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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遠抗戰（日語：綏遠事件，すいえんじけん）為1936年11月至12月間發生於中華民國綏遠省（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中部）的戰爭，戰爭雙方分別為傅作義率領的晉綏軍和李守信、德穆楚克棟魯普旗下的大漢義軍和蒙古軍。這場戰爭是抗日戰爭初期雙方主要交火之一，共分為紅格爾圖戰役、百靈廟戰役和錫拉木楞廟戰役三場戰役。抗戰初期晉綏軍處於守勢，在成功抵擋住大漢義軍對紅格爾圖的進攻之後開始發動反攻，並奪回了被蒙古軍控制的百靈廟。大漢義軍連同蒙古軍在關東軍空軍的配合之下對百靈廟發動反撲，被晉綏軍重創並擊退。此後晉綏軍在錫拉木楞廟附近對大漢義軍發起總攻，將該地區的大漢義軍幾乎全殲，部分大漢義軍將領率部投靠了晉綏軍。戰爭最終以晉綏軍大獲全勝而告終，大漢義軍在此次戰爭中幾乎全軍覆沒，並最終被撤銷編制，日本方面因為此次嚴重失利而減少了在總攻中使用日偽軍的次數。因為百靈廟戰役在整場戰爭中規模和影響最大，此後很多媒體和研究人員用「百靈廟戰役」或「百靈廟大捷」來指代整個綏遠抗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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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將原有的察哈爾特別區、熱河特別區以及綏遠特別區改設成察哈爾省、熱河省以及綏遠省三個省份。在此之前，居住在這些地區的蒙古王公們對內蒙古建制的撤銷一直表示反對，改為設置省後，他們的反對的態度也愈演愈烈[3]。
1933年7月，德王和百靈廟喇嘛巴圖巴亞爾聯合其他蒙古王公[4]在百靈廟開會、決定聯合向南京國民政府施壓，要求內蒙古自治[5]。1934年1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在烏蘭察布盟百靈廟成立（史稱百靈廟蒙政會）。該委員會隸屬國民政府行政院，同時受蒙古地方自治指導長官的監督指導。在該委員會中，雲王擔任委員長（1936年1月由副委員長索王繼任），德王擔任秘書長（1936年1月升任副委員長）[6]，並實際掌管該委員會的職能[4]。蒙政會下轄錫林郭勒盟的十個旗、察哈爾省的十二個旗、烏蘭察布盟的六個旗、伊克昭盟的七個旗、歸化土默特部特別旗、阿拉善霍碩特旗以及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3]。蒙政會在成立後和綏遠省政府之間的權力界限並沒有得以明確劃分，在稅收分配等問題上雙方一直爭執不下，甚至爆發過交火[7]。
早在1933年日軍奪取熱河省後，就策劃進犯綏遠[8]:512。1933年3月，日軍侵佔熱河省的過程中，駐守開魯的原東北軍騎兵第17旅李守信部投降日軍，被改編為「興安游擊師」。5月，在中國共產黨推動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開始向察哈爾偽軍進攻，人數約10萬。7月4日，吉鴻昌指揮同盟軍攻打察北重鎮多倫，但多日不下，同盟軍遂與多倫偽軍將領李守信談判，「借」多倫一個月，李守信答應，同盟軍佔領多倫一個月後退出。國民政府以實現軍令統一為由，派遣軍隊進逼張家口，威脅同盟軍後方，同盟軍被迫解散。7月16日，關東軍參謀部制定的《暫行蒙古人指導方針要綱案》中提出，對內蒙古西部地區「主要以和平的文化工作為主，特別是以經濟聯繫來引導其自發地親日滿，……促進成立具有排華色彩的自治政府。」[9]為此，關東軍於9月將李守信部改編為察東警備軍，將其兩個支隊改稱為師。同時將多倫縣改稱為察東特別自治區，任命李守信為行政長官，設立關東軍多倫特務機關，軍事和行政方面均受多倫特務機關長指揮。從此，多倫成為關東軍「內蒙古工作」的據點[10]。
11月30日日本內閣制定《帝國外交政策》和陸軍省(部)對該文件提出的最後修正案，標誌日本分離華北政策形成。這一政策要達到的總目的是要「驅逐國民政府勢力於華北之外」[11]。具體地說，這一政策的主要內容有兩個：一是聯合德王統一內外蒙古。成立偽「蒙古國」；二是策動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和綏遠五省脫離國民政府「成為自治地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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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和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商定華北5省自治運動方案，表明分離華北政策開始推行。這一分離華北的工作，分別在察綏方面和華北方面同時展開。華北方面主要由中國駐屯軍負責、關東軍協助，察綏方面主要由關東軍負責。[13]7月，關東軍參謀部制訂《對內蒙措施要領》，內中指出：「對於綏遠的傅作義將軍，隨着華北工作的進展，如果可能，或者先行收買，努力使其行動符合於關東軍的意圖；但如果認為無論如何難以實現時，就抓住時機，把他打倒，驅逐到山西省內。」[14]:1721935年8月，日軍大施威脅，縱令特務機關，到處滋擾[15]:31。
在入侵華北方面，關東軍、中國駐屯軍首腦人物紛紛出動，企圖策動宋哲元、閻錫山、傅作義、韓復榘、商震等華北將領脫離國民政府，實行華北5省「聯合自治」；與此同時，唆使河北省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於1935年11月25日在通縣宣佈「脫離中央自治」，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此推動分離華北工作[13]。
