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埃德加·賀夫(英語:John Edgar Hoover,1895年1月1日—1972年5月2日),美國聯邦調查局改制後的首任局長,亦是該單位任期最久的首長[註 3]

Quick Facts 約翰·埃德加·賀夫, 第一任聯邦調查局長 ...
約翰·埃德加·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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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約翰·埃德加·賀夫
第一任聯邦調查局長
任期
1935年3月23日—1972年5月2日
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哈里·S·杜魯門
懷特·艾森豪威爾
約翰·甘迺迪
林登·詹森
李察·尼克遜
副職克萊德·托爾森
前任本人
改組前,調查局長
繼任路易斯·柏德烈·格雷三世英語L. Patrick Gray
第六任調查局長
任期
1924年5月10日—1935年5月22日
總統卡雲·古列茲
夏拔·賀夫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前任威廉·伯恩斯
繼任本人
改組後,任聯邦調查局長
個人資料
出生約翰·埃德加·賀夫
(1895-01-01)1895年1月1日
 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逝世1972年5月2日(1972歲—05—02)(77歲)
 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墓地美國國會公墓
父母老迪克森·內勒·賀夫[註 1]
安娜·瑪麗·沙伊特林[註 2]
學歷Cardozo Education Campus英語Cardozo Education Campus
母校喬治華盛頓大學
1916年法學士
1917年法學碩士
宗教信仰共濟會
簽名Th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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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夫在第二次紅色恐慌期間有着重要的影響,然而他同時也支持着具有爭議性的麥卡錫主義的發展,也曾打壓批判過包括馬田·路德·金恩等重要民權人士。在他任內也發生包括甘迺迪遇刺案,以及1971年其任命為副局長的馬克·費爾特舉發的水門事件

生平

早年生活

賀夫於1895年新年生於華盛頓特區的一個家庭中,其母為安娜·瑪麗·沙伊特林(Anna Marie Scheitlin),是瑞士僱傭軍的後裔,其父為老迪克森·內勒·賀夫(Dickerson Naylor Hoover, Sr.),成長於華盛頓特區東市集英語Eastern Market, Washington, D.C.,有英國和德國血統。賀夫在大學時曾在國會圖書館工作[1],並加入了卡帕阿爾法兄弟會英語Kappa Alpha Order。1917年,賀夫從喬治華盛頓大學獲得法學學位畢業。在攻讀學位期間,他逐漸對紐約市郵政督察安東尼·康科姆斯托克的事業產生興趣。科姆斯托克曾長期致力打擊欺詐和不道德行為(還有色情節育)。賀夫早期被認為效法科姆斯托克,在打擊犯罪時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並且偶爾為此違反程序。

聯邦調查局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賀夫在司法部找到了工作。他很快就被提升為敵國公民登記部門(Enemy Aliens Registration Section)的負責人。1919年,他成為司法部新成立的總情報部門主管。1921年,他成為調查局的副局長,1924年,司法部長任命他為代理局長。總統哈定去世,上任調查局長威廉·J·伯恩斯英語William J. Burns捲入茶壺山醜聞案

1924年5月10日,古列茲總統任命賀夫為調查局的第六任局長,此時的調查局有650名僱員,其中包括441名特別專員。1935年7月1日,調查局改制為聯邦調查局,賀夫繼續擔任局長,直到1972年逝世為止。

作為一個領導,賀夫以其反覆無常的性格聞名;他頻頻解僱那些在他看來「像個白痴的卡車司機」或者是「榆木腦袋」的人[2]。他還常常將觸怒自己的調查員派去執行瑣碎的任務,讓他們永無出頭之日,抑或是調換他們到新的單位,這些單位往往宣告調查員們職業生涯已盡。梅爾文·珀維斯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憑藉30年代抓捕和粉碎幫派勢力的行動成為局內能力最強的調查員,並為公眾所熟知,但對此頗為妒忌的賀夫隨即以職務調遣為名把他趕出了聯邦調查局[3]

與犯罪團伙的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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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賀夫(左側)銬住路易·布切爾特(中間),與另一名男子共同戒護下走出法院門口,攝於1939年或1940年[註 4]

