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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軍北伐，又稱國民政府北伐、中國國民黨北伐，是1926年至1928年間，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向北洋軍閥發動之內戰，因為國民革命軍戰場由南向北推進，故又簡稱「北伐」或「北伐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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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戰爭」重新導向至此。關於歷史上其他的北伐戰爭，請見「北伐」。| 國民革命軍北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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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閥割據時期、國民革命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一部分 | |||||||
 順時針從左至右：蔣中正視察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軍正在行軍；國民革命軍炮兵部隊使用滬造克式山炮炮擊北洋軍；民眾揮舞着國民黨與革命軍的旗幟；農民志願部隊加入戰鬥；國民革命軍士兵準備進行衝鋒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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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後）
提供支援及顧問：  蘇聯 |
 安國軍政府（1927—1928）
提供支援及顧問：  美國 英國 大日本帝國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蔣中正 何應欽 王柏齡 李宗仁 白崇禧 馮玉祥 閻錫山 毛澤東 朱德 周恩來 葉挺 加倫將軍（軍事顧問） 鮑羅廷（政治顧問）[1] |
 張作霖（遇刺） 張宗昌 吳佩孚 孫傳芳 | ||||||
| 兵力 | |||||||
| 約25萬 | 約80萬 | ||||||
1926年7月9日，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由蔣中正擔任總司令，起兵廣東，連奪長沙、武漢、南京、上海等地；進至華中，國民政府內部因對蘇聯與中國共產黨態度不同而分裂，北伐陷於停頓。寧漢復合後，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上，加入西北馮玉祥、山西閻錫山後，1928年6月攻克北京。奉系軍閥、安國軍總司令、安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張作霖從北京撤往東北，隨後因皇姑屯事件被炸死，其子張學良於同年底宣佈東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在北伐戰爭中，除了透過直屬的國民革命軍，也吸收中國各地反北洋勢力，成功將北洋軍閥及其掌控的北洋政府瓦解。北伐結束後，國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中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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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引發各地連串反清，是為辛亥革命，次年中華民國成立，南京的民國臨時政府與北京的清廷北洋軍領袖袁世凱達成南北議和，由袁世凱取代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換得滿清宣統帝遜位。為限制袁世凱，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政體。
