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条目记录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瘟疫事件。瘟疫，亦称传染病大流行。对于古代，传染病及病原体往往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简略、病原体变异和灭绝，从而难以考证，仅能大致推测。近代以来，陆续发现了多种已知的最著名传染病，包括鼠疫、痘疹（天花）、霍乱、流感、冠状病毒病（SARS、COVID-19）等等。
远古时期
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1]至于“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汉朝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王莽地皇三年（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三国时期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于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诏令中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 《伤寒论》张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黄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围，“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污染……令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
黄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筑南巡台于宛（今南阳）。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
青龙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龙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赤乌五年（242年）“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2]
两晋南北朝
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3]
建元元年（479年），顾宪之提升为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椁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4]
天监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诏以东阳 （今金华）、信安（今衢州）、丰安（今浦江）三县水潦，漂损居民资业，遣使周履，量豁课调。是夏多疫疠。”[5]
天监十四年（515年）三月，后梁军截断淮河，以水倒灌寿阳城。四月，堰成而复溃，“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导致“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兴公主疾笃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军围建邺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长子萧坚“终日蒲饮，不抚军政。吏士有功，未尝申理，疫疠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愤怨”，这年三月，士兵“以绳引贼登楼，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当时疫灾尚未平息，“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6]
天嘉六年（北齐后主天统元年，565年）十二月，“是岁，河南大疫”。“是时频岁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涌；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以粜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7]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陈军伐北齐，诏曰：“大军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黄郭，车营布满，扶老携幼，蓬流草跋，既丧其本业，咸事游手，饥馑疾疫，不免流离。”[8]
隋朝
唐朝
垂拱三年（687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景龙元年（707年），“丁未，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贞元十六年（800年）……韩全义素无勇略，专以巧佞货赂结宦官得为大帅，每议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天渐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义不存抚，人有离心。五月，庚戌，与吴少诚将吴秀、吴少阳等战于冢南广利原，锋镝才交，诸军大溃；秀等乘之，全义退保五楼。（《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五）
广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旧唐书·僖宗纪》）
宋朝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
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因干旱，引发大疫。
绍兴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旋即于闰三月大疫。
辽、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内有90万人病殁[9]。“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至正四年（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纪，“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注：是否殁于黑死病需援引文献。欧洲黑死病始于～1346-1352年，其后至1370年代期间再发5次。太祖17年是1357年，故即使是黑死病，应该是再发，非首发】），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中亚、波斯、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金帐汗国（札尼别的军队）在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市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细菌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起欧洲大流行[10][11]。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明朝
鼠疫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鼠疫大流行[12][10]。最早在《旧约圣经》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记载的大头瘟、疙瘩瘟、吐血瘟即是鼠疫[13][14]。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14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死亡总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有研究认为黑死病是由蒙古军队和商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10][15][16]；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55年的云南地区，正值中国清朝后期。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17]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18]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19]
嘉靖初年（1521年），凤阳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全活百万余人。”[20]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龚钟庵有诗：“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21]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22]。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出现爆发“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灭亡。
- 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 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龙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23]
-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
- 崇祯十三年（1641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尸处处枕藉。
-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24]
-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25]
-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清朝
顺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云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山东即墨大疫。六月，山东黄县大疫。[26]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战区中出现严重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乱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万余人。夏天，陕西瘟疫流传。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记陕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疠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无一生者。”
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27]，当时的重臣潘祖荫、曾国荃、曾纪泽、彭玉麟、杨岳斌等皆病逝。户部左侍郎孙诒经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亲王奕𫍽病逝。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因服用金鸡纳霜痊愈。
1855年，咸丰年间，云南爆发鼠疫，引发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万人死亡。
- 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于香港，后即酿成疫疠[28]，并造成大流行，与1855年云南清水鼠疫有间接关系。
- 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伍连德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鼠疫）……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分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发大规模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区死亡超过一万余人。[29][30] 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1919年、1926年、1932年，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爆发过大规模的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29]
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全国检疫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张家口鼠疫（1949年）：死亡75人。
亚洲流感（1957年-1958年）：首发于贵州，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共有100万-400万人死于该病毒（H2N2）[31]。
流脑大流行（1966年-1967年）：疑似首发于广东省阳春县，文革期间红卫兵进行全国大串联致使疫情扩散至全国，共造成16万余人死亡[32][33]。
香港流感（1968年-1969年）：首发于英属香港，中国大陆疫情严重，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共有100万-400万人死于该病毒（H3N2），且该病毒是此前H2N2亚洲流感病毒的变种（抗原移型）[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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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1955年-2000年）：俗称小儿麻痹症，1955年江苏南通首先爆发大规模疫情，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大多为儿童，并有466人死亡[35]。此后中国大陆每年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有2万—4.3万例[36]。
- 1959年，顾方舟等人前往苏联，获得了美国（阿尔伯特·沙宾）及苏联的疫苗样本[36][37]；
- 1960年，顾方舟等人生产出“沙宾型”脊髓灰质炎疫苗，后于1962年改进为口服型“糖丸”[36][38]；
- 2000年，中国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中国已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36]。
乙型肝炎（1970年代起）：1970年代初，中国大陆乙肝出现大规模爆发，1980年代至1992年，全国约有1.2亿名乙肝病毒（HBV）携带者，占当时全球HBV携带者的三分之一，是全球乙肝疾病负担最严重的国家[39][40]，乙肝也被称为“中国第一病”[41]。截止2018年，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人数降至7000万例[42][43]，每年乙肝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主要由于乙肝导致的肝硬化和肝癌[44][45]。
- 1972年，北京医学院副院长汉斯·米勒（原籍德国，后加入中国籍）、陶其敏等人开启了中国大陆的乙肝研究，并多次前往日本考察学习[39]。
- 1975年，陶其敏等人了解到美国默克药厂的莫里斯·希勒曼所进行的人血灭活乙肝疫苗工作，并于同年研制出中国大陆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7571疫苗”）[39][40]。
- 1989年，美国默克药厂（默沙东）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的技术转让给中方，收取700万美元作为培训和劳务成本，此外不再收取专利费和利润[40][46]。
- 1993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深圳康泰生物制品的重组酵母乙肝疫苗车间投产，中国大陆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基因工程”乙肝疫苗[40][46]。
1977年俄国流感（1977年-1979年）：据研究人员估计，全球约70万人死于该病毒（H1N1）[47]，在中国北方城市、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最早开始流行[48][49]，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该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泄露事故或疫苗接种事故[50][51]。
1988年上海市甲型肝炎大流行（1988年）：310,746人感染、47人死亡[52]。
SARS事件（2002年-2003年）：全球共有774个病人死亡，其中中国大陆有349人死亡[53]。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09年-2010年)：全球共有15,934个病人死亡，其中中国有648人死亡。
COVID-19疫情（2019年-2023年）：全球死亡人数688.1万（2023年3月10日）(11\10\\2023)
参见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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