三十年代初,中西部地區頻發的銀行搶劫案困擾着當地執法部門。這些搶劫案是多個犯罪團伙所為,憑藉着火力優勢和撤離迅速,他們屢次逃脫了法律的制裁。而更令有關部門懊惱和尷尬的是,由於那時的銀行經常因債務問題將農民搞得家破人亡,因此搶劫銀行被大眾認為是正義之舉。這種觀念發展到極致時,公眾甚至奉這樣的亡命之徒為平民英雄,他們時常見諸報紙頭版,得到廣泛關注。其中最突出的是約翰·迪林傑,他因多次成功的搶劫銀行、越獄和逃脫警察追捕行為而出名。政府官員懇求華盛頓能夠協助他們制止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事實上,當時的搶匪們經常駕駛偷來的汽車跨越州界,這種行為屬於聯邦犯罪行為,聯邦調查局也因而獲得了追捕他們的授權。不過,事情並未按預想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與迪林傑團伙的交鋒中,聯邦調查局方面屢屢失誤。

在一次清剿行動中,聯邦調查局突襲了藏身於威斯康星州曼尼塔沃什水畔「小波希米亞農舍」旅館中的迪林傑團伙。可是結果非但沒能抓捕到犯罪團伙成員,反而致使一名調查員和一名無辜平民死亡(被調查員誤殺),另有兩位卡車司機受傷。賀夫意識到自己必須果斷行動,於是出動全部力量去逮捕罪犯。賀夫特別將逮捕重點放在迪林傑上,因為他認為迪林傑無法無天的行為是對他和他的部門進行的直接羞辱。在1934年7月底,芝加哥分部的行動負責人梅爾文·珀維斯得到了迪林傑行蹤的線報,並成功在傳奇劇院門口將其擊斃。

約翰·迪林傑、埃爾文·卡皮斯和「機槍手」凱利等不法分子及銀行搶匪相繼被調查局逮捕或射殺,這些行動之後廣為流傳,推動調查局權責範圍的擴大並促使其在1935年更名為「聯邦調查局」。1939年,聯邦調查局在國內情報領域獨佔鰲頭。賀夫進行了一些改革,例如擴充及合併鑑識部的指紋檔案,建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指紋庫[4][5]

賀夫在擴大聯邦調查局的人員招募方面也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他還於1932年協助創建了聯邦調查局實驗室,用來檢驗探員找到的現場證據。

對於顛覆者和激進人士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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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處於第一次「紅色恐慌」時期的政治漫畫,此幅漫畫最早在1919年的一張報紙宣傳畫像,之後於美國田納西州謝爾比縣孟菲斯四處流傳。圖上的文字寫着「我來了,被壓迫的各位」,並依一般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刻板印象畫了一名擁有大鬍子的角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後,美蘇冷戰局面越陷僵局,使得這一畏懼共產主義擴張的思潮普遍存在美國民眾心中。

賀夫對政治顛覆者頗為擔憂,在他的領導下,聯邦調查局秘密調查疑似顛覆者和激進人士達數萬人。賀夫經常會誇大這些所謂「顛覆者」的威脅,還曾多次不惜越權以消除這些威脅[6]

聯邦調查局的確在針對顛覆者和間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奎瑞案(Ex parte Quirin)卻是一個失敗的例子。1942年,德國潛艇U-boat運載兩個納粹特工小組共八人分別在佛羅里達州長島秘密登陸,意圖在美國國內進行破壞活動。直到其中的一人主動聯繫聯邦調查局並坦白了一切後,這些人才落網[7]。儘管如此,總統杜魯門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個國家有理由為我們的安全機構感到驕傲,並對它們充滿信心。他們使得我們可以在二戰中近乎免於暴亂和間諜的干擾。」

賀夫對於顛覆行為的擔心還有另一個例子,這就是薇諾娜計劃。聯邦調查局繼承了戰前和英國的一個合作項目,對蘇聯間諜在英國和美國的活動進行監聽。賀夫截獲了這份美國最高秘密情報,將它放在自己辦公室的保險箱裏,卻沒有告訴當時的總統杜魯門、總檢察長道格拉斯·麥克格雷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馬紹爾中的任何一人。直到1952年,他才告知中央情報局有關薇諾娜計劃的信息。

根據2007年解密的文件顯示,賀夫曾開列了一份包含12000位對國家不忠的嫌疑人名單。為了制止這些不忠行為,賀夫凍結了他們的人身保護令。賀夫在韓戰爆發時向杜魯門提交了他的計劃,但沒有證據顯示杜魯門有意願批准[8]

反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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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賀夫,攝於1961年9月28日。