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該委員會被認為是適應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而成立的[13]，其管轄區為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日本方面認為冀察政權將成為華北5省脫離國民政府而獨立的「階梯」。[16]不久，日本發現國民政府逐步使冀察政權「中央化」。[17]宋哲元也提出「力保主權」的口號，公開宣佈「冀察外交今後將嚴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16]因此，「以日滿華親善……為目的的冀察政權完全改變了性質」。[13][17]
在加緊分離華北的同時，日本也在將自己的勢力向內蒙古西部擴張。從1933年7月到1936年1月，日本軍方陸續炮製了《暫行蒙古人指導要案》、《對察施策》、《對內蒙措施要領》以及《對蒙（西北）施策要領》等一系列文件，其核心內容是：促成內蒙古西部地區「轉向親日」，成立「自治政權」，最終使之「脫離中央而獨立」。[17]《關於建立蒙古國的意見》和《滿洲國接鄰地方佔領地統治案》兩個文件中，對未來將要在內蒙古地區建立的「蒙古國」的國家機構、行政區域、財政經濟以至國號、元首、首都等都作了詳細說明。[16]為了達成這一目的，日軍於沽源縣發動了兩次察東事件，成功迫使南京國民政府免去宋哲元的察哈爾省省長職務。[18]而日方也在自己的文件中承認「這一事件事實上具有援助德王內蒙自治工作的意義」。[12]此後，日軍命李守信的偽察東警備軍進攻察哈爾北部，並侵佔了多倫。《秦土協定》簽訂後，12月，關東軍以中方不履行《秦土協定》為藉口，命令李守信率察東警備軍向寶昌、沽源進攻，並派滿航臨時獨立飛行中隊參加作戰。12月10日，李守信部與關東軍派出的特設隊一起不戰而佔領寶昌；12月12日又在關東軍飛機支援下攻佔沽源縣城；12月30日和31日分別進駐張北、商都縣城。12月30日，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多倫特務機關長淺海等與察哈爾省代主席張自忠達成由蒙古保安隊進駐察北六縣的協議。這樣，李守信部即以蒙古保安隊名義進駐沽源、張北、寶昌等六縣。接着又佔領了崇禮、尚義、化德。至此，察北地區已完全處在關東軍的控制之下[10]。
1936年1月，關東軍制定新的《對蒙（西北）措施要領》。1月12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參謀中井升太郎偕太原特務機關長和知鷹二和羽山喜郎往太原訪閻鍚山，又訪傅作義，策動晉綏加入冀察政務委員會[19]:490。1月20日，在關東軍的策劃下，在張北成立了偽察哈爾盟公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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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盛島角房率一部分特務機構人員遍訪察哈爾部各旗總管和錫林郭勒盟各旗的王公。在蘇尼特右旗拜訪德王（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察哈爾省政府原委員德穆楚克棟普親王）時，因德王當時正在向南京政府請求允許「蒙古自治」問題，雙方還沒發展到後來「協力」的地步。所以，德王「儘管對日本懷有好感，但對日本方面並沒有提出任何要求」。與德王會面後，盛島認為「當前能成為日本蒙古工作對象的人，非德王莫屬」，並迅速向關東軍參謀部作了匯報。盛島角房離開後，雲繼先向德王報告，稱達密凌蘇龍所率領的蒙政會保安團被傅作義收編。[4]
失去了唯一的部隊的德王開始和李守信接洽，同時開始和關東軍正式接觸，商討成立「蒙古國」的相關事宜。[4]為了阻止德王的行動，傅作義建議國民政府將「蒙古地方自治改為以省為單位」，將蒙政會一分為二，分為「綏遠省境內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和「察哈爾省境內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此外，從1935年下半年開始，一些王公貴族在傅作義的策動下開始致電南京政府，要求脫離百靈廟蒙政會，另訂分區辦法，組織自治委員會。這些建議最終被南京國民政府採納，准許「烏伊兩盟零丁分區設治辦法，免於參加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並准在愛金合洛設立自治機關」。[20]日軍扶植德王和李守信，成立「蒙古軍總司令部」；還收買偽軍頭目王英，組織「蒙漢西北防共自治軍」和「大漢義軍」[8]:512-513。
1936年1月，日軍指示李守信部侵佔察哈爾以北6個縣，意圖進佔綏遠大青山以北各縣，更進而推向西北甘肅、寧夏、新疆三省邊界，阻塞中國西北地區對外交通，割斷與蘇聯聯繫，實現「滿蒙政策」[8]:513。2月10日，「蒙古軍總司令部」正式成立，建立蒙古軍，德王親任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任副總司令；下轄九個師、一個炮兵團和一個憲兵隊[4]。但日軍在化德縣組建大漢義軍的行動引起了德王的不滿，德王認為這是日軍在限制他的權力和影響力。[4]5月12日，蒙古軍總司令部正式改為蒙古軍政府，雲王、索王、沙王任正副主席，德王任總裁，負實際責任，總裁之下設4個幫辦，協助總裁處理軍政事務，李守信名列4幫辦之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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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唆使偽蒙軍侵佔察北六縣後，1936年7月底開始，盤踞在察綏邊境的兩支偽軍向綏軍發動試探性進攻。7月26日，偽「西北防共自治軍」總司令王道一率其部眾2000餘人，陸續由察北之商都經十蘇木、半個蘇木、甘格梁竄抵土城子、頭股地一帶及其以北地區集結。7月底，偽「西北防共自治軍」（300餘人）司令于志謙、副司令馬子玉，數次進攻興和等地[8]:514。
