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身寺（泰語：วัดพระธรรมกาย，是位於曼谷北邊巴吞他尼府孔空鑾縣的佛寺。該寺於1970年，是由八戒女詹·孔諾雍老奶奶（寺中大家都尊稱她為詹老奶奶師父或老奶奶）與法勝大師一起建立。是法身法門體系傳承中發展最迅速的著名寺院。法身法門體系，亦被稱為入法身法門靜坐法（法身法門），二十世紀初由北欖寺祖師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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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是發源自泰國帕司乍刃縣北攬寺的佛教傳統和寺院，有關名稱同為Dhammakaya的條目，參見法身法門體系的傳承。
寺院屬於泰國上座部佛教裏之瑪哈·尼柯耶派（「大「部派），由法身基金會為其合法代表。該寺院因重視恢復原始佛教的傳統價值，並透過了現代方式與科技將其加以實踐，而引起了社會爭議和政府的回應。雖然有爭議，該寺院仍然在泰國佛教中處繼續扮演着領導者的角色。宗教學者愛德華·艾恩斯曾稱此寺院為「現代泰國佛教的新篇章」[2]。寺院注重於個人的轉變，主張「世界和平源自個人內在的祥和」。
初期，修建寺院旨在為大眾提供一個修行中心。過後，詹·孔諾雍八戒女和剛剃度出家不久的法勝大師發現，帕司乍刃縣北欖寺內的修行場所已無法再容納，不斷增加前來參與他們所主辦活動的人數。因此，該修行中心在1977年正式註冊為一所寺院。整個80年代，寺院迅速發展。當寺院所主辦的活動，在城市裏的中產階級中聲名遠播後，法身寺開始建造一座規模宏偉的舍利塔 （窣堵坡）。當時恰逢亞洲金融風暴，寺院因其募款和教導的方式遭到多方的批評，法勝大師也因被控挪用募款且被開除其住持僧職。2006年，該控罪被撤銷，法勝大師亦復職為寺院住持。寺院繼續發展，並在教育、促進道德倫理與提供獎學等各方面，日漸獲得肯定。寺院也逐漸被接受為泰國僧伽里的中流砥柱。
2014年泰國軍事政變，住持與寺院也再次受到監察，法勝大師被指控收受某位信徒的贓款與洗黑錢的罪名。泰國軍政府在掌政期間，幾近鎮壓了所有的反動勢力，而法身寺則被稱作是唯一沒有屈服於泰國軍政府統治，且極具影響力的組織。自90年代以來，所有針對法身寺住持與寺院的司法程序，在其進程及國家對宗教的作用方面，引起了不少的爭議。這場爭論愈演愈烈，直至2017年，泰國軍政府對寺院採取了封鎖鎮壓的行動。至2017年，法勝大師仍然行蹤不明。2018年，法身寺的帕庫杉咖辣.嚷薩立法師被委任為正式的法身寺住持。
法身寺強調「修功德」文化，即透過行善與靜坐修行，也提倡有道德倫理的人生觀。並建立善知識社團，以開展此文化。寺院偏重於教導靜坐，寺院擴大其活動至社會層面。雖然寺院注重原始佛教的傳統，但也採用了現代化的弘法方式。例如，利用衛星電視台與創辦遠程教育大學（D.O.U-法勝開放大學），亦運用現代化的管理方式。在其宏偉的寺院建築物中，擁有多座紀念堂，其設計即保有傳統原始佛教的概念，亦融入現代化的元素。法身寺志於成為全球化的宗教中心，至2017年，該寺全球信徒約有3百萬人。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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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靜坐導師-北欖寺祖師圓寂，詹·孔諾雍八戒女在帕司乍刃縣的北欖寺，將法身法門的傳統傳承至新的一代。[3] 差雅朴·蘇惕婆是在泰國的泰國農業大學就讀的大學生，1963年他開始參訪北欖寺。[4][5]當團隊日益壯大。差雅朴於1969年出家為比丘，獲賜法號「法勝大師」[3][5]。後來因在北欖寺里的場地已無法再容納，前來學習靜坐的學生人數。[6]
因此1970年2月20日，詹·孔諾雍八戒女、法勝法師、施命法師，搬到一塊面積196萊泰畝（313,600 平方米或77.5英畝）的土地，建立一所修行中心。[7] 法勝大師後來也成為寺院的住持，也被尊稱為「法勝大師」， 其學長「帕蒂彭薩哇」，也出家成為法身寺的副住持施命大師。[8]1972年，修行中心開始主辦一項名為「佛法薪傳者」的活動，該活動專注於招募大學生進行靜坐訓練。[9] 寺院早期舉辦的活動有大批大學生參加，在那時候，這會被視為「左派/急進份子」，有一段時法身寺也被指責在支持泰國共產黨叛亂和1970年代的泰國學生暴動事件。[10][11][12]
雖然，最初的想法是建立一所屬於北欖寺的修行中心分院，最終卻在1997年，成為一所正式的寺院。[13][14] 80年代（亞洲經濟騰飛時代）[15][16][17]，法身寺院聲名遠播。寺院注重繁榮、現代化和個人發展的價值。這對於中產階級[18] 極具吸引力，特別是在文化與社會變革迅速的時期。[14][19] 至80年代中期，寺院已經吸引了5萬人參與各大型的法會。[20]
