黎逐渐架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架构以及理解资本主义的内部运作[134]；其中马克思主义受到其早年对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很大程度上结合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经济学理论[139]。马克思在其书房从事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同样继续担任激进派刊物的编辑，后来更协助组织和指导主张发起公民起义的政党，不过马克思仍然尽可能花费时间在自己的经济研究上。在1844年下半年马克思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大致上已经完成后，许多针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非常详细地陆续提出[140]。然而马克思为了记录自己的经济世界观细节以进一步明确自己设想的新的经济理论，因此马克思开始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41]。1844年4月至8月期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逐渐完工，但这份手稿一直到1933年才被发现并发表。这些手稿涉及许多主题并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142]，然而1845年春天时马克思开始认为对于政治经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领域仍必须继续研究，这使得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他认为必须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发展观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经济理论[143]。
1845年马克思在《前进周刊》中对德国的专制主义发表尖锐的批评，对此普鲁士政府感到非常不满。其中普鲁士国王要求法国政府查禁《前进周刊》，并且要求法国外交部部长弗朗索瓦·基佐驱逐马克思[66][121]。随后马克思被法国政府所派遣的流氓殴打，最终在4月遭到驱逐出境的马克思被迫从巴黎搬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不过马克思继续从事他的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此马克思承认《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已经受到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其许多不一致的想法影响，进一步认识到有必要自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哲学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突破，因此马克思从巴黎搬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后开始撰写了总共11篇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44]。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包含了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的思考、理想主义理论与实践理念的关系、以及抽象现实凌驾于物理世界的批判等[142]，其中在11条中更提出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论点[142][145]。在此马克思首次提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想法，认为世界的改变并非基于想法概念，而是透过实际的、物理的、物质性的活动和实践进行[14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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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2月，马克思移民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他承诺在比利时将不针对当代政治主题发表相关意见[121]。很快地，他便与德国哲学家莫塞斯·赫斯、德国作家卡尔·海因岑、普鲁士新闻工作者约瑟夫·魏德迈等来自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者会面。
1845年4月，恩格斯从德国巴门搬到布鲁塞尔，并与马克思会面，同时，正义者同盟内部也越来越多干部成员前往布鲁塞尔并且以此为据点[121][147]。
1845年7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布鲁塞尔，前往英国访问宪章运动领导人。马克思则趁着这次旅行的契机，大量研究收藏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各种经济相关资料文献[148]。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为了研究社会主义运动而共同前往英格兰考察，在这之前，恩格斯从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便花了2年的时间住在曼彻斯特[149][150]。这使得恩格斯不仅已经懂得英语[151]，并且曾与许多宪章运动的领导人有着密切关系[151]。事实上恩格斯过去作为英语报刊的记者，曾经发表许多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51]。
1845年12月，马克思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着手撰写新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66]，这本书籍也常常被视为其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重要著作[152]。其中马克思打破过去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张，同时也反对如德国记者卡尔·格律恩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提出的部分“理想主义”理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从而首次系统地阐述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中认为唯物主义是历史上唯一的动力，并且明确提出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进而为社会主义从原本的理想奠定初步理论基础[153]。《德意志意识形态》大体上是以幽默讽刺的形式撰写，即便如此，仍然没有获得审查机关通过。就像马克思许多早期著作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生前始终没有获得发表，并且一直到1932年才首次出版[142][154][155]。
《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后，马克思开始将自己的工作主轴从原本的科学唯物主义理念的确定，转向至以此角度澄清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真正的理论和策略，而其目的在于区分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哲学之间的差异[156]。其中乌托邦主义者认为必须要说服过去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们愿意在同一时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然而马克思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济权益而有所行动。因此马克思计划在新的著作中针对以劳工为首的阶级撰写具庞大吸引力的论述，透过该阶级所重视的物质利益提供动员大量群众之能量，进而发展成为变革和改变社会的最佳方式。不过为了使手稿得以通过政府机关的审查，马克思透过这本书回应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耶-约瑟夫·蒲鲁东于1840年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批评其“小资产阶级哲学”并且将书命名为《哲学的贫困》[157]，这本书后来更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著名的作品《共产党宣言》之基础[158]。
1846年，居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且继续与秘密激进组织正义者同盟有所交流[159]。其中马克思认为正义者同盟作为激进组织，应当促进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发起群众运动，进而扩大成为工人阶级的革命[160]；然而如果要组织工人阶级并且扩展成为群众运动，意味着正义者同盟不得不放弃“秘密”或“地下”性质，并且作为政党开始从事相关行动[161]。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而正义者同盟成员最终则被两人的主张所说服。在1847年6月举行成员改组会议，正式公开组织并且呼吁工人阶级投入社会政治运动[162]，而该新成立的政治团体则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63]。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规章制定和组织架构建立，并且在从1847年12月至1848年两人则开始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共同行动纲领[66][164]。1848年2月21日由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内容中确立了新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主要信念[165]。其中不再是秘密社团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该如过去正义者同盟继续隐藏其信念，相反地应当把目的和方针明确朝向广大的市民[166]。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开头便是由马克思所提出的“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之后马克思则描述资产阶级（富有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劳动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将会产生对立[167]。同时在宣言中还认为相较于其他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党和团体，仅有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的主张才真正能保障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并且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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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时，欧洲经历一系列的抗议和暴力动乱，后来被称为1848年革命[168]。其中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奥尔良王朝，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退位，从而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68]。马克思则在最近刚获得继承他父亲的6,000法郎[169]（或5,000法郎[170]），并且以此支持相关活动[171]。据称他曾经使用这笔钱三度支援比利时工人筹备武装并且策划发起革命行动[171]，不过相关指控的真实性仍有待商榷[169][172]，随后马克思则遭到比利时政府驱逐[66]。最后，在同年3月法国临时新政府的邀请下，马克思一家人被迫回到法国巴黎居住，并且认为已经建立新共和政府的法国将能够保障他的人身安全[171][173]。
