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稻埕
臺北市西側一個傳統地域的名稱,過去為淡水河貨運集散中心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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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臺灣話:大稻埕,白話字:Tōa-tiū-tiâⁿ,臺羅:Tuā-tiū-tiânn,日治時期標音:だいとうてい Daitōtei),雅稱稻江、稻津[註 1],是臺北市大同區西南部的一個傳統地域名稱,因具有大片曬稻穀的空地(稻埕[註 2])而得名。咸豐元年(1851年)泉州府同安縣人林藍田為躲避海盜洗劫,自雞籠(今基隆)遷至大稻埕經商並開設店鋪,開始大稻埕的商業活動。咸豐三年(1853年)三邑人與同安人為艋舺碼頭的泊船權利,發生頂下郊拚分類械鬥事件,下郊的同安人無力抵抗,於是帶着自身信仰的霞海城隍敗逃至大稻埕,大稻埕旁淡水河的碼頭交易逐漸興起。咸豐十年(1860年)淡水開港後,大稻埕成為臺北最繁華的物資集散中心,以茶葉與布料的貿易為主。大稻埕的茶葉貿易在洋行的帶領下,不僅市場擴大,更造就驚人的財富與繁榮。進入日治時期後日商抵制洋行勢力,轉而以日本與東南亞為主要市場。戰後大稻埕因淡水河淤淺逐漸失去河港功能,且臺產茶葉不敵錫蘭紅茶的競爭而逐漸沒落。之後臺北市區向東發展、人口大量外移,大稻埕成為臺北市外圍的老舊市區。
大稻埕原為平埔原住民巴賽族圭武卒社的所在地[1]:13[註 3],19世紀清朝咸豐年間漢人開始至此開發。因居民在此地設立公共的曝稻大埕,供稻米收成時曬穀,平時則為農產品交易場所,故以大稻埕為名[2]:39。大稻埕於17世紀、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劃屬諸羅縣。雍正元年(1723年)改隸新成立的彰化縣;五年(1727年)改隸新成立的淡水廳。光緒元年(1875年)設立臺北府[1]:15,改隸新成立的淡水縣;十一年(1885年)設立福建臺灣省[1]:15,臺北府位於其轄區內。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臺灣進入日治時期,大稻埕劃屬於臺北縣臺北市出張所;三十年(1897年)劃歸臺北辨務署;三十三年(1900年)士林辨務署併入臺北辨務署;三十四年(1901年)廢縣置廳,改隸臺北廳大加蚋堡;四十二年(1909年)改隸大稻埕區。大正九年(1920年)廢廳置州,改隸臺北州臺北市大稻埕;十一年(1922年)町名改正,在大稻埕原有範圍內分設九町[註 4],大稻埕轉為純粹地名,不再作為行政區名稱。1945年台灣由中華民國接管,大稻埕九町劃為臺北市延平區及建成區。1967年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1990年延平區與建成區併入大同區。[註 5]
清咸豐元年(1851年)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籍移民林藍田為躲避海盜,自雞籠(今基隆)移居大稻埕[1]:14,在中街(今台北市迪化街一段,民生西路與歸綏街口之間)以「林益順」為商號,開設三間閩南式建築的店鋪(今勝豐食品行與林五湖本館)[3]:56,是為大稻埕最早的商店。三年(1853年)艋舺同安人大舉遷入大稻埕,林益順商號的買賣也開始擴大,以輸出米、糖、茶與樟腦等商品為主[1]:139。九年(1859年)臺北霞海城隍廟在中街以南落成,街市延伸至城隍廟前,出現南街(今迪化街與永昌街至民生西路口之間)。因南邊多沼澤濕地,便轉而向北發展,出現中北街(今迪化街與歸綏街至涼州街口之間)、普願街(今迪化街與涼州街至迪化街312巷口之間)與杜厝街(今迪化街與迪化街312巷至民權西路口之間)[1]:113。大稻埕逐漸成為臺北重要的商業區。[2]:39
