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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學家（1890－1969）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陈寅恪（读作陈
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旧历）陈寅恪生于长沙，籍贯江西省南昌府义宁州（今修水县）。祖籍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乃江州义门陈氏后裔，宋嘉佑七年自江西浔阳迁往福建。到六世祖陈腾远又由闽入赣。他的儿子克绳，人称韶亭先生，可见家学渊源。幼子伟林，字琢如，是有名的医生，创办义宁书院培养人才，太平天国时组织乡人为团练，防守义宁。祖父陈宝箴是三子，1851年中举，在父亲死后接任团练。上京未中会试,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招揽人才，受到其礼遇；曾官拜湖南巡抚。陈寅恪是为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祖母黄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为家族字辈），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辈称其六叔[4]。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5]。1900年（光绪26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4]。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6]。
1902年春季，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来日本，两年后的夏天回南京度假，与五哥陈隆恪考取留日官费，15岁的陈寅恪随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父亲陈三立相送并作诗一首《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送至吴淞而别其时派送泰西留学生四十人亦联舟并发怅望有作》[7]。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查中国的《清国留日学生名薄》和日本《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等诸多原始档案文献和学籍记录名单，无“陈寅恪”之名。有“陈衡恪(26岁)”、“陈隆恪(17岁)”之名。陈寅恪研究专家刘梦溪著作中认为“陈寅恪考入日本庆应大学”。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陶方宣、桂严二人所写的《鲁迅的圈子》一书称“鲁迅和陈寅恪是留日同学还曾经同室居住”。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1907年，插班考入大学预科学校的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后由亲友资助留学，先后考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后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1912年春，从瑞士返回上海，回欧洲时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翌年秋，江西省教育司的符九铭召他回南昌阅卷。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断学业。在国内这几年都担任阅卷工作，但他并未久居南昌而是在南京陪伴家人居住。
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1919年1月到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每餐吃炒腰花（猪肾），省下的钱买书[8]。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注 1]。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研究院，随吕德斯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穆勒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注 2][注 3][注 4]。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汉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
1925年3月自德国返回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注 5]。次年秋到校任教。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清代台湾巡抚、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崧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29年6月5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被委任为第一组主任。1929年10月，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斡旋下，陈寅恪正式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注 6]，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注 7]。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注 8]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1935年他享受特殊贡献者的薪资待遇，月薪480元，为清华教授中月薪最高者。他分配有一幢住宅，住清华西院36号。[9]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寅恪力主求和[10]。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注 9]，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7年10月自北平随校南迁至长沙，11月从桂林到广州、香港、海防，再到云南。1938年到达在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因其不适应高原气候，又思念家人，便决定赴英讲学。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探亲，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当时驻港日军亲自处理陈家所租借的楼房（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征用问题的当事人、也是负责给陈家送指定的粮食配给的日军少佐松某人工作记录等档案文献记载，自始至终他都是和陈寅恪说中文进行沟通。因为松某人是京都大学中文系学生。当时在场参与处理此事的还有后来成为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专家的小川环树、还有日军竹藤峰治、肥田木等数人，均是日本各大学的中文系从军学生；而征用陈家租借的那楼居民楼是因为该楼离香港大学很近，日军“笔部队”准备利用这个楼房来查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实行文化统制。最后征用楼房之事被日军驻港总督矶谷廉介否决。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信中说：“……香港倭督（指矶谷廉介）及汉奸（指陈君葆）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