1913年，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結束，代表南方革命勢力的國民黨取得議會多數。國民黨幹事長宋教仁在赴北京組閣途中，被暗殺於上海。國民黨斷言袁世凱是暗殺主謀，與其勢成水火，發動一系列戰爭反袁及其後的北洋政府。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25日蔡鍔、唐繼堯、李烈鈞等在昆明宣佈雲南獨立，發起護國運動。1916年貴州劉顯世、廣西陸榮廷響應，江蘇都督馮國璋、江西都督李純、浙江都督朱瑞、湖南都督湯薌銘、山東都督靳雲鵬等五大帥聯合逼宮，而且各國公使紛紛表示反對，3月袁世凱下令撤銷洪憲帝制，6月6日憂憤而卒，袁世凱逝世之後，北洋軍人各行其是，內部分裂，形成三股主要勢力：段祺瑞為首的皖系、曹錕為首的直系和張作霖為旁支的奉系。他們為控制北洋政府而多次混戰。
孫中山1919年將革命勢力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後來在蘇聯幫助下組建黃埔軍校，組織國民革命軍，並得到蘇聯派遣顧問及提供武器彈藥等援助[2]:36，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1920年，曹錕與段祺瑞爆發直皖戰爭。1922年，發生第一次直奉戰爭。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奉系張作霖擊敗直系吳佩孚。10月，馮玉祥發動甲子兵變，推翻直系大總統曹錕，驅逐廢帝溥儀，並電邀孫北上共商國事。孫抵達北京前，馮玉祥事先與張作霖商定，邀段祺瑞入北京任「臨時執政」攝行大總統，終止《臨時約法》和取消中華民國初年國會。[來源請求]12月4日，孫抵天津，受到盛大歡迎，因勞累並受風寒，身體感覺不適。12月31日，孫扶病至北京，發表《入京宣言》，及對歡迎民眾之書面談話。孫堅持召開民選的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段祺瑞卻主張召開軍政商學實力派組成的善後會議。
1925年1月1日，孫因病發住進協和醫院治療，1月20日以後，病勢嚴重，不能飲食，經西醫診斷為肝癌末期，救治無效。3月12日9時30分，孫中山逝世。
1925年2月1日，善後會議召開。同月，東征軍討伐陳炯明。7月，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在廣州改組為國民政府，為北伐戰爭準備條件[3]。至1926年初，廣東全省底定，李宗仁也統一廣西，並歸附國民政府，兩廣革命根據地統一，奠定基礎發動北伐戰爭[2]:36，同時加大收編南方各省降部，何應欽、譚延闓、程潛、吳鐵城、唐生智等中國近代著名人物，均於此時加入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直至1926年7月，國民政府共收編擴充國民革命軍至八個軍。
1925年10月，吳佩孚、孫傳芳指揮直系軍閥於長江流域爭奪北洋政府領導權，向張作霖的奉系軍閥發動反奉戰爭。1926年4月，國民軍撤出北京和天津，退往河北西北部及山西北部，駐守南口、多倫一帶；直軍、奉軍和晉軍組成聯盟進攻國民軍，雙方在南口一帶激戰，到8月國民軍不敵，退往綏遠、甘肅；吳佩孚親自率領主力部隊全力對付國民軍而無暇南顧，牽制北洋軍閥大量兵力，予北伐軍以可乘之機[2]:43。北洋各軍閥在長江流域實力削弱，無力顧及國民政府。
在國民政府北伐之前，當時中國政治和軍事形勢呈現多方格局，國民政府控制兩廣一帶。1926年奉系張作霖稱霸於北方，號稱兵力35萬[2]:36。張作霖掌控北洋政府，並轄有華北、東北等地。直系吳佩孚再起後，割據中原，兵力約20萬[2]:36。吳佩孚佔據湖南、湖北和河南三省以及河北、陝西部分地區，同時握有京漢鐵路。在東南方面，孫傳芳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兵力約22萬[2]:36。孫傳芳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控制蘇浙滬贛等地。三大集團形成鼎足之勢，其兵力雖遠超廣州國民政府，但彼此對立，未能團結一致；此外，國民軍傾向革命盤踞西北，而湖南軍閥唐生智又願意歸附，都有利於北伐[2]:36。閻錫山掌握山西。
孫中山一貫主張發動北伐戰爭以統一中國，在1917～1924先後組軍發動三次北伐（第一、二次護法運動和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皖奉粵聯軍）。但卻先後失敗於1918年的南北軍閥議和與七總裁制、1922年的六·一六事變及1924的廣州商團事變。[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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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蘇聯在遠東地區的最大威脅始終是日本，因此從中國各路勢力中尋找反日派系並大力扶持，是蘇聯外交的核心。在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各路軍閥中，奉系和皖系殘餘是親日派，直系軍閥與日本關係最差但其同時對蘇聯也頗為冷淡，政治傾向親英美。因此，此時蘇聯的扶植對象是北方的馮玉祥和南方的汪兆銘、蔣中正（國民黨內高層最反蘇的許崇智、胡漢民因廖仲愷被刺案已被迫下野），積極參與籌備國民政府北伐。