1984年，法身寺開始擴大其寺院的土地範圍（見 § 國際法身中心）。自1992年起，寺院開始在美國、日本與台灣設立其首批的海外分院。[21][22]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寺院在有關於顯示奇蹟的爭論事件中受到嚴厲地批評。寺院的募款方式被批評不適用於佛教寺院，寺院則被指責過於資本主義。雖然寺院內許多方式與教導，也並非法身寺所獨有。但是批評剛好在寺院知名度逐漸響亮起來時出現，這都是因為其寺院的規模、支持者過於引人注目，以及時值需大量經費建設大法身舍利塔期間。[23][24] 且寺院這些狀況又剛好趕上泰國正面對金融危機。[25][24][26]
1999年1月，在公眾強烈抗議和批評的壓力下，泰國僧伽最高理事會，以曼谷區[27][註 1] 的區僧長雅那瓦柔大師為首，開始對寺院進行調查。其中一項由雅那瓦柔法師調查的指控是：法勝大師將供養給寺院的土地，轉入其個人名下。[29][30] 法身寺否認此指控，並強調，將土地供養給住持而非寺院，是供養者的個人意願。[31] 雖然最後僧伽最高委員會宣佈，法身寺與法勝大師並未違反任導致其需解除僧職的比丘戒律（毗奈耶），但卻給予了實際的指示，讓寺院自行改善。[32]儘管如此，泰國宗教事務局還是指控法勝大師挪用捐款並解除他的住持之職。[33] 雖然這段時間媒體的高度關注已影響了法身寺的募款活動，但寺院還是繼續推行其計劃、法會和其他的活動。[34][35]
2000年，詹·孔諾雍八戒女圓寂了。[36]
21世紀初，法身寺開始注重提倡具道德的生活方式，以持守五戒或八戒為基礎。[37][38] 這活動給整個泰國起了正面的影響，當時法身寺開始組織了反對泰國飲料公司在泰國交易所上市的活動。[39][40] 因該公司生產的飲料含有酒精，他們最後決定轉移到新加坡交易所集資上市。[41]
2006年，總檢察長撤銷對法勝大師的指控。並聲明因缺乏足夠的理由再繼續進行訴訟。過後，法勝大師的寺院住持職位也被復職。[42][43] 泰國前總理他信·西那瓦還在位時，法身寺經常被指控與他有密切的關係，甚至左右了他的政策，致使他阻止外界對法身寺進行指控。[44][45][46] 法身寺否認涉及任何政治關係。[47] 學者與政治評論家們都不認同，法身寺跟前泰國總理他信以及「紅衫軍」政治組織，「有關係」或「若有關係則達什麼程度」。[48][49][50] 其實，在寺院裏一些主要的支持者中，也有被公眾公認的「黃衫軍」施壓黨派的組織成員。他們也是極力反對泰國前總理他信的。[51][52]
自2008年起，法身寺開始擴大其針對青年的活動，其中包括了以教導佛教修行為主，被稱為道德之星（「V-star」），且是一項一年一度的全國性的佛教活動。[53] 一年後，法身寺擴大其短期出家活動的規模至全國。在這活動里，參與者被派到全泰國幾千所寺院裏接受訓練。但確實是在法身寺里，一起同步剃度出家。[54] 法身寺也曾組織朝聖之旅，途經北欖寺祖師一生中幾個重要的地點，並將其歸納為短期出家活動中的一項。[55] 此朝聖之旅曾激起一些抱怨，據稱此活動造成交通堵塞，因其如此明顯，促使大家開始爭論，這活動是否違反傳統。[56] 最終，法身寺停止了這項朝聖之旅。[57] 儘管在2010年遭逢了一些阻礙，法身寺仍成為在泰國發展最快速的寺院。[58][59]
2014年泰國軍事政變後，法身寺再次受到嚴厲的審查。泰國軍事政府設立了國家改革理事會（National Reform Council），與宗教委員會嘗試以幾種方式對泰國的僧團制度進行改革。這些改革由前參議員 派部·尼提塔哇比丘（Paiboon Nitiawan）、前陸軍蘇維·替啦譚莫比丘（Phra Suwit Dhiradhammo）（曾是位活躍份子，並曾名為卜塔·依薩啦比丘（Phra Buddha Issara） ，以及曾在法身寺曾出過家的瑪諾·勞哈哇膩比丘。[61][62][63] 蘇維·替啦譚莫法師反對提名創·瓦啦班諾長老成為下一任的泰國僧王。因他曾是法勝大師的出家戒師，且成功地舉行了請願進行阻止。[64][65]
2015年，法身寺被指與空贊信用合作社的爭議事件有關連。因當時有11.37億泰銖從空贊信用合作社（Klongchan Credit Union Cooperative，KCUC）通過未經授權的支票被取出。且其中部分總額超過一億泰銖被發現是以供養的方式，供養給了法身寺住持法勝大師。在抗辯中，法身寺的發言人闡釋，法勝大師並不曉得這批捐款是非法得來。[66][67][68] 儘管法身寺與信用合作社達成了非正式的協議，而解決了問題。但法勝大師還是被傳召，要到特別調查局的辦公室，承認其有關收受不義之財和涉嫌洗黑錢的指控。[67][69][70] 法身寺方面，要求DSI讓法勝大師在寺院內進行承認指控的司法程序，因其身患深靜脈血栓，但此要求被當局拒絕了。[71][72] 因法勝大師無法到DSI辦公室承認指控，當局發動了幾次不成功的行動，且對法身寺與法身基金會添加了3百多項指控。[73][74][75] 這次對峙被形容為自政變以來，僅此一次反對軍政府的大型示威活動。[76]這對執政的軍政府來說是一種罕見的景象，因自從其奪取政權以來，大多數的反對派都選擇了沉默。 [77]
空贊信用合作社爭議事件，導致軍政府對泰國法身寺啟動用「臨時憲法第44條文」封鎖了23天。此事件也成為全球媒體大肆報道的新聞頭條。在此期間，一場關於國家對宗教作用的辯論加劇了，與此同時，泰國軍政府對該案件的處理方式也遭到批評，備受爭議。[78][79] 雖然寺院被封鎖了，但是有關當局也徒勞無功。直到2017年12月20日，泰國多個有關當局還是未尋獲法勝大師。[80] 儘管如此，在封鎖行動之後，軍政府對法身寺的訴訟，依然繼續着。[81][82][83]
