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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局（简称医管局；英语：Hospital Authority，缩写作 HA）是一个香港法定机构，负责管理香港公立医院及诊所，执行香港政府的公共医疗政策，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于1990年12月1日成立。自1991年12月起，医院管理局负责全港公立医院及相关的医疗服务，并透过医务卫生局局长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而医务卫生局则负责制定医疗政策和监察医院管理局的工作。[1]并向香港政府提出包括医院收费及所需要资源等相关政策建议，以及培育训练医疗人员及医院服务相关研究等。医院管理局作为香港公营医疗体系的核心，经费由香港政府增拨，惟部分服务按成本收费，人事聘任则与公务员脱钩，局方可自行制定聘任条件。
 | 此条目需要补充更多来源。 (2008年9月13日) |
医院管理局由内部多个委员会组织而成，向香港政府卫生首长（今医务卫生局局长）负责。现时医管局管辖43间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49间专科门诊及73间普通科门诊。[2]截至2019年3月31日，医管局合共提供28929张病床，雇员人数约79659人，其中医生占6440人，护士占27252名人，医管局总办事处占2326人，年度收入711.47亿（政府补助占648.77亿）支出697.01亿（员工成本487.03亿），盈余14.46亿港元，总资产544.09亿，总负债464.26亿，各医院及门诊按其所属区域，划分为7个医院联网，截至2019年3月31日医管局公积金计划资产净值为683.93亿港元（2018年676.43亿），参与计划人数为28669名员工（2018年29073名）同时共有59435名员工（年度供款6.40035亿）（2018年55741名，供款5.88864亿）参与强积金计划，于2019年3月31日，该计划的资产净值，包括成员先前职位转调的资产96.768亿港元（2018年90.61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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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立医院的管理起初由1939年成立的医务卫生署负责管理，同时另有政府提供资助、由慈善机构负责营运的医院。1989年4月1日，原有的医务卫生署分拆为医院事务署和卫生署，由医院事务署负责管理所有公立医院。1990年12月1日根据《香港法例》第113章《医院管理局条例》成立的医院管理局[3]。而原有的医院事务署辖下的公立医院，以及由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辖下医院，于1991年12月1日全部合并入医院管理局[4]。
医院管理局首间一站式综合医疗中心——天水围（天业路）社区健康中心，于2012年2月8日投入服务。同年3月26日，医院管理局首间开设在香港公共屋邨（何文田爱民邨）范围内的中医教学研究中心——东华三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教研中心开业。
2013年2月底，医院管理局通过统一支援服务雇员的规定工作时数。5月1日起，医管局划一逾万名支援服务雇员的工作时数，由现时每周45小时（不包括用膳时间），统一为每周44小时（包括用膳时间），薪酬不变，额外工作时数则视为超时工作，可以获得补时或者加班津贴。医院管理局计划以短期合约方式重新聘用刚退休或者将近退休的员工，以纾缓人手的需求。
香港医管局主席胡定旭接受CNN访问时说香港公立医院医疗费有92%是政府资助的，所以香港民众的医疗费用低，平均寿命长。[来源请求]然而根据黄任匡医生在立场新闻的文章，全港14000名医生当中，只有5000多名医生任职于医管局，却要应付全港九成医疗需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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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医管局大会成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任命。现时，大会有成员27名（包括主席）。成员中23名为非公务员、3名为公务员、一名为主要行政人员（医管局首席执行官）。除该行政人员外，其他成员均没有因成员的身份而领取任何薪酬。 大会每年召开约12次正式会议，如有需要，亦会召开特别会议。
