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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全球性流行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疫情，是一次由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所引发的流行病疫情。在2002年11月至2003年9月间散布于29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疫情的原发疫源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顺德市。疫情造成全球超过8,000人感染，导致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774例病人死亡[2]。此次疫情初期，相关消息被地方政府掩盖，而有关讯息就透过参与SARS治疗的医师，互联网及SMS在中国社会传播，最终被世界卫生组织在视察时知晓，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压力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承认了疫情的严重性，并允诺与世界卫生组织充分合作[3]。在疫情扩散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引起社会恐慌，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多名患者死亡，引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媒体的关注[4]。
 | 此条目需要补充更多来源。 (2015年7月9日) |
|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疫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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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8月7日SARS流行的受感染国家的地图 有确诊及死亡病例的国家 有确诊病例的国家 无确诊病例的国家 | |||||||||||||||||||||||||||||||||||||||||||||||||||||||||||||||||||||||||||||||||||||||||||||||||||||||||||||||||||||||||||||
 全球出现SARS疫情的地区统计（2002－2003年） | |||||||||||||||||||||||||||||||||||||||||||||||||||||||||||||||||||||||||||||||||||||||||||||||||||||||||||||||||||||||||||||
| 疾病 |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 ||||||||||||||||||||||||||||||||||||||||||||||||||||||||||||||||||||||||||||||||||||||||||||||||||||||||||||||||||||||||||||
| 病毒株 |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 | ||||||||||||||||||||||||||||||||||||||||||||||||||||||||||||||||||||||||||||||||||||||||||||||||||||||||||||||||||||||||||||
| 原发疫源地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顺德市 | ||||||||||||||||||||||||||||||||||||||||||||||||||||||||||||||||||||||||||||||||||||||||||||||||||||||||||||||||||||||||||||
| 首次爆发地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顺德市 | ||||||||||||||||||||||||||||||||||||||||||||||||||||||||||||||||||||||||||||||||||||||||||||||||||||||||||||||||||||||||||||
| 持续时间 | 2002年11月16日－2003年9月2日（高峰期：2002年11月16日－2003年7月16日） | ||||||||||||||||||||||||||||||||||||||||||||||||||||||||||||||||||||||||||||||||||||||||||||||||||||||||||||||||||||||||||||
| 数据统计 | |||||||||||||||||||||||||||||||||||||||||||||||||||||||||||||||||||||||||||||||||||||||||||||||||||||||||||||||||||||||||||||
| 确诊病例 | 8,096 | ||||||||||||||||||||||||||||||||||||||||||||||||||||||||||||||||||||||||||||||||||||||||||||||||||||||||||||||||||||||||||||
| 死亡病例 | 8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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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声明 | |||||||||||||||||||||||||||||||||||||||||||||||||||||||||||||||||||||||||||||||||||||||||||||||||||||||||||||||||||||||||||||
| “SARS事件”的各地常用名称 | |
|---|---|
| 中国大陆 | 非典事件[注 1] |
| 台湾 | 萨斯事件、煞事件 |
| 港澳 | 沙士事件 |
| 新马 | 沙斯事件、萨斯事件 |
“SARS”一词在亚洲各地有不同习惯称呼。中国大陆惯称“非典型肺炎”，并简称“非典”[5]，但两者并非同义词，SARS只是非典型肺炎的一种。香港习惯把“SARS”依香港粤语译为“沙士”，或直接用英文“SARS”。台湾亦惯用英语SARS。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称为SARS。新加坡媒体一度使用“薩斯”，4月17日，新加坡中文传媒统一译名委员会统称为“沙斯”。
| 省级行政区 | 病例 | 医疗人员病例 | 死亡 | 完全康复 |
|---|---|---|---|---|
| 北京市 | 2,434 | 394 | 147 | 320 |
| 广东省 | 1,514 | 346 | 56 | 1,363 |
| 山西省 | 445 | 78 | 20 | 218 |
| 内蒙古自治区 | 289 | 42 | 25 | 41 |
| 河北省 | 210 | 22 | 10 | 57 |
| 天津市 | 176 | 67 | 12 | 10 |
| 吉林省 | 35 | 7 | 3 | 7 |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22 | 0 | 3 | 13 |
| 四川省 | 17 | 0 | 2 | 7 |
| 河南省 | 15 | 1 | 0 | 2 |
| 陕西省 | 12 | 1 | 0 | 5 |
| 安徽省 | 19 | 1 | 0 | 6 |
| 甘肃省 | 8 | 0 | 1 | 0 |
| 上海市 | 7 | 0 | 2 | 2 |
| 江苏省 | 7 | 0 | 1 | 0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6 | 0 | 1 | 2 |
| 湖北省 | 6 | 1 | 0 | 0 |
| 湖南省 | 6 | 0 | 1 | 5 |
| 辽宁省 | 3 | 0 | 0 | 0 |
| 浙江省 | 4 | 0 | 0 | 0 |
| 重庆市 | 3 | 0 | 0 | 0 |
| 福建省 | 3 | 0 | 0 | 2 |
| 江西省 | 1 | 0 | 0 | 0 |
| 山东省 | 1 | 0 | 0 | 0 |
| 总共 | 4,698 | 917 | 284 | 2,072 |
|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
该病最早于2002年11月15日在中国广东省顺德市爆发[6][7]，但第一例身份被确认且为世人所知的患者是在河源市于2002年12月15日确诊的厨师黄杏初[8]。起初，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一直没有发布相关讯息，亦没有向香港方面通报情况。当时政府除了禁止媒体报导有关病情[9][10]，还切断香港电视台的新闻片段，要求媒体不要过度渲染该地区的疫情，以免引起民众恐慌。[11][12]