2017年，法身寺委任帕庫杉咖辣·嚷薩立法師為泰國法身寺新任住持，並開始公佈了些新的活動。泰國新聞機構-孔差辣形容，寺院自此復活了，泰國大眾廣播服務媒體卻聲明說法身寺並未因前住持的失蹤而被影響。[84][85][86] 至2017年，法身寺的信徒，大約有3百萬人。[76]
政治分析
總的來說，泰國軍政府針對泰國法身寺的一系列行動，一直是泰國新聞分析員的爭論與焦點。自軍政府對寺院進行鎮壓以來，不停被質疑的問題是，泰國方面為何那麼強烈地針對法身寺呢？許多人都質疑，所做這些是否只為了「執法」而已？[87][88] 已有人指出，1999年案件及空贊信用合作社事件中的法身寺議題，是個讓泰國政治家們轉移民眾對更需關注重要事項的伎倆。[89][90]
新聞分析員形容，泰國軍政府對寺院所進行的行動，反映出泰國軍政府具政治需要，想控選誰將成為下一任的泰國僧王。依序下一任僧王的候選人，創·瓦啦普唷大長老，曾是法勝大師的出家戒師。[91][92][註 2] 選擇創·瓦啦普唷大長老將意味着僧王會來自瑪哈·尼柯耶派 ，而非塔瑪由提卡派（法相應派）。從以往泰國歷史來看，塔瑪由提卡派為泰國政府與政界任命僧王的首選。[94][95] 其實，創大長老早已被泰國僧伽最高委員會提名為下一任泰國僧王，但其任命事宜被泰國軍政府延遲而最終被撤銷，改由另一位屬於塔瑪由提卡派的候選者被委任。事實上，數百起針對法勝大師和創·瓦啦普唷大長老與法身寺有關的訴訟，最終都被泰國軍政府作為撤回提名的理由。[96][97]
另外，前泰國首相他信·西那瓦在位時，法身寺曾與其有關聯，且其紅衫軍組織又與泰國軍政府對立。[94][98][註 3] 法身寺某位發言人指出，寺院之所以很容易在政局情況處於緊張時期被視為威脅。[100][101][98]的確，自2014年軍事政變以來，法身寺經常被形容為泰國唯一具影響力，且還未被泰國軍政府所制服的組織。[102][77]但這也可能涉及了更多屬於物資層面的動機。評論家和學者們都推測泰國軍政府可能企圖佔據這所寺院並沒收其享譽盛名的資產。[103][104] 在所列泰國軍政府反對泰國法身寺的許多原因中，人類學家吉姆·泰勒（anthropologist Jim Taylor）指出，法身寺向泰國皇室供養得並不多。[104]
抗議者們將創·瓦啦普唷大長老的委任被延遲事件，與冷戰時期 [95][105]與被指控與共產主義叛亂有牽連的理事法師聘蒙譚比丘事件（Phra Phimontham）做了個比較。後者，雖被判入獄並解除其僧職，但過後被證實一直以來都是無辜的。[105][106] 法身寺的支持者也以此聘蒙譚比丘案例為參考，來解釋為什麼法勝大師在1999年與2016年的案件中都沒認罪。[107][108] 在聘蒙譚法師獲釋後，他再次出家，但並沒有重新進行出家儀式，因他並未正式的自願還俗。有些批評人士建議法勝大師也該如此做，但有些評論員卻對此有爭議，認為在現今的軍政府的起訴下，情況會比起在聘蒙譚比丘的時代更危險。因為現今的泰國並沒有禁止折磨囚犯的法律。[109]
除其反對者外，法身寺常被支持民主的泰國知識份子視為倖存的多元化宗教代表。[110] 政治學家鄧肯·麥卡高和其他的西方學者都提出問題，為什麼保守的泰國學者在法身寺的案例中，沒有考慮到宗教自由的問題。[111][112][113] 有幾位泰國學者也指出，泰國國家與宗教之間的糾纏關係日漸複雜，法身寺所主辦的活動，完全依重於泰國僧團最高理事會的權威。自僧伽最高理事會成為了泰國政府的一部份後，批評人士也害怕寺院的影響力可能會凌駕於國家之上。在泰國，若政治與宗教能區分開的話，如法身寺的這類問題，將會更容易地經由僧伽自行解決，無需國家政府的介入[114][78]
原則、修行與信仰
法身寺擁有傳統建制派佛教價值觀，[115] 並以現代化方式進行教導與傳播，某些現代佛教主義方式[8][116] 成了爭論的源頭。因此法身寺曾與台灣新宗教運動[117][118]做比較。入法身法門靜坐法的活潑性及現代化的弘法形式，使得法身寺在泰國佛教主流中脫穎而出。[119][118] 法身寺已作出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歸類於泰國佛教的」大部派」。法身寺也經常表現其忠誠，並向泰國皇室家族和泰國僧伽的主要僧侶提供援助。[120][121][122]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也體現在佛教與泰國和泰國民間宗教交匯的寺院教義中。[123] 法身寺注重為個人與社會給予可實踐的解決方案，是泰國中層階級心中的佛教典範。然而，該寺院對信徒的影響，精神層面多過於知識層面，當其試圖行使政治影響力時，比大部分其他形式的中產階層佛教組織更間接。[124]
法身寺極其重視大導師們的傳承，自北欖寺祖師（唆·湛塔薩羅）將其經驗傳承給詹·孔諾雍八戒女，詹八戒女則將其傳承給法勝大師。大導師們是法身寺傳統及成長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永久珍存於寺院的公共資料與社交媒體中，被記載下來的傳統使法身寺更真實可靠。[125]