清代大稻埕地區的店屋多為單層樓的閩南式建築,建材以土埆壁與紅磚為主。為節省建材並符合商業集市的要求,排列成連棟式的商店街。採用兩屋坡構成的斜屋頂,並以紅瓦鋪面,且附帶騎樓,在潮濕多雨的氣候中方便雨水流動,並遮蔽強烈的陽光[1]:119。橫寬通常不寬,但縱深很長,第一進前廳充作店面,後方各進可作為囤貨、加工的空間,或分租給工人居住。在天花板與屋頂之間隔起半樓,做為儲放貨物的場所,並開有樓井方便吊送貨品[1]:140。店門多為左右對稱的一門二窗型式,中門上方有時開有小門,作為半樓吊送貨物使用,並可於防衛時攻擊盜匪[4]:75。使用長條木板相嵌而成的檻窗,白日可一塊塊拆卸,作為店面使用,至夜晚再拼裝起來,且附有活動式的平板貨架,可撐出擺置貨品。[1]:119
由於三邑人(泉州府晉江、惠安與南安縣籍移民,組成頂郊)是早期開拓艋舺(今台北市萬華)的主力[3]:55,自然佔據淡水河岸碼頭的精華區。同安縣籍移民(組成下郊)人數較少,且移民較晚,只能偏居於艋舺祖師廟東側的八甲莊(今柳州街)。同安人經營的商號若要使用碼頭運輸物資,則必然會受到三邑人的牽制,故雙方長期以來關係不睦。當時三邑人與同安人區之間,正好隔着安溪縣籍移民的居住區域(艋舺祖師廟一帶),南邊又有蓮花池(今萬華區老松國小附近)阻隔。三邑人雖然在人力與物力上佔盡優勢,但被沼澤所區隔,雙方始終僵持不下。最終,咸豐三年(1853年)艋舺發生頂下郊拚械鬥事件。三邑人獲得安溪同意,以祖師廟作為進攻路線,焚毀祖師廟後進攻八甲莊[1]:34、35。同安人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向北奔竄,先是奔往大龍峒,但不受當地同安人接納,且當時連下幾十天雨,無法砌土埆牆建屋,故再遷至大稻埕[註 6][1]:14。同安人在林佑藻的帶領下建立新市街,利用淡水河的航運之便對外貿易,商業日盛[2]:39。林與兄弟們成立「復振」、「復源」與「復興」三間店鋪(現僅存復振),同時成立下郊「金同順」。林親自至香港與廈門招商,自大稻埕起卸貨物,並請官府清除航路上的海盜[3]:56。後原先敵對的泉郊與北郊先後歸附,金同順和「金晉順」(泉郊)與「金萬利」(北郊)共同組成「金泉順」三郊,林任三郊總長[1]:132[2]:40[3]:57。此後,在台北盆地附近(尤其艋舺與新莊)每遇械鬥事件,便有不少人逃至大稻埕,在原有的同安人街市外圍建立聚落,使大稻埕呈現族群多元的特色,也促進了當地的發展。如咸豐六年(1856年)與九年(1859年)新莊發生兩次漳泉械鬥,大批漳州人便逃至大稻埕聚集。[2]:39、40
咸豐八年(1858年)清朝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清政府同英國與法國簽訂《中英天津條約》與《中法天津條約》,其中規定對英法兩國開放安平、鹿耳門、鹿港與淡水作為通商口岸[3]:57。十年(1860年)淡水港正式開埠,實際卸貨的口岸則包括艋舺與大稻埕,但因艋舺河道日漸淤積,加上當地居民排外[3]:57,大稻埕逐漸取代其北台灣商業中心的地位[2]:40[1]:14。英、美等國商人紛紛於六館街(今南京西路尾)成立洋行[3]:57[註 7][註 8],以大稻埕為中心,進行茶、糖與樟腦等物資的國際貿易,大稻埕從此被納入國際貿易體系。[1]:15