- 主席（非官方成员）：
- 非官方成员（24人）：
- 郑惠贞（港铁人力资源总监）
- 陈家亮教授，JP（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
- 邱达根（荔园有限公司主席）
- 方文雄，BBS，JP（协成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何沛谦，SBS，SC，JP（前通讯事务管理局主席）
- 梁永昌医生（广华医院妇产科部门主管及顾问医生）
- 黄永灏，BBS，JP（裕民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
- 陈伟仪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兼敬文书院院长）
- 龚杨恩慈（中国银行（香港）副总裁）
- 林 濬，SBS，JP（前市区重建局行政总监）
- 林奋强，BBS（“香港黄金五十”创办人、前行政会议成员）
- 刘文文，BBS，MH，JP（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
- 禤惠仪（渣打银行执行董事兼香港区首席执行官）
- 刘泽星教授，JP（香港医学专科学院主席）
- 梁卓伟教授，GBS，JP（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
- 罗凤仪教授（香港护士管理局主席、养和医院护士学校校长）
- 蔡永忠，BBS，JP（注册会计师）
- 施荣恒，BBS
- 曾浩辉（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
- 王沛诗，BBS，JP（大律师、最低工资委员会主席）
- 岑浩强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医疗及社会科学院院长）
- 杨志威（利标品牌有限公司集团监察及风险管理总裁）
- 叶永堂（香港肝脏移植协康会会长）
- 公职人员（3人）：
- 医管局主要行政人员：
- 高拔陞医生（医院管理局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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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执行官：高拔陞医生
- 总监（联网服务）：邓耀铿医生
- 总监（策略发展）：程伟权医生
- 总监（质素及安全）：黄立己医生
- 总监（财务）：陈淑瑜
- 机构事务主管：张秀玲
- 人力资源主管：麦志伟
- 资讯科技及医疗信息主管：张毅翔医生
- 总内部审计师：伍希文
-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张子峯医生
-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质素及标准）：刘家献医生
-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综合临床服务）：李立业医生
-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感染及应急事务）：庄慧敏医生
-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何婉霞医生
-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医疗职系）：庄绍贤医生
-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基层及社区医疗服务）：夏敬恒医生
- 潘恩荣(注册护士)
- 廖慧娴(注册护士)
- 冯玉娟(注册护士)
按照医管局今年2021年3月的推算数字，未来两个年度，将届退休年龄的不同职系员工达千多人。面对近期医护流失率上升，医管局8月19日表示，有意将员工退休年龄延至65岁，并计划于9月底医管局大会提出，冀挽留合适人才。 医务从业员联会（非牟利机构人员协会与协作团体医院诊所护士协会、健康服务从业员协会、香港医务卫生华员总会、香港非紧急救护服务员工协会），于2021年8月21日至9月11日联合开展“医管局从业员/市民对延长医护退休年龄至65岁的观感及意愿调查问卷”，成功访问414名来自医管局不同职系的从业员，了解对延长医护退休年龄至65岁的观感及意愿。[6]
