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字仲甫，號實庵，1914年始用筆名獨秀[3]，安徽省安慶府懷寧縣人，中國近現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1915年，他創辦了《新青年》雜志，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開創人和領袖之一。1920年起，他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及初期領袖，但於1927年因中國國民黨清黨，中共遭到重大打擊，被共產國際認為負領導責任而被迫辭職[4]，1929年因中東路事件中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以托洛茨基主義立場批評中共，被中共開除黨籍[5][6]。後成爲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早期領袖之一，對史太林主義進行了批判，1931年建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1932年被國民黨政府判處「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1937年因抗日戰爭爆發提前出獄，後脫離托派組織[7]，並開始反思蘇聯模式的缺陷，進一步批判史太林的極權主義[8]，1942年在四川江津去世。
| 陳獨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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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第1屆中央局書記 | |
| 任期 1921年7月31日—1922年7月23日 | |
| 中國共產黨第2、3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 |
| 任期 1922年7月23日—1925年1月11日 | |
| 中國共產黨第4、5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 |
| 任期 1925年1月11日—1927年8月7日 | |
| 繼任 | 向忠發 |
| 中國共產黨第1屆左派反對派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 |
| 任期 1931年5月1日—1935年1月 |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79年10月9日（光緒五年八月廿四） 大清安徽省安慶府懷寧縣十里舖（今屬安慶市大觀區） |
| 逝世 | 1942年5月27日（62歲） 中國四川省江津縣 |
| 國籍 | 中華民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中國國民黨（1923年—1927年）無產者社（1929年—1931年）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1931年—1935年）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1935年—1942年[1]） |
| 配偶 | 第一任妻子：高曉嵐（高大眾） 第二任妻子：高君曼（高小眾） 第三任妻子：潘蘭珍 |
| 兒女 | 長子陳延年、長女陳玉瑩（陳筱秀）、次子陳喬年、三子陳光美、四子陳松年、幼女陳子美、幼子陳鶴年、養女潘鳳仙[2] |
| 學歷 | 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日語） 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 早稻田大學日語科 早稻田大學法政科 |
陳獨秀一生經歷複雜，對他的評價也複雜，而且隨時間變化。關於新文化運動，他自稱「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9]，毛澤東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10]。關於政治，1945年中國共產黨雖說評價他「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1927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以至於...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10][11]，近年來有學者認爲陳獨秀不應爲中共所謂「機會主義」的問題負責[12]。1932年國民黨政府判處他犯了「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1940年代，胡適稱他爲「終身的反對派」，「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13][14]。
名字
陳獨秀字仲甫，家譜名慶同，科舉名乾生，留學日本時名由己，辦《安徽俗話報》時名三愛，辛亥革命後始名陳獨秀，辦《每周評論》時名隻眼，號實庵，其他別名、筆名有40幾個[15]。
生平
清光緒五年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陳獨秀出生於當年的安徽省省會安慶府城內（屬於懷寧縣），家譜名慶同。2歲時，他的父親陳衍中因疫情蔓延而病卒於蘇州懷寧會館，先後由祖父陳章旭以及長兄陳慶元撫養成人，在家中學習《四書》、《五經》。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7歲的陳獨秀通過院試成為秀才，科舉名乾生，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貢院參加鄉試落榜，未能考中舉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書院[16]，學習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辦婚姻，與高曉嵐完婚後，前往南京再次參加鄉試，仍然沒考上。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陳獨秀前往東北的嗣父陳昔凡的住處。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年底，義和團在山東起事，於是陳獨秀回到安慶。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0月），陳獨秀自費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日語專業學習。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3月），回國，組織青年勵志社。9月，陳獨秀再次赴日，讀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陳獨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3月31日）晚上，陳獨秀、張繼、鄒容3人強行剪去湖北陸軍學生監督姚昱的辮子，姚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蔡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張、鄒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強行遣送回國[17]。
陳獨秀回到安慶後，1903年5月17日在藏書樓組織抗議清廷與沙俄准備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集會，發表拒俄演說抨擊時政。王國楨、潘縉華、潘旋華、葛光廷等人也在會演說，抗議沙俄侵佔東北。時有安徽高等學堂、武備學堂等300餘人出席大會，會上決定成立安徽愛國會，創辦《愛國新報》[18]。
陳獨秀等人的活動引起當局不滿，兩校學生被迫令退學，清廷並下令通緝。兩江總督端方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稱︰「皖省之『勵志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佈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台、陳仲甫一體緝獲。」[19]。韓大武的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的朋友，得到端方電令後，連夜把消息透露給陳獨秀。陳等人得到消息後逃往上海。至上海後，又和章士釗、謝曉石、張繼等人出版《國民日日報》，社址設在新閘新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國民日日報。此後，他回到安慶。
1904年3月31日，陳獨秀和房秩五、吳守一創辦白話文《安徽俗話報》，「讓安徽人通達時事，長點見識」。他擔任所有編輯和發行工作。報紙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發行量從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為最受歡迎的白話文報紙之一。這份報紙從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頁，大約15000字。自第16版以後，該報又增加了16個話題，包括軍事、中國哲學、衛生學、天文學等。這些增加的話題幾乎都是他自己所寫，他使用三愛這個筆名，至少發表了50篇文章。
1905年2月，將安徽旅湘公學遷到蕪湖，改名安徽公學。8月，結束了《安徽俗話報》的工作，投入辦學工作。夏，走訪各縣串連革命黨人，在蕪湖發起成立反清組織「岳王會」並任總會會長。秋，執教蕪湖皖江中學。1906年4月，創辦徽州初級示範學堂。
1907年春，因兩江總督端方發出通緝令，陳獨秀第三次留學日本，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學習，後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國等西歐文化。
1909年9、10月間，陳獨秀從早稻田大學肄業回國，在杭州浙江陸軍小學任國文史地教習。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陳獨秀應安徽軍政府都督孫毓筠邀請，回鄉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和安徽高等學堂教務主任。
1913年，陳獨秀追隨柏文蔚參加反袁世凱「二次革命」，在蕪湖一度遭龔振鵬逮捕，後獲釋。
1914年春，反袁運動失敗後，陳獨秀再度赴日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擔任助編。第一次使用筆名「獨秀」發表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開宗明義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成立國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愛國心也要有自覺心，「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如果是一個人民在其中沒有權利，無幸福可言的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輿論譁然，不少人指責其不愛國。