2002年12月底，关于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开始在互联网流传，由于当时不了解病情，相关的评论比较混乱。随后中国政府在国内封杀关于疫情的讨论，所有的论坛对“非典型肺炎”的消息一律消音[11]，当时中国最大的官方论坛之一人民网有数位用户因讨论“非典型肺炎”疫情被管理员封禁账号[12]。
2003年1月2日，河源市将有关情况报告省卫生厅，不久后中山市同时出现几起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病例，广东省派出专家调查小组到中山市调查，并在1月23日向全省各卫生医疗单位下发调查报告，要求有关单位引起重视，认真抓好该病的预防控制工作[13]。
1月10日，黄杏初康复出院，后被认定为中国首例非典型肺炎报告病例。
1月21日，中山市报告类似病例，广东省卫生厅马上组织专家对该市三家医院收治病例进行现场调查。当天下午，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专家到现场指导。专家组现场完成《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正式将这类病例命名为“非典型肺炎（不明原因）”[7][10]。
1月23日广东省卫生厅以将《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粤卫办〔2003〕2号）印发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省直、部属驻穗及厅直属医疗卫生单位，要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掌握治疗原则和预防措施，对类似病人严加观察和诊治。[14]
2月3日广东省卫生厅向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和国家卫生部报告《关于我省发生不明原因肺炎情况的报告》（粤卫〔2003〕23号），紧急报告近一个月来广东省河源、中山、佛山和广州先后发生的非典型肺炎情况。同时下发《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粤卫办〔2003〕5号）[7]。
2月6日非典型肺炎进入发病高峰，全省发现病例218例，当天增加45例，远超过此前单日新增病例[7]。
1月12日起，个别外地危重病人开始转送到广州地区部分大型医院治疗。截止到2月9日，广州市已经有一百多例病，其中有不少是医护人员，这时在广州市发现的该类病例中共有2例死亡。此时中国卫生部对广东发生的病例开始关注，派出由马晓伟副部长率领的专家组于2月9日下午飞抵广州协助查找病因，指导防治工作[15]。
2月9日起，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怪病的传言兴起，市面上已现抢购端倪。10日，抢购风达到高潮。平时一大包10元以下的板蓝根一下子飙升到三四十元，白醋价格也节节攀升，从10元至80元、100元。就在当日，有摄影记者竟拍到白醋1000元一瓶的照片[10]。
2月10日上午，广东省政府新闻办首次发出新闻通稿，正式公布非典型肺炎。《羊城晚报》率先刊登这一通稿。“510办”正式成立[7]。
中国大陆政府以疫情尚未充分展现为由，在2003年2月之前并没有每日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广东地区的疫情。2月10日，中国政府将该病情况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在最初提供的数据中只列出广东省的发病状况。一支访问北京的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队也未能进入广东进行调查。这时正值中国春节前后，由于春运的大量人口流动导致疫情的扩散。在江西等地也开始出现抢购醋和板蓝根的情况。公布当天广东等地亦出现抢购。
2月11日，广东省主要媒体报道部分地区先后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情况，报道称：截至2月10日下午3时统计，共发现305例，死亡5例。其中医务人员感染发病共105例，没有一例死亡。305例病人中，已有59人病愈出院，尚未出院的病人都得到有效治疗，情况稳定。死亡的人员中最小的是广州市一名10岁男童，最大的是佛山一名59岁的男性。[16]
2月11日上午，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广州地区非典型肺炎情况，称所有病人的病情均在控制当中。[17]强调对于广州千万人口300多人染病是个很小的比例，非典型肺炎只是局部发生，河源中山等市已无新发病例报告。还解释2月前前阶段没有公布情况的原因是：河源中山等地的患者经过治疗大多已康复或好转没有再发病，非典型肺炎并不是法定报告传染病，而发病人数305例并不算多。负责人强调会按传染病法公布疫情。[18]
同日下午，广东省卫生厅举行情况通报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市民到公众场所进行正常的活动是不会受到感染的，宣布广东大中小学将会如期开学。专家还指出，从临床角度看，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病毒的亚型或变种引起的。对于患者的治疗都是采用“对症下药”的方法。[19][20]
2月1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预测，全国近期内不会发生大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但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小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21]
因为政府认为疫情不严重，中国国家足球队和世界冠军巴西国家足球队的友谊赛正常进行，双方战成 0:0，现场球迷爆满，超过5万人。[22] 2月14日，大陆媒体报道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不大，广州旅游市场淡季不淡。原定2月18日在天河体育场的“2003罗大佑广州演唱会”也没有推迟，演出制作、排练等一切计划都没有变。
2003年2月1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已经组织有关专家对从广东现场采回的标本鉴定。称截至当日当地已连续五天无新病例出现，广东省报告病例总数仍然是305例。
2003年2月21日，刘剑伦将病毒带入香港[23]。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山二院）的64岁退休教授刘剑伦[24]，在2月11-13日于中山二院工作时接触过数名非典型肺炎病人受到传染，其后被发现出现肺炎病征，例如他在2月17日于广州照的X光片显示肺部左下区域有雾化[25]。但已染肺炎的刘剑伦并未有隔离就医，他只是自行服用抗生素，更于2月21日携同妻子到香港，入住京华酒店（九龙维景酒店）911号房一晚。因刘剑伦在港期间未有使用口罩等防御措施，京华酒店的电梯等公众地方受到严重污染，造成16位酒店住客和访客受到感染，继而引起香港的威尔士亲王医院大爆发和圣保禄医院的小型疫情，以及社区大爆发，亦同时把SARS病毒传到遥远的多伦多、温哥华、河内、新加坡、菲律宾、英国、美国等，以及返回中国大陆本身。其他被刘剑伦传染的人，计有他的妻子、女儿、妹夫和广华医院的一位护士。合共20人被刘剑伦传染。刘剑伦其后于2月22日往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在3月4日不治去世。[26][27]
在京华酒店入住一晚后，刘剑伦的病情在第二天（2月22日）早上重新恶化，先前服下的抗生素渐见无效，于是他赶紧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并随即送进深切治疗病房（加护病房）。到这一刻为止，香港政府对神秘疫症所知仍不多，只叫各间医院留意来自社区的严重肺炎个案，边境还未有任何相应措施。
2月24日，一名26岁香港居民到京华酒店后出现发烧症状，在2月28日到威尔士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被诊断为呼吸道感染后出院返家。3月4日返回急症室，并被安排入住8A病房。此病人实为SARS带病毒者，引致病房中多人被感染。其后院方重开了8A病房，不单令疫症在医院中广泛蔓延，而该名26岁的男病人出院后更把病毒传入社区，尤其带到了淘大花园，引致社区爆发。
2月下旬，一名常驻上海的美国商人在途经香港到达越南河内后确认染病。之后河内当地医院的多名医疗人员也受感染。该病人之后又回到香港接受治疗，但是依然于3月14日去世。常驻河内的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卡尔娄·武尔班尼首先向世卫组织通报了当地医疗人员的病情，并将该病命名为SARS。这名医生之后也于3月29日因该疾病去世。
3月5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人大广东代表提出议案，指出传染病预警治疗方面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考虑寻求国际援助[28]。