- 急症科统筹委员会[9]
- 麻醉科统筹委员会
- 临床肿瘤科统筹委员会
- 放射治疗职系及服务委员会
- 医学物理职系及服务委员会
- 家庭医学统筹委员会
- 深切治疗科统筹委员会
- 内科统筹委员会
- 老人科小组委员会
- 妇产科统筹委员会
- 眼科统筹委员会
- 视光及视觉矫正职系及服务委员会
- 骨科统筹委员会
- 耳鼻喉科统筹委员会
- 听力职系及服务委员会
- 儿科统筹委员会
- 病理科统筹委员会
- 病理科专职医疗职系及服务委员会
- 精神科统筹委员会
- 放射科统筹委员会
- 放射诊断职系及服务委员会
- 外科统筹委员会
- 神经外科统筹委员会
医院管理局由香港政府财政支持其运作及管理，在《2011至2012年度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宣布医院管理局获得拨款达到360亿港元拨款。[10]
医管局的服务一向以联网方式提供。每个联网均由数间急症及康复／疗养医院配搭组合而成。各间医院有清晰的定位，透过医院之间互相配合及支援，联网可以理顺区内的医院服务，避免服务重叠，甚至浪费。例如每个联网均设有大型急症全科医院提供全面服务，并由各社区医院配合提供复康、日间服务及延续护理等服务。联网制度的优点是可以统一及精简管理架构，以加强运作效率。联网架构亦可因应辖下医院不同的情况和服务需求，发挥有效的协调作用，灵活调配医院间的资源以提升效率。[11]
（*）设有急症室服务
- 港岛东联网
- 苏洁莹医生（联网总监、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黄竹坑医院、长洲医院）
- 程伟权医生（律敦治及邓肇坚医院、东华东院、舂磡角慈氏护养院）
- 港岛西联网
- 李德丽医生（联网总监、玛丽医院、赞育医院）
- 缪洁芝医生（葛量洪医院、东华医院）
- （大口环根德公爵夫人儿童医院、东华三院冯尧敬医院、麦理浩复康院）
- 九龙东联网
- 谭锦添医生（联网总监、基督教联合医院）
- 刘业添医生（将军澳医院、灵实医院）
- 九龙中联网
- 九龙西联网
- 罗振邦医生（联网总监、玛嘉烈医院、北大屿山医院）
- 屈铭伸医生（明爱医院）
- 阮嘉兴医生（葵涌医院）
- 张子峯医生（仁济医院）
- 新界东联网
- 郑信恩医生（联网总监、威尔斯亲王医院）
- 刘敏昌博士（沙田医院、白普理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
- 文志贤医生（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大埔医院）
- 孙天峯医生（北区医院）
- 新界西联网
- 邓耀铿医生（联网总监、屯门医院）
- 庄义雄医生（博爱医院、天水围医院）
- 林明医生（青山医院、小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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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麟趾康复中心
- 东九龙分科诊疗所
- 下葵涌分科诊所及特殊教育服务中心
- 屯门眼科中心
- 仁爱普通科门诊诊所
- 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
- 油麻地专科诊所新翼
- 容凤书纪念中心
- 东华三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教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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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康居（此长期护理院在2004年12月31日结束运作，之后已停止服务）
- 医院管理局中医药服务有限公司
-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
- 复康专科及资源中心
- 普通科门诊诊所、其他诊疗所及相关科组
