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条件基本收入（英语：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简称 UBI ，又称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或基本收入（Basic Income），[1]是指没有条件、资格限制，不做资格审查，每个国民或成员[注 1]皆可定期领取一定金额的金钱，由政府或团体组织发放给全体成员，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包括食物、居住、教育、医疗、公用事业等基本花费，借由经济的保障，以落实基本人权[2]。无条件基本收入与最低工资的区别在于不需要工作也可以获得该收入，而最低工资是以参加工作为前提条件获得的最低收入。目前没有政府组织或团体在国家层面实施这一政策，但在一些国家有定点实验或相应的政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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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揭示：“人人有权享受其本人及其家属康乐所需之生活程度，举凡衣、食、住、医药及必要之社会服务均包括在内；且于失业、患病、残废、寡居、衰老或因不可抗力之事故致有他种丧失生活能力之情形时，有权享受保障。”《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平，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有论述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是唯一可以真正帮助穷人的社会福利[3]，在现行社会福利体制下，不论如何排富，或是资产审查[4]制度，都会有补助门槛的问题与贫穷陷阱的效应，或不知道如何申请补助、或过程太过复杂，或不知道是否符合资格，或是让不需要或不符合资格的对象取得补助[4]，而导致真正需要的对象无法获得救助[5]、并衍生福利诈骗、行政官僚、贪腐等问题，受补助的群体还会有被歧视与标签化的问题。
对每个社群而言，无条件基本收入，是一种无条件被保障的收入，有五个标准：
- 一、定期发放，例如每月，而不是只给一次。
- 二、以金钱方式支付，让个人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提供食物或其他物资、有特定用途限制的券。
- 三、以个人为主体，而不是家庭、组织、单位等。
- 四、普遍性，发放给全民，没有资格审查。
- 五、无条件，基本收入完全没有与工作劳务付出，或展现工作意愿有关的条件。
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发放模式如2009年的振兴经济消费券或澳门现金分享计划相似，但它是定期持续发放，而且不设定期限、具有与现金相同的所有权，发给全体国民不作群体区分，无资格限制。无条件基本收入让任何人，即使无法从事谋生活动，包括工作、创业、投资等，也能享有基本生活所需，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而不会因经济问题而无法生存，且不必因为经济压力，而被迫从事不适合自己、或是劳动条件恶劣的工作，甚至铤而走险寻求不正当的途径，期望偷透高风险的方法翻身、或受到庞式骗局、资金盘的诱惑而受到诈骗，或是因高利贷而陷入债务陷阱[7]，并改善现行社会福利体制的不足。[8]基本收入目前被认为是人类劳动由高度智慧机器取代后，人类仍然可以享受生产成果的最佳措施[9]。
反对者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会让人们失去工作的意愿，从而使整个经济衰退，也冲击“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等既有观念，或是质疑发放基本收入所需的财政来源何处来，再者，基于政治现实，无条件基本收入实行后并不一定能删减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变成两边都要支出，加重政府财政负担[10]，再来，如果采取节流整合社福的做法，反而也有可能使得部分弱势人士所能享有的福利或救济会减少，等于减少了他们能受到的救济，影响生活。也有人担心有人获得基本收入后挥霍无度，或购买烟酒毒品等危害社会的现象。
赞成者认为可以帮助人们从劳动中解放，不再需要与基本生活对抗，从而进行真正想做的事，使人类社会更进一步的进化发展，而即使人们失去工作的意愿，在科技发达，机器人、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生产与服务日渐普遍的今日，只需很少的人力，而照样能供给足够生活所需，藉以平衡资源分配，改善贫富差距、落实生存权，而且人们就可以有更多时间从事有兴趣的活动，而且许多研究指出[来源请求]，基本收入不会使人们失去工作的意愿，反而更热爱做事情。有消费就会有生产，消费行为也会成为工作一种，在AI与自动化一定会到来。