法身寺試圖復興泰國各地區的寺院，並讓其成為當地在心靈需求方面的社區中心，且以融入現代社會和習俗的方式去進行。[126][127] 法身寺擁有積極的弘法理念，因其了知現今時代寺院已不再是社區生活中心，人們亦不常去寺院。所以寺院一定要透過積極的方式，來吸引社會中的在家人，為了能在寺院、家庭、學校三方面，促進對道德倫理基礎的灌輸。[128] 在這種積極地弘法的理念下，或許這樣向世界上每個人介紹佛教與法身法門，他們也許會較容易接受。[129] 這種積極弘法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家人的角色。法身寺已意識到，在這方面有在家人參與的重要性。[130]
法身寺的弘揚方式曾被學術性地分析了三次。首次學術分析由前泰國僧團與知識份子完成，他們批評寺了寺院的教導內容。學者們認為寺院的教導「歪曲」了「原始」南傳佛教，且認定寺院通過這些教導謀權獲益。[131] 最出名的評論家帕巴悠都法師和帕維·瓦系斷言說法身寺不屬南傳佛教。[132][133] 宗教研究學者蕾切爾·斯科特和亞洲研究學者哉達·博辦指出從現代主義的觀點來看。因為它強調偏離理性、理想主義和普遍的佛教，它是不被當地習俗與傳統所影響的。第二組的學者，由泰國和非泰國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組成，都在研究為什麼法身寺能如此有效地弘法。這組大部分學者，都着重強調法身寺在泰國各城市中對中產階級人士的影響力，和法身寺吸引中產階級及利用現代科技弘法的能力。[註 4]。第三組的學者，都是泰國學者，他們相信泰國該成為個世俗國家，保障宗教自由。這些學者們淡化了真正的佛教與偽佛教之間的二分法，且相信該給予法身寺在弘揚其理念上的自由，只要他們不侵犯到人權。[131][134] 有些西方學者，例如鄧肯麥卡高, 歷史學家-大衛·司辣伐斯和法學家-馬克坦普頓， 也都表達了類似的觀點。[135][111] 此外，一些著名的世俗國家支持者，同聲嚴厲批評第一組學者觀點的前後不一致，因他們經常是以仰賴國家支助的方式，來理解與執行所謂的「真正的佛教」。然而，他們只把「非真正的佛教徒」的批判點應用在他們的「政敵」與敵對「宗派」者，而非以非民主方式給予他們政治力量支持的人。[136][137]
眾所周知，法身寺注重靜坐修行。[11] 這是法身寺的核心和法身法門體系的傳承，而入法身法門靜坐法被認為是佛陀透過它而覺悟成佛之法，這靜坐方法曾被世人所遺忘，但卻經由北欖寺祖師而被重新發掘。這方法也被稱為法身法門[138][139][140]。根據傳統記載，入法身法門靜坐法的原理，是由北欖寺祖師，於1916年9月的圓月之夜，在位於泰國暖踏武里府的埠奔.邦庫威寺[106]里，重新發掘。北欖寺祖師精準地描素了，此靜坐法的要旨是身體中心點：他人無論運用任何靜坐修行的方法，心須透過此中心點，才能達到更高層次的內在修行經驗。此中心點也是人類個人生死悠關之點。[141]
在諸佛教的靜坐法中，入法身法門靜坐法，包含了正定與內觀兩個階段。[142]在入法身法門靜坐法的靜定過程中，與在清淨道論中，所描述培養正定的部分有關，尤其是「10遍處定」。[143][144][145] 北欖寺祖師一般會以存在於人類體內的各項內身[106]，來解釋證悟的過程。各身次第甚是細膩，並分別以粗與細各成一對。[146][147][148]當入法身法門靜坐法，到達更高的層次時，也被形容為能獲得神通，這種神通能力能用來利益整個社會。[106][149] 從泰國法身寺的刊物中曾記載，法身法門曾在第二次大戰期間，阻止了泰國被轟炸，[150][151] 且也曾用來消除宇宙的負面力量（魔羅）。[152] 而這最後一項，對在寺院裏的修行者有着強烈的影響，他們也相信入法身法門靜坐法，不止對個人，而是整個宇宙都很重要。[153] [154]
正是入法身法門靜坐法，使法身法門體系的傳承，能從其他的南傳佛教派系中能脫穎而出，[155][10]而且此項傳承也相信，所有的靜坐法，最終都能引領修習者證悟自身的」法身」，而此階段是證悟涅槃的唯一途徑。[156]根據法身法門體系的傳承，佛陀證悟涅槃，無非就是證悟真正的自我，法身，是一項精神實質。[18][8]此項傳承也相信佛陀與涅槃是真實存在地，並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在。[157][158][159]而「無我」的教導，被認為是要放下那些非真的「我」，證悟真正的「我」。[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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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寺經常用正面的言辭描述涅槃。除了真正的「我」，斯科特察覺到，法身寺經常描述涅槃為極樂，且爭論說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研習入法身法門的靜坐法。[144]寺院在教導靜坐時提到，靜坐能如何改善健康與現代生活的品質，寺院曾與屬於"內觀派系」的葛印卡。[161]做了比較。法身寺從諸多方面強調了靜坐的重要性：寺院周圍的商店都有售賣靜坐墊；任何寺院所主辦的聚會活動，都會設有靜坐時段；[162][163]法身寺非常重視集體靜坐的效益，並強調大眾共修靜坐對前來寺院修行者的心具有很強的影響力。[164][165]
法身寺是法身法門體系傳承的一部分，它也成為了泰國佛教中，在教義方面的一大爭議部分。法身法門體系，在「真我」方面的教導，與大部分泰國南傳佛教，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並被排斥此類的教導方式，並堅持「無我」(巴利語：anatta)才是普遍的事實。[166]