傅作義部當令駐守興和的一個營，於8月1日晚實行突襲。[21]8月初，傅作義親臨前線，命師長彭毓斌、團長許書庭先後率部出擊，斃敵數百人，俘虜馬子玉等60餘人[8]:514。8月2日，王道一部主力從東南北三面進攻紅格爾圖。駐守該地的晉軍騎兵第一師第三旅第三團一個連，當即實行抗擊。騎三旅旅長彭毓斌命令騎三團悉數增援紅格爾圖。增援部隊立即將大漢義軍進攻部隊擊退，進入紅格爾圖。傅作義和騎兵軍軍長趙承綬於當晚趕到集寧，決定殲滅王道一偽軍。命令騎三旅第六團全部及旅特務連向紅格爾圖以東攻擊，會同第二團內外夾擊。8月4日夜至5日凌晨2時許，晉軍一部在紅格爾圖東面察哈爾境內之陽坡村、土城子一帶將偽軍殲滅，另一部襲擊了頭股地、小土城子的王道一司令部[21]。兩支晉軍在戰鬥中均取得了勝利，而「西北防共自治軍」則幾乎全軍覆沒，王道一在逃回商都之後即被日軍處死[22]。傅作義也由此得出判斷，日軍和日偽軍即將大舉進攻綏遠[1]。隨後傅作義傳令將俘獲的偽軍首領全部處死[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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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一直採取的是「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這在國內激起了非常大的不滿[23]。1936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會」）在上海成立。在「成立宣言」中，宣告全救會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促成全國各黨各派團結抗日。全救會成立後在促進全國團結、實現全國抗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7月10日全救會推派代表到南京請願，要求國民政府領導全國人民「立即對日抗戰」，並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全救會的主張和成立經過，希望新聞界人士積極支持全救會工作，多多登載全國救亡運動消息。7月15日，全救會又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4人名義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提出6點希望：希望蔣介石放棄「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抗日；希望陳濟棠、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推動國民政府抗日；希望宋哲元不再壓迫學生愛國運動；希望全國人民敦促國民政府出兵抗日。[13]
華北事變以後，一些中間派和地方實力派的政治態度也向着要求全國團結和實現全國抗日的方向轉變。福建事變領導人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等於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確定抗日反蔣方針。1936年9月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改變反蔣方針，表示願為「國共合作救亡」竭盡「斡旋之力」。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香港召開第二次全國幹部會議，決議改名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呼籲各黨各派團結抗戰，「共赴國難」[24]。這時，一些地方實力派也轉向抗日，李宗仁、白崇禧通電全國，要求進駐陝西的中央軍轉赴綏遠前線；要求國民政府批准桂軍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綏。余漢謀在廣東組織「出察援綏軍」；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了「援綏請纓抗敵書」；楊虎城表示陝西、綏遠接壤，唇亡齒寒，也向蔣要求率部赴綏抗戰[25]。
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多次派其俄文秘書烏蘭夫前往百靈廟，對保安隊隊長雲繼先曉以大義，促成雲繼先率1,000名官兵反正[8]:513。德王公開投日後，反對投靠日本的雲繼先率領保安隊於1936年2月21日發動了百靈廟暴動，將百靈廟的蒙政會保安隊全部帶走，並接受了傅作義的收編。[26]暴動發生後，板垣征四郎以「中間人」的身份企圖拉攏傅作義加入「蒙古自治」的行列中，遭到了傅作義的拒絕[3]。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與察哈爾省政府交涉，減免鴉片過境稅三分之一稅款，寧肯收少70萬元，也叫德王一無所得[8]:513。
1936年8月，蒙政會內部關於烏拉特前旗的領導問題出現分歧[7]。當時西公旗老王死去，德王支持其侄巴圖巴雅爾，與老王另一侄子不拉多濟爾爭位，傅作義命王靖國派兵化裝成西公旗保安隊進攻，打死巴圖巴雅爾等人[8]:513。此外，傅作義還在察北接攘邊界之集寧、陶林、紅格爾圖、土牧而台等地構築國防工事[8]:513。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等來到綏遠，對傅作義說：「宋哲元能力不夠，請傅將軍出面領導『華北獨立』」，並許諾給6000萬大洋作為個人贈款；傅作義予以拒絕，周旋到底[8]:514。