缘起与目的
这个主意来自于中世纪，《乌托邦》的作者英国人文主义者、社会哲学家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他认为，理性化的平等原则、勤劳和追求教育是民主的基本特征。20世纪，法国社会哲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是固定收入的坚定拥趸。不同国家都曾尝试过引进无条件收入，例如巴西、古巴、蒙古，那米比亚和德国（在有限程度上）。欧盟和部分欧洲国家也尝试过。[11]
基本收入的起源 — 乌托邦
保证每个公民从政府获得收入的想法，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打从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在述说。这个主意来自于中世纪，曾为欧洲人文主义重镇的鲁汶，正是“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发源地。
英国思想家摩尔（Thomas More）的经典名著《乌托邦》（Utopia），于1516年在鲁汶出版，该书叙述了主角曾与英国坎特伯里大主教的一段对话，他注意到毫无意义的死刑判决，并没有让16世纪的英国减少偷窃、暴力和杀人，不如让所有穷人皆能享有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才是彻底根除行窃的方式，是公认历史上最早的基本收入想法之记载。
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书中描绘的那个没有货币与私人物品产，人人平等，一切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理想国度，是一个“不存在的好地方”(“乌托邦”一词的字面意思)。
将‘最低收入保障’制定务实计划的人，其实是摩尔的好友，法兰德斯学者乔汉尼斯．维夫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维夫斯应该被视为真正‘基本收入理念’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制定详细计划的人，基于神学和务实的考虑，并为此制定一个全面的论据。
在摩尔的《乌托邦》出版后不久，维夫斯来到鲁汶教书，但大部分的时间居住在布鲁日，维夫斯一度向市长主张： 我们必须照顾所有每一个无力维生的市民，且不论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沦落到如此地步，都应当享有最低限度的支助来生活，绝不能死于挨饿。
他的具体想法阐释于其1525 年著作《论济贫》（De Subventione Pauperum）当中，虽然援引了基督教神学作为理据的他，也顾及了许多务实条件，因此认为：穷人在享受公共资源的时候必须付出劳动——甚至，他认为唯有持续的劳动才能让那些因为赌博或挥霍无度而穷困的人，不再堕落。
18世纪末，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侯爵( marquis de Condorcet )首创救济贫困、提倡社会保险、保障劳动者生活的法律，美国开国元勋 汤玛斯‧潘恩( Thomas Paine ) 明确地表达政府应该定期发钱给国民，他认为国家天然资源属于每个国民，若要使用应该给予补偿，撰写了《人的权利》和《耕地正义》，后人称之为是“自然继承”。
摩尔的《乌托邦》、维夫斯的《论济贫》，加上孔多塞侯爵的‘社会保险’以及汤玛斯‧潘恩的《耕地正义》，让这种以公共物品源资助且由政府发放最低收入保障的观念得以合法化，而非完全仰赖教会或有钱人的慈善捐助，被视为基本收入的重要开端。
救济应该在疯狂或邪恶的行动酝酿之前；在贫穷人面对羞耻之前；在艰难而不讨好的要求之前得着，才会令人感到喜乐且更值得称颂。即使那些通过宴乐，贪婪，过度奢侈，暴饮暴食和赌博而放纵生命的人，也应当获得食物，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死于饥饿。如果穷人不允许成为寄生虫，为什么富人就可以？
— Juan Luis Vives，基本收入之父，1492-1540
而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开国元勋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也曾提议，没有财产却愿意耕作的人，政府应该配给每人50 亩公有地，这个构想后来演变为林肯总统时代的《公地放领法》（Homestead Act），保障公民能以极低金额取得耕地。《公地放领法》自1862 年生效、至1986 年终止，总计超过160 万人受惠，吸引许多人加入拓荒行列，带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蛮荒地区开发，农、矿、铁路运输等产业都蓬勃发展。