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沙斯病例[29]。
3月10日，香港最大的两家电视机构——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同时报道一则消息，当地医院威尔士亲王医院透露，在过去的几天内，有10多名医护人员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并发现该病具有传染性。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全球警告，然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出了另一个健康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隔离治疗疑似病例，并且成立了一个医护人员的网络来协助研究SARS疫情。该网络包括了一个安全网站来进行X光片研究以及国际电话会议。
3月13日，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通报了第一名SARS病例（勤姓台商）。但由于处置得宜，除了勤姓台商家属和同事以外并没有发生其他感染。
至3月13日，香港患SARS的医务人员增至115人。3月20日，SARS走进社区，有5名年龄在2到15岁的儿童被证实染病。此后，SARS迅速闯入办公楼、学校等公共场所，最高峰日增病例60例以上。
3月14日，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前往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汇见医护人员，了解实际情况。
3月15日后，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严重呼吸系统困难症（SARS）”的报道，从东南亚传播到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陆续出现了多起案例。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一原因不明的病症定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缩写为SARS[10]。
3月15日，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疑似患者。该名李姓患者年过70岁，当天乘CA112号班机从香港探亲回家。由于最初并不清楚SARS病情，医院没有采取相应严格措施，结果造成该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 3月17日，李某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结果在该院又造成大面积污染。一周之内，东直门医院包括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在内的11位参与过救治的医护人员，全部感染SARS，其中急诊科医生段力军和一名护士不幸殉职。李某因年事已高，病情过于严重，也在3月20日不治身亡[30]。
3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卫生部通报了近来有关国家发生的沙斯型性肺炎的有关情况，并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在处理广东沙斯型性肺炎时所采取的有效措施。3月19日卫生部长张文康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介绍了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有关情况[31]。
3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和香港的多家医院只有半数员工正常工作。组织也警告医疗人员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直接接触病患将有可能染上该疾病。
3月25日，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因感染SARS逝世，成为第一名殉职的医务人员，并引起极大震动[32]。
3月27日，港府宣布，禁止探视SARS病人，曾与SARS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士须于10天内每天向指定的卫生署诊所报到，并开始在所有入境管制站实施检疫申报措施。同日，宣布中小学及幼儿园停课。
3月31日，港府隔离了淘大花园的一幢公寓（E座）。该公寓已经有超过100人受到感染。该公寓的居民之后被转移到一个渡假营，当局对公寓进行全面消毒。当局相信，疾病的传播主要与房屋结构的设计有关，有8A病房的病人造访E座时，在单位内使用厕所后，据称有可能通过排泄物或废水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和香港卫生署其后分别进行调查。两个调查结果均显示，由于个别单位浴室的连接地面排水口的聚水器干涸，排水口与排污渠变得毫无阻隔，当强力的抽气扇启动时，带病毒的液滴可能从地台排水口倒流入浴室，这些液滴有可能被抽至天井，并经由打开的𥦬户随着气流飘进其他单位。[33]
3月31日中国推出了《非典型肺炎防治技术方案》，并于当天在互联网上公布。称非典型肺炎的病原目前尚不明确但在总结前阶段防治工作的基础上制定的了一个防治技术方案[34]。
3月3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教授称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已经成功分离，很可能是一种新变异的衣原体。[35]其实在3月2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已经宣布，沙斯病原体是来自猪的“冠状病毒”，但没有引起北京研究者的重视。直到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4月1日，美国政府召回了所有驻香港和广东的非必要外交人员及其家眷。美国政府同时也警告美国公民，除非必要不要到广东或香港访问。瑞士政府也禁止香港厂商参加即将举行的瑞士钟表展，担心病情会扩散到瑞士。4月1日傍晚，700多名淘大居民被撤出，坐着政府提供的小巴，前往位于西贡和鲤鱼门的两处渡假村暂住。
4月2日，中国政府承诺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中国向世卫组织申报了所有案例。中国广东省3月份有361起新病例，9人死亡。同时，北京、山西、湖南也有人感染。但中国卫生部表示，广东的病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世界卫生组织也进入广东地区了解疫情，并建议游客不要到香港和广东旅行或办公。4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达广东，视察病情并与当地专家讨论疫情发展情况。4月5日下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广州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五名专家。
到4月上旬，大陆的官方媒体对SARS病例的报导已经开始逐渐增多。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已经到了广东，而在考察北京情况后将北京排除出疫区。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到中国来工作、旅游、开会等等是安全的，他说北京当时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3例，还笑着说，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36]。张文康还指出SARS已经得到控制是指在中国大陆得到有效控制，没有说有效消灭彻底消灭，也没有说在世界各地有效控制和完全消灭。在解释卫生部为什么不通报疫情时说，非典型肺炎并不是法定传染病，原不属于必须报告范围；疫情只发生在局部地区，《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由发生疫情的地方政府公布，也就是广东省政府[37]。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指出，2月初到4月，广东的各种媒体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报道、有关文章有500多篇，表示如果记者感兴趣可以请广东省新闻办公室提供文章的目录[38]。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少将得悉言论后在翌日把掌握到的真实情况——到4月3日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309医院，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告诉给两家媒体（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与香港凤凰卫视）。为统一宣传口径，他的反映被消声处理。