為「準備」「由察北向綏東出動」，「把傅作義從綏遠趕走」[27]，根據日本關東軍的「建議」，1936年7月，蒙古軍政府下屬部隊編成新的「蒙古軍」，成立「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任總司令，李守信任副總司令。在原李守信部察東警備軍的基礎上擴編為蒙古軍第1軍，李兼任軍長，下轄1、2、3、4師和一個直屬炮兵隊；以德王的「蒙政會」保安隊和騎兵團為基礎擴編為第2軍，德王兼任軍長，轄5、6、7、8師，還有一個警衛師、炮兵隊和憲兵隊，「總兵力約達1萬餘人」。[28]
「大漢義軍」是關東軍臨時拼湊起來的，其兵源大致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馮玉祥舊部張萬慶向第29軍劉汝明部借來的兵；二是綏東土匪頭子石玉山糾集的察北和綏東的土匪和民團；三是從冀東調來的偽軍；四是由李守信部偽蒙古軍撥給的胡寶山部一個騎兵團。「大漢義軍」9月編組，10月編成，轄5個旅，石玉山、金憲章、安華亭、王子修、楊守誠分任旅長，寇子嚴任參謀長。[29]此外還有騎兵支隊、騎炮營、手槍團、游擊大隊等直屬部隊[30]，全軍共約5000餘人。[28]
關東軍並未直接參與作戰，其所提供的兵力全部都是顧問和指揮官，除了上述提到的各路顧問外，關東軍駐嘉仆寺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是日偽軍在此次戰爭中的主謀和指揮。[28]
10月初，日本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和德王經過反覆研究，制定具體侵綏方案，並得到關東軍司令部批准[8]:514。田中隆吉與德王、李守信、王英等11月5日在嘉卜寺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李守信、王英兩部進攻綏遠。進攻計劃，分兵三路：以李守信第一軍，部署於綏東興陽一帶為左翼，德王第二軍部署於綏北土木爾台以北地帶，並以偽蒙軍第七師進駐百靈廟為右翼；另以王英「大漢義軍」為主力，進攻紅格爾圖和土城子一帶。計劃先奪取紅格爾圖，然後從百靈廟和興和同時出動，一舉攻佔歸綏市。再分兵進佔綏東集寧和綏西包頭及河套地區。王英所部開離其商都華地，逐步向西移動。同時，李守信率領第一軍由張北移至商都，作為第二線。德王的第二軍主力市置在尚義，化德一帶，以為後援；其第七師穆克登保部早日由後草地，繞道向百靈廟進駐，作為北線的作戰主力。偽軍出動的總兵力約為15000餘人。[31]這個方案明確出師目的是「打倒綏遠省主席傅作義」，計劃以王英「大漢義軍」打頭陣，偽蒙古軍殿後，波浪式攻佔平地泉（今集寧），然後奪取綏東4縣，接着進入歸綏或大同，再讓王英軍佔領五原[8]:514。
面對日本對綏遠步步進逼，國民政府和晉綏地方政府採取強硬態度。1936年春，蔣介石調集中央軍5個師入晉，準備打擊經過長征進入西北之紅軍，同時也準備對日本侵犯綏遠有限度抵抗。9月18日，中央軍小炮隊1個大隊開抵綏遠[19]:493。
10月12日，中央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軍湯恩伯部及騎兵第七師門炳岳部亦奉令入綏參戰[19]:493，但前提條件是日軍擴大進攻[1]。同日，蔣致電閻錫山，決定調中央軍第四師、第二十一師和第八十九師增援綏遠[19]:493。
10月21日，蔣又電告閻，正在南京舉行之中日談判[32][19]:493。10月24日，傅作義飛抵太原，向閻錫山請示有關對日作戰的問題[1]。閻錫山表示全力支持傅作義，命令駐防綏東的晉軍趙承綬部騎兵軍（轄第一、二兩師）和駐防包頭、綏西的晉軍王靖國部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所屬第七十、七十二師歸傅指揮；駐防晉北陽高、天鎮的晉軍李服膺部第六十八師由晉入綏，歸傅節制；晉軍獨立第七旅，獨立第八旅以及晉軍炮兵司令部所屬4個炮兵團在晉北大同附近集結，準備援綏[28][30][33]。10月底，傅作義前往太原、洛陽，向蔣介石、閻錫山慷慨陳詞，請求禦侮[8]:514。10月30日，傅作義與閻錫山向蔣介石請示對日作戰事宜。幾經勸說後[1]，蔣介石對綏遠抗戰此時也採取了相對支持的態度[34]。蔣同意晉綏軍將領傅作義進佔百靈廟，趕走德王偽蒙古軍[19]:493。但蔣要傅作義以忍讓為主，非到不得已時，不可輕易對敵作戰[8]:514。
11月8日晚，傅作義召開營以上軍官秘密軍事會議，商討反擊[8]:514。會議研討後，針對日偽兵分3路進犯綏遠的態勢，決定成立綏東、綏北兩個防務總指揮部[28]。會上，傅作義決定由騎兵師長彭毓斌和步兵第二一八旅旅長董其武為綏東防務總、副指揮官[8]:514，率騎兵第一師所屬騎兵第一、二、三團和步兵二一八旅所屬四三五、四三六團，第二一一旅所屬第四二二團以及炮兵1個營負責綏東方面防務。另以晉軍李服膺部第六十八師所屬四二六團進駐興和、第四〇一團進駐大六號，警戒集寧東北一帶。任命騎兵第二師師長孫長勝和步兵二一一旅旅長孫蘭峰為綏北防務總、副指揮官[8]:514，率騎兵第二師所屬第四、五、六3個騎兵團，步兵二一一旅所屬四一九、四二一2個步兵團，晉軍王靖國部第十九軍第七十師所屬補充1團以及炮兵1個營，負責綏北方面防務[28]。
11月17日，蔣自洛陽親赴太原晤見閻錫山，11月18日在綏靖公署召集各機關公務員訓話，大意一切應以堅固守靜之態度沉着處理[35]:977-978。傅作義從前線趕來，蔣要傅作義迅速停火，以免「影響中央誓死剿共政策」；傅作義則要求反攻百靈廟，蔣表示反對[8]:515。