1925年10月10日，江浙軍閥孫傳芳（直系）聯合皖、贛、蘇、閩組成五省聯軍起兵反奉，並邀同為直系軍閥吳佩孚出山，吳通電受14省擁戴就任討賊聯軍總司令起兵討伐奉系張作霖。這一事件使蘇聯對北伐態度逆轉，接替鮑羅廷擔任聯絡的季山嘉表示強烈反對北伐。蔣中正對蘇聯的態度變化大感意外，但他並不了解，季山嘉的態度實際上是莫斯科的意見。因為全力策劃反奉戰爭的莫斯科擔心廣州國民黨發動北伐，會使南方軍閥吳佩孚、孫傳芳腹背受敵，從而使反奉戰爭半途而廢，最嚴重時甚至可能逼迫直系奉系軍閥合流共同對抗北伐軍。因此，剛一聽說國民黨有北伐計劃，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就明確告訴其在中國的代表稱：「我們強烈譴責北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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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支持和積極配合在廣東的國民政府準備北伐[5][6]:256-257[7][8][9][10]。1926年2月，在北京，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會議提出出兵北伐推翻軍閥統治的主張[11]:41。1988年出版的《陳獨秀年譜》稱陳獨秀違反中共中央1926年2月北京特別會議支持北伐的決定，同年7月發文反對北伐[6]，1990年代起有學者對此提出反對意見，列出證據認為總的來說陳獨秀是贊成北伐的[8][9]。北伐正式開始之前，經中共廣東區委決定命葉挺籌建的以中國共產黨黨員為主為骨幹、實際上是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在1926年5月就已與軍閥吳佩孚部交戰；是年7月北伐正式開始之後，該部所向披靡，在湖北汀泗橋和賀勝橋兩次戰役中立下戰功，擊潰吳佩孚主力；在攻佔武昌城之役中再建戰功，致該部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被譽為「鐵軍」。[11]:41[12][13][14]
1926年5月，湖南省代理省長唐生智在省內鬥爭中兵敗退入湖南省南部，畏懼與他鬥爭失敗的趙恆惕和他的湖南軍閥親信們會推翻其統治，因此向廣州國民政府提出歸附[11]:41。在與廣州政府磋商同時，唐生智也開出條件，拒絕湖南系將領指揮的國民革命軍部隊支援，他主要擔心的是在湖南省內戰中兵敗被逐出的譚延闓（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與程潛（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會趁機回省威脅其地位，最後國民政府妥協，以廣西人為主的新桂系以及其核心戰力—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作為增援唐生智部隊。同月，第七軍下轄之第8旅（旅長鍾祖培）組成「北伐先遣隊」，第8旅下轄之第15團（旅長尹承綱）為第一批從廣西開拔進入湖南的北伐軍，由於雙方達成共識，國民革命軍從廣西省發兵進入湖南省相當順利[2]:37。至5月12日，第15團已抵達湖南衡陽市與唐生智部隊會師。
獲得北洋政府作為後援的湖南省軍閥部隊並未坐視其發展。北洋政府的主導者—直系軍閥吳佩孚在1926年4月已任命趙恆惕的親信部下，湖南軍閥葉開鑫為「討賊聯軍湘軍總司令」，並從它省軍閥中撥出萬餘部隊以「護湘軍」之名協助葉，率部進攻唐生智。在湖南省內與葉開鑫結盟的實力派軍閥，包括了湖南陸軍第一師（師長賀耀組）、湖南陸軍第二師（師長劉鉶）。在先遣隊與第八軍會師後，唐生智指揮反攻，並擊敗了護湘軍部隊—江西軍閥唐福山，使葉開鑫殲滅唐生智部隊的企圖受挫。至5月28日，第8旅已全軍進入湖南省。該旅隨後增援何鍵指揮的湖南陸軍第1師，在金蘭寺戰鬥擊退鄒鵬振與賀耀組的聯軍，使唐生智在湖南省最後的據點暫時解除危機。唐生智在6月2日正式接受廣州國民政府收編，其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唐生智本人出任北伐軍中路軍敵前總指揮。
隨着湖南省的戰線暫時穩定，6月初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北進湖南，增援第八軍。1926年6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迅速出師北伐案[11]:41。7月4日，在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陳述向北洋政府發動北伐的理由，其中提到：「統一政府不成立，則外禍益烈，內亂益甚，中國人民之困苦，亦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中國人民將無噍類矣。」
