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範（1905年6月12日—1996年1月17日），曾用名朱屏安，男，上海金山人，中華民國工會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郵電部部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要創始人之一。[1]
生平
1905年6月12日（清朝光緒三十一年農曆五月初十），朱學範出生於上海老北門城紅橋附近的一戶職員家庭。父親朱壽山。朱學範排行第七，乳名為「七官」，學名為朱屏安。1911年，朱學範6歲時開始上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15歲的朱學範與同學們參加了學校組織的講演及抵制日貨運動。1921年，朱學範從敬業小學高小部畢業之後，入虹口南潯路聖芳濟學堂學習英文一年零三個月。[1]
17歲時，因父親朱壽山已經失業，朱學範輟學當工人。僅工作一年多，便因過勞而吐血，被外國老闆解僱。1924年，朱學範參加上海郵局招工考試獲得錄取，成為郵務生。[1]
1925年5月，上海五卅運動爆發。朱學範參與組織郵務工人罷工。其間，朱學範結識了此次罷工的領袖李立三。自此，朱學範開始從事工人運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先後發動三次武裝起義。[1]1927年3月21日，朱學範與其他郵務工人參加第三次武裝起義，任上海郵局工人糾察隊小隊長，隨郵工糾察隊到閘北參加戰鬥。[2]
中國國民黨清黨後，工人運動陷於低潮。朱學範仍留郵局任職。[1]1928年，朱學範投入青幫杜月笙門下。[3][2]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2]1929年2月，朱學範當選為第六屆上海郵務工會的候補執行委員兼交涉科長。1931年，杜月笙在高橋創建的杜氏祠堂完工，朝野人士紛紛送來厚禮。朱學範無能力送厚禮，便專門刻一個紀念杜氏祠堂落成的郵戳，在高橋郵政支局投入使用。杜月笙十分高興。朱學範入杜月笙門下後，參與發起成立「恆社」，任常務理事。[2]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朱學範率郵務工會參與反日愛國活動。1931年9月26日，上海800餘個團體20萬人召開抗日救國市民大會，朱學範任總指揮，郵務工會負責交通，會後群眾遊行。1931年10月，上海80萬工人店員組成抗日救國聯合會，朱學範代表郵務工會參加，任調查科長，率隊到上海各處檢查並沒收日貨。[2]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朱學範以上海郵工童子軍訓練部長名義，召集抗日義勇軍緊急會議，組織上海郵局的工人們支援抗戰，成立郵工童子軍戰地服務團。朱學範還成立上海郵工救護隊，並且自任隊長，該救護隊直屬中國紅十字會。[1][2]
1932年，杜月笙、張嘯林、陳亞夫、朱學範、王曉籟聯合李公朴、史量才、劉湛恩、李登輝等人組織「廢止內戰大同盟會」，推舉杜月笙等五人擔任常委。[3]
1932年，朱學範參與發起成立全國郵務總工會，被推為籌備委員會會常務委員。籌備委員會會原定1932年7月15日在上海舉行全國郵務總工會成立大會。但因國民政府不同意，改在7月25日在南京舉辦全國各地郵務工會聯席談話會，來自中華民國40餘個地方的郵務工會代表參加。朱學範作為上海郵務工會代表與會，並當選為9位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之一。全國郵務工會曾組織罷工，並獲勝利。中國東北遭日軍佔領後，當地郵工大批遷入山海關內，獲各地郵局安置，朱學範代表全國郵務總工會慰問他們。[1][2]
1933年，朱學範、趙樹聲、易禮容在上海工人及店員中間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勇進隊」，朱學範任勇進隊隊長。同時，創刊《勇進》半月刊雜誌。勇進隊平時開展教育及軍事訓練，還曾參加並支援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1]
一·二八事變結束後，朱學範任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創辦大公通訊社，該通訊社專訪罷工及工會消息，每天發佈工人運動通訊稿。[1]上海市總工會本來是非法的，因為南京國民政府頒佈的《工會法》禁止成立總工會。經過朱學範等人多次力爭，上海市總工會獲得合法地位。但到1934年底，上海市總工會僅有6萬餘名會員，僅占上海30餘萬工人的21％。上海市總工會的6名常委中，朱學範為杜月笙門下，其他5名常委按杜月笙旨意投金廷蓀門下，實際上靠山都是杜月笙。1933年底，朱學範在上海市總工會內部開始收「學生」，從而使租界的一些主要企業里都有了其「學生」。1935年初，經杜月笙同意，朱學範組建了自己的青幫組織「毅社」。截至1936年，加入毅社的職工已達一千幾百人，毅社成為上海幫會在工會中最大的社團，其成員均為職工及工會幹部，這使上海市總工會在租界中獲得發展，朱學範在上海市總工會的地位得以加強。[2]
1935年2月，中國勞動協會成立，七名常務理事中有四人是杜月笙門徒，其中包括朱學範。[3]
1936年元旦，朱學範在《申報》發表《中國勞工運動之前途》稱，「我們勞動階級，在國家無事之秋，是站在民族工業的前線，以與資本主義者奮鬥，而為發展國民經濟之前鋒；一到了國家非常時間，我們又站在民族的前線，以與帝國主義者奮鬥，而為復興民族之大眾集團。」[1]
1936年6月，朱學範到日內瓦參加第二十屆國際勞工大會。朱學範在此次國際勞工大會上的活動，在國際上獲得好評。隨後，朱學範應邀參訪蘇聯莫斯科，參觀了博物館、紅場、列寧墓，與蘇聯工會領導人交談。[1][2]在莫斯科期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李立三與康生秘密會見朱學範，提出為工人利益，雙方聯合抗日的主張。朱學範同意李立三的意見，並且就團結工人、聯合抗日問題達成口頭協議。[3][2]