11月4日，傅作義由太原返回歸綏，即會同趙承綬赴前線檢查戰備。11月11日，閻錫山以軍委會副委員長、太原靖綏公署主任的身份，發佈關於綏遠作戰部隊序列的命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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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傅作義為晉綏剿匪軍總指揮兼第一路軍司令官，第一路聽部為第三十五軍，附第二〇五旅（欠第四〇七團），獨立第七旅，補充第十二團，炮兵第二十一、二十九兩團，及小炮大隊（欠第一、三中隊）。 (二)湯恩伯為第二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第十三軍，附第七十二師，及炮兵第二十七團。 (三)李服膺為第三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第六十八師，附炮兵第二十四團，及小炮第一、三兩中隊。 (四)王靖國為預備軍司令官，指揮所部第七十師（欠第二〇五旅第四〇七團），附獨立第八旅。 (五)趙承綬為騎兵軍司令官，門炳岳為副司令官，指揮騎兵第一師、第二師，及第七師。 |
此外，先前從蒙政會投靠到傅作義帳下的正黃旗總管達密凌蘇龍旗下的綏東四旗（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剿匪軍司令部設在正黃旗政府所在地十二蘇木，下轄3個中隊，1中隊駐興和縣和正黃旗巧爾基廟、四蘇木一帶；2、3中隊駐十二蘇木、土木爾台、阿貴廟等地，共約700餘人，是一支蒙古族騎兵部隊。該部隊配合晉綏軍參與了當地的防禦工作[28]。
1936年11月5日[8]:514，在田中隆吉的鼓動下[1]，察境蒙政會委員長德王向傅作義發出宣戰通電[8]:514，指責傅作義「唆使」百靈廟兵變，破壞蒙古地方自治[36]。田中隆吉宣稱：「『九·一八』時，東北軍一打就跑，這回綏遠軍可能一嚇唬就跑。」[8]:514
大漢義軍於11月13日接到了日軍指揮部下達的作戰命令[37]。14日夜，大漢義軍主力從商都出發，向紅格爾圖方向推進。紅格爾圖是商都通往百靈廟必經之地[8]:514-515。當夜12時，其先頭部隊進至距紅格爾圖四里之陽坡村[1]，與達密凌蘇龍派出的巡邏隊遭遇，發生前哨戰。
11月15日上午8時，大漢義軍1500餘人開始向紅格爾圖發起進攻，駐守紅格爾圖的晉綏軍隨即展開防守[30]。戰鬥中日軍出動了飛機四架、山炮六門，向東、北兩面圍牆猛轟，掩護分由東北南三面，向城內進攻的步騎兵。而城內的守軍則以工事堡壘為依託，雙方激戰兩個小時後，大漢義軍暫時撤退[1][38]。此後大漢義軍繼續進攻，戰至下午5時，大漢義軍先後多次衝鋒，全部被擊退[30]。
彭毓斌在集寧得知戰況後，立即下令駐防高家地的騎兵第六團，利用夜間增援紅格爾圖。11月14日晚上12點，騎六團團長張培勛率該團兩個連及機槍一排，由高家地馳來增援，從西門進入紅格爾圖。11月15日凌晨6時左右，在田中隆吉親自指揮下，大漢義軍5000餘人以飛機大炮作掩護，向陶林縣屬紅格爾圖進攻[8]:514。田中隆吉、王英指揮兩個騎兵旅[1]，一個步兵旅向紅格爾圖猛撲，先後7次衝鋒[8]:515。
11月16、17兩日，在田中隆吉指揮下，大漢義軍總指揮王英率領石玉山部和楊守誠部兩個騎兵旅、金憲章部步兵旅、兩個炮兵連以及胡寶山部騎兵支隊、於志謙率領的游擊大隊等直屬部隊，在日本飛機掩護下，從東、南、北3面繼續向紅格爾圖守軍陣地猛攻，但陣地始終在守軍手中[1][30]。
11月15日，傅作義和趙承綬趕到集寧前線，親自指揮作戰[1][21]。11月16日，傅作義趕到平地泉指揮[8]:515。
11月16日上午，傅作義與趙承綬命令騎兵第一師師長彭毓斌率騎兵4個團，步兵第二一八旅旅長董其武率步兵2個團及炮兵1個營，抄擊大漢義軍於紅格爾圖附近，內外夾攻；彭、董二部星夜出擊，秘密集結在紅格爾圖西南旦岱溝一帶[8]:515。
11月17日拂曉，進擊部隊步、騎、炮兵三隱蔽集結於八蘇木附近，距大漢義軍集結地只有二三十公里。當天上午9點，彭毓斌發佈進攻命令：「本師以奇襲該敵之目的，擬下今（11月17日）夜行動，於明（11月18日）拂曉向該匪側背施行攻擊，務期殲該匪於紅格爾圖以東，野貓溝以西一帶地區。」同時，調駐守豐鎮的第六十八師第四〇一團至大六號，掩護集寧東北一帶，支援出擊部隊。騎一師陽步二一八旅當時分駐集寧、大六號、旗下營、卓資山等地，距離指定集結地八蘇木，近者110里，遠者達270里，但他們還是在一夜之間所有部隊都趕到了集結地區[1][38]。
這時，王英偽軍在前線的約有三、四千人。除以一部圍攻紅格爾圖，其餘則分佈於土城子、打拉村、台道灣等處。11月17日晚上11時，董其武在廷鎮以南十二蘇木召開部隊長會議，下達作戰命令：第四二二、第四三六兩步兵團各加屬炮兵一連，於18日凌晨2點時，向土城子、打拉村、二台子、七股地一帶的日偽軍進行分割包圍，並分別聚殲；同時命令騎兵團秘密迂迴於打拉村、土城子以東地區，截擊潰退和增援的日偽軍[39]。12時，董其武率步兵第四三六李作棟團、第四二二王雷震團，山炮一營，向頭股地、土城子、陽波村等處的大漢義軍進襲，騎兵第三、四團及炮兵一連，向三股地、打拉村之敵奇襲，騎兵第五團主力及裝甲車隊、特務連為師之預備隊，防守從商都到紅格爾圖的道路。11月18日凌晨1時30分，各部隊疾進至不浪山腰[21]。凌晨2時，發起總攻，分路包抄，打得大漢義軍猝不及防。[8]:515第四二二團先在土城子以南與敵發生激戰，隨即攻佔了陽坡村[21]。綏軍騎兵攻佔三股地後，沖至打拉村。第四三六團先後攻佔了頭股地、小土城子。上午7時，大漢義軍全線崩潰[8]:515，土城子以北東西山腰也被晉綏軍步兵佔領。紅格爾圖東南北三面的大漢義軍部隊開始向北方逃竄，其中南面的攻城偽軍繞道城東向北逃竄。8時30分，騎一師師部勝利進入紅格爾圖。此次作戰大漢義軍陣亡500餘人，被俘20餘人，連同保衛紅格爾圖3天之戰，大漢義軍共損失兵力1000餘人[21]（據董其武提供的資料上顯示，「是役共斃傷敵偽軍1700餘人，俘虜偽軍300餘名」[39]）。
在紅格爾圖激戰的同時，駐守興和的晉軍李服膺部1個團，在11月17日至18日與來犯的大漢義軍展開了攻防戰，至18日中午最終將對方擊退，20日大漢義軍全部退出興和[1]。