「無我」的概念，在泰國曾引起強烈的爭論。可追溯至1939年，第12任的泰國僧王出版一本書籍爭辯涅槃才是「真我」。[166] 此爭議在90年代再次被挑起。當時一位比丘學者帕巴悠都法師出版了一本書籍，聲明法身法門體系所教導的」涅盤才是」我」，已偏離了南傳佛教的教導範圍。[167][168][169][149]他還批評此類的」教條主義者」，助長了宗教偏執與草率的研究。[132][170]
法身法門體系傳承以不同的方式，回應了「我」與「無我」的辯論。法身寺助理住持塔吶悟投比丘撰寫了一本有關此題目的書籍，來回應那些批評，[171][133] 且法身寺的另一位成員以一個別名，也出版了一些書籍，來揭露有關隆波巴悠都的陰謀論。[172]另一位屬於法身法門體系傳承，來自隆普唆譚瑪卡雅蘭寺院的住持隆波宋差做出了論證，有關這是屬於初級學者，而非佛教靜坐修行實踐者所持有絕對」無我「 的見解論證。[173]無論如何，這已經顯示，作為此體系傳承的跟隨者本身，對這場辯論並不感興趣，而是在乎法身法門能如何改善他們的心靈品質。[174]
法勝大師的教導深受詹·孔諾雍八戒女的影響。他將入法身之法門靜坐法的研習方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宗教學者-賈斯汀·麥克丹尼爾）。它注重於整潔、整齊與安靜，形成一種道德，並能輔助於靜坐修行。[176][177][178]引用吉姆·泰勒的話，法身寺是在「避開障礙」[179]。在法身寺，法會通常都在星期天主辦，而並非根據傳統的農曆-布薩而已。並且安排了免費巴士接送信徒往返寺院。在家人參與法會時，都被強力鼓勵穿着純白的傳統服飾。在寺院的範圍內，抽煙、喝酒或打情罵俏是不被允許的；報紙、寵物或算命等也都不被允許。在傳統上，法身寺是不會主辦吵鬧的寺院活動。來參與法身寺里活動的兒童們，都會通過法身寺在星期天的課程與托兒所，獲得妥善的照顧，而成人們就參與在國際法身堂里的靜坐時段。寺院設有適合兒童與青年們等各年齡層的活動。此外，法身寺也經常教導傳統的泰國禮儀，被解釋為泰國人的核心。[180][181]簡而言之，法身寺外觀井然有序，堪稱「當代美學」產物 （斯科特），這吸引了修行者，特別是現代泰國的中產階級。[182][183][184] 修行者也被鼓勵，透過具組織性的清潔活動，以整齊與乾淨的方式來維持屬於自己的東西。在通過這些具組織性的清潔活動，促進強烈的工作責任感，其中最低等的工作項目（洗廁所）都被認為是最具價值和最富成效的活動。[175][185]法身寺注重紀律與整齊性，都在其大型與詳細的活動策劃中，被展現出來。[186]
法身寺有個對未來理想世界[187][188] 的願景。寺院強調，佛教日常作息將引領修行者與社會，在今世和來世皆獲得繁榮與幸福，於此點而言，法身寺期待高效承諾。[189] 透過靜坐、募款活動與自願工作，寺院偏重修功德，[190][191] 和解釋如何透過了解因果之律，在今世與來世能獲得其果報。[11][192] 調研表明，信眾參與法身寺所舉辦活動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寺院活動的架構及教導的清晰。[183] 寺院主要捐款者都被大眾認同是在這等方面的典範，且捐款組也被給予他們某些頭銜的認可。[193][194] 捐款者們也對自己的布施感到法喜，但批評人士，將這種將重點放在於修功德與其果報的做法，形容為宗教消費主義或宗教社會主義。[173][195][196]
法身寺一直備受爭議，與其多年發展的不停轉變有關。例如，70年代被指控同情共產黨，90年代被諷刺性指控推行資本主義。[198][11] 這些「無處不在又持續不斷」（斯科特）圍繞法身寺的爭議，一直遭到學者和新聞分析員的猜測。尤其在90年代亞洲金融風暴時期。寺院注重於通過布施「修功德」事宜，尤其備受關注與批評。[89][24][26]
根據神學家羅里·麥肯齊，法身寺曾被更具傳統觀念的泰國僧伽與公眾批評其推廣佛教的方式，被視為過於「世俗化」，強調「布施」，是為了獲得「今世與來世的財富」[199]。法身寺也曾被描述攀緣富裕，因為法身寺教導如何通過布施，能帶來財富與致富，而且寺院不批評兩者兼得。的確，法身寺的修行者相信，若將追求財富運用在布施上，追求財富並不一定導致攀緣，且還可能有助於在靜坐修行上的證悟。[160][200]
有些批評在人類學家阿聘押·富應付薩格的研究中也得到些呼應，她將法身寺的修功德比喻成一個產品的市場推廣，同時指出法身寺如何讓修功德變得方便及愉悅。法身寺並不覺得該方便法於佛法有損。反而與佛法有增益之效。[201] 法身寺認為教導寺院一定要」適宜」心靈修行（巴利語: sappaya），亦為北欖寺所用。[202][203]
90年代後期，是法身寺的募款方式被批評地最嚴厲的時候，亦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4]爆發期間。朱拉隆功大學的啦未·帕未萊甚至指責法身寺將「佛教商業化，以尋求金錢與權力」[204]。雖然法身寺在許多的處事方式與教導上，並非法身寺獨有的。但是批評聲剛好在法身寺知名度逐漸提高時出現，皆因其寺院的規模、支持者的引人注目，以及時值需要大量經費期間。[89][24][26] 學者們也指出寺院進行募款的時刻，是導致被批評的主因，因其募款活動剛好處於亞洲金融暴時期[205][133]。雖然法身寺募款活動事件最終平息下來，但是批評聲並未消失。[206][207]
