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南巡，又稱九二南巡，其講話中文媒體亦稱為「南方談話」（區別於1978年鄧小平視察東北期間的「北方談話」），是指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當時已經卸任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視以及講話，重申與改革開放相關的鄧小平理論，並期許廣東能按其「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發展經濟在20年內追上亞洲四小龍[1][2]。鄧小平九二南巡事件的影響極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1989年六四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的中國改革開放自九二南巡後重新提速[3][4][5][6]，而九二南巡還拯救了當時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7][8]。
此事最初為香港無線新聞從大陸民眾得知情況後，採訪深圳官方並將事件首次披露。事後《解放日報》與《深圳特區報》的未經中共中央審核的社論，支持鄧小平南巡。在《珠海特區報》對鄧小平南巡細節的試水式報導後，中共中央發文意圖統一媒體對鄧小平南巡的表述。《深圳特區報》撰寫的鄧小平南巡細節文章被《光明日報》未經批准轉載，得到鄧小平的支持和肯定，並要求中央媒體報導[1][9]。此後，鄧小平的「貓論」廣為流傳[10]，其它較為著名的鄧小平言論還包括「發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多干實事，少說空話，不要吹噓自己，尤其是報刊宣傳要謹慎」、「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等等[11][12][13][14][15]。另一方面，鄧小平南巡並未重啟因六四事件而停滯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未能消除濫權體制性腐敗和減小貧富差距[5][16][17]。
已故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裏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經在珠海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卻沒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會上鄧小平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18][19] 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再擁護一個改革開放派的新領導人[19]。有學者認為，迫於地方媒體壓力[20]，使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公開支持已無任何黨職和公職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2月24日《人民日報》也做出響應報導；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年3月初發佈相關的正式決定，使得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的挫折後，再次確立改革開放方向[21][22][23]。
歷史背景
中共中央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就是否繼續改革開放出現意見分歧。中共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因在六四事件中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而被迫下台；之後，由多名保守派中共元老推舉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新領導班子暫時只能謹慎前進。六四事件以及隨後的東歐共產主義各國解體，1991年8月蘇聯發生後來間接導致蘇聯解體的八一九事件，引發政府內部對蘇聯戈爾巴喬夫式的社會主義改革產生疑慮。1989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判定改革開放進展過快，開放政策受到質疑。[24][25]
在國際上被孤立，西方國家縮緊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並延長本國的中國留學生滯留期限[26]:10。「左」的勢力在「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旗號下，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27]。
江澤民上台後，與屬於保守派的國務院總理李鵬一同執行保守的經濟政策。在1990年1月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李鵬強調：「在治理整頓期間，一些改革措施要圍繞治理整頓來進行。」所謂的「治理整頓」，實際上拖慢了經濟改革的進程，並有重新轉向全面公有制、這有結束改革開放的苗頭。而鄧小平在3月對媒體說「特別要注意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確實保證這十年能夠再翻一番」。[28]
在經濟層面上，1990年11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准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就引發極大的爭議，同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成立。[29][30]建立證券交易所資本市場的股份制，在當時的政府政策下，加上因六四事件造成的西方各國政府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外商停止對當時尚不發達的中國的進一步投資，甚至抽逃資金。外貿出口下降，旅遊業萎縮，經濟下滑、市場疲軟、生產萎縮。政治方面，有人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雙重任務論」（階級鬥爭和全面建設），與原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背離[31]，在「姓資還是姓社」背景下，存在巨大政治風險，這些驚險的纏鬥直到鄧小平南巡後才順利發展。[32][33]