1936年11月，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張維楨、周林、韓念龍等人發動日商20多家紗廠4萬工人舉行罷工。朱學範領導上海市總工會支持，最終迫使日商紗廠接受了工人提的條件：不無故開除工人，增加工資5%，吃飯時停車30分鐘等等。[2]
1937年4月，國際勞工組織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紡織工業會議（即第二十二屆國際勞工大會）。同年6月，在日內瓦舉行了第二十三屆國際勞工大會，國民政府派朱學範出席了這兩次會議。[1]
1937年3月18日，朱學範自上海乘坐輪船啟程赴美國。4月2日，朱學範出席國際紡織工業會議，在大會上發言，指出中國紡織工人改善勞動條件受阻的原因。國際紡織工業會議結束之後，朱學範參訪美國。在華盛頓，朱學範訪問美國煤礦工會主席約翰·羅維斯和其弟I·D·羅維斯，還訪問美國勞聯主席維林·格林、產聯主席菲立浦·莫萊；在紐約，朱學範訪問婦女成衣工會主席勃倫倍，還訪問海員工會主席柯倫；在費城，朱學範訪問紡織工會主席彌爾萊·維。在美國，朱學範還訪問了美國共產黨主席厄爾·白勞德等人。[1]
1937年6月，朱學範自美國赴日內瓦，出席第二十三屆國際勞工大會。在此次大會上，朱學範結識了法國總工會副書記弗拉商、丹麥總工會主席詹森、瑞典總工會主席安德森、美國馬薩諸塞州勞工聯合會司庫瓦特等人。在第二十三屆大會上，朱學範當選為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候補理事，成為中國首位被選入理事會的勞方代表。[1]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朱學範正在返回中國途中。在自法國馬賽開航的郵輪上，朱學範聽到蔣介石發表的廬山談話。8月7日，朱學範抵達上海後，通過杜月笙等人組建工人抗日武裝「別動隊」，朱學範任別動隊第三隊隊長。日軍佔領上海後，朱學範自上海赴香港。[1]
1938年2月7日，朱學範自香港赴武漢，組織工人抗日。在武漢，朱學範先後會見了周恩來、徐特立等中國共產黨代表，並且同陝甘寧邊區總工會代表廖似光接觸，朱學範贊成廖似光提出的一起籌備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的建議，但因國民政府不同意，中國工人抗敵總會未成立。但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會在其存在的近兩個月內，仍為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的工會組織進行公開合作奠定了基礎。[1]
1938年，得知國際工聯即將在6月召開執委會議，朱學範便向國民政府社會部提出由中國勞動協會代表中國工會參加，獲得國民政府同意。這使《工會法》被突破，中國勞動協會取得合法地位。[2]1938年6月2日，第二十四屆國際勞工大會在日內瓦新建的國際聯盟大廈會議廳開幕，朱學範作為中國勞方代表出席大會，在會上當選提案審查委員會委員。[1]
日軍佔領武漢後，中國勞動協會於1938年7月自武漢遷至重慶。1939年6月8日，朱學範作為中國勞工代表參加了第二十五屆國際勞工大會，並在會上發表演講。朱學範在會上提出兩項提案，一是呼籲世界工人抵制日貨，罷運軍需用品至日本；二是請國際勞工局調查中國淪陷區工人的苦難並公佈。但國際勞工局負責人認為中國淪陷區在日軍佔領下，而日本已經退出國際勞工組織，故無法前往調查，勸朱學範自動撤回該案。朱學範乃撤回了此案，但發表聲明稱：撤回該案，並非默認日軍暴行，仍保留將來再度提出此案的權利。[1]
1939年9月，朱學範出席了第八屆國際工聯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五屆國際勞工大會後回重慶。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實現全中國工人階級團結統一，對朱學範產生影響。在重慶，朱學範通過張曉梅與周恩來約在紅岩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會見。在會見時，朱學範提出，在國際工會活動中，中國勞動協會應同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合作。周恩來贊成，並建議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加入中國勞動協會成為會員，一起開展國際活動。12月8日，中國勞動協會在重慶舉行第二屆年會，朱學範當選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一直任至1949年11月），會議通過了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加入中國勞動協會的決議。陝甘寧邊區總工會派廖似光為代表出席此屆年會，廖似光當選中國勞動協會常務理事。[1]
1936年到1940年，朱學範先後八次代表中國勞動協會到歐美國家出席國際勞工組織會議，當選為國際勞工局理事、國際工會聯合會理事。在每次會議上，朱學範都要揭露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呼籲各國人民尤其是工人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2]
1941年10月，朱學範作為中國勞方代表出席了在美國紐約舉行的國際勞工組織非常會議，在大會上發言，突出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呼籲各國加強援助中國抗日戰爭。朱學範還舉辦招待會，宣傳中國工人及民眾的抗戰事跡，獲各國代表尤其是歐洲各國代表重視。[1]他在會上提出的敦促自由民族對中國、英國、蘇聯及其盟國供給軍械以加強抗戰力量的議案，獲大會通過並作出決議。會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白宮接見會議領導，朱學範與羅斯福握手時用英語說：「感謝總統對中國抗戰的支援。」羅斯福報以微笑點頭。[2]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在美國的朱學範一時無法回中國。朱學範乃到哈佛大學經濟系學習。1942年，美國兩大勞工組織勞聯和產聯到哈佛大學通知朱學範，美國工會決定向中國、英國、蘇聯工會每年提供66萬餘美元。朱學範便提前結束在哈佛大學的學業，1942年9月回國具體規劃此事。中國勞動協會利用美國工會的捐款，從日本佔領區內遷技工9000多人，在重慶開辦49所文化技術補習學校，在不少地方興辦工人福利社、診療所、托兒所，又撥出部分捐款給陝甘寧邊區總工會舉辦工人福利事業。[2]