有學者相信，這些爭議反映了一般上對泰國佛教整體的批評，都是以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為背景，當佛教變得商業化，成為在泰國最受爭議的宗教問題。[89][208][209] 宗教研究學者蕾切爾·斯科特結論，對法身寺的批評可歸類為以物質獎勵說服群眾信任的宗教團體的批評，及批評家將宗教組織的傳播看作是對社區信仰攻擊的傾向。[210][211] 這也指出了在泰國社會中的許多人，可能害怕法身寺，會對泰國僧團造成巨大的影響，或甚至接管泰國僧團。[183][212][213]
斯科特認為，針對法身寺通過修功德募款及其教導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泰國社會有關財富與修功德的歷史變化。[214] 布施與財富之間的關係，在巴利文里的術語是無所不在的，且記載了許多典型大布施者的故事。例如，有關大富翁須達多（給孤獨長者）富翁和籌提咖的故事。財富與所修的功德之間的關係，已深深地影響着許多佛教國家[215][216][217]。在20世紀的開端，無論如何，在原始佛教里，對修功德的觀點已經改變了，例如：修功德已跟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聯繫在一起，並在南亞與東南亞區興盛起來了。[218][219] 現代泰國佛教已將傳統村莊生活和拒絕物質財富部分反映在泰王普密蓬的自足經濟哲學。[220][221]且在某些佛教國家，例如，在泰國，導師與修行者都傾向於摒棄，甚至於誹謗修功德，而更贊成有關於超脫和達到涅槃的教導，還有佛教學者- 蘭斯·塞爾溫·卡申，甚至為此行為創造了「最終主義」[222][223][224]的名詞。
修功德或行善積德，是降服內在煩惱的方法之一，且通過「波羅蜜」的概念更深層地表達出來。波羅蜜是在過去規範與後現代規範佛教經典中，所提及的一個術語，常被翻譯為「完整；圓滿；至高境界」。該圓滿指「菩薩」（發願成佛者）修習十項美德。[225] 根據法身寺教導，波羅蜜的形成，是當人們能貫徹落實地修功德，且這些功德經過歲月的累積而逐漸變得「濃縮」 （Thai: กลั่นตัว ） 。這唯有當人們能願以犧牲生命的方式來修功德，才能成就。法身寺不認為修波羅蜜，是專屬於願成為未來佛者的專利，而是屬於所有想離苦並朝向佛果者。[226] 傳統上有10項波羅蜜：布施；持戒；出離；智慧；精進；忍辱；真言；願；慈悲；舍。[227] 這些都能透過：布施、持戒與修禪定 （主要通過靜坐修行為主）獲得。[197] 依法身寺視角來看，修布施與修功德屬於自修與鍛煉舍己，且功德是根據自己的意願，而並非供養多少而定。[228] 布施的理想狀態，在法身寺文化中以「企檔.梅」（音譯）表達，意指「我成功了」，即戰勝了內在的煩惱。[229][230]
法身寺積極推廣與道德倫理相關的佛教經典《吉祥經》，以強調自我轉變的重要性。法身寺從早期直至今日，都依據此經典，來主辦每年全國性的道德考試。且法身寺也經常講述佛教三藏中，有關傳統典範布施者的故事與修功德的果報。[231] 法身寺的社會觀隨處可見其對個人品德的注重：法身寺強調加強個人的道德修養於強調改善社會的體系，[232][159] 並以其人民的道德水平來衡量其國家的幸福指數。[233] 實地調查研究也證實，法身寺的修行者相信，個人缺乏道德，是導致泰國現今在經濟問題上的主要原因。[234] 確實，每年的地球保護日法身寺內慶祝活動，也經由寺院的座右銘「要淨化世界，先淨化心靈」體現出來。若想改善環境，我們須先開始淨化我們的心。[235]
曾參與法身寺活動的參與者，都說寺院感覺像一個家。[183] 吉姆·泰勒認為，法身寺的成就部分源於寺院向新來者開放的靈活社會結構。寺院將其信眾按興趣分組。[236] 法身寺的生活方式推廣良好的家庭價值觀，注重建構可以促進志同道合者們靈性成長的社交網絡。[237][238] 法身寺鼓勵人們勸說其他人一起來修功德，因為如此的說服力，本身就是一項功德。[239] 法身寺的活動中，就連是在禪修營，也給予足夠的機會，讓在社交活動和精神上的友誼，都能建立起來。[240] 在法身寺的教導里，修行者也被鼓勵設立善知識之家，跟朋友與家人一起靜坐，且修行者也被訓練當起領導者的角色。法身寺也認為家庭、寺院與學校都該結合起來，為社會創造了負責任的成員，協辦活動以達此目的。[241][242][243] 法身寺堅信，善知識團體具有模範作用。法身寺史刊記載，之所以在舉辦各法會時強調大凝聚力之重要，是因為，只有如此宏大的凝聚景觀才能引發世人駐足思考並提出問題：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麼多人聚集在一個地方，一起靜坐…… ,提出問題後，他們會付諸一切努力尋找答案。[244][35]
在法身寺內部非常注重尊敬長輩與居高地位者。這一主張雖是針對僧眾的，但也適用於在家人。其中一些品質，如容易受教、謙虛、說話溫和與其他…，都會在寺院的教導與活動里被鼓勵與提倡。這些品質也跟在靜坐修行上的成就有所關聯。阿聘押·府應付薩格推測法身寺里尊敬長輩的文化，是源自於在泰國農業大學里的資歷制度，第一代法身寺的寺院僧眾幾乎都是畢業於泰國農業大學。農業大學曾是泰國當地第一所由佛教寺院主導復興與促進的佛學社，且泰國其他大學裏的佛學社，也跟隨農業大學佛學社的模式運作。其實，在佛學社的其中一項主要活動，是由寺院所帶領復興了拜師儀式，這是一個讓大學學生向他們的導師表示感恩與尊敬的儀式。[245]除了是母校的傳統外，曼努埃爾·利塔連也推測法身寺強調對等級和資歷的尊重，是來自於一個信念。那就是身份和地位都是經由修功德和業力而促成的。[181]