百靈廟有公路北達外蒙古烏蘭巴托，東通謗江、嘉卜寺，西南接包頭，東南連歸綏。地勢險要，是通向新疆、蒙古之交通要樞，地理位置重要，清康熙皇帝北征時曾敕廟為「鴻厘寺」[8]:515。百靈廟位於綏遠北部，在省城歸綏西北約330里，距武川縣城240里，是烏蘭察布盟（現屬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草原上一個著名的召廟。這個內蒙古西部的重鎮，為喇嘛、蒙民聚集之中心，是漢蒙交易集合最為繁盛的地區，更為內蒙古人士心目中的聖地。自百靈廟蒙政會成立以來，該地區一直處於德王的控制之下[40]。
田中隆吉和德王以為百靈廟在名義上仍是南京政府隸屬之下的綏境蒙政會所在地，綏遠軍隊不會前去進攻，而這裏又距包頭較近，可以隨時發兵攻略，因此，他們既把百靈廟作為進行綏遠戰爭的後方基地，又將它視為爾後進攻包頭的前進基點。紅格爾圖之戰發動前，11月初，蒙古軍第二軍第七師穆克登寶部開抵百靈廟。並運來大批糧襪、武器，電結該地[40]。百靈廟地勢易守難攻，其四周環山，周圍約二十餘里。各山距廟約二三里不等。山外為沒有開闢過的草地，地勢平坦，幾乎沒有步兵掩體。廟舍及商店全都在山裏，對於攻擊部隊而言非常難於隱蔽起來再接近守軍。廟被山河環繞，鎮中有高大僧房，全都可以可當作街壘巷戰用的工事，對於缺乏重武器的攻擊部隊也是一個障礙。而且偽蒙古軍在百靈廟經營多時，作戰的準備非常充分，而且是以逸待勞。廟外有大小山口九個，人稱九龍口。偽蒙古軍在百靈廟四周九大山口（山頂、山腰、山腳）修築堅固防禦工事，並屯積大量武器彈藥和兩萬袋麵粉[8]:515。守軍可作戰較長時間，綏軍糧彈僅有隨身攜帶的一部分，完全無法形成對比。綏軍攻擊兵力也並沒有比對方高多少，且多數為步兵，偽蒙古軍則多為騎兵，機動能力上比晉綏軍佔上風[21][40]。
晉綏軍方面，在紅格爾圖作戰開始之前，綏軍就在百靈廟一帶展開了偵查。紅格爾圖戰役剛剛結束，傅作義返回綏遠後即部署收復百靈廟；他再次召開營以上軍官會議，集思廣益，確定攻打百靈廟要以奇襲制勝[8]:515。傅作義立即在11月18日在集寧發出電令，命令準備攻打百靈廟的各支部隊開始行動。11月20日中午，傅作義返回綏遠，展開軍事部署[1]。
面對如此情況，傅作義及其指揮部對戰鬥進行了詳細部署。11月20日，傅作義在歸綏召集孫長勝、孫蘭峰和袁慶榮，部署作戰事宜，要求以最快的速度達成作戰目標，並完全消滅守軍。傅作義命令騎兵第二師師長孫長勝、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長孫蘭峰率步兵8個營、騎兵8個連、山炮1個營、裝甲車20輛、汽車24輛，於11月23日午夜發起總攻[8]:515。同時，傅作義做出了戰鬥安排，要求部隊以最快的速度和手段佔領百靈廟[21]。
按照指揮部的命令，晉綏軍攻擊部隊均須在11月23日晚10時前到達攻擊準備位置，約在守軍陣前約2千米的位置[21]。11月23日下午1時，晉綏軍出擊部隊開始由集結地進發。部隊頂風冒雪，按規定時間進入目的地，突然進攻蒙古軍[8]:515。當夜10時左右，中央縱隊進抵守軍蒙古營盤前3里處，與蒙古軍哨兵開火。四一九團一營立即向前推進，將蒙古營盤的守軍擊潰，佔領廟東南第一層山頭。左縱隊及右縱隊和騎兵縱隊在得知中央方向打響後，開始加快前進速度，雖地形生疏，但是士兵們很快已越過了百靈廟外圍的第一道防線，進入百靈廟周圍的山丘之內[1]。24日凌晨1時，雙方在百靈廟外圍的山群中激戰[39]。2時到4時，攻擊部隊深入各山的蒙古軍陣地，雙方戰線相互交錯。經過反覆拼殺，4時以後，戰鬥更趨激烈，綏軍陣地向前大幅推進，蒙古軍據工事阻擊綏軍，戰局進人苦戰狀態。綏軍於11月24日凌晨全部佔領外圍山頭[8]:515。到了6時，第四一九團及預備隊兩連向前突擊，炮兵隊也轟擊前進，第四二一團及預備隊一營連同鋼甲車隊向東南角推進。上午7時，東方放明，戰鬥更烈。戰事進入到膠着狀態，綏軍出現大量傷亡[1]。日機關特務長勝島角芳即組織蒙古軍據險死守[8]:515。
此時天已經開始放晴，如果再無進展，綏軍的攻城將會更加困難。綏軍指揮官孫長勝和孫蘭峰見狀，下達突擊命令[29]。此後孫蘭峰來到第一線親自指揮作戰，各方面也開始協同進攻。一番激戰之後進入鎮中，雙方展開巷戰[1]。同時綏軍炮兵集中各類火炮向東北、西北兩山的蒙古軍後方猛轟。傅作義急令孫蘭峰將山炮營推進至百靈廟東南高地附近，向女兒山射擊，並命令韓天春營長指揮裝甲車隊，配以汽車，共同向百靈廟東南山口衝擊[8]:515。隨後6輛汽車滿載步兵也由最大的土山口沖入。騎兵主力在廟北綏境蒙政會方向，雙方激戰後，守軍死傷大半，綏軍突破北山口，進入鎮中。日本少將銜特務機關長勝島角芳和偽第二軍日本顧問煙草谷、偽第七師師長穆克登寶等人乘車逃跑[41]，翻入溝內逃脫[8]:515。戰鬥持續到11月24日上午9時30分[1]，經過七上七下反覆爭奪，綏軍殲滅大部偽蒙軍，收復百靈廟[8]:515。
此役蒙古軍陣亡300人（一說七八百人[1]），被俘300人，傷600人[8]:515。綏軍繳獲大炮10餘門，機槍10餘挺，步槍600餘支，無線電台數部，彈藥一庫房，汽油500餘桶，白面2萬袋以及戰馬等[28]。綏軍方面，此役共傷亡300餘人[1]。
由於百靈廟在此之前被德王經營多年，傅作義等斷定德王不會輕易放手，必定會組織部隊反攻。同時因為日軍方面佔據空中優勢，為防止因剛剛佔領就被日軍飛機成隊轟炸造成大量傷亡，晉綏軍指揮部方面下令主力部隊先撤出百靈廟，等待下一步的指示[1]。11月28日，傅作義、王靖國、趙承綬在歸綏進行會商，並制定了作戰方案[1]。隨後，傅作義等人作出了相應的部署[21]。
按照預定計劃，攻佔了百靈廟的綏軍，除了留下劉景新團一個步兵營、兩個騎兵連駐守廟區，修補工事、注意警戒外，其餘主力於11月24日下午3時悉數撤回原集結地二份子鎮一帶待命。日軍飛機十架在部隊撤出後沒多久就開始輪番轟炸百靈廟，而綏軍僅被炸傷兩匹戰馬[1]。
田中隆吉隨即命令「大漢義軍」副司令雷中田率領金憲章、石玉山、葛子原、趙奎閣等部向錫拉木楞廟集結後，向百靈廟反撲。11月28日，大漢義軍一方面以汽車百餘輛陸續運援兵3000餘人至錫拉木楞廟，一方面由王英率所部騎兵2000餘人在11月29日和30日從商都以北繞過土木爾台，經草地向西進到陶林西北民地邊、黑山子一帶[8]:516。這時「大漢義軍」旅長石玉山、金憲章與傅作義方面建立秘密聯繫，準備隨時投靠綏軍，因而這兩部偽軍到達錫拉木楞廟後藉故沒有加人反攻行列。雷中田於是只率領葛子厚、趙奎閣等兩部偽軍1000餘人開始反攻。12月2日晚，田中隆吉命令「大漢義軍」副司令雷中田率偽軍反撲百靈廟[8]:516，以裝甲車10輛為先鋒，用汽車裝載1000餘名偽軍從大廟出發，並於次日凌晨6時趕到百靈廟附近[1]。