1944年4月20日，朱學範出席了在美國費城舉行的第二十六屆國際勞工大會，並在會上獲得了28票中的27票，當選為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正式理事。[1]
1945年2月26日，世界工會代表會議在英國倫敦舉行，朱學範代表中國工會出席，並在會上發表演講。會議宣言表示要建立持久和平，建立民主社會，保障工人權利。[1]
1945年，世界工會代表會議預定在法國巴黎召開。解放區工會擬派董必武等四名代表出席。[2]1945年6月22日，朱學範在重慶收到鄧發發來的電報，得知因國民政府不同意，解放區工會代表不能參加世界工會代表會議。此後，朱學範、易禮容赴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會見中共代表王若飛，討論中國工會組織統一代表團出席定於1945年9月在法國巴黎舉行的世界工會大會，並表示中國勞動協會同意解放區工會派出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請王若飛轉告周恩來。[1]
1945年9月8日，中國勞動協會重慶工人社舉行開幕儀式，周恩來、王若飛應邀參加。周恩來對朱學範詳談有關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工會的團結統一，獲朱學範贊同。9月9日，周恩來向在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董必武寫信，通報其與朱學範會談情況。當天，周恩來還向朱學範送來親筆信。此後，經朱學範爭取及國際輿論壓力，國民政府同意鄧發（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一人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1][2]
此時恰逢重慶談判，9月10日，朱學範、易禮容應邀邀請到重慶上清寺會見毛澤東。朱學範向毛澤東介紹了中國勞動協會的活動，表示中國勞動協會願同解放區工會合作開展國際活動，達到中國工會運動的統一。毛澤東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們。」[1]
1945年9月至10月，世界工會代表大會在法國巴黎召開，鄧發出席大會並代表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發言。在會上，朱學範當選世界工聯副主席、執行委員，經朱學範提名，鄧發當選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理事會理事，劉寧一當選世界工聯候補理事。[1][2]
1945年11月5日到11月15日，朱學範出席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第二十七屆國際勞工大會。此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勞工組織舉辦的第一次大會。鄧發作為中國勞工代表的顧問出席大會，這是解放區工會代表首次參加國際勞工大會。朱學範在會上發言，強調製定區域公約的迫切性。[1]
1946年1月26日，朱學範、鄧發返抵重慶。當時，政治協商會議即將閉幕，反內戰爭民主運動在國統區掀起。朱學範與易禮容商議後，決定以解放區工會的八項主張為基礎，草擬《中國勞動協會二十三條政治主張》。該文件發表後，獲得中國勞工界及民主黨派支持，但遭中國國民黨部分人士抨擊。[1]
1946年2月10日，為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中國勞動協會同其他20多個團體在重慶較場口召開慶祝會，朱學範組織中國勞動協會人員保護會場，但中國國民黨重慶當局派員到場生事，雙方大打出手，李公朴、施復亮、郭沫若等均被毆打，釀成「較場口事件」。朱學範成為現場目擊者之一。2月11日，朱學範、李德全、閻寶航赴上清寺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向秘書長吳鐵城提出強烈抗議。但此時，中國國民黨當局稱中國勞動協會是較場口事件中破壞會場的「暴徒」，朱學範是「打手」。重慶地方法院控告李公朴、朱學範等人「公然聚眾強暴脅迫擾亂集會並傷害他人身體」。朱學範和中國勞動協會聘史良等人擔任辯護律師。重慶地方法院僅開庭審理一次，最後不了了之。[1][2]
1946年4月8日，鄧發在飛機失事中遇難。4月下旬，朱學範獨自赴中共代表團在南京的駐地梅園新村會見周恩來，了解解放區工會派出新代表接替鄧發的事宜。周恩來對朱學範主要談到解放區工會與中國勞動協會共同進行國際聯絡及宣傳的問題。[1]
1946年6月，朱學範和解放區工會代表劉寧一出席了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議。6月27日，劉寧一在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發言。當日，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在莫斯科的圓柱大廈舉行群眾大會，朱學範應邀在大會上講話。會議期間，朱學範、劉寧一還參訪莫斯科，後共同乘火車自海參崴歸國，乘輪船抵達上海。此後，劉寧一成為朱學範同周恩來、中共中央之間的聯繫人。[1]