专科门诊的新症个案实施了分流制度，确保病情紧急而且有需要及早介入的病人会优先获得治疗。在目前的分流制度下，新症个案通常先由护士甄别，再经有关专科的专科医生检查，然后分为第一优先类别（紧急）、第二优先类别（半紧急）和例行个案。医管局的目标，是把第一优先类别和第二优先类别的轮候时间中位数分别维持在两星期和八星期之内。
为确保病情较危急的病人获得较优先的治疗，医管局急症室服务采用了分流制度，把到急症室求诊的病人按其临床情况分为5个类别，分别为危殆（第一类别）、危急（第二类别）、紧急（第三类别）、次紧急（第四类别）和非紧急（第五类别）。
医院管理局于2019年12月12日推出移动应用程序“HA Go”（俗称“虾膏”），病人可查阅个人预约纪录，支付账单及药物费用，预约普通科门诊及专科新症，查阅药物资料或按照处方进行复康练习。
医院管理局自1996年成立药物咨询委员会，审批公立医院引入新药，但仍有不同医院的药物名单出现差别。医管局在2003年着手制订《标准药物名册》，致力全面统一公立医院及诊所的药物使用，以减少出现药物不一致的情况。
医管局没有售药的功能，病人需自行在社区药房购买《药物名册》内的“自费药物”。但在非常特殊情况下，医管局为了方便病人，会在公立医院药房提供“有限度”的售药服务，售卖较难在社区药房找到的药物，如安全网药物、肿瘤科药物、注射针药等。
警员涉嫌2019年6月在北区医院袭击一名62岁男病人，议员协助他搜证，院方按《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及医管局守则提供相关隐蔽摄影镜头影片。[13][14]
2019年8月中，时值香港反修例风波，医管局表示“尊重员工以个人身份表达意见”，但医院不是举行集会的合适场地。[15]同月23日，医管局指示“如医护人员需联络羁留病人的亲属，应让警方知道”。[16] 9月3日，约70个护理人员在玛嘉烈医院于午饭时间集会表达政治诉求，有人坦言医院有白色恐怖。[17]同月中，保卫香港运动反对医护人员在医院表达政治诉求，装扮右眼受伤导致途人受惊，医管局对此表示“尊重保卫香港运动对医管局服务提出意见的权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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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9日，医管局因应香港法庭批准警方根据《警察通例》申请手令，向警方提供怀疑被布袋弹严重射伤右眼的少女的医疗报告。[19] 2021年4月，爆眼少女的上诉，被法院驳回。警方调查时毋须向爆眼少女出示手令，伊利沙伯医院跟手令里写的内容，照着做便行。[20]
2019年12月，医管局表示，医院按程序处理院内的连侬墙，局方指公立医院在院内指定地点张贴告示或海报，是要确保到访公众人士及病人适时知悉由院方发布的重要资讯，未经批准张贴在院内的告示或海报，医院会按既定程序处理。[21]
2020年2月初，急症室一度超过200人罢工。[22] 医管局呼吁员工上班，[23]行动导致服务需要推迟，也有员工返回工作。[24] 同月中旬，医管局透露 肺炎确诊者 曾到医管局大楼，[25] 员工阵线批评医管局欠透明度。[26] 医管局会根据 人力资源政策、《雇佣条例》考虑跟进。[27]
2020年8月30日傍晚，临床管理资讯系统（CMS）发生故障，引致多间医院的医护人员无法查阅病人纪录等资料。系统于当晚八时二十分回复正常。[28]
2021年2月中旬，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质疑，政府即将在《安心出行》程式中 加入蓝牙追踪功能。[29] 医管局、创新及科技局 共同批评之，继续鼓励人安装此程式。[30]
非牟利机构人员协会与香港医务卫生华员总会、香港非紧急救护服务员工协会、医院诊所护士协会，于2021年5月21日至5月31日开展“医管局从业员对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接种意愿和影响因素调查”，14%受访者暂未决定接种疫苗、38%受访者不愿意接种疫苗，高达78%受访者对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接种后不适情况存疑。[31]
2022年首季，医管局买了1500部艾美特抽气扇现有货，而采购的相关流程细节欠奉。[32][33]
2022年4月23日，医院管理局（感染及应急事务）总行政经理庄慧敏及骨科医生赵名宇于当天在黄埔花园青桦苑（第五期）地库一层及地下永旺（香港）百货有限公司盗窃多款食物，包括一个西瓜、一个蜜瓜、两包布丁、两包蓝莓、两包刺身、一包寿司和一包鸡等，总值约1600多元，因而被控一项盗窃罪。案件于5月19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两人获准以500元保释外出，案件押后至8月11日再讯。[34]