自1991年春天起，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在2月15日，也即當年的農曆正月初一起，使用筆名「皇甫平」，[34]以不完整的方式在65天內發佈三篇文章，內容核心為：「撫今憶昔，歷史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皇甫平」其實是《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周瑞金（1939年10月-）、《解放日報》評論部主任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研室處長施芝鴻（1951年7月-）組成的三人小組使用的筆名，上司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其幕後操縱者是鄧小平。對此，在京媒體《當代思潮》發表批評文章，強調分清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重要性。此後，《高校理論戰線》、《求是》、《光明日報》等紛紛發文批評「皇甫平」的理論。[35]
在「皇甫平」發文期間，朱鎔基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在其調任中央之初，有人暗喻其為某「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36]甚至《人民日報》社社長高狄，在1991年9月1日的社論中連寫兩句「要問姓社姓資」。[37]
巡前準備
1992年1月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出三人小組到了廣州，籌備鄧小平來南方的工作，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負責接待。三人小組均為軍中人士，其中一人是鄧小平辦公室的張寶忠。最初三人小組提出的巡視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陳開枝建議加入珠三角地區。經過七天時間的實地考察和安排，他們制訂了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廣州-上海的路線安排，上報後得以確定。[38]
原定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原深圳宣傳部長楊廣慧，在1月18日接到通知要等鄧小平到來。[39]
南巡經歷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鄧楠等乘坐專用列車從北京出發。[2]列車上沒有一個新聞記者，但有3個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影師。[38]
18日上午10點31分，列車到達武昌火車站，中共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湖北省省長郭樹言、中共湖北省委副書記兼中共武漢市委書記錢運錄特地迎接。鄧和數人就在月台上一邊來回走動一邊聊天，半小時後鄧小平上車。關廣富、郭樹言、錢運錄隨後在武昌火車站貴賓廳，由錢運錄作筆錄將談話內容記下。[2]他的講話歸納為4點，一：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救中國，胡耀邦、趙紫陽在經濟工作上的成績應該肯定。二：發展才是硬道理，不要爭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三：經濟發展要保持一定速度。四：左的思想影響惡劣，誰不改革誰下台。最後鄧小平要求將自己的話原汁原味地轉告給北京當局。[40]
18日下午4時，列車到達長沙火車站，停留10分鐘。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上前迎接，並在月台上對鄧小平簡單報告了長沙年內的情況。[2]
1月19日上午9時，列車抵達深圳火車站。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謝非、中共深圳市委書記李灝、深圳市長鄭良玉等人迎接。在賓館休息一會後，當天鄧小平在鄧楠與領導們一同參觀深圳。第二天鄧小平在省、市負責人的陪同下，到深圳國貿大廈參觀。[2][41]當其下樓到達一樓大堂的時候，受到人們的鼓掌歡呼。鄧辦主任王瑞林特地囑咐警衛人員，在鄧小平出現在公開場合時，儘量讓鄧小平與民眾見面。[2][9]隨後，鄧小平參觀先科激光公司。[2][42]
20日中午，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外宣處處長、深圳市政府新聞發言人黃新華接到香港無線新聞的諮詢電話，稱接報鄧小平在深圳的消息，希望予以證實。黃新華請示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松營後，答覆：「深圳經濟特區是鄧小平同志親自倡導建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經常來深圳走走看看，視察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當天中午1時，無線新聞報導時放出此錄音。[9]此時，對鄧小平到達深圳的活動及目的，受中共中央管制的媒體無一家報導此事。這部分是由於1989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後，鄧小平辭去一切黨和國家領導職務，完全退休，並自己提出要求對自己的活動不再作公開宣傳報道。港澳和海外媒體對此事傳開，這在社會上引發謠言稱鄧小平在南方批評北京。時任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吳松營，向李灝和市委副書記厲有為提議發佈消息平息謠言。李灝和厲有為向王瑞林匯報時提出建議，王瑞林稱李可以親自詢問。李灝向鄧小平諮詢，鄧以「不破這個例」回應。[9]
21日，鄧小平來到華僑城，參觀中國民俗文化村和錦繡中華微縮景區。次日上午，鄧小平到仙湖植物園遊覽，並植樹。[2][43]下午3點，鄧小平在迎賓館與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市紀委的負責人會面合影后，鼓勵他們「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23日上午9點，鄧小平在謝非等人陪同下乘坐海關902號緝私船到珠海特區。[2]