暂时安顿在巴黎后，恩格斯也在不久跟着返回巴黎居住[66]。之后马克思向积极参与位于巴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行动总部活动，并且还与其他同样居住在法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成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German Workers' Club）[174]。由于希望看到革命能够蔓延至德国，1848年4月在德国无产阶级支持者的资助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回到普鲁士科隆。搬至科隆居住的马克思在那里开始发表名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Demand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Germany）之传单[175]，在内容中重新审视《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10项做法，认为德国资产阶级必须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前，先行推翻当时的封建君主和贵族制度[176]。6月1日，马克思透过他近期从父亲继承来的财产创办日报《新莱茵报》[66]。其中发表的内容主要取材自欧洲各地的新闻事件以及马克思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而受到马克思同时担任主要作家和编辑的主导和影响，尽管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对于该份报纸有所贡献，不过恩格斯对此仍认为是“马克思的简单专政”[177][178][179]。
不过包括马克思和其他革命社会主义者由于担任报纸编辑而经常定期遭到警方骚扰，马克思本人便曾因侮辱首席检察官、报导违法新闻内容、涉嫌透过抵制税收煽动武装叛乱等指控而遭到审讯[180][181][182][183]，不过每次他都获得无罪释放[181][183][184]。同时由普鲁士重要人士组成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遭到解散，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则提拔了原本反对改革措施的成员，并且排除普鲁士新内阁内部的左派成员和其他改革分子[180]。因此《新莱茵报》很快遭到注意，随后几乎所有的编辑陆陆续续遭到司法逮捕或者是遭驱逐出境[66]。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普鲁士政府的驱逐令而被勒令离开普鲁士[179][185]。在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刊印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出版后，马克思在6月初时回到了巴黎[66]。然而当时巴黎则因为反革命运动和霍乱疫情爆发的影响，使得马克思很快被市政府认为是政治威胁而要求其驱逐出境，或者选择囚禁在法国布列塔尼[66]。在他的妻子燕妮生下第四个孩子后，在不能够搬回德国或者比利时的情况下，1849年8月被法国政府驱逐的马克思一家流亡至英国伦敦[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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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8月马克思移居至英国伦敦并且在此度过余生，随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也搬到了伦敦。然而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经常因为经济和债务问题而精神焦虑，并且受疾病所苦导致情绪不佳[188]。而原本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法伦两人总共有7个孩子，但是因为伦敦生活条件过差使得全部只有3个孩子长大成人[189]。两人所生育的孩子包括有燕妮·龙格（1844年至1883年）、燕妮·劳拉（1845年至1911年）、爱伦（1847年至1855年）、亨利·爱德华·盖尔（1849年至1850年）、燕妮·伊夫琳·法兰西丝（1851年至1852年）以及燕妮·茱莉亚·爱莲诺（1855年至1898年）。另外在1857年7月时，则有一名男婴在马克思给他起名前便逝世。另外有传言指称马克思与女仆海伦·“琳蘅”·德穆特在1851年时有一私生子弗雷迪·德穆斯（Frederick Demuth）[190]，其中蘅琳在马克思被迫迁往布鲁塞尔前便跟着燕妮作为陪嫁女仆，之后才解除主仆关系[191][192][193][194]。
马克思在英国期间，仍然时常被普鲁士政府派往英国的密探所监视。而为了使其行踪难以被政府追踪，马克思经常使用假名租借房屋或公寓。在巴黎期间他用“蓝波先生”（Monsieur Ramboz），而在伦敦他签名时则以“A·威廉斯”（A. Williams）。他的朋友则因为马克思皮肤黝黑且黑色卷发，而且历史上的北非地区摩尔人称他为“摩尔”（Moors），而他鼓励他的孩子们叫他“老尼克”（Old Nick）和“查理”（Charley）[195]。马克思还为他的朋友和家人取昵称和假名，称呼恩格斯为“将军”（General）、他的管家海伦（Helene）为“小莉娜”（Lenchen）或“尼姆”（Nym）[195]。另外传记作者家西尔维雅·娜萨认为他从来没有学会正确的英语，并且在最后生活英国30年这期间也从未前往英国的工厂[196]。
在1849年至1850年，总部移往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其中德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卡尔·沙佩尔领导的一派主张立即起义。维利希与沙佩尔认为一旦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起起义后，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将会自发性的跟进发起行动，因此在欧洲将能爆发革命。马克思与恩格斯则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反对这一想法，认为这样并未完善计划的起义是“冒险主义”，并最终导致共产主义者同盟自身毁灭[197]。他认为维利希与沙佩尔一群人主张的起义，很容易被欧洲保守政府之警、军队所压制，对此他认为如此进行将会造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覆灭。马克思认为社会改变并非少数人在一夜间便能实现，相反地则是对社会经济状况科学分析后，随着社会不同发展阶段而发起革命[197]。
在1848年欧洲各地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应该鼓励工人阶级团结，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合作共同击败封建贵族，并且提出具有自由选举而成的议会、男性公民投票权的立宪共和国政府之改革要求；这也意味着工人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合作才能促使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不过最终仍以工人阶级主导并且组织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经过长期内部斗争后，马克思主张将造成组织瓦解的观点占了上风，最终维利希和沙佩尔等人离开共产主义者同盟。同时，马克思也积极参与了同样支持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198]，该协会主要在伦敦市中心的娱乐区伦敦苏荷区大风车街举行会议[199][200]。然而就如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行动问题而发生内部分裂，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内部成员也分成支持马克思想法者以及跟随沙佩尔和维利希做法两派。最终在这次与沙佩尔和维利希一派的斗争中，马克思失去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内部成员的支持，并且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协会职务[198]。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马克思以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为基础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201]；在此他扩大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想法，并且认为无产阶级最终将能够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而获得胜利[202]。