到了20世纪，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突破意识形态及宗教道德的范畴，探索给每一位公民一个基本生存需要的‘基本收入’。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于1918年出版了《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辛迪加主义》，他在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伟大社会运动以后指出： 我们倡导的计划实际上意味着， 足够维生的基本收入，必须满足生存条件，应该完全保障、无论他是否有工作； 丰厚的基本收入，以商品的全部总量为依据，给那些愿意从事对社会有益工作的人。
同年米尔纳夫妇 Mabel 和 Dennis Milner 出版了进一步论证的文本《国家红利计划》，丹尼斯．米尔纳 Dennis Milner 于 1920 年在他的出版物《以国民产出红利促进生产》上进一步作了详尽说明，提出了一个随国家生产力水平而变化的最低收入的建议。米尔纳的提案是：所有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应当从中央基金领到最低收入，这笔钱应当足以保障他们的生存和自由、免于贫穷沦落；所有人还可以依据他们对社会贡献的比例，再从中央基金领到额外的生活津贴。
19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主张将福利政策与所得税制度挂勾，人人享有相同免税额，收入超过者缴纳税金，收入不足者由政府按比例提供现金补贴，称为“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 NIT）。当时，非裔人权主义者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Jr 也呼吁实施有保障的收入。
1000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封信，宣称‘最低收入保障’对经济来说是正确的。美国总统尼克森通过了美国众议院推动了一项法案：家庭资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打算向无工资收入的家庭，每人一年发放1,600美元的补助金，但同时遭自由派与保守派议员杯葛。因为右派认为补助金额太高，左派批评金额太低、并反对与就业与否挂勾。
1980年代直到20世纪末，基本收入在欧洲的几个国家曾针对此构想进行积极的讨论，进入21世纪，自动化及人工智能即将带来科技性失业，基本收入的概念得到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矽谷的科技巨头、自由左派、保守派卡托研究所以及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
全民基本收入这种概念，是历世历代许多思想家梦寐以求之物，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乌托邦思想，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有史以来完全具备实现“全民基本收入”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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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有的社会福利制度，都有特定对象的资格及条件，例如失业人士、清寒家庭、身心障碍者等，都需要审查申请者的资格及条件，并防止冒领或不合资格及条件者使用，但无可避免会出现隐私、尊严、对申请者的负担的问题，并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审阅资料与调查真实性，并对申请者解释资格及条件，而有些情况也无法明确定义，并设有各式各样的条件资格与限制，造成对社福需求者的标签化、污名化，而生活中一旦这些保护或指定的环境或条件消失了，就可能面临失去使用这个社会福利的资格，也造成有些人不一定真有需要却可以取巧的通过条件的审查获得福利，而造成就业困境或失业困境或其他的冲突，形成福利诈骗、行政官僚、贪腐等各种社会问题。[12]
由于社会福利制度需要有需求的人主动申请，申请者需要填写众多的资料并提供所需的证明文件，并判断条件与使用资格的存在，因此有可能需求者不知道有此社福或因其他原因而无法申请，或不知如何申请，或无法通过审查，因此会有一部分需要的人却没有办法得到社会福利的帮助。
为了防弊，社福制度还会有后续的查核、追踪或管理，以确保社福资源能用在原来规划的用途，或是确保社福使用者的资格仍存在，但也介入社福使用者的生活，影响其自由与尊严，并需等待处理的时间，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最后端的执行上效率也因指定用途变得绑手绑脚。 [13]