1942年5月1日陈寅恪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大学正式辞职。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研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下旬，离开昆明经缅甸、印度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春，乘船绕道北美回国到南京，10月重回清华。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中正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并出席大会。[11][12]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进北平，陈寅恪并没有前往台湾的打算[13]。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注 10]，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在岭南大学[注 11]，未能前去台湾[注 12][注 13]。
1952年秋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他担任理事[14][15][16]。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大陆出版陈端生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6][17]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曾关心陈寅恪的眼疾。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赶走黄萱和公派的护士。陈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18]，造反者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19]，陈寅恪逝世11天后，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20]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岁”条目载：“……旧历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诞辰……阳历十月七日（依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旧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时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筼亦逝[21]。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22]
陈寅恪开创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23]，很明显是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陈寅恪曾言：“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24]。例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为寝殿之误[25]，“长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灵殿”，“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26]。
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中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对中国三千年来中原农业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极为精辟和创见性的概括；并可延伸到后来《河殇》中认为的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的关系。
陈寅恪曾自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对于“不古不今”之义，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在中国有罗志田、桑兵；在台湾，除了汪荣祖著有《史家陈寅恪》专书以外，黄清连、王震邦及逯耀东等亦有专文对此进行探究。而“不古不今”含义至今仍尚有分歧，兹举数家之言如下：
依汪荣祖的说法“不古不今”为中古史，因陈寅恪本身也是以中古史见长，亦曾言：“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因此，此说得到多数认同。逯耀东则进一步认为“不古不今”系指经学而言，即超越今古文经学，专治乙部之学(按：乙部为古代图书分类之史书)，故可作两方面探讨，初为乙部之书，进为专指魏晋隋唐之史。而桑兵认为“不古不今”并非由字面上来解释，应从其时代背景做观察，“不古不今”为“不新不旧”之意，引申为治史不拘泥于古亦不疑古。但是根据钱宾四教授的想法，首开今古之争的两汉经学，就不存在实质的今古差异，仅是虚拟的差异。
陈先生身为一文史名家，不仅在治史上有卓越贡献，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提出与乾嘉学派治学风气不同意见，他认为若是要了解诗词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处)之外，还要找出作者当时的今事，这样才能古今融为一体，这种古典今典共鸣的新传记批评，实际上已经超越中国历来诗词评论的窠臼，乃陈先生晚年著作与早期著作的会通处，也就是陈先生的心史所在。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关陇集团”的说法。从北周、隋至武则天政权，皆与关陇集团息息相关。
宇文泰建立关中本位政策，并且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最后北周形成较团结的关陇胡汉集团，汉族也成为军队主力之一，得以攻灭因政治混乱而衰退的北齐。陈寅恪指出：“李唐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在西北一隅。”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7]。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28]”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1957年，陈寅恪作诗《广州京剧团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同时作为新谷鸳的粉丝，在同年春节将其名字写入对联。1959年至1962年期间，广州京剧团每年都会到中山大学风雨操场（即现中大南校区行政楼）进行演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陈寅恪逢场必到，同时陈寅恪亦能分辨出张君秋与新谷鸳的演出形式不同。1964年作诗，意为昆腔、弋阳腔已渐次式微，只有京剧令人“渐欲狂”。[29]
陈寅恪生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简体字，曾托人向毛泽东表达反对之意，他自己书籍出版时，也强调不能使用简体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先前尊重他的遗愿，在2020年，陈寅恪逝世超过50年，其著作权保护期满，生前著作进入公有领域。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陈寅恪合集》，首次将他的著作以简体字印行，引发舆论争议[30]。
陈寅恪的“恪”字读kè（ㄎㄜˋ）还是què（ㄑㄩㄝˋ），受到关注[38]。
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重订国语辞典修订本》标准，“陈寅恪”应读作chén yín què（ㄔㄣˊㄧㄣˊㄑㄩㄝˋ）[3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标准，“恪”字的规范读音为kè（课），《辞海》标示旧读为què[2]。《国语辞典》自首版至今，两读都收。
陈寅恪的姓名在牛津大学通讯中为“Chen Yinchieh”，也写“Tchen Yinkoh”[40]。陈寅恪1936年发表的〈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一文署名“Tschen Yinkoh”[41] ，亦在括号内写为“（Ch'en Yin-K'o）”[42]。
有说陈寅恪同乡、兄弟和本人都读kè（ㄎㄜˋ），而其夫人坚持读què[38]（ㄑㄩㄝˋ）。
后来陈寅恪三个女儿证实，陈寅恪本人和至亲三代都读“恪”为què[43]（ㄑㄩㄝˋ）。
陈寅恪的“què”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44]；郑张尚芳认为是由南方读音北化时的折合错误导致[38]。据文献，“恪”读成“却”有五百余年的历史[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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