1915年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裏21號。9月15日創辦月刊青年雜誌，副題法文La Jeunesse，自任總編輯和主要撰稿人，由群益書社發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一般統稱為《新青年》。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青年雜誌》創刊號並無發刊詞，但在「通信」欄目中，回答讀者來信中講：「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20]，這常常被當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宣揚六種青年該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21]，後來進一步提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22]，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口號。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經由湯爾和介紹，即聘任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23]。陳獨秀和《新青年》雜志在這裏如魚得水。《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進一步擴大到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魯迅、周作人、李大釗。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也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新青年》雜志的宗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但陳獨秀一直對政治非常關注，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和李大釗合辦政治性更強的《每周評論》雜誌。
新文化運動包括很多方面，陳獨秀特別積極參與的包括：提倡白話、反對孔教、提倡新型家庭倫理、介紹西方社會和政治理念、評論時事等。
新文化運動得到很多支持，也帶來很多批評，北大內部的保守派成立「國故」社，外面的批評者包括林紓、學衡派、研究係等，政府也施加壓力。
1919年3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召開學長及「教授會」主任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以後「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這是蔡元培已經設想構思了半年以上的一個改革。一個目的是「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促進學科交流[24]。另一個目的是將學長任命制改爲教務長選舉制，由各系的「教授會」主任選舉產生，推動「合議制」民主治校，這更是蔡元培進入北大就一直努力的目標[25]。文科學長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將卸任學長，僅擔任教授一職，除非被推選為教務長。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正常發展，得到兩位學長及教授會的共同支持，但後來卻捲入很多無關的爭議與流言之中。
陳獨秀一直受到很多的批評和爭議。他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反對孔教、提倡白話，一直受到很多批評，有壓力排擠他和胡適等人，包括來自政府的壓力。對於陳獨秀個人，還有一個謠言是關於他嫖娼的事。嫖娼在當時社會屢見不鮮，蔡元培就任校長之前，北大有「探艷團」之惡名，蔡元培在北大組織「進德會」，提倡戒賭戒嫖等[26]。
儘管有這些壓力，蔡元培一直頂住這些壓力。1919年3月8日，保守派林紓在《公言報》發表致蔡元培書，批評北大反孔和提倡白話，《公言報》也發社論支持，點名批評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蔡元培於21日回信，為思想自由辯護。雖然批評文章沒有提到私德問題，蔡元培也用了幾句話對此進行解釋，他說：「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除了批評以外，還流傳出陳獨秀等人被驅逐的謠言，蔡元培等人堅決闢謠。林紓的學生張厚載自1919年2月底，在《神州日報》散佈消息，稱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半農四人因思想激進受政府幹涉，被驅逐出校，陳獨秀已經逃至天津。3月10日起，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相繼公開登報闢謠。3月19日，蔡元培在《神州日報》上澄清：「陳獨秀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場），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陳學長贊成不設學長之議，純粹為校務進行起見」。3月11日張厚載登報道歉，3月31日，張厚載被開除出北大。
但在做了這麼多澄清與抵制以後，蔡元培又確實部分地向壓力低頭了。3月26日，蔡元培與沈尹默、湯爾和等人開會。此時有流言說陳獨秀嫖妓鬧出風波，因爲爭風吃醋挖傷某妓下體泄憤[27]。沈、湯二人是當年推薦陳獨秀之人，但此時都「力言其私德太壞」，「如何可作師表」。蔡元培同意提前實施改制。4月8日，北大召開「教授會」主任會議，決議提前實施《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馬寅初被選為教務長，文理學長陳獨秀、夏元瑮繼續聘為教授。多年以後，胡適在給湯爾和的信中批評他和蔡元培輕信「小報所記，道路所傳，無稽之談」，「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28]
此後，夏元瑮得到經費出國遊學，陳獨秀在五四期間於6月12日散發傳單被捕，被捕後辭去教授職位[29]，出獄後不久離開北京去上海。這些是後來的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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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的「隨感錄」欄目發表短文《研究室與監獄》：「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他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與幫助，9月16日保釋出獄。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李大釗等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919年5月《新青年》雜誌出版馬克思主義專刊，但陳獨秀沒有寫文章。
1919年秋，陳獨秀出獄，1920年2月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期間，陳獨秀常與喜談社會主義的戴季陶、張東蓀過往。陳獨秀出獄後開始對社會主義思想感興趣，先後寫了《實行民治的基礎》、《勞動者底覺悟》等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勞動節專號，探討勞工問題。
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維金斯基（吳廷康），帶領擔任翻譯的俄籍華人楊明齋等助手來華。先找到李大釗，然後李大釗介紹他們認識陳獨秀。陳獨秀全面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列寧版本的更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陳獨秀迅速接受了馬列主義，在維金斯基的支持下開始組建共產主義組織。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建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前身。8月22日，俞秀松、羅亦農等人在陳獨秀家中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陳獨秀發動、聯絡各地的建黨工作，比如，1920年5月毛澤東來訪，此後在陳獨秀的指導下在湖南建黨。陳獨秀充分發揮他辦刊物的特長，上海共產主義小組8月15日創辦《勞動界》周刊，11月7日創辦《共產黨》月刊。陳獨秀與胡適在《新青年》的辦刊宗旨上發生分歧，陳獨秀掌管了編輯權，9月在《新青年》發表《談政治》，大張旗鼓地宣揚馬列主義，開闢《俄羅斯研究》專欄，此後《新青年》成為廣為流傳的共產黨理論宣傳刊物。
1920年，陳炯明佔領廣州，孫中山率國民黨中央由上海遷往廣州，12月，陳獨秀應邀前往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由李達做代理書記。陳獨秀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女界聯合會發表演說，批評傳統道德，引發當地守舊人士發起驅陳運動。[30]1921年春，陳獨秀與譚平山等人在廣州建立了廣州共產黨小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在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工作正在緊要關頭，沒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陳公博為廣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帶去他的信件和4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在會議上，陳獨秀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後來，廣東的教育工作困難太多，黨的工作又需要他，便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的職位，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楊明齋、柯慶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罰100銀元。