1956年,賀夫因美國最高法院限制司法部起訴政見不同者,尤其是共產主義者的判決感到愈發沮喪。也正是此時,他打着「反諜計劃」的幌子,開展起一個骯髒的秘密項目[9]。該項目在1971年被曝光前,始終運作着。這次醜聞使得賀夫領導下的聯邦調查局因此遭到了自成立以來最尖刻的批評。反諜計劃最早被用來瓦解美國共產黨,後來又被用來對付諸如黑豹黨馬田·路德·金組建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三K黨美國納粹黨以及其他團體。它的破壞手段包括滲透、盜竊、非法竊聽、偽造文件和散佈針對目標組織主要成員的謠言[10]。一些作家認為聯邦調查局在反諜計劃中運用的手段還包括煽動暴力和謀殺[11]

1975年,反諜計劃受到愛達荷州共和黨參議員法蘭克·丘奇領導的丘奇委員會調查。最終,該計劃被宣佈為非法和違反憲法[12]

通過收集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物,尤其是政客的不光彩且可能造成傷害的信息,賀夫積累了巨大的實力。據前訟務次長羅倫士·賽博曼(1974-1975年在任)稱,聯邦調查局局長克羅倫士·凱利認為這些文件並不存在或者早已被銷毀。1975年1月,在《華盛頓郵報》披露此事後,凱利在他的外間辦公室中找到了這些文件。國會司法委員會要求賽博曼就此作證。一項由大衛·加羅主持,針對賀夫的文件的廣泛調查表明,賀夫、繼任者威廉·沙利文以及整個聯邦調查局都應對此負責。

1956年,即賀夫將馬田·路德·金作為目標數年前,他和一位來自密西西比州芒德拜龍的民權領導人T.R.M.侯活曾公開交鋒過。在一次全國巡迴演講中,侯活曾批評聯邦調查局在對喬治·W·李(George W. Lee),蘭默·史密夫(Lamar Smith)和艾莫特·泰爾(Emmett Till)的種族謀殺偵查上存在失職。賀夫不僅給媒體寫了一封公開信,稱這些說法都是「不負責任的」,還暗中取得了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ACP)的律師瑟古德·馬紹爾的協助,損毀侯活的名譽。

對黑手黨和民權組織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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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賀夫於華盛頓特區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照相,攝於1967年7月24日。

五十年代,知名記者積·安達臣曝光了黑手黨有組織犯罪網絡的龐大勢力範圍後,有關賀夫不願意集中聯邦調查局資源對付黑手黨,甚至刻意淡化其威脅的相關證據被媒體和批評者拿來攻擊他。賀夫為此採取報復行動,對安達臣展開騷擾並且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他針對那些和顛覆分子保持聯繫的民權組織成員所採取的行動還導致了意圖名譽誹謗的指控。女演員珍·瑟伯格(Jean Seberg)和馬田·路德·金就是很好的例證。傑庫琳甘迺迪回憶說賀夫曾告知總統金要開一個性派對,還曾告訴羅拔甘迺迪,金在甘迺迪總統葬禮時發表不敬之詞。

賀夫親自指揮聯邦調查局對甘迺迪遇刺案進行調查。眾議院調查暗殺專門委員會於1979年公佈了一份調查報告,批評了聯邦調查局、華倫報告以及其他部門的表現。該調查報告同時還批評了聯邦調查局不願意徹查遇刺案相關陰謀可能性的做法[13]

晚年生活和死亡

總統杜魯門約翰·甘迺迪林登·詹森均考慮過要將賀夫撤職,可是都因為覺得此舉的政治成本或許會難以承擔而作罷[14]。賀夫在國會中一直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1972年,賀夫因高血壓逝世[15],聯邦調查局的指揮權轉到副局長克萊德·托爾森手中。不久之後,李察·尼克遜總統任命路易斯·柏德烈·格雷英語L. Patrick Gray,一位沒有聯邦調查局工作背景的司法部官員擔任執行局長,而馬克·費爾特留任副局長。擔任聯邦調查局的要職被認為是最終導致費爾特成為「水門事件」秘密線人的原因。

身後

賀夫曾擔任華納兄弟公司1959年電影《調查局故事》(The FBI Story)和1965年一部長期播映的衍生電視連續劇《聯邦調查局》(The F.B.I.)的顧問,以此確保華納兄弟公司的影片中對於聯邦調查局的描寫比同時期的其他犯罪類戲劇更加正面。

