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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持不同政见者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a][b]),原名彭令昭,是出身江蘇蘇州的政治異議者及政治迫害受害者。
1949年以前,她曾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54年,她就讀於北京大學新聞系。1957年,她因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中公開支持同校學生張元勛的大字報《是時候了》等,而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歸類為「右派」,並被輿論等加以攻擊打壓。後來,她被以「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罪」、「反革命集團罪」[1]等為由,於1962年起被關押於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在獄中,她書寫帶有大量反對毛澤東等相關內容的日記等。同時,她在1960年代成為基督徒。
文化大革命期間,她於1968年4月29日在獄中被當眾宣佈處以死刑;同日,她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槍決於上海龍華機場(張春橋時任南京軍區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
她於槍決前日模仿汪精衛的絕命詩《被逮口占》[2],寫作如下詩句:
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簡稱「上海高院」)撤銷軍管會對她作出的判決,以精神病[4]為由宣告她無罪。[5] 1981年1月25日,在高法院長關子展的推動下,上海高院再次覆審,認定以精神病為由撤銷判決不適當,撤銷1980年之裁定,同時撤銷先前對於她的判決,並宣告她無罪。[6]
1932年,彭令昭出生於江蘇省吳縣(今蘇州市)。她的父親是彭國彥,他於1922年考入東南大學,主修政治經濟,1926年以畢業論文《愛爾蘭自由邦憲法述評》等取得學位;後來,他在1928年9月國民政府首屆縣長考試後成為榜首,並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7],後又任江陰縣長等。她的母親是許憲民,在抗日戰爭期間坐過牢,始終和抗日人士保持聯繫[8][7]。曾任蘇州《大華報》總經理,並為中國民主同盟成員,且曾(秘密)資助中國共產黨等,解放後曾任蘇州市民革成員和政協委員,蘇福長途汽車公司經理[9][7]。她還有弟彭恩華與妹彭令范。在文化大革命後,彭恩華成為文學作品翻譯者,後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獲頒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終於2004年於鹽湖城過世;他曾秘密保留她的骨灰盒。
此外,她有舅父許金元及許覺民等。許金元曾任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青年部長,後於四·一二事件中,被中國國民黨處決。許覺民則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等職務。
1943年,她考入蘇州萃英中學。[10] 當時,受母親影響,她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行動抱持極大熱情。畢業於景海高中(景海女師)後,她不顧父親反對,於1949年7月考入蘇南新聞專科學校(該校一度被稱作「革命搖籃」,是中共所創辦),並表示下定決心投入革命事業,且(發誓)「與家庭生不來往,死不弔孝」;她甚至曾無中生有地「揭發」她父親「犯下的過錯」。多年後,她(對此)表示:「他們要我井裏死也好,河裏死也好,逼得我沒辦法,寫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我不得不滿足他們……我沒存心誣陷你」。[11]
畢業後,她隨蘇南農村工作團參加蘇南農村土地改革運動。1952年,她開始在《常州民報》、常州文聯等任職。為了與父親「劃清界線」,她的姓名改為林昭。
1954年,她以江蘇省第一名之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立志成為毛澤東時代表現最突出的記者。在該校,她大量閱讀許多她喜歡的書籍作品。同時,她也觀察並意識到現實世界與她的想像的差距,因而在思緒上陷入「愛與恨的一盆糨糊」中。在該校自由的風氣中,她的思想逐漸擴展;同時,她對先前編造父親「罪行」的行為,感到後悔不已。後來,游國恩教授建議她將學習專業改為文學專業,但最後沒有做該變更。同時,她與張玲等,擔任該校校刊編輯,並負責於該刊物之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她加入該校學生社團「北大詩社」,並任該社團發行刊物《北大詩刊》之編輯。1956年秋,《北大詩刊》停辦後,她成為綜合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的編輯委員,並被稱為「紅樓裏的林姑娘」;該刊物之主編為樂黛雲。她與張元勛是該刊物第2期的責任編輯。