陳後被選為黨的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1922年5月23日，陳獨秀在廣州的《廣東群報》上發表文章《共產黨在目前勞動運動中應取的態度》，提出中國共產黨「在勞動運動的工作上，應該互相提攜，結成一個聯合戰線」[31]。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開中共二大。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8月9日，陳獨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違禁書籍。最後判罰陳獨秀大洋400元。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賴於共產國際的幫助。1922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加入中國國民黨，陳獨秀和中共中央願意兩黨合作，但反對加入國民黨。4月6日，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寫信，提出6條意見反對馬林的提議，如兩黨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據不同、盟友不同等。8月20日，馬林召集西湖會議，施壓之下，陳獨秀和中共中央終於勉強表示服從，同意加入國民黨。但要求國民黨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從孫中山的程序，根據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隨後陳獨秀等中央部分黨員先加入了國民黨。並前往莫斯科參加於11月5日-12月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四大。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正式開始。
陳獨秀一度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罷工後，吳佩孚通緝陳獨秀、馬林，於是再度遷回上海。不久再遷廣州。1923年6月12日，陳獨秀在那裏主持召開中共三大，並再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3年9月，中共中央遷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當國民黨北伐軍佔領龍華時，中共在上海發動工人武裝暴動，陳獨秀在北四川路橫浜橋南鄭超麟家裏，向前線指揮部周恩來、趙世炎發佈命令，攻打閘北天通庵車站、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和北火車站，佔領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陳獨秀一度想掌握進入上海的東路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岳，但是白崇禧將薛岳調走，換上劉峙，於是陳獨秀下令加強上海工人糾察隊，準備進行防禦戰（蔣介石到上海），陳獨秀發表《告世界工人階級書》和《告中國工人階級書》。4月4日，陳獨秀與剛從國外回來的汪精衛發表《汪、陳聯合宣言》，並隨汪去武漢。
4月12日，工人糾察隊和蔣介石直接衝突，發生四一二政變，中共與蔣介石分裂，但中共仍然沒有退出國民黨，指望與國民黨內左派及汪精衛武漢政府合作。其實陳獨秀是要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他幾年來多次提議退出，但都被共產國際否決，一直處於兩面為難的境地。陳獨秀於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當選為總書記，但與共產國際的矛盾非常突出，大會基本被共產國際掌控。7月4日，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獨秀大兒子陳延年，被國民黨逮捕處死。陳獨秀最後實在無法忍受，便提出辭職。[32]
7月12日，鮑羅廷遵照史太林的指示，重新改組中共中央，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局兼常委。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仍然堅持不退出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33]。7月15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分共，共產黨被動地與國民黨最終分離。8月7日，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漢口主持八七會議，禁止陳獨秀參加，在會議上公開批判陳獨秀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有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陳獨秀當時沒有辯解，兩年以後在《告全黨同志書》中稱機會主義問題的源頭是共產國際和史太林。1991年蘇聯解體後大量的文件解密，基本印證了陳獨秀的說法。[34]
1928年6月至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召開，此前周恩來和王若飛親訪陳獨秀，帶來共產國際邀請陳獨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陳獨秀反問「中國問題為什麼要到外國去討論？」拒絕出席。
1929年，從莫斯科回國的一些中共黨員將托洛茨基主義帶回中國。1929年9月，與彭述之、尹寬等人一起創建托派組織「無產者社」。
自從兩年前辭職以後陳獨秀一直保持沉默，但現在他打破了沉默，這激化了他與中共的矛盾，最終導致他被開除出黨。
7月28日，他就中東路事件給中共中央寫信，認為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太說教了」，「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35]，中共中央非常激烈地回應，稱他的提議是「跟着群眾的落後意識跑，如社會民主黨一樣以欺騙的方法來取得群眾，成了資產階級的俘虜。...似乎只是策略的討論，實際上是有極大的原則上不同」[36]，陳獨秀進一步激化矛盾，回信對中央的政策進行了全面的批評[37]，此後雙方互不讓步，矛盾繼續擴大。10月，共產國際指示，陳獨秀只有認錯，「才能繼續留在黨和共產國際的隊伍內」[38]。11月15日，中共中央決議將陳獨秀開除黨籍[39]。陳獨秀被開除以後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和《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將批評範圍進一步擴大，對共產國際、史太林、中共中央的政策進行了全面批評，認為有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官僚主義的錯誤。
1930年3月1日，《無產者》月刊創刊，陳獨秀主編[40]:3547。
1931年5月，陳獨秀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統一後的托派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總書記[41]。
1932年10月15日，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創辦非法政黨的罪名逮捕，隨後移交南京政府。國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等紛紛致電中央要求予以嚴懲，共產黨也發表消息和稱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的評論[42]。另一方面，已經成為名動全國的大律師的章士釗主動免費為陳出庭辯護，胡適、傅斯年等人紛紛出來為其說話[43]。
1932年12月8日，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去電蔣介石，請求將其釋放。此外，知名的學者羅素、杜威等人也向蔣介石做出同樣請求。但蔣介石不為所動[43][44]。
1933年4月，陳獨秀一案在江寧地方法院開庭審判，檢察官以「危害民國」罪起訴陳獨秀。章士釗在法庭慷慨陳詞，贏得旁聽一片讚譽。當陳獨秀聽到章士釗說「托洛茨基派與國民黨取掎角之勢以清共」時，登時臉色大變，憤然起身，想打斷章的辯護，卻被法警制止。章士釗長達53分鐘的辯護話音甫落，陳獨秀立即嚴辭聲明：「章律師之辯護，以其個人觀察與批評，貢獻於法院，全系其個人意見，並未徵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45]結果，陳被「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13年。囚禁於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此後，其自辯的《辯訴狀》和章士釗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其他報紙也紛紛報道，一時轟動全國，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匯編，還被上海滬東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判刑後囚禁於南京。在南京獄中，陳利用國民黨的優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
1936年3月，在《火花》發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稱「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於官僚主義，乃至於把黨，把各階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得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
國共合作抗日以後，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提前獲釋[46]:274。在與博古、葉劍英的溝通中，陳獨秀向中國共產黨表示支持、並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在托派問題上不予明確答覆[46]:275。之後中共中央稱只要陳承認當年的錯誤就可以恢復黨籍[46]:276。陳獨秀出獄後在報紙上發佈聲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晚年陳獨秀書信來往的對象主要是中國托派成員。
