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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判，即教相判释，亦称教相、判教、教摄，佛教术语，即判别解释佛陀教法相状差别之理论。大乘佛教诸多教典传至中国后，佛教僧众就教说的形式、深浅、先后等，进行分类而判别教说。佛陀教法应对象根机，义理互有出入，教相判释因此产生，以明佛陀言行之真意，建立贯摄全部佛法的纲领与体系[1]。自智者大师创建天台宗，论难南三北七诸师，贡献了新的判教理论，和华严宗、法相宗之教判并为汉传佛教传统通行之判教体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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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部派佛教时代，就有人探讨佛所说经是否皆为了义（梵语：nitartha）的问题。[3]
根据《异部宗轮论》，大众部主张“世尊所说无不如义，佛所说经皆是了义”；说一切有部则认为“世尊亦有不如义言，佛所说经非皆了义，佛自说有不了义经”，不了义经是“假施设，有别意趣”，应求“此经意趣”，别为解说。
到了大乘佛教时代，龙树认为佛经有“易了义”和“深远难解义”，主张佛陀为应机设教的方便，而有了义说和不了义说；因此龙树立了四种悉檀，以世界悉檀、各各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义悉檀，通摄佛说。无著持相同看法，主张“复有四种意趣，四种秘密”，依照平等意趣、别时意趣、别义意趣、补特伽罗意乐意趣，则“一切佛言应随决了”。
汉传大乘佛教认为，释迦牟尼根据弟子不同根性，因时因地，而给予不同教法。由此产生了天台宗五时八教，法相宗三时教，华严宗五教十宗等教判学说。
印度大乘佛教的三大派系，中观、瑜伽、如来藏，重释了三转法轮之说，以声闻为初转法轮之方便说，是小乘法；自宗为最胜法轮了义教，判他宗为不了义。[4][5][6][7]
说一切有部迦湿弥罗国论师，广集各家解说加以论定，编成《大毘婆沙论》，特别针对分别论者和譬喻师加以论难。承继此一毘婆沙宗学说的众贤，称大乘为空花论宗，否定其见解，认为大乘非佛说。[8]
教判盛行于南北朝，当时有“南三北七”一说。此后天台宗智𫖮改易顿、渐、不定等三种教相，为五味八教。三论宗吉藏则立声闻、菩萨二藏，于二藏中又别开根本、枝末、摄末归本三法轮，此为二藏三转法轮判。南山律宗道宣分化制二教，化教又分诸法性空无我（二乘）、诸法本相是空（小菩萨）、诸法外尘本无，实唯有识（大菩萨）之南山三教。法相宗玄奘则依照《解深密经》、《金光明经》等，立转法轮、照法轮、持法转三法轮的“三时教判”，其弟子窥基则发展为“三教八宗”的教判。而华严宗的法藏则于《华严经探玄记》中立“五教十宗”[9]。
赤松德赞时期，西藏桑耶寺发生过一场拉萨法诤，由来自印度那烂陀寺随瑜伽行中观派，师承寂护的莲花戒代表渐教，以及来自汉地敦煌禅门北宗，师承神秀弟子义福、降魔藏等人的堪布摩诃衍代表顿教，此场法诤反映了大乘教法中顿渐法门的诤辩。[10][11][12][13]
法相宗判教的理论依据是《解深密经》、《金光明经》等。唐玄奘法师立“三时教判”，即转法轮、照法轮、持法转三法轮之判。
其弟子窥基法师发展为“三教八宗”，三教中以诸阿含“我空法有”为有教，“三论”、《般若》等“诸法皆空”为空教，《华严经》、《解深密经》、《法华经》等“非有非无之中道”为中道教；八宗为[14][15]：
华严宗判教的理论依据是《华严经探玄记》，提出“五教十宗”。
十宗之前七取自窥基所立，后三宗为：
天台宗判教的理论依据是《妙法莲华经玄义》和《维摩经玄疏》之《四教义》，提出“五味八教”，或称“五时八教”。
隋朝智𫖮在《法华玄义》提出五味教的理论。他认为佛陀顺应众生根机，说法有深浅不同之五味。
藏传佛教宁玛派（旧译派）在《宁玛九乘次第》提出世间所有哲学和宗教，分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总判为颠倒外道乘、凡夫人天乘（即修善修禅定可往生人道、天道之教法）和真实内道乘（佛法），人天乘受摄于佛法；真实内道乘（佛法）又判为九乘次第[16]：
其中，前三乘即显教，声闻、独觉为小乘，菩萨为大乘；外密三乘基本等同于汉传密宗的教法；内密三乘又叫大密咒乘，是藏密不共法，第九乘无上瑜伽为最上乘。
除宁玛一派，其他各派皆主张四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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