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約翰·陶德來台考察樟腦,見到茶葉產製的情形,便引進泉州府安溪縣的烏龍茶茶苗,並鼓勵北部茶農種植[1]:98,同時設立寶順洋行(Dodd & Co.)。陶德透過買辦貸款給茶農,再由茶商收購粗製後的茶葉,在廈門烘培精製後銷往澳門。陶德原於艋舺開設製茶廠,卻因當地居民排外,遂於八年(1869年)將寶順洋行遷至大稻埕。同年陶德載運 2000擔(約21萬斤)的烏龍茶,以台灣茶(Formosa Tea)的名稱銷往紐約,大受歡迎。至十一年(1872年)已有六家洋行在大稻埕從事茶葉的精製外銷。光緒元年(1875年)後大稻埕製茶業陸續有華商加入,並發展迅速,十二年(1886年)達到252家茶商的規模[1]:106,同年於艋舺設立茶釐總局,開始徵收茶釐。十三年(1887年)在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的主導下,成立「茶郊永和興」(今臺北市茶業公會)。當時茶郊訂有規約,以維持茶葉品質的穩定,並避免茶商做出摻粉等自壞品牌的行為。約內並訂有對茶工的保障事項,如染疾時要延醫救治;去世時要為之安葬等[1]:104。十七年(1891年)茶釐總局移至大稻埕。茶葉貿易迅速造就大稻埕驚人的財富,亦將異國風格的建築、宗教等文化帶入了大稻埕地區,同時也帶動大嵙崁溪(今大漢溪)上游如三峽與大溪等市鎮的興起[1]:106。
此時期大稻埕開始出現洋樓,洋樓仿自南洋的殖民地式建築,以兩層樓為主[1]:117,主要以紅磚與木材為建材[4]:72。屋頂上加蓋平直的女兒牆[1]:117,砌為封閉或鏤空的圖案,或嵌有標示店號的匾額。窗戶受洋樓的拱形迴廊影響,將拱圈與窗洞結合[1]:117,通常開有三個拱窗,有時設置拱廊[4]:72。簷間有細密的線腳。加有上釉的花瓶欄杆,以上綠釉為主,但也有上藍釉與白釉的型式,是臺灣地區洋樓的常見特色[1]:117。店面仍以一門兩窗為主[4]:72,同時加上中式的花鳥紋飾與匾額框[1]:117。目前洋樓式店屋與閩南式店屋一樣,經過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改建,多已消失。
光緒元年(1875年)設立臺北府,北台灣的政治中心遂由新竹移至臺北。八年(1882年)清法形勢緊張,臺北卻毫無防備,於是開始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興建臺北府城。十年(1884年)臺北府城竣工。十一年(1885年)清法議和,同時設立福建臺灣省,以臺北為省會,至此大稻埕、艋舺與臺北城合稱「三市街」[1]:15。今貴德街一帶曾是洋行與外僑居住的地區,當時板橋林家林維源與廈門商人李春生合組「建昌行號」,後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勸請林與李合資修建建昌街(今貴德街北段)與千秋街(今貴德街南段),街道兩旁興建訪洋樓店舖,出租給來台貿易的外商使用,且為防水患而將店屋地基特別加高[1]:96。林另捐資興建六館街(今南京西路西段),興建中西合璧式的街屋,供外商居住。[1]:102
光緒十三年(1887年)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由於商務與軍事考量[7] [8]:8,且為建造臺灣省城時便於運輸建材[7],上《擬興修臺灣鐵路摺》[8]:9,奏請清朝政府興建基隆至臺南的鐵路。5月20日成立全臺鐵路商務總局,並立即動工臺北至基隆段鐵路[8]:9[8]:8,是繼唐胥鐵路後清朝第二條官辦鐵路[9]:45,同時發行鐵路股票至南洋招募基金[10]:74。且於北門外設立臺北軍裝機器局(位於今臺灣總督府鐵道部一帶),為一座製造現代軍械的兵工廠,同時配合鐵路的修築,便於修理鐵路機車與鐵軌的器械,是臺灣近代工業的開端[1]:103。十七年(1891年)臺北至基隆段鐵路通車,設立台北火車碼頭(位於今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採用歐洲常見的棚式車站設計。此後外商逐漸由基隆進口,並由鐵路將商品運銷至臺灣各地。[1]:102、103