在23日去珠海的途中，謝非向鄧小平簡單介紹了廣東目前的情況，鄧對廣東的成績作出肯定，稱「廣東在改革開放中起了龍頭作用，今後還要繼續發揮龍頭作用。廣東要上幾個台階，爭取用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到達珠海後，鄧立刻參觀珠海市容。[2]次日，鄧小平參觀珠海經濟特區生化製藥廠。25日參觀亞洲仿真控制系統工程有限公司，並再次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隨後他到達拱北地區的粵海大廈參觀，並受到群眾歡迎。在該處，鄧提出「誰反對改革，就讓誰睡覺去好了。」[44]27日，鄧小平參觀江海電子公司。29日下午離開珠海，經中山、順德等地至廣州。[2]
鄧小平在珠海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劉華清和軍委秘書長楊白冰，繞過軍委主席江澤民。會上鄧小平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新領導人。[45][19]
29日下午途經順德時，鄧參觀了珠江冰箱廠，佛山市委書記葉谷、佛山市委副書記歐廣源、順德縣委書記何敏和、順德縣長陳用志、副縣長馮潤勝等人陪同。[2]
29日下午5時40分，鄧乘坐的汽車到達廣州東站，他在站台上簡單會見了廣東省和廣州的負責人，然後乘坐專用列車從京廣線轉浙贛線至上海。[2]
30日下午3點，鄧小平乘坐的專列行走浙贛線至上海時，經過鷹潭站逗留半小時。鄧在半小時內月台上與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省長吳官正了解情況，並表達其對江西的關注。[2]
1月31日，鄧小平到達上海。2月3日晚農曆除夕夜，鄧小平出席上海的迎猴年新春晚會。[2]
1992年2月4日（農曆初一）上海《解放日報》發佈了一篇署名為「皇甫平」的社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要講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懷》，[46]文中針對鄧小平的「南方重要講話」評論，後被視作對南巡講話的部分主要內容的概述。[47]
2月7日，鄧參觀南浦大橋工地。2月8日，鄧小平在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市長黃菊陪同下夜遊浦江，在船上對年輕幹部任用發表意見。2月10日鄧與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參觀中外合資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2]
2月12日，鄧小平參觀閔行開發區與馬橋鎮旗忠村。2月18日元宵節，鄧參觀南京路的中百一店，為孫子購買鉛筆和橡皮，再次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2]
2月20日下午3時，鄧小平專列從上海返回北京途中在南京火車站停留。在停留的半個小時內，鄧與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沈達人、江蘇省長陳煥友在月台上走動交談，了解情況。
2月20日下午5時55分，專列經過安徽省蚌埠市火車站。鄧在月台上停留約十分鐘，向蚌埠市負責人了解華東水災的災情及蚌埠近年的情況。[2]
著名言論
鄧小平在南巡期間的發表了諸多廣為流傳的言論，並提出了「三個有利於」、「不爭論」等觀點[48][49]。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談話，被認為是繼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影響深遠[50][51][52]。以下列出部分較為知名的南巡言論[11]。
- 據官方報道，1992年1月18日，南巡的第一天，鄧小平在武漢漢口火車站，曾對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關廣富提到，「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不能動搖！要管一百年，對，一百年不動搖。」[53][54] 此後不久，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深圳蛇口工業大道，豎立起了繼「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之後的第二塊標語牌：「空談誤國，實幹興邦」[53][54]。
- 「多干實事，少說空話。現在國際大家庭都很重視中國，但我們不要誇獎自己，吹噓自己，尤其是報刊宣傳要謹慎一些。有一點成績不要到處張揚，早嘞。」[12][55]
- 貓論：「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此觀點並非在南巡時期才提出（最早出現在1962年），但從南巡開始在民間廣泛流傳。[10][56]
- 不爭論：「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57]:374
- 「誰不改革，誰就下台。」[18][19][58][59]
- 「發展才是硬道理。」[57]:377
- 「『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1][14][57]:375
-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57]:372
- 「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1][60]
- 「要發達起來，窮了幾千年，是時候了，不能等了。」[61]
- 「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11][62]
- 「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一點，我講過幾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57]:370-371
- 「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7]:372
-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57]:373