在伦敦期间马克思投身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工作，而由于被许多国家驱逐而被迫到处流亡，他曾自称自己是“世界公民”。然而刚搬入英国的前几年，他和他的家人则面临极端贫困的生活困境[203][204]。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他好友恩格斯的资助，当时恩格斯从他的家族生意获得庞大收入[203][205]。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为英国、美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南非的6家报社撰写文章[206]，其中马克思大多数的新闻写作主要是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欧洲地区记者[207]。过去马克思便透过担任自己报刊的编辑或者为其他支持其哲学论点的报纸撰写文章，来和广大的工人阶级民众得以进行沟通。然而前往英国伦敦后，马克思无法自费或者与其他人共同合资创办报纸，因此他试图借由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等“资产阶级”报纸撰写文章并和公众交流。起初马克思的文章是由威廉·皮柏（Wilhelm Pieper）从德语翻译到英语，不过最后马克思具备英语写作能力后，就不再借由翻译写作发表文章[208]。
《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霍勒斯·格里利在1841年4月于纽约创办，而马克思则是透过该报编辑部的记者查尔斯·A·达纳与《纽约每日论坛报》接触[209]。不过之后查尔斯·达纳则辞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工作，并且在1868年加入与之竞争的《纽约太阳报》团队而成为首席主编[210]。马克思的论点获得《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公开支持，同时他也把该报纸视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其中《纽约每日论坛报》自创办以来便定位为每份只需花费2分的廉价报纸[211]，因此它本身很受美国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的欢迎，并且以每天出版50,000份的速度成为当时美国流传最广的报纸[212]。《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主要以格里利的反奴隶制主张为主，这使得该报广泛的读者群除了来自美国工人阶级外，读者也包括有支持工人阶级的社会大众[213]。1852年8月21日，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其第一篇介绍英国议会选举的文章[214]。
《纽约每日论坛报》一开始仅把马克思视为欧洲新闻之特派记者，然而在185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于奴隶制度的冲突加剧、以及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使得美国社会大众对于欧洲事务的关注程度下降[215]。因此马克思很早就开始撰写关于美国的议题讨论，特别是奴隶制度危机或者国家之间的战争等问题。原本马克思之所以愿意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文章，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该报编辑方针主张渐进改革。然而查尔斯·德纳于1861年年底离开总编辑工作后，改组过后的编辑部提出新的编辑政策[216]。《纽约每日论坛报》不再强烈支持废奴主义并且主张联邦应取得完全胜利，新编辑部转而支持联邦和美利坚邦联达成直接和平以结束内战，同时位于美国南部的邦联则继续维持奴隶制度。马克思强烈反对这种新的政治立场，并在1863年被辞去《纽约每日论坛报》作家的工作[217]。
结构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者主张从1850年代至1860年代期间[218]，马克思的论点从原本的唯心主义、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思想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在著作内容上转换成科学精神较为成熟的后期马克思[218][219][220][221]，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认为这段期间有思想改变存在[221][222]。1848年至1849年的系列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维的重要出发点，他们认为其经济历史发展观点是唯一能够充分解释如1848年一连串革命等历史事件的有效论证。1848年过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时间开始试想整个革命完全爆发的状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认为除非将会发生另一次经济衰退，否则新的大规模革命将不会发生。然而马克思和其他革命成员对于是否必须在经济衰退后，社会开始出现革命形势后才能够发动革命产生争论；马克思指责主张革命不必在经济衰退时发起的革命成员为“冒险家”，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形势可能是革命群众的纯粹“意志力”凭空生成，而不须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之现实。
1852年美国经济陷入低迷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怀疑革命风潮即将出现。然而美国经济由于仍然在快速成长使得革命无法如设想的爆发，而美国西部边疆仍然能够让许多遭到打压的民众前往发展，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则会由于无法发泄而引发社会动荡。也因此自美国爆发的任何经济危机将不会导致革命爆发，除非欧洲的古老经济体系因为美国经济而受到打击。当时马克思将世界经济仍视为单个国家系统，并且相隔着各个国家的国界而紧密相连。1857年经济大恐慌则打破过去对于世界经济的思维模式，该次经济恐慌从在美国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事实上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223]。这时从1844年离开学术研究并且忙于其他工作的马克思，开始渴望回到自己的经济研究计划上。对此他认为透过重新回到经济学的研究中，他将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
由于工人革命和相关运动的多次失败和挫折，马克思也试图透过学术研究了解资本主义；其中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室研究，并且重新反思先前政治经济学家的作品和搜集到的经济数据[224]。到了1857年，马克思已经积累了超过800页的笔记和短文，内容则包括有资本、不在地主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些工作整理出版，直到1939年才经他人整理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225][226][227]。
1859年时马克思则出版了自己首本较为严肃的经济研究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本著作原本是打算仅作为后来才发表的3卷《资本论》的序言[22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接受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倡导的劳动价值理论，但尽管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有所区分，但一直未能确定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间的真正关系。马克思则在这本著作中明确界定了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实际关系[229]，他也提出了金钱和货币流通的资本主义经济之科学理论[230]。这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正式对社会大众发表后引起热烈讨论，这本书的许多版本也很快便销售完毕[231]。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参与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181]，并且获选进入领导委员会中[232]。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便为第一国际起草《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66]，并且曾经与无政府主义者重要人物米哈伊尔·亚历克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发生斗争[203]。尽管马克思在这次争论中获得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但是在马克思支持下领导委员会将总部从原本的英国伦敦转移至美国纽约后，反而使得第一国际的重要性下滑[233]。而在当时国际社会上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期间巴黎的公民反抗法国政府并且自行接管市镇长达2个月，但是最终则遭到镇压结束。针对这次流血叛乱行动，马克思则撰写其最著名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以为巴黎公社辩护[234][235]。另外《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销售成功，促使得马克思在1860年代初期开始计划研究并撰写大型著作[66]。
其中在后来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著作中，马克思讨论了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政治经济理论家[203]。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该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活动[236]。同时在书本中马克思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而该理论则深深受到英国社会主义作家托马斯·霍吉斯金的影响；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特别评论霍吉斯金的著作《反对资方的要求而为劳方辩护》（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237]。事实上马克思引述霍吉斯金所提出的，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使得劳动发生异化，进而出现“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问题所在。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的情况[238]。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概述了他对于剩余价值和自然资源开发的构想，他认为这最终会导致利润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崩溃[239]。《资本论》第一卷也引来社会大量讨论，1871年秋天时德语版本的《资本论》第一卷首刷版本即将销售完毕时，第二版随即投入印刷并且贩售。而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需求，使得3,000多本俄语版的书籍很快便于1872年3月27日出版并发表。马克思之后生活仍然继续整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所需要的资料，但是在他逝世以后相关的内容仍然仅有草稿，因此最后在恩格斯对于后2卷手稿编整后才获得出版[203]。1885年时《资本论》第二卷经由恩格斯整理后发表，1893年7月又以“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Capital II: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一名再度出版[137]。隔年10月，《资本论》第三卷则是命名为“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Capital III: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s a Whole）后正式对外发表[240]。