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臨時臺灣鐵道隊鑑於清朝所建的鐵路蜿蜒迂迴,將劉銘傳鐵路大幅改線[註 9][12]:150。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為能有效率的由淡水港運送物資,將劉銘傳鐵路基隆~臺北路段拆除,拆下的路軌用以鋪設臺北~淡水21.2km的鐵路線,命名為淡水線,於8月25日通車。三十五年(1902年)2月1日設立大稻埕車站,6月1日兼辦客運,三十六年(1903年)成為淡水線始發車站[10]:130,四十一年(1908年)遷至清代臺北車站舊址。大正四年(1915年)8月17日改大稻埕車站為貨運站[10]:130,客運業務由同日設立的北門車站(位於今鄭州路、延平北路一段口)接管,並成為始發車站,同時設立大正街車站(位於今長安西路、南京西路18巷口)[10]:130。十二年(1923年)3月6日北門車站廢止,始發車站又回歸臺北車站[10]:131。昭和十七年(1942年)大正街車站廢止,至1953年再度設立,改名長安車站,不久再度廢止。大稻埕正好與此兩站相近,逐漸使該處繁榮。
大稻埕進入日治時代後,日商全力抵斥洋行勢力,轉而以日本、東南亞為主要進出口市場。日治時代初期,大稻埕的茶葉貿易依然興盛,引進新式生產設備,並打出日東紅茶的名號,銷往美國與加拿大[1]:106,茶商李春生與陳天來等皆因此致富。李春生(1838~1924)原籍泉州府同安縣,起初於廈門怡記洋行擔任地區負責人,後移居大稻埕發展,任寶順洋行買辦。後李獨立經商,進口煤油,並籌畫北部茶葉出口,因而累積巨大的財富[1]:97。當時外商與本地住民常因語言與宗教的糾紛,時常引起衝突,李因精通外語被借重居中調和,常得到圓滿解決,更使得其聲望盛極一時[1]:99。此外,李亦是虔誠的基督徒,曾贊助大稻埕基督長老教會與臺北幸町教會(今濟南基督長老教會)等教堂的興建[1]:97。陳天來(1872~1939),臺灣府淡水廳人,初隨父經營木炭行,後開設「錦記茶行」(今陳天來故居),茶行建築典雅富麗,每有日本皇室成員來台,皆被當局視為臺灣的模範住宅,供皇族參觀[1]:97。昭和二年(1927年)陳任同業組合臺北茶商公會(今臺北市茶業公會)會長。五年(1930年)在陳的大力陳情下,總督府廢除製茶稅。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總督府提出市區改正計劃,將原聚落中的道路一一拓寬,開闢新市場、堤防,加上淡水線鐵路的興建[1]:84,大稻埕市街由此擴展至臺北圓環附近。同時因淡水河上游開墾伐木,破壞山區水土保持,加速下遊河道的淤積,加上河水時常氾濫,碼頭的功能逐漸減弱,同時鐵路的興建取代河運,貨品多改以由基隆輸出[1]:101。四十一年(1908年)4月20日縱貫鐵路通車後,大稻埕的南北貨、中藥、布匹批發業更加蓬勃發展。大正十五年(1926年)總督府開始推廣磯永吉育種成功的蓬萊米,計劃將臺灣建設為日本全國的米糧供應地,而大稻埕憑藉水運與鐵路運輸的方便,成為北部地區米的集散與交易中心。為控制米的流通,當局設立正米市場(位於今南京西路與甘谷街一帶)。昭和五年(1930年)後因日本國內米生產過剩與經濟大蕭條的影響,加上當局協助日商壟斷米市場,大稻埕米業從此快速沒落。[1]:104