1979年,由參議員李察·史威克英語Richard Schweiker負責的國會暗殺調查專門委員會(HSCA)重啟對甘迺迪總統暗殺事件的調查。該委員會認為賀夫領導的聯邦調查局「在調查總統被陰謀暗殺的可能性方面存在失職」。委員會更進一步認為聯邦調查局「缺乏同其他部門信息共享的機制」[16]

位於華盛頓特區的J.埃德加·賀夫大樓(現為聯邦調查局總部)是以賀夫的名字命名的。由於賀夫本身頗具爭議性,所以常常會有提議改名的聲音出現。2001年,參議員哈里·瑞德曾聯署要求去掉大樓上賀夫的名字。他宣稱:「聯邦調查局大樓上賀夫的名字是一個污點」[17]。但該提議並未被參議院採納。

著作

約翰·埃德加·賀夫是很多書和文章的署名作者。儘管普遍認為所有這些都是由聯邦調查局僱員代筆的[18],但賀夫享有所有的讚譽和著作權。

獲獎與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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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國會公墓中的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賀夫之墓,攝於2008年。
  • 1938年,賀夫在為俄克拉何馬州浸會大學畢業典禮演講時,接受了該學校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20][21]
  • 1950年,英國國王喬治六世授予賀夫大英帝國勳章和榮譽騎士頭銜。他因此可以在名字後署上字母KBE,但由於他是美國公民,不能使用「爵士」頭銜。
  • 1955年,賀夫被總統懷特·艾森豪威爾授予國家安全獎章(National Security Medal)。[22]
  • 1955年,賀夫被共濟會授予33級會員資格,並在1956年獲得其最高認可——大榮譽十字(Grand Cross of Honour)。[23]
  • 1966年,他獲得總統林登·詹森授予的傑出貢獻獎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以表彰他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時的表現。
  • 華盛頓特區的聯邦調查局總部約翰·埃德加·賀夫大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 賀夫死後,國會通過決議,允許他的遺體在國會山圓形大廳里供人瞻仰,這種榮譽在當時只授予給過另外21個人。[15]
  • 國會還通過決議,刊印一份紀念手冊來追思賀夫。《約翰·埃德加·賀夫:美國國會紀念頌詞以及與他的生活和工作有關的文章和社論》(J. Edgar Hoover: Memorial Tributes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Various Articles and Editorials Relating to His Life and Work)於1974年出版。

爭議與批評

賀夫生前在美國民眾中聲望很高,但是死後有關他的爭議卻越來越激烈。許多批評者認為,他的行為已經超出了聯邦調查局的職責範圍[24]。他利用聯邦調查局騷擾政治異見者和政治活動分子,收集整理政治領袖的秘密檔案[25],還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證據[26]。也正是由於賀夫掌管聯邦調查局時間過長且富於爭議,自1972年起聯邦調查局局長任期限制為10年,由總統提名再經參議院確認任命[27][註 5]

個人生活

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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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埃德加·賀夫與他的助手克萊德·托爾森(Clyde Tolson,位於照片左側)一同坐在洛杉磯一處海灘的躺椅上,攝於1939年。

賀夫終身未娶,而最晚從1940年代開始,就有關於他是同性戀的傳聞[28]。聯邦調查局的副局長,同時也是其繼任者的克萊德·托爾森被認為是他的戀人。[29]

一些傳記作者曾試圖澄清賀夫同性戀傳聞,特别強調賀夫與托爾森發生關係的可能性不高[30];而其他人則認為兩人極有可能產生戀情,甚至可以說是「確信無疑」的[31];另外還有人提到了謠言,卻沒有表達自己的意見[32]。賀夫將托爾森描述成他的「另一個自我」(alter ego):一個不僅可以在白天一起親密無間的工作,而且還可以一起吃飯,一起逛夜店,一起度假的人[29]。這種極度親密的關係常常被拿來當作兩人是戀人關係的證據,一些了解他們的聯邦調查局僱員,例如馬克·費爾特(Mark Felt),表示這僅僅是兄弟情誼。在賀夫死後,托爾森繼承了他的房產,搬入其中,也正是他接過了覆蓋在賀夫靈柩上的美國國旗。托爾森在國會公墓(Congressional Cemetery)的墓地與賀夫的僅有數碼之遙。

曾在1950年代協助賀夫調查共產主義者的羅伊·科恩律師,他本人也是一個未出櫃的同性戀者,認為賀夫對自己的性取向十分恐懼,以至於不能嘗試擁有正常的性生活或感情生活[14]。據傳科恩曾稱穿女裝的賀夫為「瑪麗」(Mary)[33]