在蘇聯共產黨清洗托派的情勢下，陳獨秀於1938年中期被中國共產黨抹黑攻擊，指控其為「漢奸」 [47]，由王明、康生為首，採用蘇聯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觀點類近者打擊成法西斯德國間諜的模式，把陳獨秀一派打成日本漢奸，掀起一場「肅托」運動[48]。王明、康生等人[46]:277在一些共產黨的刊物上說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做「日特漢奸」[46]:276；陳寫信駁斥，表示自己不允許「人人相互妄指他人為漢奸，以為任何政治勢力的宣傳手段」[46]:279。雖然事件沒有進一步發展下去，但兩者關係已經惡化。王明失勢後，周恩來曾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均被拒絕[46]:280。陳獨秀為此對好友說，黨內的熟人都已經離去或逝去，現在對共產黨已不熟悉。
此後他拒絕出任勞動部長，拒絕蔣介石出資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
先後住在武漢、重慶。在重慶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都去醫院看望過他，周恩來更資助他100銀元，都被他拒絕。實際上當時他僅靠微薄稿費收入支撐，最後更被趕出醫院。[49]陳最後長期隱居在四川江津，以教書為生，保持低調。繼續關注時局發展，堅持共產主義理念，但對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缺乏民主的問題進行了反思[8]。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陳獨秀以醫生介紹的偏方，泡製蠶豆花茶水，據稱可治高血壓。但其所用之蠶豆花有部分已發霉，用開水泡過後，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50]。陳獨秀喝了此水中毒[50]，最終於5月27日晚21:40分在四川江津鶴山坪石牆院（現在位於重慶）逝世，享年63歲。[51][52]
思想
陳獨秀從早年辦《安徽俗話報》和「岳王會」開始，就與文化和革命結緣。他一生的政治思想變化很大，也與中國社會的思想變遷息息相關。特別是在民主的問題上，他從歐美的民主觀，發展到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到後期又部分地回歸。胡適稱他爲「終身的反對派」，「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13][14]。
陳獨秀很早就開始推廣白話，他於1904年創辦白話文的《安徽俗話報》，「俗話」就是現在所講的「白話」。辦報的旨意之一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也可以長點見識」。
《新青年》雜志將「推廣白話」擴展為一個更大規模的運動。1916年，陳獨秀與胡適認識，胡適寫信談了他對文學改良的想法，陳獨秀非常認同，發表在《新青年》的通信欄目裏，並邀請胡適進一步闡釋。1917年1月，《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引起熱烈反響，夏志清認爲：「文學革命開始於1917年胡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53]。陳獨秀積極響應，在下一期發表了《文學革命論》。胡適稱爲「改良」，陳獨秀稱爲「革命」，二人的分別在此可見一斑。陳獨秀是先談革命，再談文學：「吾苟偷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蠍，...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故。...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胡適）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此後陳獨秀一直是白話運動的堅定倡導者，他向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白話運動的支持者積極約稿[54]，魯迅前後在《新青年》發表了《狂人日記》等五部小説，奠定了他的文壇巨匠的地位。從1918年開始《新青年》基本上完全是白話文。胡適評價陳獨秀對文學革命的三大貢獻：「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55]。胡適還説，「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胡適）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註意」[56]。
陳獨秀也積極參與國語推廣、漢字拉丁化等運動。1928年著有《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但未能出版，1932-1937年他在監獄裏還積極從事文字和拼音問題的研究，去世多年以後，2001年中華書局有出版《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2006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陳獨秀先生遺稿》。
陳獨秀從小受傳統教育但內心十分叛逆。他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世家，他17歲便考取秀才，但心裏卻「鄙薄科舉」[57]，1897年18嵗去參加鄉試沒有中舉人，卻接觸到了康梁新學，「吾輩後生小子，憤不能平，恆於廣座為康先生辨護，鄉裏瞀儒，以此指吾輩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58]。
陳獨秀的個人生活也很叛逆。1897年他18嵗便由父母包辦婚姻娶了妻，但與舊式妻子感情不和，1909年，陳獨秀與在北京師大讀書的小姨高君曼公開同居、結婚，「和家庭脫離了關係，甚至他父親要告他」[55]。陳獨秀後來對高君曼移情別戀，於1925年分居，後來又有兩任妻子。當時新派人物在主張解放婚姻的同時是主張廢除娼妓的，認爲都是婦女解放的一部分[59]，但陳獨秀在這一點上卻很放任自我，北京期間因爲嫖妓鬧得滿城風雨。
1904年，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發表文章《婚姻》，批評中國傳統婚姻倫理:「我們中國人，於夫婦一事不甚講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現在世界萬國結婚的規矩，要算西洋各國頂文明。他們都是男女自己擇配，相貌才能性情德行，兩邊都是旗鼓相當的。...天生男女都是一樣，怎麽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男人死了，（如果女人）自己本來願意改嫁，若是拘了守節、體面、請貞表、樹節孝坊種種迂腐的話，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60]。
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在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中就批評孔教：「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1916年10月，發表《駁康有爲『致總統總理書』》，稱「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
此後，《新青年》發表了易白沙、吳虞等等的反對孔教的文章，魯迅的《狂人日記》等小説劍鋒直指孔教，還有各種反對傳統婚姻和家庭的文章。這些思想受到很多批評，但最終改變了整個中國社會。
陳獨秀的哲學與政治思想變化比較大，需要分成不同時期來説明。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要「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61]，這二者成爲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口號，他後來對這二者的理解有一個巨大的變化過程。
- 關於民主：關於民主具體的形式，陳獨秀在1920年1月的《實行民治的基礎》中，談到如何用漸進改良的法子在中國構建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他的大多數想法來自杜威，「拿英、美做榜樣」，從基層民主開始，構建「地方自治與同業聯合」兩種基層民主組織，辦理基層的教育、選舉、社會保障等「實際需要」，參加這些組織「不應當有財產、地位限制」，「是在現社會現經濟制度之下的行動，並非什麽過激的辦法」，「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制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發生」[63]。
- 關於社會主義：五四以前，陳獨秀並沒有表現出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趣，1917年1月，十月革命之前，當有人寫信要《新青年》宣揚社會主義時，他說：「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也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並未盛行也」[64]。十月革命以後，李大釗等人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新青年》於1919年5月刊出了馬克思主義專號，但陳獨秀沒有參與。他認爲十月革命的「過激派」有功有過有待觀察[65][66]。
等到他五四被捕然後出獄之後，他開始對社會主義類的思想表現出很大的興趣。1919年12月，他寫了《實行民治的基礎》，構思建立基層的民主自治組織，其理論基礎是「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然後他參與了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建立，1920年5月《新青年》刊出了勞動節專號，調查各地工人的生活工作狀況，他自己親自寫了《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和《勞動者底覺悟》：「世界勞動者的覺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這些都是溫和的社會主義思想的萌芽，他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了以後的事。
- 關於西方國家：陳獨秀非常崇尚西方文明，他認爲「代表東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國。...其品質舉未能脫古代文明之窠臼，名為近世，其實猶古之遺也。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67]，他倡議「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68]。他對西方國家也有批評，批評是具體的，比如針對日、德，針對「軍國主義、金力主義」[69]，此外總的來説對西方國家非常友好，五四期間，當巴黎和會沒能解決山東問題的時候，他説：「我們中國現在有什麽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國民團結一致的愛國心，或者可以喚起列國的同情幫我們説點公道話」[70]。