1957年5月19日,張元勛等(於北京大學校園等地)貼出大字報《是時候了!》,以響應中共中央的「鳴放號召」政策。隨後,北京大學校園內日漸出現更多大字報,學生也就此互相辯論;有人認為有些大字報的「右傾」言論是「反革命煽動」。同月22日,她在公開辯論場合中,反對前述批評,並表示:「我料到一旦說話也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着!」[c][12] 同月29日,《紅樓》編輯部舉行會議,宣佈將張元勛與李任自《紅樓》編輯委員會開除,並表示該決策之原因為該二人參與於「右派」刊物《廣場》之編輯委員會;在會議現場,她對張元勛說:「我有受騙的感覺!」[13]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指責「右派分子」藉由「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的名義,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14]
1957年秋,她與張元勛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她吞下大量安眠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而倖存。於是,她被認定為「對抗組織」且「態度惡劣」,遭有關當局加重處分,判以勞動教養三年。她不認同該處分,並至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提出質問,表示:「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時任該校領導者)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13]
1957年12月25日,張元勛被秘密逮捕,並判處有期徒刑8年。北京大學當時約有八千位學生,其中約1500名師生被歸類為「右派(份子)」,其中許多人被開除公職與學籍,發配至中國的荒涼邊疆地區,後經20餘年才得以平反。[13][15]
1958年6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被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時任系主任是安崗,北京大學原校系主任羅列改任該系副主任;羅列當時也被歸類為「右派分子」),她於是在羅列的帶領下,入學於中國人民大學。後來,因她當時體弱多病等,羅列冒險替她請求寬恕與幫助;她於是得以留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在該段「監督勞動」期間,她與同在該資料室「勞動考察」之該校學生甘粹(也因故被歸類為「右派分子」)發生愛情關係;隨後,他們提出結婚申請,但負責管理他們的組織領導等,表示此舉為「抗拒改造」,因而駁回該申請。[16] 1959年9月,甘粹被發配到新疆進行勞動改造。同年冬,她的病情加重,咳血加劇;她於是請求有關當局准予她休假並至上海休養。1960年春,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批准該申請,隨後母親將她帶至上海。
在上海療養期間,她受當時江浙地區結社文化影響,並與來自蘭州大學的研究生顧雁、徐誠等結識。當時,蘭州大學(學生)張春元[d]等,正在準備籌辦《星火》雜誌,以針對中國時下社會及政治現象提出批評。隨後,她的詩作《海鷗之歌》和《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等,發表於《星火》第一期。不久,涉及《星火》編輯事務者等皆遭有關當局搜捕。1960年10月,她在蘇州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獄。[17][7]
1962年3月,她被有關當局准許保外就醫,在蘇州結識了黃政,兩人共同起草了中國改革方案[7]。同年9月,她在蘇州與黃政等討論,並起草「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的綱領和章程。期間,她曾請求(旅居)上海之無國籍僑民阿諾,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攜至中國之外公開發表。[18]
1960年代,她的母親受洗為基督徒;也有一些教徒會前往他們家中討論聖經的內容。1963年,她於寫作時使用「主曆」一詞;該紀錄或可證明她在當時已成為教徒。[19]
1962年12月,她又被有關當局逮捕入獄。在獄中,她曾多次絕食、自殺,並分別兩次寫信給時任上海市長柯慶施、《人民日報》(報社)等,反映案情並表達其政治見解,但都沒有得到回應。據她妹妹回憶,因在獄中無法取得紙筆,她經常以鮮血在被單上書寫。[20] 另外,因她在獄中表態拒絕(違背其思想而)服從有關當局,被獄卒認定為「表現惡劣」,並因而經常遭受嚴重虐待;她曾表示:「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創痕猶在不消說了,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不論在我絕食之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月經期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未有所減輕!──比如在兩副鐐銬中暫且除去一副」。[21] 1965年3月23日,她開始在獄中書寫《告人類》。[20][22]
1965年5月31日,她於法庭上受審,並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她隨後寫下《判決後的申明》;以下摘錄部分內容:
……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個人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應該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與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蔑視它!看着吧!歷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盜和殃民賊[e]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林昭 主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在中央的直接批示和干預之下(據彭令范回憶說,上海公安總局的人後來告訴她,這一死刑命令在市局也存在不同意見,但是由於是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決定,因此只能執行),[5]林昭被列為應該處決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被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的判決書後,隨即被綁赴上海龍華機場執行槍決,終年36歲。[24]5月1日,公安人員來到林昭母親家,索取5分錢子彈費[25][5](事件在1981年報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判的《歷史的審判》一文中提到)[26],稱「無產階級的子彈,不能在反革命身上浪費」[27]。
林昭在1960年10月被捕的一個月後,其父吃老鼠藥自殺[7][28];林昭被槍決後,其母精神失常,在文革中亦被打為右派,頭上帶着「歷史反革命」的帽子[29]。因醫院拒絕醫治,1975年在上海外灘自殺。[30][5][查證請求]林昭弟弟彭恩華,2004年8月3日逝世於美國猶他州桑迪市,享年59歲。[31][32]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後移居美國。[5][19][33]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滬高刑復字第435號」刑事判決書,撤銷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1962年度靜刑字第171號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1967年度滬中刑字第16號兩次判決,宣佈林昭以精神病為由平反為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5]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滬高刑申字第2346號」刑事判決書中認為80年的判決書宣告無罪的理由為精神病不妥,「在病發期間的行為不應以反革命罪論處……林昭的行為既不構成犯罪……滬高刑復字第435號判決在適用法律上亦屬不當,均應與前兩個判決一併予以糾正」,撤銷了1980年「滬高刑復字第435號」判決書,但依舊對林昭宣告無罪,內有1981年滬高刑申字第2346號判決書。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與北大部分師生集資立碑,並被安葬在江蘇省蘇州市木瀆鎮靈岩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屍體至今下落不明,墓里只保留着林昭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縷頭髮。[34]林昭墓碑背面鐫有她1964年寫的詩句「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35][36]
2003年,中國獨立製片人、前新華社記者胡杰把他過去五年中親自尋訪認識林昭本人的80人的錄像紀錄,更通過特別途徑拍攝到林昭獄中文稿,完成了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37];其相關採訪《尋找林昭》刊登於2004年8月11日《冰點》,[38]年終時因題材關係,另外「文氣豐沛,貫穿首尾」,被章詒和評為她所看過描寫林昭最好的一篇,因而得2004年度《冰點》周刊「最佳特稿獎」。
林昭的檔案,包括在獄中寫的大量血書,1980年代曾一度開放,但不久又被封存。2009年4月,林昭的檔案原件由胞妹彭令范捐贈給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5],2009年10月26日首次公開檔案電子版。[40]檔案原件包括獄中血書,公開信,私人信件,以及家庭照等。[41]網上有檔案目錄,檔案電子版可供研究。[42]
2012年12月16日,各地網友12月16日在蘇州靈岩山林昭墓前舉行活動,紀念林昭的80冥誕。據現場照片顯示,有十多位國保便衣在網友紀念過程中監視並錄影。[43]
2013年4月29日,林昭遇難45周年之際,有人拜祭林昭受到當地政府人員阻撓。[44][45]
2016年4月28日,林昭祭日前一天,中國各地網民、維權人士等為避開政府干擾,選擇提前一天來墓地祭林昭,但遭到公安封山及抓人。[46]
2019年4月28日,湖南公民譚兵林等人赴蘇州紀念林昭,在火車站出站口被攔截遣返。而在稍早些日子前來林昭墓地祭拜的上海公民朱金安等人,也遭在墓地附近監視的警察驅趕。而前一年曾祭拜林昭的湖南公民朱承志則被蘇州警方以「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至今未有釋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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