6月初，第八軍第1師朝湖南省東部湘鄉市出兵、第2師朝中部的湘潭市進軍、增援的第四軍與第8旅則朝東部的醴陵市發兵。由於吳佩孚支援的護湘軍戰意不強，而湖南省軍則戰力不足，在7月份先是賀耀祖投降，隨後第四軍在泗汾鎮與鐵河口再次擊敗以護湘軍。北伐軍在7月11日攻佔長沙，並持續朝湖南省北部推進。隨着北伐軍的推進順利，在湖南省西部盤據的貴州軍閥袁祖銘於8月接受了廣州國民政府的收編，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國民革命軍第十軍。
1926年7月9日，蔣中正就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11]:41。宣示北伐之目的是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尋求中國之統一和獨立自主[2]:37。 在蘇聯顧問幫助下，決定採取集中兵力行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首先殲滅吳佩孚軍，然後消滅孫傳芳軍，最後消滅張作霖軍[11]:41。初期策略是：「先打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2]:37國民政府以兩廣為基地，以主力進軍湖南[11]:41。北伐軍兵分三路：主力部隊從湖南持續北進湖北省；中路從廣東省北進江西省；東路駐守廣東省東部，伺機進入福建[2]:37。北伐初期反帝國主義運動，以英國為第一對象，日本初持靜觀態度，蔣亦曲意聯好[15]:576。北伐軍兵力約10萬人，由蔣中正擔任總司令[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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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眾大力支援下，北伐軍進展迅速[2]:37。1926年6月初，葉挺獨立團和第七軍第八旅分別在淥田（今湖南安仁北）和金蘭寺等地擊潰葉開鑫一部，雙方對峙於淥水、漣水一綫[11]:41。陳銘樞部與張發奎部分別由高州和瓊崖兩地開拔援湘。7月﹐北伐軍攻下長沙，貴州、四川等軍閥宣稱歸附[2]:37。7月上旬，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第十二師和葉挺獨立團及第七軍、第八軍分別在安仁、永豐（今湖南雙峰）地區集中後，分路並進[11]:41。第四軍克醴陵，第八軍三個師佔湘潭，另兩個師和第七軍一個旅攻寧鄉[11]:41。7月11日，國民革命軍進佔長沙，迫葉開鑫部退守汨羅江北岸。8月，北伐軍攻下湘北重鎮岳州，吳佩孚匆忙率兵南下增防[2]:37。8月12日，國民革命軍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直取武漢；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集結醴陵、攸縣，對江西警戒；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師為總預備隊，隨主力跟進[11]:41。8月19日，第四軍攻克平江，向通城進擊；第七軍佔領浯口，向羊樓司進發[11]:41。8月22日，第八軍攻克岳陽[11]:41。葉開鑫部萬餘人退據粵漢鐵路上的要隘汀四橋，吳佩孚急調一個混成旅和一個團馳援，企圖憑險固守[11]:41。8月26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六個團發起攻擊，激戰一晝夜，不克[11]:41。吳佩孚親臨督戰，下令「退卻者殺無赦」，雙方互有勝負，湖北汀泗橋幾度易手。8月27日，張發奎親督三十五團，和葉挺獨立團迂迴吳軍側後，突然猛攻，佔領汀泗橋。吳軍前後受攻擊，退守賀勝橋[11]:41。吳佩孚親率兩個師增援[11]:41。
8月30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七軍與吳軍展開激戰，第八軍首先攻入吳軍陣地，其他各部隨即擴大戰果，取得賀勝橋大捷。8月底，北伐軍攻下通下往武漢之險要門戶汀泗橋和賀勝橋，吳軍兵敗如山倒，從此一蹶不振[2]:37。吳軍退守武漢[11]:41。9月1日，第四軍、第七軍逼近武昌，9月3日、9月5日兩次攻城不克，遂封鎖圍困[11]:41。這時，漢陽守軍一個師起義，吳佩孚率一部退往河南信陽。第八軍9月6日進漢陽，9月7日佔漢口，主力乘勢進佔武勝關[11]:41。10月初，武昌守軍曾兩次突圍失敗。10月8日，守衛城南的吳俊卿第三師準備投誠，10月10日，他打開城門迎接北伐軍入城，[16]:238當日，葉挺獨立團首先攻佔蛇山，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昌，二萬多守軍全部被殲[2]:37-38[11]:41。生擒劉玉春、陳嘉謨，至此吳佩孚在武漢軍力被全部消滅[17]:12。