日治時代中期正處於一戰結束後的時期,全球各地出現各種新興思想與文化藝術,日本國內開始實行大正民主。臺灣的知識份子受到新思潮的衝擊,在大稻埕發起臺灣新文化運動,後向全島各地擴散。大正三年(1914年)板垣退助同臺灣士紳林獻堂、蔡培火與蔡惠如於臺灣鐵道飯店成立臺灣同化會,旨在消除日本人與臺灣人間的差別待遇,四年(1915年)被強制解散。八年(1920年)林獻堂與蔡惠如同旅日留學生林呈祿、彭華英與吳三連等成立新民會,投入六三法撤廢運動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時發行《臺灣青年》作為機關刊物。九年(1921年)10月17日於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位於今義美食品延平門市一帶)的蔣渭水同林獻堂與楊吉臣於靜修女子學校(今靜修女中)禮堂創立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文化協會於千秋街(今貴德街南段)設置講堂(據說位於今大稻埕千秋街店屋),每周六舉辦有關民族主義的文化講座;設置方便民眾閱讀《台灣新民報》的讀報社;並開辦臺灣史、衛生與法律等主題的講習會。這些行動喚起臺灣民眾對於社會與政治方面的自覺,進而持續以思想言論進行非武裝抗日活動。昭和二年(1927年)7月10日蔣渭水與林獻堂同蔡培火等人創立臺灣民眾黨。後蔣自行成立臺灣工友總聯盟,反對蔡的思想主張,雙方遂告分裂。五年(1930年)林退黨,另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六年(1931年)臺灣民眾黨被勒令解散,同年蔣逝世並舉行大眾葬,臺灣新文化運動遂告中止。2006年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八十五週年,臺北市政府於臺北北警察署內成立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籌備處。
昭和九年(1934年)喜好古典音樂的廖水來於大稻埕開設波麗路西餐廳,店名取自法國作曲家莫里斯·拉威爾的同名圓舞曲。店內配備有高級的音響設備,且牆上掛有畫布供顧客即興創作。當時知名畫家郭雪湖、張萬傳與楊三郎等;作家張文環與呂赫若等皆是波麗路的常客,廖則充當畫家的經紀人與贊助人,使西餐廳成為台灣美術史上的重要場所。十年(1935年)陳天來與莊輝玉為配合臺灣博覽會的舉行,投資興建第一劇場。劇場以表演歌舞劇與話劇為主,營運後期也放映電影。戰後幾經歇業,原址於1990年改建為商業大樓。十四年(1939年)王井泉創辦山水亭,是一家以東坡刈包聞名的台菜餐廳。王是星光演劇研究社的活耀分子,十六年(1941年)更支持張文環等人創辦《臺灣文學》雜誌。當時張文環、呂泉生與黃得時等文人,與日本學者金關丈夫與池田敏雄等皆是山水亭的座上賓。戰後經濟蕭條,山水亭於1955年被迫歇業。
大正時期(1912~1926)樣式建築盛行,大稻埕出現仿巴洛克式店屋[4]:73,以紅磚與洗石子為建材[1]:118,並開始使用面磚,[4]:73。頂部具有以花草、動物或渦卷紋飾裝飾的山牆,中央嵌有姓氏、勳章飾、壁龕飾或仿日式家紋,兩側的收頭具有獎杯形、圓球形或燈形等形狀。窗前有時設有曲線凸出的花台,增添家居休閒的氣氛。與部分洋樓式店屋相同,嵌有可塑上店號的匾額框。有些花草紋飾採花圈與綵帶的造型,是受西方聖誕節裝飾的影響。門頂框架上設有托架,但此處僅有裝飾功能[1]:118。到1930年代後前現代主義建築興起,大稻埕許多店屋改建為現代主義型式。普遍使用鋼筋與混凝土,大量使用面磚,高度也多增至三層樓。立面裝飾簡潔但變化多樣,使用當時流行的幾何線條,且每一棟店屋皆有其獨特的形式。部份立面仍保有巴洛克式的山牆,但裝飾已大量簡化,門框托架也消失。