科技进步，大量与快速地使用机器和人工智能取代多余的人力[14]，虽然新科技确实也能创造新工作，像过去农业、工业自动化后，释出的人力可以从事当时新创的服务业工作[15]，但随着机器人深度学习技术的问世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全面性地影响所有产业，包括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业、农业、矿业以及其他产业等，而现在创造新工作的速度已不足以弥补原有劳动力被取代的速度，也就是说，每创造出1份新工作时，会有2份甚至更多的就业岗位消失。
根据牛津大学在2013年，对于美国702种主流工作电脑化影响之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0～20年之间，47%的工作有被取代的风险[16]；发达国家于1980年代电脑化技术增加了8%的就业机会；但到了1990年代只增加4.4%；至于2000年以后，新职务仅增加了0.5%[17]，服务业的工作岗位也正快速的被机器取代，包括数码相机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取代传统相机、底片、照相馆、相片冲印[18]，以及2014年初上路的台湾高速公路etag电子收费系统，取代人工收费员。制造业部分，也正在逐步以智慧化、自动化等科技来取代工人，甚至进一步出现完全无工人的关灯工厂，商业上，网购搭配无人车及无人机配送、加上自助取货、自动贩卖机无人商店等趋势[19]，[20][21]在产出相同的前提下，无论是原来工人人数减少或全部被取代，都造成人力暂时性或永久的失业状态，即使有新工作，但所需的技能与条件未必符合被取代的工人。
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失业者将失去参与经济分配的权利，且要找到新工作越来越困难，而现行社会福利体制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工厂仍能借着机器人、自动化、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生产出足够甚至更多的产品。[22][23]
工作被机器取代，人们可以发明新工作，但需要考虑周转时间与成功率，政府可以借着无条件基本收入发放货币给国民，以让即使失业的国民也能参予资源分配，并享受自动化科技减少人类劳动需求的成果，而不必跟机器竞争。
而最近数十年的科技发展，加大了贫富差距，也造成年轻世代的低薪现象，终身雇佣制解体，而看似弹性但无法保障生计的工作正快速增加，包括零工经济
财政来源
可用于发放基本收入的财政来源如下：
由课征税捐或开办社会保险的方法取得发放基本收入的财源，包括：
-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包括采用累进或单一税率
- 交易税：包括消费税（或称营业税）、遗产与赠与税、资本利得税、奢侈税
- 财产税：包括对房屋、土地、车辆的持有与交易征税。（房地合一实价课税）
- 环境税：包括环境污染税与绿色税制，以及能源税、碳税等环境税负，来修正环境的外部成本。
- 减少或取消免税额、租税优惠
- 使用者付费，包括公路通行费、护照费等规费
- 对依资源消耗及占有的程度累进（增加）收费，包括自来水[24]、电力[25]、天然气[26]、停车费[27]、公共自行车[28]租借等，累进收费指"用越多，单位价格就越高"的收费设计。
- 社会保险，以类似劳保健保的方式，筹集用于发放基本收入的资金
- 提高增值税率以阶梯式分类: 将商品以使用性质差别抽税，如民生消费品与奢侈品以不同税率征收，目前欧洲部分国家采取此种方式征收。
发行新货币或创造信用以发放基本收入，包括：
这些方法皆属于通货膨胀，只能在采用法定货币中运用，不适合用于商品货币，此作法通常会伴随物价上涨，但随着新科技、机器人与自动化的发展，人类付出相同的劳动力可以生产更多的商品、资源及服务，这样物价涨幅会减缓或抵消，回到平衡。
以下方法是以整合社会福利、节约财政支出等方式，让省下来的行政经费转用为发放基本收入的财政来源
- 整合社会津贴与社会福利，包括育儿津贴、学生资助、失业保障金、房屋津贴、伤残津贴、退休金、各种补贴等。[32]
- 由于基本收入不论个人状况将自动享有，不存在以欺骗的手段而获得社会福利的福利诈骗问题，因而节省管理与执法的成本。[5]
- 减少与社会福利有关的寻租、行政规划、防弊稽查的成本，减少政治主导资源配置、减少官商勾结。[33]
- 基本收入缩减官僚体制的规模，而能整合相关社福的单位，而减少社福申请的审查资格与审阅资料所需的人事与业务成本（包括审查资格所需的文件、人事、办公空间的场地、水电、设备或其他耗材支出等）。[5]
- 减少或停止针对特定财团法人的补助优惠，直接整合给全体人民。
- 樽节与提升公帑运用的效率，节省财源。[34]
- 无条件基本收入可降低健康、治安、事故等社会问题所衍生的社会成本，以及减少贫穷所致的疾病或寿命缩短所导致的劳动损失，及更多创造力与创意的产生的附带利益。[35]
- 取代最低工资，以避免其弊害[36]。
- 缩减没有迫切需要的建设与预算，樽节不需要的支出
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贫富差距于近年不断加大，各项数据都指向社会的财富分布往顶端的1%集中[42]，而他们目前已经掌控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造成M型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形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局面。
