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駒（1899年—1960年1月10日），字昂若，浙江杭州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創始人之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1]
生平
1899年，許寶駒生於杭州的一個名門。許寶駒家族在明朝時始定居杭州，清朝時期達到鼎盛，多有中舉之人。許寶駒的祖父許祐身曾任清朝蘇州府知府。父親許引之從清朝末年至北洋政府時期一直擔任中層官員，曾任清朝兩浙鹽運使。母親程時嘉，江西新建人。許寶駒家中兄弟姐妹共七人。許寶駒與其弟許寶騤、許寶騄人稱「杭州許氏三傑」。許寶駒的姐姐許寶馴工書善畫，並善於崑曲，是學者俞平伯的妻子。[1]
許寶駒自幼受家庭薰陶，文學功底紮實，《杭州市志》收有其描寫梅花的《西湖梅品》一文。許寶駒還受其父影響，自幼喜愛崑曲。[1]
許寶駒上大學之前，在浙江時便曾參與浙江的教育改革。1920年自北京大學畢業後，應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今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的前身）校長姜琦的聘請，出任該校語文教員。該校當年的教員中名人很多，有錢玄同、沈鈞儒、魯迅、許壽裳、李叔同、馬敘倫等人。[1]
1920年，馬敘倫接任該校校長，適逢該校發生學潮。馬敘倫來校之後，推進教學改革，倡導民主辦學，推行北京大學教授治校的經驗，對學生自治會的權利十分尊重，並籌資修理校舍，使該校的面貌迅速獲得改觀。但馬敘倫的做法遭到勢力強大的浙江省教育界保守派的強烈反對。[1]
許寶駒當時已擔任浙江省教育廳秘書。他支持馬敘倫推行的教育改革，和馬敘倫等人形成了浙江省教育界的革新派，與保守派鬥爭。1922年夏，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夏敬觀辭職，廳長空缺。許寶駒和當時的杭州一中校長、原北京大學教師黃人望等人提議馬敘倫繼任廳長。他們還專程到北京，獲得了蔡元培、李大釗的支持。李大釗直接向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推薦，很快獲得批准。1922年6月，馬敘倫就任浙江省教育廳長。上任後，馬敘倫大力推行教育改革，逐漸獲得了杭州教育界支持。後來，馬敘倫應聘赴北京任北京政府教育次長，許寶駒也離開浙江省赴北京。[1]
1922年起，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贊同改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孫中山主持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許寶駒作為北京特別區代表參加大會。大會通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進行了重新解釋及肯定，將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作為中國國民黨的目標，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許寶駒任國民革命軍第18軍黨代表，在浙江省對北洋軍閥勢力進行分化瓦解。1926年10月，中共杭州地委與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共同掀起了「浙江自治運動」。廣州國民政府派許寶駒、馬敘倫、黃人望等人來到杭州，通過秘密聯繫，促請浙江省省長夏超舉行起義，接應北伐軍。10月16日，夏超宣佈浙江獨立，並且就任國民革命軍第18軍軍長兼理浙江民政。但孫傳芳派出淞滬警備司令宋梅村率部開入浙江，與夏超保安隊在嘉興作戰，夏超的軍隊戰敗。10月23日，夏超兵敗撤回杭州，被宋梅村部俘虜並殺害。夏超、許寶駒等人的家產被全部查抄。同年11月，北伐軍殲滅了孫傳芳的主力，佔領了江西九江、南昌。至此，吳佩孚、孫傳芳的勢力已基本被消滅。[1]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許寶駒於1932年抵達南京，同陽翰笙、王崑崙、孫曉村等中國國民黨內的愛國進步人士交往密切。[1]
當時，四川的劉湘受到蔣介石排擠，劉湘擔心自己的地盤被奪走。於是，劉湘主動與王崑崙聯繫。而王崑崙此時正在為擴大抗日力量而奔走，想拉攏劉湘一道反對蔣介石。為了解劉湘的情況，王崑崙找到了善於出謀劃策的許寶駒商議。許寶駒認為應趁此良機親自赴四川了解情況。當時，中國共產黨也想購買一部電台，但因經費緊缺，尚缺少數萬元。王崑崙乃在劉湘派駐南京代表的陪同下飛赴四川，同劉湘會晤。王崑崙遊說劉湘，並且為中國共產黨謀得了6萬元。[1]
1936年初，南京文化界救國會、南京婦女救國會推動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中華自然科學社、南京婦女促進會等8個團體出面舉辦「冬令講習會」，邀集各界名人進行學術講演，宣傳救國。主講人大多是文化界的進步人士，許寶駒、章乃器、千家駒等人都應邀講演。[1]
1936年11月中旬，綏遠抗戰爆發，許寶駒、王崑崙、孫曉村等人推動南京國民政府的中高層人士發起了「援綏運動」。11月21日，許寶駒、王崑崙、張西曼等人在南京中央飯店召開援綏抗日大會，大會推舉中國國民黨元老張繼任主席並發表講話，眾多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均參加了大會。大會成立「首都各界援綏抗敵後援會」，通過支援綏遠的電文，並且在大會結束後舉辦了募捐。此後，該組織的辦公地點設在許寶駒家。但是蔣介石命令該組織解散，並且逮捕了孫曉村、曹孟君等人。而許寶駒仍不顧危險，堅持工作。[1]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重慶成為戰時中華民國的陪都，各種政治力量在此匯集。[1]
1941年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留在重慶同中國國民黨中央保持聯繫。周恩來提議組建一個秘密政治工作團體，配合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後來，經王崑崙、王炳南、許寶駒、屈武等人籌備，1941年夏，「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後來被稱為「小民革」）在重慶秘密成立。該組織成員有民主人士、中國國民黨左派、國民政府內的高級幕僚，也有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成立會的有王崑崙、許寶駒、王炳南、鄧初民、陽翰笙、屈武、高崇民、劉仲容、賴亞力、侯外廬、閔剛侯、閻寶航、吳茂蓀、曹孟君、譚惕吾等人。主要負責人是王崑崙、許寶駒。王炳南則以公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負責聯繫。該組織在抗日戰爭期間，為爭取中國國民黨的高層人士起到了重要作用。1945年8月，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多次約見許寶駒、王崑崙、屈武等人，並且在紅岩村和他們進行了一次徹夜長談。[1]
1943年2月，經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中國國民黨內的民主派人士譚平山、王崑崙、陳銘樞、楊傑、郭春濤、朱蘊山等人在重慶發起「民主同志座談會」，通過座談時事聯繫一批中國國民黨高層人士。1943年8月，在民主同志座談會的基礎上，許寶駒等10人組成了籌備小組，以籌建組織。不久，召開了小組會議，將組織名稱定為「中國國民黨民主同志聯合會」，並以該名義開展活動。後來又經過多次商討，最終定名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成為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的早期組織之一。[1]
