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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中国著名古典编年史[1]:1、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作者司马光和他的重要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根据大量史料,花19年时间,才把从战国到五代这段错综复杂之历史写成年经事纬之巨著[1]:1。《通鉴》采用资料,除正史以外,所采杂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种[1]:1。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曹魏蜀汉东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割据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重要的地位。《通鉴》一向为历史学者所推崇,有很多人摹仿它,写成同样体裁之编年史,在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上曾起过巨大影响[1]:1。
《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作者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将颖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并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于是司马光就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居家极为简陋,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2],“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说:“先王曰,死生命也。”就这样过了15年不问政事的著书岁月。
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治理”。“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以史为镜)[3]。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4]。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艰钜,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5],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6],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清人袁枚称:“李邺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谏,辨建宁之冤,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鉴》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邺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7]。南宋洪迈更进一步考证:
“ |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锋、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8] | ” |
《资治通鉴》述庞勋时,除用郑樵《彭门纪乱》,亦引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贾纬《唐年补录》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录》专记“太和末擒越盗裘甫、平剡县”之事,温公虽用《平剡录》,却不提诈降及计诱,又兼存《玉泉子见闻录》之论。《资治通鉴》大量描述地方史观与社会史观,而别于官修新旧唐书之中央史观。
《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末尾傅奕临终前描述:
“ |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 | ” |
其近乎神话色彩的史料来源则是唐人李亢《独异志》、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和宋朝王谠的《唐语林》。另一角度来看,大量引用野史则容易于造成史料可信性失之考辨,朱熹即认为《通鉴》误信《孔丛子》,“则考之不精甚矣”。[9]清人周中孚亦对通鉴引用《赵飞燕外传》之文有微词,“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10]
《资治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以夏历为主,作为全书的骨干,若同年有二年号以上,则以后来者为定。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11],各人先修“长编”[12],编写“长编”时常在每一事中间空一行以备剪贴,务求其详尽,“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接下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纪〉成书六百余卷,经司马光剪裁、编定为八十一卷[13]。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最后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14];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15]。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草稿全部以正楷写成,李焘《巽岩集》载:“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16]。
《资治通鉴》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于过度劳累,元丰五年秋天,司马光已罹患“语涩疾”(清朝陈弘谋谓“疑当中风”),乃预作遗表,内容提及反对变法事[17]。元丰七年十一月司马光《进通鉴表》自叙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亦曾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家省思,史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
虽然此书中司马光自己的意见皆以“臣光曰”出现,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据资料记载,司马光编集此书,朝廷许他“自辟属官”,他邀请了刘攽、刘恕、范祖禹成为助手,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史家,可谓一时之选。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归刘恕[18][19],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负责检订文字。删改定稿则完全由主编司马光一人完成,故行文颇为一致。刘恕之子刘羲仲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21],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四成,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曾据司马光的遗稿,将《资治通鉴》编修书法分类为36例。具体为:(1)用天子例。(2)书列国例。(3)书王制例。(4)书封爵禅位例。(5)书改元未禅位例。(6)书帝王将受禅例。(7)书庙号例。(8)书国号例。(9)书改元例;(10)书称号例。(11)书王公例。(12)书建列国太子例。(13)诸王书名例。(14)书立王例。(15)书徒王例。(16)书列国立太子例。(17)书列国纪事取年号例。(18)书官名例。(19)书兼职例。(20)书罢免例。(21)书聘使例。(22)不书例。(23)重书例。(24)豫言例。(25)追书例。(26)书日后先例。(27)书事同日例。(28)书事相涉例。(29)书斩获例。(30)书世系例。(31)从后姓例。(32)书字例。(33)书乡里例。(34)书改置州郡例。(35)书薨卒例。(36)书反乱例。[22]