无条件基本收入为解决目前经济问题的方法之一，虽然无条件基本收入表面上看似齐头式平等，但仍能较大的帮助弱势的人群或家庭，因为基本收入是每个国民都领取相同金额，但此金额与每个人的原有收入或财产的占比是不同的，对于身价百亿美元的富豪，或三餐无法温饱的穷人，占比必定不同，由于穷人可领取相对原有收入或财产较高占比的基本收入，而越富有占比就越低，因此也能缩减贫富差距，例如富人甲原本有$9000，穷人乙有$1000。穷人乙占社会财富10%，富人甲是穷人乙的9倍。如每人发放各$500，富人甲增加至$9500，比率为5.55%，穷人乙增加至$1500，比率为50.00%，也就是再增加一半，因此穷人乙占社会财富比例便增加至13.6%（$1500/($9500+$1500)），富人甲与穷人乙的倍数降低至约95/15=6.33倍，而达到减缓贫富差距的效应。
基本收入完全不须提供与调查个人生活或财产状况等大量详细资料，也不限定资格与条件，不需要取得如租税申报那样的资料，不仅节省了成本与大量资料审阅与分析，而且也能保护人民的隐私与尊严，彻底消除特定群体或个人被标签化、污名化、歧视及逆向歧视的疑虑，不再发生明明很穷、生活困苦却因资格不符而无法得到社会福利的状况，并节省大量审查人力等的行政资源，转而用于更能增加人类整体福祉的用途。[5][43]
由于担心失业或意外，或供养老等储蓄用途，多数人考虑到此不愿意消费，或因此减少消费，而影响内需，将低于基本收入的人们的收入提高至基本收入以上[注 2]，可提升低于基本收入者的消费力与经济稳定感，并提升消费的人口数与金额，提振内需市场，经济将会活络，并让更多人能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来分享到科技进步的成果。[44]
与失业救济、 低收入户补助等社会福利不同的是，即使从事就业，也不会影响基本收入的领取，因此无条件基本收入比起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会更少的影响了从事劳动的积极性，比起失业救济是一有工作就丧失领取资格，和低收入户补助因为从事就业而让收入超过门槛，而有强烈的动机不再从事工作，或只愿意从事部分工时的低薪工作外，基本收入对于就业的影响就稍缓一些，无条件基本收入假设每月8000元，失业救济再加2000元，与原来有条件的“失业救济”金额一致，对失业者而言，失业时都每月10000元。但其实很不同，因为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2000元救济，但仍有8000元无条件基本收入。因此，只要一份工作机会的收入大于2000元，失业者找工作就会有激励。而在有条件的“失业救济”体制下，只有外面工作机会的收入大于10000元时，失业者才会去工作。[45]
而当无条件基本收入完全涵盖失业救济时，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不会因此有相关的经济损失，因此，低薪但有丰富的无形价值的工作，反而会吸引部分失业者，并且更能让人基于热情或兴趣而从事工作，等于是对从事此类有丰富非货币性价值的工作时的补贴，而不是在违背自由意志（被胁迫、欺瞒或急迫、轻率、无经验）、或不做就无法生存下从事劳动，或别无选择而屈就恶劣的劳动条件的状况。[原创研究？]
整合最低工资、退休金、全民健保、国保、劳保、税制、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险、各项名义的补助，整合全部纳入无条件基本收入，化繁为简，减少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所消耗的人力物资，包括审查使用社会福利的资格所需的文件资料审阅、人事、办公空间的场地、水电、设备、其他耗材支出等，并缩减官僚体制的规模。因此能让其施行较不复杂与更便宜，同时也能更公正与更具有解放性。
无条件基本收入，是不需要工作也可以维持生活所需，使劳工无需为了维持生计而勉强工作于恶劣甚至是违法的环境，迫使企业为了征求人，改善工作环境以及相关薪资等等条件[46][47]。减少为了生存而被迫帮公司从事或隐瞒非法行为、减少血汗经济的受害者，无条件基本收入也能取代最低工资制度，以避免平均薪资水平等于最低工资的弊害。人们能选择减少其工时，同时却不需牺牲过多的额外收入，可诱发更佳的工作分配，因为减少工时的人们，将增加那些目前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的人们的工作机会，取得工作会更加容易，竞争更小。
在弹性劳动制度下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人们有能力拒绝不适当的工作并且能保障基本生活，将会使工作重新定义，能选择真正想做的事，不再着眼于工作薪水高低。这将使工作效率提升，改变整个经济的结构，大幅提升工作满意度。人们会倾向于寻找更具有创造、刺激、富于变化的工作，许多需要劳心劳力的工作，因为智慧产业的不稳定性，造成无法全力投入，又因为智慧产业的独特性，使得许多的点子埋没在需要依存着有“工作”才能生存的社会中，无条件基本收入很可能可以改变这些问题，而且将重新定义“工作”的解释，未来低货币性生产力但又有丰富社会价值的工作，例如被自动驾驶车取代的某观光城市计程车司机，就可以继续存在。[36]