由于医院管理局不会要求公立医院主动向有需要的聋人提供手语翻译，从而引发一连串事件。
2016年11月，一位操手语的聋人被误当有病，聋人廖先生与家人争执后报警。送住屯门医院后做手语解释，可惜未获院方安排手语翻译，最终被送入青山医院留院7天。期间被老板当作无理旷工而遭辞退。聋人机构“龙耳”创办人邵日赞指出，事主毕业于聋人学校中四，但对很多文字或语句的理解能力只有小四程度。因此他一定不理解同意书的内容，邵指出聋人主要以图像理解事物，认识文字一定需要多重解释，语意和逻辑上表达都较健听者弱。他直指事件中，医护人员的做法荒诞，又认为医管局有制度提供手语服务却未有执行，完全是上情不能下达。[35][36]邵亦表示屯门医院未为事主提供手语翻译，并反驳医院指事主未要求手语翻译，认为院方得知事主失聪，应主动提供协助。邵续指出，聋人自尊心低，怕被人看不起，因此即使不明白文件内容亦会签署。[37]
2017年7月，“香港电台”的新闻节目“铿锵集”制作一个名为“无声说”的特辑，内容是关于聋人廖启南因误送至青山医院的事件。[38]
2017年，一位聋病人拥有副学位学历，具备中、英文书写能力，平日需靠手语沟通。她通过医院传译服务的宣传海报得知医院有手语翻译服务。然而，她曾在急症室求诊时申请传译服务达5次，均遭拒绝。此外，有医护在她要求手语翻译服务时表示毫不知情，并告知她没有这项服务。这令她不禁质疑，院方的宣传海报只是做做样子，无法提供24小时待命的传译员。邵日赞认为，医管局有责任为聋人提供传译服务。他批评医院的传译服务形同虚设。在10个聋人中，有9个半都无法申请到服务。他还指出，在过去20多年中，从未成功在急症室为聋人申请到紧急手语翻译。他续指，整个制度透明度低，过去即使发生与手语传译服务有关的事故，医管局依然拒绝公开传译员及服务相关纪录。在没有惩罚机制下，即使提早预约传译服务，翻译员亦可临时失约。他愤然道，医院都没有机制保障聋人。他促请医管局保存服务纪录，让聋人在遇到问题时可以申诉。[39]
2020年5月，一名曾患抑郁的聋人因出现自杀倾向而入住葵涌医院，但院方未有安排手语翻译员或让家属探病，只表示事主可以出院。事主在出院不足24小时后于住所堕楼身亡。该名聋人的妹妹表示当时不同意医生的出院安排。她指出医生不停说他们沟通不到，但又未安排手语翻译，要求该名聋人用纸笔沟通，但他只有小学学历，纸笔沟通的能力有限。她又指出医生没有了解他的病况，又说他没有幻觉，但他不停说见到鬼。尽管他需要服用三种药物，他仍获安排出院。然而，他回家后已出现撞墙、以剪刀自残等行为，至翌日上午10时，他由住所堕下身亡。[40][41]邵日赞指出，在这次事件中反映了医疗体制对聋人支援不足的问题。未来，他们会继续透过司法程序追究此事，并促请医管局交代事件发生后是否改善了相关流程。[42]
在2021年8月28日，无线新闻节目“新闻透视”播出《听不到的危机》，该节目探讨医管局的手语传译服务。一位六十多岁的聋人因情绪问题住院，出院后的第二天便自杀身亡。其家属质疑沟通程序存在问题，但医院则表示已安排了手语翻译员。[43]
在2023年7月3日，根据最新消息指出，曾经有一位手语翻译员于2020年4月26日至5月6日期间，在葵涌医院L6病房协助一位患有精神病的聋人与医疗团队进行沟通。邵日赞在龙耳网站上公开呼吁寻找当时在葵涌医院L6病房的手语翻译员，相信该名手语翻译员能够为堕楼身亡的聋人案件提供重要资讯。[44]
在2023年7月6日，死因裁判法庭召开死因研讯︰
- 第一日，家属指出死者住院时不获安排手语传译。跟进此个案的注册社工表示，他于2020年2月2日认识死者，当时死者希望机构帮助他取回强积金及保险金。在死者入院前，两人曾见面8次。该社工形容死者的行为正常，并未表现出特别古怪的行为，言谈间显示他对女儿非常关心。社工指出，死者主要依赖中心的手语传译员进行沟通。鉴于死者的阅读和书写能力有限，只能写出单字和简短的句子，因此纸笔沟通并不太适合他。[45]
- 第二日，主诊医生表示死者入院时的自杀风险属中度，医生开立抗抑郁药等药物，出院时情绪平稳且没有明显的自杀风险。她指出，一般会安排手语传译员协助聋病人，但事发正值新冠肺炎初期，因为担心病毒会致命，所以医院未能频繁安排手语传译员。[46]
- 第三日，代表家属的大律师苏信恩质疑资讯科技如此发达，院方也可以利用公用电话进行视像通话。主诊医生表示，她与死者以纸笔及身体语言沟通，基本上能评估对方是否有抑郁症症状，因此没有安排手语传译员。[47]