法身寺對修功德、道德與靜坐的教導，不止考慮到個人的幸福快樂和世界和平，還有更高的目標。法身寺教導有關身而為人的最終目標是行菩薩道，修波羅蜜。法身寺的修行者專注於成佛之道，但稱之為「Thi Sut Haeng Tham」，字面意思，是「法(佛教)的究竟」。這目標解釋為協助所有的眾生到達涅槃，那須要很大的努力。由此而論，波羅蜜也被定義為，讓個人持久地修善成為習慣。[246]
雖然法身寺不涉及到傳統的法術儀式、相命與給彩票號碼[5][11][247] 等活動，但也不排斥任何不可思議的事跡。[248][249] 在北欖寺祖師與詹八戒女的自傳中，法身寺經常傳出有關於這兩位導師不可思議的事跡，從而也確立了其傳承體系的價值。羅里·麥肯齊指出不是每個到泰國法身寺來的人，都對不可思議的事跡有興趣。但無可否認，那也是寺院的一部分：「有些信眾因佛法開示的邏輯和緊湊而吸引，有些信眾因與法身舍利塔及寺院其他的建築物產生共鳴而被吸引；有些信眾因在這裏可以與老朋友碰面而被吸引。當然，也不乏信眾是因神奇事件而被吸引前來寺院.....。」[250] 同樣的，修行者也相信靜坐不只能讓心寧靜下來，且具有些神奇的影響力而能影響外在世界，特別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天（見，其他的活動）。阿聘押·府應付薩格也指出，法身寺也趨向於淡化"神奇事跡"與"理性"，或具科學性之間的差距，且引用科學方式，來解釋神奇事跡或靈媒之說。[11][251]
法身基金會
法身基金會在法律上是代表泰國法身寺，[252] 被稱為現代化版傳統「寺院委員會」（Thai: กรรมการวัด）。[253] 1970年，基金會設立，名為巴實基金會，1985年更名為「法身基金會」[254][255] 。隨後，第二所基金會設立，為法身寺全球活動提供基金，名為大寶優婆夷詹老奶奶基金會。[256]
法身基金會組織機構複雜，但比起傳統的泰國寺院更正式。[243] 它是個以現代化方式管理的組織。[257][258] 除了其現代化的管理方式外，法身寺堅持以非常傳統的等級制度，以法勝大師為領導。[243][259][260] 他曾是法身寺的住持，也是基金會的主席，由法身寺副住持施命法師為基金會的副主席。所以，基金會與法身寺，有着內在的聯繫。基金會裏的某些部門是由寺院裏的助理住持負責，而他們都向住持與副住持匯報：人力資源部，負責法會儀式運作的法務護持部，維修、募款、教育與弘法綜合部。在家人的職務則被分為62組。[261][262][263] 法身寺的人事分為比丘、全職內部員工、員工與義工。全職內部員工，有時候也會偶爾短期出家一段時間，但他們正式出家的方式與一般非全職內部員工的男生，是不一樣的。全職內部員工通常都是在一個特別安排的出家儀式里，發願終身出家，且經常都是會擔任僧團中，具高級協調職位的比丘。[264][265] 根據泰國的習俗，寺院不會為女性剃度為比丘尼，但也會為女性工作人員提供訓練活動。[266][267]
在家人之中，全職內部工作人員都需持守"八關齋戒"（簡稱「八戒」），嚴守戒律並終身住在寺院裏，也沒有任何所謂的工作薪金或住宿在寺院外。猶如短期出家訓練活動，全職內部工作人員都需徹底受訓，也包括了有一段試用期。他們沒享有一般所謂的薪水，但卻會給予一些津貼，以及福利。所有全職內部工作人員都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積極地協助寺院弘揚佛教。他們補助了僧眾在佛教戒律上有所限制的活動與工作。他們也成為了大部分民眾的模範。[268][269] 法身寺里的僧眾與全職內部工作人員，都具有相當高世俗學歷。絕大多數都擁有大學學位。[236][270][268]
80年代，法身寺曾是個非常集權的組織，這也導致了組織內的一些問題。90年代初期開始，法身寺開始引進了專業的管理層與法律顧問，為了建立起組織的運作流程，而其決策權也被下放到多個監督委員會。[271]
在其網站中，法身基金會列出7項目標：
- 教導入法身法門靜坐法；
- 促進與護持佛教教育；
- 促進與支持僧眾與在家人學習佛法；
- 對生活在寺院裏的人，給予支持；
- 建設與維修國際法身堂；
- 建設與維修寺院；
- 建設與維修一所學院提供各層面的教育，從學前至大學教育。在一般的課程中，也一起提供了有關佛法的教導。[272][273]
有時候，也會提到另5項基金會工作的目標，如下：
- 提供教導靜坐的設施與有關世界和平文化的學習；
- 通過灌輸道德倫理，使社會中更具道德倫理的觀念，特別是對年輕的一代；
- 促進對社會中具特殊道德者的認可與讚揚；
- 透過提供印刷資料與其他媒體渠道，促進和平、社會和諧，與倡導道德倫理；
- 提供人道援助。[58]
法身基金會的目標，經英文口號「通過個人的內在和平，達至世界和平」，[274] 及泰文口號「我們生來是為了修波羅蜜」表達得淋漓盡致。[270][159][275] 另外一句是「法身是生命的目標」也常被提及。後兩句口號常被結合在一起，即「圓滿修波羅蜜即真理之路，證得法身即至高目標」。證悟即涅槃。[276]