1870年10月，马克思与移居伦敦的恩格斯再度相聚并且持续合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则常常被称作《资本论》第四卷，并成为马克思对于经济思想史首个全面的论文[241]。其中主要以马克思在1861年至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汇编而成[242][243][244]。其中1905年和1910年时，德语版本的《剩余价值理论》节选版才正式发表，到了1951年该删减部分内容的版本在翻译成英语后在英国伦敦出版。不过收录完整内容而未删减的《剩余价值理论》版本，则一直到1963年和1971年才在苏联莫斯科视为《资本论》第四卷发行[245]。另外对于数学有所兴趣的马克思在伦敦撰写《资本论》期间，曾经为了工作需要而复习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学等数学概念，其中他特别关心微积分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1968年时，苏联数学史家索非亚·雅诺夫斯卡娅在将手稿汇整后出版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246]。
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10年健康每况愈下，这使得他不能继续把过往许多工作计划接续完成[203]。此时他则经常对于当代政治撰写评论和整理意见，特别是针对德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局势发展发表看法。他在《哥达纲领批判》反对他的追随者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态度，认为两人不应当为统一社会主义派系的观点、而与斐迪南·拉萨尔提出的国有社会主义做出妥协[203]，而在这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其著名的名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247]”
1881年3月8日，马克思在写给俄罗斯社会主义作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到如何在俄罗斯直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现有村庄土地采取共同所有权制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村社[203][248]。虽然马克思在信中承认从俄罗斯农村建立的组织公社是俄罗斯社会复兴的出发点，但是他也表示在未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转移至社会主义阶段时，应当以和平行动方式作为主要手段[249]。其中马克思认为首先必须消除各方可能对于组织公社的质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全面解决负面影响后马克思所提到的组织公社自行正常发展的情况才可能存在[249]。
不过在同一封寄给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所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完全分离。[249]”而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则表达其对于人类学发展的热情，并且认为这将能够激励未来的共产主义成立，并且相较于过去的共产主义模式有更高的水平。对此他写道：
| “ |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趋势是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正出现致命的危机，在它已经达到最高峰时将会导致危机爆发而终结，现代社会因而回归到更高形式、最古老的集体生产和所有权关系……原始社会的生命力远比犹太人、希腊、罗马等社会还要无比的高尚，更不用说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250] | ” |
1881年12月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逝世，而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15个月则因为罹患粘膜炎而健康欠佳。然而粘膜炎随后引发支气管炎和胸膜炎，最终马克思在1883年3月14日时于伦敦寓所逝世[66]。当时马克思为无国籍者，他的家人和朋友把他的遗体与燕妮合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251]。在1883年3月17日举办其葬礼时共有9名至11名亲友参与葬礼[252]，除了他2个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以及好友恩格斯外，马克思的2名女婿、同时也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沙尔·龙格与保尔·拉法格参与了这次葬礼[252][253]。其中他几位最亲密的朋友还在葬礼上发表演讲，这包括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和恩格斯等人。其中恩格斯在演说中提到：
| “ | 3月14日下午二时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254] | ” |
在葬礼中除了恩格斯的讲话外，也发表其他来自各地的声明内容[252]。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暨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用德语演说，另外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龙格也用法文发表简短声明[252]，而法国和西班牙的2个工人政党也发表致敬电报[252]。其他参与马克思葬礼、但并非其熟识亲友者还包括有共产主义的3名支持人士，包括曾经支持共产主义，1852年遭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德国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被恩格斯视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资深成员的G·洛赫奈（G. Lochner）；以及本身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且曾经参与德意志1848年革命的曼彻斯特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252]。在葬礼中另一名参与者是英国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他后来因为无脊椎动物与演化等研究而闻名[252]。
马克思的墓碑上雕刻着《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且注记了由恩格斯主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3]”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将自己留下的价值约30,000英镑（约合2011年的4,800,000美元）的遗产的四分之三转交给了马克思2名幸存的女儿[190][255][256]。原本马克思的坟墓仅有简陋的装饰，不过在1954年大不列颠共产党邀请英国雕塑家劳伦斯·布拉德索为马克思立下马克思半身肖像[43]。而在1970年，则发生有人尝试以自制炸弹破坏该纪念碑[257]。已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尽管马克思没有在英国有大批追随者，但是不能因此说马克思逝世后的人生面临失败，因为实际上马克思的作品后来对德国和俄罗斯左翼运动有所影响。同时在他逝世后25年，在欧洲各国陆续出现公开承认受过马克思影响自身政治观点的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在代议民主制的选举中赢得15%至47%的得票率[258]。
马克思经常对于过去的思想家予以批判，他也因此被称为“社会科学方法批评第一人”[259][260]。其中马克思曾经批评具有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的思辨哲学[261]，并试图透过这一作法让思想得以从意识形态的偏见分离[260]，这使他与许多当代哲学家有所不同[22]。不过马克思的思想也受到许多思想家的影响，这包括有：
-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哲学[259]。
-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260]。
- 以让-雅克·卢梭、克劳德·昂列·圣西门、皮耶-约瑟夫·蒲鲁东、夏尔·傅立叶等社会主义人士为主的法国左派思想[260][262][263]。
- 早期德国以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唯物主义之青年黑格尔派，和18世纪后期以德尼·狄德罗、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和保尔·霍尔巴赫为首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130]。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于工人阶级的分析[126]，同时早期还受到弗朗索瓦·基佐和奥古斯丁·蒂埃里等法国自由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的影响。