2003年4月7日，蒋彦永透过关系向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发布书面申明说，“到4月3日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309医院，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4月3号公布的数字，北京只有12个有关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他在声明中还说，他和许多一起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听到张文康公布的数字时都感到非常愤怒。2003年4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发布第三号《主席令》，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部长职务；任命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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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疫情披露后，中国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调查，进一步调查当地疫情发展状况，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4月2日进入中国广东省进行协助调查处理。完成6天的考察后，代表团再到北京进行视察。4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抵达澳门，了解并指导澳门的预防“沙斯”工作。同日，世界卫生组织“沙斯”专家小组专家詹姆斯·马圭尔率领的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小组，从11日起对北京市的非典型肺炎流行情况以及防治工作进行为期4天的考察。
4月5日国际劳工组织官员Pekka Aro因SARS在北京去世。[40]
4月6日上午，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等广州党政领导人为了显示疫情受控，带领两万名群众参与广州市春季健身万人长跑活动。
同日，世卫组织将北京列入疫区。[41]
4月12日，正在广东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深圳会见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时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关心并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夺取同疫病斗争的胜利。假如香港有困难，大陆方面一定会全力给予支持，例如在医疗物资及防护器材的供应上。董建华向胡锦涛报告香港情况时承认未有效控制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SARS）疫情，不过当局会极力降低市民染病的数字。[42]同日，北京邀请世卫组织的5人专家组参观北京的医疗机构和了解北京的SARS疫情。
4月13日中国决定将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4月14日，美国科学家宣布绘制出怀疑与非典型肺炎相关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图。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通力合作，于15日晚11时成功地完成对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加拿大多伦多、越南河内、新加坡、台湾及疫情始爆发地区的中国广东省、山西省及香港列为疫区。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SARS的致病原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并命名为SARS病毒。
4月上旬，中国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病，随后感染。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完病后，曹教授又到北大附属第三医院求治，同样由于缺乏对沙斯病症的了解，被误诊为普通高烧者，又造成该院部分医务人员感染。10个小时之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曹教授症状很像沙斯。经过北医三院向北京市有关部门请示，患者最终未被确诊为沙斯。死亡诊断书上写着：呼吸衰竭、肺炎。随后已故教授的妻子住院之后，其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6人先后发烧入院；在曹教授儿子工作的中财后勤集团，6位员工相继病倒；而曹家所住的中财西塔楼，住户中十几人纷纷得病。到4月28日为止，仅包括曹教授在内的中财教工有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其中两人死亡。此外，还有包括曹教授妻子在内的一批相关家属染恙，一位小区电梯工也未能幸免。
4月17日晚11点半，中国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一位住在交大嘉园B座15层的男性学生孙某，因为发高烧被送到学校医院进行检查。孙某是2002级的学生，4月1日在军训时出现感冒症状，之后多次到医院治疗。由于符合沙斯四大病征，孙某连夜被送往北京市人民医院，经确诊后迅速被转往专门收治沙斯患者的北京市温泉胸科医院进行治疗。此时已是4月18日凌晨2点多。
4月18日，与孙某同宿舍和隔壁宿舍的学生开始出现集体发热现象。到4月19日，病情开始蔓延，该楼12层一个宿舍出现发烧症状。这些电子学院的学生与孙某并没有密切接触。北方交大新闻中心主任王想平介绍说：我们后来分析，可能是电梯交叉感染。因为大家共用一部电梯。经北方交大沙斯预防办公室统计，从4月16日至19日，学校共出现发热症状31人，其中送去医院治疗13人，校医院治疗观察18人，重点监测观察85人。4月20日，北方交大内大量出现低烧患者，疑似病例急增。计算中心一位青年教师被确诊送入西苑医院。
4月18日，中国教育部决定将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时间暂推迟到5月底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4月19日，教育部动员外地生“五一”期间不离校回家。教育部要求北京等地高校学生就地学习和生活，发病人数较多地区的高等学校调整教学和学习方式，避免疫情扩散。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之后，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非典型肺炎的严重程度和潜在威胁，开始全力以赴应对，采取包括人事任免在内的各种必要的紧急措施。4月1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式警告地方官员，瞒报少报疫情的官员将面临严厉处分。翌日，该政府再度召开记者会，宣布北京的疫情从原先有所隐瞒报告的37例，突然暴增至339例。记者会后几个小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撤消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党内职务，并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高强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
4月20日，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宣布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北京市公布的沙斯确诊病例数从前一天的37例增至339例。北京新增病例超过100例，疑似病例增至600人以上。同时宣布，原定于5月1日开始的五一“黄金周”暂停施行一次，确保疫情不会进一步扩散。北京多所高校已经宣布停课。
4月21日，在抗击沙斯第一线被传染的中国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殉职。北京确定首批6家沙斯定点医院。
4月22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开通10条沙斯咨询热线。同日，北京市打算启用小汤山医院作为防治沙斯的专门医院。23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整体隔离。4月30日小汤山医院启用，北京市SARS病人都进入此医院治疗。