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但过于主观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汉、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蜀汉建兴九年:“ (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23]
《资治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86篇[24]。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25],其中裴子野的论占了10篇,司马迁的论只有1篇。以篇数看来,〈汉纪〉所占篇幅最多、其次为〈唐纪〉。
陈垣《胡注通鉴表微》曰:“《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资治通鉴》北宋残稿今存仅8卷,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稿33.8×130公分,共29行,465字,记载东晋永昌元年(322年)一年的史实,自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即将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每段史事开端约一、二字或四、五字,以下接“云云”二字。有宋赵汝述、葛洪、程垓、赵崇龢跋;元柳贯中、黄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祐、任希夷跋[26]。
手稿的最后一段是司马光用范純仁写给司马旦的书札起草,原信用墨笔抹去,字迹依稀可辨:“纯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状,必计通呈,比来伏惟尊候万福,伯康必更痊平。纯仁勉强苟禄,自取疲耗……”[27],“自取疲耗”以下尚有79字,至清初已不见,大概被割除[28],卷后有多人题跋;曾题跋的韩性说:“其以牍背起稿,可见其俭;字必端谨,可见其诚;事而书之,该以一二字,可见其博;纸尾谢状词,虽平常字,亦出于手书,可见其遇事之不苟也。”[29]
元祐元年(1086年)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校定《通鉴》初稿完毕﹐送至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但元祐本已不可见。绍兴二年(1132年)有余姚重刻本﹐今多残缺。
中华书局据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发行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分简体和繁体版本,均附“胡注”及“章校”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当今最好的版本。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略依《左氏春秋传》体[31][32][33],重视战争之描写,是一本道地的“相斫书”[34],如对战国时代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 “官渡之战”,三国时代曹魏与蜀汉、东吴的“赤壁之战”,东晋谢玄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皆详细生动,如历其境[35]。“赤壁之战”写“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语言生动活泼,跃然纸上;又写曹操的机谋:“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淝水之战”写慕容垂劝苻坚出兵是别有用心:“慕容揩、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又写两军对峙时,秦军未战先惧:“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东晋取得胜利后,“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履齿之折。”
司马光留意军事,严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积极态度抵御外侮。同时司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历代农民战争,例如对于黄巢起义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记载前后经过,严明纪律,及其成功与失败之处,远比两《唐书》(各3000字与7000字)完备。黄巢军进入长安,向百姓发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之语[36],只有《通鉴》保存了这条宝贵的材料。
司马光大量的从正史中节录史料,又能随时加以剪裁陶铸,文字风格如出一手。[37]《通鉴》并没有太多僻字,以简洁明白为主[38]。例如《后汉书》宦者列传第六十八记载郑众:
“ | 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策勋班赏,每辞多受少。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 | ” |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八则改为:
“ | 郑众,谨敏有心几,不事豪党,遂与众定议诛宪……郑众迁大长秋。帝策勋班赏,众每辞多受少,帝由是贤之,常与之议论政事,宦官用权,自此始矣。 | ” |
《资治通鉴》加强了“帝由是贤之”一句,使得行文流畅,更明白易懂。《资治通鉴》强调防微杜渐,因此认为东汉的宦官为害之烈,实肇始于郑众受到重用,“宦官用权,自此始矣”。《资治通鉴》这种强调“前因后果”的概念,贯穿全书,又如司马光认为汉武帝逼死戾太子,实肇始于“尧母门”,而汉祚不亡则是武帝“晩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39]中唐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病死,高丽人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姑息,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这时司马光发表议论:“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40]。《通鉴》又记牛李党争的开端。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杨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翰林学士李德裕和李绅说段文昌所言是实情。结果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李、杨大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41]。《通鉴》又认为朱温篡唐乃宦官弄权所致。
又如司马光改为《后汉书》卷四十七的班梁列传:
“ | 慬(梁慬)受诏当屯金城,闻羌转寇三辅,迫近园陵,即引兵赴击之,转战武功美阳关。慬临阵被创,不顾,连破走之,尽还得所掠生口,获马畜财物甚觿,羌遂奔散。 | ” |
东汉与羌族之间的战争维持百余年,直到建宁二年(169年)东羌始为段颎平定。《资治通鉴》卷49改“羌遂奔散”为“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实:
“ | 滇零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羌断陇道,寇钞三辅,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诏当屯金城,闻羌寇三辅,即引兵赴击,转战武功、美阳间,连破走之,羌稍退散。 | ” |
司马光引用《三国志·张飞传》之言,写定关羽与张飞两人的性格缺陷,并认为张飞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喜虐待士卒[42]:
“ | 张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礼君子而不恤军人。汉主常戒飞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汉主将伐孙权,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彊杀飞,以其首顺流奔孙权。汉主闻飞营都督有表,曰:“噫,飞死矣!” | ” |
另外,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论修书事说:
“ |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吿存之。 |
” |