历史学者经常把马克思的观点称作历史唯物主义，不过一些批评认为恩格斯和列宁将其哲学改编成辩证唯物主义。其中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说法，认为应当对于作为现实的历史影响力透过辩证法验证[259]。然而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者而把思想列为最重要之物，而本人是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则改变原本辩证法的前提，主张物质观念的首要地位[142][259]。其中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存在掌握了历史进程，不过马克思则认为此举是不必要的神秘化，试图模糊人类和其物理行为改变世界的现实[259]。对此他写道黑格尔颠倒了原本现实中的行动，因此需要重新订立基础建构之。尽管马克思不喜欢在一些著作中使用哥德小说式的神秘术语，不过在《资本论》中他仍然指称资本主义为“劳动产品拜物教”[264]。
虽然马克思的灵感来自法国社会主义和社会学思想，但是他也批判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支持者[260]；其中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青睐小规模的社会主义社会，反就导致其被边缘化并且面临贫困问题，对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大规模变革经济体系才可以带来真正的变化[263]。另外恩格斯在1844年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大大影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思想的诠释，从而导致马克思透过历史辩证法而设想出阶级斗争冲突，并且认为现代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最为进步的力量[126]。马克思认为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后将能够洞悉历史发展，进而发现推动发展结果的社会矛盾因素；也因此马克思的一些追随者做出结论，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必定会发生。但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提到他著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名言，仍然认为必须要实际付出行动以改变世界[22][43]。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左侧）和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右侧）的辩证法深深影响着马克思的思想。
如同法国政治社会学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提出匿名且暗中独裁的官僚专制主义[265]，马克思则反对过去许多古典思想家对于专制的理论，这包括有曾经提出单一专制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266]。对此马克思认为哲学是人类思想的解放，这也意味着其将成为无产阶级挑战社会制度的精神武器。其中马克思开始分析“资本专制”，并且进一步认为人类历史将会改变人性，这包括有个人存在与实际事物等[267]。其中马克思在年轻时受到当时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辩证观点影响，认为万物皆是由演变而成。但是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比较偏向科学化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考模式。其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个论点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于物质与意识的看法，前者认为意识决定物质，也就是说人的意识将决定对于物质的看法与解释，随着人意识的改变也将改变对物质的定义；而后者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人在周遭遇到的事物真正决定人们对于物质的定义。
马克思认为人类将认识到他们同时具有实现的和潜在的自我，而人们透过自己的物质实践活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其自身也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得到改造、进而获得自己新的质量和素质[268][269]。对此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主张自我发展的开端，源自于内部异化的经验认识而自动生成，接着产生作为主体行动者的真实自我感觉，并且得以确认潜在的对应客体[269]。马克思进一步认为透过期望形式而成形的自然界[270]，主体将继续让客体成为其自身，并让个体得以实现而成为完整的人[271]。同时在马克思的主张，认为人类劳动的功能在于建构作为特殊存在的类存在[268][269][271]。而在马克思思想中最为基础的命题为从事有意义之劳动，因为为了使主体能够与所疏远的对象得以对应，它首先必须在主体的世界施加文字或者实物影像[269]。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掌握了工作的本质和了解客体概念者，并且表示在他的著作中得以推导出本质即现实的结果[269]，但是他也认为黑格尔自我发展的主轴过于精神性和抽象[269]。因此马克思在从黑格尔的观点加以延伸后出发，并且认为人的自然存在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69]”因此马克思把黑格尔原先所提的“工作”改称作“劳动”，并且将在人能力范围内改造自然的能力称作“劳动力”[142]。
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人类与动物之所以得以区别，在于人可以有效地计划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也因此当人进行有计划的劳动生产，他就能够与其它动物在根本上有所区别。而因为劳动的缘故，使得人们必须事先结成生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人们的劳动生产力制约着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生产方式，也因此生产方式将塑造下面的社会关系。而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又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架构，并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意识，不过当社会意识形成后便反过来制约人的活动之客观力量。最终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劳动人口的劳动行为，而劳动人口则构筑了自然规律。也因此尽管社会发展表面上并无依定规则，但是它和自然界一样也具有内在客观趋势的规律。
对此马克思有特别关注人们与其劳动力发展[272]，并且针对异化问题撰写大量内容[273]。如同辩证法般，马克思也是从黑格尔的著作中开始引用异化的概念，但特别是依据其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推导[272]。其中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主导了所塑造的社会关系，其中包括劳动力等商品得以在市场上购买和贩售，而具体的情况如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272]。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人们因而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具改变世界能力的劳动力，也因此自己的心性遭到异化而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损失[272]。马克思将这种损失称作商品拜物教，也就是在人们生产东西成为大众商品后，人类和其行为似乎必须只能适应这样生活与活动进行[274]。
对此马克思认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活在恩格斯所提到的虚假意识中，并且和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有着紧密关系[275]。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只是由家庭、文化、民族等外在物质因素交错而成的产物。这意味着它一方面反映了特定阶级在历史特定时间的利益，但是在它同时代中有可见到普遍性和永恒性[276]。两人的观点认为这类意识形态并非只有信念真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换句话说，在针对阶级训练时并非单单仅提供食品生产或者商品制造等生产资料，同时也有包括生产理念等因素以控制之。同时这也解释当个人为某个阶级的从属成员时，有时候会发生所拥有的想法违背自身利益的情况[142][277]。另外马克思认为类似的虚假意识还有像是对宗教等事物的分析，其中马克思于1843年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提到：
| “ |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开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开那需要幻想的处境。[278][279] | ” |
尽管马克思在文理中学的毕业论文表示宗教其主要目的是促进社会有机团结，不过之后他则转向指出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于凸显和维护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各方面不平等[280]。
对于虚假意识随着时间的经过便成为社会意识而成为制约人类活动的客观力量，马克思亦认为意识会随着外在因素的演变而改变，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在类似的思想改变中持续进化著。对此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思维与自己的唯物主义予以整合，自行发展出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中马克思相信经过时间的演进，人类将因为无产阶级思想而彻底解放，进而完成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在这之后人类的生产模式随之改变并且发展成为自由王国，全人类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对此马克思将哲学的开端与人的本性结合，并且认为哲学本身应该是不可被挑战的真理，透过正确的哲学能有效带领无产阶级脱离矛盾社会的恶性循环以获得解放。其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提到：