北伐軍佔領兩湖，聲威大振[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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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初期，孫傳芳按兵不動，擬坐收漁利，到北伐軍攻下長沙，才派兵增援江西，同時令閩軍進犯廣東[2]:38。8月下旬，孫傳芳見吳軍瀕於崩潰，決定從江蘇、浙江、安徽調兵十萬，會同駐江西部隊兩萬餘人，向南潯鐵路沿線和江西湖北邊境集中，企圖截斷武昌至長沙鐵路，攻取湖南、湖北[11]:41。蔣於擊破吳佩孚後，決進取江西，兵力約五萬人[15]:550。北伐軍進抵武漢後，也調兵進攻江西，與孫軍發生激戰[2]:38。在江西南部，第二軍第五師和第五軍第四十六團協同獨立第一師攻佔贛縣（今贛州市）後，沿贛江北上。在江西西部，第三軍和第二軍主力出萍鄉，連克宜春、萬載、分宜，在新喻(今江西新余)與孫軍激戰後，分別向高安、樟樹（今樟樹市）進發。在江西西北部，第六軍和第一軍第一師先後攻佔修水、銅鼓、高安[11]:41。孫軍雖在兵力上佔有優勢，但指揮不統一，未能協力作戰[2]:38。9月19日第六軍第十九師乘勢攻佔南昌，遭孫軍反撲，加之增援的第一軍第一師又在牛行（今屬南昌市）戰敗，乃於9月24日退向奉新[11]:41。蔣加派援軍2萬人。
10月上旬，第二軍主力攻佔樟樹、豐城，第三軍殲滅孫軍一部於南昌西山萬壽宮地區；由湖北東南部進入江西西北的第七軍，在箬溪重創孫軍一個師後，攻佔德安，形成了圍攻南昌的態勢[11]:41。由於孫軍回師救援，國民革命軍各軍又未協同，德安得而復失，第六軍攻永修失利，第三軍在牛行、樂化受挫。這時，第二軍和第一軍第二師冒然第二次進攻南昌失利，被迫於10月13日撤退[11]:41。南昌又為孫軍奪回。國民革命軍吸取教訓，決心集中兵力先破南潯鐵路之敵，爾後再圖南昌，並調第四軍由湖北入江西[11]:41。10月20日，國民革命軍第十四軍在第二軍配合下攻克臨川（今撫州），截斷江西福建通路[11]:42。10月，蔣下命令進入福建部隊，攻破周蔭人主力後，調往江西參戰；先後攻克樟樹、豐城、建昌、德安、永修、撫州，孫傳芳乞和，蔣拒絕[17]:12。11月2日開始第三次進攻南昌。第七軍再克德安，第四軍攻佔馬回嶺，兩軍又在德安南面的九仙嶺擊潰孫軍兩個師，截斷南潯鐵路[11]:42。11月，攻克九江，南昌守軍負嵎頑抗，蔣親臨督戰攻克，孫傳芳在江西軍力被全部消滅[17]:12。永修、樂化等地孫軍潰逃，在滁槎附近被殲一萬五千人；11月8日，國民革命軍攻佔南昌，殲滅守軍萬餘人[11]:42。蔣通電各省促人民自決[17]:12。孫軍殘部敗退安徽南部及江蘇浙江一帶[11]:42。孫軍大潰，精銳盡喪，為北伐以來規模最大戰役[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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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傳芳軍駐福建的五省聯軍福建總司令周蔭人部四個軍三萬餘人，為策應江西作戰，進軍粵東，試圖將國民革命根據地連根拔除。然而消息於進軍前已透露[18]。
1926年9月，蔣命令潮汕部隊進攻福建[17]:12。10月上旬，攻佔廣東蕉嶺、鬆口、饒平等地[11]:41。由於周蔭人於直隸出生，對閩系來說是客軍而非地主，因此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決定主動出擊擊潰其主力，同時蔣中正也派遣李大超前至閩軍中收買分化[19]。10月中旬，何應欽整合廣東保安團與黃埔軍校在學生作為防禦主力，第一軍第三師譚曙卿則作為攻擊矛頭，於10月9日和第十四師主力進襲擊周部後方，佔領永定，然後回師鬆口；此時，周部第二軍兩個師在蕉嶺起義，並配合作戰，殲滅周部第三軍[11]:42。在福建方面，由於閩軍平日橫行霸道，民怨極深，各地民軍蠭起[2]:38。由於周部於福建之風評不佳，在永定戰鬥之役遭受國民革命軍與城內民眾的聯合夾擊崩潰，僅帶少數侍衛逃出。是日，第十四師馮軼裴則於擊潰閩軍劉雲峰旅。此役國民革命軍俘虜4,000人，繳獲4,000餘支槍械與十多門火炮。周部第四軍和第二軍殘部退往長汀[11]:42。北伐軍勢如破竹，閩軍望風而逃[2]:38。10月13日，第一軍於梅縣鬆口戰鬥擊潰劉俊、李寶珩旅，在不到一星期，周蔭人主力已損近半。受此影響，曹萬順與杜起雲兩旅於10月17日接受國民政府收編建議，倒戈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何應欽則升任為國民革命軍東路總指揮，揮軍福建。10月下旬，第十七軍由上杭沿汀江兩岸向北推進，在由江西入福建的第十四軍第二師配合下，相繼佔領龍溪、晉江、莆田、永泰，逼近閩侯[11]:42。