4月22日，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鉴于目前非典型肺炎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各地旅游部门近期不得组织到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旅游，防止疫情通过旅游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扩散。同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年5月的国内体育比赛暂停。[43]
4月23日，中国财政部公布中央财政20亿沙斯防治基金的用途。4月23日，北京市宣布全市的中小学从24日起停课两周，确保疫情不会在校园扩散。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动用军方力量在北京紧急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小汤山沙斯医院。同日，世卫组织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3日全世界非典型肺炎患者累计为4,288人(包括已康复者和部分疑似病人)，比上次通报的数字增加343人。全球2,032名“沙斯”或疑似“沙斯”患者已治愈出院，251名患者死亡，累计死亡率为5.85%。全球发现“沙斯”患者的国家和地区仍是27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加拿大等都出现新增患者。
4月24日，中国铁道部通知旅客开车前要求退票，可全额退款。4月26日，铁道部要求运输防治沙斯药物用品必须24小时内到达目的地。5月4日，铁道部要求铁路工程建设系统各单位对现场施工人员建立每日健康登记制度，严格控制人员流动。4月29日，民航总局要求对学生于5月7日前购买的飞机票给予全额退票。
4月24日，中华民国台北和平医院爆发封院事件，是台湾第一件因SARS感染而封院的事件。[44]
4月2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市建筑工地超市社区看望群众，中午看望北京大学学生，与北大学生共进午餐。
4月26日，中国民政部与卫生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死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的遗体要及时就地火化，不得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利用遗体进行其他形式的丧葬活动。
4月27日，香港死于沙斯人数全球居首。较前一日再夺12命，成为全球最多人死于SARS的地方，累积死亡人数高达一百三十三人。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表示，虽然感染人数平隐下降，但香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而疏于防范。
4月28日，台湾出现第一名因SARS感染而死亡的病例（曾姓病患，赴台探亲的淘大花园住户之弟）。
4月29日，美国红十字会高级顾问表示：沙斯不是美国生物武器。针对沙斯有可能是美国的生物武器这类猜测，美国红十字会国际部的高级技术顾问格拉保尔斯基大夫表示，科学家会调查和研究沙斯病毒。
4月30日中国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非典型肺炎防治场所严禁使用中央空调。
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两份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论文，这是首批经过同行评议的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结果。
5月3日，“钟南山谈沙斯防治”科教片将向全国公开发行。该片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卫生厅、省教育厅联合摄制，是目前全球惟一的、最具权威性的有关普及沙斯防治知识的科教片。全片长度为30分钟（中英文版）。
5月4日，台湾沙斯疑似病例暴增，一天之内创下新高。行政院卫生署统计，SARS可能病例累计为116例，新增14例中，有12例都与和平医院有关，同时令人担心的是，疑似病例大幅增加82例，几乎是上次统计数的一倍。而整体通报人数已经达到732例，因此卫生署再次呼吁要落实居家隔离，否则疫情很难控制。死亡人数仍维持为8人。当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公布全球最新沙斯疫情报告：截至国际标准时间5日18时整，全球共有沙斯确诊病人和部分疑似病人6,583例，其中死亡461人，痊愈2764人。这3个数字分别比3日统计的数据增加364例、26人和62人。有疫情的国家和地区总数30个，美国和欧洲国家至今还没有死亡病例。当日，在台有120宗SARS病例10人死亡。
在香港有超过1,200人被隔离，新加坡则有超过900人，而台湾则隔离约15万人（至7月30日止，A级隔离加B级隔离[45]）。加拿大也发布多份隔离令。新加坡和香港的学校分别停课两到三周。
5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台“五不准”，确保沙斯时期运输畅通。不准以防治“沙斯”为由阻断公路交通；不准在公路的省界交界处实行交通管制；不准在道路上设置路障，阻拦车辆正常通行；不准劝返正常行驶的车辆；不准因卫生检疫造成严重交通堵塞。5月6日，《工伤保险条例》颁布。据此，医务人员在救治患者的过程中感染沙斯应按工伤对待。北京宣武医院开始收治沙斯病人。5月6日，虽然香港的个案数字已下降，疫情受控，全街都买到口罩，保护衣物又已足够[46]，中央仍然把支援香港的首批8万件防护服运抵香港。由国务院统一调拨的一批援助香港抗击非典型肺炎物资──逾八万件﹑共重十四点五吨的防护服，6日下午自浙江杭州起飞，经过两小时运抵深圳机场，将于7日下午经过皇岗口岸运抵香港。北京举行SARS第四次新闻发布会，向中外媒体通报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首次详尽披露小汤山医院情况。 “小汤山医院二部于5月1日收治第一批“沙斯”病人134人。5月3日收治第二批病人97人，5月4日收治第三批93名病人。目前医院运转正常。”
5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推迟10项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要求各地近期不要举办大型人才招聘会。明确规定不得歧视因“沙斯”被隔离治疗、留验和医学观察的人员，其工资、福利待遇由所属单位按出勤照发。
5月8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作为沙斯定点医院投入使用。
5月9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第37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同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北京沙斯病例呈大幅下降趋势。
5月17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解除隔离。5月19日，北京沙斯新增病例数降至个位。5月21日，北京最后一名沙斯病例张某从北京地坛医院出院。截至5月23日，北京市747名密切接触者全部解除隔离，北京地区沙斯患者的救治工作已经结束，沙斯传播链完全切断。5月26日，汇丰银行二十六日在北京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20万套“沙斯”防护服，支援七个省市八十多家医院抗击“沙斯”。[47]
5月29日，北京沙斯新增病例首现零记录。6月1日，卫生部宣布北京市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撤销。6月14日，世卫组织解除对河北、内蒙古、山西、天津的旅游警告。6月15日，中国内地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数均为零的“三零”纪录。6月20日，中国最大的沙斯定点收治医院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48][49][50]。
一些SARS患者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如骨头坏死导致残疾、肺部纤维化以及精神方面的疾病，例如抑郁症。一些专家[谁？]认为抢救中使用的激素类药物是导致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2004年3月，北京市卫生局成立专家组，对SARS后遗症患者开始进行系统治疗。即使政府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他们大多仍然生活艰难，有六成家庭发生变故。[54]
SARS的爆发导致多名医护人员死亡。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分别有6人和13人因此殉职。此外，台湾、意大利和新加坡分别有11名、1名及2名医护人员殉职。