光緒十年(1884年)白扁於六館街開設「東薈芳」酒樓,規模僅能容納十餘桌客人。後先遷至稻新街(今甘谷街),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再遷至城隍廟後街(今延平北路二段),擴張為連棟式二層樓街屋,可容納百人宴會。供應支那菜(臺菜)與西餐,用餐時除藝旦彈唱之外,還有專屬樂隊伴奏。四十四年(1911年)因被清廷通緝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應林獻堂之邀而來臺訪問,雙方於東薈芳聚餐,梁於宴席上作有〈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薈芳樓,敬賦長句奉謝〉四首七律。大正二年(1913年)白因案繫獄長崎,東薈芳由股東吳江山經營,後白與吳失和,六年(1917年)吳退股籌資開設「江山樓」。九年(1920年)東薈芳接待近衛師團中將久邇宮邦彥王,並開始以「御料理」行銷。十二年(1923年)皇太子裕仁應臺灣總督田健治郎邀請赴臺巡視,由東薈芳與江山樓在臺灣總督官邸(今臺北賓館)合辦宴席,宴請當局要員與民間有力人士,其中廚師於一周前就開始隔離齋戒。十三年(1924年)東薈芳因不敵江山樓,由股東黃東茂出資,於日新町(今南京西路)興建「新東薈芳」。新東薈芳前進二層,後進三層,具有可容納700餘人的大宴會廳,以及50多人的小宴會廳,附有內設涼亭與噴水池的庭園。雖開業時業績一度超過江山樓,但不久因股東爭執、積欠房租,而於十五年(1926年)宣佈倒閉。原址由黃收回,昭和二年(1927年)改名「蓬萊閣」重新營業,聘請原春風得意樓股東林聚光擔任經理。後蓬萊閣經營權轉讓茶葉富商陳天來,戰後陳家轉售徐外科醫院,現址為賓王時尚旅店。
江山樓的創辦者吳江山本籍福建省泉州府,年輕時移居臺北開設船頭行,能精通多省方言。大正六年(1917年)耗資二十萬元,親自設計監工江山樓,落成時與臺灣總督府(今總統府)和兒玉、後藤紀念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並稱台北三大地標性建築,為江東春蓬之首[註 10]。江山樓佔地180坪,樓高四層,一樓為辦公室、廚房與作業場所,員工約50多名;二、三樓各有七間宴會廳[14]:101,共可容納500人[15]:63,彼此以木板門屏隔開,各間均懸掛有名流墨寶;四樓闢有特別接應室、歐式浴室與理髮室等,並設有展望台;屋頂庭園有可容納6、70人的大理石製圓桌椅。各層樓梯裝有美術玻璃鏡,桌椅為烏心石造,餐具用銀器、江西產瓷器與美人碗。十二年(1923年)皇太子裕仁巡視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在官邸設宴款待,江山樓負責置辦宴席。吳江山親自監督,吳添祐任主廚,宴會所需的120付銀製餐具,其中60付由江山樓提供,另60付由總督府自行購置。因圓滿達成任務,日後有日本皇室成員或重要貴賓來臺,總督府採買的飯菜都由江山樓提供。江山樓每日平均宴客約20桌,唯十年(1935年)臺灣博覽會時桌數曾達120桌[14]:102。1949年江山樓歇業[14]:101,並於1976年拆除建築,改建為玉暉大樓。[15]:63
春風得意樓由林聚光於大正三年(1914年)開設,原址在永和街(今民樂街民生西路以南段),五年(1916年)遷至太平橫街(今延平北路與延平北路60、61巷至民生西路口之間)。同年陸軍大將、軍事參議院參議官閑院宮載仁親王來臺訪問,並參訪臺灣勸業共進會,春風得意樓被總督府選為負責提供御饌,於總督官邸烹調料理。六年(1917年)林聚光再次被邀請至總督官邸,為北白川宮成久王夫婦提供夜膳。一戰後經濟蕭條,春風得意樓因資金不足而歇業,至七年(1918)年12月改組為有限公司再度開幕。九年(1920年)3月蔣渭水買入半數股權,大幅修繕並聘用閩南名廚,5月春風得意樓擴建北端兩座樓房,總面積120坪,可容納400餘人。蔣經常於春風得意樓邀請醫師、學生與社會運動人士至春風得意樓,探討針對於臺灣社會的興利除弊之方。九年(1920年)春風得意樓舉辦對於臺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的歡迎宴。十年(1921年)4月知名酒樓四德樓併入春風得意樓,10月臺灣文化協會成立,蔣任專任理事,11月舉辦演講會,謝於會上發表〈飛行之和平使命及其對文化之影響〉。十一年(1922年)2月林聚光退股,蔣買下全部股份。但後蔣專注於社會運動,無心經營春風得意樓,於8月倒閉。