建築群的佈局
法身寺給人們的印象是清潔與整齊。寺院裏擁有許多被照顧得很好的花園與綠色植物。[277] 有別於泰國其他寺院的建築，法身寺的建築物以其功能性為主，裝飾部分極少。[247][277] 這讓它們看起來都更前衛、現代化與環球化。雖然它們都是依據舊式傳統而建的。[278][279][280]
法身寺的區域分為三個部分：「佛區」，包括了大雄寶殿和僧眾的居住區；「法區」，包括了教導在家人和讓其參與法會的地方；「僧區」，包括了舉辦佛教法會的地區。雖然有許多泰國寺院，也如此規劃其地區。但法身寺卻能鶴立雞群，把寺院大部分的地方歸劃為「僧區」，以便提供足夠的空間，讓民眾與國際社團都能到來參與寺院所主辦的法會。[281]自1984年始，寺院的面積已大幅度擴大。[282] 所以，就有了前期區和後期擴張出來的國際法身中心之分。
在前期區里重要的建築群：
- 大雄寶殿：其設計是根據奔差瑪頗斌寺院，該建築物於1998年，獲得暹羅建築師協會（ASA）所授予榮譽獎。[283] 在大雄寶殿裏的主佛偏現代化多過於泰國傳統式的佛像設計。然而寺院裏的佛像都是根據在傳統巴利三藏里所提到佛陀的32大人相而塑造出來的，且法身寺也相信所塑造出的佛像，會比起其他的佛像類別更具真實感。[236][284][285]
- 詹∙孔諾雍老奶奶紀念堂：此六角形金字塔的建築物，建於2002年，這座兩層樓建築物，是以金黃色電鍍的玻璃建成的。底層是間展覽室，展示了有關詹∙孔諾雍八戒女的身平事跡。上層是一間放置了詹∙孔諾雍八戒女的金像。[286]
- 忉利天：是一處法勝大師曾做治療的地方。
- 法身英語學習中心：是一所為了弘揚佛教而學習英語的中心，擁有經驗豐富的國外教師授課。[287]
法身開放大學與寮房（僧眾居住的地方），也都在前期區里。
自1984年起，參與法身寺的大型法會者已超越了當時寺院本身的容納程度，且決定擴展其場所範圍，而建設了國際法身中心。這是一塊擁有2,000泰畝（3.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建築群的設計，是為了進行修行靜坐之用。而根據法身寺，其建築物的設計與採用的建築材料，都要能耐用長達1,000年。在這區域裏，也有幾棟重要的建築物。[282]
- 國際法身禪堂：這座於1997年建機庫式構造的多功能兩層建築物，用於集體靜坐修行之用、佛法開示、各種佛教法會、青年訓練課程和佛教會議。上層的設計能容納15萬人。底層基本用於停車，但若有需要，也能騰出額外15萬人的坐位空間。[279]
- 大法身舍利塔：被視為「通過個人的內在祥和，達至世界和平」的象徵。該設計參考了許多不同時期的古代窣堵坡，例如：桑吉、 婆羅浮屠、 阿努拉達普拉、仰光大金寺和蒲甘王國諸佛塔。大法身舍利塔擁有高32米、直徑108米的半球形穹頂。穹頂層為「佛」，圓頂下圍的內在梯層為「法」，花崗石塔外圍層被為「僧」。穹頂與內階梯塔外部分共安置了300,000尊自身佛像。[288][289] 依舊有傳統，每尊自身佛像都刻有供養者的名字。[290] 舍利塔內部存放着三藏經典、700,000尊自身佛像和一尊4.5米高以紋銀塑造的大佛像。[291][292][293] 安置於塔內中央的純銀佛像象徵了透過靜坐能解脫的可能性。舍利塔外階梯層可容納10,000位比丘安坐，舍利塔周圍的開放區可容納600,000人靜坐。大法身舍利塔於2000年正式開放。[294] 成為全世界佛教徒每年聚會和參與各大型法會的重要場所。[279][295][292]
- 大僧座寶牆：大僧座寶牆，是座擁有兩層樓的建築物，供給比丘、沙彌和來自世界各地在家人來此修行與祈禱。這座寶牆圍繞着大法身舍利塔而建。於2004年竣工，一層能容納300,000人（兩層總共能容納：600,000人）。
- 帕蒙坤帖牟尼祖師紀念堂：2003年完工，108米（354公尺）高圓形圓頂建築物。這是為了紀念偉大的北欖寺祖師而建。紀念堂內設有一間展覽廳，並安置一尊祖師金像。這建築物是向訪客與朝聖者們開放。
- 詹·孔諾雍老奶奶齋堂：此齋堂能容納6,000位比丘一起用餐。每天都有在家眾前來供養食物與飲料給予寺院裏常住的1，200位比丘與沙彌。[296]
- 巴利佛典學院：這所學院是向在家眾和僧眾教導各級別佛學與巴利文的地方。此學院建於1985年。[297]
- 60年深修禪堂：是深入研習法身法門之所。[298]
- 大寶優婆夷·詹·孔諾雍老奶奶百年大樓：始建於2017年，目前仍在建設中。它的作用是成為寺院中央管理的辦公大樓，也會在這裏進行一些訓練活動。[299] 這圓形的建築物象徵了修行上的成就。 此大樓具備閉路的水循環系統，運用了自密實混凝土[300]。現在，法身基金會也已遷入此建築物內。
除了這些外，在國際法身中心內，還建有更多的辦公建築物：醫療中心、沙彌的寮房、電腦中心、衛星電視頻道與無線電頻道的廣播中心。[301] 國際法身中心的建築佈局曾與瑪哈泰寺做比較，該佈局反映了其遵循宇宙次序和國家的觀念。[302]
法身寺想將國際法身中心區建設與發展成為一個全世界佛教徒聚會與朝聖之處，猶如：基督教徒的梵特崗和回教徒的麥加。[274][303]
另請參閱
- 法身法門體系的傳承
- 鎮壓修道院
註釋
引用
參考資料
補充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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