《资治通鉴》不书奇节,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奇节伟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储君,屈原自沉汨罗江[43],严光足加光武帝腹诸事,姚崇的“十事要说”[44],悉阙而不录[45],但对吴起舟中议事[46]、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约则取之。《通鉴》对于迷信、怪诞、符瑞、图谶亦不取[47],如刘邦入秦,有五星聚东井之;但对于破除迷信之事则取之,如刘裕伐南燕,或劝以“往亡不利”,刘裕以“我往彼亡”对之而最终大胜;又如吕才受命刊定〈阴阳杂书〉、范缜作〈神灭论〉等皆取之。[48]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
“ |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文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 ” |
司马光主张政简刑轻、轻徭薄赋,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49]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50]《通鉴》即批评商鞅变法,说“此四君者(四位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对李悝变法更是只字未提,并且盛赞曹参谨尊萧何律。司马光非议变法,不满王安石之新政,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书局自随,继续编纂《资治通鉴》;尽管司马光宣称“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51],但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他重新执政之后,却尽废新法,苏轼无奈的说:“又是一个拗相公”,虽然司马光将历朝党争提写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却深陷于党争之中不可自拔,《资治通鉴》也差点为新旧党争所毁[4]。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52]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53]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54]
《通鉴》成书不久,其体例后世仿效亦众,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资治通鉴前编》、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秦缃业的《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此书是为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作,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人和战之事。南宋史家袁枢读《资治通鉴》,因分事立目,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钞辑成书《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纪事本末体”之先河;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用意在标榜“正统”、“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读通鉴论》,清代徐干学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有书《玉海》,书里面有一部《通鉴答问》。伍耀光辑《通鉴论》,前有史事简介,季亮时辑《司马温公通鉴论》,宋晞《司马光史论》专辑“臣光曰”,最为简略。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金朝人亦好读《通鉴》,完颜璹与蔡珪、萧贡并称金源一代《通鉴》三大名家[55]。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56],元好问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57]。
由于《资治通鉴》着重政治军事方面,所以后世有称之为“帝王之书”,即使中国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钻研《资治通鉴》作谋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鉴热,研究者主要都是借此书作商战之用。
白话翻译本如下:
部分其他语言译本如下:
《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60][61],武德二年确有新的租调法颁布,但似未涉及“庸”[62]。在司马光看来,米价才是经济重点,《通鉴》对唐代各个时期米价的记载达十八次之多[63]。
《通鉴》重视户口,记录了许多唐代的户口数,如开元十四年、开元二十年、开元二十八年、天宝元年、天宝十三载、建中元年、元和二年等[63]。《通鉴纪事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司马光尤重陆贽议论,采其奏疏三十九篇[64]。
《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65],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顾炎武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66][67][68]。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立儒、玄、文、史四学,司马光发表评论,四学其实是等而下之,不值得重视,“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69]
《通鉴》称美唐宣宗及其大中之治,“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王夫之则一反司马光的看法:“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70]钱锺书认为《通鉴》不可尽信:“余尝取《通鉴》与所据正史、野记相较,得百数十事,颇足示修词点铁、脱胎之法,至于昭信纪实是否出入,又当别论焉。”[71]。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72]。但因时代所限,《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举例如下:
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
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100]
《通鉴》在剪裁上也有一些失误。
“ |
帝览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民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辣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
” |
“永览前戒”一语很明显是摘录了《后汉书·明帝纪》:“永览前戒,竦然兢惧。”,但何谓“前戒”,通鉴并无说明。查《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二原文为
“ | 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昔应门失守,《关睢》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叹。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 ” |
“昔应门失守,《关睢》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叹。”即是“前戒”之语被司马光所误删。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并批评《通鉴》“怀挟私见,丧失了史家的公正立场”。[106]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辛德勇认为,司马光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在《资治通鉴》中采纳诸如《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等不可靠来源以歪曲历史,来达到警醒当政者的目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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