1946年8月6日晨，中國國民黨方面的重慶市總工會領導人分為五路，在警察局刑警隊的配合之下，「接收」了中國勞動協會下屬的重慶工人福利社、中國勞動協會分會以及三個區的工人福利社，逮捕了重慶工人福利社主任周穎等幹部及工會會員共38人，將其中22人送法院看守所關押，此即重慶八六事件。事發後，正在上海的朱學範召集在上海的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開會，擬出向中國國民黨當局提出的四項要求：「立即釋放被捕人員；查辦此次不法行為的主犯；退出被占機構；保障工作人員安全。」中國勞動協會理事會致電世界工聯、各大國的總工會尤其是美國勞聯、美國產聯。8月8日，朱學範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事件經過，公開向中國國民黨當局提出上述四項要求，並請美國工界援華基金監事會秘書出席作證，說明重慶市總工會對中國勞動協會貪污美國工會捐款的指控純屬誣陷。國際及中國輿論對重慶八六事件反應強烈。國民政府表示該事件是重慶市總工會同中國勞動協會的糾紛。9月10日，蔣介石在廬山親自接見朱學範，朱學範簡述了事件經過，提出了「釋放被捕員工、退還被占機構、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的三項要求，蔣介石同意。中國國民黨當局釋放了被捕的中國勞動協會人員，但仍對朱學範等人提起公訴。[1][2]1946年9月，重慶地方法院對朱學範發出拘票。另外，中國國民黨當局要求朱學範代表中國勞動協會在關於排斥解放區工會的聲明稿上簽字，否則就要朱學範辭去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職務，但朱學範對此採取拖延態度。[4][2]
1946年台灣霧峰林家林正亨與妹妹林剛都加入中國勞動協會，並加入共產黨，後工人福利社遭國統查禁，接受指示返台發展地下組織。
1946年10月，中國國民黨單方面決定於11月1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朱學範是勞工界選出的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中國國民黨方面希望他能到南京參加大會。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先後表示反對中國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認為中國國民黨違反了政治協商會議的精神。朱學範會見劉寧一聽取意見，隨後與中國勞動協會部分人員發表「主張民主，反對內戰」的二十三條主張，拒絕出席制憲國民大會。劉寧一根據周恩來指示，建議朱學範離開上海，將中國勞動協會總部遷到香港，並在離開上海前發表聲明反擊中國國民黨。11月10日晚，朱學範向劉寧一表示：「我已下定決心，立即離開上海，去香港。」11月12日，經中國共產黨協助，朱學範離開上海赴香港。11月18日，上海報紙刊登了朱學範的《上海聲明》，聲明中稱中國國民黨當局破壞勞工界統一，強迫中國勞動協會排斥解放區工會組織，強迫中國勞動協會公開反共，強迫朱學範參加「偽國大」。此後，中國國民黨開除了朱學範的黨籍，朱學範還被開除職務並吊銷護照。[1][4][2]
抵達香港後，朱學範會見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方方等人，並接觸了許多民主黨派人士。1946年11月25日，朱學範在乘坐人力車返回住處途中，在香港莊士敦道英國海軍俱樂部門前遭遇車禍，被從後面開來的一輛汽車撞倒，右肩骨受傷骨折。朱學範及社會各界認為這是國民黨特務製造的車禍。朱學範入住香港瑪麗醫院，經三個多月治療痊癒。朱學範遭撞傷的消息經香港《華商報》報道後，國內外人士紛紛致慰問電或前來探望，並譴責國民黨，世界工聯總書記路易·賽揚從巴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劉少奇從延安分别致慰問電，英國部長夫人來醫院探望。朱學範住院第三天，周恩來派劉寧一代表中國共產黨及解放區工會自上海赴香港慰問朱學範，並帶來解放區工會繳納給中國勞動協會的會費。[1]
由於此前重慶市總工會指控朱學範貪污美援，1947年1月，美國產聯及勞聯派專人調查，並赴香港會見朱學範。經調查，調查人員聲明朱學範未挪用美援，重慶市總工會的指控完全是政治陷害。美國產聯為此在1947年2月專門作出援華問題決定：（1）產聯不再通過中國勞動協會分發援華基金；（2）朱學範沒有亂用資財。[1]
在香港，朱學範同何香凝、李濟深等中國國民黨元老頻繁接觸，醞釀創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7年5月6日，朱學範啟程出國。後經巴黎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與劉寧一共同出席1947年6月在布拉格召開的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不久，赴瑞士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理事會。[1]
1947年，中國出席日內瓦第三十屆國際勞工大會的政府首席代表仍為李平衡，顧問是吳秀峰、李晏平；僱主代表是莊智煥，顧問是朱家讓；勞工代表是安輔廷，顧問是劉松山、黃昌漢。此屆國際勞工大會發生了「朱學範事件」，即國民政府指朱學範「擅自向第三十屆國際勞工大會報到，自稱為中國勞工代表，以與我正式勞工代表安輔廷相爭。」實際上，朱學範是通過中國勞動協會的名義申請參加此次國際勞工大會，獲大會審查通過，大會決議支持在香港的中國勞動協會為中國工會正式代表。國民政府最高法院下令通緝朱學範，國民政府外交部則要吊銷朱學範的外交護照。1947年，朱學範自英國致函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農工部副部長陸京士：「我於六月十一日到了日內瓦，出席理事會，十九日開大會，照手續我可以做一些反宣傳工作，但是我忍耐着，李平衡兄到了以後，我連工人組會議也不出席了。同時我也就離開了日內瓦。」「這次在日內瓦，大家都見了面，我在國外無法不說幾句話，我始終是保持沉默，說得很少而且很和平。……現在我無法求當局諒解，我也不可能求當局諒解，現在我要做的說的，完全由於良心上應感。」但實際上李平衡對朱學範十分寬容，二人在日內瓦私下在許多方面達成共識。[5]