在此之前日偽軍經過飛機偵察，得知守廟部隊不足兩個團，且防守重點在東北面而疏於西南，乃決定先從西南方猛攻。綏軍在得知日偽軍動向後，立即命令孫蘭峰旅主力於12月1日晚進駐百靈廟，準備防衛戰；並令孫長勝率騎兵師七、八兩團由二份子、察察向烏蘭花推進，同時該師的第四團由集寧經大灘向烏蘭花急進，截擊王英騎兵[1]。12月2日，孫蘭峰第二一一旅迎擊日偽軍[8]:516。
12月3日凌晨3時，大漢義軍對綏軍陣地開始發動進攻，但是接連受挫。在百靈廟西南部的戰鬥當中，綏軍發起伏擊，大漢義軍當場陣亡上百人，被俘230餘人。此後大漢義軍進攻一直毫無進展，3時30分，西面大漢義軍約500人滯留在綏軍陣地前約3里外的一個之山凹內，劉景新團二營繞道側背後發起夾擊，大漢義軍死傷數十人，其餘向東南方向逃走。上午9時，傅作義部擊斃雷中田等500餘人，其餘偽軍與日本顧問逃去[8]:516。下午7時，綏軍發起反擊，日偽軍被擊潰，綏軍隨即追擊60里，擊散其掩護部隊後返回。此時已經是4日上午9時左右。此戰過後，200餘名偽軍被俘，日偽軍反攻百靈廟的嘗試徹底失敗。王英偽軍主力一部遭到嚴重打擊，致使錫拉木楞廟的日偽軍守備力量大為削弱，並將王英所部主力牽制於烏蘭花一帶，這就為綏軍發起攻佔錫拉木楞廟的戰鬥鋪平了道路，成為錫拉木楞廟戰役的序戰[1]。
錫拉木楞廟在百靈廟東面七十餘里，位於四子王旗北部。偽蒙軍第七師在百靈廟戰役遭到慘敗後，殘部退回錫拉木楞廟和布拉圖廟兩地休整。雷中田指揮的偽軍反攻百靈廟失敗後，殘餘潰兵也退回錫拉木楞廟。這時，德王為了保存其蒙古軍實力，又不願其基本武力第七師與大漢義軍同駐一處，特電令穆克登寶將蒙古軍第七師駐錫拉木楞廟的部隊調往布拉圖廟集中。但德王的這個命令當即遭到大漢義軍的日本顧問小濱大佐的強烈反對，蒙古軍第七師的日本顧問野峙也抽出軍刀進行威脅，強令穆克登寶聽從小濱的指揮。雖然穆克登寶俯首表示服從，但小濱、野峙對其卻不再信賴，並將偽七師所派的崗哨和警戒隊伍全部撒下，改換大漢義軍接防。於是，金憲章部擔任了錫拉木楞廟的防務，石玉山部負責廟南30里的哈拉伊力根的警戒[1]。
這時，「大漢義軍」旅長金憲章、石玉山，派人通過第三十五軍副軍長、前線總指揮曾延毅聯絡反正[8]:516。金憲章秘密派遣其參謀長前往歸綏，向傅作義接洽關於投奔的相關事宜，石玉山也暗中派人通過彭毓斌的關係轉赴歸綏請求被收編[1]。傅作義即以萬金相許，並提出先決條件：必須逮捕所有日本顧問加以槍決[8]:516。由於綏遠當局早在開戰前已設立專門機構和人員，加上日偽軍在紅格爾圖、百靈廟等幾次作戰中一敗塗地，軍心動搖，大漢義軍陣前倒戈的時機己趨成熟[1]。
12月4日上午，傅作義召集孫長勝，李思溫等舉行會議，決定了如下部署：派孫長勝為收復錫拉木楞廟前敵總指揮官，指揮騎兵兩個團、步兵李思溫團，並附炮兵一營、裝甲車四輛、汽車一隊，於當晚出動，收復錫拉木楞廟。另以四一九團為總預備隊[21]。此次作戰，準備以政治瓦解配合軍事進玫，以軍事為後盾，而盡力爭取以政治手段解決問題[1]。
當百靈廟守兵與大漢義軍反攻部隊激戰時，騎二師在烏蘭花東北三十餘里之南廂村、紅房子一帶與王英騎兵展開了激戰。王英率騎兵2000餘人，於12月2日前往武川東北之三原井村，並繼續進至庫倫圖村。騎二師在孫長勝率領下，以七八兩團連夜奔襲烏蘭花。12月3日清晨，騎二師在南廂村、紅房子一帶與王英偽軍開始交戰，將王英所部擊潰。王英騎兵向北面四子王府以東方向逃竄。這時，騎二師偵知大廟的大漢義軍部隊已向百靈廟進攻，於是拼向北追擊王英部，從而保證王英無法前往百靈廟參與進攻。12月4日拂曉，歸綏總指揮部根據東西兩線戰況，認為從百靈廟前線敗退的偽軍殘部和王英偽軍，極有可能在烏蘭花以北草地附近會合，乃決定抓住良好時機，調動軍力予以圍攻撲滅。鑑於當時前方僅有騎二師主力，步兵尚未趕到，難以合圍，遂電令孫長勝設法緩攻，以滯留王英偽軍，使其不竄不逃，以待綏軍全部進到前方。同時，傅作義又命令李思溫團乘汽車立即開赴烏蘭花，歸孫長勝指揮，參加攻奪大廟的戰役[1]。
12月6日，孫長勝指揮的騎二師兩個團及李思溫團，在四子王府北黃草窪一帶將王英偽軍截斷，獨立第七旅馬延守部所部兩個團亦奉命在烏蘭花以北向大漢義軍緊逼。王英所部退駐烏蘭花西北七八十里的黃陶瓦。這時，王英為求得喘息才機，以擺脫孫長勝師，派人帶信給孫長勝說：「我和孫大哥，我們老哥倆打什麼！我投日本不是真心，不過是騙日本人點槍炮彈藥。現在我要回包頭以北，請孫大哥借道給我」。孫長勝與王英有舊交，於是隨即派人持信去黃陶瓦面見王英，勸其反正，但是沒有效果[42]。
12月7日，李思溫團由烏蘭花出發，向石玉山部前哨駐地進攻，並成功消滅了一批大漢義軍。12月8日，李思溫團包圍了石玉山部駐地哈拉伊力根。經過聯絡，石玉山部1個旅、共3個步兵團當即宣佈在陣地加入綏軍。在大廟，12月9日凌晨，金憲章部也宣佈加入綏軍，其突擊隊100多人攻入日本顧問駐地。金、石二人率4000人倒戈一擊，將小濱大佐以下29名日本顧問全部逮捕並槍決，同時徹底殲滅偽軍第七師殘部[8]:516。金憲章部同時向蒙古軍第二師發動突襲，將其大部殲滅。10日，金憲章部第二師共兩個旅、2000餘人正式加入晉綏軍 - 新的番號為陸軍新編第二師，金憲章仍任師長。12月9日，傅作義下令收復鍚拉木楞廟，同時命令孫長勝騎兵師長途奔襲，將在小北號王英2000騎兵包圍解決，王英僅帶衛隊百餘人向北方草地逃走[8]:516。同日上午，李思溫團進佔錫拉木楞廟[1]。王英帶着殘餘楊守程、常子義部逃回張北，被日軍全部繳械。戰局於是急轉直下，大漢義軍張萬慶所部旅長安華亭率兩個團，團長王子修率一個團，共2300餘人，不等前往歸綏與晉綏軍接洽的代表返回，即於12月18日晨開往南壕塹以南，與綏軍取得聯繫，宣佈加入綏軍。南壕塹是綏東南部偽軍的根據地，張萬慶部主力加入綏軍後，「至是南壕塹一帶已無一匪軍」[21]。12月19日，大漢義軍昌存義部聞安、王已經投靠綏軍，即自動向興和移動，尾隨安、王兩部接受綏軍收編。至此，大漢義軍徹底覆滅[1]。