- 第四天，苏信恩指出，无论在任何程度上，医院的治疗方案和管理都与死者的死因有关。专家证人、精神科医生曾淑钧也表示同意。她解释说：“有很多因素导致这个结果”，包括护士评估自杀风险时出错，以及医院未保存死者2010年的自残威胁纪录。她还强调，死者只有小学程度，医院应提供手语翻译员或视像传译，以便更好地沟通。但问题在于医生觉得沟通得到。[48]
- 第五天，代表死者家属的大律师苏信恩陈词指出，精神科独特之处在于依赖医护人员和病人的沟通，但是该院只使用纸笔向死者进行问诊，同时质疑院方以疫情为由未安排手语传译。大律师希望陪审团同意，死者在精神紊乱情况下离世，并希望他们就此事件提供建议。大律师表示：“若不做出改变，悲剧将会继续发生。”[49]
- 在第六天，陪审团一致裁定死者为“精神紊乱下自杀”。他们也建议医管局要求所有病人入院时必须提供至少一名紧急联络人，以便更新资料。此外，当医护人员填写自杀风险评估等表格时，必须填写评估时间以供跟进。死者的胞妹在庭外表示，尊重并接受陪审团的裁决，但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她认为未提及手语传译安排，没有关注聋人的福祉，形容研讯没有很好地还原那个存在严重漏洞的部分。她也质疑医生的责任完全被忽略。她表示，如果医生询问死者是否有幻觉、妄想，“但我哥哥不懂该词的意思，他甚至不知道该字的意思，等同于文盲。他摇头，但医生认为他没有相关症状”。她指出，他们正在考虑向葵涌医院提出民事索偿。[50]
家属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残疾歧视，质疑葵涌医院主诊医生郑美琪在治疗事主期间未及早安排手语翻译，仅以纸笔沟通。这种沟通不足导致评估失误，平机会表示未获得足够的资料，因此无法继续跟进此案件。事后，有职员致电给事主的女儿锺乐妍，表示必须由当事人亲自投诉。她反问道：“系咪要佢喺下面上返嚟？（是要他在下面上来吗？）”，该职员再次强调必须由事主本人提出投诉。平机会回复说，即使当事人已离世，平机会可以与其授权代表跟进。在这个案件中，平机会已向死者家属清楚交代调查结果。
就平机会的交代，事主的胞妹明确表示“不满意”。平机会引用医管局的回复，提到护士已透过手写和展示海报的方式告知病人有关视讯探访和手语翻译服务的相关资讯。胞妹强调，医院应该按病人的需要观察是否存在沟通问题，并主动寻求解决方法，而不是要求病人主动提出需要手语翻译服务。此外，在她的兄长入院的15天期间，医院仅安排了一次视讯探访（并非与家人进行沟通），从未安排病人与家属进行视讯以获得更多关于其兄的资讯。[51]
邵日赞表示，考虑到聋人机构、社会服务联会、司法机构及部分已退休人士，现时香港约有90名手语翻译员。
邵认为应当公开手语翻译员的履历资料，让受用者有权选择。他曾问道：“你知不知道苏信恩大律师代表家属，而文嘉乐大律师则代表医管局？另外，为什么手语翻译员的名字不能公开呢？法官的名字都可以公开，但手语翻译员的身份却如此神秘，这确实有些奇怪。”
他问道：“现在已经付出了一条人命，这已经是很大的代价。若要建立更完善的制度，你还需要再牺牲多少人呢？”[52]
2022年8月，一名天生失聪的阿紫（化名）表示，工作时不慎烫伤臀部，需要前往急症室求诊。当日下午，由于伤口出现很大的水泡，情况严重，她无法坐下。医生约定于下午2时为她诊治，她便一直站着等候医护人员叫号，再去取药。她指出，当时看到医护人员工作十分忙碌，并没有提供手语翻译。在疼痛难当的情况下，她唯有一再向医护人员查询，但却遭遇不耐烦的对待，只能继续等待。直至晚上近9时半，即“罚站”近七小时后，她再硬着头皮向护士查询，才获知下午6时已有广播通知她去取药，并有医护人员再次叫唤，但她听不到。邵日赞指出，现时估计有近15万听障人士，除了先天聋人外，还有听力退化的长者、因工作或事故后天听力受损的人士。他又称，曾陪伴聋人前往求诊及接受检测时，发现由于沟通不足及欠缺手语翻译，令聋人饱受折腾，甚至检测做到流鼻血，医护人员帮聋人照X光，就好似叫救命一样。他认为公立医院必须加强手语翻译服务。[53]
2023年6月，电视节目“一线搜查”访问了一位患癌的聋人李国声。他指出自己曾经当货车司机的时候，在尾板搬货时不慎跌倒，甚至无法站立，只能叫救护车送往屯门医院。他忍受着极度疼痛，但却无法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54]后来，他确诊患上血癌，治疗期间一直申请不到手语翻译服务，只能透过写字来沟通，这使得他对病情一知半解。由于医院无法提供手语翻译，因此需要透过多次来回的沟通才能了解病情，特别是关于病情的部分，需要用很多文字来沟通，这样的情况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明白自己患的是血癌。邵日赞建议当局可分别委托一个专门承办手语翻译的承办商，为香港各大医院或诊所提供翻译服务。此外，他建议在医管局培训人才并在医院驻守，随时提供手语翻译给聋人或弱听人士。[55]
