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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史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与政治状况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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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后，其所开创和奠定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政体影响了中国整整二千多年。谭嗣同《仁学》有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尽管皇权同时受到道德劝诫，但对皇权的法律约束机制极不健全。皇权扩大，即“命为制，令为诏”，于是三纲观念高度礼教化，《礼纬含文嘉》称：“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妇之纲。”。
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几乎一直都有奴隶，但奴隶从来不是社会的主体。先秦王朝都是封建领主统治的松散国家。自秦以来的王朝都是皇权至上、以地主阶级为统治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同时不存在议会或立法机关等机构，为此国家法律制定及审议皆由皇帝决定。
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构成，后来逐渐出现社稷政权。尧、舜、禹时代采用禅让制继承统治权之后禹传位于他的儿子启 从此打破了禅让制的格局 进入皇位世袭制。传说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是中国第一个王朝。以后商推翻夏，周推翻商。周王朝丧失统治权以后，又进入了诸侯割据混战的春秋战国时期。
商朝时虽然有一定规模的人祭和人殉现象，但是人祭中使用的都是战俘，这些战俘没有转化为奴隶就已经被杀掉了；人殉往往都是使用死者的亲属（有部分为自愿），可能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奴隶但并非生产用的奴隶。从墓葬来看，平民阶级占了商代人口的80%至90%，所以商朝不是奴隶社会。夏商两代已有分封诸侯的现象，但不够成熟。夏商时期的每一个宗族都是政治实体，贵族可以世袭官位，但是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妇女和平民都地位较高而能参与政治。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分封制，并使得分封制渐趋完善、成熟。西周统治者制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仪形式，不同的级别的贵族和庶人只能享有不同档次的器物和权利。西周实行极其严格的宗法制，在家庭中，“小宗”必须无条件服从“大宗”。所有官职都被贵族世袭，妇女和平民受到歧视而无法参政。西周时期仍然有大规模的人祭和人殉现象，最高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暴政现象日益严重；“天子失德”，诸侯便不来朝见，周王朝逐渐衰落，平王东迁以后便无力统治天下。
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相互竞争，为了图存自强，一些国家先后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改革，中国史书称之为“变法”。管仲、子产是推行新法制的先驱。到了战国时期，又有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齐国邹忌变法，燕国乐毅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这些变法运动都打击了贵族世袭势力，实行“军功授爵”和“唯才是举”。春秋时期的部分诸侯国已经在边缘地区设置郡、县等新的行政单位，战国时期则在内地广泛推行。商鞅变法是各国变法中最彻底的，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秦国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皇帝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皇帝的话语就是法律，是人治而非法治，皇帝的儿子继承皇位。秦朝建立之初，发生了一次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大争论，一派主张以地方自治为主封建制，一派主张以中央集权为主的郡县制。结果郡县制获胜。从此，自秦以后，中国主要采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帝王精力有限，必须有一文官集团从旁协助，故有“相权”的产生。《清稗类钞》记录晚清官僚郭嵩焘的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强化了统一的国家观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描述了中国在统一和分裂的状态间不断循环的历史。通常的情况是一个王朝在建立的初期可以励精图治，多数农民耕者有其田，安居乐业，国家处于上升阶段。之后开始守成，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在王朝的末期，国家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严重，遍地饥饿的无地无业流民，最终通过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旧王朝，建立异姓的新王朝。或者是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导致旧王朝的覆灭。
但是新的王朝很少有政治制度上的突破，几乎都是重复“秦政”，陷入一个死循环，使中国社会制度发展徘徊不前。故毛泽东曾有“百代皆行秦政制”诗句。不过，在秦制建立之后，曾有两次较大的改革，一次是北宋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一次是明代的张居正变法。这两次变法都是在官僚体制内部，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甚至还有所强化，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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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期，内忧外患，交相而至。日本明治维新，图强成功，给中国有识之士极大启发。因而产生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激进主义”思潮，渴望改革中国千来以来的陈旧制度。1898年，年轻的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发动戊戌变法，但是很快遭到慈禧太后反对失败。一部分改革势力进而转变成“革命派”，力图用暴力手段推翻保守的清朝政府。
清末的革命派拥有先进的政治理念，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朝代末期的农民起义份子。同时一部分温和改革势力还寄希望于清朝统治者，在体制内部推动“君主立宪运动”，称之为“立宪派”，或者“保皇派”。庚子事变之后，朝廷内部的极端顽固势力被八国联军清算，立宪派趁机推动了一场改革运动，是为“清末新政”。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政权、以及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之后仅仅是名义上“共和制”的中华民国，由前清北洋新军领袖袁世凯任大总统。共和制很快遭到袁世凯的破坏，并于1915年短暂宣布恢复帝制。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继续发动武装斗争，力图重建民主共和国，并将从中国同盟会、民初国民党以来一脉相传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1928年，以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重新统一了中国。国民党依孙中山手撰《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所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三阶段，长期实行“训政”，建立起国民党“开明式”的一党专政。
但是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党没有解决清代遗留下来的土地问题。中国这一轮的“乱治周期”的土地问题压力尚未得到释放。因而一部分极端激进份子开始着眼于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与此同时，1917年俄国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支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力图在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中国，超越历史阶段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这一策略也与中国土地分配需要进行调整的乱治周期相吻合，因而使这一次的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带上了西方左翼激进思想的色彩，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初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把持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但是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指责中共土地改革行为过激，并发动四一二事变，与中共分裂，并用武力围剿，欲消灭而后快。从此国共斗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主旋律。