并不是所有的工作产出都会算进去GDP等经济数据中，人类社会中存在许多不通过市场交易的无偿工作[注 3]，英国人每年的无偿家庭劳动，估算的总价值高达一万亿英镑，而发放基本收入是认可社会价值与社会地位的方法，并且帮助让社会更进一步接纳这些工作，有许多工作是即使无偿也会有人愿意从事，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命、热情、兴趣，基本收入可以确保这些人的生存无虞，他们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释放他们的创造力，成为商业对价交换以外的系统。[49][50][51]基本收入将让人们重新思考为何要工作以及真正的需要是什么。[33]
现今的许多社会改革多是由学生发起，或是由关注某些社会议题的人士在从事著不稳定的临时工作之余收入到的成就，因为社会运动也是智慧产业的一部分，但通常只有空闲的学生或有志进行的人士有心力去牺牲某些利益来完成这些事情，无条件基本收入将造成这些人有更多的时间与心力来从事这类的政治活动，或变成政党来提出与执行各种政策与目标，人们也更有心力与时间来研究参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追踪。
一些反对者[谁？]认为当人们不再需要为金钱所烦，为工作所累，便失去了付出的动力，不愿再去工作，人类的物质供给也将因此崩溃。[52][53]当然支持者认为，人们会因此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更有效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会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邻居相处，乃至于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经营并扩展人脉、组织更庞大且灵活的朋友圈、社交圈与团队，从而使人类的社会关系更加稳固，并以此延伸出的互助需求与实际协作，产生新的科技研发与方向，将带给人类更好的产品与体验，以及更精致细腻的文明与文化。
基本收入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摆脱养家糊口的限制，而且还意味着实现个人和社会目标的自由。当工作时间减少时，工作就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就算罢工也不用担心不工作就会饿死，让每个人都拥有不爽不要做的自由。基本收入可以有效地保障、及促进每个人的实质自由。不只是形式自由，也包括行使自由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享有自由者，不仅有权利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自主选择去做的事或是相对于自己有道德义务去做的事[54]，且享有实际上去做这些事情的自由。以及不被工作绑住的人生。
基本收入不论性别或性倾向，每个人的金额都一样，赋予每个人自主权，减少对他人的经济依赖。
在印度中央邦的实验，在其中一个村，实验开始时，年轻女孩子注册的照片都带着面纱，但几个月后研究者回访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年轻女子带面纱。一个女孩子被问到的时候说，以前长辈说什么她们就得做什么，现在她们有了自己的钱，自己可以决定去做什么。[55]
家庭主妇没有自己的经济收入，只能依赖丈夫，不仅加重了丈夫需要养家活口的负担，也让一部分丈夫借此控制家庭主妇（父权社会），而基本收入的支持将是个人经济赋权的一大助力，家庭主妇不用受丈夫控制，家务劳动也有基本收入认可，而能与男性平起平坐，相对的，丈夫也减少养家活口的负担，不需要为了收入，需要屈就条件恶劣的血汗就业环境，减少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如果实施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也能减少廉价看护、买卖婚姻、买卖人口等问题， 这些都与性别的弱势有关，而根本的原因还是与经济有关。
当人们不必再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就业时，一些不环保的工作随之减少，例如广告、营销、过度砍伐森林、捕捞海洋生物，社会应朝向有需要才生产的模式，生产过剩导致大量促销。避免资源过度浪费，拒绝追求充分就业才是基本收入的核心。减少计划性报废，为了赚钱故意制造烂商品，要你一直买，但限制此种做法会造成工人失业。生态永续层面。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科技进步)、人口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追求充分就业就等于追求不断的经济增长。而不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却会对地球资源、能源供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事实上，正是为了满足充分就业的想法，造就了大量以循环消费为前提的制造业、以鼓吹消费为依归的营销业、以买空卖空来套利的各种金钱游戏。在现有的经济体制当中，这些通通被视为有“贡献”的经济活动。但从地球资源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济活动都是有害。[56]