自2008年起，医管局为其辖下的公立医院和诊所提供紧急及可预约的免费手语传译，但并不会主动提供给有需要的聋人。无精神病的聋人曾被强制送入青山医院，而有精神病的聋人则被强制出院最终坠楼身亡。此外，也有聋病患者申请手语翻译五次，但医护人员却声称没有手语传译服务。另外，也有聋人因为烫伤臀部而求助医护人员，但却遭遇缺乏耐性的沟通，被“罚站”近七小时之久。再者，有患癌的聋人对病情一知半解，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病情，这可能延误治疗。在2022年，九龙东联网听力中心贴出告示[56][57]︰
| “ |
听力中心的轮候编号不会显示于电视上，而是会个别叫姓名。 |
” |
| ——九龙东联网听力中心 | ||
聋病人无法透过声音广播听到叫号，因此可能会延误或无法得到适切的治疗。尽管邵日赞多次向当局反映意见，但仍未得到当局的重视，导致类似的事件不断重复发生。
平等机会委员会声明指出，非常关注并认为所有残疾人士都应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包括教育、就业，以及享用服务及设施等。
平机会指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自2008年起在中国生效，并同时适用于香港。政府部门有法律责任确保残疾人士在享用服务及设施时不会受到歧视，包括提供适当的沟通方式及协助，例如手语翻译。
时任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则指出，平机会可以运用其权力，就《残疾歧视条例》制定医疗实务守则，例如要求有关部门主动提供手语翻译，并培训员工，相信可以改善现状。
香港复康联盟发表声明表示，此事件反映涉事的医护人员对聋人的认知不足，并未重视手语翻译，令他们感到震惊。该联盟指出，以书写或唇读与聋人沟通容易产生误会，而手语翻译对聋人而言不仅是服务和福利，更是一项基本权利。该联盟认为，应加强医院前线人员对残疾人士的认知，例如提供学习手语等培训，以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58]
时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萧伟强强调，他认为医院管理局、社会福利署及许多非政府机构可以提供手语翻译，同时认为有需要提高前线人员或服务人员对残疾人士的意识。
当被问及劳工及福利局是否会为前线医务人员制作指引时，萧伟强回应说，个别指引是由个别部门处理，但政府定期举办课程，并为他们举办工作坊和研讨会，让他们了解不同残疾人士的需求。此外，政府也会推广《残疾歧视条例》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方面的精神和要求。在许多职业中，例如政务主任、行政主任等，在他们的入职课程中也会涵盖相关资讯。
对于前线人员方面，萧伟强指出，公务员培训处也提供手语班，过去已有约1600位公务员受过相关培训。[59]
聋人机构“龙耳”的创办人邵日赞指出，许多聋人在理解文字逻辑方面有障碍，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和表达，必须反复多次。每间医院都应该设置手语翻译员，以协助聋人与医务人员进行沟通。人手不足不能成为理由，社会服务联会在网上设立了《香港手语翻译员名单》，已有54名手语翻译员登记，但医管局寻找时却没有找到，邵归咎当局处理出现问题。
屯门区议员陈浩庭指出，政府有责任确保聋人与健听人士在使用公共设施时享有公平待遇，他呼吁医院加强现有的沟通方式，并为前线医务人员提供更多指引。另一位区议员何杏梅则指出，许多聋人并不知道医院可以提供手语翻译服务，她建议前线医务人员应主动询问是否有需要提供这项服务。屯门区议会会致函医管局和社会福利署，探讨如何改善针对聋人的服务。
医管局新界西医院联网总经理(行政事务)陈志强表示，从2014年至2016年11月，共提供了765次手语翻译服务，对于非预约的情况，翻译员平均在1小时内到达。邵日赞质疑这些数字的可信度，并指出即使数字属实，使用率仍然偏低。他声称自己从未听闻过有聋人使用过这项服务，质疑当局在宣传方面做得不够充分，并呼吁当局应该检讨和改善服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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