| “ |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 ” |
马克思将劳动视为其首要探讨的议题，并且强调经济关系能够确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发展[259][263][281]。其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塑造社会体系[263]，同时社会变迁则是由于彼此对立的利益冲突而驱动的，而在背后最为重要的运作者即为经济力量[259]，这论点后来更成为许多冲突理论著作内容的出发点[281]。在马克思所观察到的历史进化过程中，他认为世界历史一开始源自于自由、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开始受到控制和非人性化对待，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更为明显[259]。马克思指出这并非特意安排的过程，相反地任何个人甚至国家都无法违背经济的力量[263]。
同时社会组织取决于生产资料，这包括有土地、天然资源、技术、生产必要的物质商品和生产关系等等，换言之社会关系源自于人们获得并且投入生产资料中[281]。这些元素共同构成生产方式，而马克思以生产方式的不同区分历史各个时期。马克思并且进一步区分出以经济体制为主的下层建筑，以及包含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281]。同时马克思认为经济为首的下层建筑和社会为首的上层建筑间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将会造成社会混乱并且成为后续冲突的开端[281]。其中社会中长期的阶级变动发展，便源自于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的程度以及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依附的具体方式的变化。但尽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予以批判，并且针对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相关讨论，不过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极为谨慎，因为他认为与过去社会上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改良了许多缺失[142]。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明确地讨论有关道德和公平正义等问题，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他的著作中仍蕴涵着这些概念的讨论[142]。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的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
”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持负面看法[142][220]，一方面马克思是19世纪对于资本主义系统其非人性化性质予以最深层批判者，并且具体指出资本主义的特征包括有异化和剥削等问题，并且经常且周期性地陷入经济萧条而导致大规模失业；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还是具有进步特征，其中马克思便指出资本主义具革命化、工业化和普世发展、成长与进步等层面，而实际上当时资本主义便已经推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变革、提高生产率、经济增长、理性思维和科学革命等影响[142][220][259]。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阶级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阶级，因为它不断地改进生产手段而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阶级，同时还主导推翻封建制度并促使社会朝向资本主义发展[263]。资本主义本身可以大大促进成长，原因在于资本家可以透过投资新技术与机器而获利，并且再度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282]。
过去国家社会的经济往往视为该国家社会的劳动力，但马克思认为此一观点被资本主义扭曲，进而认为在资本主义架构下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消耗性的日用品。其中传统商人借由转手买卖以赚取商品的差价，而资本家则是透过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间的价格差异赚取利润。马克思指出每一个成功的产业其投入的单位成本都较输出的单位成本还要来得低，并且将这两者的差异称作“剩余价值”。对此他认为剩余价值源自于剩余劳动力，也就是维持工人生存的成本和工人生产的产品间的差异[142]。进一步地说资本家透过压榨劳工的方式，借由降低制造成本来赚取利润，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事物都能够透过生产取得。也因此随着劳工的成本越趋便宜、资本家的利润也就越高，而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将会尽可能降低劳工成本以博取最大的利益[259]。因此根据马克思的想法，当资本家唯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低成本养活劳工来从事劳动生产工作，劳工的待遇自然也就不是资本家所会关心的问题[272]。
从马克思对于资本家的描述可以见到其所塑造的资本主义两种面向，尽管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具生产力的社会结构，同时他亦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在于劳工遭到日用品化，进而异化了无产阶级劳工本身的人类特质。但在批评资本家透过将劳工视为机器赚取利益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获取利益本身并非不公正的行为[142]，同时资本家自身也无法对抗整个制度框架[263]。对此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问题源自于资本本身的缺陷，其中并非原本关于财产和设备间的所有问题，而是一般工人与所有者间架构的经济体制关系[263]。同时马克思也提到资本家为了更大化生产力与利润，势必随着时间的进展投资更多的金钱与资源在新的科学技术研发上，并且逐渐减少劳动人力的投入[142]。
由于马克思认为从劳动力取得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利润来源，这一方面意味着劳工的利益将因为科技的进步而遭到贬低，但是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即便经济成长仍然会使得利润率往后将会下降[239]。这使得马克思最终推论出其所强调的资本主义本身并不稳定论点，并且表示该制度容易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55]。马克思认为随着周期时间的增长和伴随而来的重复崩溃，持续性地景气循环将会使得经济危机日益严重[239]。此外他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这过程必然让资本家阶级获得利益和权力，相对地无产阶级则持续处于贫困状态[239][263]。其中在《共产党宣言》第一节中，马克思描述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以及内部角色矛盾所造就的社会历史发展：
| “ |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4] | ” |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科技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让剩余生产物增多而使得人类有可能在自身中实行脑体分工。这种分工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人类从原始社会的阶段发展进入文明时期；另一方面脑体分工本身就是最初阶级划分的基础，由于分工和私有制而出现了垄断精神生产的剥削阶级分子与承担全部体力劳动的劳动阶级，两者处在根本利益上相互对抗的关系中，人类自此进入阶级社会。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中阶级斗争无法避免，而阶级斗争本身就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4]。只有联系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才能彻底解决阶级斗争的问题。其中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83]”
马克思在其阶级理论中特别强调阶级属于经济范畴，现代阶级关系的产生源于劳动者将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但阶级的产生又会在文化、宗教等领域出现与其他阶级利益冲突的状态，因此阶级有时候可视为社会范畴看待。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从早期的简单走向复杂，然后又走向现代社会的简单化。同时他指出讲究功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发生阶级的对立，而和平式的协商办法无法完全解决阶级间的对立。因此在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无产阶级将进行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透过多层面的革命以尽可能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也因此普遍认为马克思并不反对暴力革命。其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大多遭到资本家剥削，不过部分人认为无产阶级经过某种方式取得政权后会转化成资产阶级，认为马克思就阶级转化的情况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论解释。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种种现象是阶段性的演变，其中资本主义将自我毁灭、而无产阶级则因为思想的解放而逐渐取代资产阶级，其过程就如同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推翻王室贵族阶级般。马克思认为此时劳动人口将成为主角而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其中如果无产阶级必须获得生产资料，并将鼓励社会关系朝向能够使所有人受益、废除剥削阶级以及引进较少压迫的生产制度，进而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生[259]。而马克思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会最终会因为国际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行动而遭到取代：