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尝试实行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实行了八年合作，中共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于1947年实行“行宪”，但也同时施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抵御共产党的步步进逼；而共产党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实行一种“新民主主义”制度。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后取得大陆地区的控制权和统治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共和制国家政权。新中国建政初期宣称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不久宣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1958年，在反右斗争胜利之后，搞大跃进运动，力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三年困难时期而宣告失败。随后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历时十年的文革才结束。邓小平掌权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得以快速发展。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得以稳固。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延续邓小平等人建立的“集体领导制”和“废除终身制”，确保权力大致平稳交接[2][3]，但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这些制度，建立起以个人为权力核心的长期执政体制[4][5]。
中华民国政府则在1949年底撤退至台湾，以台澎金马为实际统治国土，蒋中正以反共为由继续施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维持国民党一党执政体制，共施行43年之久，直到1991年经国民大会决议及总统公告才于同年5月1日废止。自1987年解除戒严令起，中华民国开始实施诸多民主化政策，如国会全面改选、正副总统直选等，使中华民国至2000年政党轮替时，已成为具有完整自由民主体制运作的国家，并推动转型正义。
“中国”一词在政治上至少有两种解释：
1912年到1949年，国际社会唯一承认的中国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1949年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5年到1971年，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
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后，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中华民国各自宣称为代表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在宪法层次没有放弃对两岸领土的主权，但在现实中却政权分立；领土分治、政府互不隶属，由一个国家框架内的两个政府各自统治。国民党政府历来主张一个中国，希望能够光复大陆统一中国，重建中华民国的历史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一贯以“解放台湾”为解决两岸关系问题的口号。1988年，李登辉继任总统初期，“自由民主统一中国”取代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在1996年之后又提出所谓“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2000年，民主进步党在政党轮替后执政，逐渐改变迁台后国民党政府的两岸政策，转而积极推进台湾正名运动等，进行台湾本土化教学的教育改革，试图使台湾人民“脱离大中华史观和大一统思想”，并强调只要台湾人民同意，不排除台湾海峡两岸将来建立任何一种关系的可能。
而在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积极在国际社会上主张“中华民国已被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已经结束了战争和危机，两岸关系在如此的刺激之下变得极为危险。
台湾人民对于国家认同与归属的问题并没有一致的见解。有些台湾人所认同的国家是“中华民国”，认为中国是指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澎金马的整个大中华地区(一个中国)。有部分台湾人倾向于认为两岸的现况就是“两个中国”，亦即中国处在主权分裂状态。部分的台湾人则认为，“中国”指的是中国大陆地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本身就是一主权独立的国家，其正式的国名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但并不否认自身中华文化的传承。部分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认为“大陆人”才是“中国人”。台湾有人认为，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助长了台湾独立观点的成长。
中国大陆的很多人[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这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中国指的是孙中山等人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国大陆有很多人[谁？]对台湾民进党政府所推动的台湾独立运动极为不满，认为“政治是政治，国家是国家，你可以不认同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但不能否认自己是中国人”。[来源请求]
有人认为随着海峡两岸之间经贸交流日深，在中国大陆民主化以后，两岸会在政治问题上找到平衡点。但根据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于2010年12月所作的的民意调查，高达87.3%的绝大部分台湾民众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广义)：尽快宣布独立：6.4%；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17.6%；永远维持现状：28.4%；维持现状，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34.2%；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7.1%；尽快统一：1.2%；不知道／无意见：5.2%。[6]在多次修宪、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直接民选后的民主巩固时代，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缓步微升、且通常稳定地高于支持统一的比例，而均低于支持维持现状的比例。换言之，就目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任何政治结合在台湾都是最缺乏民意基础与政治市场的选项。
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有传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孟子仁政与王道。孟子主张君主行仁政，承接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将自己的仁德推广，所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爱护自己的家人，到爱护国民，就是仁政。
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乐，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拥戴君主，国家自然富强安定。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是明代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访录》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一种机构）、“公其非是于学校”等观点。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还超越了欧洲的卢梭。
钱穆说：“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制度须不断生长，制定须在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惟此种现实环境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由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7]“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8]“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地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打倒。其实这问题已转了身，已不是某种政治与制度该打倒，某种社会与经济该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该废弃了。”[9]“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的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䌸。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10]“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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