他嚴厲批判義和團：「不由人要回顧一段可笑可驚可惱可悲的往事。義和團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氏，各國聯軍打破了北京城，為須要中國在克林德就害的地方設立一塊石碑，方肯罷休；你說中國何等可恥！義和團何等可惡！...現在德國的民黨，正在要革那皇帝和軍國主義的命，協約國乘勢將德國打敗；我們中國人也乘勢將這塊克林德碑拆毀；大家都喜歡的了不得，都以為這塊國恥的紀念碑已經拆毀，好不痛快！在我看來，這塊碑實拆得多事。...這過去造成義和拳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第二是佛教，第三是孔教，第四是中國戲，第五是守舊黨。...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71]
- 關於基督教：陳獨秀對基督教有很多批評但也有所欣賞，表示要避免因爲基督教「發生紛擾問題」。他説：「宗教之功，勝殘勸善，未嘗無益於人群。然其迷信神權，蔽塞人智，是所短也」[72]。「因為近代歷史學、自然科學都是異常進步，基督教的『創世說』『三位一體說』和各種靈異，無不失了威權，大家都以為基督教破產了。我以為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我們一天不學尼采反對人類相愛，便一天不能說基督教已經從根本崩壞了。...基督教在中國行了幾百年，我們沒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許多紛擾，...平心而論，實在是中國人的錯處多，外國人的錯處不過一兩樣。他們這一兩樣錯處，差不多已經改去了。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問題，不但要有覺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酥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除了耶穌底人格、情感，我們不知道別的基督教義。這種根本教義，科學家不曾破壞，將來也不會破壞。」[73]
- 關於社會主義：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先找到李大釗，然後李大釗給他介紹了陳獨秀，此後陳獨秀開始廣泛地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列寧版本的更加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陳獨秀的思想迅速地轉變。半年以後，1920年9月，他寫的第一篇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文章《談政治》，就已經很激烈地為「勞動階級專政」辯護了[74]，這已經是很純正的馬列主義了。這跟4個月前，他在《勞動者底覺悟》中說「勞動者要求待遇改良，要求管理權」，判若兩人。到了12月1日，他已經開始與非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社會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張東蓀）開始激烈的辯論了[75]。他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帝國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等觀念，他認爲這些很科學[76]，而且馬列主義關於革命的觀念也很合他胃口[77]。他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跟自己以前不一樣了，於是與自由主義者產生分歧（見下關於科學、民主、帝國主義、基督教）。他與其他社會主義者，如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激烈辯論[78][79]，他與共產國際在一些看法上產生分歧（見下關於國共合作）。他的很多想法跟托洛茨基很接近，但這時候他並不知道，要到1929年他才接觸到托洛茨基的學説。
- 關於科學：陳獨秀認爲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76]，胡適認爲馬克思主義不科學[80]。在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當中，陳獨秀認爲歷史唯物主義是能夠解決歷史和人生觀問題的科學：「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唯物史觀所謂客觀的物質原因，在人類社會，自然以經濟（即生產方法）為骨幹。唯物史觀的哲學者也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只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面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81][82]。胡適不認同歷史唯物主義，認爲「客觀的物質原因」應該包括「經濟組織、知識、思想等等」[83]，陳獨秀認爲胡適陷入了「心物二元論」。
- 關於民主：陳獨秀認爲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假民主，主張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來達到最終的無階級的真民主。「（有些人）反對馬格斯底階級戰爭說很激烈，他們反對勞動專政，拿德謨克拉西來反對勞動階級底特權。他們忘記了馬格斯曾說過：...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是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動階級本身底權勢也是要去掉的。...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84]。胡適不認為共產主義是民主[80]。
- 關於西方國家：中國的反帝運動是共產國際策劃並且指導實施的。1920年，列寧和共產國際決定，「必須向一切國家，特別是落後國家的最廣大的勞動群衆不斷地説明和揭露帝國主義列強一貫進行的欺騙」[85]，1922年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向各國社會主義者傳達了這一精神[86]。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建立在剩餘價值的理論基礎上，他認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87]。陳獨秀接受了列寧的理論，從所有制來判斷什麽是帝國主義，而不是從是否有領土的侵略來判斷。按照這種理論，沒佔領中國土地的美國是帝國主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帝國主義，他們的經濟體制是他們的原罪，他們的一切行爲都包藏禍心：向中國出口是「爭奪市場」，從中國進口是「掠奪」，借錢給中國是要「支配中國」，庚子留學是培植「親美政治勢力」，辦慈善是「假惺惺」，辦教育是「文化侵略」，承認北洋政府是培植「傀儡政府」、「延長中國的糾紛情勢」，等等[88][89]。相反，佔領了中國150萬平方公里的蘇俄不是帝國主義，因爲它現在是共產主義國家了。1929年中東路事件發生的時候，陳獨秀支持蘇聯繼續佔有中國的中東路，因爲「中國自己收回中東路，在此時的確是有害無利的幻想，...帝國主義者之間必然因互奪中東路遲早要導入第二次大戰。...蘇俄和帝國主義不同，蘇俄是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蘇俄是被壓迫民族聯合戰線的領導者」[90]。
1922年美國召集華盛頓會議，討論巴黎和會遺留下來的中日間的山東問題，陳獨秀跟巴黎和會的時候不一樣，這次對美國充滿敵意[91]。當華盛頓會議基本解決了山東問題以後，他並沒有改變看法，反而稱華盛頓會議是將「歷來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競侵略，變為協同的侵略」[92][93]。胡適對於這種廣泛地反帝非常不同意，他認爲很多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並不是帝國主義，他們中的許多人真誠地幫助中國[94]。不過胡適這樣的反對意見非常孤單，反帝運動在中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陳獨秀現在評論義和團跟以前截然相反：「一般人不但忽略了它的重要，並且對它懷着兩個錯誤的觀念：第一個錯誤的觀念，憎惡義和團是野蠻的排外。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排外；他們不看見義和團排外所以發生之原因——鴉片戰爭以來全中國所受外國軍隊、外交官、教士之欺壓的血腥與怨氣！...第二個錯誤觀念，以為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列強不應因少數人之故懲罰全中國人民以巨額負擔。他們不曾統觀列強侵略中國，是對於全民族的，不是對於少數人的。劇烈的列強侵略，激起了劇烈的義和團反抗，這種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決不是出於少數人之偶然的舉動。...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我終於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95]。胡適稱陳獨秀的觀點改變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訟棍行爲」[96]
- 關於基督教：中國的非基督教運動是共產國際策劃並且指導實施的。1920年，列寧和共產國際決定，「必須同落後國家內具有影響的僧侶及其他反動的和中世紀式的分子作鬥爭」[85]，1922年，共產國際帶領中國共產黨發起了有組織的非基督教運動[97]。1922年3月21日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等77人發表《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教毒日熾，真理易泯，邪說橫行，人道弗彰，我國本為無教之國，乃近代受害，日趨日深，近聞世界耶教學生第十一次開(大)會，今年四月，又欲舉行於我北京首都之地，亦將於我中國，宣傳迷信，繼長增高，同人等特發起組織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覺，掃人群之障霧，本科學之精神，吐進化之光華」。4月4日，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12人發表《非宗教宣言》；3月31日，周作人等5人則發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幹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此後雙方公開辯論若干回合。