1947年7月上旬，朱學範到達倫敦，在此向李濟深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到歐洲各國之情況。隨後，朱學範赴美國，7月10日抵達三藩市，在三藩市會見馮玉祥。二人商談成立革命組織的問題。馮玉祥根據此次談話的內容寫下一封信，托朱學範代表他回到香港送交李濟深。1947年8月底，朱學範自美國返抵香港，將馮玉祥的信交給李濟深與何香凝。返回香港之後，朱學範與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王葆真、鄧初民、張文、梅龔彬、朱蘊山、陳此生等投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籌建工作中。[1][4]
1947年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在香港開幕，會議推舉李濟深、何香凝為召集人，柳亞子、蔡廷鍇、朱學範等人為委員。他們致函上海的宋慶齡請其到香港主持即將成立的民革。12月初，宋慶齡覆信贊成民革成立，但表示她以不來香港為好。[2]
1947年11月25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二次聯合代表大會召開。朱學範在會上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同日，朱學範自香港啟程赴歐洲。1947年11月在巴黎出席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後，又到倫敦。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召開成立大會，朱學範當選為16位中央常務執行委員之一，並被選為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為陳汝棠）。在倫敦的朱學範得知民革成立後，當即發電報表示祝賀。[1][4][2]
朱學範到倫敦不久，劉寧一也到倫敦，代表中共中央邀他到東北解放區出席解放區工會大會。[2]1948年1月8日，朱學範在倫敦發表《朱學範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表態擁護消滅蔣介石政權的民主革命運動，擁護土地改革，擁護愛國統一戰線，反對美國政府的魏德邁計劃與馬歇爾計劃。1月12日，朱學範以中國勞動協會的名義向世界工聯執行局寫了一份提案，要求世界工聯採取措施反對馬歇爾計劃。後來，朱學範自倫敦來到布拉格。此後中共中央安排朱學範經蘇聯到達中國東北的哈爾濱。2月28日，朱學範抵達哈爾濱。次日，朱學範致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3月4日，朱學範接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復電，對他「表示熱烈的歡迎」。[1][2]
此後，朱學範到中國東北的工廠、農村、煤礦參觀學習40天。1948年4月30日，朱學範見到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表態贊同。朱學範對李立三提出，應成立統一的中國工會領導機關，建議由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和中國勞動協會共同發起召開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朱學範這一建議獲採納。1948年8月1日，朱學範參加在哈爾濱開幕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會議期間，朱學範首次見到東北解放區領導人陳雲。在會上，朱學範作《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的報告》。因注射鼠疫疫苗不久，發生藥物反應，朱學範在作報告時突然在講台上暈倒。主席台上的陳雲、李立三將朱學範送往鐵路醫院。次日，朱學範出院後繼續作報告。此次大會恢復了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勞動協會加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團體會員，陳雲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朱學範、劉寧一當選為副主席，朱學範兼國統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大會後，陳雲代表中共中央同朱學範聯繫。[1][2]
大會後，朱學範、劉寧一在1948年8月26日共同署名致信世界工會聯合會總書記路易·賽揚，介紹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領導人情況，聲明「中國將從此不再由中國勞動協會，而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參加世界工會聯合會。」[1]
1948年9月19日，首批自香港來的民主黨派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四個人抵達哈爾濱，入住馬蒂爾賓館。當日，朱學範接到通知，從中華全國總工會招待所搬入該旅館，與上述四人同住。朱學範與他們見面並徹夜長談。10月8日，高崗、李富春等人帶來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徵求朱學範及沈鈞儒等七個人的意見。10月21日，在馬蒂爾旅館裏舉辦首次「新政協諸問題」座談會，朱學範與會。此後又接連舉辦第二次、第三次座談會。[1]11月25日，在哈爾濱的朱學範、沈鈞儒、譚平山等八位民主人士與中共中央代表高崗、李富春達成了關於召開新政協諸問題的協議。[2]
1949年1月，在哈爾濱的各民主黨派人士來到瀋陽。1月7日，朱學範、李富春一起赴大連迎接從香港來東北解放區的李濟深一行。[2]1949年1月22日，分別自香港、哈爾濱來到瀋陽的55位民主人士聯名發表《我們對於時局的意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該意見還明確反對中間路線。這55位民主人士包括李濟深、沈鈞儒、朱學範等人。[1]