蔣令入閩部隊在攻破周蔭人主力後赴贛參戰，先後攻下樟樹、豐城、建昌、德安、永修、撫州。11月，先後攻下漳州、泉州，福建全境平定[17]:12。12月初，自江西東部入福建的第二軍第六師進佔建甌，切斷福建、浙江孫軍的聯繫[11]:42。駐福建海軍第一艦隊起義，於12月2日決定接受廣東國民政府改編。周部駐閩侯一個旅投誠，國民革命軍於12月9日佔領閩侯，周部退往浙江[11]:42。東路軍於12月間佔領福建全省，向浙江挺進。
孫傳芳連遭失敗，求援於奉軍。張作霖企圖乘機奪佔孫、吳的地盤，幾一部接防江蘇、安徽北部，一部入河南增援吳佩孚[11]:42。孫傳芳收集殘部八萬餘人，分佈在滬寧鐵路、滬杭鐵路沿線和安徽南部地區[11]:42。1927年初，國民革命軍為肅清長江下游之敵，分三路進軍[11]:42。中路軍（分江左軍和江右軍）分別由湖北、江西沿長江向安徽、江蘇推進，主攻南京；東路軍由福建、江西分路入浙江，進軍淞滬，助攻南京；西路軍由湖北入河南，鉗制北面之敵[11]:42。1月上旬，東路軍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在富陽遭孫軍一部反擊，退至衢縣（今衢州）[11]:42。1月27日，第一軍協同第二十六軍反擊，在龍游附近擊潰孫軍，2月上旬，進佔金華、蘭溪，繼而在桐廬和富陽擊敗孫軍，2月18日佔領杭縣（今杭州）[11]:42。2月底，國民革命軍佔領浙江全境。3月上旬，東路軍開始進攻淞滬，至3月20日，一部經太湖以西進佔武進（今常州），截斷滬寧鐵路，主力連克松江、吳縣（今蘇州），逼近上海[11]:42。3月21日，中國共產黨上海區委員會決定於當日把工人罷工轉入工人武裝暴動。計其武裝：手槍二百五十支、手榴彈二百枚。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激戰兩天一夜佔領上海後，東路軍才開進市區[11]:42。中路軍(第二軍、第六軍)的江左軍由湖北東部向懷寧（今安慶）挺進，孫軍陳調元、王普等部相繼起義，懷寧不戰而下。中路軍的江右軍從江西境沿長江南岸東進，相繼攻克蕪湖、當塗，3月23日佔領南京[11]:42。3月24日南京事件發生，造成英國2人，美、法、日、意各死1人。美國受傷3人，英、日各2人受傷。蔣拒絕孫傳芳求和。3月底基本消滅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軍隊[20]:472。
1927年2月在鮑羅廷控制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設武漢，議決削減蔣權力[2]:39。1927年3月10日至3月17日，在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後，其執監委暨候補委員80名中，中國共產黨員約居三分之一，親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暨其秘書，共產黨員亦佔一半以上，至此國民政府已由蘇聯顧問與中國共產黨勢力全權把持[21][22]。在北伐軍進攻上海時，中國共產黨策動工人起事，企圖奪取上海政權，引起商民疑慮[2]:39。
3月24日，發生南京事件，國民黨中右派勢力稱[23]中國共產黨策動部份國民革命軍針對英美日領事館及外國教堂、寺廟、學校、醫院、商店、住宅進行燒殺打劫等排外運動，造成2名英國人死亡、意大利、法國、日本和美國人各1人共6位僑民死亡。3月24日下午3時，孤立無援的美國領事請求了本來泊在長江守護租界的英、美軍艦向南京開砲，令中國軍民死了36-39人。南京事件後，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和意大利5國向國民政府提出抗議，國民政府只好道歉和賠償。儘管如此，國民政府在此事件以賠錢換來了和各列強關係正常化，並逐步獲得了國際承認。
鮑羅廷並在武漢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憑藉掌握中共與國民黨左派進而取得政治主導權，以所謂「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為理由，於1927年3月10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方案，隨即在蔣北伐途中剝奪蔣主席職務，降其為普通委員[24]。蔣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不接受該決議。