- 「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57]:375
- 「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亞洲「四小龍」），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57]:378
- 「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57]:380
各界反應
鄧小平的南巡與演講使中國重新步入改革開放的軌道[63]。
1992年2月12日鄧小平尚在上海期間，中共深圳市委建立「學習宣傳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寫作組」，深圳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楊廣慧為負責官員，《深圳特區報》副總編王初文為組長；成員包括《深圳特區報》的陳錫添、錢漢江，深圳市委辦公廳的於德江、深圳市委宣傳部理論處的劉明如等人。小組成員在深圳迎賓館桂園別墅進行封閉式寫作，楊廣慧白天在宣傳部上班、晚上到小組成員工作處指導。小組從2月20日至3月6日連續在《深圳特區報》以「本報編輯部」名義發表八篇評論：《扭住中心不放》、《要搞快一點》、《要敢闖》、《多干實事》、《兩隻手都要硬》、《共產黨能消滅腐敗》、《穩定是個大前提》、《我們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後又被稱之為「猴年八評」。[9][39][64]
2月18日，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松營通過市委宣傳部新聞處找到香港《文匯報》駐深圳記者站站長林以棟，稱《深圳特區報》將要根據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發表系列評論文章，詢問是否需要轉載並得到正面回應。[65]後來香港《大公報》也主動聯繫要求轉載，日本共同社、英國BBC、新加坡《聯合早報》等通過各種關係索要《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評論」的傳真稿。[66]
其後不久，國內的《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人民日報》開始有選擇地轉載《深圳特區報》猴年新春評論的部分文章。3月3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的辦公室直接致電深圳特區報社，要求將《深圳特區報》已經發表的「猴年新春評論」傳真給他，供下午開會使用；《深圳特區報》將已發表的四篇、以及第五篇未經校正的樣文傳真給他。[9][66]
2月21日，《珠海特區報》頭版發文《巨大的鼓舞，親切的關懷——小平同志視察珠海經濟特區》為題，[67]描述其珠海段的經過，印有鄧小平視察珠海的大幅照片，並有千字通訊《鄧伯伯，您好！》。這是境內對鄧小平南巡具體活動的最早報道。《珠海特區報》為此受到上級政府批評，指其未經許可發表此類文章。[9]
2月28日，中共中央當年的2號文件下達，指示媒體對鄧小平一行的發文格式。3月26日，一萬多字的《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一文在《深圳特區報》發表，描述鄧小平在深圳視察的細節；[68]3月30日，《光明日報》未經上級批准轉載此文並受到批評，鄧小平在讀報時看到此文，鄧小平辦公室要求新華社發通稿。3月30日上午11點，深圳電視台接到中國中央電視台通知，要求調用鄧小平在深圳的電視資料；當晚，新華社全文轉載《東方風來滿眼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後配上鄧小平的深圳視察片段全文播放。3月31日，《人民日報》以及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當天發佈的報紙都在頭版轉載這篇報道。[9]
4月1日，即將到日本訪問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會見日本駐華記者時，被問及對《東方風來滿眼春》一文的評價答：「現在發表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的報道，可以使全國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談話精神，以便全面地貫徹落實。」這是中共中央領導人首次對鄧小平南巡的公開回應。[9]
在中共十四大會議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基本路線」（即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被寫進中共黨章，中共還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69]
哈佛大學的傅高義教授認為：鄧小平南巡是北京強有力的領導人在試圖達到其他一些領導人並不贊同的目標上，會獲得特定區域的更有力的支持。[70]同屬哈佛大學的政治系教授裴宜理在《亞洲調查》發表年度觀察論文《中國1992》，認為「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這年一開始，鄧小平對深圳經濟特區進行公開視察。鄧小平在這次視察中宣佈繼續深化改革開放……這一年的發展尤其是十四大的召開證實了這種預測。」[71]
學者趙穗生認為，鄧小平南巡在初期被江澤民主導的北京和國家媒體所忽略；上海的《解放日報》發表了數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支持並宣揚鄧小平南巡的重要性及意義，才再次確認改革開放的路線，並證明當時鄧小平仍是中國當時最有權力的政治人物。[72]
學者黃朝翰認為，「南方談話」以後中國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率導致經濟過熱、收入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等，而且流入的巨額外資中相當一部分進入了大城市的投機性房地產市場。但是他認為，南方談話的積極作用遠遠超過其消極影響；如果沒有南方談話，「今天的中國人不會達到比較舒適的生活水平，亦即鄧小平所說的『小康』」。[73][74]
相關文藝作品
- 歌曲
- 《春天的故事》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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