1949年2月25日，朱學範等35位自國統區到中國東北的民主人士，在林伯渠、高崇民（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的陪同之下，自瀋陽到北平。此後，朱學範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同年3月30日到4月20日，朱學範參加在六國飯店舉辦的迎接上海解放的經濟問題準備工作座談會，在會上就勞資關係發言。4月下旬，朱學範經李立三陪同，首次見到劉少奇。[1][2]
1949年6月15日，朱學範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並講話。會後，朱學範在起草共同綱領小組工作。9月17日，朱學範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七次會議。[1][2]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召開。634名代表，300名來賓出席會議，推舉毛澤東等89人組成主席團。朱學範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9月25日，朱學範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及中國工人階級代表在會上發言。[1]
1949年10月1日，朱學範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1]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朱學範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郵電部部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郵電部部長。10月29日，朱學範主持召開郵電部第一次部務會議。[1][6]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中國僅有31萬門市內電話，25%的縣城無郵政局及電信局。經三年恢復，初步形成了溝通中國各個主要城市的通信系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決定實行「郵電合一」及「郵發合一」的管理體制，獲朱學範贊成。[1]
1949 年，全國郵政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成立，朱學範、李景韓、顧錫章、王希賢、陸象賢、宋鳳祥、成安玉等人為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朱學範為籌備委員會主任，李景韓為副主任。1950年3月17日，中國郵電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朱學範講話。3月27日，大會選舉產生中國郵電工會全國委員會，劉寅當選主席，李景韓、陸象賢、徐欣當選副主席，朱學範當選全國委員會委員。[1]
1950年6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派出朱學範任團長的代表團，出席郵電工會國際行政委員會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郵電工會全國代表大會、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第三屆代表大會。7月24日，朱學範率團自北京啟程，於同年8月初到達布拉格。1950年8月7日至8月9日，世界工聯產業部郵電工會國際行政會議在布拉格舉行，蘇聯、中國、法國、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荷蘭、奧地利、瑞士等13個國家的郵電工會代表參加此次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加強郵電工人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1]
1950年8月16日至18日，朱學範率代表團以來賓身份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哈萊參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郵電工會代表大會。8月30日到9月3日，朱學範率代表團來到柏林參加第三屆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代表大會。會後，朱學範率代表團歸國，途中曾在蘇聯停留並短期遊覽，後於9月20日離開莫斯科，10月1日返回北京。[1]
1957年12月，社會主義國家郵電合作組織成立。1957年到1966年，中國參加了六次社會主義國家郵電合作組織舉辦的郵電部長會議。1958年，朱學範率中國郵電部代表團參加了在布拉格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郵電合作組織第二次部長會議，隨後應邀訪問波蘭。1965年7月1日，社會主義國家郵電合作組織第六次部長會議在北京舉行，朱學範主持會議，會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分別會見各國代表團團長。[1]
1950年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七十三次政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該條例執行前，朱學範經過努力，並獲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率先在郵電企業中試行《全國郵電職工疾病傷殘試行辦法》。[1]