傅作義乘勝奪回商都，閻錫山覆電制止，說：「商都不屬晉綏管轄，與百靈廟原屬綏遠不同，我們若攻商都，恐日方有所藉口，會對晉綏不利。」[8]:516
12月15日，歸綏特務機關長羽山喜郎中佐向傅作義遞上日本關東軍最後通牒：要「傅作義撤出綏遠，開往山西，限二十四小時內答覆」[8]:516-517。傅作義說：「現在就可答覆，我是綏遠主席，邊防將領，守土有責，不放棄國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見也在所不懼。」[8]:517
綏戰前夕，全救會在上海組織了300多個宣傳隊共2000餘人上街進行抗日宣傳並為援綏募捐[13]。赴綏慰問團有80多個，以黃炎培為團長之上海各界綏遠慰勞團於1936年11月25日到綏遠，贈送慰勞金10萬元[8]:515-516。
上海婦女兒童前線慰問團在組織慰問團赴綏途中，一方面積極進行輿論宣傳，一方面組織募捐，到了綏遠後，又帶領慰問團到各地進行慰問演出，聯繫綏遠各界婦女，宣傳抗日思想，由於她們工作出色，得到前方將士的讚許，《綏遠日報》對她們的活動進行了大量的報道。此外，中國共產黨方面也組織了相當數量的各類團隊前往綏遠慰問官兵[43]。
此外，當時上海、北平、南京、廣州、香港、桂林、太原、青島、濟南、雲南、歸綏、無錫、南昌、南通、鎮江、靖江、安慶等地先後都建立了支持綏遠抗戰的組織；其他的學校團體、比如上海的大同大學、大夏大學、復旦大學，北平的輔仁大學、北平大學、北京大學，南京的計政學院，以及其他來自廣州、河南、廣西、松江、淮陽、湖南、歸綏、武昌、山東、廈門、揚州、鳳陽、鎮江的各級院校都有參與捐款和組織等活動；上海、南京和漢口等地的工廠也參與了捐款；此外，位於上海、香港、保定、南京等地的機關和團體也參與到了綏遠抗戰的支持行列；上海和南京等多所學校還組織了一日運動[44]。
綏遠抗戰的勝利促進了中華民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動中國抗日陣線的更快形成。戰爭最終以晉綏軍大獲全勝而告終，大漢義軍在此次戰爭中幾乎全軍覆沒，並最終被撤銷編制，日本方面因為此次嚴重失利而減少了在總攻中使用日偽軍的次數[2]。
百靈廟大捷的消息於1936年11月24日傳出時，中國大陸各地報紙對此次勝利競先發出「號外」。北平、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的救亡團體，紛紛派出代表赴綏慰問。中共中央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於12月1日向國民政府和中國大陸各界發出「關於綏遠抗戰通電」，「要求南京政府增援綏遠前線」，「施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通電同時號召「全國人民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職業，更親密的結合起來，……自動的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如救國會、後援會、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慰勞隊、募捐隊等，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抗日力量，援助現在綏遠堅決鬥爭着的英勇將士。」[45]
百靈廟大捷也促使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趨向強硬。百靈廟戰役勝利結束的當日，國民政府就致電德王，斥其輕啟戰禍，並指出百靈廟為綏蒙區域，應尊之前的指令，一律遷出。11月27日，偽滿外交部與關東軍共同出面發表公告，聲稱如綏遠之局勢危及「滿州國」之「安寧秩序」，則日本與「滿州國」當局，不得不取適當辦法，以「防患於未然」。該公告結語宣稱：「日軍事當局，因盼望內蒙之成功，故對於足以妨害『滿洲國』之事變，不能漠不關心。」對此，南京外交部於11月28日以談話形式發表聲明，「此次蒙偽匪軍大舉犯綏，政府負有保衛疆土，戳亂安民之責。不論其背景作用為如何，自應予以痛剿。此為任何主權國家應有之行為，第三國無可得而非議」，公開駁斥了日本方面的指責[45]。同日，蔣介石派陳誠到綏遠，命令傅作義迅速停戰，「打到一定程度，要適可而止」[8]:516。傅作義加緊擴充民團自衛隊為國民軍，修建國防工事，舉行防空演習，迎接全面抗戰[8]:517。
隨後，蔣介石在11月30日公開讚揚百靈廟抗戰，說：「百靈廟之收復，實為我民族復興之起點，亦即為我國家安危最大之關鍵」[40]。關東軍接到歸綏特務機關長羽山喜郎中佐報告後，擬由日軍駐熱河第7師團帶領偽軍再度反攻，由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日本軍部與關東軍激烈爭吵後，才暫時中止行動[8]:517。
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都再也沒有動用過偽軍來對國軍或共軍發動過類似於綏遠抗戰的大規模進攻[1]。同年，「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成立。
1939年9月1日，日本人將「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3個政權合併，在張家口成立「蒙古聯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稱「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1945年8月19日，蘇軍佔領德王府，8月23日，八路軍攻克張家口，「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宣告結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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