- 關於國共合作[98][99]：國共合作是蘇俄與共產國際策劃並且指導實施的。1920年，列寧和共產國際決定，可以「支持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只要「這種運動的代表人物不阻礙我們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群衆」，這種有進步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被稱爲民族革命運動[100]。1921年10月，馬林在考察了中國國民黨以後，就建議國共合作。1922年1月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上，列寧親自向國共兩黨代表詢問「是否可以合作」[101]，國共代表表示同意。但陳獨秀和中共的想法是平等合作，當馬林提出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中共拒絕了，施壓之下，陳獨秀等人讓步了，但要求國民黨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從孫中山的程序，根據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開始。
陳獨秀四次提出不參加或者退出國民黨（1922年7月中共二大[102][103]，1925年10月五卅運動後[104][105]，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106][107]，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多次政治局會議上[108]），一次提出爭奪領導權（1926年北伐出發時）[109]，一次提出武裝共產黨（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110]，一次提出武裝對抗蔣介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後）[111]，全部被共產國際拒絕，陳獨秀失望之下最後辭職[112]。當然陳獨秀自己也發表過很多贊同國共合作的言論，他自己説：「我自從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隨諸同誌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113]1927年7月13日，陳獨秀辭職以後，中共中央發表宣言，仍然堅持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33]。7月15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分共，共產黨被動地結束了國共合作。
此後，陳獨秀被中共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114]和右傾投降主義[11]，承擔國共合作失敗的主要責任。[98]1929年，陳獨秀寫了《告全黨同志書》爲自己辯護，稱國共合作中的「機會主義」錯誤主要是共產國際造成的。與這段過程相關的共產國際的文件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陸續開放，基本印證了陳獨秀的陳述。中共對共產國際在這件事上的作用，評價也有所變化，從1945年稱「陳獨秀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史太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11]，到2001年稱「共產國際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115]
- 關於社會主義：1928年底托洛茨基主義傳入中國，陳獨秀讀到以後感覺很有共鳴，成爲了托洛茨基主義者。托洛茨基總的來説比史太林更左，所以陳獨秀成立的反對派自稱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批評史太林和中共中央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他説：「史太林以『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之保守理論對於以『不斷革命論』為出發點的托洛茨基派，不斷的加以攻擊與迫害。...(在蘇聯國內，)不特別註意發展國家工業，不發動農村階級鬥爭，而實行對富農寬容，...（在國際，）不敢堅決的發動無產階級之階級鬥爭，而企圖用外交政策及拉攏上層妥協的分子，...（在中國，）不敢徹底侵犯帝國主義及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不要無產階級太露頭角，始終要求中國共產黨屈服在國民黨組織之內，不要退出國民黨而真正獨立起來，直接領導群眾，只要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及其將軍們領頭做革命」。在這一點上，中共則反稱「機會主義」的錯誤是因爲陳獨秀「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造成的。陳獨秀和中共互相指責對方是右傾機會主義。另外，托洛茨基提倡黨內民主，陳獨秀說史太林和中央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中共稱他是「極端民主化」。陳獨秀在武裝暴動的策略上比較謹慎，說中央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中共當時反稱陳獨秀犯了「取消主義」的錯誤，後來自己也批判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116][117][11]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後，陳獨秀迅速表態堅決抗日。[118]
- 關於民主：托洛茨基提倡黨內民主，陳獨秀這麽講：「德漠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原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現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對『極端民主化』的名義之下，把黨內必需的最小限度德漠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並不是什麼『相當縮小』。...為改正這些錯誤之總的路線，...在組織上，盡可能的擴大黨內需要的德漠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區委都實行選舉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黨員對於黨的政策有「自我批評」的自由，各級黨部開會有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的白由，黨員間政治上意見不同的爭辯，准其在黨報上發表」。[119]他還特別點名批評史太林：「史大林搞官僚主義，...為鏟除異己，把黨的德莫克拉西剝削幹凈，一切重要問題都不許公開討論，全黨黨員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處罰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此外別無道路可走」[116]。值得一提的是，提倡黨內民主的中國托派，一直派系林立，彼此爭論不休，一開始就出現四派，借着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的很大努力才統一在一起，但爭論並未停止，陳獨秀入獄期間和之後仍然與他們有很多辯論。
陳獨秀這裏談到的民主是黨內的，關於全社會的民主，他認爲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有「階級的分歧」，比如無產階級民主要消滅「一切壓迫與榨取」，要「剝奪榨取階級參加的權利」，無產階級和貧農需要「歸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的紀律範圍之內」。蘇維埃既是無產階級民主[120]，也是「無產階級獨裁」[121][122]，現在譯為「無產階級專政」[123]。是通過暴力手段來實現的:「真的民主政治，絕不是和平方法可以實現的，只有工人貧農、一切勞苦大衆以血來推翻整個的榨取階級，實現立法權力和執行權力合一化的蘇維埃政制，才能夠表現出來。」。他談到「國民會議」的問題，這是國民黨在推行的一種名義上的代議制度，陳獨秀支持普選的國民會議，他將這作爲一個「過渡的民主要求」，一個鬥爭手段，藉此「結合群衆，爭取群衆的信仰」，但國民會議並非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暴動」實現蘇維埃。[124][125][126][127]
- 關於社會主義：陳獨秀在監獄期間受到特殊待遇，還能夠做研究和通信，他繼續與監獄外的托派書信來往，進行政治問題辯論。陳獨秀和其他托派中央委員被捕後，托派組織凋零，為前面的方向爭論不已。針對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陳獨秀的提議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128]，「國民會議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打擊國民黨軍事專政，以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中國經濟」[129]，他還批評蘇聯已經墮落成一個官僚國家[130]。托派內部一些人認爲他太右，彭述之説他「將蘇維埃盡量説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顔色」[131]，劉仁靜説他「對資產階級發生幻想」[132]。但實際上托派已經步履維艱，這些辯論都只是局限於理論而已。
- 關於社會主義：陳獨秀被釋放以後堅決支持國共合作抗戰，不因私人和黨派的恩怨，或者階級的分別，而有絲毫含糊，他説：「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中國不分在朝在野的各黨各派，如果認為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無可猶疑的應該避免無關於抗戰勝負之根本政策的爭論，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戰爭上面」。但是同時他保持自己的獨立思想，國民黨的拉攏他不理，對共產黨他絕不肯認錯，後來因爲中共誣陷他是漢奸而關係變得非常敵對[135]，托派的教條主義他也不同意，他説自己「不隸屬於任何黨派」[7]，他認爲需要「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心目中的終極理想社會是「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的結合體[8]，但是在當下的中國現實中，他主張「毅然決然採用資本主義制來發展工業，...資本主義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的過程，要來的東西讓它快點來，不要害怕它」[136]。