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為訪問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南方各老革命根據地人民，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據地訪問團，謝覺哉任團長，朱學範為副團長之一。朱學範負責率領訪問團湘贛分團，該分團團長為譚余保。1951年8月18日，訪問團湘贛分團抵達老革命根據地茶陵縣城。茶陵縣是毛澤東1927年率中國工農紅軍入井岡山後開闢的老根據地之一。[1]
1953年10月中旬，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總團及各分團組成，總團團長賀龍，朱學範為總團副團長之一。慰問團自10月20日至12月14日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指戰員。此次赴朝鮮，是朱學範一生中首次親臨戰場。歸國後，朱學範發表了《親眼看見的奇蹟》等文章。[1]
朱學範任民革第一屆中央常務執行委員兼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1949年10月6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聯）、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促）的代表舉行統一協商座談會。194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辦茶話會招待民革領導人，周恩來到會講話。1949年11月12日到11月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民革、民聯、民促及中國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共58人與會。會議決定，由上述四方面組成統一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聯、民促同時宣佈結束。會議選舉產生45名中央委員、20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的新一屆民革中央委員會，李濟深當選民革中央主席，朱學範當選民革中央委員。[1]
文化大革命時期，1967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實行軍管，朱學範被停止郵電部部長職務。1968年8月23日，朱學範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關押在秦城監獄。[1]朱學範被定為「朱學範、谷春帆特務集團」案主犯。此案涉及到郵電部門的許多幹部，原郵電部幹部、王國維次子王高明也因捲入此案而在1969年11月自殺身亡。[7][8]1975年5月，朱學範被遣送湖北黃石干休所勞動。1975年8月，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關心，朱學範獲准回到北京治病。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朱學範當時在北京尚未獲得行動自由，只好讓兒子朱培慶代其參加悼念活動。後來，朱學範發表了《周總理———我的引路人》、《征途指引賴周公》等文章。[1]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後來，朱學範獲得平反。1978年初，胡耀邦給朱學範打電話，祝賀朱學範獲得徹底平反和解放，並詢問朱學範有何要求。朱學範提出將女兒朱培英調回北京。次日，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通知朱培英的工作單位，將朱培英調回北京。由此，朱學範一家重新團聚。1978年2月，朱學範參加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選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
朱學範恢復工作之後，迅速參與恢復民革的工作，並赴各地調研。1979年８月10日，民革中央機關遷回原址辦公。1979年10月11日到10月22日，民革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朱學範在會上作關於修改民革章程的報告，大會選舉145人組成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在民革五屆一中全會上，朱蘊山當選民革中央主席，朱學範等人當選民革中央副主席。在會議召開期間，朱學範及其他與會者獲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鄧小平向各民主黨派及全國工商聯發表講話。12月15日，民革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定朱學範兼任組織部部長。[1]
朱學範等民革中央領導人在民革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制定了「以四化為中心，以對台為重點」的工作方針。各地民革組織根據該方針創辦了許多學校。至1987年2月，各地民革組織及成員創辦了274所業餘學校。此外，還創辦了許多企業及謄印社、書畫社、翻譯服務社、托兒所、醫院、歌舞團、電影劇組、京劇組等事業，並開展智力支邊。[1]
1980年元旦，朱學範通過廣播向台灣方面發表新年致辭稱：「在歷史上，很多處於交戰狀態的雙方，始終保持着郵務上的信件往來。」1981年，朱學範在《願海峽兩岸早日互通佳音》一文中稱：「『三通』是和平統一的先聲，通郵又是『三通』的先聲。」「為什麼要讓兩岸同胞為通一封平安家信有的竟要繞半年地球呢？」民革先後三次召開對台通郵座談會。1982年11月18日，朱學範向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呈交《關於成立對台通郵研究小組的請求報告》。後來，中華民國政府允許由台灣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轉信。[1]