北伐戰爭節節勝利推進，嚴重威脅著着帝國主義[25]:1465；蔣決定「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清黨，把越軌的左傾幼稚分子鎮壓下去」[26]:467；先後在贛州、南昌、安慶、九江等地發動清黨，蔣即表示：不用武力或任何群眾暴動改變租界之地位[25]:1465。4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在上海召開緊急會議，指責中國國民黨內之中國共產黨員受共產國際指使，破壞國民革命，要求對「中共首要」採取緊急處理，清除黨內中國共產黨分子[2]:39。4月12日，蔣在上海發動清黨（或謂四一二政變），4月18日另立南京國民政府[11]:42。設「清黨委員會」，實行武力清黨，在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緝捕中國共產黨員[2]:39。鮑羅廷也秘密策動郭松齡將軍反對張作霖。中共土地改革路線為：「有土皆豪，凡紳必劣」。張蔣兩人1926年秋天就開始秘密接觸，兩人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作為代表，展開秘密會晤，達成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協議。4月6日，張作霖於北京搜查蘇聯大使館，逮捕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等，表明與國民革命軍皆反共，不必互相為敵[27]:233-237[28]:472-474。4月，汪精衛回國，秘密前往武漢，武漢國民政府迎汪復職，「四一二事變後」開除蔣中正黨籍，下令討伐；南京國民政府也調兵遣將，對武漢政府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史稱「寧漢分裂」[2]:39。武漢國民政府決定繼續北伐[11]:42。當時，入河南奉軍五個軍約十萬人，分佈在西平以北鐵路線及開封、鄭縣等地，企圖南犯[11]:42。國民革命軍由唐生智率三個縱隊五萬餘人，從駐馬店地區分路北進[11]:42。
1927年5月兵分三路渡江進攻徐州[17]:14。李宗仁率左路軍5月11日由蕪湖渡江，白崇禧率中路軍5月15日由南京渡江，何應欽率右路軍5月20日從鎮江和江陰渡江。[29]6月12日進駐徐州，本欲乘勝追擊，但6月下旬武漢國民政府的唐生智率軍東征南京，蔣介石從徐州調兵回防，結果8月6日在徐州戰鬥中敗於直魯軍，得而復失。[29]孫傳芳乘機率安國軍沿津浦鐵路南下，渡淮河，攻佔滁縣、寶應。8月26-27日，孫傳芳分由浦口、大河口、揚州三處渡江，反攻南京棲霞山。[29]8月31日，在決定性的龍潭戰鬥孫軍大敗，殘部二三萬人分乘小船或泅水渡江退回江北，南京自此平定。[29]
1927年5月中旬，第二縱隊殲滅奉軍七個團佔領西平、漯河；第一縱隊擊敗奉軍一部於上蔡，迫其一個旅投降[11]:42。奉軍約七萬人，企圖在臨潁決戰[11]:42。5月27日，第二縱隊發起進攻，受挫，第一縱隊馳援，奉軍傷亡逾萬，向北撤退[11]:42。5月28日，唐生智部佔領臨後，分別向鄭縣、開封挺進[11]:42。馮玉祥率部參加北伐戰爭後，進軍甘肅、陝西，轉師東進，5月27日攻克洛陽，6月1日與唐生智部會師鄭縣[11]:43。6月，克復鄭州、許昌[17]:14。6月7日，清江浦克復，孫傳芳通電下野[17]:14。6月2日，國民革命軍佔領開封，奉軍敗走河北、山東[11]:42。不久，吳佩孚率少數衛隊逃往四川[11]:43。7月，雲南易幟[17]:14。四川劉湘通電歸附國民政府[17]:14。
1927年8月13日，由於徐州戰鬥失利，南京國民政府蔣中正下野辭總司令職，8月19日寧漢復合。[2]:40。9月10日，國民革命軍在全椒打敗安國軍。安國軍一路北撤。1927年12月3日至12月1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預備會，會議最後一天恢復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2月11日，中共發動廣州暴動，失敗後汪精衛因通共嫌疑出國。
1928年1月4日，蔣介石進南京呈報正式復職[17]:15。此時北方馮玉祥和閻錫山均願意歸附[2]:40。蔣致電馮玉祥、閻錫山及各將領準備北伐[17]:15。2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並命統歸蔣指揮[17]:15。
1928年4月，蔣聯合馮玉祥、閻錫山及李宗仁共同討伐張作霖[2]:40。國民革命軍所向克捷，連續攻克郯城、台兒莊、鄆城、韓莊、臨城、棗莊[17]:15。第三軍團在魚臺失利，蔣電令各軍赴援。[17]:16張宗昌下總退卻令，惟孫傳芳糾集餘部，尚圖頑抗。[17]:16是月下旬，屢次攻克巨野、嘉祥，經西關攻克濟寧、滕縣、界河、魚臺、汶上、鄒縣、大名。[17]:16連續攻克寧陽、兗州、曲阜、金鄉。[17]:16連續攻克萊蕪、平陰、泰安、肥城。[17]:16張宗昌部敗退灤州，孫傳芳在北京宣佈下野，張、孫殘部向國民革命軍投降。