在清治時期的郊商中曾有南北郊,是由往來臺灣各地港口的郊商所組成的公會組織,其所販售的商品則稱為南北貨,代表貨品批發與銷售的對象遍及臺灣各地,也指商品來源廣泛,無所不包。清代大稻埕的南北貨行,多自中國大陸買進貨品,種類則較為單一。日治時期後因日本輸入的商品獲得免稅待遇,南北貨行開始大量出現日本產的鹹魚與干貝等乾貨,且大型的南北貨業者多為日商所經營,使大稻埕成為當時臺灣最重要的南北貨集散地。戰後貨品的來源愈趨廣泛,種類也更加複雜。隨着兩岸政策逐漸開放,來自中國大陸的乾貨也逐漸增加。南北貨交易的旺季在春節、端午與中秋等季節,尤其是春節的「年貨大街」活動,更吸引大量辦年貨的人潮。
南北貨大多是農漁牧產品的乾貨,約略可分為海產、山產與瓜果點心類,近年則出現罐頭食品。海產類包含各種海洋生物的乾貨、真空包裝的魚類與製成丸或餃的冷凍食品,以從臺灣各漁港、澎湖、馬祖與日本進口為主;山產類包括山地出產的各類蔬果乾貨、沖泡飲用的飲料植物、五穀雜糧與食補性的中藥材等,多為臺灣本地所產,也有部分由香港、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進口;瓜果點心類有瓜子、蜜餞、糖果與零食等;罐頭類則有魚貝類、蔬菜、水果、酒類、飲料與調味料等,部分商家自行裝配禮盒,以符合顧客需要。
大稻埕地區所販售的藥材最初由南北貨業者兼帶而來,後因藥材種類繁多,需要專人判斷藥材品質的好壞,便與南北貨分開,另外由香港、上海、日本與韓國等地進口。因一個合格的藥材專家養成不易,造就中藥行「師傳徒,父傳子」的傳統,而許多學徒學成後,又再附近租屋開業,使中藥行逐漸聚集。日治時期已是藥材的主要批發地,但零售的藥行並不多。戰後經過長期發展,目前聚集一百多家中藥行,其中90%是批發商,成為臺灣最大的藥材批發中心。中藥行店面為吸引顧客上門,將果餅與補品放置於門邊,藥材禮盒與珍貴藥材陳列於玻璃櫃內,供顧客瀏覽,此外部分老式櫃臺上留有投錢孔,硬幣可直接投入。
中藥材主要取自自然界,主要可分為植物、動物與礦石類,而中藥行為管理與貯存的方便,會再分為常用藥材(放置於木製的抽屜內)、貴重藥材(放於櫃臺內側)與易變質的藥材(有甜味或怕受潮等,貯放在瓷瓶內)等。植物類包括根部(如蘆根)、莖部(如檀香)、外皮(如肉桂與苦楝皮)、葉片(如枇杷葉與紫蘇葉)、花朵(如菊花與玫瑰花)與果實種子(如枸杞與八角茴香),此外樹脂(如乳香)與菌類(如靈芝與冬蟲夏草)也屬於植物類藥材。動物類包括全體入藥(如蜈蚣與海馬)、部分入藥(如鹿茸與虎骨)、分泌物與排泄物(如麝香)與生、病理產物(如紫河車與牛黃)等。礦石類又稱金石類,除磁石與硃砂外,化石(如龍骨)與礦石加工品(如砒霜)也包含在內,另外因礦石藥材重量較重,通常放在木櫃底層。
日治時期資本雄厚的日本布商,將日本印花布大量輸入臺灣,逐漸取代臺灣本地染布業的市場。日商於南街設立進口布料的批發站,再批售予臺灣的中盤商,最後運銷各地零售,當時臺灣70%的布料批發商都集中於此地,成為全島最重要的布料批發市場[3]:59。戰後日商撤離,紡織業者開始自行設廠生產布料,以減少對進口布料的依賴。由於當局的鼓勵與廠商研製布料成功,大稻埕的紡織業快速成長,由原先的迪化街與南京西路交會處延伸至塔城街與貴德街,一度臺灣90%的中盤布料商都集中於此處,且多銷售臺灣自製的布料。大稻埕的紡織業亦造就許多知名臺灣企業家,如臺南幫吳修齊和吳尊賢兄弟、中和紡織葉山母與新光集團吳火獅等人[3]:58。近年民眾買布做衣的習慣被穿成衣取代,布商批發的對象也從零售商改為以成衣廠為主。