1981年12月，朱學範在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此後，朱學範出訪諸多國家，自1982年至1986年接待45個國家的79個訪華代表團。[1]1982年，朱學範帶領民革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修改工作。[9]
1984年6月，應上海市市長汪道涵之邀，朱學範赴上海指導郵電通信改革，並且制訂郵電發展規劃。朱學範擬出《關於加強上海郵電通信建設，緩和通信緊張的匯報提綱》，其中提出郵電建設不僅應當與國民經濟發展同步，且要適度超前。同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舉行常委會議，討論朱學範提出的規劃建議，成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和上海市聯合組成的協調機構「上海市通信建設領導小組」，實施該規劃。此措施獲國務院同意。1984年12月，汪道涵主持召開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朱學範自北京赴上海出席。[1]
1985年3月1日，朱學範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寫了一封信，表達對發展中國郵電通信事業的設想。此信獲彭真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重視。1985年7月9日，朱學範在國家召開的城市基礎設施經濟問題討論會上作《要重視郵電的基礎設施》發言。[1]
1985年12月，朱學範調研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石家莊市等城市的郵電事業，並向國務院領導寫了報告。國務院領導對此作出批示。朱學範提出在中國逐步推行郵政編碼制度。後來該制度在中國全面推行。[1]
在長子朱培根應邀訪問台灣後，1985年5月，朱學範在深圳會見台灣Teisel公司總裁毛渝南，並商定該公司為廣東省、上海市、福建省等十多個城市製造S-1240型程控數字電話機的軟硬件。經過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批准及郵電部支持，先後引進了7億美元的通信設備，大大提升了中國大陸沿海城市的通信設備。[1]
1980年代末，朱學範到上海等地邀請國營大型工業企業的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座談，聽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營工業企業法（草案）》的意見。1989年，朱學範參加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方案的研討與起草工作。[9]
1988年9月，應《經濟參考》雜誌的邀請，朱學範寫出《大家都來關心郵政，辦好郵政》一文。1989年11月，朱學範在京津滬第三次、華東地區第一次郵電經濟學術交流會上發言。[1]
1989年1月1日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十周年紀念日，朱學範在紀念座談會上發言，盼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在無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儘早開展談判。1989年8月26日，朱學範在民革中央「台灣廳」會見中國統一聯盟第一副主席謝學賢一行。1990年2月3日，朱學範在《解放日報》發表《願有生之年，見祖國統一》一文。此後，朱學範發表《繼承遺志統一祖國》、《消除障礙促進統一》、《堅持反對「台獨」維護祖國統一》等文。[1]
1992年，民革中央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朱學範的辭職請求，並選朱學範為民革中央名譽主席，通過《給朱學範同志的致敬信》。[1]
1994年5月，朱學範通過朱培根對台灣的第三次訪問，聯繫到台灣統一集團總裁高清愿，促成了該公司赴中國大陸投資10億美元促進通信現代化。[1]
朱學範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七、八、九屆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第二屆民革中央委員，第三、四屆民革中央常委，第五、六屆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七屆民革中央主席兼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第八屆民革中央名譽主席。朱學範還是中國紅十字總會名譽會長、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理事長、中國醫學基金會主席、中國國際工合委員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主席。[2]
1996年1月7日，朱學範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葬於上海金山區楓涇鎮楓涇公墓。1996年1月19日，新華社發表《朱學範同志生平》。[1]
相關
著作
- 朱學範文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年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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