日本為干涉國軍北伐，藉口保護僑民，派軍登陸山東，進駐濟南，伺機尋釁[2]:40。日本於1928年4月19日決定再次出兵山東暗助軍閥張宗昌，4月21日駐天津的3個步兵中隊抵達濟南，4月25至27日，日軍又連續在青島登陸，沿膠濟鐵路運兵濟南市，到4月28日，駐濟日軍已達3,000餘人。日軍在鄰接濟南城的濟南商埠以緯四路為中心線，劃為東西兩個警備區，構築工事，收容日本僑民。1928年5月1日，攻克濟南，日軍出阻，造成五三慘案，國民政府外交特派員蔡公時遇害[17]:16[30]。國民革命軍當時在北軍仍掌握制空權下，由第一軍團劉峙指揮之顧祝同第九軍所轄之第三師，首先攻入濟南城內，各路會師完成任務，5月2日蔣總司令抵達濟南並要求日軍撤退，日軍應允並撤出工事。蔣嚴戒北伐軍勿予還擊，並嚴令入濟南部隊，於5月3日夜退出城郊，派員與日軍師團長福田商約束部隊，未得要領[17]:16。蔣同時命令濟南駐軍一律撤出，免生衝突。5月4日、5月5日，日軍仍繼續放槍發炮，並引張宗昌以飛機炸北伐軍司令部。蔣為完成北伐，忍辱負重，勿予計較，限令北伐軍星夜渡河，僅飭留李延年步兵團駐守[17]:16。不料5月3日上午賀耀祖部隊與日軍雙方發生衝突。5月6日，蔣移節黨家莊，繼續提兵北進，並籲召汪精衛、胡漢民回國，又切告奉系早日覺悟，日本阻礙北伐之陰謀，於是粉碎[17]:16。另從外交交涉，向日軍司令及日本外交部嚴重抗議，要日軍同時撤出濟南，請英美協助調停。北伐軍連續攻克平陰、禹城、石家莊、臨沂、德州、定縣、張家口[17]:16。蔣無視日本侵略者，與馮玉祥在濟南以南黨家莊車站會晤，繞過濟南繼續北伐。克復保定[17]:16。
1928年五三慘案發生後，5月9日，張作霖呼籲雙方南北雙方停戰，合力對抗日本侵略，在通電中表示「僉以國內苦戰，外侮趁虛而入」應「以侮釋嫌，合力抗外，必得世界之同情，對內更多符多年國民之要求」。他表示願意派人到南京召開善後會議，商討統一問題。[31]:377-3785月底，北伐軍包圍京、津地區[2]:40。6月3日晚，張作霖撤離北京，退出山海關外。張作霖坐火車抵達瀋陽附近皇姑屯車站（京奉鐵路和南滿鐵路交叉的三洞旱橋）時，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炸藥刺殺[2]:40。張作霖身負重傷，稍後死亡，為皇姑屯事件。6月8日，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商震部開入北京，[31]:382光復京、津，宣佈北伐結束，將北京改名北平[2]:41。兩週後，張作霖兒子張學良趕回瀋陽，繼任父職，東北局勢復趨穩定[2]:40；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三省易幟，全國出現形式上統一局面[2]:41。
國民革命部隊詳細資料請參考北伐部隊情況條目。北伐前全國兵額約140萬，北伐後增至230萬人，軍餉開支超過國家全部收入，所以亟需裁軍，以減少軍餉支出[2]:44，但因各路軍隊派系對裁軍的利益分配不均，導致日後發生中原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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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6日，北伐告成後，蔣介石率軍抵碧雲寺祭孫中山 -
- 中國共產黨認為：「國民革命軍指導員的英勇奮戰，廣大工農群眾的積極支援，才迅速發展並取得偉大勝利，基本消滅吳佩孚、孫傳芳的軍隊，沉重打擊北洋軍閥的統治。」[11]:43
- 包遵信認為，「北伐」只是孫中山《建國大綱》中所設想軍政、訓政和憲政三步驟中的「軍政」，是以武力掃除一切施行憲政之障礙，統一中國是孫中山希望在中國實現憲政第一步。
- 北伐及背後的共產國際勢力，引起當時一些中國名人的恐懼及厭惡，梁啟超、王國維等勉強接受辛亥革命但稱北伐「毫無道德」[32]，章太炎也將北伐視為「叛國行為」。
- 歷史作家諶旭彬認為，北洋時代乃是「泥坑」，所以國民黨推翻北洋政府，不是歷史倒退。北洋時期，中央政府被軍閥割據癱瘓，北伐實際上重建了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的財政已經破產，不得不仰賴借債度日，近三成的外債用於償還舊債。在關稅、鹽稅、厘金、鐵路、礦山、森林全部被抵押殆盡後，只有日本出於對華滲透之政治目的，願意提供「無擔保短期借款」，成為北洋時代中國最大的債權國。國民政府則重建了中央財政，致力於基礎建設，超過8成外債用於鐵路建設和棉麥事業，並有意識地抵制日本侵略。這都歸功於國民政府收回關稅主權、整頓鹽稅、改革厘稅、創設中央銀行、實施幣制改革……等一系列革新措施。[33]正如林語堂回顧說：「北京政權與南京政府相比，在國家財政管理上的差別是再大不過的了。北京政權經常拖欠其官員、教師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卻能投資成千上萬到公眾建築、廣播電台、碼頭、衛生檢疫船、體操房、體育館、公路和鐵路，單是科學研究一項，每月就要投資10萬美元。」[34]
1926年7月北伐軍出征時的序列：
-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
- 第一軍 (蔣介石黃埔嫡系)
- 第二軍 (譚延闓湘系)
- 第三軍 (滇系)
- 第四軍 (李濟深粵系)
- 第五軍 (李福林粵系)
- 第六軍 (程潛湘系)
- 第七軍 (新桂系)
- 第八軍 (唐生智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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