SARS高峰时期，中共各级党政机关深入到农村基层社区。这时以村为单位的传统社会力量发挥作用：所有外村人员不得进村，本村在外打工返乡人员也被挡在村外，直到观察期满才能回村。SARS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四川农村视察防疫执行情况，因为中央政府最担心在广东一带打工的四川等内地省份农民工返乡传播疫情。因为防范措施得力，四川的疫情没有广东和北方的北京、山西、内蒙古严重。
大陆多间大学的正常教学进度被打乱，北京市的中小学全面停课，不过当年起首次改到6月举行的全国高考并没有延后举行[55][56]。全国很多省市的中小学都全面停课，很多地区改变以往的考试执行顺序以适应特殊时期，如北京采用等分数揭晓后再填报志愿的顺序[57]，而导致出现严重的“扎堆”现象，从而导致复读人数的大幅上升。
此外，多场体育比赛和热身赛亦被取消、更换主办地或者推迟。2003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于2003年4月9日完成第六轮比赛，原定有一个月的间歇期[58]，但因疫情爆发只得延长，停摆方案一度难以确定[43]，最初计划6月恢复比赛，且为确保年内完成比赛，中国足协甚至提出剩余联赛不出售门票的方案[59]，但同年6月的比赛因疫情原因继续停摆[60]。原定于5月7日开赛的第七轮最终推迟至7月2日，当年联赛由此出现长达84天的间歇期[61][62]，后续赛程更为密集，甚至出现11月雪战的情况[63]。
SARS疫情结束，中央宣布大幅度增加卫生防疫经费投入，在全国建设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是增加对农村地区的经费投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则视察了疫情最严重的广东，并高度重视当地防疫专家钟南山院士的建议。此外，中央政府还公开扶植中医药行业，在公开场合宣扬中医药在治疗SARS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求各级医疗体系必须配备中医。
2003年5月26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要求不吃野生动物。此外，广东省有关部门还要求所有流动性的马戏团、农场以及供应野味的餐馆和酒店立刻停止使用野生动物[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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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初时，中国中央政府禁止媒体报道，香港的电视台在新闻片段中提及事件的片段也被禁止在中国内地播出。中国政府也要求媒体不要“过度渲染”该地区的疫情，以免引起民众恐慌。对此有声音批评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令香港政府低估该疫症传入香港的风险，导致SARS由中国大陆传到香港。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疫情[65][66][67]，事后卫生部声明不认同隐瞒疫情的说法，2月11日广东省公布疫情的时候，除中国大陆任何地方都没有爆发疫情[68]。而在2003年2月1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预测，全国近期内不会发生大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但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小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21]。2003年，时任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表示港府已去信广东省卫生厅了解情况，正等候调查结果，香港市民毋须因这次事件而恐慌。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于10日表示，已与内地接触了解详细资料[69]。大量香港人对政府态度极度不满，成为引起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重要原因之一。[70]中央政府与香港于6月29日，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图为游行情绪降温。[来源请求]尽管如此，七一大游行当天仍有逾50万港人走到街头反对董建华特区政府。[71]
香港旅游业遭受巨大打击，市面一片萧条。香港特区政府求助中央政府，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港澳个人游）政策。香港“个人游”政策推行多年后，推动了香港经济，给香港提供经济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虽然如此，个人游政策也在香港产生很多社会民生问题，大量内地旅客前赴香港造成水货客、地铺租金腾贵、甚至名店歧视港客等社会问题，以及因来港的大陆人随处便溺、吐痰、在列车上吃东西等而造成的卫生问题，长远造成中港矛盾，内地与香港互不信任等等的深层次问题。[7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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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2月12日因为认为疫情不严重举办的中国足球队和世界冠军巴西足球队的友谊赛，许多原定于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体育赛事都被迫转移到其他国家进行，如原定于在中国举办的国际足联女子足球世界杯移至美国举行；3月30日，国际冰球联合会宣布取消原定于北京举行的2003世界女子冰球锦标赛；国际排球联合会决定将世界女排大奖赛全程改在意大利举行。
4月1日，一家欧洲的航空公司进行大规模裁员。此次SARS疫情对航空和旅游业造成重大影响，广东和香港的宾馆入住率明显下降。北美地区的唐人街商业业绩也有下滑。
瑞士宣布禁止香港厂商参加4月在苏黎世举办的国际钟表展。香港钟表工会表示强烈抗议，并称该决定将使香港钟表产业受到重创。
一些原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国际会议被取消。至少有一场电影首映礼移地举行。加拿大媒体报导，多伦多的旅店入住率只是同期的一半。
新加坡政府在3月27日宣布全国所有中小学校停课10天。由于担心疫情进一步扩散，政府在4月5日宣布分三阶段延长学校停课时间。所有初级学院将到4月9日复课，中学到4月14日复课，而小学和学前班则将到4月16日复课。
曾经有少数学者认为SARS严重性被媒体炒作高估。[75][76]他们认为，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生命杀手不是SARS。
全球SARS感染者为8437人，从这个数据上看并不比普通感冒病毒的传播更快，而813人的全球死亡人数更是远远低于普通的病毒性感冒，事实上，每年美国因普通病毒性感冒而死亡的人数为30000人左右。2009年H1N1流感，截至2010年3月中旬，这场疫情导致5千9百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均高于SARS数据。
SARS病毒患者数量到2003年8月16日中国是5327人，据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卫生部16日公布了2003年上半年，27种法定管理传染病共发生1000305例，死亡2228人。SARS并未进入发病前10位的传染病。发病数居前10位的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淋病、麻疹、梅毒、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疟疾、猩红热；死亡数居前10位的依次为：狂犬病、病毒性肝炎、肺结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新生儿破伤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艾滋病、流行性出血热、麻疹。 [77]
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被高估了，2003年中国经济仍然获得了8%的高速增长。[78]
而有观点认为当年SARS是新的病毒，在对病毒传播途径没有了解，没药可医，而在各年龄层都有病发的情况下，根本不可以和死亡率低、有药可医、有迹可循而且病发集中在老年人、长期痛患者的季节性流感相比，各方应对手法不同并不出奇。[79]
另有前医护人员指出，比较2003年SARS和季节性流感疫情，指出流感疫情比SARS同等甚至更严重云云。这些比较在流行病学上都极有问题，变成没有意义而且极为夸大的比较。要比较疾病的严重性，第一个可直接比较的数字是病案致死率（Case Fatality Rate，CFR），就是特定期间（如一年内）死亡的数字除以确诊病人数量。分母基数相当重要，如不考虑基数的差异只比较死亡数字是完全没有意义。任何病症长者的死亡率都比较高，流感专攻长者，SARS却攻击壮年同样强悍，将两种针对不同年龄组别的病症死亡数字组合作比较，会堕入辛普森悖论（Simpson's Paradox）的圈套。流行病学上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将MR（Mortality Rate，MR）分组比较。[80]