吳火獅(1919~1986),新竹廳樹林頭區人。早年家貧,昭和十一年(1936年)新竹第一公學校(今新竹國小)畢業後至大稻埕,於經營布料批發的平野商店擔任學徒[3]:59,夜間在稻江洋裁講習所(今稻江商職)進修。十四年(1939年)平野商店經理小川光定另開設小川商行,小川出資三萬日元,邀請吳擔任商行的家長(總經理),且言明若有餘利,吳可抽利10%,吳因而成為南街最年輕的家長[3]:59、60。太平洋戰爭時臺日交通中斷,紡織業一蹶不振,但吳善於籌劃備足貨品,小川商行盈利在同業中依然名列前茅。1945年,吳與洪萬傳和林登山等人創辦新光商行,以新竹與小川光定各取一字命名,經營布料、茶與糖的貿易。1952年,擴大為新光實業,因生產人造纖維而獲利可觀,並逐漸多角化經營,發展為現今之新光集團。
1977年臺北市政府所訂的都市計劃案中,迪化街將由原先5m的街道拓寬為20m,如果這個計劃如實進行,迪化街獨有的街屋建築與商業活動將完全消失。1988年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開始進行徵收,迪化街的建築立面將被全數拆除。當時媒體開始大量報導,樂山基金會也發起「我愛迪化街」簽名與參觀活動,引發社會大眾的矚目,因此暫時終止拓寬計劃。當局委託臺灣大學與中原大學的學者進行調查分析,研擬保存與開發的方案。
後臺北市政府擬定大稻埕特定專用區計劃,以容積轉移的方式,鼓勵迪化街兩側的店主,盡量保留其具有歷史意義的店屋,同時在春節期間舉行年貨大街的活動,以期創造觀光人潮。
大稻埕位於台北盆地西側,東側為雙連,南接萬華,西臨淡水河,東北與大龍峒相鄰,行政區劃屬於臺北市大同區延平次分區(包括大有、永樂、南芳、玉泉、延平、朝陽等里)。狹義的範圍為重慶北路一段以西,忠孝西路二段以北(延平北路一段至重慶北路一段以鄭州路為界),淡水河以東,民權西路以南的區域。廣義的範圍還包含重慶北路一段以東至淡水線、中山北路的地域。
臺灣清治、日治時期作為街庄、大字的大稻埕,北至民族西路與大龍峒街相接,東北隔雙連陂水道(錦西街65巷-歸綏街83巷-民生西路一帶)與牛埔相鄰,東至林森北路、長春路、中山北路與中庄子、三板橋接壤,南邊隔忠孝西路(臺北城北城牆一線)與臺北城內、艋舺鄰接。大致包含今日國順、景星、南芳、大有、延平、永樂、玉泉、朝陽、星明、建功、建泰、建明等里全境,光能、民安里北端以外大部分,國慶、民權里西南端區域,隆和、雙連、中山里西半部,以及光復、黎明里忠孝西路(臺北城北城牆)以北區域,橫跨今日大同、中山、中正3區[16]。
四百萬年前臺北地區的造山運動,在臺北盆地與林口台地交界處產生山子腳斷層(位置約由關渡延伸至樹林)[17]:116。六萬年前造山運動趨緩,中央的地層順着斷層向下滑動成為臺北盆地;西側地層相對抬高,形成林口台地,原新店溪河口消失,河水在新莊形成湖泊,或向北沿觀音山入海。[17]:22、23
臺北盆地出現後地勢突然降低,加強淡水河上游的侵蝕力量,河水不斷向源侵蝕切穿山谷,與大漢溪和基隆河連接,造成河川襲奪[17]:24。
一萬年前受全球暖化影響,冰山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海水由關渡一帶倒灌入臺北盆地,形成臺北湖,同時原先的河流仍不斷注入,使湖水呈半鹹水性[17]:27。此時臺北盆地內泥沙大量沉積,由下而上堆積出新莊層(由泥沙組成)、景美層(由礫石組成)與松山層(由泥沙組成)等地層[17]:124、125,直到五千年前海水退去,盆地內成為陸地與沼澤。[17]:28
商家、住宅公家機關
民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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