让贫穷与经济上不安全感存在，事实上耗费的社会成本更高。用来评估全民基本收入成效不只是发放总金额而已，减少社会因饥饿匮乏与经济上不安全感而铤而走险的治安防范与监禁人口的减少，街友造成的脏乱与卫生问题。精神压力与因贫穷而无法过上健康的生活型态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因为财务压力造成的自杀、虐童、家暴这些社会成本都是应该算在内的，贫穷造成的连带社会成本远超过基本收入的发放成本。大多数犯罪（例如穷人为了生存需求，出卖金融账户成为诈骗人头户）与缺乏基本生存所需要的金钱有关，要防制犯罪是提供所需而非严刑峻法。严刑峻法无法阻止因为饥饿或者经济压力产生的暴力行为，对于面对生存压力或者被债逼迫的人而言, 不是要自杀就是要杀人。处于经济困境的压力容易让人对社会产生憎恨，这种随机暴力犯罪随着贫穷继续增加,很不幸地会跟着增加。
基本收入可以提供人民安全感，以减少因贫穷、饥饿、匮乏与经济上不安全感与财务压力所衍生的犯罪问题，减少"饥寒起盗心"之问题
企业将增加改用自动化机械的动力，例如机械手臂、自动驾驶汽车等等，这使得对人力的依赖能够逐渐降低，未来即使许多人不再工作，还是有足够资源满足全人类的生活所需，成就后稀缺的境界。当机器人与自动化产业日趋发达时，供给过度将使得价格下跌，越来越多的产品将更便宜或免费，不再需要太多的金钱[57]。
各地现状
阿拉斯加州石油藏量丰富地区的居民，靠出售石油让每个居民每年拿取900美元。[58]不过基于此概念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每年发放额度不一致[59]。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资助下，2011年在中央邦北部9个村庄推动18个月的扶贫计划，由女性就业互助组织（SEWA）与联合国福利机构联手，1100个家庭中年满18岁每个月可获得200印度卢比、儿童100卢比，后来分别提高到300卢比、150卢比，总计约6,460人受惠。前3个月发放现金，之后为了给官方树立榜样，全部由银行转账。此计划使得整体储蓄增加、卫生条件、上学比例大幅提高、营养状况都有显著的改善。[60]
根据美国政经网络媒体《QUARTZ》于2015年6月30日的报导，荷兰第四大城乌得勒支和乌得勒支大学合作，预计于2016年1月起进行基本收入的社会实验，计划负责人是霍斯特（Nienke Horst），成人每月将会得到约900欧元，而伴侣或家庭每月1,300欧元。该实验大约有300人参加，其中至少有50人可无条件获钱，除了这一组外，还会有其他三组分别受到不同严格程度的规范，最后还会有遵循现行福利法的控制组。[61]
2017年2月，芬兰实施一项实验，在两年内挑选正在领取失业补助的2000居民提供560欧元的基本收入。但是却告知受试者无须履行寻找工作就业的义务，于是这项逻辑错误的实验引起许多争议， 设计不当取样不正确的政策， 这被用来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人作为领取了无条件基本收入，人们不会主动去找工作，原因在受试者被告知不带任何条件，而这群受试者原来就是领取失业救济金的 ， 对设计研究者而言是错误示范， 如果需要真正试办样本数必须取自全国缩小尺规， 而非特定某一族群。[62]
多芬（Dauphin）于1974至1979年进行实验“米糠计划”（The Mincome program）[63]，依照每个人收入多寡，定期发钱给全体市民。为了鼓励接受补助的人继续工作，制度设计保留了相当的弹性。完全没有收入的家庭（或个人），每个月能够支领一笔固定金额，若有工作或其他补助收入，每增加 1 元收入，只会减少 0.3～0.7 元的补助，直到该户（员）总收入，超过低收入户标准。经过5年，工作的时数下降，许多人选择重新回到学校学习。
马尼托巴大学经济学家傅婕（Evelyn L. Forget）专门研究米糠计划，于2011年出版了一份报告名为《没有贫穷的城镇》（The town with no poverty）[64]，发现一旦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男性不容易辍学，女性则可申请较长的产假。整体上人们在生理与心理上都更健康，药物滥用、家暴、酒驾减少、上医院的次数与费用将相对减少。
1977年，加拿大保守派取得省执政权，1979年更进一步赢得联邦政府执政，随后他们停止了米糠计划。
2017年4月25日，安大略省选定3座城镇，随机挑选4000位居民进行为期3年的“基本收入制”实验，每年发放每人最高1万7000加币的基本收入。[65]