SARS事件使香港市面陷入萧条，在香港共造成299人死亡，包括6名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是香港2000年代最严重的瘟疫。2003年3月下旬，SARS在淘大花园爆发。截至4月15日，淘大花园共有321宗SARS个案。感染个案明显集中在E座，占累积总数的41%，记录得第二多感染个案的是C座（15%），第三位是B座（13%），而第四位是D座（13%），余下的个案（18%）则散布在其他11座。感染SARS的淘大E座居民有107人，当中大部分住在E座的7号和8号垂直排列的单位。2003年中旬，卫生署联同其他8个政府部门展开调查，世界卫生组织也分别进行调查。两个调查结果均显示，由于个别单位浴室的连接地面排水口的聚水器干涸，排水口与排污渠变得毫无阻隔，当强力的抽气扇启动时，带病毒的液滴可能从地台排水口倒流入浴室，这些液滴有可能被抽至天井，并经由打开的𥦬户随着气流飘进其他单位。[81]
一方面，在3月，政府规定所有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在学校内都必须长期佩戴口罩。所有人在进入学校之前，都必须先行量度体温。任何教职员假若有发烧或任何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都必须立即请假3天。由于这项严格的政策，使当时的代课老师需求大为紧张，不少没有教学经验的合资格申请者都在非常短时间内被通知要代课。当时，亦有小部分学校自行宣布停课。3月27日，香港政府宣布从3月29日开始全港所有学校停课（当时只要求停课至4月7日，但后来延长至4月下旬后分阶段复课[82]），所有教学都必须透过网上进行，或由家长到学校领取工作纸及自学材料回家。另一方面，当时香港市民普遍认为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处理疫情不力，没有主动要求有关单位提供相关资料。例如在3月20日，医管局首席执行官何兆炜通知卫生署指疫情已经在社区蔓延，但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仍一再强调“没有社区蔓延迹象”，并坚持学校不必停课。其后董建华在立法会会议上被问及何以未有处罚或撤换主事官员，矛头直指杨永强。董建华回应第一句是“咁肤浅嘅（怎么那么肤浅）”。市民要求彻查责任，董建华成立的“沙斯”专家委员会，却委任由杨永强领导调查，被质疑“自己调查自己”。[83]这种种都使董建华民望每况愈下，成为促使该年7月1日爆发反政府大游行的原因之一。疫潮完结后，立法会“调查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于2004年7月5日发表调查报告，指出杨“对2003年1月及2月初在广东爆发的非典型肺炎警觉性不足”、“显示不出他具备公众期望政策局局长所应有的沟通技巧”，并谓其在处理沙斯疫情时于各方面的表现皆未能令人满意。[84]报告发表后，杨指他作为问责局长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但并未即时请辞，直至7月7日方迫于舆论压力辞去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一职，后由周一岳接任。[85]
为了找出大规模疫潮的原因，香港卫生署联同其他八个政府部门展开详细调查，该调查涵盖流行病理、环境、公共卫生、屋宇设计及公用设施等元素。此次事件的源头病人 （是次疫潮的首宗个案）是一名33岁男子，他在深圳居住，并经常到淘大花园探访其弟，他曾到淘大花园E座一个由其弟拥有的单位，期间因肚泻而使用该单位的厕所，其后，他的弟弟、弟妇和两名在威尔士亲王医院照料他的护士证实感染SARS。调查报告指出，患有慢性肾衰竭病的源头病人很可能是透过污水排放系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使用大型公用设施（如升降机及楼梯）首先使部分住客感染病毒，然后再感染其他的同座住客[86]。
香港的典型住宅结构设计通常就是一个总共八层的点式结构，电梯、消防楼梯和垃圾通常设在结构核心之内，居住面积则从结构核心向外辐射出去。卫生间和厨房被挤塞在这一结构核心的周围，附以上下贯通的水管和风管。这样的设计模式之下，就形成一个类似“井”字一般的“凹”道，使得整栋大楼缺乏良好的通风条件，这也是香港会成为SARS重灾区的一个原因所在[87]。
2004年，SARS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席钱卓乐及葛菲雪，就香港立法会专责委员会的SARS报告发表声明。他们强调，整体而言，香港对疫情处理得宜。正是各方面的努力，香港最终控制了SARS疫情[88]。
台湾台北市从2003年3月14日发现第一个SARS病例，到2003年7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台湾从SARS感染区除名，近4个月期间，共有664个病例（行政院卫生署疾病管制局9月重新筛选出346个实际病例），其中73人死亡，行政院卫生署在疫情流行期间宣布将SARS列入为第四类法定传染病，并创下1949年以来，和平医院及周围街道、邻近大楼管制封锁、其它医疗院所院外发烧筛检的首见景况，也造成行政院卫生署署长和台北市卫生局局长下台。
台北市立和平医院（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和平分部）因SARS院内感染而遭到封院，其原因是在于SARS病例判断困难、防护措施未能严格落实执行及医院在发现疑似病例时未隔离[89]。 一开始，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局长邱淑媞与行政院卫生署因是否要将SARS列为法定传染病而有所争论。在争论时，台北市和平医院由于未告知医护人员及员工院内有疑似案例（这些案例是较难为判断的，但卫生署要求将疑似病患当成SARS病患处理以策安全）[90]。
台湾媒体的批判是由台湾《壹周刊》报导和平医院4月24日封院政策混乱开始。报导指出，和平医院封院混乱，造成院内医护人员人心惶惶，之后邱淑媞率官员至和平医院配有全套防护衣、氧气筒，装备比物资缺乏的第一线医护人员还齐全。董氏基金会执行长叶金川于27日进入和平医院提供协助。之后仁济医院也因为院内感染而封院。而在中央接手下，和平医院及仁济医院采取只出不进的方法将病患及医护人员疏散。2003年5月和平医院院长吴康文遭免职，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媞因舆论压力请辞。公共电视台先后拍摄《和平风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3）与《穿越和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6）等纪录片，记录疫情最为集中的和平医院为背景和相关人物的心声、及事后相关惩处，与法律审判历程；专书《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则指台北市政府对抗SARS的策略是典型的错误示范，如鼓吹民众戴口罩会造成口罩缺货，让真正需要口罩的医护人员没有口罩可以使用；另一个错误示范是过早要求把SARS订为法定传染病，对防疫反而有害无益，因为原先的防疫手段只要确实执行、已足以阻止SARS，订为法定传染病后医疗系统会为了避免犯法，通报过多疑似SARS病患，反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及恐慌。[91][92][93][94]
张文康在记者发布会中，称北京市“只有12例沙斯，死亡3例。中国的沙斯已得到有效控制”。[38]然而，医生蒋彦永认为张文康公布的数字被严重缩小。他从309医院得到了SARS的一些内部数据，得知光是309医院已有40名病人，隔天病例已新增至60个。他给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和香港凤凰卫视写电子邮件反映情况，但都没有结果。但是4月8日深夜他被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Susan Jakes电话找到，接受了采访。第二天《时代周刊》在网络发表了《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报道，引用了蒋彦永提供的信息[95]。
Susan Jakes事后有限度地透露，以前她不认识蒋彦永，是一个“朋友”把蒋彦永的电子邮件转发给她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96]。
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表示，不认同张文康因隐瞒疫情被免职，也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隐瞒疫情。[65][66][67]他指出，在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次发布疫情的时候，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生SARS，这个发布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警告。[68]他又解释，张文康在记者会缩小数字，是因为当时的信息渠道不畅，一时很难掌握到准确数字，并非有意隐瞒疫情。[97]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亦批评华尔街日报报导不实。[98]