1945年國共雙方經過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後，重慶的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人士認為應當正式成立民主派組織。1945年10月28日，許寶駒等人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第一次全體會員大會，宣佈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正式成立。大會通過了政治主張、大會決議案、組織總章等等，宣佈接受三民主義，繼承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並且推舉許寶駒等17人組成了中央臨時幹事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成立之後，積極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1947年底，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以及其他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人士的代表，在香港舉行了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會議，決定聯合組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同時繼續保持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組織活動。[1]
1948年，許寶駒赴香港，在香港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活動。[1]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在香港的中國各民主黨派聯合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5月5日，譚平山作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代表，同其他民主黨派的領導及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復電向各民主黨派的熱忱表示欽佩，敦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儘早赴解放區，共籌新政治協商會議。旅居香港的眾多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由此開始分批赴解放區。[1]
經周恩來安排，許寶駒等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1949年1月22日，許寶駒與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李濟深等55人一起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在人民解放戰爭進行中，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並稱「我們今天要明白表示我們的信念。我們認為，革命必須貫徹到底，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絕無妥協與調和之可能。……因此，我們對蔣美所策動的虛偽的和平攻勢必須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毀。」[1]
1949年9月17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鑑於人民民主革命已基本獲得勝利，該同盟的歷史任務完成，許寶駒等7名該同盟的主要領導遂代表該同盟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結束聲明》，公開宣佈該同盟結束。此後，該同盟的許多成員成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及其他民主黨派的幹部。[1]
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二次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和中國國民黨的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統一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由此宣告結束。在此次會議上，許寶駒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1]
1949年6月16日，許寶駒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央常委的身份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被安排在負責共同綱領起草工作的第三小組。第三小組由周恩來任組長，北京大學教授許德珩任副組長，宦鄉任秘書，組員有章伯鈞、廖承志、鄧穎超、周建人、羅隆基等共23人。[1]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佈公告，宣佈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許寶駒被任命為政務院第一批參事。此後，許寶駒歷任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1]
1950年7月10日，「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運動委員會」在北京成立。8月5日，民革中央常委會第27次會議決定，許寶駒參加該委員會。10月26日，「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在北京的委員與「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運動委員會」的各人民團體代表及各民主黨派代表，在北京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兩會合併改組為「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統一領導抗美援朝運動。1951年3月中旬起，該會簡稱為「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由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代表人士158人組成，郭沫若任主席，許寶駒任常委、組織部部長。[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許寶駒曾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務。1952年8月至9月，許寶駒調研了民革中南區的黨務工作，視察民革武漢市分部籌委會、民革湖北省分部籌委會等7個地方組織。回到北京後，他提交了一份調研報告。1953年3月31日，民革中央第88次常委會召開，決定設立中央理論政策研究委員會，邵力子為主任委員，許寶駒為副主任委員，負責研究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國家的本質、憲法及民主選舉等問題。1956年，為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許寶駒撰寫了《孫中山傳略》。[1]
許寶駒歷任民革第二、三、四屆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傳部部長、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理論政策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務。[1]
1958年春，許寶駒患重病。大躍進期間，許寶駒賦詩一首，歌頌大躍進「歡樂樂無窮」，並且歌頌中國共產黨稱「每飯不忘黨之恩意隆」，希望「躍進、躍進學工農」。[1]
1959年西藏騷亂發生，許寶駒創作了崑劇《文成公主》。該劇本表現了許寶駒擁護平定騷亂，希望西藏和平的願望。該劇本後來多次上演。[1]
家庭
許家共有兄弟姐妹7人。[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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