| “ |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 ” |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
”
基于对于资本主义的种种分析，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同时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将使得其自行瓦解，取而代之的则会是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在《共产党宣言》中便提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监督城市化、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等各种层面，甚至如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所说的：“旧的国家是一种‘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然而马克思认为随着阶级人数成长和发展阶级意识，将能够认识到他们必须且有能力改变整个系统[259][263]。
而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关的还有其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对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则必须带领无产阶级行动，同时代表着组织、领导和宣传等作用。其中马克思在其理论中指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建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间，必须经历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强制实施社会生产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作为促进社会改革的手段[263]。对此马克思在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
| “ |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84] | ” |
不过马克思认为如英国、美国和荷兰等长久实施民主体制的国家，便有可能在体制内和平过渡而转型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相对地在法国和德国等具有强大且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他则建议透过革命等方式予以行动必要的能量[285]。
而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主要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开始思索后，对此他认为私有制社会中对立阶级间的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因此统治阶级需要以强制性手段来治理被统治阶级，这些强制性的方法往往成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榨取和剥夺工具。同时统治阶级为了保持阶级之间的平衡，把阶级关系维持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和范围内，进而促成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自由的解放就要必须团结，进行思想革命以革新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旧有价值，最终消灭剥削而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马克思认为所有民众都具有选举权的民主社会[263]，在这个新的乌托邦世界中几乎没有需求所产生的自我异化[239]，人类可以不受限于劳动力市场而采取行动[239]。
马克思被广泛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并且对世界政治及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22][23][286][287]。撰写过马克思传记的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认为20世纪的历史是“马克思的遗产”[288]，而澳洲哲学家彼得·辛格认为马克思的影响可以与世界上两大主要宗教的建立者耶稣和穆罕默德相比[289]，同时辛格还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导致了现代社会学的产生、促使历史研究发生转变、并且深刻影响了哲学、文学以及艺术等领域[289]。菲利普·斯托克斯（Philip Stokes）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使他“直到1960年代一直是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的宠儿”，并且对各种学科持续产生影响[290]；这当中包括有考古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外，同时他也对哲学、文化研究、戏剧、文学批评、美学以及心理学等有着深远影响[289][291][292][293][294]。
不过对于自身广泛的影响力，曾经多次在生活上协助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表示：“马克思在谈到1870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马克思本人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他更愿意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295][296]”
从学术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学说促进了现代社会学开始发展。他除了与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佛洛依德共同视为19世纪“怀疑派”中的3位大师之一外[297]，并且也和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者[24]。与其他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提出可以经常采纳科学方法测试的理论[22]。马克思和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努力尝试推进欧洲世俗化后科学理性意识并且促进其发展；不过受到黑格尔著作的影响，马克思拒绝孔德试图透过社会学实证主义来建构社会科学[298]，对此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认为马克思和丹麦神学家索伦·奥贝·齐克果是黑格尔哲学中2个最伟大的继承者[299]。而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被公认是重要的经典观念之一；其中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引用其学说，并且将其视为现代社会学真正的创始人[300]。
马克思也受到来自各方广泛的评价。无政府主义者一般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其中也包括自由倾向最为显著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专制，而且过于关注经济问题而缺乏对于国家力量不可缺少的基本反抗能力。另外包括美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也就哲学、伦理和经济等方面全面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这当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劳动价值理论等等都有所争辩[301][302]。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一个受教育的人来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观点；当然也对社会探究的本质产生了影响……无法切实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上也就无法充分与现代思想相协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排除在当代大多数社会成员自由探讨重要问题的持续辩论之外。
“
”
马克思的思想和主张对1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马克思的追随者经常彼此间讨论如何解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将这些概念应用在现代世界中[303]。而发展至今日，许多学者依据马克思这一脉络发展成许多面向，其中有数个学派就是否准确解释马克思的思想而相互争辩，同时许多分支学说都认为自身为马克思的正统继承者。主要原因在马克思的学说范围包括政治、哲学、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因此在这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一样版本的解释和陈述，对此美国近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哈尔·卓普便提到“在人类历史上，少有学说像马克思思想一般被不一样的人严重扭曲”。同时许多不同的学术研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出现不同派别，这包括有导致结构马克思主义、历史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式马克思主义分析、佛洛依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303]。