- 關於民主：在這種獨立或者説孤立的狀態下，他對民主的思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現在認爲民主是超階級超社會制度的，如果沒有民主， 「無產階級獨裁」 —— 就是現在所譯為的「無產階級專政」[123] —— 的結果只能是「黨的獨裁，領袖的獨裁」。他甚至説要「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他稱英法美的民主是「不徹底的」，但還是相對最好的，蘇德是「法西斯」[137]，中共有「事實上採用和法西斯特同樣的手段」[138][139]。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的結合體。胡適稱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14]。陳獨秀説：
非大眾政權固然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級獨裁（註：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註：GPU，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克格勃前身）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
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獨裁製之邏輯的發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137]
（七）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的問題。
（八） 民主主義是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九） 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製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8]
著作
- 《獨秀文存》全三冊，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重印，統一書號: 11102-101
- 《陳獨秀文章選編》全三冊，三聯書店，1984年6月，
- 《陳獨秀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 《陳獨秀著作選》全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 《陳獨秀著作選編》全六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1，ISBN：9787208081413
- 《陳獨秀文集》全四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
- 電子版
- 《陳獨秀文集》上中下三冊，湖南省青蘋果數據中心有限公司。
- 《陳獨秀詩集》，湖南省青蘋果數據中心有限公司。
- 《陳獨秀雜文集》，湖南省青蘋果數據中心有限公司。
- 《陳獨秀演講錄》，湖南省青蘋果數據中心有限公司。
軼事
據陳獨秀自己在《實庵自傳》中所講述，他在1896年（當時他17歲）時參加懷寧縣院試，當時的考的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這種截搭題，「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在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
評價
- 陳獨秀
-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9]
- 我自從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隨諸同誌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140]
- 有人稱讚我疾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燥，其實我性情暴燥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之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罷。[141]
- 毛澤東
-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師範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着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我在這方面發生興趣，陳獨秀也有幫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5]
- 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但是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誌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麽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象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後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德蘇戰爭以後，史太林在一篇演說裏把列寧、普列漢諾夫放在一起，聯共黨史也說到他。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10]
- 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做結論時說道：「誰不犯一點錯誤呢？無論是誰，總要犯一些錯誤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藥的人總是很少的，比如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還有陳光、戴季英。除了這樣極少數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夠挽救的，都是能夠經過同志們的幫助去改正錯誤的」[146]
- 我黨從建黨時期到北伐時期，雖有陳獨秀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資產階級思想，但比較生動活潑。十月革命勝利後的第三年，我們建了黨，參加黨的人都是參加「五四」運動和受其影響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後，列寧在世，階級鬥爭很尖銳，史太林尚未上台，他們也是生動活潑的。陳獨秀主義來源於國外社會民主黨和國內資產階級。這個時期，雖發生了陳獨秀主義的錯誤，一般說沒有教條主義。[147]
- 一九二一年我黨成立，只有幾十個人……陳獨秀沒有到會，因為他有威望，選他當總書記，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義，民主革命他干，是激進派，社會主義他不懂，他不懂不斷革命，犯了錯誤。[148]
- 陳獨秀那個人是不講民主的。今天我聽你講了十分鐘，陳獨秀辦不到，他不聽。……不過陳獨秀也有個長處，就是不愛財。他穿的衣服倒是乾乾淨淨的，辦公桌上的東西都是擺得整整齊齊的。[149]
- 中國共產黨
- （1945年評價）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誌，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並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幹，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是由於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史太林同誌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誌和其他同誌的正確意見，以至於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11]
- （1951年評價） 陳獨秀的十宗罪：一、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二、右傾機會主義；三、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四、托陳取消派；五、反蘇；六、反共產國際；七、反黨；八、反革命；九、漢奸；十、叛徒。[150]
- （2001年評價）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並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後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151]
- 鄭超麟
- 我們在中國近代史中找不到像他這般的革命家。從甲午到辛亥到己未，我們有着不少的資產階級領袖，其中也有以「社會主義者」甚至「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但到了社會主義思想和工人運動合流的時候，他們就望而卻步了，不僅拋棄了社會主義，而且淪入於最反動的營壘。從「二七」到現今，我們也有着不少的從工人運動生長出來的領袖，但他們都沾染了史太林主義的毒素，甚至王明主義的毒素，無法解除這些毒素。惟有陳獨秀同誌能夠從盧騷主義，進於雅各賓主義，進於馬克思主義，進於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這一繁復而急劇的過程，完成於一個人的一生之中，而且每一個階段的轉變的時候，這個人又居於主動的領導地位，可見不是件平庸的事。這個人必須是一個不平庸的革命者性格，有絕頂的聰明、剛強的意誌、敏銳的直覺，不屈服於任何偶像或舊規的。陳獨秀同誌正是這般的性格。……我們視他為領袖，但我們視他為最有經驗的、最忠誠於革命的、最富剛強性格的領袖，並不視他為絕無錯誤的教皇。總之，我們視他為同誌，和他辯論，甚至面紅耳赤地和他辯論。……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曾以中國這樣一個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為領袖，是足可自豪的！[152]
- 王凡西
- 獨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的《最後論文與書信》中所表示，離托洛茨基主義已很遠了。可是不光是我，還有不少同志們，都認為獨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井不能算是「最後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後的歷史事變影響之下，他多半仍將是托派的同志——因為他那絕不勢利的徹底革命者的性格，以及那個所謂天才式的觀察者的思想方法，不可能符合於他的朋友胡適之的願望：由無條件歌頌民主制進而擁護資產階級的統治。[153]