4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部长职务[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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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香港中联办主任高祀仁专门向前线的医护人员发出慰问信，表达对他们的敬意。4月25日，董建华与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黄华华会面，就如何进一步加强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及双方防疫经验交换意见。5月8日一笔抗炎物资由中央政府从全国20亿抗炎基金中拨出，包括40万件保护袍（实际运抵95000件）、20万个眼罩和100万个口罩，陆续由上海、东莞等地运抵深圳皇岗口岸，由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接收。上午一支每辆车身都挂有“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横幅的大型货柜车队，由深圳皇岗口岸驶向香港。 董建华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不仅解决了香港的实际需要，更会产生出精神力量。[100]据《文汇报》，5月10日晚21时18分由中央政府援助香港的95000件“特卫强”防护服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装机启运前往香港援助香港政府抗击非典型肺炎。[101]。香港政府在接收后答应，经详细检查后，会按需要分发至各医院，但同时强调香港有足够的能力对抗SARS，各医院亦有充足的防护服，暂时无需中国内地援助。
事实上，医院管理局高级行政经理（医务行政）刘少怀于2003年5月10日称，现时医护人员的物资情况理想。至于内地捐赠大批防护衣物及本港医护人员，他强调会经过检测安全后，再因应各医院的要求统筹分发，但仍未就有关物资调配安排。除了中央对香港的支持，香港各界亦有支持内地抗疫，包括香港汇丰银行捐出20万套防护衣赠予内地。
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当时亦批评，面对内地抗炎物资严重不足，而香港购买保护衣物又已足够，特区政府在此时，应婉拒中央致送的抗灾物资，避免引起内地省市人民的不满。2013年5月10日，田北俊对香港经济日报讲述亲身感受，“上海的亲戚，上周末打电话来时，指当地全街都买不到口罩和维他命C，我老婆立刻寄了两箱，速递上去。”他在北京的办事处职员，也致电表示无法在当地购买口罩，他也连忙速递一些口罩到北京。他慨叹，内地如此缺乏防疫物资，试问当内地人民见到中央将物资运来香港，会有何反应？“我们在兄弟姊妹中最有钱，无理由叫他们（内地）给我们物资。”他说︰“大家也应考虑一个问题，全国点睇香港？上海、北京都缺货，现在他们是疫情高峰期，但香港的个案数字已下降，疫情受控，全街都买到口罩，因此不如送回北京、北西。董建华应向中央讲句多谢、心领，不收（物资）也不代表中央不关注香港市民。”但大陆声称给与香港的支持是防护服为医务人员专用，并非是口罩为主的物品，此说法可能有混淆之嫌。
2003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展开辩论，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出席立法会会议，并代表香港政府感谢中央政府在对抗SARS的行动中给予香港的支持，最后并通过“感谢中央政府在对抗沙斯行动中给予香港的支持”的动议。
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当中，不论对SARS疫情的描述，还是其他方面，均存在很多争议，引起部分香港市民强烈的反弹，使过去11年的SARS争议重新被提及。
白皮书以2003年SARS作例子，声称中央政府在抗疫期间，“为保障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帮助香港经济走出低迷”，向香港“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包括“无偿”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药品和器材，又提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香港疫情重灾区和医院视察慰问，即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3年6月到访淘大花园。白皮书又指，2003年大陆向香港推行CEPA，随后又推行“自由行”政策，“都为香港摆脱沙斯冲击、恢复经济增长注入‘强心剂’”。[102]
董建华也曾表示，抗击“沙斯”疫情过程艰难，同时也感受到全国同胞的温暖。在国家领导人的直接过问下，内地向香港提供急需的口罩、防护服等物资。“沙斯”结束后，内地向香港开放“自由行”，香港人气迅速提升，经济逐渐恢复。[103]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一国两制”缔造国家与香港双赢格局》指出：SARS使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后初显复苏势头的香港经济再遭重创。为了推动香港经济走出低潮，中央政府于2003年6月底推出“自由行”政策，称此为“为香港摆脱沙斯冲击”，CEPA也助推香港服务业竞争力提升。占内地访港旅客4000万人次其中67%是自由行游客；内地访港旅客购物达4945亿港元，占香港零售额的34.2%；2012年，自由行为香港创造增加值占GDP的1.3%，提供就业职位11.4万多个。但内地访港旅客的大幅增加使香港的公共设施和接待能力压力陡增，香港居民日常生活亦受到严重干扰，内地人与香港居民时有冲突；造成香港治安问题又如双非婴问题等等；甚至连公共卫生也因极少数内地人随街弃置垃圾及随街便溺而日益恶化，不过“自由行”的确成功推动香港经济走出低潮。[104]
另一方面，白皮书只字未提疫症自2002年底已开始在广东出现，初期没有向香港通报情况。美国《纽约时报》当日的报道中亦指出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在无法再隐瞒下，才承认过分低估中国境内的非典型肺炎个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延误通知，可能使病情急速扩散，影响香港社区的SARS急速扩散。[105]广东在2月10日已经通过各种媒体公布疫情。当时时任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表示港府已去信广东省卫生厅了解情况，正等候调查结果，香港市民毋须因这次事件而恐慌。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也表示，已与内地接触解详细资料[69]。
白皮书引来香港社会反弹。特区政府中，时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也对传媒称，不能完全说光靠中央帮助香港克服疫情。他指中央虽送过一些物资或派过专家，但强调能克服SARS，最主要依靠香港高度专业的医疗队伍，以及社会各界同舟共济之努力。他称感谢内地作出的支持，也尊重市民对白皮书的不同意见[106]。
2003年，台北市立和平医院（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和平分部）爆发SARS疫情，4月24日上午7点钟，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副市长欧晋德、卫生局长邱淑媞、新闻处长吴育昇等人均会集在市长办公室，马英九同意即刻采取最严厉封院措施，9点45分市府秘书长陈裕璋与行政院秘书长刘世芳通电，随后欧晋德即率邱局长等人赴往行政院，由行政院出面宣布封院消息[107]。然而，封院的决策过程，以及全面封锁后的配套措施皆未竟周全，引发议论[108]。 25日，和平医院封院第一天，马英九在市议会的发言非常强硬：“医护人员如有抗争，视同敌前抗命” [109]。5月1日，马英九在和平医院护理长陈静秋殉职当日发表声明：“七天之前，我个人也经历了服务公职以来最困难的抉择。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与蔓延，我断然而沈痛的下令，封锁和平医院。这个决定，为和平医院的病人及他们的亲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台湾社会里的每一分子、我个人，以及巿府团队带来重大的影响。”[110]。最终还是有员工57人感染、7人死亡；院内民众97人感染、24人死亡，其中1人是自杀[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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