其中发展至今日，从马克思原本著作发展出比较有影响力和主要的分支主义包括有列宁主义以及其下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常划归其中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自由马克思主义和青年马克思派等等。其中列宁主义为代表的东方流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分歧源自于20世纪初欧洲革命的失败，对此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捷尔吉、德国理论家卡尔·柯尔施等学者认为列宁的“庸俗经济决定论”是失败成因，因而从马克思的著作《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的劳动异化理论作为主要发想，开始阐述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关怀和人类中心主义理论，透过自身理论架构出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被普遍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来源，其中他对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理性主义的批判，连同弗里德里希·尼采、西格蒙德·佛洛依德和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学说架构出现代思想的基础，对于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运动产生影响[304]。其中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便表示：“体验异化时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去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优越于其他的历史学。”甚至认为现象学或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建设性谈话的程度[305]。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开始出现法兰克福学派、布达佩斯学派等有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在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立场上提出对人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的批判性理论[306]。
被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哲学家包括有赫伯特·马尔库塞、尤尔根·哈伯马斯、麦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华特·班雅明、埃里希·弗罗姆、让-保罗·萨特、詹明信等人[306]。其中到了20世纪至21世纪，许多思想家主要透过两种策略来让自己的社会理论得以与马克思呼应。其中一个方法为将内容定调为对于核心的分析上，并且针对内容中最有趣和令人费解的思维处进行探讨。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则是减少引用马克思在社会理论的主张，并且强调社会和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相对自主性”；除了认为社会和经济生活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外，并且否定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量”发展与“生产方式”继承之主要叙述概念。其中透过这方法使得许多历史学家透过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获得灵感，例如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者英国历史学者E·P·汤普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的思考模式也获得如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的支持，除了透过马克思的理论试图了解政治实践的机遇和变革外，同时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光明面[307][308][309][310]。
在政治领域上马克思所带来的影响更为复杂许多，其中在这些不同的政治观点包括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泽东思想、胡志明思想、霍查主义、铁托主义、卢森堡主义、卡斯特罗主义、格瓦拉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和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等等[303]。整个20世纪中便有数十个国家转型并称呼自己为“马克思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1917年俄国革命而促使的苏俄成立[311]。同时许多世界上重要的领导人也都被马克思所影响，这包括有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31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312]、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313]、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314]、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约瑟普·布罗兹·狄托和非洲联盟主席夸梅·恩克鲁玛等人[315][316]，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全世界的政党将会共同发动“马克思主义革命”[317]。
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主张有关的国家中，一些事件导致一些人指责马克思主义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318]；不过这些革命家、领导人和政党对于马克思著作的解释准确度往往具有高度争议，并且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拒绝[319]。今日常见的观点是是将马克思的价值观点与具体影响区分开来进行讨论，并且认为一部分受到马克思观点影响者则是因其政治目的的思考方式而有所不同[320]。不过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仍然被美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绝大部分共产党视为“指导思想”，以及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视作理论来源之一。直至今日，世界各地仍有许多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士，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各国产业工人、中产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形态推断仍然受到相关学者的质疑，其中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社会未来必然会进步到共产主义阶段的正确性便经常受到讨论。而尽管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种种贡献，其所发表的大量著作也对于后来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总体来说马克思及其主义的影响相较20世纪初仍然有所式微[321]。不过近年来由于西方世界陆续遭遇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马克思的理论重新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在欧美世界开始出现阅读马克思著作和研究其思想的风潮[322]。除了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等著作在西方世界重新广泛受到欢迎外[321]，包括英国文化评论家泰瑞·伊格顿[323]、法国解构主义提倡者雅克·德里达等西方哲学家纷纷著书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324]。
- 《蝎子和费里克斯》（1837年）
-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比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1841年）博士论文
-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年）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
- 《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
- 《对詹姆斯·穆勒的注解》（1844年）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于1927年出版）
- 《神圣家族》（1845年）
-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
- 《哲学的贫困》（1847年）
- 《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
- 《共产党宣言》（1848年）代表作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
-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年，于1939年出版）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 《美国内战》（1861年）
- 《剩余价值理论》（共计3卷，1862年）
- 《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
- 《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代表作
- 《比利时大屠杀》（1869年）
- 《法兰西内战》（1871年）
- 《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
- 《对阿道夫·瓦格纳的注解》（Notes on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83年）
- 《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出版，1885年）
- 《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出版，1894年）
- 《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逝世后由苏联出版社出版，1968年）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国》（Marx and Engels on the United States，马克思逝世后由苏联出版社出版，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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