在其1993年的傳記《官方的及秘密的:賀夫的隱秘生活》中(Official and Confidential: The Secret Life of J Edgar Hoover),安東尼·薩默斯引用目擊者蘇珊·羅森蒂爾(Susan Rosenstie)的話,稱曾看到過賀夫在1950年代時着異性裝扮;她說自己曾兩次親見賀夫穿着有花邊的蓬鬆黑裙、長筒襪、高跟鞋以及黑色鬈假髮,出現在同性戀群交派對中[3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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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聯邦調查局(FBI)總部─約翰·埃德加·賀夫大樓,該大樓自1975年開始正式啟用,建築物外觀設計採典型的粗野主義

薩默斯還說,黑手黨曾經敲詐過賀夫,結果使賀夫不願意採取積極行動遏制其有組織的犯罪。儘管未被證實,有關賀夫有易裝癖的說法卻廣為流傳,「J·艾德娜·賀夫」成為了電視、電影或其他地方的笑談。用作家湯馬士·多亨迪(Thomas Doherty)的話說,「在美國流行文化中,胖胖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可能成為克里斯汀·約根森(Christine Jorgensen,首個廣為人知的變性人)的說法實在是太誘人了,不能不讓人細細品味」[38]。大多數傳記作家認為在當時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黑手黨的情況下,敲詐的說法實在不足採信[39]杜魯門·卡波特曾幫助散佈這些謠言,而他則說過,自己更感興趣的是激怒賀夫,而不是檢驗這些傳言的真假[14]

賀夫追蹤並威脅任何對於他性取向含沙射影攻擊的人[40]。他還散佈毀滅性的、無根據的謠言稱,阿德萊·史蒂文森是同性戀,陰謀破壞自由政府1952年的總統選戰[40]。他的大量秘密文件包含了對於伊莉諾·羅斯福傳言是同性戀人的監聽材料,被猜測是意圖用來進行敲詐的[40]

前蘇聯的公開檔案中有證據表明,蘇聯為了達到詆毀美國的目的,運用同性戀傳言來詆毀賀夫。左翼使用有關賀夫同性戀行為及關係的相關報告,目的是質疑他的恐同行為[41]。為了解釋其明顯自相矛盾的行為,人們認為賀夫是很典型的內在性恐同者,他對自我的厭惡解釋了他一面迫害同性戀者,一面又是同性戀者和易裝癖者的原因[41]。反對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賀夫是他那個年代的產物,認為同性戀屬於「私生活」,這與50年代開始的「有權利選擇」運動潮流相悖;賀夫對待同性戀權利運動組織與其他異見團體的看法一樣:它們都是對聯邦調查局的威脅[41]

賀夫的傳記作者李察·漢克並沒有專注於賀夫的同性戀傳聞[42],而是爆料說賀夫和女演員多蘿西·蘭默英語Dorothy Lamour在20世紀30年代晚期至40年代早期曾有過交往。在賀夫死後,蘭默也並沒有否認自己在兩次婚姻之間曾和賀夫有過戀情。漢克還爆料說,四五十年代時,賀夫曾經常同舞蹈家兼演員珍姐·羅渣士之母萊拉·羅渣士(已離異)一起出現在社交場合,以至於很多他們共同的朋友認為他們最終會結婚。作為總統林登·詹森特別助手且私交甚密的荷里活資深說客積·瓦倫蒂儘管曾和詹森的私人秘書有過兩年的婚姻,仍於1964年受到FBI關於他和一位商業攝影師是否有同性關係的調查。《華盛頓郵報》根據陽光法案得到相關資料並報道了此事[43]

相關軼事

軼聞

在著作《無處左轉》中,前調查員約瑟夫·L·史葛將賀夫描述成一個嚴厲且偏執的老人,他令所有人感到恐懼。例如,史葛稱,賀夫喜歡在備忘錄的頁邊空白處批註,當備忘錄的頁邊太窄時,他批註道:「注意邊界(Watch the borders)!」沒有人敢去問他這樣寫是什麼意思,而是派人去詢問邊界巡邏隊在美加和美墨邊界是否有異動。直到一周後,總部的一個職員才明白這句話是指備忘錄的紙邊太窄[44]。史葛還說,那一段時期錯誤增加的邊境活動最終導致了美國共產黨領導人格斯·霍爾被捕。

影視形象

約翰·埃德加·賀夫作為戲劇角色曾多次在電影和電視中,其中比較著名的有:

註釋

參考資料

參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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