2009年开始进行2年实验，经费来源自那米比亚教会的委员会、一些工会组织，还有非政府组织(NGO)。神父 Wilfred Diergaart 和主教 Zephania Kameeta挑上Otjivero，这里是沙漠中的三不管地带，居民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科学家 Claudia 和 Dirk Haarmann对这个地区进行详细的研究，他们和开普敦大学合作分析结果。拍摄纪录片“每个人的基本收入-Panorama iedereen een basisinkomen（A Basic Income for everyone）”[66]，全部共930个居民，每个月发放每个人100元那米比亚币（7欧元），使得营养不良从42%下降到10%，拥有足够的食物，变得更积极，开始用心过生活。[67]
正进行每月30美元的发放实验。（2016年）
京畿道是韩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于2019年4月29日和30日举办基本收入展览，以配合青年基本收入计划的启动。该计划每年将无条件向京畿道24岁的居民提供100万韩元（900美元）的当地货币。
现在，前京畿道省长李在明原是城南市市长，他对该计划首先进行了试点。李在明在去年的地方选举中将他的青年红利计划扩大到他的获选宣言的一部分，该计划从2019年4月开始扩展到整个京畿道。
关于京畿道青少年基本收入的争议之一是它将以当地货币发行，这种货币只能在省内使用而不是现金，远远不是理想的基本收入。
尽管有其局限性，但该计划仍有一些希望。鉴于当地货币只能用于该省的小企业，它可以刺激当地经济，并为更广泛的联盟提供支持基本收入计划和基本收入的基础。此外，基本收入可以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重新构想的一部分，而当地货币是重建社会经济的一种方式，可以成为重新构想的一部分。正如托马斯·潘恩曾经说过的那样，时间使得皈依者多于理性，虽然青年基本收入有限，但它肯定是基本收入进入政治现实的一步。[68][69]
2008年，德国和瑞士的基本收入协会（Netzwerk Grundeinkommen）发行了一部关于基本收入的纪录片“无条件基本收入：一个文化的推动（Grundeinkommen：ein Kulturimpuls）”[70]。片中谈到了基本收入的运作方式、资金来源和这项制度的优点。[71]
2006年，社会学家让·齐格勒认为基本收入是“所有的最迫切的想法之一”。
2008年，恩诺史密德（Enno Schmidt）和 丹尼尔汉尼（Daniel Häni）制作了一部名为的电影: 无条件基本收入: 一个文化的推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并上传至YouTube，该影片拥有超过40万个点击量，主要在法语和德语国家中传播，后来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在全球传布。
2012年4月，瑞士发起立法倡议，旨在收集100,000个支持签名，以执行在瑞士的公投。
2013年9月，该倡议获得约126,000签名并在10月4日把他们交给瑞士政府，准备进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
2016年6月5日，瑞士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每月向每名成年公民发放将近2500瑞士法郎(约2570美元)。反对者约76.9%，赞成者约23%，否决了这次全民补助计划。市民担心“不劳而获”会令许多人不再工作，并吸引其他人移民到瑞士领取福利[72]。
从2017到2019年 UBI Taiwan 每年筹办亚太地区的基本收入国际高峰会。这些高峰会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讨论如何在台湾推行基本收入。UBI Taiwan 在2020年12月13日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基本收入大游行。
在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期间，其中两位候选人曾俊华[73][74]及胡国兴[74]均提出过近似的负所得税概念，但被另一位后来当选的候选人林郑月娥批评其信息“过时”，因相关提议曾被税务部门否定，最后由另一部门的新福利项目替代[73]。
运用类似概念的创作
在《星舰迷航记VIII：战斗巡航》中，毕凯舰长曾提及未来世界已经不再使用货币、人们也不支付薪水，工作是为了成就人类美好的未来。不过剧中科技虽进步、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但家家户户需要的物品，几乎都由复制机制造，所以星际联邦还是资本主义，只是贸易、货币无用武之地，需要透过交易取得的是一些特殊资源，例如曲速引擎使用的材料。[75]
参见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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