- 陳獨秀的立場，如果發展到徹底，原應該與考茨基採取同一態度，根本否認人口中占極少數的工人可以組織政黨來領導革命，根本否認一些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可以組織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根本否認憑藉軍事鬥爭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可是陳獨秀不會這樣否定，他至死不會對這些根本意見提出疑問。……他非但沒有象考茨基那樣，詆十月革命為兵士革命，甚至還積極主張我們托派該作軍事鬥爭的。至於中國工人階級可以而且應該組織政黨來革命，這種革命可以而且應該以社會主義為目標，那是他用自己的一生來肯定了的，至死不會在思想上放棄它們。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其實沒有發展到它們邏輯的最後。當然，邏輯的「不足」恰好是它政治上的「有餘」：他畢竟沒有完全陷入第二國際的泥坑裏。……在他那篇「根本意見」中，陳獨秀只是非常感情地提出了：無產階級政權應該如彼而不應該如此，應該民主的而非獨裁的。至於事實上為什麼如此而不如彼，為什麼獨裁而非民主，他簡直不曾思考過。他只是教人「不能把一切歸罪於史太林」，言外之意，就是說，罪惡的最初來源倒在於列寧關於民主的見解。這種看法不但唯心，而且膚淺。要想解釋無產階級政權之為獨裁而非民主，自須在社會的實際階級鬥爭中尋覓理由。要想解釋那個獨裁政權之墮落成可怕的專制，自須從國家的經濟文化水準，從取得政權與防衛政權所採取的手段，以及從革命和反革命的國際關係上去尋求。……陳獨秀探究無產階級政權的民主與獨裁問題，卻不從不斷革命與「一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分歧點出發，自然要陷入唯心與玄學的錯誤中了。[154]
- 彭述之
- 獨秀既將史太林的官僚獨裁認為是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發展之必然結果。他於是更進一步把史太林的一切背叛思想及其一切政治上的罪惡，都歸咎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從此，獨秀的思想便最後轉到了資產階級極端反動的陣營，而以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反第四國際的思想和政策的十字軍急先鋒自居了！……假如獨秀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即令在極端反動的潮流中也還可以逆流前進的。但異常不幸，獨秀雖贊成共產主義，擁護第三國際，創建中國共產黨，甚至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張，參與第四國際運動，但他卻不是一個具有理論修養和革命經驗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他雖然有其高度敏感、直覺，甚至天才，但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和先進國家的革命經驗，殊少研究。就思想的本質上說來，獨秀始終還是停留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的基地上。這種民主主義者，在客觀形勢往上升，即往順利的方面走時，他是可以乘機上進的。但在客觀局勢往下降，往極端反動的方面跑，而他自身又遭到不斷的嚴重打擊時，他便很難掙紮得住，而不得不向後面倒退了，一直退到原來的出發點——已經過時的反動的民主主義。[155]
- 唐寶林
- 1991年蘇聯解體，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年後，1920-1927年聯共與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也翻譯介紹到中國來。於是，在中國學術界立即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
- 1923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命令陳獨秀爲首的中共中央貫徹。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綫」是沒有的。[12]
紀念
陳獨秀逝世後，由於經濟拮据，家屬無力將其歸葬安慶，只能由當地士紳、生前好友資助，臨時厝於江津城西門外鼎山鄧燮康園地。墓碑上刻有陳獨秀生前好友歐陽竟無寫的「獨秀先生之墓」6個字（一說為臺靜農所書「獨秀陳先生之墓」[156]）。1947年2月，陳獨秀三子陳松年根據父親遺言，將其歸葬於安慶北門葉家沖（現屬十里舖），與原配夫人高曉嵐合於一冢。墓碑上刻「先考陳公乾生之墓」（陳乾生是陳獨秀參加科考時所用的名字）。1979年10月，陳松年得到當地有關部門同意和資助，以延年、喬年、松年、鶴年4個兒子的名義重修了墓地。碑文為傳統行文「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1982年安慶市人民政府確定陳獨秀墓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又重修了墓冢。此次所立碑上刻着「陳獨秀之墓」五個字，石碑的背面僅有生卒年月，無其他字樣。1998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陳獨秀墓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後各級有關部門編列投資1,300萬元，對陳獨秀墓進行全面修繕，現墓園佔地總面積為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護欄、墓道構成。墓碑上刻着「陳獨秀先生之墓」七個大字。
2009年10月30日，陳獨秀紀念館在安慶建成並對遊客開放，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國內唯一系統展示陳獨秀一生的紀念性展館[157][158]。
掀起紅樓百丈潮，當年意氣怒沖霄。
暮年蕭瑟殊難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遠塞明。
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
- 1981年電影《南昌起義》，邵宏來飾演陳獨秀。
- 1991年電影《開天闢地》，邵宏來飾演陳獨秀。
- 2011年電影《建黨偉業》，馮遠征飾演陳獨秀。
- 2011年電視劇《開天闢地》，王詩槐飾演陳獨秀。
- 2011年電視劇《中國1921》，于和偉飾演陳獨秀。
- 2012年電視劇《我們的法蘭西歲月》，周野芒飾演陳獨秀。
- 2017年電影《建軍大業》，于和偉飾演陳獨秀。
- 2021年電視劇《覺醒年代》，于和偉飾演陳獨秀。
- 2021年電視劇《光榮與夢想》，吳剛飾演陳獨秀。
- 2021年電視劇《大浪淘沙》，成泰燊飾演陳獨秀。
- 2021年電視劇《中流擊水》，王志飛飾演陳獨秀。
- 2021年電視劇《向警予》，由立平飾演陳獨秀。
- 2021年電視劇《百鍊成鋼》，劉威飾演陳獨秀。
- 2021年電影《1921》，陳坤飾演陳獨秀。
家庭
- 原配高曉嵐（高大眾）（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臨淮鄉人，清末安徽統領副將高登科之女，1897年嫁陳獨秀，育有三子一女，陳獨秀與庶妹高君曼私奔後，獨自撫養兒女，孝敬公婆，逝於安慶[來源請求]。
- 妾室高君曼（高小眾）（1888年－1931年），高曉嵐同父異母庶妹。1910年與姐夫陳獨秀私奔育有二子一女。1922年起二人關係逐漸冷淡，1925年陳獨秀移情別戀施之英，高君曼到南京生活直到去世。
- 情婦施之英，醫生，上海醫科大學畢業，1925年與陳獨秀相認識，1927年陳獨秀被撤消了總書記職務，施之英另嫁他人。其女兒陳虹曾自稱為陳獨秀之女，陳獨秀否認。
- 伴侶潘蘭珍（1908年－1949年），江蘇南通人，1927年與被撤職回到上海的陳獨秀相識同居，1930年結婚，收養一女潘鳳仙，居於上海直至去世。[159]
- 長子陳延年（1898年－1927年），高曉嵐之子。留學法國，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浙江及江蘇區委書記。1927年6月26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恆豐里104號中共上海區委所在地被國民政府逮捕，拒絕招降，於7月4日被亂刀砍殺。
- 次子陳喬年（1902年－1928年），高曉嵐之子。留學法國，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職。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的楓林橋畔被處決。
- 三子陳光美（1907年－1999年），高君曼所生的私生子，寄養在四川。由於歷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認是陳獨秀兒子。
- 四子陳松年（1910年－1990年），高曉嵐之子。曾任安慶市政協常委，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妻子竇珩光，三女一子。
- 兒子陳長琦，1947年出生，工學碩士，教授，長期從事真空工程與薄膜製備及性能、低溫工程技術、環保裝備工程技術研究。
- 長女陳長瑋，大學畢業後在一所鋼鐵設計院工作，曾任工程師。
- 次女陳長璵，大學畢業後在一家軍工廠工作，現為高級工程師。
- 幼女陳長璞，安慶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長。
- 幼子陳鶴年（1913年－2000年），高君曼所生私生子，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受陳獨秀黨內負面影響，1938年底，陳鶴年改名「陳哲民」，攜妻子許桂馨和孩子去了香港，1949年，將妻子孩子送回北京，本人一直滯留香港直到去世。[160]
- 長女陳禎祥
- 次女陳禎榮，文革期間改名陳紅
- 三女陳禎慶
- 長女陳玉瑩（陳筱秀）（1900年－1928年），高曉嵐之女，因為兩個兄弟慘死，她前去收屍安葬，受到嚴重刺激，病逝於上海。
- 幼女陳子美（1912年－2004年），高君曼所生的私生女。學習婦產科。與已婚男子張國祥同居生下三個孩子，1936年逼迫張國祥離婚與其正式結婚。抗戰勝利後與張國祥離婚並拋棄了三個孩子，與李煥照再婚生下兩子，文革時拋下其他家人，帶着最小的兒子偷渡香港前往美加地區，後常住美國，其幼子疑似偷走其錢財消失。2004年4月14日，在美國去世，院方一個多月無法找到其家屬，最後由其留在國內的與李煥照所生的大兒子出面認領。她逝世後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崔愛民前去弔唁。[161]
- 養女潘鳳仙，隨潘蘭珍姓，現居於上海楊浦區。
參考文獻
研究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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